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鲁迅的古小说整理与《故事新编》的联系,可从“故事”作为知识对象的形成重新理解。《古小说钩沉》等通过搜辑、校录、辨伪与分类,将散佚片段编成古小说文本,《中国小说史略》进一步赋予故事以时代位置、文体归属和流变方向。这一“知识化”过程使故事成为可引用、比较和说明的对象,也留下异文、缺环及体类边界等未被知识秩序收尽的部分。《故事新编》以此为条件,通过选取、拼接与重排,将文献关系转化为叙事场景,以身体、劳作、口语和行动后果重新分配叙事权威,使已成为知识与典故的故事进入尚待行动、判断和叙述的现在。从小说史到小说新编,显现出学者兼小说家对故事的两次不同编制。
关键词:鲁迅;《故事新编》;小说史;《古小说钩沉》;知识化
一、从“题材来源”到“知识对象”
鲁迅长期整理古小说、撰写小说史,又以神话、传说和史实写成《故事新编》,两类工作之间存在联系,几乎已成为研究的常识。早期论述多从古籍出处、改写方式和现实寄托说明作品如何“取材于古代”;近年来,研究一方面深入《古小说钩沉》的辑佚方法、手稿形态与学术转捩,另一方面从上古史、神话政治和“拟古史”的角度重新解释《故事新编》,使鲁迅既是文献整理者又是现代小说家的双重身份获得了更充分的揭示[1]。然而,把学术工作看作创作以前的材料准备,或把小说视作既有历史观念的文学表达,仍容易把中间最关键的一步略去:鲁迅究竟通过怎样的知识操作,才使散乱古书中的文字成为后来可以称为“故事”的对象?而当故事已经可以被引用、分类和说明,小说为什么还需要、又如何能够让它重新发生?
这一问题也要求重新界定本文所谓“故事”。它并非古代事件留下的透明容器,也不等同于某一篇具有完整首尾的古小说文本。在鲁迅的学术工作中,所谓古代故事常常首先只是异书中的一句话、类书保存的一段佚文、史家注释中的书名,或同一人物在不同典籍里互不相合的片段。它必须经过搜集、辨认、校勘、归类和叙述,才成为后来人能够指称的对象。《故事新编》所面对的,因此并不是未经处理的“传统”,而是已经由经史目录、类书征引、辑佚校勘和现代小说史层层制作出来的古代材料。本文把这套使材料获得可识别身份、证据关系和历史位置的操作称为“知识化”。这个概念不包含知识使文学僵死的价值判断,相反,它首先强调知识对象是被劳动生产出来的。
与之相应,“重新发生”也不意味着越过一切文献中介,恢复一个更本真的上古现场。鲁迅不可能、也无意声称自己写出了女娲、后羿或墨翟的历史实况。《故事新编·序言》明言作品取自古代传说等材料,并经过“铺叙”和改造;所谓“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真正指向的是另一种叙事实践:古人不再只承担后世知识已经规定的意义,而重新处在需要说话、行动、吃饭、赶路、选择并承受后果的时间里[2]。由此看,从小说史到《故事新编》并不是从知识退回想象,而是从一种编制转入另一种编制,前者把散乱文字编成可说明的对象,后者把已经可说明的对象再编成必须发生的事件。
本文因而不按《故事新编》八篇逐一追索“本事”,也不把鲁迅古小说研究的全部成果概括为一个笼统背景,而选择四种彼此衔接的知识形态考察鲁迅的学术工作:《古小说钩沉》显示散佚文字怎样被编成古小说,《小说旧闻钞》显示作品周围的旧闻怎样形成史料关系,《唐宋传奇集》显示选本、底本和校文怎样稳定可读文本,《中国小说史略》则把这些文本和史料安置进历史线索。四者并非严格的时间阶梯上的出品,实际撰写和修订多有交错,但它们共同构成“文本—史料—历史”的知识系统。《故事新编》正是从这个系统内部取得材料,同时从系统留下的缝隙中取得新的可写性。
二、钩沉:散佚文字怎样被编成“古小说”
《〈古小说钩沉〉序》从个人阅读经验写起:“少喜披览古说”,遇有讹脱,便“取证类书”,偶然见到逸文,也随手写出。看似随意的披览,实际包含几项明确工作:从后出的类书与注疏中追认早已散佚的书、把分见数处的征引归还给某一书名、以不同版本互校讹脱、在真伪未明时保留或排除材料、最后再依据古代目录和内容性质安排次序[3]。“钩沉”因此并非从水底捞起一部原样存在的书,而是依据残留痕迹重建一个最低限度可辨认的文本集合。没有辑者的判断,类书里相邻的两段引文彼此并无必然关系,经过辑录,它们才共同属于一部“古小说”。
近年对鲁迅辑校古籍的研究已经把这层生产性揭示得相当具体。《古小说钩沉》所收三十六种佚书、一千四百余条材料,来源跨越六十余种古籍;同一佚文往往需要在《太平御览》《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类书之间交叉校验,也要借史注、地志和笔记补足归属。宁稼雨以《幽明录》中刘晨、阮肇故事为例指出,鲁迅并非把所见征引机械抄在一起,而会比勘文字、查核出处,并对可能的伪托保持谨慎[4]。这种工作使“古小说”从目录上的书名变成拥有具体文字的对象。与此同时,辑本里的每一条文字又继续携带它来自何书、如何异同的证据痕迹,可见性与不完整性在同一动作中产生。同样,《古小说钩沉》的分类也不是中性的归总汇聚。鲁迅在序中借古代目录语言,把所辑材料概括为“琐语支言”“史官末学”“神鬼精物”“人间小书”等不同类型,又特别注意到一些叙述“录自里巷”。这些称谓一方面沿用史志目录留下的知识格目,使散佚书获得可安置的位置;另一方面,它们也让古小说的成分复杂性暴露出来。史家之余、方士之说、街巷传闻和神怪记载并不出于同一种制度,也未必具有同一种文学自觉[5],从古至今并不存在一个边界稳定的“古小说”文类,其所以成为可见的集合,得益于现代辑者依据历史目录、文字内容和文学眼光重新辨认出来。它的知识身份,本身包含追溯性的建构。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古小说钩沉》不能被简单理解为《故事新编》的故事仓库。仓库比喻预设每一件材料已是完整物件,作者只需拿取;辑本的实际形态却多为短小、断裂、互文甚至矛盾的条目。它提供的不只是情节,更是一种阅读结构。同一人物的事迹分布在多种书里,一则短文的意义取决于它与旁证、异文和缺文的关系,辑者必须在材料之间建立联系,又无法把所有联系封闭为唯一答案。正是在这里,文献劳动与小说劳动第一次显出相邻接之处,二者都要选取、组合和安排,但前者以出处可核、归属可辨为目标,后者则要让组合以后的人物和事情取得新的因果与时间。
张庆民把鲁迅自1909年前后系统辑录古小说、至辛亥前后大体完成的过程,放在其早期治学进路中考察,指出他既借助传统目录与辑佚方法,又逐渐以文学立场重新衡量古小说;石祥对鲁迅辑校古籍的系统考证,张真对相关手稿次序和治学转捩的研究,也都说明《古小说钩沉》并非一个偶然副业[6]。这里的关键不是证明鲁迅“很早就喜欢古小说”,而是看到一种持续形成的对象意识和工作目标:古小说必须从经史子集和类书的缝隙里被辨认出来。后来《中国小说史略》能够从神话、传说讲到志怪、传奇,正以这种对书名、佚文、著录和真伪的长期辨认为基础。
三、史略与旧闻:故事怎样进入历史
如果说《古小说钩沉》是把散佚文字编成可见文本,《中国小说史略》所做的便是进一步把文本编成历史。鲁迅在《序言》中说明,《史略》最初是因讲授小说史而“疏其大要”,后来缩为文言讲义,再经增订成为专书[7]。教学要求不是附带条件,一门课程必须给出系统性的知识,包括使用哪些材料、建立何种次序、体现怎样的框架、如何说明变化等。孤立条目只有进入可重复讲述的次序,才成为“史”。不用说,《中国小说史略》的章节安排本身就是知识操作。神话与传说被置于小说发生的前端,六朝志怪、唐之传奇、宋元话本、明清长篇依次获得时代与体类位置;某一故事不再只因内容有趣而存在,还因它能够显示叙事形态怎样形成和改变而被选择。诸如此类,虽不能说鲁迅在授课和著述期间一空凭借,无所取法,但《中国小说史略》来自大量独创性的知识劳作,却是世所公认的。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承认,中国小说的发展充满反复、羼杂和倒行,但讲史仍须“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8]。“线索”并非材料自身携带的道路,而是史家在比较、删择和概括中建立的关系。它使彼此并存的现象获得前后次序,使反复传播的题材获得起源与流变,也使一些过去并不以“小说”自居的文字进入小说史。知识化在这里表现为时间化,材料不仅被认出“是什么”,还被说明“何时如此”“怎样变来”“后来如何”。当女娲、羿、嫦娥被安置在“神话与传说”一篇中时,他们已不只是古书里各自孤立的名字,而成为中国叙事发生史中的前史人物。“神话与传说”尤其能显示小说史并非拿现成故事排队。鲁迅先区分神话与传说,又说明神话会因口耳相传而增饰、因后世解释而变形,甚至与历史记载交错;女娲补天、共工触山、羿射十日、嫦娥奔月等材料都通过不同典籍的引录和并置取得轮廓[9]。史家的叙述把分散记载压缩为今天能够辨认的故事群,同时把“故事怎样形成”写进说明之中。换言之,《中国小说史略》既生产结果,也保留发生史,读者得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神话人物,又知道这一稳定形象是从异书、异说和长期传承中聚合而来。后来《故事新编》能够拆开故事,正因为小说史已经让聚合过程变得可见。
《小说旧闻钞》位于文本与叙史之间。鲁迅在1926年的《序言》中回忆,自己“昔尝治理小说,于其史实,有所钩稽”,凡读故记偶得可供参证者,便另行抄出;积久成稿,至1926年春重新“杂陈案头”编定[10]。初版以三十八种小说为中心,另设“源流、评刻、禁黜、杂说”等门目,从七十一种旧籍中钞录相关材料,1935年再版又有所增补。鲍国华据此指出,《小说旧闻钞》不是《中国小说史略》完成后剩余材料的堆积,而是在作品、旧闻和史论之间建立可复核的证据关系[11]。作品何时出现、怎样流传、被谁评论、为何受禁,都不再只是正文之外的掌故,而成为小说历史得以叙述的条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旧闻钞》并不总以消除重复为整理原则。同一条旧闻有时因涉及不同作品、不同门目而再次出现,鲁迅又在部分材料后加案语,说明出处、异同或判断。重复因此不是编辑失误,而让材料在不同关系中显出不同史料意义。一则记载既可证明某书的源流,也可说明一种评刻传统;一段禁毁史既涉及制度,也改写作品的传播命运[12]。在这里,史料不是先于历史、等待史家使用的惰性事实,何者被抄出,放在哪一作品或门目之下,与何种案语相接,已经决定它能够支持怎样的历史叙述。知识化不是给材料贴标签,而是在生产材料之间可被论证的关系。
《唐宋传奇集》又补上了“可读文本”这一层。鲁迅在《序例》中逐一说明所据总集、类书和别本,标识校改与异文,使唐宋传奇不只作为文学史上的名称存在,而以相对稳定的文字重新进入现代阅读[13]。选录当然意味着排除,定本也不可能取消所有版本问题;但正是底本选择、互校和标点,使《莺莺传》《李娃传》等作品能够脱离罕见旧籍,成为可通读、可比较、可教学的文本。由《古小说钩沉》的佚文集合,到《唐宋传奇集》的校本文本,再到《小说旧闻钞》的证据网络和《中国小说史略》的历史线索,鲁迅建立的不是一条单向流水线,而是一个相互校正的系统,文本支持史论,旧闻限定判断,史论又决定哪些文本和材料值得重新显现。
鲁迅后来谈小说史资料工作,仍把“长编”视为必要的基础,同时批评只有资料汇聚而缺乏判断的做法。1933年致曹聚仁信说研究文学史“先从作长编入手”,1932年致台静农信又针对一种“资料长编”式著作指出其选择和论断问题[14]。这两面并不矛盾,没有细密材料,历史线索失去根据;只有材料堆积,历史关系仍未形成。把这一点带回《故事新编》,可以看出小说家的自由也不等于无材料约束。鲁迅能够改变古事的叙述,却始终清楚自己改变了什么;“新编”之所以成立,正因为被编之“旧”已经拥有可辨的文本形态和知识边界。
四、知识的剩余:异文、缺环与无名者
知识化似乎使故事越来越完整,佚文被收集,作品被校定,史料被编排,历史线索被讲出,然而,四种工作留下的并不是一个全无裂缝的古代故事世界。《古小说钩沉》无法使佚书原貌真正复原,《唐宋传奇集》的校本仍须标出异文,《小说旧闻钞》的不同记载相互补证也相互牴牾,《中国小说史略》则不断面对神话、传说、历史和小说边界移动的问题。知识的严密并不以假装材料完整为代价,相反,严格的出处意识使缺失在哪里、异说如何存在变得更加清楚。于此,形成了本文所谓“知识的剩余”,那不是知识尚未及处理的废料,而是经过处理之后仍不能被唯一叙述收尽的部分。
异文首先意味着故事没有一个天然的原句。《非攻》的底本关系后来最能说明这一点:主要骨架来自《墨子·公输》,其中“王吏”等文字参用《战国策·宋策》,墨子与公输般反复攻守的细节又可由《吕氏春秋·慎大览》高诱注补入[15]。若按来源研究的常规,这些信息足以列出小说“用了哪些书”,但对一个亲自做过辑佚和校勘的人而言,多源关系还意味着,任何重述都必须在版本与异说之间作选择。小说家不是把一个完整古本翻译成现代汉语,而是在古代文献已经分岔之处重新决定谁先说、怎样做、哪个动作获得篇幅,材料的复数性成为叙事选择的前提。缺环则意味着知识可以确定起点与结果,却未必保存过程。古书记女娲补天、嫦娥奔月,史家可以说明这些记载的出处和后世演化,但从一个动作到另一个动作之间,身体怎样劳作、人物为何决定、旁观者怎样反应,往往没有留下文字。典故恰因删去过程而易于传承,一个名字与一个结果即可代表整段故事。小说却不能只复述结果,它需要持续时间和因果,需要人物在尚不知道结局时面对处境。《故事新编》的大量增饰并非任意填空,而是把为了概括而删去过程的知识形式重新变成问题。
更深的缺环关系到故事的生产者。《中国小说史略》论神话传说,已经注意口耳相传、后人增饰和记录者改造的作用;《古小说钩沉》所谓“录自里巷”,也提示不少叙述来自无法具名的社会讲述。史书与目录最终留下作者、书名和篇目,却很少留下传说在生活中被谁讲过、为何被讲、怎样在劳作和共同经验中改变。汪晖从“历史幽灵学”重读鲁迅的上古史书写,强调古史辨析与文学重写之间并非真假二分,而涉及历史主体和被压抑经验如何重新显现[16]。从本文讨论的知识发生学角度看,那些没有被著录的讲述者,正是知识对象成立时不可见却不可或缺的部分。
因此,从小说史通向《故事新编》的,不应是一条“研究充分—掌握材料—据以创作”的顺畅直线。知识系统提供了两种相反而同时有效的条件,它一方面把故事制作得足够清楚,使小说知道自己的对象和边界;另一方面又把异文、缺环和无名传承暴露出来,使对象不可能被一次说明最终封闭。新编的空间不在知识之外,而在知识的准确性抵达自身限度的地方。故事只有先成为可辨认的旧故事,改写才不是无对象的虚构;故事又只有保留未被定论的关系,才可能重新成为小说。
五、新编:从可说明的故事到必须发生的事件
1935年结集时,鲁迅用“故事新编”概括八篇作品,并在序言里回顾从《不周山》到《起死》的断续写作。他没有否认翻古书、据传说和史实铺叙的过程,也没有把“油滑”解释为摆脱知识之后的自由。恰恰相反,序言所说“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表明新编的判断标准仍落在人物能否取得叙事生命[17]。“写得更死”不是因为史料错误,而是让古人仅仅充当一个已经知道的观念、道德或历史结论的傀儡。小说对知识的第二次编制,首先就是撤回这种结果对过程的独占,让材料从例证恢复为事件。
《补天》最先把这一转换推到创世场景。古籍中的女娲材料分散于补天、造人、婚姻等不同神话系统,《中国小说史略》能够并置这些记载,说明神话怎样被保存和推演,小说却让“造人”占据身体和时间,使女娲在广阔天地间行走、掘泥、揉捏,又在疲劳中改变制作办法[18]。在知识叙述中,一个动词足以概括创世;在小说中,动作必须由身体完成,身体又会疲倦、烦躁并遭遇自己造物的聒噪。汪晖把《补天》理解为创世者与反神话的双重结构,说明鲁迅并非简单歌颂神圣起源,而让创造本身遭受后来的叙述和秩序的反转[19]。就“故事”的知识形态而言,这种反转首先发生在语法上,被史家压缩为谓语的“造人”,重新展开为一系列有阻力的行为。
《奔月》则从已经凝结为结局的典故中取回被删去的生活。羿射日、嫦娥窃药奔月的文献位置并不含混,小说也没有取消这些结果,却把叙事放在英雄事业完成以后、奔月尚未发生之前,铺叙猎物匮乏、家庭晚餐、夫妻怨怼、逢蒙袭击和仙药保管等环节构成的连续处境[20]。史家知道古事从何书来,文化记忆知道结局怎样发生,人物却只能面对眼前的每一天。所谓重新发生,不是读者忽然不知道嫦娥将奔月,而是已知结局重新需要通过尚未完成的因果到达。知识仍在场,却不再替人物生活。
《非攻》更直接重复了辑录者的组合动作,又改变其功能。小说保存《墨子·公输》的论辩骨架,参取《战国策》与《吕氏春秋》注中的不同文字和动作,同时加入备饭、磨面、蒸窝窝头、穿草鞋、赶路、守城准备以及归途中被搜查、被募捐者纠缠等场景[21]。在校勘和史料工作中,不同来源被并列,是为了说明某一古事留下了哪些证据;在《非攻》中,它们被重新排序,是为了让墨子从一个以言辞止楚攻宋的思想符号,成为必须准备、行走、试验并承担劳顿的人。文献之间的关系由此转化为场景之间的关系。这种转换尤其体现在小说对知识权威的重新分配。古代文本把墨子和公输般的对话留给后世,鲁迅却把篇幅交给磨面的学生、做饭的老妇、破草鞋、饭食和路途,经典命题只有穿过这些物质环节,才取得行动后果。墨子说“不要只望着口舌的成功”,又以腰带和木片反复试演攻守,言说因而不是被否定,而必须由器物、身体和组织能力来兑现。小说新增的生活非为给古人涂上一层现代油彩,而是改写了何者能够成为证据的固有知识,不只古书中被记下的言辞说明墨者是谁,他怎样使用时间、工具和食物也构成判断依据。
从这一角度看,《故事新编》的“古今杂糅”也不能只按讽刺效果理解。现代词语、日常口吻和时代错置当然不断刺破古代幻觉,但它们更根本的作用,是阻止故事退回一个自足、封闭、仿佛未经传播的“古风”世界。祝宇红从“重写型小说”和“古与今”讨论鲁迅如何使旧故事进入现代问题,张芬则从创作过程和语言世界考察《故事新编》的杂糅结构,这些研究都说明“新”并非简单置换旧结局[22]。本文进一步强调,现代语言的进入同时暴露故事的媒介性,我们所读到的古代从来就是经过后来人讲述和整理的。小说不伪装自己恢复原声,反而让不同历史层次公开相撞,从而把知识对象重新放进当下判断。这正是《故事新编》与一般历史小说的重要差别。历史小说常以考据建立时代真实感,使语言、器物和制度尽量服从同一历史截面;《故事新编》却把准确知道古籍与有意破坏时代纯一性结合起来,它的学术基础越可靠,错置越不是无知;材料越清楚,增饰越显出选择。薛毅借“拟古史”和“演义”重新讨论《故事新编》在鲁迅文学世界中的位置,指出作品不是对既定古史的复述,而是在似史非史的形式中重构可叙述的过去[23]。若把古小说整理纳入发生学,这种“似史非史”还可具体化为一种双重姿态:小说承认知识所划出的对象,又拒绝让对象只以知识的形式存在。
因此,新编并不取消钩沉、校录和史略,而是在同一材料上改变编制原则。钩沉问某段文字能否归入某书,校录问何本可据、异文如何,史略问材料处于怎样的历史线索,新编则问:当这些答案已经获得,人物还有何种空间可以活动?前一套工作以可核性为伦理,后一套工作以未完成性为条件。两者并不敌对,没有可核的旧,新无从显示;没有未完成的现在,旧只能作为展品。鲁迅兼具学者与小说家身份的独特处,不在他能把知识“运用”进文学,而在他能够亲自完成故事的知识化,又亲自限制知识对故事的最终占有。
结语 知识化之后的重新发生
从《古小说钩沉》到《中国小说史略》,古代故事经历的不是简单保存,而是一连串对象化劳动。散佚文字被追认出处,书名获得内容,异文彼此校验,作品周围的旧闻成为史料,可读文本经底本选择而稳定,最后又被安置到从神话、传说到小说文体的历史线索中。正是这些劳动,使“故事”不再只是未经分化的古代传闻,而成为现代学术可以引用、讲授、讨论的知识对象。《小说旧闻钞》与《唐宋传奇集》的中介位置尤其表明,文本、证据和历史并非三个互不相关的层次,而是彼此生产、彼此约束。
但知识化并未终结故事的发生。越严格的整理,越能显示材料来自复数文本;越清楚的历史叙述,越会暴露从异说到定论之间的删择;越稳定的典故,越能让被压缩的过程和无名讲述者成为空白。《故事新编》不是离开学术之后随意填补这些空白,而是把知识留下的关系转换成小说关系,使异文成为叙事选择,缺环成为持续时间,无名者和日常生活重新获得场景,既成结局则必须由人物的行动再次抵达。故事因而从可说明之物变成必须发生之事。
由此,鲁迅的小说史研究与《故事新编》之间不应只用“准备—成果”或“材料—改写”概括。更准确的发生路径是:文献集合、史料关系、历史线索、小说事件。前三级把故事制作成知识,最后一级并不推翻此前成果,而让知识对象重新进入时间。所谓“重新”,表明小说不能返回知识以前;所谓“发生”,则表明知识不能代替人物完成生活。鲁迅在两种编制之间往返,使现代小说既保持对旧材料的证据责任,又保存对尚未完成之事的叙述权。这或许正是《故事新编》之“新”最难被替代的部分。
本文注释
[1] 关于鲁迅古小说整理的近期研究,参见宁稼雨:《〈古小说钩沉〉的学术得失与展望》,《人民政协报》2018年11月12日;石祥:《鲁迅辑校古籍考》,中华书局2024年版;张真:《鲁迅辑校古小说史料诸手稿考论——兼谈其辛亥前后治学进路与转捩》,《鲁迅研究月刊》2026年第2期。关于上古史与《故事新编》的近期讨论,参见汪晖:《历史幽灵学与现代中国的上古史——古史/故事新辨》(上、下),《文史哲》2023年第1、2期;薛毅:《〈故事新编〉在鲁迅文学世界中的位置》,《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6月17日。
[2][17] 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第353—354页。
[3] 鲁迅:《古籍序跋集·〈古小说钩沉〉序》,《鲁迅全集》第10卷,第3页。
[4] 宁稼雨:《〈古小说钩沉〉的学术得失与展望》。宁文统计《古小说钩沉》辑三十六种佚书、一千四百余条材料,征引来源六十余种,并以具体条目说明鲁迅的互校、补缀与辨伪。
[5] 鲁迅:《古籍序跋集·〈古小说钩沉〉序》,《鲁迅全集》第10卷,第3页。关于鲁迅依据历代目录安排所辑古小说及其文学立场,参见张庆民:《鲁迅〈古小说钩沉〉发微》,《光明日报》2026年1月19日。
[6] 张庆民:《鲁迅〈古小说钩沉〉发微》;石祥:《鲁迅辑校古籍考》;张真:《鲁迅辑校古小说史料诸手稿考论——兼谈其辛亥前后治学进路与转捩》。
[7]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序言》,《鲁迅全集》第9卷,第3—4页。
[8]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第311页。
[9]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 神话与传说》,《鲁迅全集》第9卷,第20—21页。
[10] 鲁迅:《古籍序跋集·〈小说旧闻钞〉序言》,《鲁迅全集》第10卷,第70页。
[11] 鲍国华:《作为方法的史料——重读鲁迅〈小说旧闻钞〉》,《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鲍文据初版目录统计三十八种作品、七十一种史料来源,并从“史料—史论—文本”的关系重新界定该书的学术位置。
[12] 鲍国华:《作为方法的史料——重读鲁迅〈小说旧闻钞〉》。关于初版“源流、评刻、禁黜、杂说”等门目,另见鲁迅:《小说旧闻钞》,北新书局1926年版。
[13] 鲁迅:《古籍序跋集·〈唐宋传奇集〉序例》,《鲁迅全集》第10卷,第87页;顾农:《鲁迅怎样编校〈唐宋传奇集〉》,《中华读书报》2014年5月14日。
[14] 鲁迅:《书信·330618致曹聚仁》,《鲁迅全集》第12卷,第404页;《书信·320815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12卷,第321—322页。参见鲍国华:《作为方法的史料——重读鲁迅〈小说旧闻钞〉》。
[15][21] 鲁迅:《故事新编·非攻》,《鲁迅全集》第2卷,第468—484页。
[16] 汪晖:《历史幽灵学与现代中国的上古史——古史/故事新辨》(上、下),《文史哲》2023年第1、2期。
[18] 鲁迅:《故事新编·补天》,《鲁迅全集》第2卷,第357—369页;《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 神话与传说》,《鲁迅全集》第9卷,第20—21页。
[19] 汪晖:《创世者与反神话——重读〈补天〉》,《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
[20] 鲁迅:《故事新编·奔月》,《鲁迅全集》第2卷,第370—383页。
[22] 祝宇红:《“故”事如何“新”编——论中国现代“重写型”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起死与采薇——〈故事新编〉中的古与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张芬:《未果之梦迹——〈故事新编〉的创作及其语言世界》,清华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
[23] 薛毅:《〈故事新编〉在鲁迅文学世界中的位置》,《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6月17日。
本文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2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