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 胡翼鹏:敬天明德,设官分职:社会运行的理念和实践——西周时期的社会思想研究

——中国社会思想史系列论文之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96 次 更新时间:2008-06-27 10: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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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杭生 (进入专栏)   胡翼鹏  

  

  【内容提要】在西周的社会思想中,天是一切合法性的终极根据,也是一切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根源;德作为君主的品质和能力,既是敬仰天命的本质要求,也是君临下民的内在需求。天与德是王朝盛衰、社会治乱的深层背景,也是设官分职的内在依据。设官分职是推动社会有序运行的制度构建,三公、六卿既是官职,也是职能部门,分别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子系统,共同构成社会的基本框架。不同的部门各司其职,协调运行,使天下万民安定富庶。周人希望通过这些社会子系统发挥各自的功能,使社会在动态运行中保持平衡与秩序,进而保证周王朝久盛不衰。

  【关键词】天命;德;保民;设官分职;社会运行

  

  社会运行在古代中国历史时空的表现之一是王朝的继替,太史公曰:“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史记·高祖本纪》)即是指夏、商、周三代更迭的运行状况。尽管这个结论有太多的宿命色彩,却不幸印证了几千年来各个王朝继替更迭的一般趋势,治乱盛衰循环往复,周流不息。而周取代商之后,如何能够有效回避这种趋势,成为西周初期君王臣下的思考中心。

  

  一,绝地天通与天帝崇拜

  

  天圆地方、天道左旋是古人的观察宇宙星象的直观认识,也是他们认识社会、人生和生活的思维起点。不过古人对天地、宇宙的观察,并不是一种理性的知识,而是充满宗教信仰与神灵崇拜的意味。《尚书·吕刑》说,蚩尤作乱之后,社会混乱,酷刑泛滥。人们向上帝诉说苦难,“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②]人世的血雨腥风让上帝心生怜悯,于是命令重和黎断绝了天地之间的通道。绝地天通是上古人类社会的重大事件,从此人、神分离,只能通过专职的巫觋传达上帝的旨意。

  这段绝地天通的历史,乃是代代相传的故事,对于西周的君王和臣民来说也不过是历史记忆。那么如果没有断绝,“地天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吕刑》语焉不详,古人对绝地天通的说法也不甚了了,多是根据字面意思来想象与猜测。《国语·楚语》记载,昭王问观射父:“周书所谓重、黎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不然,民将能登天乎?”昭王所言的“周书”就指《吕刑》篇,他猜测绝地天通就是断绝天地之间的通道,所以进一步推论,如果没有“绝地天通”,下民是不是就能登上天庭呢?据说,上古人类确实认为天地交通,人可以登天,“按当时人的思想,天地相隔并不太远,可以相通,交通的道路就是靠着‘上插云霄’的高山。”[③]因而《吕刑》“绝地天通”的故事,实际上反映了远古先民的天、天帝、神灵信仰状况。在古人的思想观念中,上帝居于高高的天上,俯察大地上人世间的民生与秩序。[④]

  殷商时代虽然存在着多神信仰,但此时的信仰体系与原始宗教已不同。在殷墟甲骨卜辞中,殷商人不仅把神秘力量人格化,而且把它们大体组成了一个有序的神灵谱系。在这个谱系中,居于最高位置的神灵是“帝”。王国维认为,帝乃是“蒂”的初文,即花蒂之蒂。[⑤]甲骨文中帝的本义大体就是花蒂,詹鄞鑫指出:“古音与帝相近的字,多有根基、原始等义,如蒂表示花的基,柢表示(植物的)根基,底表示房屋的根基,胎表示人之所由生,始表示氏族之发源。”[⑥]所以在殷商人的观念中,上帝是众神之主,是万物之源。与人间的商王一样,上帝也有帝庭,其中有若干自然神为官为臣,施行其意旨。卜辞中出现的所谓帝史、帝臣、帝五臣正、帝五工臣等皆是上帝统属之下的天神之官,五臣正或五工臣可能就是泛指日、月、风、雨诸天神。[⑦]帝的权能遍布自然界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可以“令雨”、“令风”,控制风雨雷电,控制农作物生长和年成丰歉,主宰人类社会生活,甚至人间君主的命运。[⑧]

  那么,“帝”与“天”是什么关系呢?一种观点认为天、帝各有所指。郭沫若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文中说,“天”字虽然在殷商时代就有,但卜辞称至上神为帝或上帝,并未称之为天。把至上神称为天的用法应发生在殷周之际,故周初的书以及彝铭如《大丰簋》《大盂鼎》中,以天称帝的用法已屡屡出现。[⑨]陈梦家也认为,卜辞的‘天’没有作‘上天’之义的,‘天’之观念是周人提出来的,帝与天分别是商和周的至上神。西周时代才开始有了天的观念,周人以天代替了殷人的上帝。[⑩]也有人认为帝与天本质不同,天本来是诸神的居处之所,在上古万物有灵的观念作用下,天引申为泛化之神,是上帝、鬼神的集合体。天命是上帝、众神意志的统称、泛称,代表抽象的神权,是一种泛宗教信念。[11]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帝与天是同一神灵的不同称谓。早在宋代就有学者持这种观点,程颐说:“以形体言之而谓之天,以主宰言之谓之帝。”(《二程遗书》卷22)头顶上空的苍穹,天是其形体之名,帝是其主宰万物之称。《宋史·礼志》曰:“人之所尊,莫过于帝,托之于天,故称上帝。”故而陈来认为,在上古文献中,许多情况下天与帝等同,或可以互换,很难明确分别,商周世界观的根本区别,是商人对帝或天的信仰中并无伦理的内容,而在周人的理解中,天与天命已有确定的道德内涵,这种道德内涵以敬德和保民为主要特征。[12]

  同商人一样,周人对帝或者天依旧无限尊崇,《逸周书·商誓解》记载武王伐纣,十一次提到上帝,一处提到帝。据《史记·周本纪》,武王首次会盟诸侯,祭祀了主管战争的毕宿,且非常重视白鱼入舟和火流为赤乌等异常现象,表明周人同样热衷于各种神祗的护佑和各种征兆的暗示。葛兆光说:“西周人和殷商人一样,相信‘帝’在‘天’上,与人间一样,有一个由神祗构成的世界,它们在主宰一切。”[13]因此殷商甲骨文、西周金文及《尚书》中的天、帝,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在周人的言行中频繁出现“帝”,说明天是周人思想观念的终极根据,上帝时刻影响着他们的行动。

  

  二,天命无常与以德配天

  

  公元前1046年初,周武王率领军队长途远征,讨伐商纣王,仅仅一个月时间,崛起于西隅的方国小周就迅速消灭了大商而成为天下共主。这个成功似乎来得太快了一些,大大超出了周人的预期。在改朝换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殷、周过去的尊卑格局仍然深深地印在周人的心目中,他们似乎忘记了自己已经是大邦,仍然定格在“殷是大邦、大邑,而周是方国、小邦”的传统记忆中。

  在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中,都可见到周人的这种心态流露。《大诰》曰:“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宁王即是文王。《召诰》云:“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又曰:“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多士》曰:“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固厥乱,弼我。”又曰:“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天,大也。天邑商,即大邑商。《康王之诰》也说:“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在这些诰辞中,周人虽然自豪地宣示上天护佑周人,但是他们很久不敢忘记自己是小邦。出土西周青铜器铭文也有这种说法,如成王五年的《何尊铭》曰:“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14]在西周几代君主的意识中,始终铭记着“小邦周”代替“大邑商”的戏剧性转变,反思何以小邦可以轻易取代大国,大国何以会一败涂地?因而周人自称小国、小邦,应当不仅仅是思维惯性,更主要的是自警、自诫。周公教导康叔:“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酒诰》)告诫召公曰:“其汝克敬以予监于殷丧大否,肆念我天威。”(《君奭》)又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召诰》)反复强调要镜鉴前代的盛衰、治乱,反思桀、纣淫乱败亡的教训,承继禹、汤明德隆治的经验,故《诗·荡》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周人取代殷商,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构建统治秩序,进而永葆天命。在商周时代的社会思想中,天不仅决定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是人间帝王鼎命的根据,君主是上帝派驻人间管理下民的儿子。如史华兹的所言,高高在上的神——帝或天,与尘世中的普世性国王有着紧密的联系,天或帝这种高高在上的神,是人类秩序中普世性的君王在宇宙秩序中的对应者,而且君王与神之间也具有独一无二的关系。它处于整个王朝谱系的最高裁判者的位置,成为整个王朝延续所依赖的最高道德意志,变成了历史之神(God of History)。[15]周人承认,殷商曾经得到天命的眷顾,甚至殷商以前的有夏也曾受到上天的眷顾。灭商的前两年,武王渡河誓师,历数商纣的罪行后,强调商的先祖曾得到天命护佑:“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国。天乃佑命成汤,降黜夏命。”(《泰誓》)后来周公在训诰诸侯时也说:“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多方》)既然周人与殷商人一样相信,人间帝王的合法性来源于天或上帝的安排,那么为什么现在殷人失去了天下,而周人由一个地处偏僻的方国而成为天下共主,为什么天命会从殷商那里转向周人这里?

  武王、周公的解释是,周取代殷成为天下共主是天命所系,是上帝的刻意安排,与成汤革夏桀之命是一个道理。在周人的心目中,天是有意志、有感情、能够赏善惩恶的人格神,武王动员部下:“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牧誓》)周公强调:“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酒诰》)上天降下丧亡之灾,不再惠爱殷国,这是纣王骄奢淫逸咎由自取,而并非上天残忍。于是上天更换他的儿子,终止了殷人的福命,“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召诰》)周公宣称:“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王罚,敕殷命,终于帝”,上天降大命于周,周代替上帝惩罚纣王,终结殷商的寿命。纣王淫乱败德,失去了上天对他的信任和护佑。现在上帝选择了周王,于是周王听从天命,替天行道,取代纣王成为新的天子。周公一再申明:“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为,惟天明畏。”(《多士》)周人不断申述殷人丧失天命而周人被取代,一方面解释剪灭纣王的合理性,一方面在于昭告天下,周也是受命于天,受到上帝的眷顾,具有不证自明的合法性,“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酒浩》)

  周文王受命于天的辉煌业绩是周人的自豪记忆,《梓材》曰:“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康诰》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康王时的《大盂鼎铭》曰:“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16]《诗·大明》亦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上天过去嘉美文王,如今它仍将辅助文王子孙的伟大基业。正是祖宗与天帝的良好关系,周公、成王可以胸有成竹地申明,周人得到了天命眷顾,上天襄助我们成功宰制天下:“天閟毖我成功所。…天棐忱辞,其考我民。”(《大诰》)棐,辅也。孔氏曰:“言我周家有大化诚辞,为天所辅,其成我民矣。”这也表明,周王的权威就是上天的意志。实际上,天佑君王、王权天佑成为后来历代帝王宣示合法性的招牌,享有天命成为帝王的专利。明清皇帝颁布诰示或册命,诏谕的第一句话就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标明皇帝秉承天道的安排,具有无上的权威。元代诏书开首套语是蒙语音译:“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汉语译为“上天眷命”。朱元璋认为这种口气不够谦卑,于是改为“奉天承运”。[17]不过,无论如何措辞,王命、王权的终极依据是天和上帝的核心思想一以贯之。

  尽管周人相信天佑王命,也自认为取代殷商是天命安排,是上帝对周人的奖赏与信任,但是夏商易代昭示的历史经验,周灭商而王天下的现实经历,使周人感觉到,“天难谌”、“天不可信”,(《君奭》)天命不会无条件地永久授予一姓一族。他们追问,既然上天眷顾人间的帝王,但是为什么这种情感不能永久?天命为什么会转移?这种追问使周人意识到,天命眷顾不是随意的,而是有条件的,天对待君主们的态度建立在客观的、普遍性的行为标准之上。商代之所以丧失天命,乃是因为它在礼制和道义上的总体失败。[18]所以,周人在取得天下后并不能高枕无忧,而必须反思夏、商灭亡的教训,探索天命与王朝的真实关系。夏、商与周的更迭继替,使周人认识到天命不会固定于某一王朝,而是可以转移、变换的。天命转移固然可以将商灭夏、周代商的历史过程合理化,但也包含着这样的逻辑结果:周王朝也无法永据天命。事实上,周公对这种逻辑后果有充分估计,他说:“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出,《康熙字典》引《广韵》曰:“见也,远也。”又引《正韵》曰:“亦作黜、绌。”《玉篇》卷21曰:“黜,退也、贬也、下也、去也、放也、绝也。”虽然我们取代殷商承受天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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