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文学离山西黑砖窑事件有多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98 次 更新时间:2008-05-03 02: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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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 (进入专栏)  

  

  1

  

  山西黑砖窑事件经媒体曝光以后,几次动笔几次没有完成这篇短文,原因在于要说的话太多,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六月十八日,也就是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及其他国家高层领导人相继就黑砖窑事件作出重要批示以后的第二天,《南方都市报》发表社评:《以国家名义捍卫文明底线》。这篇社评较为透彻地分析了这一必将载入史册的历史性事件在当下以至于很久远的未来的意义。

  下面是这篇社评的主要部分——

  截至昨日上午,山西、河南两省通过专项行动,共解救出了468名黑窑工,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这一数字,从侧面验证了这场灾难的规模。这一场人道的危机,以愤怒的民意推动,正演化成高层意志主导下的政治行动,要以国家名义,捍卫文明底线。这些天,我们亲见愤怒在全社会、各阶层燃烧。这人道的愤怒当中,也有敏感的抑郁,也有现实的忧心,还有难言的忌讳,但都无须掩饰。如果这愤怒,仍要克制,仍要掩饰,仍要辩证地指导,要么是社会的底线已经完全失去,要么是社会根本就没有底线。

  这些燃烧的愤怒,是社会底线失守的普遍疼痛,是进步幻觉中蓦然惊醒的惶骇——我们以为自己在向文明飞奔的路上,却发现竟是赤膊上阵,羞愧难当。社会尚未剥夺殆尽的羞耻感,是它仍然活着的生命自证。我们不能阻止它感到羞耻和愤怒。

  今日的局面,定要有人负责。这不容含糊,也无从商榷。许多人议论,许多人分析,写下各种各样的理据,要为事件找到出路。可是,这不是一道复杂的社会分析题,只是一道简单的文明判断题。那些普遍的愤怒,已经标定底线,也给出答案。

  社会创制法律,每一个乱法者都要伏法;公民委托政府,每一个玩忽职守者都必须解职。这是社会恢复秩序、维系信心的基本前提。

  在这场人道灾难中,无良的黑窑主、暴虐的包工头、邪恶的拐骗者、凶残的打手,一个也不能宽恕。还有那些官员,散漫的、失职的、贪腐的、丧失责任心的官员,没有理由强奸民意,霸权占位,必须接受道义的谴责与政治的追惩,以及民众和法律的问责。

  可我们的社会显然缺乏信心。甚至,这份无望的压抑,本身就构成今日愤怒的大部分。虽然这无声蔓延的愤怒,并未站定在公共舞台上朗声发言。可如果这澎湃的愤怒,仍要领受虚词和周旋,仍要观看敷衍和推脱,我们的政治恐怕会变成闹剧。

  我们努力呈现这压抑而扭曲的愤怒,只因感念社会前进全赖真实。尽管这真实,常常令人不悦。今天的事实,是只有政治高层确认的愤怒,才可以成为驱魔降妖的真实的愤怒。那么多失子家庭的父母悲呼,他们目睹暴行,直击残酷,他们的忍耐近乎悲壮。那么多民众同心呼应,他们痛斥践踏人权的恶人,更厌恨辜负民意的官员,他们的忍耐同样近乎悲壮。这种忍耐,本能地在渴望一种起码的政治尊重。

  现实需要回答他们,他们的忍耐是因为坚信,坚信这个制度仍在不遗余力地修复,修复他们因愤怒而塌陷的信心。

  在国家与公众之间,我们需要重申一些常识。个人之恶,从来就不曾消亡。国家之善,即在于以公共名义,遏制个人之恶。不得不承认,黑砖窑累积的罪恶,最刺人耳目的,并非个人之恶的极度暴虐。

  而是那些接受公民委托,担当保护之责的官员,如何背信弃义,如何临阵脱逃,如何自私自利,将垄断的公权败坏成为公民权利的惨剧。

  为骇人的山西黑砖窑写下结语,只能是个人之恶所叠加的公器之恶。为恶毒的人性,我们只留一声悲叹,为反噬其主的公器,却要喊出大声的愤怒。检讨人性,这是每时每刻的个人修为;检讨公器,却是此时此刻全社会必须要做的工作。

  那么多小心翼翼的愤怒,喧腾躁动,他们在彼此交谈,彼此相识。这愤怒必须被听到,必须被理解。在今日的公共生活中,它在等待来自政治的确认和回馈。民愤,以及平民愤,逐渐成为今日中国的政治游戏原则。愤怒,就此成为道义的武器,为民众参与,找到一条委婉的路线。也许要说,不幸的是,我们只有愤怒;也许要说,幸运的是,我们仍有愤怒。

  引用到此为止。

  

  2

  

  我要说什么呢?

  我要说的是:当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级官员、学者、新闻记者以及最广泛意义上的公众愤怒的时候,当这些人用正义和良知谴责反噬其主的公器,大声喊出愤怒的时候,作家在哪里?!文学在哪里?!艺术又在哪里?!

  我不知道它们在哪里。

  在屏幕和银幕上,我看到的是浅薄无聊的电视连续剧,是对所谓“红色经典”近乎玩闹式的改造或者重新包装;是形形色色的装疯卖傻;是大腕导演和演艺明星们对于公众智力明目张胆的欺辱;是与现实生活完全断离的所谓“主旋律”;是既没有精神内容又没有艺术内容的鸡肋,人们只能像消费病死猪肉那样消费它们,你别无选择。

  在戏剧舞台上,我看到的是摒弃大众生存状态于精神视野之外所谓“实验戏剧”,是活得无聊的两只狗的丑恶表演,是对现实几近于强奸和侮辱的歌舞升平的塑造,堆砌着的是连导演和演员自己也不相信的精神垃圾。

  在文学作品上,我看到的是被名利弄得神魂颠倒的人的胡编乱造,是近乎于集市一般混乱的招摇和叫卖(这甚至成为人们走向成功的唯一通道);是赢者通吃,是明星化了的作家、评论家志得意满的聒噪;是没有百姓日常生活、只有活得无聊的人在豪华酒店、在高尔夫球场的缠绵悱恻和无病呻吟;是发情男女在卧床上的生物性的情欲宣泄;是无良无德的人对读者极不负责任的公然挑逗和勾引;是貌似精神阳刚实则举而不坚的阳萎之作。

  在艺术创作上,很少有人用画笔、镜头、陶制材料以及任何艺术手段复制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实,很少有人把“人民”和人性作为自己的创作主题,很少有人把“现实主义”作为自己的精神指导……越来越多的人脱离思想,脱离内容,滑向轻松的不用承担任何风险的形式主义。种种怪诞的、变形的、堕落的艺术正在被大规模鼓励,就连罗中立的《父亲》那种含蕴着精神震撼的作品也被艺术家蔑视了,性和色情正在被用高尚和优雅包装起来,花花绿绿地从我们眼前招摇而过。

  假如这个时候把山西黑砖窑事件摆在他们面前,他们有能力辨析这个事件深处的历史和哲学的意义么?无法知晓事物的历史与哲学意义的人,又怎么能够把这个事物作为自己的艺术世界来进行创造呢?一个无能或者说拒绝创造有价值艺术世界的人,又有什么资格在艺术的殿堂接受民众的膜拜呢?

  现实是:他们就在那里,在远离黑砖窑的地方,在很干净的地方,呷着咖啡,悠闲地谈论着,他们不会让童工们的血污染他们高雅的话题,他们不会。

  

  3

  

  我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我也不认为中国的文学艺术全部都在躲避历史责任,事实上,有很多有良知的作家艺术家坚守着自己的灵魂高地,锲而不舍地做着历史要求他们做的事情,但恰恰是这些人,处境并不好,他们经常要为自己不合主流的思想而遭受挫折,他们的作品无法走向公众视野,他们无法构成更为健康的“主流”,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就只能是我上面所列举的那些软弱、堕落与庸俗。

  我在《当青春成为往事》后记中,曾经谈到一种文学见解,请允许我把它引述到这里。

  我回忆了二十年前对中国文学构成巨大影响的拉丁美洲文学——

  现在再来看中国文学接受外来文学(拉丁美洲文学)影响的那次大潮,就会产生更接近本质意义上的观感——那是一次基本上丧失内容或者说抛弃了内容的形式上的冲击,它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形式,却逃避和抛弃了拉丁美洲文学的精髓,其后果是中国文学不但没有“爆炸”,反而由于轻率地玩弄技巧大规模地失去了读者,文学的神圣光环被文学自身的骄狂和漫不经心熄灭了。谁该为此负责?当然不是那些进行艺术形式探索和表现的作家,也不是那些评论家连篇累牍的鼓噪,而是时代——你不能强求这些人去做时代不容许做的事情。实际上,那些先行的探索者是让人敬重的,他们的经验(哪怕是失败的经验)将滋润和营养后来的中国文学,这已经得到了证明。

  时代怎么了?它为什么不容许人们像拉丁美洲作家那样讲述自己的故事?我认为问题仍然出在传统上,政治传统、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决定着一个时代的精神走向,作家身在其中,不能不受其左右。

  我们稍稍回味一下拉丁美洲文学的渊源就会看到这一点。拉丁美洲文学固然植根于那片神奇的土地,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欧洲近代思想对于拉丁美洲历史和文化的深刻影响,换一句话说,是欧洲近代思想奠定了拉丁美洲作家观察世界的方式,在力图用全新的方式对这种观察作出反映的时候,他们发现了就在身边的神奇的现实。

  一种好的文学必定是与时代最先进文化和思想并驾齐驱的文学。这就造成了拉丁美洲文学独有的品格——深刻反映那个社会的现实生活,把人物命运全部放到社会舞台上来进行展现。所谓“魔幻现实主义”仅仅是一种外加的形式归纳,很多所谓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并不承认自己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家,而是宣称自己为“社会现实主义作家”。仔细注意一下就会发现,阿斯图里亚斯、略萨、马尔克斯、卡彭铁尔、鲁尔福、亚马多等所谓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都是积极涉入社会现实的作家,有的干脆具有政治家和文学家的双重身份。

  一位记者问马尔克斯:“最成功的小说应当什么样子?”

  马尔克斯的回答是:“最成功的小说是绝对自由的小说,是以其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深入现实的力量让读者忧虑不安的小说。”马尔克斯进一步强调:“如果它能够把现实翻转过来,让读者看到另一面的情形,那就更好了。”

  这或许可以说明,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干预,在历史与时代的舞台上展示人物内在命运,正是拉丁美洲文学发生“爆炸”的根本内在原因。

  不幸的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忽略或者回避了拉丁美洲文学的这一特性。

  我在这篇文章中指出:现在是强调这一特性的时候了。

  然而这有用么?当山西黑砖窑事件横亘在我们面前而我们仍旧装聋作哑的时候,当浅薄和无聊被继续大规模鼓励的时候,当文学艺术继续被要求“营造”某种氛围的时候,对这一特性的强调究竟有多少实质意义呢?

  我很怀疑。我只能继续认为“问题仍然出在传统上,政治传统、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决定着一个时代的精神走向,作家身在其中,不能不受其左右。”在这个意义上,对作家、艺术家的指责,是不公正的。

  

  4

  

  我曾经说过,作家有时候要像西西弗那样固执和坚韧,否则你就会和巨石一道滚下山去。然而,仅仅是说说而已,并且是仅仅自己说一说,其它没有任何意义。

  我只能说我不愿意滚下山去,至于别人滚不滚下山去,或者在滚下山去以后从事什么勾当,从来就不是我关心的问题,所以这里提出文学离山西黑砖窑事件有多远,严格一点儿讲,也纯粹是个人问题,是对我个人的诘问。

  既然是个人问题,你又准备怎样解决呢?

  这是一个问题。

  

  2007-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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