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这一重要论断把党性锻炼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修身传统贯通起来，并提出了一个需要从理论上深入回答的问题：党性修养为什么不能停留于观念认同和知识积累，而必须落实为知行合一的实践过程？当前，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重要部署，新征程上纵深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更加需要广大党员干部把知行合一体现为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的过硬作风。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出发，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确立了知行合一的价值立场，自我革命构成知行统一的内在机制，政治、理论、道德、作风修养则共同推动这一机制转化为表里合一的稳定政治品格和行为自觉。
一、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统一的
知行关系首先是立场关系。传统心学所讨论的知与行，主要围绕个体道德主体如何认识善、践履善而展开；共产党人的知行关系则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和人民立场。这里的“知”，既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理想宗旨的认识，也包括对人民根本利益及其实现规律的把握。这里的“行”，则是通过组织化的政治实践，把这种认识转化为维护人民利益、推动社会发展的现实力量。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因而构成党性修养实现知行合一的价值前提。
（一）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
马克思主义从创立之初就旗帜鲜明地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一边。人民性不是附加于理论体系之外的道德立场，而是由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所决定的内在属性。历史不是少数英雄人物任意创造的结果，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构成历史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动力源泉。马克思主义把人的现实生活、社会关系和实践活动作为理解历史的出发点。人民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受益者，也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和创造者。离开人民群众的实践，既无法真正理解社会历史，也无法把握社会发展的现实方向。
人民主体地位的确立，还体现为对人民实践经验和现实创造的尊重。人民群众的需要、愿望和创造性活动，是社会发展不断提出新问题、形成新经验的重要来源。党员干部不能以抽象的“为民”替代对具体群众的了解，也不能把人民简单理解为政策落实的被动接受者。坚持人民立场，既要善于从群众的实践中发现问题、总结经验，也要通过制度化渠道保障群众表达意见、参与公共事务和监督权力运行的权利。只有使人民主体地位进入认识过程、决策过程和实践过程，人民性才具有完整的现实内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惟邦本”“政在养民”等思想，较早认识到民心向背与政权兴衰之间的密切联系，体现了重民、恤民、安民的政治智慧。但传统民本思想主要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强调以民为本，人民只是被统治者统治的对象，还不具备作为历史主体的地位。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坚持人民立场，认为人民不再只是治理对象和政治关怀的接受者，而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由此，人民性不只是“为了人民”的价值宣示，更在于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并在实践中不断实现人民利益。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理论规定对党性修养具有基础性意义。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不是脱离现实社会关系的抽象信念，其价值归宿在于人民的解放、幸福和全面发展。党性修养也不仅仅是个人道德境界的内在完善，更是党员在服务人民、依靠人民的实践中确立和巩固自身政治品格。人民性为“知”提供了价值尺度，使党员干部判断问题、谋划工作、作出决策时能够辨明根本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之间的关系。人民性也为“行”规定了实践方向，要求把理论认识转化为回应群众关切、解决实际问题、增进民生福祉的具体行动。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性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也是党性修养的价值起点。党员干部是否真正坚持人民立场，不能只看其能否准确表述人民主体地位，更要看其能否在具体工作中尊重群众意愿、维护群众利益、接受群众检验。人民群众不是党性修养的外在对象，而是检验党性修养成效的现实主体。只有把人民立场落实到认识和行动的全过程，人民性才不会停留于抽象概念，党性修养也才能获得真实而具体的内容。
（二）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作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一重要论断揭示了党性的根本规定。党性并非若干政治概念、纪律要求和行为规范的简单相加，而是党员在根本利益关系中所确立的政治立场。立场既决定认识的出发点，也决定行动的价值取向。同一项工作、同一个问题，站在人民立场上观察和处理，与站在个人或小团体立场上观察和处理，可能形成完全不同的判断和结果。
立场不是一种仅凭观念认同便能获得的属性。一个人可以在理论学习中熟悉人民立场的基本要求，也可以在公开场合表达坚定态度，但当个人得失、局部利益与党和人民事业发生冲突时，真正的立场才会显现。立场只有进入现实选择，才能由观念转化为主体的真实品格。党性意义上的“知”，不是对政治原则的外在记忆，而是对党和人民立场的内在认同。党性意义上的“行”，也不是对一般行为规范的机械执行，而是在具体矛盾和利益关系中作出符合根本立场的自觉选择。
坚持人民立场，还要求把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落实到工作方法之中。党员干部不能以个人经验代替群众感受，不能以部门判断代替基层实际，更不能把群众是否满意简化为对既定工作安排的被动接受。人民立场既是一种价值立场，也是一种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要求在调查研究中听取群众意见，在政策实施中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在工作评价中接受群众检验。只有把群众路线贯彻到认识和实践的全过程，政治立场才能转化为经得起现实检验的行动自觉。
从知行关系看，立场既是认识的前提，也是行动的尺度。没有正确立场，知识积累可能成为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甚至能力越强越可能偏离公共目标。没有理论认识和实践能力，正确立场也可能停留在朴素情感和一般愿望，难以转化为解决复杂问题的实际本领。因此，党性修养既要解决“站在谁的立场上”的问题，也要解决“依据什么认识和处理问题”的问题。二者相互联系：理论上的清醒为立场坚定提供认识基础，立场上的坚定则为理论运用提供价值方向。
讲政治，归根到底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观察和处理问题。大局意识不是抽象地服从某种外在要求，而是能够把局部工作放到整体事业中考量，把个人职责同党的使命、国家发展和人民需要联系起来。由此，党性修养中的大格局、大境界，最终体现为能否超越个人进退得失和小团体利益，能否在复杂情境中坚持原则、顾全大局、担当责任。知行合一所要求的言行一致，首先就是政治立场与实际行动的一致。
（三）无产阶级政党没有和人民利益不同的特殊利益
党性与人民性之所以能够在根本上统一，是因为无产阶级政党不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特殊利益集团，而是以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价值目标和政治使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没有脱离人民利益的特殊利益，党的全部活动必须以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尺度，党的自身建设也必须置于人民事业和人民监督之中。离开这一根本规定，党性就可能被误解为组织内部的形式忠诚，甚至被狭隘地理解为对个别层级、个别部门或个人意志的服从。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这一论断从阶级属性和政治立场上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与人民利益关系的根本规定。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把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既不是把人民利益作为争取支持的工具，也不是把党的自身建设理解为脱离人民事业的内部事务。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必须在代表和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实践中得到体现。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必须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组织群众的过程中得到检验。
党和人民的关系不能被简化为单向度的施与受的关系。党的领导作用，体现在把人民群众的实践力量组织起来、把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体现到制度安排与政策实践之中。人民的主体作用，则体现在人民群众通过实践参与社会发展，并以现实生活变化检验党的工作。二者在实践中相互规定、相互促进。党性修养只有在这一关系结构中理解，才能避免把党性窄化为个人对组织的形式性服从，也才能避免把人民性抽象化为脱离组织领导和社会实践的情感表达。
人民利益具有整体性，也具有具体性和历史性。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丰富多样，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在发展阶段、利益诉求和生活条件上存在差异，人民的整体利益并不会自动呈现为一套无需认识和协调的现成状态。党必须通过调查研究、民主集中、政策制定和组织动员，把分散的利益诉求加以汇集、分析和协调，并在社会实践中推动其实现。因而，党对人民利益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认知活动，而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在群众反馈中不断校准的过程。
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正是在深入人民、服务人民和接受人民检验的实践过程中得到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既规定了党的价值目标，也提出了对党性修养的现实要求。党员干部必须把群众的实际感受作为检验工作的重要依据，不能以文件是否印发、会议是否召开、程序是否完成代替问题是否解决，更不能以局部数据和短期成绩掩盖群众面临的真实困难。实事求是与为人民服务在这里具有内在一致性，实事求是要求从实际出发认识人民需要，为人民服务则要求把这种认识转化为切实有效的行动。
因此，党性修养中的“诚”，不能停留在个人内心的自我确认，而应体现为对党和人民事业的真诚负责。政策制定是否符合实际，工作部署是否回应群众关切，执行过程是否公开透明，工作成效是否经得起实践和群众检验，都是检验这种真诚的重要方面。尤其是在考核指标与群众感受不完全一致、短期任务与长远利益发生张力、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出现冲突时，党员干部能否坚持人民立场，最能体现党性修养的真实程度。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正是知行合一得以成立的根本价值前提。
二、党性修养是不断自我革命的过程
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明确了知行合一的价值方向，却不会自动转化为稳定的政治品格。理想信念需要在实践中经受检验，政治立场需要在利益关系和矛盾冲突中反复确认，认识偏差和作风问题也需要在自我审视与组织监督中及时纠正。因而，党性修养不是一次教育、一次学习或某个阶段的集中整顿，而是一个持续改造主观世界、推动客观实践、不断校正自身行为的过程。自我革命正是党性修养实现知行统一的内在机制。
（一）党性是具体的实践的
党性不是脱离现实生活而独立存在的抽象属性，而是在党员承担具体任务、处理实际矛盾和经受现实考验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政治品格。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强调，人的思想观念不是封闭于意识之中的抽象存在，而是要在现实活动及其社会关系中形成、发展并接受检验。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党性修养不能仅仅依靠概念学习和内心体认来完成，必须把认识和信念放到具体实践中加以锤炼和检验。
党性之所以具有具体性，首先在于它总是同一定的职责、任务和社会关系相联系。党员干部在工作中如何对待群众，如何处理公与私、义与利、局部与全局、眼前与长远的关系，如何面对困难、矛盾和责任，都会具体呈现其党性状况。抽象地谈忠诚、担当、奉献，并不能直接证明党性坚强，只有在关键时刻敢于负责、在日常工作中认真履职、在利益冲突中坚持原则，政治要求才转化为可感知、可评价的现实品格。
中华传统修养思想中的“事上磨炼”，强调道德意识必须经受具体事务的磨砺，才能由观念上的认同转化为稳定的行为习惯。《大学》所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体现出修身与社会实践之间的联系。这些思想资源为理解党性修养提供了有益启示，但其意义不能简单照搬。共产党人的“事上磨炼”不是在个人事务中求得心性安顿，而是在党和人民事业的具体实践中认识规律、锤炼立场、改进工作，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
因此，党性修养必须落实到具体事、具体人和具体关系之中。例如，面对基层群众的实际困难，是主动深入调查、设法解决，还是满足于层层转办、以程序代替结果；面对急难险重任务，是迎难而上、主动担当，还是回避矛盾、推卸责任；面对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是坚持原则，还是为自己寻找例外。这些具体选择构成党性修养最真实的实践场域。所谓入脑、入心、外化于行，不是可以彼此分离的不同阶段，而是在具体实践中相互贯通的统一过程。
（二）党性修养需要不断自我革命
党性修养之所以必须持续进行，根本原因在于党员的认识和行为始终处于复杂的现实环境与社会关系的影响之中。理想信念不会因为曾经确立便自动保持坚定，正确立场也不会因为曾经作出承诺便自然延续。随着岗位变化、环境变化和利益关系变化，新的矛盾和考验不断出现，思想上的松懈、作风上的偏差以及权力运行中的风险，都可能使知与行之间产生分离。党性修养不是一次性完成的精神准备，而是一个不断从自身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自我革命把这种持续修养提升为具有鲜明政治属性的实践机制。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我反省，也不是仅仅要求个体加强道德自律，而是要求党和党员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检视自身问题，敢于正视思想、作风、纪律和工作中的偏差，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组织生活、监督执纪和制度建设，推动问题得到纠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党员干部增强党性要进一步到位，必须加强理论武装、积极投身实践、参加党内政治生活并接受各方面监督。自我革命既依赖党员的主体自觉，也需要组织制度提供持续的纠偏力量。
自我革命的意义在于把个体修养与政党整体建设联系起来。党员干部的思想偏差和行为问题并非孤立的个人现象，有时会同制度运行、组织生态和权力结构中的薄弱环节相互交织。因而，提高党性修养既要从个人思想和行为入手，也要在制度层面完善权力监督、责任落实和问题整改机制。个人自觉与组织要求相结合，思想教育与制度约束相贯通，才能使自我革命既有触及灵魂的深度，也有解决现实问题的力度。
自我革命不是“先改造思想、再改造行为”的两阶段过程，而是在思想与行动的相互作用中展开。党员在具体工作中发现认识不足，就需要回到理论和实践中重新学习。在群众工作中发现立场偏差，就需要检视价值排序和利益观念。在组织生活和监督检查中发现作风问题，就需要把整改要求落实为具体行动。行动的结果又会反过来检验原有认识是否准确、信念是否坚定、方法是否有效。由此，知与行不是先后分离的两个环节，而是在自我革命中相互校正、相互促进。
自我革命还表明提高党性修养不能依赖个人的自我评价。个体不能把熟悉理论等同于精通理论，把主观愿望等同于实际成效，把一时的行为表现等同于稳定的政治品格。组织生活、民主评议、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群众监督，能够使个人认识置于组织和实践的检验之中，防止自我确认取代真实改进。自我革命的制度化、常态化，既是对个体自觉的支持，也是对党性修养客观尺度的确立。只有把自我省察与组织监督、个人整改与制度约束结合起来，才能避免修养停留在内心感受和口头表态，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自我革命并非党性修养之外的附加要求，而是党性修养得以持续发展的内在方式。它使“知”不断接受实践检验，使“行”不断获得正确认识的引导，也使党员能够在发现问题、改正错误和承担责任的过程中增强政治定力。党性修养不是追求一种从不发生偏差的静止状态，而是形成发现偏差、纠正偏差、持续向正确方向前进的能力。
（三）知行合一是党性修养的目标
把知行合一视为党性修养的目标，并不是把它理解为一个可以一劳永逸达到的终点状态。党性修养具有长期性和实践性，党员面临的任务、环境和考验不断变化，认识也需要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深化。因此，知行合一既是党性修养所追求的目标，也是党性修养持续展开的基本方式。它所要求的不是某一时刻言行一致的表面状态，而是要在长期实践中使理想信念、政治立场、价值判断和实际行动保持根本一致。
知对行具有引导作用，行对知也具有生成和深化作用。理论认识只有进入实践，才能显示其解释力和指导力。实践行动只有接受科学理论的引导，才能避免盲目性和随意性。党员在实践中解决一个具体问题，不仅是在执行既有认识，也是在检验认识的适用条件、发现原有理解的不足，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更为深入的认识。一次在困难面前坚持原则的选择，不仅证明信念具有现实力量，也使党员对信念的理解更加具体、更加深刻。
知行合一还要求对实践结果保持开放态度。实践并不总是按照主体预先设定的方案展开，新的情况可能暴露原有认识的局限，也可能要求调整工作方式和实现路径。党员干部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善于根据实际变化改进方法，不能把一时形成的经验绝对化，更不能以执行既有做法代替对新问题的研究。对实践结果进行反思、总结和再认识，使认识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并不断发展，正是知行合一具有动态性和创造性的表现。
传统知行观强调知与行不可割裂，其中包含着反对空谈、重视践履的思想价值，但总体上局限于道德实践。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知不是脱离社会实践的内在明觉，行也不是对既定道德规范的简单执行，二者统一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现实活动。党性修养中的“知”必须指向党和人民事业中的实际问题，“行”则必须接受人民立场和实践效果的检验。由此，知行合一不是以主观意念保证行动正确，而是以实践不断检验、修正和深化认识。
王阳明以“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说明知与行相辅相成、不可截然分开。这一思想反对把道德认识停留在口头和观念层面，对于克服学用脱节具有启发意义。但共产党人的知行合一并不以个体良知的自我证成为最终依据，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基础，以党和人民事业为现实场域，以人民利益和实践效果为检验尺度。传统知行观由此实现了从个体道德践履向组织化政治实践的创造性转化。
“止于至善”所表达的是对道德完善的持续追求。对共产党人而言，这种追求必须同为党尽责、为民造福的现实实践结合起来。党性修养没有可以自我宣告完成的终点，知行合一也不能被理解为某种静态的状态。真正的修养，是在新的实践任务中继续学习，在新的矛盾考验中坚持原则，在发现不足时主动改进，在推动事业发展和服务人民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知行合一由此成为一种持续的实践要求，而不是一次性取得的精神成果。
三、党性修养达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党性修养的实践性，要求把理论学习、政治立场、道德选择和日常行为贯通起来。若把各项修养理解为相互分离的任务，容易形成学习归学习、工作归工作、思想归思想的割裂状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强调的是各个环节在党性生成过程中的不同功能及其内在联系。理论修养夯实认识根基，政治修养提高政治能力，道德修养提升人生境界，作风修养则使内在认同落实为可观察、可检验的实际行动，做到表里如一。
（一）通过政治修养提高政治能力
政治修养集中体现党员干部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和政治担当，解决“站在什么立场上认识和运用理论”的问题，着力提高政治能力。理论知识本身并不会自动决定其运用方向，同样的知识和能力，可能服务于公共利益，也可能被用于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政治修养的根本要求，是把对党忠诚与对人民负责统一起来，把个人职责置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之中，把人民立场贯穿认识、决策和行动全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的重要论断，揭示了政治修养的核心内涵。政治立场不是抽象的态度表达，而是面对具体矛盾时的价值选择。党员干部既要在政治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也要在日常工作中坚持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既要能够从全局把握局部工作的意义，也要能够把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作为政策落实的重要依据。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最终都要落实为辨方向、顾大局、抓落实、解难题的实际能力。
政治修养还要求正确处理组织、个人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坚持组织原则，不是把组织要求理解为对某个具体个人意志的无条件服从，而是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和组织纪律，在组织原则范围内履行职责、表达意见、接受监督。对党忠诚与对人民忠诚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不能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割裂开来，更不能以执行程序、完成部署为由忽视群众的现实困难。政治修养的成效，最终体现为能否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处理关系、作出决策并承担责任。
讲政治还要求具备大局意识和历史眼光。局部利益、眼前利益与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之间有时并不完全一致，党员干部必须善于把具体工作放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加以审视，既不能以全局之名忽略基层实际，也不能以局部困难否定整体部署，而应在调查研究和实践探索中寻求兼顾各方利益的有效路径。政治修养不是抽象地讲大局，而是在具体工作中把握大局、服务大局、维护大局；不是简单地强调服从，而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增强贯彻落实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通过理论修养夯实认识根基
理论修养首先要解决“知从何来、凭什么判断”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政党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修养是领导干部综合素质的核心，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这一论断表明，理论修养不是一般的知识积累，而是党员干部政治素质和实践能力的重要基础。党员干部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在复杂社会现象中辨明方向、把握规律、分析矛盾。理论上的清醒，既表现为对基本原理和创新理论的准确理解，也表现为运用理论分析现实问题、指导具体工作的能力。
理论修养还包含对理论发展过程和理论创新方法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僵化的教条，而是在回应时代课题、总结实践经验、推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党员干部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既要把握其基本观点和核心要义，也要理解其所回应的现实问题、所体现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同既有理论成果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把理论放回历史和放到实践之中，才能避免把理论学习变成孤立概念的学习，真正形成运用科学理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
理论修养要把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贯通起来。真学，要求克服浅尝辄止和碎片化学习，系统把握理论的基本观点、内在逻辑和精神实质；真懂，要求把握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现实依据和实践指向，避免只记结论、不明所以；真信，要求把科学理论转化为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认同；真用，则要求把理论运用于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使理论学习真正转化为履职尽责的能力。四者并非简单排列的学习步骤，而是相互联系、循环深化的整体。
理论学习如果只停留在记忆概念、摘录和复述观点的层面，所获得的知识仍然是外在于主体的。只有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才能使理论成为认识问题和作出判断的思想和方法。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格物致知”，强调通过考察事物获得真实认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则进一步要求把认识同改造现实联系起来。共产党人的“格物致知”，所面对的是党和人民事业中的实际问题，所追求的是能够揭示规律、指导实践、解决问题的真知。
理论修养还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理论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知识储备，学习成果也不能以读书数量、笔记篇幅和学习时长进行简单衡量。检验理论修养，关键要看能否从理论中获得观察问题的立场和方法，能否在复杂局面中作出科学判断，能否把握政策要求与基层实际之间的联系，能否在工作实践中形成解决问题的有效思路。理论修养的根本目的，是为党性修养夯实认识根基，使党员干部既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也有把理想信念转化为现实行动的能力。
（三）通过道德修养提升人生境界
道德修养承担着把政治认同和理想信念转化为稳定价值选择的作用，重点解决“在利益关系和日常生活中如何坚定信念”的问题，旨在提升党员干部的人生境界。党性修养不仅表现为政治态度，也体现在党员干部如何对待权力、名利、责任和群众上，如何处理公与私、义与利、得与失的关系上。一个人即使能够准确理解理论、表达政治立场，如果不能把这些认识转化为日常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知与行之间就会存在距离。道德修养正是使理想信念进入主体内在价值结构的重要环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所谓“总开关”，不是抽象的思想标签，而是决定主体如何理解人生意义、如何评价利益得失、如何选择行为方式的深层价值结构。理想信念能否真正入心，不能只看是否熟悉相关理论表述，更要看在个人与组织、公与私、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发生冲突时，能否以正确的价值尺度作出选择。思想上的认同只有进入价值判断，才能形成稳定的信念。信念只有在现实生活中经受考验，才能成为具有持续力量的精神支撑。
共产党人的道德修养并不是否认个人正当利益，也不是要求以抽象的禁欲方式消除人的正常情感和合理需求，而是要确立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的价值排序。大公无私的要义不在于否认个人利益的正当性，而在于当个人利益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发生冲突时，能够自觉把公共利益放在优先位置。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既要求坚定理想信念、坚守政治原则，也要求在社会交往、家庭生活和个人操守中守住道德底线，使党性要求不局限于工作场域，而成为贯穿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
道德修养还要求把个人品德、职业操守和公共责任联系起来。党员干部的身份具有公共性，其言行不仅影响个人声誉，也会影响组织形象和群众对党的信任。因此，严于律己不能只理解为不违反明确规定，还应体现为对权力保持敬畏、对职责保持认真、对群众保持真诚、对组织保持坦荡。道德要求只有进入权力行使、公共服务和社会交往等具体关系中，才能从抽象规范转化为稳定的行为准则。
中华传统文化关于“诚意正心”的思想，强调主体应当真实面对自己的内心，反对自欺欺人。《中庸》所说“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就是把成就自身与成就他人、成就事业联系起来。这一思想经由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创造性转化，可以为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修养提供启发：修养不是以自我感觉良好为标准，而是在服务人民、履职尽责、推动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自我完善。道德修养的关键不是反复宣称自己无私，而是在利益面前不为私欲寻找借口，在责任面前不以个人得失推卸担当。
（四）通过作风修养做到表里合一
作风修养的落脚点在于做到表里合一。表里合一是知行合一在党员干部行为层面的集中体现，也是检验党性修养是否真正落地的重要尺度。党性具有内在性，不能像一般物质对象那样直接观察，但它并非不可认识。理想信念、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总会通过工作态度、行为方式、群众关系和纪律表现呈现出来。只有内在认同与外在行动相互印证，才能使党性修养由主观自觉转化为现实品格。如果言辞表态与实际行动长期背离，所谓坚定信念就缺乏实践依据。
作风是党性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外在表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作风问题之所以具有根本性，是因为它能反映党员干部如何理解权力、如何对待群众、如何处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表面上表现为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偏差，深层则可能是宗旨意识淡化、责任意识弱化和价值立场偏移。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以留痕代替实效，实质上是用程序性动作替代实际问题的解决，造成“做了”与“做成了”之间的断裂。因此，表里合一首先要求把党性要求落实到日常工作细节之中。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是否及时回应，对职责范围内的事项是否认真负责，对工作成绩是否实事求是，对困难和矛盾是否如实报告，对权力运行是否保持敬畏，都会反映一个党员干部的真实作风。群众评价干部，不仅看其怎样表态，更看其是否办实事、解难题、守承诺。工作汇报不夸大成绩、不隐瞒问题，面对群众不说套话、不绕弯子，推动工作不搞花架子、不留后遗症，都是表里如一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表里如一还必须有组织纪律和制度监督作为保障。纪律修养不是对外在条文的被动接受，而是把组织要求转化为内在认同和行为习惯。各级领导干部要把纪律修养作为提高自身修养的硬指标，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纪律既划定行为边界，也为党员干部履职尽责提供制度保障。组织生活、民主评议、谈心谈话、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监督检查，使党员的行为承诺能够接受组织检验。群众监督和实践评价则进一步检验行为是否真正符合人民利益。
纪律的约束力要转化为主体的自觉，才能形成持久的行为力量。党员干部不仅要在组织监督之下遵守纪律，也要在无人监督时保持自律；不仅要做到不触碰纪律底线，也要主动把纪律要求转化为规范用权、秉公办事、廉洁自律的内在准则。传统修养论所强调的“慎独”，在党性修养中获得了组织性和实践性的规定。独处时不自欺，履职时不敷衍，面对群众不作秀，面对组织不隐瞒。纪律不是知行合一之外的外部限制，而是保障党性要求落实为稳定行为的重要条件。
由此可见，表里如一不是要求党员干部在所有场合使用同一种表达方式，而是要求其内在价值立场与外在行为选择在根本方向上保持一致。理论上的认识、政治上的坚定和道德上的自觉，只有转化为日常作风、纪律意识和履职行动，才真正构成完整的党性修养。组织监督和群众评价并非对个体修养的简单外部检查，而是帮助党员干部发现行为偏差、改进工作方式、实现自我完善的实践机制。知行合一也正是在这种持续的自我检视和行为校准中获得可检验性。
表里合一还要求建立能够反映真实工作成效的评价机制。评价党员干部，既要考察其政治表现和履职过程，也要关注政策执行的实际效果、群众获得感以及问题解决的持续性。评价标准如果过度依赖材料、台账和短期指标，就可能诱发重形式轻实效的行为，使工作过程与工作目标发生偏离。把组织评价、群众评价和实践评价结合起来，既能够增强党性修养的外在约束，也能够为党员干部改进工作、提升能力提供真实反馈。
党性修养的内在逻辑，归根到底体现为价值立场、实践机制与主体养成的有机统一。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确立了知行合一必须坚持的人民立场；不断自我革命，使理想信念和政治要求在实践检验、组织监督与自我纠偏中持续转化；理论修养、政治修养、道德修养和作风修养，则推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表里合一成为党员干部稳定的政治品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修身思想为党性修养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但只有经过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创造性转化，才能真正融入党和人民事业的现实进程。知行合一不是党性修养之外的行为要求，而是党性在实践中形成、发展并接受检验的基本方式。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重要部署，纵深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尤其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在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中锤炼知行合一的党性修养，以坚强的党性保证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董振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二级教授，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常务副会长
来源：南海学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