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方:人工智能赋能阳明心学研究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6 次 更新时间:2026-11-17 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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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晓方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传统人文学术研究范式的革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人工智能不仅是一种工具性力量,更在深层上重塑了心学研究的“知”与“行”——它使文献的“知”从静态储存转向动态对话,使阐释的“行”从个体体悟拓展为人机协同的知识建构,为传统心学在数智时代的“致良知”开辟了新的可能。

阳明文献的知识生产革命

阳明心学的研究,历来以文献的爬梳与义理的阐发为两翼。然而,阳明文献的整理有其特殊困难:王阳明的著作散见于《传习录》《王文成公全书》以及各地方志、碑刻、族谱、书信之中,版本繁杂,真伪交错;其后学分化为数个流派,文献分布广泛,彼此之间的思想脉络错综复杂。传统的研究方式依赖学者个人的阅读积累与学术判断,效率有限,且难以呈现思想流变的整体图景。即便是穷尽毕生精力,学者所能触及的文献范围也终究受限于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正在改变这一局面。赣南师范大学依托全球首个“此心光明智能体”与CGBox工业人工智能数字底座,构建了“阳明文献数据库”。这一知识数据库的建设,标志着阳明文献处理实现了从“数字化”向“数智化”的转变。

所谓“数字化”,是将纸质文献转化为电子文本,本质上只是储存介质的改变,文献之间的关联仍需研究者以手工方式建立。早期的古籍数据库虽然实现了全文检索,但检索结果往往是孤立的字符串匹配,缺乏对语义上下文的把握。而“数智化”则表明,人工智能系统能够理解文献的语义内容,自动识别实体(如人物、地点、事件、概念),并建立实体之间的语义关联。这就使得原本孤立存在的文献片段,被组织进一个可计算、可查询、可推理的知识网络之中。

这种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对阳明心学研究具有深远意义。阳明心学的核心命题,如“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亲民”,在不同时期的书信、语录、公移中呈现出微妙的语义演变。传统研究要追踪一个概念的历史流变,需要学者通读全部相关文献,耗时费力且难免遗漏。而在知识图谱的支撑下,研究者可以快速定位某一概念在不同文本中的出现语境,观察其语义关联的变化轨迹,从而更精确地把握阳明思想的内在演进逻辑。例如,通过对“知行合一”一词在阳明不同时期文献中的共现词进行统计分析,研究者可以发现该概念在不同阶段所关联的核心词汇存在显著差异,进而揭示出阳明思想从早期强调“知行本体”到后期侧重“致良知”的内在转向。

更重要的是,知识库的建设为阳明后学的研究打开了新的空间。阳明后学流派众多,思想分歧复杂,既有“现成派”与“工夫派”的对峙,又有泰州学派与江右王门的张力。这些思想差异往往体现在对同一经典文本的不同引用与诠释之中。借助人工智能的文本比对与语义分析能力,研究者可以系统性地追踪某一经典语句在不同后学文献中的引用方式与诠释策略,从而以数据驱动的方式重构阳明学的分化图景。这在传统研究范式下几乎是难以想象的。此外,人工智能还可以辅助进行文献的真伪考证。通过对疑似伪作的词汇频率、句式结构、用典习惯进行量化分析,并与阳明真迹进行比对,可以为文献辨伪提供客观的数据支撑,弥补传统考据学过度依赖主观经验的不足。

人工智能时代心学阐释的方法论反思

人工智能赋能阳明心学研究,其意义不仅在于效率的提升,更在于它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心学阐释活动本身的方法论性质。

心学区别于一般哲学史研究的一个根本特征在于它始终强调“知行合一”。对阳明而言,真正的“知”不是概念层面的理解,而是内化为生命体验与行动准则的“良知”。这就给心学的阐释活动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阐释不能仅仅停留在文本训诂和义理辨析的层面,而必须指向某种“走心”之知,即经过理性沉淀、饱含情感认同、具备持久行动力的信念之知。

那么,人工智能能否参与这种意义上的“阐释”?如果人工智能仅仅是一个文献检索工具,那么它显然与“走心”之知无关。但如果我们将人工智能理解为一个能够与研究者展开对话的知识伙伴,情况就有所不同了。以“此心光明智能体”为例,它的定位正是这样一种对话性存在。用户可以通过自然语言向智能体提问,智能体基于阳明文献知识库生成回答,并附上文献依据。这种交互方式的意义在于,它打破了传统研究中“研究者主动、文献被动”的单向关系,创造了一种“问—答—追问”的对话性阐释过程。当研究者向智能体提出一个问题,智能体的回答可能暴露出提问本身的盲点或预设的偏颇,从而促使研究者调整视角、深化思考。

这实际上暗合了心学传统中“以心印心”的阐释理念。阳明与弟子之间的对话,从来不是单向的讲授,而是在问答往复中共同逼近“良知”的显现。《传习录》本身就是一部对话录,其中充满了弟子的困惑、阳明的点拨以及双方在具体情境中的思想碰撞。人工智能智能体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这种对话传统的一个技术性延伸,它不具备“良知”,但它能够通过其知识库的组织方式和回答策略,为研究者提供一个“他者”的视角,促使研究者在与“他者”的对话中更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偏见与局限。

当然,这里必须保持审慎。人工智能的“回答”是基于概率模型的文本生成,它不“理解”阳明,不“体验”良知,更谈不上“知行合一”。将人工智能的生成结果等同于学术判断,是危险的。人工智能在阐释活动中的恰当角色,不是替代研究者的思考,而是作为一个激发思考的“触媒”,它的价值恰恰在于它的“非理解性”:因为它不“理解”,所以它可能以完全不同于人类的方式重组信息,从而暴露出人类思维习惯所遮蔽的关联与裂隙。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工智能赋能心学阐释的真正贡献,或许不在于它“给出”了什么答案,而在于它“引发”了什么问题。当研究者发现智能体的回答与自己的直觉相悖时,这种“认知失调”恰恰是深化研究的起点。它迫使研究者回到原始文献,重新检视自己的推理链条,在人与机器的张力中逼近更为整全的理解。这种“人机协同”的阐释模式,既保留了人文研究的主体性,又引入了技术理性的反思功能,为心学阐释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论可能。

交叉研究的限度与可能

人工智能为传统人文学科的转型提供了诸多可能。但坦率地说,这条路径的探索仍处于起步阶段,诸多问题尚待深入思考。

最根本的问题或许是:技术赋能与人文精神之间,是否存在不可化解的张力?阳明心学的核心关切是人的道德主体性的确立,是“良知”的自觉与扩充。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底层逻辑是数据处理与模式识别,它不关心“意义”,只关心“关联”。当我们将心学的阐释与传播托付给人工智能时,是否在不知不觉中将“致良知”的实践降格为“信息获取”的行为?

这一担忧并非多余。但同样值得思考的是,阳明本人从来不是技术进步的反对者。他平定南赣时,对火器、战术、行政技术的运用堪称娴熟。心学的精神不在于拒斥技术,而在于始终以“良知”统摄技术的运用。人工智能作为当代最强大的知识技术,其“运用之妙”同样“存乎一心”。如果研究者、教育者、传播者能够以清醒的学术自觉和人文关切来驾驭这一技术,那么人工智能就有可能成为心学在数字时代“事上磨炼”的新场域。

五百年前,阳明在赣南的山川之间悟得“致良知”的真谛;五百年后,我们试图在数据与算法的世界中重新激活这一古老智慧。技术会迭代,平台会更替,但“良知”的追问不会终结。

(作者系赣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教授,王阳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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