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励生:哀悼日,一个重要而特殊的时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18 次 更新时间:2008-05-20 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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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励生 (进入专栏)  

今天中午,在肃穆中注视着屏幕上的北京新华门的三位升旗战士的升旗并降半旗仪式,我几乎泪流满面。不仅仅是为这次汶川大地震中我数万死难同胞,而且更为我们死难同胞的生命尊严得到的尊重。我跟全国人民一道默哀三分钟后,看到电视屏幕上反复叠印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肃穆默哀的镜头,心潮澎湃,情绪激动且难以自抑。

2008年5月19日-21日,国务院宣布确定为“哀悼日”,中央机关和全国各地与中国所有驻外机构下半旗,哀悼在汶川大地震中的死难同胞。这是一个无比重要的时刻,也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时刻。与此同时,这还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一个的政治大事件,甚至是亘古以来少见的政治大事件。

人民,只有人民的生命“大于天”,尽管他们曾经被认为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但是很长时间以来,“人民”是个复数概念,基本与个体生命无关,充其量只是个没有内容的“空壳”,尽管以“人民”形式命名的“单位”铺天盖地。“哀悼日”,意味着人民的生命,终于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得到了前所谓未有的空前大尊重。这是一种文明,一种正在深刻改变的文明,事实上只有真正文明的中国才可能在这个已经高度全球化的世界中立足,并发出我们强而有力的“大国”声音。否则,所谓“核心价值”叫得震天价响,不仅于事无补,甚至可能招来众多“扭曲的理解”。“形象工程”之所以靠不住,之所以劳民伤财,便是这个“主体性中国”形象既不可能是关起门来塑造的,也不可能是靠“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或者干脆就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对抗和抵制”之类能够生效的。我们只有在这个全球化语境之中,坚持多元对话与互动之中,在开放的立场和世界之中不断地变革自身,我们的所谓“核心价值”便将不证自明。

非常感谢像杨恒均先生这样的诸多公共知识分子,在年初雪灾以及之后的“西藏骚乱事件”、“奥运火炬传递风波”直至“汶川大地震”抗灾,杨先生均有一系列精彩的建言和建议,尤其是最后者对“外国救援队”入境的最初呼吁等,对生命的关怀和敬畏,其热切紧迫之情溢于言表;当然也感谢茅于轼、贺卫方以及赵国鸿等先生的关于设“哀悼日”并停止娱乐活动的倡议,最后者甚至写作有《建议国务院降半旗,宣布5月16日为国家哀悼日》(参见《天益》网站)的专文,其人文关怀与制度变革的吁求一样让人印象深刻。我不知道这些可敬知识分子们的真诚迫切的声音是否到达了国家的主要决策层,但我们清楚地看到“外国救援队”破天荒第一次被允许进入我们境内救灾,同时我们更是看到了由于此次对这个世纪大灾难的空前的透明报道跟进,中国的形象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全新的改写。我们当然要特别感谢我们可敬的总理温家宝先生,就现有体制的动员状况来说,温家宝总理总是第一时间每每出现在任何一个大灾难的前沿现场,对救灾本身、对人民、对军队、对地方政府等等,无疑均是最大的动员力量。也因此,温家宝总理也深得全国人民的爱戴。

然而,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风险社会正在越来越明显地侵袭到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岂止是雪灾、震灾还有一个接一个(难说又紧跟着而来)的洪灾,“股灾”、“金融危机”、“口蹄疫”、“核扩散”等等可能的灾难,都需要彻底改变我们的社会理论和决策机制与合作方式。单靠“民族国家”已经难以完全奏效,传统的组织形式正在面临巨大的挑战,尽管我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可能摆脱传统的社会组织和动员形式。也许我们需要即刻修正的便有“人民”的概念、“群众”的概念以及“亲民”的概念等等,“人民”的概念不再赘述,“群众”的概念已经变得很可疑:在革命的年代,也许群众需要政党的组织和宣传;在逐渐确立的现代性民族国家里面,就应该是国民或是大众,理想的状态当然应该是公民,否则就意味着“盲动”和“乌合之众”(关于这个问题,萧翰先生曾经对西方学者的阐述有过阐释,有兴趣的读者可网上搜索参阅萧翰先生相关文章);“亲民”的概念意味着不平等,就跟“父母官”的概念相近总有一种拒人于千里的高高在上屈尊俯就的味道,用温家宝总理的此次救灾阵前动员的极精彩的话说:“是人民养着你们的,你们看着办!”也就是说,既然是“公仆”就不可能是“父母官”,是“人民养着你们的”就不可再用“亲民”的概念。如果仍然沿用“亲民”的概念,老百姓当然就只有感恩戴德、山呼万岁的份了。众多的人无法理解为何每一场的救灾活动到了最后均成了“歌功颂德”的盛宴,其奥秘便在此。要知道,在传统社会里面,救灾活动往往是一次性的,传统社会结构足够支撑其成本和压力;而在充满风险的现代(后现代)社会里面,无论是救灾成本还是压力都将是传统社会结构难以承担的,如果我们仍然执迷于煽情的社会动员和纵情的歌功颂德循环,而并不讲究救灾的科学性、特殊规律性以及技术有效性和突变性、经常性、不可预测性等等,那么,我们的这个社会就仍然是个静止的社会、封闭的社会乃至停滞的社会。如果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愿意静止、封闭乃至停滞,且不说我们如何成就“大国”更不要说如何建构“主体性中国形象”,我们想在这个世界里发出真正能够让人尊重的“声音”都难,如果我们真的不觉得有时候我们的“怒吼”仅仅是“自取其辱”的话。

说到底,如果真的希望在世界上我们能够让人家看得起也即获得尊重,首先我们自己必须看得起自己,也即尊重自己的人民。只有“人民”真的站起来了,“中国”才会在全世界面前真正地站起来。

也便是基于此,我认定今次(5月19日-21日)的“哀悼日”不仅是个重要的时刻,而且是个特殊的时刻。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再仅仅是理想,在不远的将来就可能变成事实。

于2008年5月19日深夜(20日凌晨)匆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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