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距离审视西方——阮炜《打望：欧美日记1983—2013》书讯

文谨

三十年的跨度，二十余座欧美城市，一部跨文明观察笔记。湖南师范大学阮炜教授这部日记体作品，呈现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从“亲历”到“审视”、从“学习”到“对话”的心路历程。

何为“打望”

“打望”出自重庆方言，本义是观望、掂量，包括打量美女。但全书所“打望”的对象远不止街头风景，而是整个西方文明的社会肌理、文化心理与历史脉络。作者在导言中说：“我们应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切切实实把西方文明当作一个对象来看待，来‘打望’，审视它，琢磨它，欣赏它，批评它，从而得出经验和教训。”这构成一种方法论。晚清以来中国学人面对西方，或仰视、或俯视，或急于“拿来”、或急于“说不”，少有人能平视而好奇与批判并存。阮炜提供了一种难得的中间立场：既不膜拜也不拒斥，而是像有阅历的旅人，走进去、看清楚、想明白。他写除夕夜爱丁堡高街的跨年传统——钟声一响，陌生男女相见即吻，中国留学生也“入乡随俗”，认真统计“战绩”；写英国中产酒吧墙上挂满小提琴、中产阶级对传统品味的执念；写导师Peter Keating改论文“一个拼写或标点错误也不放过”，却对新技术的态度不以为然。这些细节不是猎奇，而是一个中国学人用眼睛、耳朵和脚步丈量异文明时的真实触感。

三十年，两个时段

全书分上下两辑。上辑记录1983至1986年留学爱丁堡的见闻思感；下辑收录2004、2005、2007、2013年访学、开会、旅行欧美的日记。两个时段相隔近二十年，也隔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迁。

1983年，作者初到爱丁堡，带着改革开放初期留学生特有的拮据、好奇与自尊。他记录中国学生首次主动邀请英国朋友参加学术讨论会；注意到英国大学生不知鸦片战争为何物的“岛国狭隘性”；他惊叹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的水准，也直率批评“中国音乐乏善可陈”；他在苏中协会的讨论会上与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John Collier争论文革，也观察牛津大学投票否决授予撒切尔夫人荣誉学位——700多票反对，300多票赞成。文字带着八十年代青年学人的锐气：如饥似渴了解世界，又急切寻找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他写自己从爱丁堡乘长途汽车到爱尔兰，夜宿大西洋岸边，在料峭海风中枕沙而眠；写都柏林旅社主人喋喋不休的介绍，写北爱尔兰奶牛对他这个黑头发中国佬“倔强的好奇心”。这些经历不只是旅行记录，更是一个中国学人在异文明中重新辨认自我的过程。

下辑笔调沉潜。2004年作者已是深大教授，关注点转向制度比较与文明反思：美国医保、居住模式的浪费、教育体制优劣，专程去看“9·11”遗址，发现“与1999年相比，距9·11遗址较近的地方更脏，明显有些破败”。2007年在罗杰·威廉斯大学开会，一面吐槽“醉熏熏的‘会饮’”，一面观察美国学术体制——校长在“校长晚宴”上不坐主桌、不致词，与国内大学校长的做派形成对照。2013年重游欧洲，巴黎典雅依旧，作者不再有二十八年前的新鲜感，转而留意城市治理、博物馆藏品逻辑、凯旋门背后的军国主义心态。两个时段的并置，构成一部微缩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映现中国知识分子面对西方心态的演变。

打望什么

阮炜观察范围极广，从音乐到建筑，从教育到宗教，从民族性格到政治制度，核心关切始终是文明比较。他研究英国文学、论文写阿诺德·本内特，却从不局限在文学之内：在爱丁堡大量听音乐会、学跳舞、弹钢琴，从肖邦到勃拉姆斯到肖斯塔科维奇，从苏格兰民间舞到南美交谊舞——这些“业余”活动，恰是他理解西方文明的感性基础。他与导师讨论论文，与同学辩论“殖民者是否传播了文明”；在教堂观察礼拜，思考基督教与儒家“费厄泼赖”的异同；他注意到英国人“不动声色的排犹”，也注意到英国大学不搞崇拜权力。他写英国“家宴”的固定程序——餐前酒、正餐、餐点、咖啡或茶，缺一不可；写除夕高街的跨年传统，中国留学生也“入乡随俗”，认真统计“战绩”。这种幽默的自我民族志，比正襟危坐的文化比较更有穿透力。另一反复出现的主题，是“中国人拙于歌舞”。作者多次提到汉族中国人在音乐舞蹈上的“平庸”，从爱丁堡艺术节观感写到国内主流音乐，从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曲写到《梁祝》的越剧渊源；他专程去贝内特的故乡Stoke-on-Trent，只为理解小说中的“五镇”氛围。这种将文学、音乐、日常打通的观察，让“文明”这个抽象概念变得可触可感。

谁的视角

全书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始终清醒的“中国视角”。他不是在写一本关于西方的百科全书，而是在写一个中国人看西方的日记，这个立场有时甚至略带挑衅。1985年他在爱丁堡看二战纪录片，注意到英国人开始有勇气正视轰炸德累斯顿的残酷，立刻追问：“二战究竟是如何打起来的？一个巴掌拍不响。”2004年在深圳与美国左派学者讨论柏格森，他提出“生命力”未必适用于其他星系的生命，认为尼采的“权力意志”涵盖更广——坚持“地球之外”的视角，与坚持“中国之外”的视角如出一辙。他批评国内“清除精神污染”中因发型罚款的荒唐，也批评中国学生“善于做题”而独立研究不足；他肯定儒家底色对东亚经济的作用，也直言汉族音乐舞蹈的贫弱。他欣赏英国的宗教宽容与言论自由，也直言其岛国狭隘与对中国的无知；他赞叹巴黎的典雅与罗马的丰厚，也批评意大利城市管理的脏乱与法国人“理念至上、拙于实干”。这种双向的、不设防的坦率，正是“打望”的精髓：打量者与被打量者之间，没有谁天然正确。

余论

全书最后一篇日记写于2013年8月10日，巴黎东区。作者在体验拉丁区的“高大上”后，特意住在满是非洲裔法国人、相对贫穷的东区，“看看巴黎城区的不同地方，体验多样的城市风貌”。这种自觉的“下沉”，与三十年前初到爱丁堡、对一切充满好奇的年轻学人形成呼应。三十年间，世界、中国、西方都变了。1983年，他在爱丁堡图书馆小心翼翼从有声资料部翻找肖斯塔科维奇的唱片；2013年，他在巴黎用手机查地铁，步行穿城开会。1985年，他在除夕夜的爱丁堡街头被陌生女孩要求“你应该吻我”；2013年，他在巴黎东区旅馆写下最后一篇日记。这些细节的对比，比任何宏大叙事更能说明时代的变迁。对今天的读者，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记录了一个中国学人如何在三十年间建立起对西方的“对象化”认知。这个过程有羡慕、有不服、有理解、有批判，最终沉淀为一种平视的从容。在“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的今天，这种从容尤为可贵。

《打望》适合对中西文化比较有兴趣的读者、想了解改革开放初期留学生精神状态的读者，也适合厌倦了非黑即白“中西之争”、想看看一个真实的人如何打量另一个真实世界的人。三十年过去，当年那个被小孩教导“Halloween要给钱”的留学生，已能在巴黎东区小旅馆里从容写下“毕竟这里是发达国家的首善之地”——从“学习者”到“对话者”的身份转变，正是这三十年中国与世界关系变迁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