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永乐、宣德间郑和七下西洋，其中第二次、第六次是从广东扬帆出海的。郑和下西洋开创了人类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拓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和外交空间，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对推动朝贡贸易的繁荣作用最大，客观上也有利于广东等沿海地区商民向南洋移殖侨居，开拓新的生存空间。然而，这一“壮举”并没有在明朝引发出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样把欧洲导向资本主义的类似的社会变迁，成为中国走向海洋、展开近代化进程的契机和内在力量，这是值得后人深刻反思的。
关键词：郑和下西洋；广东；朝贡贸易
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史研究与南海史地研究的升温，同时与郑和相关的考古与文献资料的不断发现，郑和研究成为热点，向达、张星烺、郑鹤声、萨士武、管劲丞、朱偰、张礼千、吴晗、许道龄、李晋华、童书业等先生在郑和家世、郑和七下西洋事迹、郑和出使的宝船、郑和下西洋的原因与性质、郑和航海线路、郑和下西洋与南洋华侨等方面发表了一批有深度、有价值的成果。80年代以来，更多学者投入这一领域的研究，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研究领域和深度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出版了大批论文、专著以及资料汇编等，成果之多，不胜枚举。二是受80年代以来不断升温的区域史、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刺激，郑和研究与区域研究、经济史研究相互渗透，相互配合，尤其体现在与郑和关系密切的江苏、福建等沿海地区的区域史研究之中。三是把郑和研究纳入15、16世纪东西方国际关系与世界贸易体系总体观照之中，并与稍后的哥伦布、达伽玛等航海家的探险活动进行比较研究，探究海洋贸易发展与东西方社会结构变迁迥然不同的因由。
欧洲、日本汉学界从19世纪末起就关注郑和下西洋，W.P.Mayers、George Philipps、Rockhill、戴闻达（J.J.Duyvendak）、藤田丰八、山本达郎、北村松之助等都发表有关郑和的文章，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还著有《郑和下西洋考》一书，考证郑和七下西洋的旅行，“其用力之勤，考证之精，颇令中国学者惊佩。”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威廉·威利茨（William Willetts）、赫德森（G.F.Hudson）、博克塞（C.R.Boxer）、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约瑟夫·利文森（Joseph,R.Levenson）等对郑和下西洋作了很有价值的研究，值得中国学者借鉴和吸收。
笔者在这里要讨论的，主要是郑和下西洋与明代重要的外贸中心——广东的关系。
一
众所周知，明朝初年，在太仓黄渡设置市舶司。洪武三年（1370）二月，因地近京师，罢之。“凡番舶至太仓者，令军卫有司同封籍其数，送赴京师”。明人郑晓谓：“洪武初，设太仓、黄渡市舶司，至今称为‘六国马头’；寻以海夷黠，勿令近京师，遂罢之。已复设于宁波、泉州、广州。”傅维鳞称：“初，以太仓为‘六国马头’，旋以近京师，恐生他变，遂徙之宁波诸处。”“宁波诸处”即指稍后设置市舶司的浙江、福建和广东。浙、闽、粤三市舶司各有管辖范围，“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暹罗、占城、西洋诸国”。洪武七年（1374）九月，沿海迭遭倭患，又有番商假冒贡使入贡，遂罢三市舶司。明成祖篡夺政权后，一改洪武以防为主的政策，主动出击，亲征漠北，对鞑靼、瓦剌用兵，经营东北、西南，同时调整外贸政策，遣使四出，发展与海外诸国的关系，推动贡舶贸易。永乐元年（1403），恢复广东、福建、浙江三市舶司，并派内宦提督。当时广东市舶提举为潘定复，提举太监为齐喜。三年九月，因诸番贡使增多，乃于三市舶司各置驿馆，招待来使：广东曰怀远驿，福建曰来远驿，浙江曰安远驿。当时海外各国朝贡，除日本取道浙江，琉球取道福建，安南取道广西外，其余多循海路取道广东，因而广东是朝贡贸易最主要的通道。
广东市舶提举司设在广州城归德门外西南一里，即宋市舶亭、海山楼故址。附属机构有怀远驿，永乐四年八月创建于城外西关蚬子步（今广州市十八甫怀远街），有各类房舍120间，规模居三省驿馆之最。
可以这么说，广东市舶司在明代市舶三司中职司最繁，规模最大，在朝贡贸易体系中作用也相当突出。
笔者爬梳明代有关史料特别是广东地方文献，发现郑和第二次、第六次下西洋是直接从广东扬帆出海的，所以广东在郑和航海事业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永乐四年六月郑和第一次下西洋从苏州刘家河出发，泛海至福建，复由福建五虎门扬帆出海，史书记载很明确。关于第二次下西洋，福建长乐发现的宣德六年《天妃之神灵应记》称：“永乐五年，统领舟师，往爪哇、古里、柯枝、暹罗等国，王各以珍宝异兽贡献，至七年回。”《明实录》、《明史》“成祖纪”、“郑和传”、祝允明《前闻记》等也有提及，证明郑和在永乐五年九月初二日完成第一次出使西洋使命还京后，同月十三日复奉诏再使西洋。《明实录》卷七十一太宗永乐五年九月乙卯条谓：“命都指挥使汪浩改造海运船二百四十九艘，备使西洋诸国。”说明这次出使规模相当庞大。
记录郑和这次下西洋启航地点的，是明代广州人郭棐。他在万历三十年所修《广东通志》中明确指出：永乐五年九月“命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首从广东往占城国起”。这次出使从广东启航后，所经国家有占城、爪哇、暹罗、苏门答腊、南巫里、古里、柯枝、锡兰等。
永乐七年郑和回国，航至古里，经过锡兰时，赉捧诏敕，布施金银等物于立佛等寺，并建碑以崇明朝威信。郑和劝该国王亚烈苦奈尔（Alagakkonara，Vijaya Bahu VI）远离外道，崇敬佛法。王怒，欲加害于和。郑和发觉，率部众离开锡兰回国。
1911年，锡兰Galle发现以汉文、塔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铭刻的石碑，大概就是郑和所立。据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所藏拓本，该碑汉文内容如下：
大明皇帝遣太监郑和、王贵通等昭告于佛世尊，同仰慈尊，圆明广大，道臻玄妙，法济群伦，历劫沙河，悉归弘化，能仁慧力，妙应无方，惟锡兰山介乎海南，言言梵刹，灵感翕彰。比者遣使诏谕诸番，海道开，深赖慈佑，人舟安利，来往无虞，永维大德，礼用报施，谨以金银、织金、纻丝、宝幡、香炉、花瓶、纻丝表里灯烛等物，布施佛寺，以充供养，惟世尊鉴之。总计布施锡兰山立佛等寺供养金壹仟钱，银伍仟钱，各色纻丝伍拾疋，织金纻丝宝幡肆对，（内）红贰对，黄一对，青一对；古铜香炉伍个，戗金座全古铜花瓶伍对，戗金座全黄铜烛台伍对，戗金座全黄铜灯盏伍个，戗金座全朱红漆戗金香盒伍个，金莲花伍对，香油贰仟伍佰觔，蜡烛壹拾对，檀香壹拾炷。永乐柒年岁次己丑二月甲戌朔日谨施。
此碑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郑和第二次下西洋与太监王贵通等同行。二是郑和航海与祭祀神灵密切相关，除了海神之外，还祈求佛的保佑。三是该碑落款为永乐七年二月甲戌，这应该是郑和第二次出使任务基本结束、准备返回国的时间。
第三次下西洋也是在刘家河开船，经福建自五虎门开洋。第四次启航地不详。第五次船队经过福建，郑和曾在泉州行香祈福。
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是在永乐十九年。宣德六年《天妃之神灵应记》称：“永乐十九年统领先师，遣忽鲁谟斯等国使臣久侍京师者悉还本国，其各国王益修职贡，视前有加。”《明史》卷七《成祖纪》亦云：永乐十九年春正月癸巳，“郑和复使西洋。”同书卷三百四《郑和传》谓：“十九年春复往，明年八月还。”另外，《读书敏求记》《西洋番国志》条下云：
永乐十九年十月十六日，内官郑和、孔和卜花、唐观保，今遣内官洪保等送各番国使臣回还，合用赏赐，即照依坐去数目关给与之。
向达先生所藏清初人抄本残卷、冯承钧先生疑为《针位篇》之一种也有关于郑和这次下西洋的记载，中云：
永乐十九年奉圣旨，三宝信官杨敏字佛鼎，洎郑和、李恺等三人，往榜葛剌等番邦，周游三十六国公干。至永乐二十三年，经乌龟洋中，忽暴风浪，……（下言祷告天后娘娘得平安）
这两条资料解决了如下三个问题：一是郑和虽在永乐十九年正月接受出使西洋使命，但直到十月十六日似乎才出洋。二是永乐二十三年郑和仍在归程之中。《明史》卷三百四《郑和传》谓和“明年八月还”。恐误。三是这次出使规模依然很大，与郑和同行的内官有孔和、卜花、唐观保、洪保、杨敏、李恺等多。
上述文献并没有记录下西洋船队是从那里放洋的。嘉靖十四年广东巡抚戴璟所编《广东通志初稿》提供了线索。该书卷十一《循吏·王询传》云：
永乐十九年任［韶州］推官，……时内臣赍金币劳赐海诸蕃国，护行军官颇横，径掳韶民三人偕之往，家人号呼，以金赎之，不许。询至其舟中，夺之以归。
韶州位于岭南与岭北交通之要冲，“在楚为边邑，在粤为交衢”，历来是“贡朝之所途”；南来北往，商务繁剧。上文提到的永乐十九年内臣赍金币劳赐海诸蕃国，征发民力搬运物品，严重骚扰了地方。这里的“内官”未能确指，抑上文所提及之洪保邪？但可以肯定属于郑和第六次下西洋的组织者之一。而这次出使道经韶关，最终必然是从广州开洋。这是戴璟《广东通志初稿》给我们提供的最有价值的有关信息。
宣德五年郑和、王景弘等第七次下西洋的航程《郑和航海图》记录得很详明，船队从龙湾开出后，沿着江浙、福建沿海，进入广东海域，穿越海南岛独猪山海域往西洋诸国，与广东大陆没有直接关系。
二
据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及宣德六年《通番事迹记》、《天妃之神灵应记》等文献与考古资料记载，郑和下西洋规模之大，航程之远，在世界航海史上均堪称空前壮举。第一次下西洋军士、水手多达2万余人，分乘宝船60余艘。船队使用罗盘，所至以瓷器、丝绸、金银等市易海外珍物。航程远达东南亚、南海、印度洋、波斯湾、东非海岸诸国，充分展示了明朝鼎盛时期雄厚的国力。据郑鹤声先生考证，郑和七次下西洋直接间接相关的国家和地区有占城、真腊、暹罗、满剌加、柔佛、苏门答腊等56处。
毫无疑问，郑和下西洋在扩展明朝的国际影响和外交空间，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上无疑是有正面作用的，对广东社会经济发展而言，也起一定作用。
首先，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海外各国不断派出使团前来朝贡，贡道多由广州，直接推动了广州朝贡贸易。
据统计，永乐一朝，有46个国家和地区239次由海路前来朝贡，其中渤泥、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四国的11个国王来过中国。《明史》谓：“自和以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俗传三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时人黄省曾称：
是时，太宗皇帝入缵丕绪，将长驭远驾，通道于乖蛮革夷，乃大赉西洋，贸采琛异，……由是明月之珠，鸦鹘之石，沉南龙速之香，麟狮孔翠之奇，梅脑薇露之珍，珊瑚瑶琨之美，皆充舶而归。凡蛮岛日域，纷如来宾，而天堂、印度之国，亦得附于职方。
王世贞在叙述明成祖“功德”时盛赞：“文皇帝自起事至下京师，凡大小百余战，未尝不身冒矢石；即位之后，四征北虏，三下南交，舟车之地，无间大小远迩，悉奉币。若榜葛剌、满剌加、忽鲁谟斯等处，新受朝命为王者，殆三十国。”此外还有“自古讨西南夷，未有生得其王者，独是时。”“古西南夷国王未有来朝者，独其时。”而各国贡物更是五花八门，不少是前所未知的：
自金、银、犀、象、香药、珊瑚、玳瑁、鹤顶、龟筒诸器皿外，鸟则有孔雀、火鸡、红白鹦鹉、倒挂、驼鸟，兽则有麒麟、白鹿、白象、红猴、黑熊、黑猿、白鹿、福禄马、哈剌、六足龟、白獭，而中国亦自两进骆虞，人则有金衣银衣人、黑小厮，香则有各色龙脑、奇南、苏合油，布则有兜罗锦、红撒哈剌、八者蓝觥木、黑花番纱、红绫节智、红杜花头、乍莲花、织人象之类。珍珠宝石奇怪之物，充牣天府。
贡舶贸易在明成祖的热烈支持下臻于鼎盛。
其次，郑和下西洋，客观上促进中外官方贸易，多少也增进了广东民间对外交往。
从洪武初年开始，明廷推行严厉的海禁，宣布商舶贸易为非法而加以取缔，禁止中国人出海经商，也不允许海外诸国随便前来“朝贡”，把中外交往局限在贡舶贸易这一狭隘渠道之中，极大地抑制了唐宋以来蓬勃开展的海外贸易。永乐朝虽然仍然实施海禁，但对外政策有所改变，主动出击，商舶贸易获得一定的发展空间。嘉靖时郑晓《皇明四夷考》云：
永乐初西洋之役，虽伸威海表，而华人习知海夷金宝之饶，夷人来贡，亦知我海道，奸阑出入，华夷相纠，以故寇盗复起。……
事实上，永乐间广东走私贸易相当活跃，不仅有沿海平民，而且有官军吏士。在粤东沿海，居民与海盗、倭寇已建立起密切的联系，窝藏接济，冲击海禁藩篱。如宣德元年，潮州通事刘秀勾引倭船泊于饶平东里港湾，“威召各村各里之保长，赴舟领货，名之‘放苏’，邻村人皆靡然从之”。明人黄佐记录了明前期东西洋贸易的实况：
凡东洋交易，多用丝、纻；倭国尤凶狠，商人畏之，回易鹤顶等物。西洋交易多用广货，回易胡椒等物。其贵细者，往往满舶，若暹罗产苏木，地闷产檀香，其余香货，各国皆有之。……
明初广东商民除了在沿海接济走私外，还有直航海外番国，走私贩私。永乐初，南海县人梁道民流亡至旧港（即占卑），“众推为酋，闽广流移从者数千人”，贸易取利。当时爪哇新村、苏鲁马益也有广东商人活动，聚族而居，“各处番人多到此处买卖，其金子诸般宝石一应番货，多有卖者，民甚殷富”。英国学者W.J.卡特（w.J.Cator）也说：
到十六世纪末，有相当多的中国人贸易中心出现于爪哇（周闽）、锦石、泗水、饶洞、万丹、日葛礁和其他岛屿（苏门答腊、西婆罗洲）上；这些中国人都是福建和广东两省的人。
广东等地商民在暹罗、北大年（大泥、吉兰丹）受到欢迎和优待，“殷富甚多，趾相踵也”。这些都显示，伴随着郑和下西洋外交活动的开展，大规模的通番贸易在沿海地区开始蔓延，商舶贸易呈崛起之势。
此外，郑和下西洋对促进广东等沿海商民移殖海外，开拓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有积极作用。
郑和下西洋不仅在南洋各国树立明朝崇高的威望，而且也有利于包括广东商民向南洋移殖侨居。广东商民自唐宋以降侨居南洋者越来越多。明初广东商民流寓南洋等地者为数不少，粤人梁道明、陈祖义、施进卿等在旧港、杜板、新村等地凝聚了一大批粤、闽侨民，“很多广东籍富商住在那里的，其中有些已改信了伊斯兰教”。永乐五年，郑和船队航经旧港，遣人招谕陈祖义；陈诈降，谋袭官军。郑和派兵击陈祖义，“杀贼党五千余人，烧贼船十艘，获其七艘，及伪铜印二，生擒祖义等三人。既至京师，悉命斩之。”明朝命设旧港宣慰司，以施进卿为使，赐诰印及冠带。施进卿成为旧港“大头目，以主其地”；他死后，传位于子济孙（Shih Chi Sun）。不久，“其女施二姐为王，一切赏罚黜陟皆从其制。”据琉球官方文献《历代宝案》记载，宣德、正统间施二姐曾以旧港“头目娘”（Tan Mu Niang）、宝林邦“本目娘”（Pun Tau Niang）身份治理旧港，与琉球国有外交往来。她是旧港事实上的统治者。不少广东侨民因之移居旧港，不断发展，建立了雄厚的基业。施进卿的大女儿受弟妹的排挤，离开旧港，来到爪哇，被满伯夷国王委任为这里的港主（Shahbandar），负责沟通国王与外商的联系，征收商船泊岸费和货物进出口税；她还是爪哇伊斯兰教九大圣贤（Wali - Sengo）之最伟大者拉登·巴固（Raden Paku）的义母，对伊斯兰教传播作出重要贡献。
到17世纪初荷兰人进入爪哇时，万丹（Bantan）、北加浪岸（Bekalongan）、厨闽（Tuban，即杜板）、锦石（Gresik，即革昔儿）等港口“都以中国人住区而闻名”。杜板约有千余家，“以二头目为主，其间多有中国广东及漳州人流居此地。”在锦石，“中国人初居于遂名新村，至今村主广东人也，约有千余家。”新村以南的苏鲁马益，番名苏儿把牙（Surabaya）“亦有村主，掌管番人千余家，其间亦有中国人。”
明中后期，随着广州、澳门贸易的蓬勃开展，喜好冒险、“以海为业”的沿海商民通番贸易、居留南洋形成高潮，安南、占城、柬埔寨、马六甲、北大年、暹罗、爪哇万丹、巴达维亚、安汶、摩鹿加群岛、菲律宾都是广东商人频繁活动的区域；部分广东商民侨居南洋各国，经营商贩、农耕、采矿、园艺、建筑等行业，为南洋地区经济开发与社会进步作出重要贡献。
三
笔者无意在此讨论郑和下西洋的所有问题，郑和下西洋在扩展明朝的国际影响和外交空间，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上的正面作用是值得肯定的。然而，这一“壮举”并没有出现后人热切期待的结果，即成为中国走向海洋，开拓海外市场，发展海洋经济，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契机和内在力量。永乐二十二年仁宗即位，立即下诏“下西洋诸番等国宝船悉皆停止。”宣德五年六月，宣宗命郑和、陶景弘再使占城、爪哇等十七国，下西洋活动从此成为绝响。
成祖朝在明代号称最强盛开放，郑和下西洋号称人类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但明成祖派遣郑和出使西洋，其意图是仿效秦皇汉武，宣示国威，而主要不是为了推动中外贸易，全方位发展中外经贸往来，最终目的是把它作为“怀柔远人”、建立以明朝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新秩序的一种手段。它是最高统治者热烈经营的结果，是明代政治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夷夏之防”、“内外之限”观念主导着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外交实践。而且直到15世纪，中国也没有出现象“地理大发现”前后的欧洲那样的有利于海外贸易发展和开拓海外市场的政治结构、经济基础、社会群体和社会文化环境。因此，郑和下西洋没能够也不可能引发出象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样把欧洲导向资本主义的类似的结构性社会变迁。当西方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科学技术进步日新月异，大步迈向近代社会的时候，明朝被动地应付着国际形势的变动，基本处在“席卷世界的汹汹潮流之外”；虽然不象黑格尔断言那样：“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但进步或改变“与西方相比步子比较慢，改变的幅度也比较小”，结果在物质文化与技术、经济与政治制度等方面落后于西方。在东西方海洋贸易格局上，其结局是中国“把印度洋贸易让给了阿拉伯人和葡萄牙人。”这是值得后人深刻反思的。
本文原载《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112—1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