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珏:人类自然生命技术化的限度何在? ——适生科技视角下的超人类主义批判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61 次 更新时间:2026-11-20 00:26

进入专题: 超人类主义   适生科技   人类增强  

● 王珏  

摘要:超人类主义将人类状况完全看作技术自由操纵的对象,由此超人主义既将启蒙运动“人为自然立法”的技术理性精神推到极致,也最大程度地暴露了现代性计划的内在困境。这一困境集中体现在如下问题:对人类自然生命的技术改造是否有限度?追问人类自然生命技术化的限度问题,不仅是拷问超人类主义的合理性基础,同时也是试图揭示和思考我们所处技术时代的深层危机。本文尝试借助张祥龙的适生科技思想,提出用一种柔性的、非现成化、非对象化的时间尺度来制约技术对人类自然生命样态的改造,并以适生科技与超人类主义的争执为切入点,进一步探索中国传统思想介入现代技术追问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超人类主义;人类增强;适生科技;时间性;家庭

王 珏,(西安710049)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一、 超人类主义与人类自然生命技术化的限度

“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或许会和“人类世”一样成为关于技术时代的最具揭示性的隐喻概念。正如“人类世”标志着人类进入新纪元,人类活动成为影响地球生态变化的主要因素,“超人类主义”标志着人类生命样态本身发展到一个关键性的跃迁点,生命本身也可以成为人类技术自由操纵的对象。按照超人类主义旗手之一的牛津大学哲学教授尼克·博斯特伦(Nick Bostrom)的理解,超人类主义是“认同通过应用理性从根本上改善人类状况(human condition)的可能性与可欲性的智识和文化运动,特别是通过发展普遍可及的技术来消除衰老和显著提升人类智力、体力和心理能力”[1]。

表面上看,超人类主义的上述提法似乎只是重述了人类一直以来的向往,即更高的智力、更强的体力、更长的生命直至永生,只是人们现在可以诉诸技术手段来追求曾经只能以神话表达的愿望。但其实上述超人类主义宣言中包含着真正革命性的调子,现在人类状况第一次彻底褪去了其自然性,而完全成为人工设计的产物。正如最近一本介绍超人类主义源流的畅销书的书名所形象展示的:《超人类主义:设计人性》[2]。将人类状况完全视为技术操纵的对象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立场,是启蒙运动“人为自然立法”的技术理性精神扩张到极致的表现,同时也带着其无法祛除的阴影。

一方面,超人类主义运动根底上是由一种不断超越自然界限的权力意志所驱动的,如超人类主义的另一代表马克斯·摩尔(Max More)在《反熵原则3.0:超人类主义宣言》所宣称的:“我们不接受人类状况中不好的方面,我们挑战自然和传统对我们的可能性设想的限制。我们认为卑微地接受自然的极限是荒谬的。我们相信生命会超出地球的局限——地球只是人类和超人类智慧的摇篮——进入宇宙。”[3]就此而言,超人类主义就是结合科技手段、不断挑战人类自然极限(包括衰老和死亡)的加速运动。在这条加速运动的链条上,人类不是结局,而只是开始,是向后人类生命样态过渡的开端。但另一方面,技术越是展现出大刀阔斧改变人类生命样态的潜能,以下问题就越发变得迫切:对人类自然生命的技术改造是否有限度?如果有限度的话,限度在哪里? [4]对限度问题的关心,实际上反映的是在技术时代人类生存的深层困惑:超人类主义所承诺的更长、更完善的生命样态对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技术造就的新生命形态是对人类生命的提升,还是对人类生命终极意义的消解?

对此,超人类主义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回答,毋宁说超人类主义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陷入无法自洽的自我矛盾之中。一方面,使超人类主义得以可能的逻辑前提是:人将自己提升到神的位置,把自己确立为一切存在者存在的尺度。只有从这样一种极度彰显人类意志的形而上学图景出发,我们才能理解超人类主义的如下立场:自然进化可以也应当成为由人类驱动和控制的人工过程。[5]如赵汀阳敏锐指出的,这里隐藏着现代性的隐秘精神,即把现代性变成一种宗教,“意味着人决心把人变成神,尽管在现实上尚未成为神,但已经在概念上先行自诩为神,而且以概念作为抵押而预支了神权”[6]。但另一方面,人的地位的提升并没有使得人的形象变得更加清晰,相反,人的形象变得更为苍白、破碎、难以辨识。让超人类主义计划得以可能的前提就是“人类本质是一个半成品(尚有待完成的作品,work-in-progress)”[7] 。然而这也意味着,人被褫夺了任何内在的本质或目的,技术对人类自然生命的改造将是无止境的、无界限的。对人类完善的追求变成“一个无法完成的开放概念,就像失去奥运精神的奥运会那样追求‘更高更强更快’”[8]。超人类主义的最大悖论也正滋生于此:当人将自己提升为“神”,提升为一切存在者存在的尺度(包括自身生命样态的尺度)时,他却丧失了可以安顿自身生命的位置,或者用海德格尔式口吻来表述,人在存在者中间变得“无家可归”了。

从这个角度上看,超人类主义既是作为现代性根基的技术理性张扬自身的顶点,也是我们时代最深危机的表征。由此,追问人类自然生命技术化的界限问题,不仅是拷问超人类主义计划的合理性基础,也是试图去揭示和思考我们所处的技术时代的深层危机。梳理既有文献可以看到,关于人类自然生命技术化界限问题,有两种较为主流的回答策略。

第一种策略试图在自然和人为之间确立一条现成的界限,并在此基础上要求严格区分“治疗”与“增强”,建议将生物技术完全停留在以治疗为唯一目的的传统框架内,完全排除任何“改良性”治疗,尤其是从根本上批判利用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来“制造”“超级儿童”“不会老化的身体”和“充满快乐的灵魂”等普罗米修斯式计划。[9]这构成了所谓生物保守主义者阵营的基本立场,即要求在自然和人为确立分界线。这也符合我们的道德直觉:自然事物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联系,人为的介入可能会以无法预知的后果破坏系统内的平衡,从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比如对基因增强技术的一个疑虑就是,我们无法确知在基因上改变人的一个性状会引发的全部风险,尤其是当这些性状会通过人类基因池对未来世代产生长远影响的时候,风险状况会更为不可控。人类的自然状况也许谈不上完美,但它大部分时候是令人满意的,因而仅仅为了增强而冒险是不合理的。

然而困难在于,自然与人为之间的分界线似乎只是一种理性的虚构。无人的自然只存在于人类的想象叙事中;相反,从这个地球上出现人类开始,人类行为就不断改变着自然界以及人类自然生命自身。最好的自然与其说是脱离了人的自然,不如说是将人作为一个部分包含于其中的一个复杂行为网络。《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等研究生动描述了人类行为如何不断引发自然选择,将原本孤立的基因组混杂组合。[10]同样,试图以客观的方式在治疗和增强之间划出一条红线,也面临着相似的困难。理论上似乎并不存在严格区分两者的界限,在实践中更加难以辨别。以疫苗为例,通过疫苗让人类对某种疾病免疫,很难说是属于治疗还是增强。

第二种策略试图识别人类独有的一些特性,并将之建立为不容技术逾越的人性边界。美国哲学家和政治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这一路线的典型代表。福山主张人类增强带来的最显著威胁在于,它有可能改变人性,并颠覆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自由民主制度,因而必须区分治疗与增强,以保存我们的人性,以及建立在人性本质之上为人所珍视的种种价值。他将“人性”一词定义为:“人类本性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典型的行为与特征的总和,它起源于基因而不是环境因素。”[11]由这个定义看,福山似乎想走通从实然到应然之路,但在现代性语境下,如何筛选具有代表性的人类特征是一个极为艰难且注定充满争议的问题。福山的策略是将人性的本质称为X因子,将之含糊地描述为无法被还原为其部分的整体,是我们以人类尊严的名义而必须保护的“全部的复杂性、进化而来的禀赋”[12],并最终以程序化的政治解决方案,代替了诉诸任何具有实质内容的特定人性理论。显然,这是一个含糊且软弱的主张,既无法检验,也无法驳斥。[13]有批评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福山的批判至多是一种政治哲学建构,缺乏普遍的说服力。[14]人性观确实是任何增强技术伦理无法绕开的基础问题,但上述抽象的人性观显然难以形成明确的行为边界和判断标准,最终难以承担起规范技术使用的伦理屏障角色。

虽然上述两种策略照亮了问题的某些关键点,但都有其不能克服的困难。一个共同的原因是两者都试图设立某种现成的、形式化突出的标准作为生命技术化的界限,而没有足够重视如下事实:技术已经内在构成着人的生存及其与世界的关系,以至于我们难以划定一个现成的边界。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借助张祥龙的适生科技思想来探索第三条回答路径。本文将论证,“适生科技”进路不仅直接推动对超人类主义相关问题的讨论,更开辟出一条在既有讨论中少有人触及的时间性线索,即主张以柔性的、非现成化、非对象化的时间尺度来制约技术对人类自然生命样态的改造,将之柔化为一种最适合人的生存特点的技术或科技。依托“适生科技”进路所蕴含的深厚中国思想积淀,将其引入到对超人类主义的讨论中具有多重意义:它不仅能弥补前两种策略的偏颇之处,更能激活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为探索现代性危机的解决方案提供新思路。

二、适生科技、家与时间性尺度

适生科技”思想是在宽泛的比较哲学的视域下提出的,融合了海德格尔的技术存在论与中国传统技术哲学思想。张祥龙在《适生科技与高科技》一文梳理了三种关于技术的本质的看法:第一种认为技术是改造自然的中性工具;第二种主张技术不止于手段,对它的应用会反过来改变人本身;第三种认为现代技术隐含着某种危险,从主要是帮助人、成就人的中介变成控制人和带人进入危险境地的构架。[15]张祥龙坚决反对第一种观点,更为认同后两种观点。

后两种观点映射的正是由海德格尔技术生存论的阐释路径:“技术不再只是单纯的、赤裸裸的工具,而是生活方式,是世界构成的主要环节。”[16]技术不仅作为技术客体发挥作用,还是我们“揭示”实在的一种方式,使用工具的同时也就接受了工具所承载的技术对我们的知觉和行动的引导和塑造,是“参与构造人类意识和世界图景的策源地”[17]。正如海德格尔指出的,从存在论的角度看,技术的本质是一种特定筹划;这种筹划不仅预先决定着存在者显现的方式,同时也在根底上支撑着人类主体的活动空间;由此,技术在存在者中间为人类开辟了一个意义空间,在其中人类可以找到栖居的“家园”,可以切近从遮蔽中显现自身的物,并从与物的富于激发性的交互关系中找到自身的位置。而对人的本质至关重要的“根基持存性”正是从这一位置,从人与物的交互关系中生长出来的。

海德格尔将这种在其本真形态中的技术称为“技艺”(techne)。在他看来,古希腊的神庙是技艺的典范,神庙开启着世界,同时把这世界重又置回到作为家园般的基地而露面的大地之中。[18]张祥龙特别重视海德格尔所揭示的技术与“家”“家园”的本质关联,认为本真形态的技术应该允诺人在存在者中间、在大地上的栖居之家,服务于天地神人的相遇。[19]

然而,人通过技术所构建的“家”以及人庇护在“家”中的根基持存性在现代却遭遇了致命的威胁。根本原因是现代技术已经由一种作为技艺的筹划蜕变为一种被“数学因素”所支配的筹划。在一般的理解中,现代科学肇基于实验科学方法的确立,并将现代科学取代古代科学这一事件描述为一种线性的进步。然而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理解太浮浅了,真正生死攸关的变化是“数学因素”开始支配对存在者的存在以及对人自身的解释。“数学因素最贴近我们对事物的认知方式,但这种认知并非从事物自身之中提炼而来。”[20]被数字因素所支配的存在筹划倾向于取消物之物性(或内在本质),而只关注所有物体在空间、时间和运动关系方面的均一性,使得一种数字式测量成为规定物之为物的普遍同一的尺度。

这一转变引发了许多意义深远的后果,也是使超人类主义运动得以可能的隐秘形而上学前提:首先,自然被剥夺了任何隐蔽的性质,“自然成为一种可计算的对象性”[21];其次,知识或真理不再是关于物自身的,而仅仅是关于人放到对象那里的先天认识形式,这也正是康德的“哥白尼革命”的真正实质;最后,人成为主体、将自身建立为存在者存在的依据时,却丧失了自身在存在者中间的“家”,丧失了人类得以栖居于大地上的根基持存性。这三个超人类主义运动的形而上学前提表明,只有敉平了自然的一切内在差异性,使之受一概相同、普遍的可计算性支配,超人类主义者才可能将人看作是待完成的作品。不同于超人类主义者的乐观,海德格尔很早就将超人类主义技术看作是对人之本质的最大威胁。1995年,美国化学家斯坦黎说:“一个时刻已经临近:生命被交到化学家手中,由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拆解、重建和改变生命机体。”海德格尔引用了这句话并评价说:“人们没有意识到,在这里,借助技术的手段,一场针对生命以及人的本质的攻击正在酝酿;与这种攻击相比,氢弹爆炸的意义微不足道。”[22]

张祥龙同样强调数学因素在高科技发展和应用中的支配作用,并将超人类主义技术诊断为现代技术内蕴的虚无主义危险之爆发:“这种座架式的揭蔽是没有尺度和界限的,将一切它觉得可以增强它力量、价值的东西统统开发出来……压扁为可方便摆置和持存的对象……于是,人在哪里都遭遇不到有自发诗意生存感的人自身,只会遭遇到技术本质化了的东西,包括座架化了的二维人。”[23]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救赎生长。救赎并不意味着完全拒斥现代技术。如前所述,技术是人类自然生命的内在构成部分,我们不可能回到一种尚未混杂技术的纯粹自然状态,这使得自然生命技术化的限度问题成为关键所在。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能否找到真实力量去抵御现代科技碾压一切的座架化力量,包括无止境的改造、升级人类自然生命状态。

“适生科技”思想恰恰突破了自然与人为二元对立的僵局,为思考人类自然生命技术化限度问题开启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思路,值得审慎思考。首先,“适生科技”的出发点是技术与人的生存不可分离的内在交织的状态,用张祥龙自己的话说,“技术是人‘必有的习得’”[24],因而“适生科技”所设想的替代性技术框架并不要求拒斥高科技,更不是要回到某种尚未受到技术污染的“黄金时代”。与其在一种不断后退的、抵抗性的语境下理解适生科技的诉求,不如将之理解为一种从存在论深度出发的伦理呼求,即要求在一个适合人类行为和生存方式的理解框架中来衡量技术的意义。

既然技术已内在地构成着人的生存及其与世界的关系,在自然生命与技术之间划出一条现成的外在界限,那么原则上便是不可能的。就此而言,人类自然生命技术化的限度问题必须被重新表述:它不再是“如何从外部为技术划界”,而是“如何在人类生命的意义结构中为技术安顿一个恰当的位置”。我们要寻找的不是一道外在的栅栏,而是一个内嵌于生命的“价值收敛极”[25]。

所谓“价值收敛极”,是张祥龙用以刻画适生科技之规范性的核心概念,指的是人类对技术的追求所内在具有的收敛指向:技术应向之收敛并由之获得尺度,而不应沿“更高、更快、更强”作永无“止于至善”之日的线性扩张。这一“极”有三重特征:其一,它是内在的而非外在的,不是从技术之外强加的限制,而是内嵌于人类“最适生存态”的意义收敛方向;其二,它无法被正面对象化,“何谓适生”并不存在一个形式突出、可获普遍赞同的唯一答案,因而不能被表达为任何对象化、功能化的现成尺度;其三,它虽不能从正面言说却可从反面辨识,即我们未必能说清最适技术“是什么”,却往往能判断某种技术“不是”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收敛极以“良知判断”的形式[26]发挥其隐形制约,使技术的必要多样性既不坍缩为单一标准,也不涣散为“怎么都行”的相对主义。

正因这一收敛极始终内嵌于生命自身、无法被外化为现成尺度,它才能同时避开两种相反的失败:一方面,它不把技术推向工具理性那种无节制的线性扩张,此即超人类主义之危险;另一方面,它也不像诉诸自然边界或人性边界的监管策略那样,以一道僵硬的外在红线去冻结技术,此即本文第一节所批评的窠臼。用更具海德格尔色彩的话说,适生科技的优越性在于:它所追求的并非任何存在者层次上的现成状态,而是要恢复技术内嵌于人类生命自然节奏中的“根基持存性”[27],把技术重新确立为人可以栖居于其中的“家”。

但相比于海德格尔,张祥龙对技术的“家”性又作了关键的引申。在他看来,虽然海德格尔发现了“家”或“家园”在构建人类本真生存方式中的原发意义,但囿于其个人主义视域,海德格尔“无法或是没有进入到对于家的实际生活的思想,也就是一直躲避、忽视让家有真正生命力和活的时空间的非个体的家人关系”[28],因此使其提出的技术救赎方案过于虚飘无力,缺乏合适的触角来深入现实。[29]有鉴于此,张祥龙独辟蹊径地从儒家精神传统出发,为海德格尔那里纯粹存在论层次上的“家”补上其存在者层次上的、世间的、有身体性的存在方式,承认“家人关系可以是人的真态存在的世间呈现,家、夫妇、亲子和兄弟姐妹及其劳动化生存正是时间和存在的源头”[30]。儒家思想传统对家和家人关系的推崇同样来自对人性的深切体察,与西方传统形成极具张力的对话关系。

初看上去,张祥龙对技术的“家”性的理解似乎在延续海德格尔式技术追问的同时,发展出海德格尔本人并不会探讨的主题,那么这种批判性的解释在什么意义上是可接受的呢?

我们或许可以援引由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点出的一种伦理阐释方式来解释和辩护张祥龙此处的工作。查尔斯·泰勒在《现代性之隐忧》中指出:“我们需要将两个层次的考虑协调起来。利用(a)必须制约所讨论的理想之实现的人类生活条件,我们可以确定(b)什么相当于这些理想的有效实现。”[31]张祥龙的创新性阐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进行的,整体上并未偏离海德格尔开启的技术生存论阐释路径,而是进一步为海德格尔的技术本真性理想补上人类生活条件的前提——我们是有限的,身体性的,并以世代延续的方式生存的——并从这个社会条件出发,将技术的“家”性发展为一种历史中可想象的、有效的实现方式,以克服海德格尔技术批判的虚浮无力。不同于海德格尔倾向以一种“去背景化”的方式(如“四方域”)讨论壶、神庙等技术物,张祥龙强调技术只有嵌入社会和政治的人类实践中才能以最适合人类生存特点的方式繁荣起来。而家无疑是最具人类特性的人类实践。[32]

但将世间形态的家、身体性的“家”树立为评价技术的尺度,首先会面临的一个质疑是:在现代生产、生活、政治条件急剧变化的当下,家庭结构日益多样化[33],我们还能在家的本真形态上达成共识吗?或许是为了应对这一难题,张祥龙对海德格尔技术哲学又作了另一重大突破,即将“家”的本真形态扩展为一种时间性的柔性尺度。

观察人类社会,我们可以解析出三重基本构成因素或三个不可还原的本体:个人、家、集团。相比于个人、集团,家庭处于原发的居间位置:“家养育了个体,却不止于个人;家中出来的人们可以尊奉某种超越原则而组成集团,但家不是这种集团……这三体里面,只有家是自足的和源发生的。”[34]

一方面,个体总是出生在关系中,被家人所环绕和照料。就此而言,人生的开端与其说是孤零零的、原子式的个体,不如说是更为原发的,生养了个体,保护了个体但又总是超出了个体,世代延续下去的“家”。如张祥龙优美表达的,“亲亲中的家人是人类的原形态”[35],只有家人在先,才能有意义地谈及个体生存,谈及个体的自身意识。一个关键的原因是,我们这样的人出生时总是极度柔弱的,家人(或者至少类同家人的照料者)的照料是个体生存的关键,也是人类作为族群繁荣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如果每个刚刚出生的柔弱生命都不得不面对霍布斯式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那么结果肯定是无人生存,而非任何利维坦式集团的诞生,这也证明了家比个人或集团都更为原初。

另一方面,不仅个人生命的开端是溢出个人的,而且就个人总要死亡或经历重大无常而言,经验个体的时间也拢不住生命整体意义。因而,人生总有一个趋向,要在超越个体生死和无常的层次上,找到生命时间的本义。依照张祥龙的分析,从人类文明角度看,有两种策略来满足这一趋向。一种策略是设想和构建一种超死亡的永恒个体,以承接生存之意。这就导致了神话、宗教、形而上学甚至高科技的努力。但这条策略取消了个体时间,碾平了在个体体验中涌现的意义。与之相对,另一条策略试图寻找一种更加中道,完全不离生命时间,但是在其中又可以生发出超个体的意义结构,这就是儒家所采取的策略。需要说明的是,儒家揭示的并非仅仅是某种特定文化产物,而是对人之为人最原初经验的辨识,即一种呈显为代际时间的意义发生机制:一方面,我们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开端的,我们的时间是从父母的时间中流溢出来,在个体能产生清晰的自我意识之前,他对照护者的依恋已经形成了绝对记忆,这种记忆构成着我的曾在;另一方面,即使在子代成熟独立之后,子代时间也不会与亲代时间完全断开,而总是回旋、内在交织在一起,这不仅因为子代也要生养自己的孩子,而且由于这生养会以同构的方式再次激活被养育的记忆,并将之向未来开放。

由此,重重叠叠、无限延展而又内在交织、回旋的代际时间也可以提供一条途径,将有限个体的生命安顿于某种神性维度之中,只有后者永远不会闭合为超个体的超越实体,而总随着实际生活经验之流展开,正如家永远不会脱离活生生的家人成为普遍性的形式实体:“家时的每一刻都被层层过去和将来交织得深不见底,暗通着悠久的天命,广大的世界和无定的可能。”[36]据此,张祥龙指出,家时或代际时间也构成一种人类可以希冀的慰藉,相比前一种策略,它也许是一种更为真实的人生意义源头,“不但弥补了经验个体生命时间短暂、脆弱的缺陷,而且又不会被‘超越死亡’的个体固化掉生命时间本身的意义机制”[37]。从根本上说,代际时间作为人类最内在经验和意义发生机制,先于任何文化或文明的构造,构成家庭本真形态的存在机制,也成为人类本性的重要指标。换言之,相比于“理性的动物”,代际时间更适宜充任人类本性的指标。

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人类自然生命技术化的界限何在?”一种适生科技视角会清晰地回答:以代际时间为界限。并且,代际时间在双重意义上成为界限的:首先,代际时间为技术发展植入内在界限,将对技术的追求收敛于我们这种人的“最适生存态”[38]中,并以此来抵御现代技术的虚无主义倾向;其次,代际时间为我们评价技术提供了一种内嵌于生命的柔性标准。这种柔性的代际时间尺度的非现成性使得它可以避开本文开头所讨论的僵局;而它非对象化的一面使得它可以抵御“数学因素”的侵蚀,在现代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之外,为我们开启另一种想象人类技术化存在的方式,想象人类未来的方式。如前所述,超人类主义作为现代性计划的极致表现几乎垄断了我们对技术未来的想象,无论是以积极还是消极的方式。而有能力想象另一种不同的未来,将是摆脱现代技术理性铁笼钳制的关键一步。这也是张祥龙的适生科技思想更深远意义所在,让其超出单纯技术哲学的范围,而成为一种面向未来的整体技术伦理-政治方案。[39]下文将聚焦于适生科技视角下的超人类主义批判,以剖析其思想潜力。

三、适生科技视角下的超人类主义批判

以适生科技的时间性尺度衡量,追求不断增强人体性能的超人类主义技术在不断扭曲人们的原时间,造成生存的意义危机和现实威胁。[40]如前所述,支配超人类主义未来想象的时间框架是一种进化论的时间图景,主张从生物和技术进化的未来角度来理解人类本质。在这一时间框架下,现阶段的人只是自然进化中一个转瞬即逝的环节,而人类现在有能力由自己来驱动和控制自然进化,不断挑战人类自然极限。但是,如果一切都是可以被超越的,那么这种看似美好的上升之旅似乎缺乏任何本质或目的,没有持续或持久的事物,只有无止境的瞬间,每一个都是对前一个的超越和否定,令看似美好和伟大的事物在更美好的前景面前乏善可陈。这种完全的乐观主义中反而产生出无法祛除的虚无主义阴影。

虽然超人类主义可以辩解:在其中起作用的时间维度是未来。比如,宇航员必定是朝向某个未来的目标前进,这是真正向他开放的家园。这种未来打破了任何现存的瞬间,并将真正的善好置于时间的尽头,真正的超越性之中。显然,在这样的目标面前,唯有永生才可能与之匹配。永生也是一劳永逸摆脱虚无主义魅影的唯一可能途径。

然而永生真的是可欲的吗?从时间性尺度来看,追求个体永生的超人类主义技术在双重意义上是不道德的。第一重错误是,追求永生会导致生存时间的平整化、同质化。关于追求永生可能产生的不利政治-伦理后果,已经有许多讨论,比如加剧老人政治风险、削弱社会活力和创新性、导致资源和责任向老人的单向流动[41]。张祥龙分析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深入生存时间机制来剖析个体不死是如何扭曲我们生存的意义之源。不同于超人类主义者以外在对象化的方式将死亡看作可超越的外在界限,类同于一种尚未找到疗法的疾病,张祥龙指出,死亡恰恰是生存时间意义的中枢,“死亡既是时间的清道夫,去除其中的对象化的赘疣,又是它的联系和过渡,比如现在之死成就过去和未来的来临,因而每一瞬间都有死与生的交织”[42]。悬置了死亡的时间会从根本上改变生存的时间样态,内在分化、延异、回旋交织着的代际时间被拉平为物理时间,即无限“现在”的单向流逝序列。陷入无限“现在”序列的人类已经脱离了自身的“已经”和“未来”的源头,脱离了人生的“意”源[43],而只能沉湎于这些一个接着一个、旋被替代或被遗忘的“当下”,追寻着没有目的的目的。毫无意外,走向宇宙似乎成了无限延长生命的注定结局。[44]然而,无止境的宇宙漫游难道不是另一种形式的监禁吗?如果人类的未来希望在于驶离地球的小小宇宙飞船,那么也许我们应该警惕高科技及其意识形态对人类未来的绑架。[45]

追求永生的第二重错误是,它会从根本上削弱和破坏亲子关系和亲子经验,更改人的原意识方式,阻塞人类道德意识之源。如前所述,嵌入亲子关系中的代际时间是人类最内在的经验和发生机制,不仅承接着人类对不朽的最深层追求,也是每个人自身意识的开端。代际时间的一个特性是它总是居间发生的、溢出个人的:在我发展出明确的自身意识之前,我的时间已经和父母的时间相连,而通过以孝道重演和回应父母的时间,我也扩展了自身的时间性。在这种时间意识当中,蕴含着一种对人之为人而言不可或缺的道德能力,即破除自我中心、扩展自身的道德能力。张祥龙指出,这种亲子之间的、充满爱意晕圈笼罩的、身体性的时间勾连机制,在人类道德意识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关键角色,因为它在人类能形成自身道德感的最敏感时段,主要以意义、意识的原生成而来,生发出原初的人际间感受能力。[46]只要我们生存时间根底上的重叠、交织和回旋结构有了少许毁坏,那么我们整个人的生存形态和内蕴的道德结构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一个生命无限延长的人,还会有强烈的动机去养育后代吗?他还有可能为另一个生命而奉献或牺牲自己?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这意味着一个不死的生命注定会被困在自我利益的桎梏中,从源头上被剥夺了感受我的生命与他者相通、相感的道德想象力。这也印证了张祥龙关于人类本性的一个重要判断:自然的死亡参与和保护着作为人性根基的代际时间机制,以非对象化的方式帮助抵御身体和精神上的乱伦威胁。[47]

对张祥龙而言,代际时间不仅为我们批判超人类主义提供了依据,也为我们选择未来技术显示了尺度。通过阐释《哈利·波特》,张祥龙以一种生动而戏剧性的方式展现了两种技术的对峙:伏地魔的魔法所代表的不死的技术vs哈利·波特的魔法所代表的有死的技术。在张祥龙看来,哈利·波特与伏地魔的最大区别是亲亲之爱的有无,并且这爱的前提是一种时间意识。伏地魔所有行为的最大动机就是超越自己的死亡,并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与超人类主义者相似的取向,即寻求不断地超越自然生命的界限,但正如小说中所描述的,这种倾向反而使伏地魔的魔法走向了蓬勃生命的反面。

哈利对死亡和时间态度与伏地魔正相反:死亡不是他要征服的对象,而是他人生的动力和源头之一。[48]如果说伏地魔追求的是彻底战胜死亡的永生——这也是超人类主义的目标,那么哈利追求的恰恰是在死亡中延续的生,“超出死亡而活着,在死亡之后而活着”[49],也就是我们已经很熟悉的那样一种在代际当中连续的生成。“死亡对于他不是绝对的虚无、负面与隔断,而是以更深沉的方式联结过去与未来的通道,每次接触死亡,都为他打开通向过去与未来交织的生存时间,特别是家族世代时间的新门。”[50]哈利全部的生存动机、道德动机和行为动机都来自这种世代生成的时间意义结构。父母自我牺牲的爱保护了哈利的生命,也激发了他的道德勇气去面对伏地魔。

值得玩味的是,在战胜伏地魔之后,虽然哈利的能力足以让他获得不死的机会,但他放弃了这种力量,而是回到日常生活时间当中。张祥龙尤其看重这一点,并从哲理上将之总结为:哈利与伏地魔之决斗,是家族生存时间与无时间永生之斗,是那被以不公正方式严重损害的传统时间与艺术时间,向全力追求超时间的现代性及其高科技的复仇。[51]由此,哈利展示了一种对待技术的态度,这也是“适生科技”思想所主张的态度:技术对人类自然生命的改造,应该以作为人性根本的代际时间为界限;只有能够保存和激发原初生存时间及其内蕴意义机制的技术,才是最符合人的生存特点的技术,才是能让我们这种人长生久视的技术。

需要看到,不死的技术与有死的技术之争并非仅仅存在于小说的幻想世界中,毋宁说它折射出的是现实世界的关切,并从思想上决定着人类社会未来的走向。这也是为什么类似的母题反复出现在面向未来的小说和电影中。例如,电影《流浪地球》中数字派与地球派之争,表现的就是同样性质的生存抉择:如果将所有人生命都数字化,上传至赛博空间,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当下的生态危机,那么人类还有什么理由保持旧有的有限生存方式,拖着沉重的身体,带着地球一起流浪?前一种选择是典型超人类主义的选择,将生命赛博化会是人类摆脱自然束缚的关键一步,人类将从此迎来数字永生。沉浸在现代技术喧嚣中的人们很自然就会倾向前一种选择,以至于后一种选择——保持有限的身体性存在——显得如此“落后”而难以辩护。张祥龙适生科技思想的重要性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体性的、有限的生存方式及其内蕴的代际时间机制对保存人性具有重要作用。如果允许技术无限增长的强力意志侵蚀作为人性根本的代际时间机制,那么人类的生存方式就会发生根本退化,生存核心的时间意义机制就会被拉平、阻塞和瓦解,而那些曾经激发过我们、为我们所珍视的一切人类价值也会随之烟消云散。电影《流浪地球2》意味深长的结局或可佐证上述洞见:电影中为了延续逝去女儿的生命,一个父亲不惜一切代际地将女儿和自己的生命数字化,然而悖谬的是,在赛博空间中,一切亲子关系和亲子经验都将永久地丧失存在依据。

四、结语:永生还是生生?

综上可见,适生科技以“生生”尺度为技术发展确立了超越纯粹技术本身的目的,以对抗现代技术座架化的虚无主义倾向,为解决我们时代最深的困境提供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方案。技术时代虚无主义困境体现在本文标题所揭示的问题中:人类自然生命技术化的限度何在?跳出任何现成的、形式化标准的窠臼,适生科技思想极具创造性地以原发的时间构成境域,作为界定人类本性的指示和规约未来技术的尺度,在自然与人为之间预留出更大的弹性空间:既为技术改良人类生命留下了想象空间,但同时又在技术之“可为”与“不可为”之间划下了明确的红线。

“适生科技”可以被更宽泛地看作是“重置现代性”的文化努力。许煜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技术无意识下运作的产物,这种无意识是对自身局限性的遗忘,危险也在此滋生;为了克服现代化的危机,需要我们从文化上“重置现代性”,在启蒙计划之外,找到一个世界历史的新概念和一种宇宙技术的思想,让我们以新的方式与技术物、系统共存。[52]张祥龙“适生科技”思想也带有批判现代性的明显意涵,他将之称为“思想避难”[53]。所谓“思想避难”具有双重内涵,不仅要为古老的儒家思想寻求全球化时代的避难之所,更长远的目标是要在激活传统的前提下,让传统思想资源和生活方式可以重新庇护未来的人类,在现代性计划之外为人类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另一种可能性。就此而言,“适生科技”实际上为我们示范了中国传统思想介入现代技术追问的可能路径,开启了一个重要但尚未得到充分探索的思想空间。简言之,在以下两个相互关联的关键问题上,儒家思想能够为超人类主义运动引发的持续辩论提供新鲜且重要的洞见,推动我们重新审视人与技术的关系以及人类的未来。

一是最原初也最核心的问题:如何看待人性?超人类主义的核心诉求是人类增强 (human enhancement)。被增强的对象显然不只是个体,也不只是人在特定方面的功能,而是人之为人的一般状况,因而人性观成为增强技术伦理无法绕开的理论基点,并且只有依据后者,任何增强人类的计划才能得到充分的伦理辩护。超人类主义者倾向于认为,人之为人并没有任何特殊规定性,或者说人性并没有道德上的相关性:人只是一个未完成的、有待技术重塑的作品。但正如第一节已论证的,这种人性观存在深刻的内在矛盾。儒家则持有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人性观,为处理相关问题提供了极具启发的替代性框架。对儒家而言,人性毋宁说是一项道德成就,人生而具有的道德潜能需要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得到培育和成就,其中与家人的关系、尤其亲子关系扮演着最为关键的角色。换言之,儒家的人性观承载着一整套善的生活样态,为我们评价和选择技术提供了伦理出发点、基准和尺度。就此而言,引入儒家视角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超人类主义种种争论的核心问题,与其说是一个道德意义上的好坏问题(如某项增强能否道德辩护),不如说是关于“什么才会造就美好的人类生活”的问题。[54]儒家视角的重要性,体现在它能在关键之处打破超人类主义对人性的狭隘界定,揭示出增强技术背后潜藏的隐性代价,例如“永生”的代价可能是瓦解那些使人类生活值得过的核心情感和价值。

另一个更具有实践迫切性的问题是:如何重新确立技术发展的内在目标?如前所述,受数学因素支配的现代技术,本质上缺乏内在目标,被离散的“现在”时间序列所驱迫,追逐一个个转瞬即逝的目标。超人类主义的困境正是现代技术内在无目的状态的投射。即使作为超人类主义终点的永生,所带来的也并非生命的安顿,而是无法消解的无意义感。[55]相形之下,由儒家传统所汲取出的“生生”时间尺度,则可以通过恢复技术与人类生命内在意义机制的关联,将技术重新建立为人可以栖居于其中的“家”。由此,以“生生”的时间性为尺度,就是要从人类生存的根基上锚定技术向善的目标。而且在儒家视角下,这种作为技术发展终极指引的“善”不能被为任何形式化的、现成化的指标所穷尽,而是需始终以真实可感、能打动人的生命样态来呈现。“适生科技”思想很大一部分吸引力正在于,它巧妙地以真实生命样态为中介,让儒家经典的精神气质重新与当下技术实践气息相通。

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工智能医学应用的伦理框架与治理研究”(20BZX127)的阶段性成果。

[1] Nick Bostrom, “Transhumanist Values”,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 Vol.30 (Supplement), 2005, p. 4.

[2] Roberto Manzocco, Transhumanism, Engineering the Human Condition, Switzerland: Springer Cham, 2019.

[3] Max More, “The Extropian Principles v. 3.0: A Transhumanist Declaration”, The Extropian Principles, 1998.

[4] 孙周兴曾提出类似的关切:“自然人类被技术化(非自然化)的限度在哪里?”他将之看作是我们时代最根本的关切之一,认为“必须有这样的讨论了,必须对人类未来生命的方向和形态有一个整体的预测和规划了,这是新生命哲学和未来哲学的任务”。(孙周兴:《人类世的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316页。)

[5] [法]吕克·费希:《超人类革命》,周行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第50页。

[6] 赵汀阳:《完美是最好的吗?》,[美]迈克尔·桑德尔:《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黄慧慧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导论。

[7] Nick Bostrom, “Transhumanist Values”, p. 4.

[8] 参见赵汀阳的《完美是最好的吗?》。

[9] [法]吕克·费希:《超人类革命》,第17页。

[10] 参见[法]艾尔弗雷德 W. 克罗斯比:《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郑明萱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

[11] [美]弗朗西斯·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黄立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0-131页。

[12] 同上,第172页。

[13] [德]迈克尔·豪斯凯勒:《“更好”有多好?理解人类增强计划》,钱雪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5年,第99页。

[14] Andy Miah, “A Critical History of Posthumanism”, Enhancements & Posthumanity, ed. by Bert Gordijn and Ruth Chadwick,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2008, pp. 71-94.

[15] 张祥龙:《适生科技与高科技》,《江海学刊》2021年第3期,第20页。

[16] 吴国盛编:《技术哲学经典读本》,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页。

[17] 张祥龙:《适生科技与高科技》,第21页。

[18] Martin Heidegger, Holzwege [Gesamtausgabe, Bd. 5],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77, S. 28-29.

[19] 参见张祥龙:《技术、道术与家——海德格尔批判现代技术本质的意义及局限》,《现代哲学》2016年第5期。

[20] Martin Heidegger, Die Frage nach dem Ding: Zu Kants Lehre von den transzendentalen Grundsätzen [Gesamtausgabe, Bd. 41],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84, S. 75.

[21] Martin Heidegger, Überlieferte Sprache und technische Sprache, hrsg. von Hermann Heidegger, Basel: Erker Verlag, S. 18.

[22] Martin Heidegger, Gelassenheit, Pfullingen: Günther Neske, 1959, S. 22.

[23] 张祥龙:《技术、道术与家——海德格尔批判现代技术本质的意义及局限性》,第59页。

[24] 张祥龙:《适生科技与高科技》,第21页。

[25] 同上,第21页。

[26]参见同上,第25页。“内含人类良知(比如表现为否定形式的良知判断)的隐形制约”一语即出于此。本文将进一步将这种良知阐释为一种植根于代际时间的意义机制,这也是本文综合张祥龙相关论述所作的阐释推进。

[27]参见张祥龙:《技术、道术与家——海德格尔批判现代技术本质的意义及局限性》,第65页。技术之“根基持存性”及其“家”性的存在论阐释,均本于此。

[28] 张祥龙:《“家”的歧异——海德格尔“家”哲理的阐发和评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1期,第29页。

[29] 类似的判断散见于张祥龙的多个文本中。(参见张祥龙:《技术、道术与家》,第64页;张祥龙:《“家”与中华文明》,济南:济南出版社,2022年,第157页。)

[30] 张祥龙:《技术、道术与家——海德格尔批判现代技术本质的意义及局限性》,第65页。

[31] [加]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程炼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22页。

[32] 张祥龙甚至认为,与其说人是理性的动物,不如将人首先看作是有家的动物:“人,或我们这种人,不是一般的社会性动物。它是男女有别、养老敬老、结婚成家和终生维持亲子关系的动物。”(张祥龙:《家与孝:从现象学视野看》,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81页。)

[33] 张祥龙讨论过母系家庭、同性婚姻,这证明他对家庭结构的多样性和歧异性是有充分认识的。

[34] 张祥龙:《代际时间:家的哲学身份——与孙向晨教授商榷》,《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0期,第61页。

[35] 同上,第62页。

[36] 张祥龙:《“家”与中华文明》,第96页。

[37] 张祥龙:《代际时间:家的哲学身份——与孙向晨教授商榷》,第65页。

[38] 张祥龙:《适生科技与高科技》,第 21页。

[39] 泰勒在《现代性之隐忧》中提出,我们需要寻求一种替代性的技术框架,以在工具理性的铁笼之外开启另一种可能性,并将之看作人类自由的体现。笔者认为,适生科技学说正是这一思想路向上的重要成果,值得多角度进行探讨。

[40] 张祥龙:《时间的“奇异”与“真实”》,《南国学术》2017年第2期。

[41] [美]弗朗西斯·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第59-72页。

[42] 张祥龙:《“家”与中华文明》,第95页。

[43] 同上,第95页。

[44] Roberto Manzocco, Transhumanism-Engineering the Human Condition, p.

[45] 张祥龙:《适生科技与高科技》,第24页。

[46] 张祥龙:《“家”与中华文明》,第99页。

[47] 张祥龙:《家与孝:从现象学视野看》,第230页。

[48] 同上,第261页。

[49] 同上,第262页。

[50] 同上,第262页。

[51] 同上,第264页。

[52] 许煜:《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卢睿洋、苏子滢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21年,第45页。

[53] 参见张祥龙:《思想避难:全球化中的中国古代哲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54] [德]迈克尔·豪斯凯勒:《“更好”有多好?理解人类增强计划》, 第226页。

[55] 如伯纳德·威廉姆斯(B. Williams)在其论述永生之乏味的著名论文中所指出的,如果我们无限制地延长我们的生命, 那么我们终有一天会陷厌倦、冷漠和无聊之中。(B. Williams, “The Makropulos Case: Reflections on the Tedium of Immortality”, The Metaphysics of Death, ed. by J. M. Fisch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71-92.)

本文原载《现代哲学》2026年第4期

    进入专题: 超人类主义   适生科技   人类增强  

本文责编:chendongdo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
栏目: 学术 > 哲学 > 科学哲学
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85904.html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6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