郑杭生: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与中国社会学美好明天

——在2007年7月20-22日举行的中国社会学会2007长沙年会上的主题发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44 次 更新时间:2008-06-28 14: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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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杭生 (进入专栏)  

  

  所谓“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指我们社会学对社会现象的分析研究要有这样一种精神或态度,即通过反思批判这样一种理性思维活动,实事求是地肯定该肯定的东西,否定该否定的东西,并根据这种分析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和方案,以增促社会进步,减少社会代价。这种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是肯定和否定的辩证统一,它既不赞同“否定一切”的颠覆性或毁灭性的变味批判,又不赞同“肯定一切”的无反思批判的盲从态度。这里,反思和批判并用,是想强调两者的某种相对区别,反思主要是对我们人和人类自己的反思、检讨;批判主要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审视。人和人类,社会现实,既有真善美的一面,又有假丑恶的一面,需要通过反思批判,来发扬广大前者,抑制减缩后者。

  我的主题发言选择《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与中国社会学美好明天》这个题目,是因为越来越认识到,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对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复杂的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对推进中国社会学自身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对缺乏人生经验和社会经验的青年社会学子茁壮成长和成就事业的重要性。同时,选择这个题目,还与我们最近研究19世纪、20世纪和新世纪的学术趋势有关。因此,我想简要地讲下面三个问题:

  一、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与三个世纪学术趋势启示:

  二、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与全面把握中国现实社会;

  三、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与中国社会学的健康发展。

  

  一、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与三个世纪学术趋势启示:

  

  三个世纪学术趋势的启示,概括地说就是: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避免19世纪“大写建构”片面性和20世纪“大写解构”极端性的康庄大道。

  19世纪和20世纪是两个具有独特个性的百年:前者以建构“大写时代”为己任,后者则以解构这类“大写”为标志。有关人、理性、历史、意识形态的思考,构成了“大写”系列的几个主要维度。这两幅截然不同的画页展示着现代性本身的矛盾性:一方面,社会生产不断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类不断从自然获得自由;另一方面,经济市场化、利润和绩效至上、技术理性侵夺生活世界,人不断被工具化和手段化了。这一过程颠覆了人们对社会进步、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揭示了现代性的辩证性——原本充满希望的目标却转向了自己的反面,使起于正题的憧憬走进了反题的绝境。

  (一)19世纪“大写建构”的片面性

  19世纪是一个伟大的世纪。它构建了作为主体和历史型塑者的“大写的人”,作为现代知识体系的成型标志的“大写的理性”,作为普遍历史模型的确立象征的“大写的历史”,以及作为不同政治主张升华的“大写的意识形态”,即三大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沃勒斯坦[1])。这些主题性思想的形成、建构或登场,意味着现代性已驰入了自己的成熟期,也使得19世纪成了一个怎样也绕不开的永久记忆。

  但是,19世纪这些“大写建构”含有明显的片面性,包含种种矛盾和分裂。拿“大写的人”来说,现代人远远没有使“大写的人”成为普遍的和共享的,而是把自己区分成了两个不同部分——主体的、大写的人与非主体的、非大写的人。在现实中,具有主体身份的人是大写的人,他们是行动的先知,是具有完美理性的立法者,代表着人类的普遍利益,能够决定社会的制度安排、进行正确的决策,许诺人的自由和解放及民主、平等、进步等等。而非主体的、非大写的人在文明进程中没有显著的地位,他们的行动是由“大写的人”来决定的,他们常常处在现代社会的边缘,等待着被支配和被型塑,他们的存在意义仿佛只是印证大写的人的主体性。可见,这种“大写的人”不能不是片面的人。

  不仅如此,这种“大写的人”还表征了现代社会体系的不平等,譬如主体与客体、强势与弱势、上层与下层、中心与边缘,以及尊卑、贵贱等等这些区分,反映了现代社会的秩序、规则、制度及社会基本结构和利益关系中的不公正。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制度中的两大阶级间的对立,正是这种矛盾的经典而具体的缩影。马克思曾以阶级和异化理论的深入分析,揭示了劳动的分裂和人的本质的分裂,劳动者的非人化和劳动过程的异己性,使人丧失了作为人的尊严。正因如此,在现代性过程中促进“大写的人”的大众化和社会化,使之成为社会成员的共享权利,始终有着深沉的意涵。其实,促进“大写的人”的大众化和社会化,也是和谐社会建构所必不可少的。

  19世纪这些“大写建构”所含有的片面性和种种矛盾和分裂,如果在理论上更上升一步,那就是自由的悖论。在上述系列“大写”中,自由、公平和正义始终是基本的追求。关键的是,如果自由离不开强弱的区分、利益的博弈、强者的对决或纵横捭阖,那么自由无非是市场、竞争、利润、效益及最大化的另一表达。这样一来,“自由”的原意——自发的、自足的、绝对无条件的行动前提——也就不复成立。正以如此,康德这位“大写”系列的重要理论奠基者,看透了“自由”概念中的二律背反:自由既是自足的也是非自足的,既是合理的也是不合理的,同时意味着既是成立的也是不成立的。正是“大写时代”包含的这种深刻悖论,为下一个百年的极端性思潮播下了种子。

  (二)20世纪“大写解构”的极端性

  20世纪的思想领域与前一世纪反向而行,特别是最后的20年,对“大写时代”的反叛完全走向了极端。历尽艰辛得来的真知和成就显得荒谬了,已有的答案再度被划上了问号,严肃性的事物及意义笼罩着浓重的疑云,既有的一切似乎都成了问题。这意味着,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我们都面对着一个空前巨型的历史弯道。

  我们在福柯关于理智人与疯狂人的寓言中,看到了“人”的终结。他断言,人是近期的发明,并且正接近其终点;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2]。他认为:法律永远由非法行为所建构,法律允许某些非法行为并使之成为特权,容忍一些非法行为作为补偿或为统治服务,而禁止、隔离另一些非法行为[3]。所以,法律本身即是非法的,是战争的替代物;现代社会的权力、秩序、法律以及道德戒律都是缺乏理由的;意识、精神、文化现象都不过是一些偏见。福柯的逻辑把批判引向了极端,为了将现代以来的全部是与非彻底颠倒过来,他永远站在一切现行权力、体制、秩序、规范甚至法律的对立面,永远对现有主导性的思想、判断和话语采取否定的姿态。

  我们也在利奥塔关于“元叙事”已经过时[4]的断言中,看到了理性,即知识和真理的“终结”。利奥塔解构出思辨叙事、解放叙事、科学叙事、技术叙事等一组“现代叙事”,并通过科学的批判、技术的批判、知识的批判、真理的批判,加以全盘否定。例如,他认为所谓真理就是一种白色恐怖和专制统治,以貌似客观的话语来体现权力主体的意志,使社会群体区分为不同的“话语共同体”,制造出“我们”、“你们”、“他们”之间的鸿沟。利奥塔的论点对知识和真理造成了重创,对现代性的价值信念形成了深度震撼。然而,对任何可能的行动标准或准则的否定,使他的批判显示出极端的破坏性。在对现代性造成连续打击的同时,他的批判也褪变成一堆持续而混乱的反复发作。所以,当他把现代性送上终点之时,也断送了自己论点的合理性。

  我们还在福山等人的观点中,看到“历史的终结”的明确宣告。福山强调,历史必然走向终结,这是从基督教开始的所有世界普遍史中的“题中之义”[5]。与基督教不同的是,福山把最后审判日的超度定为自由民主原则和制度的普遍实现。同时,后现代主义对贯穿着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世界普遍史”提出了挑战。后现代主义者的批判极为激进,他们对世界普遍史中的基本预设给予了全面的“解构”。他们认为,以往的历史聚焦在统治者、决策者,充满了贵族式的偏见,把平民大众推到了史学的边缘。应当重新审度历史,重视作为生活史、大众史、文化史的历史,运用多元认识框架来叙述日益分化和多样化的人与社会。后现代主义者把现代性视为话语精英编制的宏大叙事,他们主张“碎化的历史观”,拒绝连续、一致、有序的历史图景,强调历史过程表现出的差异、断裂、混乱。

  我们还可以从“主义终结”中看到两种不同的含义。20世纪是一个“为主义而战”的世纪,从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二战及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高涨,到世纪末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形成了政治意识形态的三次剧烈摆动:左—左—右。两条主线的来回拉锯:自由主义的波动与社会主义的起伏,构成了基本的政治景观,并留下了“主义终结”的悬念。对于不同的学者,主义终结却有着相反的含义。

  福山主张,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当历史走到尽头时,自由民主便不会有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强劲对手[6]。在他看来,“历史的终结”即是“社会主义的终结”,1989年便是自由主义胜利的历史标志。但近年来,福山本人已从“历史终结”的极端立场步步退却,认为美国社会信任和社群生活的衰败从社会的大量变化中得到证实,美国人缺乏与周围人共享价值观和群体的观念[7]。他还看到,美国社会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文化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这种文化里,违反成了唯一保留下来的规则,必然导致“大分裂”[8]。

  沃勒斯坦的“自由主义终结论”是西方意识形态中的“另类”代表。他主张,1789~1989年的两个世纪是自由主义这一全球意识形态从胜利走向衰微、从兴起走向最终衰亡的时期。在他看来,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的解体等事件表明了自由主义的式微,当今时代已进入了“自由主义之后”。“1989年标志的不是自由主义的胜利以及资本主义的永恒。而正相反,是自由主义的垮台和那些力图保持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人们的巨大政治失败”。他提醒那些继续固守已经过时的自由主义立场的人,“两百年来我们徘徊在错误的道路上。我们误导了别人,但是首先我们误导了我们自己”。如果想对改变世界有所帮助就必须改弦易辙,“我们必须首先降低我们自己的高傲调门”[9]。

  总之,在20世纪晚期,现代性滑入了一个巨型的历史弯道,在这个百年终点上它引出了各种末世之感和灰色幻像,并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搅动起阵阵逆潮。理解这一点不仅有助于我们解释各种“终结论”,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获得思想的某种穿透力。

  (三)跳出历史弯道,进入康庄大道

  上述两个百年中几个基本维度的论争有助于我们解释以往、穿越弯道。与此同时,越是在逼近这个历史弯道的尾端的时刻,越是要承接从上游奔腾而下的各种思潮的冲击力。但是,越过这个历史大弯道的经历,终将使我们与既往时代区别开来。这里,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跳出这个历史弯道进入康庄大道的最佳途径。

  第一,只有这种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才能真正认识19世纪伟大贡献的同时,理解其建构的缺点在于它的片面性,而20世纪解构的合理方面是它多方面的揭示了旧式现代性弊端,但它自己的毛病在于它的极端性,这就给我们明示了摆脱这两端的出路。

  第二,只有这种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才能定位我们是处在同前两个世纪不同的新世纪、新起点上。尽管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否认其中的继承,但我们必须探索新路,而不能再重复19世纪建构的片面性和20世纪解构的极端性,特别是后者,还很有市场。但是,如果重复20世纪解构的极端性,自以为很激进,很超前,其实是落后了。

  第三,只有这种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才能真正区分上述影响在中国学术界的正面效果和负面效应。毋庸否认,上述两个百年中几个基本维度的建构和解构所表达的种种观点,对中国学界,包括对中国社会学界,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影响。梳理正面效果和负面效应是一件必须做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也是中国社会学的自主精神。

  那么,我们用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来看待上述人、理性、历史、意识形态四个主维,会有什么结果呢?

  第一,用这种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来看待人,就会知道,现在的人,既不是19世纪片面的人,也不是20世纪正在消失中的人,而是正在走向新的崛起的当代个人。从主体身份仅仅为一部分人拥有,到日益趋向为大众普遍拥有,既是现代性的一个基本内容,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指示器。使每一个人都获得充分的主体性有着深远的价值意义。这里,面对人的主体性进程的具体矛盾和冲突,盲目超越的乐观主义或者无所作为的悲观主义,都是缺乏现实依据的。抓住正在走向新的崛起的当代个人,我们就能理解我们过去的一些社会学原理必须有所改变,例如人的社会化必须有人的个人化来补充。这样才全面,才能在理论上自圆其说。

  第二,用这种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来看待理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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