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的时代，是中国面向世界并逐渐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时代。中国在这个时代成为东方世界一个强有力的符号，标志着这个世界在文化上即将被探索和充分了解。它不仅展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圈与亚洲各国以及非洲若干国家洲际交往的宏大场面，呈现出一个跃跃欲试向世界展示以中国自身文化为价值核心的亚洲文化圈，并企图通过与域外诸多领域交流来获得自我完善的天朝形象。

学界关于狮子文化交流的讨论，主要有尚永琪《莲花上的狮子——内陆欧亚的物种、图像与传说》和张法《狮子形象：跨文化的流动与变异》，两者都讨论了不同文明间有关狮文化交流和对话。讨论历史上贡狮的论文主要有王颋《芦林吼兽——以狮子为“贡献”之中、西亚与明的交往》，该文以丰富的史料，介绍了狮子在明代对外交往中的突出地位，阐述了中国与西亚各地的动物文化交流。可惜上述研究均未论及明代郑和下西洋的部分。明代海上贡狮活动的展开，是与郑和下西洋密切相关的。翟杰《管中窥豹，小中见大——从狮子入华看郑和下西洋的成就》一文，对郑和下西洋前后狮子入华进行比较，指出郑和的船队中就有一些人到过狮子的产地非洲，共有三次带回狮子，分别是第五、六、七次下西洋。

关于郑和下西洋时期的贡狮活动及其狮文化的历史记忆，其载体大致分为史书记录、民间小说描述和士人赋赞三大部分。本文拟从郑和下西洋时期的“贡狮”角度，通过梳理依据明代官方资料编纂的《明史》、有关郑和下西洋的若干史籍和通番碑刻资料、作为民间记忆的小说，以及明朝士人文集中有关贡狮及其赋赞的文献，指出明朝这一动物贡品输入中华与郑和下西洋壮举之关联，以及郑和下西洋对于拓展中国狮文化的特殊意义。

一、“外夷以奇兽进”：郑和下西洋与随使行纪的“贡狮”记忆

明初海上的“贡狮”记忆，是与郑和下西洋联系在一起的。郑和下西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共计三次，即永乐三年（1405）六月至永乐五年（1407）七月、永乐五年十二月至永乐七年（1409）八月、永乐七年十二月至永乐九年（1411）六月，主要出使东南亚和南亚地区。郑和第一次出使，率领士卒27800余人，修造长44丈宽18丈的大船62艘，携带永乐大帝诏谕诸国的敕书，颁赐各国王的敕诰和王印，运载大量金银、铜钱，大批货物作为赏赐。船队经南海入西洋，途经苏门答剌、阿鲁（亚鲁）、旧港（三佛齐国）、满剌加（麻六甲）、小葛兰（奎隆），永乐五年到达印度半岛西海岸的古里国，颁赐诰、印，赏给冠服，并在古里立碑，称“刻石于兹，永垂万世”。郑和此次出使途经旧港时，广东商人陈祖义从事海盗活动，劫夺贡使，郑和擒陈祖义回朝，由明成祖处死。郑和出使的两年间，南海诸国继续遣使入贡。第二个阶段共计四次，即永乐十一年（1413）十一月至永乐十三年（1415）、永乐十五年（1417）春至永乐十七年（1419）七月、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至永乐二十年（1422）八月、宣德六年（1431）十二月至宣德八年（1433）七月，活动范围拓展到西亚和东非地区。

明成祖对南海西洋诸国的共享太平之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郑和等前三次下西洋，完成了预定的使命。但明朝船队到达西洋最远之国，大概只是印度半岛西岸的古里。永乐十一年冬，明成祖再命郑和率领船队开始了更远的航行。其中宦官少监杨敏率一支船队往榜葛剌（今孟加拉国），吊唁其国王之丧，封授新王。次年郑和统领舟师到达忽鲁谟斯（今伊朗霍尔木兹岛），赐给国王及诸臣锦绮彩帛等物。永乐十三年归国途中，经苏门答剌，该国国王宰奴里阿比丁向明朝申诉，部落贵族苏斡剌领兵作乱。郑和领兵擒苏斡剌，于同年七月押解回京师，达到了“诸番振服”的效果。永乐十四年（1416）十一月，非洲东南海岸的木骨都束（今译摩加迪沙）、卜剌哇（今索马里境）及著名西域贸易中心阿丹（今也门亚丁）等国，随忽鲁谟斯朝贡。

所谓海上“外夷以奇兽进”前后大约有7次，出现在郑和下西洋第二阶段之第五至第七次，可能与船队寻找奇兽如麒麟、狮子有关。此后出现的相关海上贡狮活动，也可算下西洋的关联延展。

第一次“贡狮”是永乐十七年七月，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班师回朝。随同前来进贡的有忽鲁谟斯、阿丹、木骨都束、卜剌哇、古里、爪哇等国使臣，一并到来的还有其贡献的狮子、长颈鹿、金钱豹等珍奇动物。明成祖命群臣在南京皇宫奉天门观赏，文臣纷纷作诗祝贺。永乐十九年正月，明成祖迁都北京。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完成了第二次所谓“狮子贡”。有意思的是，这次带回的狮子并非源自非藩属国家的进贡，而是郑和船队派周姓太监到“阿丹”，即位于今也门和索马里之间的一片阿拉伯海水域亚丁湾购买的。冯贺军《明朝异域的贡狮》一文称明朝海陆明确记载的贡狮活动有14次。

郑和下西洋随使行纪，如马欢的《瀛涯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中有若干关于“狮子”和“贡狮”的记录。《瀛涯胜览》在“忽鲁谟厮”条记述了“狮子”，称“国王将狮子、麒麟、马匹、珠子、宝石等物并金叶表文，差头目跟同回洋宝船，进献朝廷”。《西洋番国志》记载，“忽鲁谟厮”在永乐中期，“国王修金叶表文遣使随宝船以麒麟、狮子、珍珠、宝石进贡中国”。《瀛涯胜览》“阿丹国条”：“永乐十九年……分船内官周等驾宝船三只往彼……王即谕其国人，但有珍宝许令卖易。”于是郑和一行在彼处买到珊瑚树、珊瑚枝五匮，“金珀、蔷薇露、狮子、麒麟、花福鹿、金钱豹、鸵鸡、白鸠之类……其狮子身形如虎，黑黄无斑，头大口阔，尾尖毛多，黑长如缨，声吼如雷。诸兽见之，伏不敢起，乃兽中之王也”。《西洋番国志》“阿丹国”条又记：“永乐十九年，上命太监李充正使，赍诏敕往谕旨。李□到苏门答剌国，令内官周□□□等驾宝船三只往彼。王闻即率大小头目至海滨迎入，礼甚敬谨。开诏毕，仍赐王衣冠。王即谕其国人，凡有宝物俱许出卖。此国买到猫精一块重二钱许，并大颗珍珠，各色鸦鹘等石，珊瑚树高二尺者数株，枝柯为珠者五柜，及金珀、蔷薇露、麒麟、狮子、花福鹿、金钱豹、驼鸡、白鸠之类。”郑和第五次下西洋，促使自苏门答剌以西至忽鲁谟斯，共有十六国使臣携带狮子等各种宝物赴京朝贡祝贺，其中包括永乐十七年来朝未归的使者。阿丹以北，阿拉伯半岛东南岸的祖法儿则是第一次随阿丹使臣来明朝。永乐十九年明成祖命郑和等率领舟师第六次下西洋，护送十六国使臣回国。郑和到达南海一带，似未再西行。各国使臣由舟师分队分头护送，太监李克率领舟师送阿丹国使臣至苏门答剌后，命宦官周某率船三艘送至其国。明成祖在位期间，先后六次派遣郑和率舟师出使南海西洋以至西域诸国，远至今西亚与东非，见于记载的所经国度多至三十余地，在古代中国的对外关系史和航海史上都是罕见的壮举。

外国的贡狮活动在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过程中还有持续，宣德五年（1430）郑和曾分派使者往“天方国”，《明史》称：“宣德五年，郑和使西洋，分遣其侪诣古里。闻古里遣人往天方，因使人赍货物附其舟偕行。往返经岁，市奇珍异宝及麒麟、狮子、驼鸡以归。其国王亦遣陪臣随朝使来贡。宣宗喜，赐赉有加。”马欢《瀛涯胜览》称：“往回一年，买到各色奇货异宝、麒麟、狮子、驼鸡等物，并画天堂图真本回京。其天方国王亦差使人将方物跟同原去通事七人，贡献于朝廷。”《西洋番国志》也称：“宣德五年，钦奉朝命开诏，遍谕西海诸番，太监洪保分船到古里国。适默伽国（天方）有使人来，因择通事等七人同往，去回一年。买到各色奇货异宝及麒麟、狮子、驼鸡等物，并画天堂图回京奏之。其国王亦采方物，遣使随七人者进贡中国。”这是第三次“贡狮”，可见明宣宗与明成祖一样，对狮子有浓厚的兴趣。

据上引《瀛涯胜览》，虽也有花福鹿、金钱豹、驼鸡、白鸠等其他动物的贡献和购买，但在动物贡品中“狮子”的重要性最为突出，是被放在首位的。有意思的是，虽然两次都是通过“市”即买卖获取狮子，但在成书于正德十五年（1520）的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中将“贸采之物”的狮子等列入“朝贡之物”的名目。该书中有关于永乐中期“阿丹国”的记载：“其贸采之物，异者十有二品：一曰猫睛之石，二曰五色亚姑，三曰大珠，四曰珊瑚支，五曰金珀，六曰蔷薇露，七曰麒麟，八曰狮子，九曰花福鹿，十曰金钱豹，十一曰驼鸡，十二曰白鸠……其状如虎，元质而无纹，巨首而阔唇，其尾黑长如缨，其吼如雷。百兽见之，伏不敢起者，其名曰狮子。”或以为在“阿丹国”贸采的应该是非洲狮，因为亚洲狮的鬃毛略短，毛色显黄，尾缨也少有黑色者。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狮子需“日饲二羊”，又需“守视校尉”多人，遥遥海路运回中国耗费甚繁，为什么已经有了远国的贡狮，另外还要专门购买呢？且这一购买狮子的活动在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仍在持续，郑和下西洋结束后并未完结。15世纪海路畅通，在南印度和斯里兰卡一带有狮子贸易活动。西域狮与非洲狮由于产地不同而区别很大。弘治二年（1489）有土鲁番贡狮，不由甘肃陆路而欲假道满剌加海路。明廷感到狮子贸易不能与贡狮相混杂，以“满剌加更市狮子入贡。不可贵异物，开海道利贾胡，贻笑安南诸夷”，收纳西域贡狮尚可，而因此谋财图利会贻笑安南诸夷。礼部下令“南海非西域贡道，请却之”。弘治三年（1490）撒马儿罕经南海贡狮，明廷再次却贡。

15世纪经由遥远的东非到中国这一漫长的海陆旅途，前后三次将狮子这一猛兽引进天朝。至于三次运送到北京的狮子每次究竟有多少，郑和船队究竟是采用何种技术手段运送狮子这一“异兽”，至今仍是一个谜。

随着地理大发现的推进，15世纪以来，欧洲的热那亚、比萨、利沃诺和威尼斯这几个地中海与东方的贸易桥梁也促进了动物贸易的展开。长途运送动物需要相当大体量的船只，特别是大型狮虎之类的猛兽。1517年葡萄牙开往罗马的一艘船在热那亚附近沉没，船上载有一头犀牛。1770年法国东印度公司开往洛里昂的船上载有两只老虎，随船装载了三四百只绵羊和大批饲料。直至20世纪20年代，运输大型动物要多收一张头等舱票，因为这些巨兽在途中要消耗大量食物。如要运送一只印度象，必须同船装载2000公斤干草、1200支香蕉、500根甘蔗和400头绿白菜。到了19世纪后期，随着航运能力的提高，动物运输量大大增加，从1866年到1886年，卡尔·哈根贝克共出口了大约1000只狮子，1000头熊，800只鬣狗，700只豹，400只老虎，300头大象，79头犀牛，300头骆驼，150头长颈鹿，600只羚羊，数万只猴子，数千条鳄鱼、蟒蛇和巨蟒，以及10万多只鸟。据1894年12月18日刊《小马赛人》（LePetitMarseillais）的报道，这种业务的营业额单在马赛港就高达566000法郎。

海路运送狮子不是一件易事。诸如招募有动物运输经验的驯养人，每天狮子食物饲料的配备和喂养，制作笼子，将狮子安置在宝船的甲板上，相关的防护措施，船运过程中狮子的死亡，这些都需要庞大的花销。遗憾的是，由于保留下来关于郑和下西洋的资料非常有限，我们无法确切地了解，狮子这一动物到底是如何通过宝船被运送的。

郑和下西洋以前来华的狮子，主要是作为某国的朝贡品由其国通过陆路送来，而郑和下西洋时来华的狮子，除了忽鲁漠斯等国的“进献”，还有在阿丹和天方“买得”或“易得”，这种一去一回、一买一卖，使原本单向性的朝贡所维系的不稳定关系，转变为双向性的双边贸易关系。贡狮活动受到明廷的高度重视，周边藩属很乐意将贡狮作为外交乃至于朝贡贸易的重要手段，以贡狮来提高朝贡国乃至贡使本人的地位。如成化年间，有西域进贡狮子的使臣，就要求朝廷大臣出迎，朝廷内部反对之声并起。《咸宾录》“西夷志”卷三“撒马儿罕”：“成化十九年，阿黑麻王贡二狮子。夷使请大臣出迎。郎中陆容言狮子之为兽，在郊庙不可以为牺牲，在乘舆不可以备驭服，理不宜受。礼尚周洪谟亦以为不可令官出迎。诏遣中官迎之。狮子日食生羊二、醋酣蜜酪各二瓶，官养狮人，光禄日供给焉。弘治二年，遣使贡狮子。夷人所过，横为侵扰。给事韩鼎上言：‘珍禽异兽，非宜狎玩，且供费不赀，宜罢遣之。’未几，广东布政陈选上言：‘撒马儿罕使臣怕六湾贡狮子，欲从广南浮海往满剌加更市狮子入贡。不可贵异物，开海道利贾胡，贻笑安南诸夷。’三年，由南海贡狮子。礼官倪岳言：‘南海非西域贡道，请却之。’自后贡皆从嘉峪关入。嘉靖中，其国称王者五十三人，皆遣人入贡。”由此可见，明王朝做出了彻底关闭海路、唯以陆路引进狮子的决定。

二、“遥望龙颜自驯伏”：明代珍禽异兽的“御苑”和驯狮人

郑和率领数百艘舰船七次远航西洋，既是明初一次规模空前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活动，也是一次震惊世界的伟大航海运动。明代中叶，皇帝的“御苑”中满是珍禽异兽，犹如一个规模不小的“动物园”。法国学者阿里·玛扎海里的《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记述明朝宫内圈养着一些狮子、豹子、猎豹、猞猁狲以及吐蕃狗，携带“奇兽”的使团更像是一个流动的马戏团或杂技团，经常护送鸵鸟、猞猁狲和经过训练的猎豹入朝，最多的还是中国人很难见到的狮子。

明朝沿袭东汉和唐朝的旧例，怀有极大的兴趣接受这些笨重的贡物，并赏赐丝绸、大隼等中国土产。在紫禁城中有一个辽阔的万牲园，饲养了非常多的动物，“有数百头各国国王进贡的狮子”。这激起了许多儒家学者的反对，但是他们的抗议徒劳无益，因为对明王朝来说，这是一个有关威望的简单问题。阿里·玛扎海里认为狮子是第一重要的贡物，“一头狮子值三十箱商品……一只猎豹或一只猞猁狲则要奉献十五箱”。通过观赏这一异域进贡的奇兽，包括政治上层的下属以及普通民众，建立起对于政治权威的认同感和畏惧感，因为在观赏这一异兽的过程中，个体通过对自然界动物秩序的感受，逐渐构建起一种对于政治权威的恐惧感和敬畏感。这种象征，不仅仅存在于政治上层所设定的典章制度的层面，也对普通民众的观念和行为构成了规训和震慑。

明代中叶，皇帝拥有一个满是珍禽异兽的“御苑”。明代宫廷大规模蓄养珍禽异兽，始于迁都北京后。这些动物主要蓄养在西苑及南海子，数量以万计，主要供宫廷贵族观赏，其中的珍奇物种还往往会被集中公开展示，皇帝还命大臣作诗赋歌颂，以彰显国威。这种情形多出现于明朝国力鼎盛、对外交流频繁的永乐、宣德时期，皇帝令文武大臣、四方使节共同观赏，并命文臣作文纪念。明代宫廷文人有不少有关狮子的“写生”之作，如夏原吉《夏忠靖集》卷三有关于规模不小的“万牲园”的描述：

洪熙乙巳秋仲，赐观内苑珍禽奇兽，应制赋：……爰开禁籞集廷臣，少肆余闲阅奇畜……虞官圉宰杂遝进，珍禽瑞兽纷纭呈。狻猊侧踞真雄猛，钩爪金毛睛炯炯。彩球戏罢拂霜髯，百兽潜窥敢驰骋。须臾玄鹿来轩墀，丰肌黭黮犹乌犀。若非食野沾煤雨，应是寻泉堕墨池。双羊继出仍珍美，腹若垂囊背如砥。煌煌宝辔轻笼头，轧轧朱轮低载尾。花阴大小霜姿猿，金环约项声隆然。盘旋倏忽作人立，何殊雪洞飞来仙？又看福禄并神鹿，毛质鲜庞实灵物。羚羊缓步苍苔边，修角撑空亦奇独。柙中玉鼠洁且驯，朱樱贯目脂涂唇。想应窃饵琼芝足，故着银袍觐紫宸。驼鸡耸立谁其侣？骈趾青瞳高丈许。或时振翼将何如？志在冲霄学鹏举……徘徊重睹花斑鸡，冠丹颊翠衣裳缁。是谁巧把晴空雪？散作身章若缀璂。载欣载羡双鸠鸟，质傅铅花光皎皎。雄雌并立清飙前，贞静幽闲一何好。

“珍禽瑞兽纷纭呈”表明“御苑”让文人学士有机会得见其中“钩爪金毛睛炯炯”的狻猊。

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1378—1448），曾据自己亲眼所见描绘了异域进贡的动物，约于1430年编有《异域图志》一书，存世一本，现藏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1489年由广西地方官金铣主持刊行。该书宽19厘米，长31厘米，共计200单页。该书后附的《异域禽兽图》有14单页，共画有14幅图，依次为鹤顶（犀鸟）、福鹿、麒麟、白鹿、狮子、犀牛、黄米里高、金线豹（金钱豹）、哈剌虎刺（狞猫）、玄豹（黑豹）、马哈兽、青米里高、米里高、阿萆羊（肥尾羊）。该书1609年曾被收录于《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但流传甚少。

关于明代贡狮的记忆，不仅有文字文献，也有图像。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皇都积胜图》，图卷纵32厘米、横2182.6厘米，绢底着色。这幅长卷是明朝中后期北京城繁盛景况的再现。朱瑾以《皇都积胜图》为图式文本，对晚明时期皇都的状况及发展做一简要阐述，从近古城市图景中分析城市阶层的结构，以及结构之间的群落关系，并考证当时城市的物质结构与人群交游、群体亲密度以及私人领域等互相支撑的关系，试图揭示明代中后期皇城的生活原态。但很少有学者注意到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中国和西洋各国间的交往，互相派遣使臣访问、赠送方物，特别是忽鲁谟斯等曾向明朝贡狮，木骨都束赠花福禄、狮子等，都在图中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皇都积胜图》的天安门一段也描绘有贡狮的场面，这是郑和下西洋贡狮记忆的生动写照。

狮子作为周边国家进献给中央王朝的礼物，与异域胡人有天生的关联性。在明代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贡狮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色目驯狮人的相关记载。唐朝以后，来自拂菻（东罗马帝国）的驯狮人多被称为“狮蛮”或“师蛮”。从故宫留下的文物可见，胡人驯狮、戏狮的形象广泛地出现在民间的建筑、服饰等各类器物纹样装饰中。自永乐始，礼部在北京接待的番夷中，就有“罕东卫养狮豹回回”“养狮豹回回”等名目。明人诗中的“紫髯胡儿”，以及明代文献中西域帖木儿帝国等处贡狮的“伴送人”，都是指色目驯狮人。

建文时进士，户科给事中金善（1368—1431）有《师子歌》《狮子赞》，其《金文靖公集》卷二《师子歌》称：狮子“尾大而长，目炯炯如电，声哮哮震撼山岳。抚摩之，不摄不惧，蹲跽拜伏，游戏舞跃，皆能解人意，有不待驯扰而能者”。杨荣的《杨文敏集》卷一《狮子》特别描述了狮子在皇恩感召下被驯服：“及兹来阙下，俯首随鹓行。帖然自驯服，感此仁化彰。玉阶齐率舞，灵囿恣翱翔。”王直的《狮子赞》更为细致地歌咏了威德服狮：“惟圣人在位，威德足以服远，四方万国，莫不顺从，然后此物亦靡然自致。我宣宗皇帝之御天下也，蛮夷戎狄，不间远迩，德威所临，无思不服。于是，西域以狮子来献，拜舞起伏，动合人意。化其刚暴，率为柔良。此可见圣德之大，上格乎天，下孚于物，如此其至也”，“遭圣仁兮斯服从，大明君兮御宸极，万邦宁兮修厥职。随贡篚兮来西域，化强戾兮归至德。卫天门兮威有赫，麒麟驺虞兮与接迹。敞灵囿兮足安适，太平万世兮绵宝历，述赞词兮示无斁”。驯狮和驯狮人的形象多次出现在明人图像记忆里，如无名氏绘《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卷》礼仪活动中的狮子与驯狮人，以及宫廷绢本《西番贡狮图》中的驯狮与驯狮人。

2011年3月12日《广州日报》和3月20日《江南时报》都报道了中国香港苏富比有限公司在2011年3月7日和8日名为“皇苑天工——中国宫廷艺术菁华”的春季拍卖会上拍卖了宫廷绢本巨大的画作《西番贡狮图》，该图287×242厘米，记录了明成化十九年（1483）撒马尔罕（波斯）贡狮一事。画面正中一巨型母狮“虎塞泥”（阿拉伯语为“美丽”之意）及两个番国派遣的贡狮使者，皆依实物绘制。明宪宗朱见深（1447—1487）于画上方亲撰《御制狮子赋》，表彰狮子所含贤治及太平之祥瑞寓意，其题材和赋文具有重要历史和文献价值。此为存世私人收藏之宫廷画作中最精巧、大型的一帧。该画作识款《大明成化癸卯年六月吉日》，钤印“广运之宝”。图中深目高鼻、络腮虬髯的驯狮人，头上裹着布巾，身上穿着阿拉伯式长袍，两人之间是已被驯服的贡狮，仍不乏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面目。

明宪宗的《御制狮子赋》记述成化十九年撒马尔罕贡狮子之事，差帕六湾都督之正使，择火者马黑麻之同行，画图像以进贡。明宪宗对这一神兽有生动的刻画：“其眼之精莹兮，犹星悬皎洁；茸之绰约兮，若焰起辉煌。头坚于蜀山之铜劲，额啻于昆吾之铁钢。钩爪之锋，类乎利戟；凿齿之明，恍乎凝霜。体性狂禀于金精，毛质色正于中央。旭日身兮艳丽；薰风拂毳兮轻扬。雄声哮哮兮，则吼震雷轰；猛威凛凛兮，则闪掣电光。瞻犀象而百队为之窜伏，顾虎豹而千群为之奔骧。万牛见之失据，六骏视之魂亡。白彪慑以喋血，玄熊跼以断肠。兹之所以为群毛之长，非人力之所致也。”他称：“上古圣君及朕列圣致治之隆而兆于物，其同符合辙之瑞，复见于今日也。然当太平之时，任贤图治，则都俞吁咈也。燮理之功妙而玉烛均调，国纪之调祥而庆云映彩。比年以来，时雨徐徐，甘露液液，九穗嘉禾，两岐瑞麦，化日舒长，万邦乐逸，遐迩祥征，臣民悦怿，共享太平于万斯年也。”当然也不忘粉饰自己的统治“迨乎我朝，考之往牒，雄姿迭见于先世，猛气重逢于兹辰。接迹驺虞，育乎上苑之内，继踪祥麟，羁于御沼之滨。妖邪之辟除，鬼魅之绝迹，闻其语者传诵于昆仑。”将“比年以来，时雨徐徐，甘露液液，九穗嘉禾”，归功于自己“承祖宗鸿业，运抚熙洽”，“治道宽容”又能“包涵中外”“恩被遐方”的结果。

明朝大臣何乔新（1427—1502）有《题狮子图》：“莎溪之域弱水滨，金精下降毓怪珍。伟哉狻猊产此地，雄姿猛态夐绝伦。双睛睒睒电流赤，劲爪铦牙侔剑戟。空山怒吼轰春雷，百兽闻之皆辟易。饥来不食麋鹿群，搏犀拉象如孤。几回饥饮龙门涘，积石半露余波浑。圣皇端拱位皇极，月竁冰天皆仰德。荒夷得此不敢留，絷以金绳献京国。修途万里经流沙，群动慑窜不敢哗。尾端尚带昆仑雾，口角仍含葱岭霞。彤轩文陛丽晴旭，遥望龙颜自驯伏。低头安尾体态闲，黄毳苍髵绚人目。皇威远被万国宁，长扬灵囿多祥祯。狮兮狮兮敛鸷猛，长与驺虞作队行。”狮子虽然凶猛，但由巡狮人驯服，“遥望龙颜自驯伏”，且“低头安尾体态闲”。何乔新特别强调狮子的驯服也是“皇威远被万国宁”，狮子再厉害，最后亦如古代传说中的仁兽驺虞一般，进入护佑皇城的队列。王直（1379—1462）《抑庵文后集》指出，这一猛兽的驯服，是狮子对仁君王权的臣服。

三、“粲粲金毛映日明”：明代“狮文化”的诸面相

郑和下西洋的贡狮活动给中华狮文化留下了很深的印迹。狮子进入中国，首先是其形象进入朝廷的美学体系，成为政治文化中的威仪形象，然后向民间文化的各个方面渗透，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美学类型和文化趣味，可大可小，可威可玩，还以各种艺术形式呈现，成为中国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形象。

2011年3月12日《广州日报》和3月20日《江南时报》都报道了中国香港苏富比有限公司在2011年3月7日和8日名为“皇苑天工——中国宫廷艺术菁华”的春季拍卖会上拍卖了宫廷绢本巨大的画作《西番贡狮图》，该图287×242厘米，记录了明成化十九年（1483）撒马尔罕（波斯）贡狮一事。画面正中一巨型母狮“虎塞泥”（阿拉伯语为“美丽”之意）及两个番国派遣的贡狮使者，皆依实物绘制。明宪宗朱见深（1447—1487）于画上方亲撰《御制狮子赋》，表彰狮子所含贤治及太平之祥瑞寓意，其题材和赋文具有重要历史和文献价值。此为存世私人收藏之宫廷画作中最精巧、大型的一帧。该画作识款《大明成化癸卯年六月吉日》，钤印“广运之宝”。图中深目高鼻、络腮虬髯的驯狮人，头上裹着布巾，身上穿着阿拉伯式长袍，两人之间是已被驯服的贡狮，仍不乏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面目。

明宪宗的《御制狮子赋》记述成化十九年撒马尔罕贡狮子之事，差帕六湾都督之正使，择火者马黑麻之同行，画图像以进贡。明宪宗对这一神兽有生动的刻画：“其眼之精莹兮，犹星悬皎洁；茸之绰约兮，若焰起辉煌。头坚于蜀山之铜劲，额啻于昆吾之铁钢。钩爪之锋，类乎利戟；凿齿之明，恍乎凝霜。体性狂禀于金精，毛质色正于中央。旭日身兮艳丽；薰风拂毳兮轻扬。雄声哮哮兮，则吼震雷轰；猛威凛凛兮，则闪掣电光。瞻犀象而百队为之窜伏，顾虎豹而千群为之奔骧。万牛见之失据，六骏视之魂亡。白彪慑以喋血，玄熊跼以断肠。兹之所以为群毛之长，非人力之所致也。”他称：“上古圣君及朕列圣致治之隆而兆于物，其同符合辙之瑞，复见于今日也。然当太平之时，任贤图治，则都俞吁咈也。燮理之功妙而玉烛均调，国纪之调祥而庆云映彩。比年以来，时雨徐徐，甘露液液，九穗嘉禾，两岐瑞麦，化日舒长，万邦乐逸，遐迩祥征，臣民悦怿，共享太平于万斯年也。”当然也不忘粉饰自己的统治“迨乎我朝，考之往牒，雄姿迭见于先世，猛气重逢于兹辰。接迹驺虞，育乎上苑之内，继踪祥麟，羁于御沼之滨。妖邪之辟除，鬼魅之绝迹，闻其语者传诵于昆仑。”将“比年以来，时雨徐徐，甘露液液，九穗嘉禾”，归功于自己“承祖宗鸿业，运抚熙洽”，“治道宽容”又能“包涵中外”“恩被遐方”的结果。

明朝大臣何乔新（1427—1502）有《题狮子图》：“莎溪之域弱水滨，金精下降毓怪珍。伟哉狻猊产此地，雄姿猛态夐绝伦。双睛睒睒电流赤，劲爪铦牙侔剑戟。空山怒吼轰春雷，百兽闻之皆辟易。饥来不食麋鹿群，搏犀拉象如孤。几回饥饮龙门涘，积石半露余波浑。圣皇端拱位皇极，月竁冰天皆仰德。荒夷得此不敢留，絷以金绳献京国。修途万里经流沙，群动慑窜不敢哗。尾端尚带昆仑雾，口角仍含葱岭霞。彤轩文陛丽晴旭，遥望龙颜自驯伏。低头安尾体态闲，黄毳苍髵绚人目。皇威远被万国宁，长扬灵囿多祥祯。狮兮狮兮敛鸷猛，长与驺虞作队行。”狮子虽然凶猛，但由巡狮人驯服，“遥望龙颜自驯伏”，且“低头安尾体态闲”。何乔新特别强调狮子的驯服也是“皇威远被万国宁”，狮子再厉害，最后亦如古代传说中的仁兽驺虞一般，进入护佑皇城的队列。王直（1379—1462）《抑庵文后集》指出，这一猛兽的驯服，是狮子对仁君王权的臣服。

三、“粲粲金毛映日明”：明代“狮文化”的诸面相

郑和下西洋的贡狮活动给中华狮文化留下了很深的印迹。狮子进入中国，首先是其形象进入朝廷的美学体系，成为政治文化中的威仪形象，然后向民间文化的各个方面渗透，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美学类型和文化趣味，可大可小，可威可玩，还以各种艺术形式呈现，成为中国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形象。

中国自古以信仰龙为主，外来的狮子正好打破了吉祥辟邪异兽信仰的单一性。狮子成为皇家瑞兽，同时被赐予百姓镇宅，具有喜乐之功用，既可彰显帝王的尊贵，又体现其与民同乐。苏霖的《礼佛图轴》刻画了文殊菩萨结跏趺坐于宝座上，在观赏自己的坐骑——青毛狮子在驯狮人的引导下进行舞狮的场面。礼仪狮在贡狮仪式中出现，同样演示狮子造型的民间舞狮又作为狮文化的代表而东传，带有明朝向周边国家展现威仪并吸引他们加入天朝宗藩朝贡联盟的政治目的。

明代宫廷绘画中有一系列写实狮子的图像，绘画水平很高超，这与明代宫廷长期豢养狮子密切相关。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明代佚名画家所绘《狻猊图》，图中狮子无论从比例设置、头部刻画、身体描绘、皮毛质感表现，还是淡棕黄色的渲染，都与自然界的狮子相差无几，尤其是细长而在末端长出毛簇的狮尾毫无传统狮子图像上惯见的夸张呈现。狮子匍匐在地上休息，此刻正抬起头朝前方张口吼叫。观者很容易注意它身处的这块小土坡，紧挨着狮身左后侧的是两株大树，其形态技法都极具明代宫廷绘画的特征，可以认为宫廷画师也有机会直接观摩宫廷苑囿中的狮子。

明代中前期较知名的宫廷画家周全（1426—1487）的《狮子图》高度写实，“表现了很多此前写实性狮子雕塑及绘画作品中所不具备的细节，眼睑及眉斑部位尤其细致，躯干上的短细毛、前肢肘部的长毛及位于头、颈、胸腹部位的鬣毛也均刻画入微，代表了古代写实性狮子绘画的最高水平。根据图中细节可以判断狮子的品种：该狮头部鬃毛较短，耳朵能够完全外露而不被鬣毛遮盖，眼睛上部的眉斑清晰，前肢肘部鬃毛较发达，腹部有一明显褶皱，尾端的茸毛大而明显，这都接近亚洲狮的体貌特征，所绘应为亚洲狮。图中狮子腹部的鬃毛一直延伸至身体后侧，表明该狮可能是活动于中亚地区的狮子”。从树后坡石上倾泻而下的一道流水，从狮子前方绕过其所身处的小坡右转，在画面的下方激起水花，几乎溅到狮子的右前爪上。画家能够描绘如此接近于自然实体的画作，很可能得益于海陆“贡狮”留下的实物。在这幅写实程度极高的作品之中，仍能见到传统狮子形象的顽固残留：狮子耳朵下面垂下的那两串浅色毛团在许多中国和日本的狮子画中都屡见不鲜，这是在西方狮子图像中所不可能见到的；类似的细节还可见于狮子四肢根部后侧的那簇深色长毛，同样是东亚传统狮子画中的显性特征。

或以为类似周全《狮子图》那样呈现真实狮子形象的艺术作品，往往出于域外国家进贡狮子的时代，明代宫廷豢养的狮子多由西域或南海各国进贡而来，其品种主要有产自中亚地区的亚洲狮，也有来自非洲的非洲狮。明廷对于外国进贡的珍禽异兽，多图绘其形，目的是歌颂祥瑞和记录史实，这类绘画被统称为《瑞应图》，如永宣时期的多幅《瑞应麒麟图》，描绘了郑和下西洋时带回的长颈鹿。周全的《狮子图》也是广义的《瑞应图》的一种。

四、“彰圣皇之威武”“昭盛世之文德”：士人文集与民间小说中的贡狮记忆

在明代的对外关系中，属于哺乳纲食肉目猫科的大型猛兽狮子，频繁地充当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以至东非间文化交流的“媒介”，中西亚以狮子为“贡品”的交往显得格外突出。狮子作为瑞兽的艺术造型也渐渐融入中国文化艺术，发展成一种祥瑞的神兽，而进入宗教雕塑、皇家绘画和民间艺术，甚至融入民俗文化之中。

随着明代自陆上和海上而来的贡狮活动，国人也有机会目睹鲜活的狮子样貌。明代士人关于狮子的赋赞无非想说明狮子尽管凶猛和威武，是众兽之王，但天子有伏狮之威，可以驯化狮子为己所用。皇帝接受异域的贡狮不仅有利于增强其政治合法性，同时也彰显其对外邦的怀柔之道，示天地之含容。狮子作为一种外来的贡物，是明朝皇帝展示其仁政王道的有力工具。缘于亲眼所见，明代各种士人贡狮赋赞、题咏，对这种猛兽外形、特征的描述，可谓亦细亦微、惟妙惟肖，这也反映了明人乐意借由贡狮、驯狮赞颂皇恩。

关于这一神兽的描摹，大多与为天朝盛世歌功和德及远方颂德的礼赞相结合。金善的《金文靖公集》卷二《师子歌》对狮子有生动的描述：“师子即狻猊也，如虦猫，能食虎豹，威伏百兽，日行可五百里，今观其状似虎，猛而壮，铜爪锯牙，广颡巨颊，尾大而长，目炯炯如电，声哮哮震撼山岳。”“百兽之极，莫逾于狮子。其状铜爪铁额，锯牙凿齿……”永乐二年（1404）进士李时勉（1374—1450）《古廉集》卷一《狮子赋》：“举趾迅奔，则千里倏忽。奋怒扬威，而百兽战栗。万牛失据，六駁夺魄。猫丧气，猰屏迹。白甝慑以奔窜，元熊跼而辟易。捩犀兕以飞涎，磔虎豹而喋血。”永乐十六年至二十二年（1418—1424）当朝首辅杨荣（1371—1440）《杨文敏集》中有很多瑞应诗篇，有玄兔、白鸟、灵犀、百鹦鹉等，卷一《狮子》称：“狮子产西极，雄猛非寻常。锯牙自铦利，铜首何轩昂！双耳正上耸，两目耀星芒。巨尾摇锦茸，长毛绚金黄。顾盼雄风生，哮啖百兽藏。”永乐初进士王直（1379—1462）《抑庵文后集》卷三十七有《狮子赞》，对狮子有拟人化的刻画：“其性质之强毅，气势之豪壮，才力之剽捷，爪牙之坚利，皆非他物所能及。肆意横行，一日千里。虽象兕之大，熊罴虎豹之猛，猝然遇之，皆震慑摧伏，磔裂搏噬，一听其所为，而莫之能遁。”

上述诗赋的作者基本上都属于官方文人，而《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下简称《西洋记》）的作者罗懋登（1517—？）则可以视为民间文人的代表。他在《西洋记》一书中记录了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各地的贡狮活动，如第七十九回“宝船经过忽鲁谟宝船兵组银眼国”就描绘了忽鲁谟斯国王沙哈牟吩咐左右抬来进献的礼物中，就有“狮子一对”。第九十九回“元帅鞠恭复朝命元帅献上各宝贝”中，有长长一段讲述郑和如何进朝复命，向永乐大帝呈上来自南海西洋的各种贡品，其中第三十国“木骨都束”、三十一国“竹步国”和三十二国“卜剌哇国”“共进上一封表章”，其中有“狮子二对”。“木骨都束”似为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Muqdisho），“竹步国”今称朱巴（Jubbada Hoose）州首府基思马尤（Kismaayo）外港琼博（Junbbo），那一个时代多产狮子。第三十六国“忽鲁谟斯”贡“狮子一对”，以及麒麟、草上飞等大量贡品，其中还有“玉狮子一对”，永乐大帝道：“这一国何进贡之多？”郑和奏道：“这国国富民稠，通商贸易，故此进贡礼物颇多。”第三十八国“阿丹国”（今也门亚丁Aden）进贡的礼品中有“狮子四只”。第三十九国“天方国”贡品中有“狮子四只”和“狻猊一对”。古人认为狻猊即狮子，《尔雅》卷一○“释兽”：“狻麑，如虦猫，食虎、豹。疏：即狮子也。”可能罗懋登在汇编民间资料时没有完全搞清楚，因此在第二十国描述南浮里国进贡的“狻猊”时，增写了一段歌颂永乐大帝照顾百姓的内容。永乐帝问道：“这狻猊还是自小儿收养的么？”郑和答：“生七日，未开目时，取之则易调习，稍长则难。”永乐大帝道：“养他无庸，着令所司厮养，毋戕害朕百姓。”满朝文武百官皆道：“我皇上仁民爱物，自有科等。”这里可能罗氏是把明朝后来“却贡狮”的官方记忆和民间记忆杂糅在一起了。

罗懋登在《西洋记》第八回中还有一段关于永乐朝青狮、白象、紫骝马、羱羊、白鹦鹉和孔雀的动物贡品描述，称永乐皇帝看到了各种祥瑞的贡品“龙颜大悦，即时传下了一道旨意来，赏赐耆老们，给与脚力回籍。又只见午门之内，跪着一班儿异样的人。是个甚么异样的人？原来不是我中朝文献之邦，略似人形而已。头上包一幅白毡的长布，身上披一领左衽的衣服，脚下穿一双（西南夷长髦牛也）牛皮的皮靴，口里说几句侏的话。鸿胪寺报名说道：‘外国洋人进贡。’传宣的问道：‘外邦进贡的可有文表么？’各洋人的通事说道：‘俱各有文表。’传宣的说道：‘为甚么事来进贡？’洋人通事的说道：‘自从天朝万岁登龙位之时，天无烈风暴雨，海不扬波，故此各各小邦知道中华有个圣人治世，故此赍些土产，恭贺天朝。’传宣的问：‘进贡的是甚么物件？’各洋人通事的说道：‘现有青狮、白象、名马、羱羊、鹦鹉、孔雀，俱在丹陛之前。’传宣的道：‘一国挨一国，照序儿进上来，我和你传达上。’只见头一个是西南方哈失谟斯国差来的番官番吏，进上一道文表，贡上一对青狮子。这狮子：金毛玉爪日悬星，群兽闻知尽骇惊。怒向熊罴威凛凛，雄驱虎豹气英英。已知西国常驯养，今献中华贺太平。却羡文殊能尔服，稳骑驾驭下天京”。

《本草纲目》第五十一卷“兽部”亦有狮子的介绍：“狮为百兽长”，“梵书谓之僧伽彼”。对狮子的外形，李时珍有一段生动的描述：

狮子出西域诸国。状如虎而小，黄色，亦如金色猱狗，而头大尾长。亦有青色者，铜头铁额，钩爪锯牙，弭耳仰鼻，目光如电，声吼如雷。有耏髯，牡者尾上茸毛大如斗。日走五百里，为毛虫之长。怒则威在齿，喜则威在尾。每一吼则百兽辟易，马皆溺血。《尔雅》言其食虎豹。虞世南言其拉虎吞，裂犀分象。陶九成言其食诸禽兽，以气吹之，羽毛纷落。熊太古言其乳入牛羊马乳中，皆化成水。虽死后虎豹不敢食其肉，蝇不敢集其尾，物理相畏如此。然《博物志》载：魏武帝至白狼山，见物如狸，跳至狮子头杀之。《唐史》载：高宗时，伽毗耶国献天铁兽，能擒狮象。则狮虽猛悍，又有制之者也。西域畜之，七日内取其未开目者调习之，若稍长则难驯矣。

李时珍认识的狮子亦是传说与真实、真假混淆的狮子形象，其中包含有不少艺术加工的内容。在各种版本的《本草纲目》中，狮子的形象与真实的狮子有很大的距离，只能视作对于“狮形物”或曰“狮子器物”的模仿。《本草纲目》的金陵本、钱衙本取材于石狮，而张绍棠本造型接近“舞狮”。这一不同的狮子形象“提示我们，在了解明朝各种视觉形象的塑造时，势必要考虑创作者的素材与取材媒介——也即现实经验与媒材的可获取性所带来的结果。不过，《本草纲目》的‘狮子’来源，未必是三维的‘石狮’，考察当时其他二维平面的‘狮子’形象，譬如民窑生产的外销瓷器上，实则都是一样的简率，不同行业的画工可能只是相互效仿而已”。

狮子不是中国本土的动物，国人最早认识的狮子形象并非真实的狮子，而是艺术形象的加工品。明代“狮文化”反映了国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对这些猛兽进行观察所构建的历史经验、所总结出来的文化性特点，即这些猛兽是尊贵的动物，作为自然界的捕食者，掌握着在自然界动物圈创造新秩序、维持既定秩序的权力。由此，狮子也成为中国士人眼中“不待驯扰而能者”，“自边徼达于京师，欢声四动，观者蚁附，而公卿大夫百执事莫不荣耀，庆幸以为千万载之奇遇，且相与发扬蹈厉，作为歌诗以称颂”。

狮子在非洲是草原之王，在西亚荒漠地区、印度森林中更被视为众兽之王，代表了所谓高贵、力量、气度等品质，也代表了古代社会统治阶层集团所构建的文化特征，所以当地的王权或者政治权力常常以这些猛兽来装饰自身。众兽之王的狮子在非洲、西亚、中亚、东亚等地是统治自然秩序的角色，类似于王权在社会关系中创造新的社会、政治秩序以及维护既定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因而很自然地被人们用来装饰和象征政治权力。明代中国则通过礼仪狮、辟邪狮和舞狮等不同的美学形式建构起“狮文化”的不同面相，反映了明朝统治者试图通过这些装饰和象征，使被统治者潜移默化地认识和接受这些政治符号和文化符号。

五、结   语

在中国传统的动物文化体系中，有两种文化最为突出：一是世代相传的龙文化；二是在与外来文化交流和互动中产生的狮文化。龙和狮在中国文化中，既占据核心地位（天安门前的华表之龙和华表下面的狮是其表征），又普遍存在于文化的方方面面（舞龙和舞狮成为中华大地东南西北最普遍的民俗仪式）。狮文化的重要特点体现了中华民族面对外来文化的基本态度，即积极吸收、为我所用，最后化为本土不可分割且能体现自身精神的组成部分。郑和下西洋时期的贡狮活动及其在明代所构建的“狮文化”，其间所蕴含的文化思想和知识递进，值得深入探讨。

第一，来自西洋海路的“贡狮”活动，不仅把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文化圈，呈现给走向近代的世界，也向南洋、印度洋包括东非展示了中国与其他文明交往以获得自我完善的天朝形象，显示了中国开放和面向世界的雄心，展现出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和开放性。

郑和下西洋时代是中国面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时代。作为“中国海洋之父”的郑和，七次下西洋，这是世界一体化进程的起点，展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圈与亚洲各国以及非洲若干国家交往的宏大场面。狮子自域外输入，时期不同，国别不同，来华路径不同，来华方式也不同，但都见证了一次又一次的外交活动，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标记。明朝之前贡狮主要来自陆上丝绸之路之中亚和西亚地区，如月氏、安息、粟特、滑国、波斯、康国、吐火罗、于阗、伊儿汗等内陆国家，当然也有南亚或东南亚的国家。郑和下西洋时期的贡狮则来自海上丝绸之路之忽鲁谟斯、阿丹、天方、吐鲁番和撒马儿罕，在地域上或位于波斯湾畔，或位于阿拉伯半岛沿海，或位于非洲东岸，这些区域与中国的距离已远远超越以上所列中亚或西亚的内陆国。明洪武时期官方的交往范围没有越过印度半岛南端，永乐时期在郑和下西洋的推动下，明王朝与海外诸国的交往范围大大扩大。从贡狮来源地可以看出，明初除了与西域诸国保持友好政治经济交往外，还极大地开拓了与东南亚、西亚乃至东非的贸易往来，这一点超过了前代。

永乐、宣德两朝是明朝最为强盛开放的时代，永宣时期的宫廷盛行养狮子，宫廷中也呈现出汉、藏、阿拉伯等多元文化融汇的特征。郑和下西洋与海外文明形成了重要的文化互动，远航输入异域文化，也输出中国文化，给途经国家带去大量的中国瓷器、铜器、铁器、金银和各种精美的丝绸、罗纱、锦绮、纻丝等丝织品，也带回西洋南海的文明，换回亚非各国的胡椒、象牙、宝石、染料、药材、硫黄、香料、椰子等许多特产，同时形成中国与亚、非动物文化的广泛交流，通过狮子、长颈鹿、驼鸟、金钱豹等稀贵动物，加深了中国对异域动物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第二，狮子自西汉传入中土，与华夏文化融合，形成独特的狮子文化。明代海上“贡狮”活动的记忆以及建构的“狮文化”，对于建立和稳定明朝中央政府一统天下的政治格局，有着积极的作用。

永乐元年（1403），朱棣刚刚通过“靖难之役”取得帝位，面临着严重的正统危机，而狮子作为历史上中外交往堪称正统的使者，贡狮往往是周边国家对于中央政府正统性的确认。明代贡狮的历史记忆通过官方史书的记载、士人诗文赋赞、民间小说的记述以及图像文献，与郑和下西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建构了明代的“狮文化”。

动物的秩序、人的秩序、皇朝的秩序以及亚洲的朝贡秩序，通过郑和下西洋的贡狮活动，形成了国人对狮子这一众兽之王的象征和隐喻应用。金善《师子歌》中所谓“圣天子之威德，光明宣著，覃被四表，不以幽而弗烛，不以远而弗界，且以见殊方绝域畏威慕德，臣仆于中国者，极其归仰爱戴之诚”，实际上是通过狮文化在君臣之间建立起重叠和交叉的政治意义。权力的掌控者亦通过驯化狮子、驾驭猛兽来强化其权力象征，通过艺术再现狮子和宗教仪式、政治仪式中的礼仪狮，通过一再地展示和表演的舞狮，使这些驯化的狮子与新旧传统交织在一起，以便使观赏者在心理上留下深刻印象，并使这一权力的威吓内化为自我意识，成为日常生活心理状态的一部分。

第三，有明一代随着狮子的不断输入，宫廷圈养的狮子数量渐多，人们对作为物种的狮子与作为文化元素的狮子，认识由脱节渐趋合一。

因这一猛兽为朝野士庶所亲见，不少文人官员更是有幸观赏而具备了一定的“感性”认识，所以在永宣时期开放政治之下，中外动物文化知识交流再度复兴。15世纪中国正在成为东方世界一个有力的符号，而西方殖民掠夺尚未真正开始，正是东西方互相认识和进行知识探索的时代。汉唐以来，中外动物文化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大量来自异域的动物品种传入中国，流行于非洲、阿拉伯世界的狮子文化也一并传入。南北朝隋唐时期，随着佛教的传播和流行，朝野亦留下了相当数量的和狮子有关的艺术品和文学作品，狮子形象也越来越为广大民众所熟悉和喜欢，但菩萨座下或假借为舞蹈道具的狮子，多半是巨首大眼的灵兽怪物，并非狮子的真实模样。（59）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作为动物物种的狮子同作为文化元素的狮子其实是脱节的，皇家苑囿中的狮子，对于一般官员和民众仅仅是一个传说。随着明代宫廷圈养的狮子数量渐多，上述两者渐趋合一。士人官员的文集中关于狮子外形、特征的描述，诸如头面、身躯，甚至肩胛上方的长鬃，尾巴末端的毛球，皆能亦细亦微、惟妙惟肖，表明明人的动物知识有了迅速的增长。明朝贡狮活动推进了“狮文化”的重建和更新，在汉唐佛教“狮文化”的基础上有了新的知识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