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双雪涛的中短篇小说结构复杂,充满种种张力。“艳粉街”是双雪涛为自己绘制的文学地图。小说中的工厂意象并非单纯的空间景观,而是交织在多重历史脉络之中。作为社会组织方式的工厂解体之后,工人的生活与精神面貌都面临新的困惑。爱与暴力成为双雪涛小说中的常见语言,孤独的叛逆少年与流浪作家是众多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人物形象。除了现实主义叙事,双雪涛小说还出现诸多超现实情节,后者同样寄寓了改造世界的想象。
关键词:双雪涛;文学地图;工厂意象;文学寓言;超现实
一
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我读到了双雪涛的短篇小说《大师》。短促的叙述句,明快的口语风格,找不到藤蔓一般纠结缠绕的句式,小说如同一片荒凉粗犷的戈壁渐次展开。许多作家认为,现代小说必须避免过多的叙述表情,大大咧咧的叙述人时常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口吻。这个世界还有多少值得一惊一乍的事情?他们甚至没有心情交代一个清晰无误的情节。破碎的生活令人心碎,说到哪儿算到哪儿,《大师》也是如此吗?
阅读结束后,我静默许久。自以为是的阅读预期显然不对。棋局,劣酒,失踪的母亲,父亲的肩膀,输棋之际放声大哭的男孩……我没有料到短促的叙述句背后隐藏着如此曲折的内容。短篇小说的狭小空间内部,这些内容的穿插调遣从容不迫,丝毫没有显出生硬乃至造作的设计感。别以为它是一个小池塘,水深得很,其情节缜密而完整。必须承认,《大师》让我重新意识到短篇小说的巨大潜力。
我之所以公开写下这些感想,还因为双雪涛的另一些短篇小说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譬如《跷跷板》。《跷跷板》的情节是,主人公——工厂里一个开吊车的司机——代替自己的女朋友看护癌症晚期的父亲,两个人在病房里随口聊天。由于已进入谵妄状态,病人的种种陈述亦真亦幻。悲怆伤感的气氛中,惊悚陡然降临。病人吐露了一件往事:当年他担任工厂厂长时,悄悄杀了一个试图威胁自己女儿的下岗工人,尸体埋在工厂幼儿园的跷跷板底下。这几天死者托梦告知,希望安葬到另一处,否则每一日都有许多小朋友在身上踩来踩去。主人公半信半疑地应承代办此事。他在一个寒冷的夜晚翻墙进入废弃的工厂,竟然在门口被拦下来,看门人正是病人口中的死者。按照看门人的说法,病人每个月还往他的卡里打工资。主人公获准进入空空如也的工厂,真的在跷跷板底下挖出一具骸骨。哪一部分情节是病人的幻觉?看门人仅仅是一个鬼魂,抑或那一具骸骨另有其人?悬疑萦绕不去。令人惊奇的是,《跷跷板》仅凭一个叙述视角就完成了如此剧烈的情节转折——如同一个技术高超的司机单手操纵一辆集装箱大卡车绕过险峻的盘山公路。
在《猎人》这本小说集的序言中,双雪涛表示对短篇小说具有浓厚的兴趣。2018年,他计划每月完成一篇短篇小说,期待年底攒下十二篇作品——事实上仅仅完成了十一篇。相对于长篇小说的庞大容量,短篇小说接纳的许多经验带有自足性质。这些经验的意义无需依赖一个宏大的叙事结构——往往也是历史结构——来给予证明。因此,短篇小说通常要求更高的生活辨识能力,更为精细地察觉各种经验的独立意义。短篇小说视域中的生活不仅是一个庞大的整体,又可分割为一个又一个小房间,每个房间风景各异,需要独到的眼光。由于短小的篇幅只能承受有限的情节起伏,许多短篇小说失之平淡,如同生活之中乏味庸常的一幕。双雪涛的短篇小说不仅波涛汹涌,充满种种张力,而且显示出迥然相异的叙事路径。《武术家》的比武与武功秘籍似乎沿袭了武侠小说的桥段,随后转入北京大学,最终结束于诡异的幻术。尽管小说情节大幅度辗转起伏,叙述的脚步却纹丝不乱。《杨广义》是一篇刀客的传奇,仿佛带有《聊斋志异》的风味,小说的结尾突然将古老的刀术秘技与当代中学生循规蹈矩的课堂生活联系起来,解构意味突如其来地弥漫开来。《心脏》之中悬浮移动的真实感令人联想到卡夫卡或博尔赫斯。每月一篇短篇小说,如此密集的频率令人惊讶,这种频率证明了双雪涛心智的活跃程度。双雪涛还有几部中篇小说,我倾向于将它们视为篇幅较长的短篇小说。如果仅将小说区分为长篇和短篇两种,中篇小说多半属于后者。无论是叙事方式,还是主题的复杂程度,中篇小说都更像短篇小说的扩展,而不是长篇小说的压缩。
目前为止,我读过双雪涛的三部长篇小说:《翅鬼》《聋哑时代》《天吾手记》。按照双雪涛自己的认定,《翅鬼》是他的第一部小说,原名是《飞》。这一部小说充满青春式的瑰丽想象,带翅膀的“翅鬼”、阴险狡诈的雪国人、狭小的洞穴、飞翔的红鸟与温暖的绿洲无不带有强烈的象征意味。这种类型的想象后来也曾出现在另一些短篇小说中,例如《刺杀小说家》,只不过瑰丽开始转为怪诞。《聋哑时代》的空间已经从雪国、断谷、绿洲这种神话式意象,回到杂乱低俗的艳粉街。“小学毕业的时候,是1997年的夏天,和之后每一次毕业一样,炎热而干燥。”《聋哑时代》开篇第一句话便定下青春主题的基调,例如叛逆、爱、性、暴力,小说中的反面力量代表通常是老师与父母,而更为隐蔽甚至无处不在的对手尚未进入视野。青春主题的重要特征是“不自由,毋宁死”。衰老、无力、矛盾、犹豫、坚韧、麻木,如何在这种气氛中“活着”,甚至被剥夺了“死”的自由?青春主题往往顾不上这些复杂的生存状况。《聋哑时代》仿佛隐藏着不竭的叙事能量,叙事者长长吸一口气,就能从游泳池的这一端潜泳到另一端才浮出水面。由于强大的文学肺活量,叙事者甚至不屑于一唱三叹式的迂回与换气。在《天吾手记》中,双雪涛小说涉及的诸多元素几乎已经完整出现。警察加入叛逆与爱的主题,性与暴力交织在案件之中。这时,代表青春叛逆的一部分校园风格转换为“硬汉”的硬朗风格。《天吾手记》中存在着一个超现实的“平行世界”,这个“平行世界”寄托了某种改造世界的额外可能,爱——尤其是某种从性爱之中升华的纯粹之爱——似乎是实现这种可能的精神力量。多大程度上相信超现实的“平行世界”是另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作家力图设置一个超越纷扰世俗的形而上出口。无论是《平原上的摩西》还是《光明堂》,人们都可以发现这个形而上出口在故事地平线的远方闪烁。因此,我决定后续的论述集中在双雪涛的中短篇小说上,通过它们可以更多地发现展示这些主题的各种形式。
二
任何故事无不发生在特定的空间,这是不言而喻的常识。然而,少数作家具有更进一步的雄心:他们试图为自己的作品绘制一份独特的文学地图。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作品中的各色人等仿佛都活动在相似的空间环境里。从地理地貌到气候、建筑、方言、饮食、风俗,诸多方面的特征逐渐汇拢,构成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学故乡。这里的人物无不带有故乡的印记,走得再远也不会消褪。许多迹象表明,双雪涛正在绘制一份文学地图,这个地方被称为“艳粉街”。《走出格勒》中曾出现一幅1980年代艳粉街的肖像:
……那时艳粉街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准确地说,不是一条街,而是一片被遗弃的旧城,属于通常所说的“三不管”地带,进城的农民把这里作为起点,落魄的市民把这里当作退路。它形成于何年何月,很难说清楚,我到那里的时候,它已经面积广大,好像沼泽地一样藏污纳垢,而又吐纳不息。每当市里发生了大案要案,警察总要来这里摸一摸,带走几个人问一问。这里密布着廉价的矮房和胡同,到处都是垃圾和脏水,即使在大白天,也会在路上看见喝得醉醺醺的男人。每到秋天的时候,就有人在地上烧起枯叶,刺鼻的味道会弥漫几条街道。
艳粉街坐落在东北的某个地方,经常下雪。与温润的南方不同,这里缺少丰饶的植物,也没有漫长的夏季或者剧烈的台风,下雪却是家常便饭。飘拂的大雪可能使野外的行人睁不开眼睛,眉毛上结起一层冰,积雪的重量甚至压垮艳粉街上一座不那么结实的阁楼。这时,街道上冰和泥混成一团,屋檐上挂着冰棱,炕上的被褥冷得像铁片。艳粉街附近有一个大湖,冬天的时候结了一层厚厚的冰,一些人穿上冰刀在湖面滑冰。冰层薄的地方可能裂开,落入湖中九死一生。艳粉街的人不敢吃湖里的鱼。这个大湖隐藏许多秘密与传说,包括一些被害者的尸体。一篇题为《长眠》的小说中还出现一条冰河,不知距离艳粉街多远,冰河对岸的地面正在塌陷,一个和尚说是地底下的一块冰坨子开化了。两个诗人隐居在塌陷的镇子里,试图将冰河里长着六个鱼鳍的鱼儿从贪婪的村民手里解救出来。
相对于东鳞西爪的描绘,《光明堂》中出现过一张完整的艳粉街地图,地图来自一个疯子雕塑家的手绘。艳粉街的地盘是圆形的,看起来如同一盘蚊香。这个区域内部包含公共厕所、台球厅、歌舞厅、学校、教堂、工厂、诊所、一个大湖。早晨的时候,艳粉街如厕的人会在公共厕所门口排起长队;白天的台球厅仍然烟雾腾腾,一些年轻人似乎整天盘桓在球台旁边;夜色降临,歌舞厅门口闪烁的霓虹灯如同一个显眼的路标。艳粉街的边缘有一个煤厂,人们称之为“煤电四营”——雕塑家在地图中写有一条注释:不知为何称四营,并无一二三营。煤厂里阒无人迹,铁轨上运煤车的轮子已经锈死,煤块堆成一座座小山,偶尔会在煤堆里发现一具高度腐烂的女尸。尽管公共建筑不多,但艳粉街地域辽阔,由东至西需要步行一整天。
艳粉街有一些占地面积非常大的工厂,车间空旷宽敞,主要产品似乎是拖拉机。尽管工人很少充当双雪涛的主要人物,但工厂往往成为小说中的醒目景象。工厂如同一只钢铁巨兽,时而寂静地沉睡,时而伸个懒腰醒过来,浑身的每一个关节都蓄满力量:
车间有一条生产线,无数的车床、吊臂、工具箱、电钻、扳手、螺丝。白天开动起来好像不是要生产什么,而是要砸碎什么那样嚎叫着。一到夜里,硕大的落地窗洒进月光,机器们全都安静,一点声音也没有,好像全都死了。潮气从地面返上来,弥漫着坟墓的气息。
好像有谁拉动了总开关,我听见工厂里所有的机器突然一起轰鸣起来,铁碰着铁,钢碰着钢,好像巨人被什么事情所激动,疯狂地跳起了舞。工厂的大道都跟着战栗起来,面条一样抖动着,土,石子,树木,都跟着抖动起来,所有的路灯同时亮了,把一个个厂房照得清清楚楚,那沉重的铁门,那高高的烟囱,那堆在路边的半成品,都清清楚楚地裸露出来。我看见他们也站起来,在大雪里跳着舞,身上的轴承、螺丝、折叶,向四处飞溅,落在黑暗里不知所终……
双雪涛之所以被视为“新东北”的代表性作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作品涉及一批工厂的命运。所谓的工厂意象并非单纯的空间景观,而是交织在多重历史脉络之中。从闯关东、俄国与日本的帝国主义侵略到伪满洲国,东北历史中既有对帝国主义的不屈反抗,也存在“殖民现代性”带来的工业基础。1949年之后,这些工业设施转换为新中国的工业基础,东北作为“共和国的长子”率先跨入工业社会。这不仅表明区域经济的巨大优势,同时也包含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乃至人才汇集等各个方面的红利。众多的工厂与工人阶级构成这种优势的显眼标志。1990年代,作为老工业基地的东北开始衰败。东北的重工业曾经从前现代社会的自然经济中开拓出崭新空间,但这个空间无法与商品时代顺利衔接,进而向后现代社会过渡。这时,一批工厂陆续关闭,部分工人丧失工作岗位。对于双雪涛这一代作家而言,农业合作化运动、知识分子下乡改造或者知识青年插队落户这些历史事件所包含的城乡关系已经成为过时的话题。他们察觉的重大事变是,父母不得不离开工厂,站到街头卖茶叶蛋或玉米苞子。工厂曾经是他们的“大自然”。房子遭拆迁时,他们不是到山沟里搭建一个遮风避雨的草棚,而是在偌大车间的角落为一家三口找到栖身之地。然而,如今的空荡荡工厂仅仅剩下一个看门人,工厂成为一个瘫痪的意象。双雪涛有一篇小说的标题是《北方化为乌有》,里面的一个人物说:“北方没有了,你明白吧,北方瓦解了。”这个人物想拯救工厂,如果失败就要带上女朋友私奔——“跑到更南的地方去。”他所说的“北方”或者“南方”不仅是地理意义的空间,更重要的标准是历史与文化意义的衡量。
当然,艳粉街也是如此。
三
工厂的倒闭迫使艳粉街的许多工人重新考虑谋生之道。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他们的日常生活完全托付给工厂的机器生产,虽非大富大贵,却也衣食无虞。然而,现在每一个人不得不重新规划自己的未来。他们突然发现,工厂与机器不仅是工作场所与开出工资的机构,而且是一种社会组织方式。与自由散漫的农民不同,工人具有一种集体意识。一件产品来自各条生产线的相互配合。每个人仅仅完成一个微小的零件,工业大生产是一种集体参与的战役。然而,这种社会组织方式突然解体,昔日的一技之长丢弃在寂静的厂房。他们脱离工厂后,孤零零地站在街道旁边,会开机床或者擅长钳工技术又有什么用呢?巨大的困窘突如其来地逼到眼前:他们手中几乎没有余财维持生计。《大师》与《平原的摩西》中,母亲因为无法忍受穷困不辞而别,仅仅剩下父亲与年幼的子女形影相吊。《无赖》中的母亲始终守护在家里,但她的身上一文不名。母亲的嫁妆是一个沉重的红木箱子,里面只有满满一箱干燥的泥土——那是贫苦大众的财富与秘密。《光明堂》中的柳丁被母亲抛弃,祖父死于矿难,只有奶奶依靠卖茶叶蛋供他读书。
艳粉街的工人并非一个平庸的群体,只作为机器的配角。相反,一些工人内心拥有明亮的追求与梦想。《飞行家》中的李明奇不仅自己琢磨着改进降落伞的部件,而且想制造出一个飞行器。这玩意儿“跟衣服一样穿在身上,飞到房顶这么高,比如你去我家串门,就穿着它飞过一条街,落在我家院子里。然后就进屋喝酒”。他并非毫无依据地胡思乱想,而是开始具体地钻研电池与流体力学。另一个人物高旭光酷爱读书,他的业余时间全部耗费到书本之上,只不过他没有兴趣进入学院当一个专业知识分子罢了。两个人物惺惺相惜,始终想干点什么出来。李明奇这一辈子从未停下来,“捣腾过煤,开过饭店,去云南贩过烟,还给蚁力神养过蚂蚁”。他的最后结局是,带上患有脊髓灰质炎的弟弟乘坐自己制造的热气球消失在夜空之中。李明奇留给侄儿的遗言是:“做人要做拿破仑,就算最后让人关在岛上,这辈子也算有可说的东西。做不了拿破仑,也要做哥伦布,要一直往前走。做人要逆流而上,顺流而下只能找到垃圾堆。”然而,艳粉街的下一代仿佛不再拥有如此积极的精神面貌。侄儿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在北京的银行当一个平庸的小职员,工作之余仅仅满足于陪伴领导踢室内足球。站在东北城市的街道上目送李明奇乘风而去,他丝毫没有心潮澎湃之感,而是陷入巨大的困意,唯一的期盼就是回家睡一觉:“在冬天的午夜,坠入梦乡。”
脱离原有的生活轨道后,艳粉街的一些工人开始反省一些为人处世的重大问题,譬如内心追求什么;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工人的身份曾经显赫一时,工人阶级的称号背后具有哪些精神特征。《光明堂》中那个“工人之家”似乎无法提供人们期待的理论。那里只有几对男女跟随乐曲跳交谊舞,谈论工人阶级使命这一类话题早已不合时宜。意味深长的是,“工人之家”这一块牌匾的背面是“光明堂”三个字,一个自称“林牧师”的男子时常来这里布道。一种迥异的价值观念穿插在舞曲、醉汉的争吵以及各种世俗的祈求之间,无声地抚慰凡人的迷茫与苦恼。当然,真正的内心安慰并未到来;相反,漫天的风雪、白茫茫的旷野与那一场莫名其妙的水中审判仿佛象征着价值观念的混乱。布道的林牧师卷入神秘的命案,被一个少年用匕首刺杀在雪地里。对于那个少年来说,所谓的尊严只能依赖暴力实现。他认可的人生导师是一个兼任德育老师的看门人,一个坐过多年监狱的硬汉。打架要找身材比自己高的对手,这是人生导师给予他的简单教诲。暴力的推崇似乎比牧师嘴里“爱”的说辞更为中听。双雪涛小说中的暴力事件如此之多,这是否因为受到艳粉街气氛的传染呢?
四
《淑女的选择》中的一个人物认为,文学写作只是一种介于“爱”与“讽刺”之间的游戏。这种游戏如何改变世界?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作家,他每周都要到大学课堂讲一讲文学。一个着迷的女听众每周都给作家留下一封情书,邀请他一起出门改变世界。遭到反复拒绝后,女听众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水果刀,直接在讲台上割开了作家的脖子,鲜血喷涌而出。文学仿佛只是一个布景,真正的语言是性与暴力。“爱”与“讽刺”不过是性与暴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装饰物。性与暴力直接改变了世界:两个人结合了,或者一个人倒下了。《淑女的选择》令人惊讶的地方是,爱与暴力之间的转换如此简单。几分钟之后,情书已经换成致命的水果刀。
《香山来客》是另一个更为暴力的情节。酒吧、艺术、电影乃至数学之间,暴力猝不及防地出现。一个学数学的女子精确计算出性虐待丑闻的市值,试图要挟一位电影公司的老总。然而,砸在脑袋上的烟灰缸瞬间解决一切。法律监控区域之外,暴力的效率远远超过数学计算。《香山来客》中,性已经不需要爱的花圈。正如主人公所言,性的原因来自身体的热量与能量。爱是一种多余的心理羁恋,主人公仅仅对久未见面的父母保留微弱的心理羁恋——他至少还在口头上希望,父母每年要及时体检。
《白色拳击手》浮动于一片如真似幻的气氛之中,一切情景仿佛是拳击手粉碎性记忆的重新黏合。饶舌的房产中介,幼儿园孩子清脆的声响,街头飞驰的汽车,厚厚的书本,保洁阿姨的闲聊,定期来上拳击课程的学员……这些纷杂的片段之间,只有拳击动作显现出精确的连贯与清晰。拳击是一种冷静的暴力语言,所谓“有城府,无恩怨”。生活的许多细节已经丧失温度,包括邻居的性诱惑。拳击手终于想起来,多年前他曾从一场“叛乱”中出逃,现在似乎又落入对手的隐蔽包围。他在等待暴力语言提供最后的结论。
双雪涛对于暴力保持尖锐的感受,许多小说浮动着隐约的不安。各种生活片段似乎风平浪静,但暴力可能在任何一个时刻冒出来,甚至原因不明。《平原上的摩西》返回艳粉街,讲述了一段因果复杂的恩怨情仇:庄德增、傅东心夫妇和他们的儿子庄树与李守廉、李斐父女是街坊——李斐的母亲已经不在人世。傅东心喜欢李斐,时常私下辅导她读书。庄树与李斐两小无猜,前者顽劣,而后者文静。不久之后,庄德增、傅东心一家迁居他处,庄德增逐渐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李守廉因为工厂倒闭而下岗。傅东心试图资助李斐读书,李守廉谢绝了。这一段时间,艳粉街出现几起劫杀出租车司机的案件,警察装扮成出租车司机诱捕嫌犯。李守廉与李斐父女乘车出门时,阴差阳错地被警察误认为劫匪。由于中途发生交通事故,警察身受重伤成为植物人,李斐双腿瘫痪,李守廉拿走警察的枪支蛰伏在艳粉街。李守廉的一位孙姓行医朋友开了一家诊所,孙姓朋友父子负责治疗李斐的双腿。十二年后,庄树也成为一名警察,调查陈案时发现李守廉与李斐父女曾经卷入这个案件。他约请李斐见面,叙旧之际方才得知,十二年前李守廉与李斐乘车出门,恰恰是因为李斐与他的约定;他所不知道的是,此时真凶已经浮现——真凶已经在另一起案件之中落网。
如此繁琐的复述仅仅简略地再现了故事的轮廓。事实上,情节中还包含众多貌似干扰破案视线的细节,例如庄德增与傅东心父亲的曲折联系,庄德增生意成功与李守廉下岗后窘迫生活的对比。《平原上的摩西》是一篇引人瞩目的小说,眼花缭乱的案件线索、巨大的悬疑与悬念的解除设计,显示出作家强大的情节控制能力。几乎没有人可以事先预料,李斐与庄树当年孩子气的约定是诸多误解的起因,虚拟的警方逻辑无懈可击。当然,多声部第一人称叙事增添了情节的复杂程度。每个人物仅仅显现个人的见闻,没有一个居高临下的上帝视角俯瞰与评判一切。我赞同一种解释:多声部第一人称的叙事形式并非故弄玄虚,而是借助各种视角显现多元的价值观念。《平原上的摩西》的内容远远超出一个案件的侦破,案件背后隐含多种价值观念的角逐:民间的情义、工人的正义感、带有宗教意味的“爱”、警察的职业精神、底层生活的暴力对抗等。令人不安的是暴力的源头,傅东心的教诲真的能让庄树或李斐这一代人的内心平静而充实吗?
相较于《平原上的摩西》,《刺客爱人》的叙事更为从容自如。如同《平原上的摩西》,《刺客爱人》很早就开始在情节中埋下各种伏笔,编织一张隐蔽的因果网络,而后者的场面、细节与情节的转捩更为饱满圆润。小说内部隐藏着一场惊心动魄的凶杀,其对象甚至持续两代人。第二代的凶杀不存在复仇的动机,痛下杀手不需要多么严重的理由。小说的情节隐含众多暴力元素,无论是母亲治疗儿子的疖子、摄影师拍照,还是妓女接客,拳脚相向或者动刀子似乎家常便饭。正如标题将“刺客”与“爱人”并列,暴力与爱只有一线之隔,杀戮随时可能从爱的旁边涌出来,瞬间淹没一切。爱仍然是一种内心的羁恋,但这种羁恋可以顷刻中断。轻而易举的结束仿佛证明,这种情感正在丧失刻骨铭心的性质,例如李页之于姜丹。然而,最令人惊恐的是霍光与小马以及马小千父女的关系。霍光枪杀小马后,双脚始终穿着小马的鞋子,不久之后重返沉尸的湖泊观看他人滑冰,湖畔结识小马的女儿马小千,并与她通信,资助若干生活费用。这一切显然异于冷血杀手的职业守则,而流露出某种内心温度。然而,多年后的某个时刻,他突然寻获马小千的踪迹,绑架并且试图杀害她——与钱财无关。动机模糊的暴力几乎无法防范,霍光甚至比杀手更为危险。在《刺客爱人》中,警方的力量十分微弱;一个负责破案的警察演变为姜丹的继父,法律因无所作为而融入世俗,一如暴力与爱比邻而居。《刺客爱人》中不存在傅东心式的人物,只有姜丹炽烈的爱显示出世俗人间的坚定情意,她的法学教授身份仅仅是这种情意的外在躯壳。然而,这种情意能够遏止可怕的暴力泛滥吗?
五
双雪涛小说之中的人物类型有限,农民、航海家、政府要员、大老板、军人或海外侨胞几乎没有出现。任何一个作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布置文学客厅,访客只能来源于他所关注的社交圈子。双雪涛一批小说中反复出现一个孤独的叛逆少年。这个叛逆少年的活动区域通常是校园及周边的街道与网吧。他课业不佳,父母已经不在或无暇照顾,即使考上中学,还要考虑筹划九千元学费。他不可能赢得老师的宠爱,也不屑于呼朋唤友,充当一个威风的“大哥”,而是如同一只孤独的小野兽,游弋于一片不大的丛林,踢足球,打电子游戏,偶尔出入于台球厅,必要时用拳头、棍棒乃至刀具说话。他与校霸大打出手时,即使头破血流也不退缩;偶尔可能有一个气味相投的女朋友短暂出现在身边,或是风风火火的江湖同道,或是惊艳四方的叛逆美少女——总之不是白头偕老的家庭伴侣。我想考察的问题是,那个叛逆少年后来怎样了?他们如何穿越颠簸的青春叛逆期,平稳地停靠在社会指定的码头?
情况似乎不太理想。《我的朋友安德烈》中,安德烈是一个穷困生。尽管安德烈对诸多课堂知识乃至为人处世保持着独立的思考,但始终作为不受欢迎的另类遭到老师乃至父母的鄙视。事实上,安德烈并未顺利进入社会,而是成为一个格格不入的“别扭分子”,他的后半生将在精神病院度过。《无赖》中的“我”很快染上了“无赖”的江湖气,例如用啤酒瓶砸在自己的脑门上,或者右手操起扳子废掉自己的左手。但是,这种江湖气又能走多远?《光明堂》中的柳丁更为糟糕。他只会用匕首表达自己的意愿,悲剧性结局早已锁定。《跛人》中的“我”突然在火车上见到自己的未来镜像:一个桀骜不驯的少年依靠自己的勇气与力气闯荡天下,多年后不过成长为火车硬座车厢里的一个酒鬼。“我”一下子退缩了,抛下女朋友刘一朵返回父母身边,老老实实地开始复读,终于考上大学,毕业后定居北京。定居北京就算完成人生理想吗?《飞行家》《长眠》显示了那些忙忙碌碌的小职员如何庸庸碌碌地混日子。《平原上的摩西》中,庄树在监狱里见到了自己的另一种镜像。那个牺牲的辅警如同猛烈的一击,促使他摆脱原有的轨迹而跃入新的生活。这时,他心目中正义、尊严与勇敢无畏的男子汉气质终于获得了法律——显然也是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肯定。当然,这种成功的形象蜕变为数不多。事实上,双雪涛的小说还设置了一种可能:文学。《走出格勒》中,那个少年一直将一支破旧的钢笔保留到24岁。这支钢笔是文学写作的象征。钢笔来自父亲的狱友,本来用于充当扎人的武器。父亲将钢笔送给儿子,希望他能够写出一点什么。钢笔曾经被另一伙街头混混抢走,那个少年不惜冒险要回来。他不仅用这一支钢笔给再度入狱的父亲写信,而且真的开始以文学谋生。
双雪涛小说中另一个反复出现的人物是作家,譬如《间距》《白鸟》《不间断的人》。这些作家多半已经脱离艳粉街移居北京,平时参加各种文学聚会,出入五花八门的饭局,然后返回出租的公寓撰写文稿。如同《间距》中的作家“疯马”,他们可能才华横溢,但是尚未获得广泛的承认,因而只能充当文学打工者,混迹于电影或电视圈子,作为“枪手”撰写电影或电视剧的故事大纲和剧本,甚至仅仅参加剧本策划会议,旁敲侧击地为编剧提供灵感。这个作家形象或许可以追溯到双雪涛的个人经历,然而,这个人物的反复出场同时涉及一个严肃的主题:对于当今这个世界,文学究竟意味着什么?可供谋生的行业如此之多,为什么要顽强挤入这条赛道,在穷困潦倒的同时还要饱受精神煎熬?
双雪涛曾经在小说集《飞行家》的序言中坦率地说:“我喜欢写小说,可能这是一种省力的怀念,让所有人成为我的虚构,而我非常胆怯出现在他们面前,因为那会使所有意念中的精神塔楼都变成一件真实的黑色围裙,同时伴随着责任、世故和磨损,不太适合一个懦夫。”现代世界的每个人正在成为孤岛,文学虚构是摆脱孤独的重要补充。“我用自己笨拙的大脑创造一点点东西,印成一个方方正正的实体,遥远的某个人,关上门倚在床上,拿起她,用他(她)的灵魂去识读,是我能够对抗这孤独的唯一方式。重要的不是谁创造了这个东西,重要的是你摸到了她,闻到了她,认出了她,然后认出了自己。”在这个意义上,虚构与真实的区别正在模糊,虚构正在形成世界的另一部分,甚至是相当关键的那个部分,正如《不间断的人》这篇小说所展示的。
这篇奇特的小说包含两条情节线索。其一,一位名叫“安东”的作家因为剧本的失败而欠下电视台二百多万元——剧本的预付稿费已经用于购买房子与汽车。就在他即将因此遭受诉讼时,一家自称“鸟骨”的影视公司出资二百万购买剧本,拯救安东于危难之中。安东试图在互联网上查找“鸟骨”的历史,却一无所获。其二,大学里一位名叫“陆丝丝”的女博士研制出两台会思考的机器(人工智能计算机),分别借助鲁迅小说《伤逝》两个人物的名字称为“涓生”与“子君”。这两台机器不仅能从事常规思考,而且拥有性别意识,继而开始睡眠与做梦。正如陆丝丝企图拥有人工智能的智力,涓生与子君则企图拥有人类的身体——它们渴望走出狭小的实验室,进入社会。换言之,人工智能甚至比人类更为迫切地渴望摆脱孤独。经过缜密的谈判,陆丝丝与子君合为一体,她同时征用实验室姓刁的看门人的身体,使之与涓生合为一体。事实上,“鸟骨”影视公司即由涓生与子君——也就是陆丝丝与姓刁的看门人——组成,他们以父女关系现身,分别取名为“刁仰光”与“刁瑞秋”。两条情节线索的汇合在于,刁仰光与刁瑞秋拜访安东,要求他为刁仰光定制一个剧本,剧本的内容是一个砍下的龙头如何重新返回龙的身体,使之复活。
我无意像猜谜一般去破译《不间断的人》中发财树、《周易》群里的伞先生预言、龙以及塌陷的大地各自象征什么,而是对人工智能、文学虚构与世界的互动关系更感兴趣。人工智能征用人类的身体跨入社会的各个角落,这或许是即将发生的事情。各种迹象表明,科学技术正在对世界进行颠覆性的改造。所谓的颠覆性不仅指解放劳动生产力、大幅度增加社会财富,更重要的是,人类的精神结构正在产生强烈震荡。传统意义上的人文学科——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艺术等——所构造的精神历史可能遭受人工智能的重组。计算的速度以及信息收集的规模前所未有,另一方面,传统的精神“深度”也可能被铲平。这不仅涉及信仰、信念、世界本原、爱这些重大问题,而且涉及如何表述哈密瓜的生与熟,或者男女之间两性之情。刁仰光与刁瑞秋了解世界上的一切知识,然而,所有的事情只能在一个平面上僵硬地铺陈。人工智能无法体会生物意义上的轻重缓急,正如它们的语言发音显得机械平板。《不间断的人》陆续揭示出一系列微妙乃至令人失笑的细节。人工智能肯定知道自己的缺陷。重要的是,它们为什么邀请一个落魄作家从事文学虚构——企图弥补世界的缺陷吗?在它们的观念中,虚构是否是世界的组成部分,二者可以相互衔接甚至相互替代吗?
六
双雪涛的《女儿》隐含着内在的张力:两个文本相互呼应,一种等待经验唤起另一种等待经验。这时,短篇小说的“有限舞台”反衬出作家的匠心:小说的构思既精致巧妙,又饱满充分、浑然一体。双雪涛的一批短篇小说具有相似的特征,例如《大师》《跷跷板》《香山来客》《买狗》《爆炸》《跛人》《猎人》等。
我突然意识到,所谓“有限舞台”不仅指短篇小说的短小篇幅,同时也指现实主义的叙事形式。“现实主义”是一个存在争议的理论概念,这里仅使用其中不存在争议的那一部分涵义:按照日常生活的表象再现现实世界。现实主义当然允许文学虚构,然而,这种虚构必须吻合常识遵循的原则——现实主义不会向《西游记》的神魔鬼怪或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式的魔幻情节发放入场券。我之所以集中提到双雪涛这一批现实主义小说,恰恰因为试图阐述一个相反的话题——双雪涛同时还有另一批超现实的小说。人们可以在另一些小说中察觉,双雪涛似乎对现实主义的“有限舞台”流露出某种不耐烦。他的另一批小说如此频繁地突破现实主义的边界,以至于可以进一步追问:双雪涛的文学想象抛弃了哪些理所当然的常识,从现实主义的虚构跃入超现实的虚幻?
人与动物之间的边界是常识之一,一个人不会混同于一条鱼。然而,《长眠》与《光明堂》力图撤销的恰恰是人与鱼的边界。《长眠》中的人物——例如那个司机——终于变成了他们不断猎杀的六鳍鱼。《光明堂》中的少年沉入湖底,看到了一场由一条大鱼主持的审判,那条大鱼背后也有三对黑色的鳍。穿越生与死的边界也是双雪涛小说中的常见设置。《白鸟》中的死者会给一个作家兼酒鬼发短信,《松鼠》中的军人会从坟墓里跑出来,教导学生如何开枪射击。《剧场》仿佛是多重空间的折叠,可能呈现于同一个时间,也可能瞬间熄灭,消失得无影无踪。《心脏》打开了一个怎样的空间呢?仿佛一辆自动驾驶的救护车载着一个奇怪的噩梦在高速公路上疾驰。
《火星》是一篇令人惊悚的小说。我一直按照现实主义的期待阅读,因为小说的叙事方式并未显出哪些异常迹象。没有察觉任何助跑,超现实的诡异想象突然开始起跳:信封里飞出来的黑色八哥的确吓人一跳。过了一会儿,那些薄薄的信封会站立起来,在茶几上列队游行。《武术家》和《预感》令人想到另一个问题:如何将超现实的想象回收到现实主义的抽屉之中。《武术家》中出现了一个穿红袄的日本女孩,她武功高强,实则是她哥哥的影子,人形鬼身,只是她自己也不知道。没有人可以在刀剑的较量之中收服她,最后是一句日本咒语使之化为一缕飞烟,消失于无形。《预感》中,一个科幻作家夜钓时遇到一个外星人。外星人来到这里寻找它祖先丢失的一句话,倘若无法如愿,就要下一场势不可挡的暴雨,淹死这个城市的所有居民。情急之中,科幻作家七拼八凑地找到这句话,于是,一切烟消云散,外星人返回天上,科幻作家钓鱼的那个湖泊“像缩水的衣服”一样蒸发了。
如果说,现实主义文学的背景是业已发生的历史,那么,超现实正力图扩大历史舞台的边缘,人类至少可以利用想象为自己补充一些活动空间。
七
超现实的特征是不真实,这种补充又有什么意义?一个直接又渺茫的问题。
双雪涛在《猎人》这本小说集的序言中说:“有那么几个夜晚,我在睡梦中醒来,发现窗帘没拉上,窗外巨大的城市看着我,永远清醒,万语千言,一言不发……每当这个时刻来临,我的精神都会战栗,从而抖落一些灰尘,他的活力在虚无中涌起,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渴望文学,渴望在艰辛的工作中赋形。”我的理解是,他的精神渴望借助文学现身,加入到世界之中,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文学与窗外那个世界具有什么关系?仅仅是增加一个活动区域,就像为自己的居住之所增加一些面积吗?问题可能更为复杂。事实上,二者之间可能产生一种结构性相似。双雪涛的另一篇小说《刺杀小说家》的情节是,一位富豪出资雇用一个杀手去刺杀某个小说家,因为小说家构思的情节会在很大程度上应验在富豪身上。当然,小说中的富豪角色不再权势滔天、日进斗金,而是即将死于非命。因此,富豪必须赶在小说情节完成之前,清除小说家的肉身。富豪的代理人将世界与小说之间的结构性相似形容为“盅蛊之术”。
……盅蛊之术便是如果你有记恨之人,照着他的样子扎一个小人儿,用银针刺入小人之中,你所记恨的人也会跟着受苦,如果法力很强,疼痛的位置都会大体一致。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虽然在我看来无论多么玄虚的事情,内在一定有现实主义的规律在推动,只是我们没有找到那个规律才觉得玄虚。
杀手找到了小说家,两个人在交往中成为朋友。杀手了解到故事的来龙去脉,决定站到正义一边,他放过了小说家,故事结局如期而至,那个富豪大约保不住自己的脑袋。当然,任何一个清醒的作家或批评家都不会幼稚地赞成“盅蛊之术”的解释,但他们至少相信,文学有希望以某种方式影响乃至改造这个世界,这也是他们不懈工作的一个重要理由。显而易见,相信每一篇小说都会在世界上留下投影,促使那些不法之徒改邪归正,那肯定比“盅蛊之术”更为可笑。事实上,只有极为少量的文学有机会给世界打一个补丁。因此,我想补充的是,作家或批评家只是为极其渺茫的希望而不懈工作。他们当然知道这一点,正如《宽吻》中的那一只海豚。《宽吻》中有一个海洋馆,里面喂养着几只擅长表演的海豚。因为表演的游泳池太小,海豚发出的声波会来回弹射,以至于它们彻底迷失而失明,最终因此自杀。第三只名叫“海子”的海豚与女训练员排练了一个节目:女训练员坐在木筏上,伪装失足跌进水里,“海子”疾速游过去将她驮起放到岸上。“海子”也失明了,但它为了这个节目与女训练员而选择坚持活下去。女训练员解释说:
对,所以它会坚持活下去,因为这个节目,它会活着,然后一次次把我救起,即使它知道这是假的,它也会担心,担心另一只海豚搞砸。所以它会相信这个节目是真的,然后等待每天救我。
超现实与真实之间存在多种界限。某些时候,“相信”可能成为解构这些界限的一种力量,从而使超现实成为现实的一部分。鲁迅曾经为孩子求救,只不过《狂人日记》将求救的呼吁转换成狂人的臆想。《宽吻》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无比清醒,臆想的主体只能由海豚承担——救起不幸的落水者。当然,从事文学写作的小说作家知道,他们与自己笔下的海豚相去无几。因此,我想说的是,《宽吻》中的海豚如同作家为自己撰写的一个寓言。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原载《当代文坛》202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