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祥龙:适生科技与高科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5 次 更新时间:2022-02-04 23:3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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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祥龙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适生科技是适合人类长久生存的良好科技,要辨识其特点和必要性,就需全面理解技术的原初含义。高科技是一种具有数学因素的研究和实施方式,让人能够以充分对象化的方式逼问自然,从而获得某种特别的认知和改造世界的力量。高科技崇拜是以高科技来垄断真理和排斥异己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反,适生科技观主张造福于人的科技只能是多样化的,但又受到人类良知的引导而具有收敛方向。此次新冠疫情的应对反映出高科技崇拜的状况,也可看出另类科技比如中医的不可替代的功能。

   关 键 词:适生科技  高科技崇拜  充分对象化  中医  新冠疫情

  

   对技术和科学的看法有许多种,可以大致分为三类。一类认为技术与科学是改造自然的工具,即人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有效能大小之别,但科技本身无好坏之分,这是一种科技价值中性观。另一类主张技术与科学不止于手段,对它的运用会反过来改变人本身,比如说使用工具的劳动造就了人并不断加深人对世界的认识的观点,就属于这一类有技术(或科技)乐观主义倾向的看法。第三类看法认为,技术与科学本身隐含着某种危险,特别是当它发展到现代技术与科学即高科技阶段,对人的影响就明显变质了,从主要是帮助人、成就人的中介变为了控制人和带人进入危险境地的构架。道家(提醒人要警惕技术)和海德格尔(批判现代技术)的技术观就属于这类,可视为某种程度上的技术悲观主义或科技警示论。本文同意后两类看法共享的这样一个观点,即技术并非是价值中性的,同时重视第三类观点的警示,并根据技术或技艺先于科学而构造人生的见地,提出适生科技的思路,主张科技的多样性和互补竞争性,以获得最利于人类生存的效果。

   技术的原义和适生科技

   人类从来就有技术(,Technik,technology,technique;技艺),不存在一个还没有广义技术的人类阶段。如果从这样一个观点——今天似乎没有人会否认它——出发,对“什么是技术”就可以有一个简易的看法,即技术是人类为求生存和舒适,历时习得的基本能力。既然是“历时习得”的,技术就与人天生就有的能力如吮吸、抓握、爱恶等不同,它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学习经历和熟练过程,甚至是可继续改进和创新的过程;而说它是“基本”的,就使之区别于那些需要更充分的对象化意识参与的能力,如进行科学、哲学活动的能力。

   在这样一个视野里,并从人类意识的生成角度来看,语言就是一个技术,而且是首要的技术或技艺。它既是历时习得的,又是基本的和前反思的,尽管它与人天生就有的某些能力如发声和想象能力内在相关,同时也是那些需要充分对象化、目的化意识参与的活动的前提。儿童玩玩具和做游戏是一种技术,比起成人使用工具毫不逊色。当然,使用工具——从过去使用石器、犁镐、蒸汽机,到今天使用汽车、电器、手机,明天使用机器人——的劳动能力是相当重要的技术,有些思想家甚至认为是它让人成为了人,但这似乎是忽视了技术的童年和晚年而只关注它的成年的结果。应该说:是包括语言在内的广义技术或原初技术使人变成了人①,尽管有的技术如做游戏和使用(及制造)简单工具是人与其他某些哺乳类动物(如黑猩猩)共享的。

   所以,技术不止于“人类器官能力的延伸放大和投射”②,而同时是或首先是这种放大和投射得以可能的前提。就此而言,技术也不止于“应用科学”。作为具有某种研究范式的精细探索,科学奠基于技术之上,有的学者因而提出“技术是汪洋,科学是孤岛”的口号③。没有技术的铺垫,比如高质量透明玻璃的发明和相应的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出现,相应的近现代天文学、医学和材料学是不可能的。④说到底,技术并非应用科学,而科学反倒是技术的研究范式化。因此“科学技术”实质上是“技术科学”,尽管“科技”的习惯用法已经难于改变,本文也只好从众。

   综上所述,技术与相应的科学不只是中性的工具或认知,而首先是参与构造人类意识和世界图景的策源地(matrix)。从一个角度来看,技术出自人,是人在运用技术,而且技术也的确放大了人的器官功能;但这运用会回过头来运用其运用者,将后者造就成适应这运用的人。之所以会有这种“运用技术”和“被技术运用”纠缠出来的旋涡,是因为人不得不用技术,而不能像野马、大雁一样主要靠天然能力来维生。但这并不必然导致技术悲观主义,即认为科技会完全控制人类并造成恶果,因为科技的根子毕竟在技术而不是刚性的研究范式,而人类自童年起就沉浸其中的技术游艺,其中潜伏着不可测的变异可能,让人具有再选择的能力。同理,技术乐观主义是更为肤浅的,因为科技并不总是听话的仆人,而更是某种意义上的幕后主人,如果这身兼主仆者闹起事儿来(现在已露端倪),后果堪忧。

   既然技术是人“必有的习得”,或者说是与人共命运的,那么就人是一种具有独特生存特点或者说是有自己的幸福——最适生存态——追求的存在者而言,就应该有一种最适技术(optimal technique),也就是最适合人的生存特点的技术或科技,可名之曰“适生科技”(the tech-science best-suited to human life)或“适度科技”(appropriate tech-science)。换言之,人类对技术或科技的追求应该有内在的价值收敛极,不应是无限发展的,也就是总在追求“更者”——如更高、更快、更强——的,因而永没有“止于至善”的一天。

   但问题在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不同信仰的人们对于“什么是幸福”或“什么是人类的生存价值、终极意义”,总有不同的回答。即便限于宗教和哲学的范围内,古今中外对这个问题或类似的问题,也有相当多的答案。从先秦的百家争鸣,古希腊、古印度的众多流派,到各个民族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和伦理规范,其中映射出的生命意义观或幸福观,各种各样,不一而足。这种参差不齐表明,幸福就像一只自由的野生小鸟,不能被人们的观念之笼养活。比如,一些哲学家觉得这一点是自明的,即幸福就是快乐,而快乐就是身体感到的愉悦而非痛苦。它当然有其不可轻视的道理,可一旦加入时间的考量,比如今天喝酒的快乐和明早因喝酒头疼的痛苦,这种快乐幸福论就露出破绽。就是同样主张快乐是最重要价值的功利主义者,也有边沁的量化主张——认为快乐可以通过七个指标来衡量(其实它们之间就常有冲突)⑤——和穆勒的质化主张(精神快乐比感官快乐更高级[但什么是精神快乐就大有争议了])的争论。

   正是因为有这种根深蒂固的不一致,所以科技就可以利用其中的某个或某些观点,或今天利用这个观点,明天利用那个观点,来为自己的无价值收敛的线性发展寻找理由,或干脆将自身隐藏在“技术中性工具论”的盾牌之后,相当成功地回避了适生科技的问题,甚至培育起强大的科技乐观主义,让世人相信更高的科技就意味着更多的人类福祉。

   什么是高科技和高科技崇拜

   什么是高科技?从字面上讲,高科技就是高端的、先进的、前沿的科学和技术。但从其实质内容上讲,高科技是被充分对象化的、能较快地产生新奇效果——新的生产力、商业利润、诺贝尔奖项、科技异人名声——从而提升持有者对自然及他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的新科技。一种科技产品,越是被精确地对象化,即数量化和系统形式化,就越容易成为一种具有改造自然事物和人际关系的力量和手段。中医与西医的差异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时至今日,西医对于人体和疾病的看法已经是相当对象化了。认识人的身体主要通过解剖学,由此而得知人体组织、器官、体液和神经网络运行的知识;后来又发现了细胞、细菌、病毒和基因这些更精细的对象,通过它们来解释人体的形成和疾病的原因及治疗。特别是基因的发现,被认为是获得了理解和改造生命体、包括人体的钥匙。与之不同,甚至在某些方面相反,中医虽然也有自己的有效研究方式,基于阴阳五行、五运六气等理论和假说,充满了时间化或时机化的理解,但它对人体的认知不是精确地对象化或物理空间定位化的。即便是对“五脏六腑”的认知,也不等同于解剖学意义上的脏器(这曾成为攻击中医不科学的理由之一),更多的是功能性的、交叠式的或全局意义上的认知。经络基本上是非对象化的,但又是真实的人体存在,将它还原到某种身体对象上,比如“细胞—缝隙—结缔组织—血管—淋巴—体液(内分泌—免疫)—神经多元系统”,即便有所帮助,也替代不了中医原本范式中直观自明的经络理解。通过脉象能知晓身体状况和病情,也不是对象化的因果关系可以合理解释的。至于“五运六气”等时间化的学说,就更让对象化思维摸不着边儿了。所以,中医不是高科技。

   其次,什么是高科技崇拜?它是这样一种思想倾向和意识形态,即将高科技的知识和成果当作每个领域、事项的唯一真理,要向全世界无条件地推行;同时将在同一领域和事项中的其他研究或实践方式视为异端邪说,起码是非真理,一定要排斥、打击掉而后快和心安。这种崇拜的历史来源或思想方式的来源,主要是西方宗教对于唯一至上神的崇拜。这些宗教坚信自己是关于这个世界和人生的唯一真理,信仰者有责任将其向全世界传播;同时全力排斥其他宗教、包括它们内部的对手,视之为魔鬼唆使的异端邪说。当西方近代科学如哥白尼的天文学出现时,曾遭到天主教教会的严酷迫害,布鲁诺为此被烧死,但当这种科学和技术取得类似当年天主教教会的统治地位之后,某些人、首先是一些哲学家们乃至政治家们就担当起了教会神父或宗教裁判者的角色,宣称高科技的真理垄断权以及那些不同于它的另类科技⑥的低劣性、虚假性(伪科学性)及有害性。用《旧约》的话来讲,他们捍卫的是“一个妒嫉的神”(《旧约·出埃及记》,20:5),决不容忍信徒们还同时信奉其他的神或替代品。简言之,虽然这些崇拜高科技的人的具体主张与天主教会的主张不同甚至对立,但两者的思想方式——唯我独尊、非此即彼、你死我活——是一致的,有些科学史家还很有根据地做了这样的论证,即西方近现代科学的出现与西方宗教之间有某种内在关系。⑦

   科学史表明,一个时代的科学真理,可能被后来时代的新发现所修正,甚至在某些要点上被推翻。比如牛顿力学被相对论修正,平直空间的设定被推翻。而量子力学的某些发现如量子纠缠、叠加及其相关认知,更是颠覆了以往的多个科学真理,连爱因斯坦也接受不了,必欲去之而后快。这表明,所谓高科技掌握的真理,也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真理——如果那意味着完全符合实际并因此能给人生带来幸福的话——而只是一些会给掌握者增加强力的知识和技术。可见,高科技崇拜所真正崇拜的东西,并非真理,而是力量,并且是不断增强的力量,因为这高科技,如前所示,实际上是“更高化”的,即永远还不够高、总要更高的科技。

   高科技为什么能取得那么出色的成果

   按照目前通行的衡量标准,相对于其他文明和文化的科技,高科技取得了更令人瞩目的成就。其原因何在?以上讲到,高科技通过科学假说和实验检测的结合来运作,而科学假说中浸透了西方形式化数学的精神。所谓经验中的实验检测和反复校正,甚至某种意义上的科学假说,是各种科技都会实施和提出的,只有假说中的“西方数学因素”,为高科技所独有。所谓“数学因素”⑧,是指让人能做一种自己与自己玩儿(总有新的组合可能,可判定输赢成败)的形式化、数量化游戏的结构。因此,它具有一种内在于形式的推衍能力,让科学假说可以探伸出超经验的预设触角,比如根据某种引力异常,推想并计算出某个地方可能有一颗行星,或根据某些理论预设,推衍出光线穿过大引力场时会产生某个角度的偏斜。这样,即便后来实验的结果大多不是肯定性的,但从整体上看,这种在假说引导下进行的实验,一旦应合,它们所达到的新奇和随机引发的深度,是其他类型的实验和经验尝试无法抗衡的。

这种数学因素深刻影响了整个高科技探索。这就是康德讲的“人为自然立法”的格局。人通过所谓“先天有效”的数学形式和概念化因果推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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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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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 2021年第3期20-28,共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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