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临近,深圳这座改革开放标杆城市正式接过亚太合作接力棒,进入全球瞩目的“APEC时间”。从2001年上海、2014年北京到2026年深圳,中国三次承办APEC峰会的选址变迁,勾勒出从融入全球化到参与区域治理、再到以科技创新引领一体化合作的发展脉络,展现了从亚太合作参与者、贡献者向引领者的角色跃升。
亚太共同体:从宏大愿景到清晰路径
2026年恰逢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愿景提出二十周年。回顾二十年的探索与成就,剖析变局之下的机遇与挑战,有助于总体把握亚太地区合作大势,同时也为中国当好APEC东道主、推动构建亚太共同体提供了现实坐标。
二十年间,亚太地区合作愿景从“自贸区”走向“共同体”。2006年,APEC河内峰会首次将设立亚太自贸区正式纳入领导人宣言,将其作为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目标。2010年,横滨会议发布《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可能路径》,将宏伟愿景细化为可操作的推进思路。2014年,APEC北京峰会作出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的历史性决定,批准《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明确APEC作为亚太自贸区“孵化器”的核心定位,承诺持续为亚太自贸区建设提供“领导力与智力支持”。2020年,APEC领导人通过《2040年布特拉加亚愿景》,确立到2040年建成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的新目标,为后“茂物目标”时代提供方向指引。2021年通过的《奥特奥罗亚行动计划》进一步将愿景拆解为实施细则,建立定期报告、每五年评估一次的常态化机制。2024年利马峰会通过亚太自贸区建设新的指导文件,2025年庆州峰会明确“以市场化方式促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并为亚太自贸区建设“聚势汇能”。
二十年间,亚太地区开放之路持续推进,一体化基础不断夯实。在各经济体共同努力下,区内平均关税水平从17%下降至5%,APEC成员以全球近40%的人口,创造了世界六成以上的经济总量和近五成的贸易总额,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进入高质量实施阶段,《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扩员进程持续推进,《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新型合作安排不断涌现,释放出开放发展的巨大红利。中国三次承办APEC领导人峰会,见证了亚太自贸区从愿景萌芽到路径清晰的完整历程。
变局之下的多重挑战
亚太地区跃动着世界经济重心东移的时代脉搏,也汇聚着区域合作奔涌向前的澎湃活力。然而,随着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亚太地区也遭遇地缘冲突、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等多重挑战。地区内部矛盾与结构张力相互交织,时代新老问题叠加,考验着亚太共同体建设的长期合作架构。
集团对抗和冷战思维不断干扰亚太凝聚力。亚太经合组织自成立以来,坚持开放包容、非对抗、一体化的发展路径。但同时,地区内对抗性排他性战略动向不断冒头,反复撕扯亚太共同体建设的空间基础。尤其是“印太经济框架”推动经济合作议题与地缘政治竞争捆绑,为亚太合作平添离心力。加之特朗普第二任期抛出“唐罗主义”,赤裸划分西半球势力范围,日本政府兜售所谓“单一战区”构想,生硬制造隔离和对抗,严重冲击亚太地区合作与安全环境。
泛安全化和零和思维持续破坏亚太行动力。部分经济体过度强化安全叙事,采取“脱钩断链”或“去风险”措施,推动产业链“友岸外包”“近岸外包”,使原本深度嵌套、高度依存的亚太经济体系面临重组压力,影响亚太共同体建设的经济合作基础。个别大国奉行本国优先和单边主义,并通过“对等关税”等大棒迫使亚太产业链布局逻辑发生变化,强行扭曲地区贸易投资流向。这些做法削弱了亚太长期形成的效率导向型分工模式,推高了区域内生产和贸易成本。受此影响,质疑亚太经济一体化有效性的论调一度上升。
碎片化风险和狭隘思维破坏亚太影响力。当前亚太并存RCEP、CPTPP等多个成员体相互重叠、规则标准差异明显的自贸协定,各类协定在原产地认定、市场准入、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等关键条款上各成体系,显著抬升企业跨境经营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数字化与绿色转型下区域内发展鸿沟问题愈发凸显。不同经济体技术储备、财政能力、监管基础差距巨大,若缺乏包容性制度安排,部分发展中成员将处于不利地位,甚至引发排外情绪。
总之,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内部结构的差异性、指标体系的多元性,都决定了亚太共同体建设必须务实渐进,不断再赋能、再出发。
亚太合作需要创造“棘轮效应”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亚太共同体建设正步入从目标到行动、从蓝图走向现实的关键阶段,APEC峰会需要开出高质量成果,带动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全球发展稳定之锚。作为2026年APEC东道主,中国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将“开放、创新、合作”作为三大优先领域,契合了时代需求,呼应了各方期待。
要坚守开放底线,释放全球化压舱力量。当前,排他性贸易倾向、“公平贸易”旗号与供应链安全话题搅动逆全球化浪潮,设置市场准入条件与破除贸易壁垒之间的分歧加剧。对此,国际社会期待亚太地区能始终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面临互联互通蓝图10年终期审议,各经济体要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共同营造开放型区域经济环境。
要壮大创新势能,提升世界转型发展后劲。数字经济、绿色产业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极,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革命风起云涌,主要创新引领者与关键节点经济体汇聚亚太,但同时,技术围堵、立场倒退等现象持续困扰红利共享,退坡因素与供给增量在亚太地区碰头。对此,国际社会期待亚太地区能有效弥合数字鸿沟,协调数字与绿色规则,率先把创新转化为普惠增长动能。
要强化合作对接,对冲地缘政治不确定性。随着全球治理格局日趋复杂,叠加地缘政治断层加深,国际社会期盼亚太地区能构建促进和平稳定、互利合作的长期制度框架,持续升级互联互通蓝图,带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域内合作网络,在传统经贸领域和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新领域,都能激发区域合作新动能。
习近平主席指出,亚太国家要团结协作,勇于担当,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努力开创亚太发展新时代。亚太共同体聚焦经济合作,但离不开政治、安全、文化等全方位的协调合作。中国作为东道国,将四大“全球倡议”精神实质内化于APEC合作议程,以“开放、创新、合作”为着力点,和成员经济体一道开创亚太共同体建设新格局。亚太合作的新机制要发挥“棘轮效应”,可以快些,可以慢些,但是坚决不能后退。
APEC“中国年”的托举和引领
习近平主席在去年庆州APEC峰会上郑重提出,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为2026年中国主办APEC峰会、引导APEC合作指明了方向。
中国高质量发展支撑构筑亚太共同体。中国对APEC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是13个APEC经济体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超70%的对外投资存量流向APEC成员,已深度融入区域产业链。在此基础上,2026年APEC“中国年”已经形成?覆盖经贸、数字、金融、民生等多领域的系统性务实成果。苏州贸易部长会议达成《苏州声明》,实质推进各类经贸活动;港财长会通过《亚太地区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政策声明》,达成金融与区域协同的特色成果;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发布?《广州倡议》?,为亚太中小企业创新合作搭建常态化对接机制;在多个民生领域达成普惠性务实成果,为最高级别领导人会议凝聚了广泛共识。
数字经贸合作注入区域一体化新动能。2026年是AI大爆发之年,APEC“中国年”通过?规则协同、基建联通、产业赋能、包容普惠?四大路径,系统性推动亚太数字贸易从理念共识转向务实落地,为区域数字经济一体化注入强劲动力。中国推动搭建统一制度框架,《APEC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取得实质性进展,为区域数字贸易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高质量落实《APEC互联网与数字经济路线图》,支持WTO电子商务谈判与投资便利化协定落地,推动数字经济规则与国际标准全面接轨;推出《APEC创新、有竞争力和韧性的服务业路线图》,将数字贸易、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提升至与传统经贸议题同等高度,划定未来10年亚太数字服务业合作蓝图。中国还在深圳前海设立?“促进APEC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打造面向亚太的数据规则研究、技术验证与产业合作枢纽,成为数字贸易领域标志性落地成果。
“深圳时间”强化地区开放实践自信心。深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承载着制度型开放的国家使命。2025年深圳实际使用外资504.8亿元,新设外资企业约1.6万家,数量居全国第一。当前,深圳正依托电子信息产业聚集、高水平开放平台及粤港澳大湾区协同三大优势,由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制造节点,加速向连接亚太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的枢纽型城市转变。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的独特模式,也为亚太探索差异化、多元化的区域合作模式提供了鲜活样本。亚太区域一体化的核心障碍从来不是地理距离,而是规则壁垒与制度差异。中国的实践表明,制度型开放不仅可落地见效,更可复制推广,为亚太成员破解规则对接难题提供了现实参照。
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场合多次指出,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同舟共济。亚太自贸区二十年的历程雄辩地证明,开放合作是亚太繁荣的生命线。中国愿同各方一道,以“愿景”提出二十周年为契机,聚势汇能、务实笃行,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果,为构建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将以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推动区域合作进程,以大国担当为亚太共同体建设注入稳定预期和强劲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