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6年8月21日至22日，由《学术月刊》编辑部、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安徽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主办，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协办的“在田野与文献之间：历史人类学研究的经验、方法与话语”学术研讨会，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安徽寿县隆重召开，来自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24所高校、科研院所及媒体单位的5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了本次学术盛会。会议学术研讨环节，分为学术对谈、主题发言和分组专题研讨，本次会议议题广涉科技考古、民间文献、地域社会组织、族群身份与理论反思诸领域。
作者：李文力，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迟惠文，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6年第10期。
2026年8月21日至22日，由《学术月刊》编辑部、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安徽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主办，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协办的“在田野与文献之间：历史人类学研究的经验、方法与话语”学术研讨会，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安徽寿县隆重召开，来自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24所高校、科研院所及媒体单位的5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了本次学术盛会。会议学术研讨环节，分为学术对谈、主题发言和分组专题研讨，本次会议议题广涉科技考古、民间文献、地域社会组织、族群身份与理论反思诸领域，以下分别作综述。
在对谈环节，以“回归日常生活”为题，郑振满教授着眼于田野实践，结合数十年调查经验，指出历史人类学应立足民众的生存策略与日常生活逻辑，以民间文献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路径理解中国社会，田野访谈须因境制宜、秉持主位立场，自当事人视角体察其行为逻辑。范可教授则着眼于学理脉络，指出“回归日常生活”发轫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史对底层经验的关注，而日常生活因阶层而分化，不可与底层叙事简单等同；他援引布迪厄文化理论，结合海外华人研究，阐析了移民、离散与跨地域联结中的日常经验。主题发言第一场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王振忠教授以《低山丘陵开发与山地产权之确立——以清代皖、赣“分山图簿”六种为中心》为题作报告。王振忠教授梳理了宋代以降南方山区开发的历史进程，指出明清时期数姓合作承包荒山、因山场价值飙升而分山成为普遍现象。他以公私收藏的六种“分山图簿”刊本、抄本为核心史料，辨析了其命名、性质及与官方地籍册的关系，指出开山者以分股方式合作经营、按股权分配收益，是山地民间产权自发形成的重要途径，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山区社会组织的建构。第二场由安徽大学历史学院陆发春教授主讲，提出由“郢”字源作辨析，本为楚国都邑专名，自楚考烈王迁都寿春后流播江淮，渐次演变为地理通名，迄今成为安徽江淮地区承载楚文化记忆的重要地名遗产，更具有反映楚文化历史的文化符号价值。民政部地名信息库数据记录时下全国含“郢”地名凡9107条，安徽独占8729条，以江淮之间地理分布最为密集，由历史地理视角，深入考辨地名、宗族等基础文化要素，融合现代地理信息技术，或为重建江淮地方社会历史脉络的新的方法途径。下文就会议分组研讨内容进行综述。
一、取径：跨学科交汇中的方法拓展
历史人类学自兴起以来，即以方法多样与跨学科交融为重要特征。随着分子生物学、体质人类学与科技考古的发展，其史料范围由文献、碑刻与口述史料推扩至人骨、农作物与遗址遗存，取材与考证的途径亦日趋多元。与会学者或援引古DNA、稳定同位素、古蛋白分析等科技手段，复原古代人群的族源构成、饮食结构与生业形态；或借野外踏查与文化层断代，与文献记载相互勘合、订正旧说，在多重证据的参互印证中拓展历史人类学的问题域与研究路径。
于瑶综合病理学、稳定同位素与古DNA方法考察清平堡明墓人骨，由主食结构与遗传谱系的双重证据判定墓主以粟类为主食、族源指向黄河流域，为明代边疆人群的来源与生活状况提供了跨学科复原路径；孙辰爽以西安四例唐代坐姿葬人骨为对象，通过同位素与古DNA分析比较其与普通居民在遗传谱系和饮食结构上的异同，指出坐姿葬并非特定族群或佛教徒的身份标志，其形成更宜从社会地位与丧葬传统中索解。生膨菲选取关中盆地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汉代遗址出土的粟、黍样品进行稳定同位素分析，发现样品δ15N值至汉代显著升高，表明施肥活动趋于集约化，为认识气候干冷背景下汉代农田维持地力的管理方式提供了直接证据。魏偏偏综合体质人类学、古蛋白与同位素方法，确认溧阳古县遗址六例瓮棺葬系以中晚期早产儿为主的人类胎儿遗骸，并由母婴饮食结构揭示其营养阶层分化，为经由丧葬遗存探讨六朝地方社会的生育、养育实践提供了历史人类学的跨学科个案。
除前述借助科技检测的研究之外，张多勇、王飞对汉唐宋明萧关遗址的调查则体现了人文学科内部的田野自觉——实地踏查与文献考订的结合。他们在系统梳理十五种旧说的基础上，以野外考察与文化层断代逐一考定各时期萧关及萧关县、白草军遗址的方位，以实地遗存订正文献旧说，弥补了以往仅据文献推断方位、缺乏遗址实证的不足。以上研究体现出科技检测与踏查勘址两相呼应，共同诠释“田野”在当代历史人类学中的丰富意涵。
二、释证：民间文献与地域社会的经验性
跨学科方法开辟了新的证据来源，而历史人类学最深厚的根基仍在于对民间文献的细密解读与对地域社会的整体把握。与会学者以契约、碑刻、谱牒、方志、祭簿等民间文献为主要依据，围绕地权流转、宗族组织、市场治理与文化书写等议题展开讨论，考察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的组织方式与民众的生存策略。
地权秩序是学者们讨论最为集中的议题。冯小红、王春英利用太行山文书与太行根据地调查资料，证实太行山地区的村、县存在以“顶”为主要形式的“一田二主”制，其运作机理与南方大体一致，而全面抗战时期中共的边区治理又因地制宜地将复杂地权简化为“一田一主”，为南北地权形态比较及其近代改造提供了关键样本。董乾坤、马铭悦以清代祁门汪家坦黄氏、小洲王氏文书为研究核心，揭示户籍交易的契约化、市场化特征，并指出人口流动、土地经营与社会声誉是交易得以成立的三项社会条件，强调唯有置于具体社会场域，方能洞悉户籍运作的深层逻辑。魏德毓对闽江下游洲田开发的研究尤具方法论意味，他指出，福州远洋村的小宗族在大宗族侵夺洲田之际，将私田“献”入象征国家忠义的范公祠名下，借官府勒石确认永佃权，这种“献祠纳佃”的策略呈现出弱势群体“反向借用”国家权力的生存艺术。地权之外，商品流通与市场治理构成另一议题。韩朝建对清代民国五台山骡马大会的考察显示，这一集宗教朝圣、牲畜交易与物资流通于一体的边地市集，依托旅蒙商构建起联结蒙古与华北的活畜贩运网络，其市场治理亦经历清代驻会征税、民国官办钱庄至边区政府改造的层累演变，成为透视边地社会整合的独特窗口。
地权与市场之外，宗族发育和基层组织建构同样为学者所关注。刘道胜依据民间文书，复原祁门赤桥方氏自宋明移民到明清著籍为土著的漫长历程：方氏通过招仆耕种、租佃经营持续置产，跻身“富冠东乡”的望族，又以各房轮流承充户籍、恪守“勤俭资身、耕读贻后”的门风维系家业，为考察移民的在地化与地方传统的形成提供了具体个案。方静团队历时四年，深耕绩溪龙川，搜集谱牒、契约、文书百余件，系统梳理胡氏1300余年的兴衰，始迁祖时代、宗祠重建、宗谱限架等悬案得以疏解。黄向春基于古田漈面村的族谱、碑刻与祭簿，剖析祭祀组织的形态与运作，着重考察“乡”之地域共同体与“族”之宗族组织在祭祀实践中的互动联结，为理解东南汉人社区的乡族结构添一注脚。社会组织的活力同样见于科场与宗教空间。李平亮指出，清代试馆由京城层层扩展至省、府、县城，衍生出府县试馆、乡图试馆与宗族试馆诸类型，士绅、宗族与商人交融主导其创建管理，“配主出钱”、图甲劝捐等方式广泛动员乡村力量，试馆的发达实为科场竞争与社会整合交织的产物。廖涵、冯楚衡对清代重庆佛寺的考察表明，佛寺于清初战后承担招徕流民、刻石立法之责，清中叶以后更成为兴办学堂、慈善救济与商人协商行规的公共空间，兼具官方教化与官民协商纽带的双重角色。郑莉对清代闽南涉台碑铭进行解读，将这一组织网络延伸至海峡彼岸：康熙统一台湾后，漳泉移民大规模渡海垦殖并移植、重建原乡的社会文化网络，家族、同乡与教派遂成为维系闽台民间社会的核心纽带。梁勇、罗雅霞以清代四川墓碑资料为中心，在移民社会背景下还原乡村士子真实的科举体验与生活心态，将科举史研究由制度层面推进至士子的情感与精神世界。
此外，方志编纂、日常生活与多民族交融等议题亦多有创获。余清良、陈洪楗梳理民国《淳安县志稿》的编纂经过并与旧属严州诸志比较，指出其虽未付梓而完成度颇高，折射出县志修纂由个人主导向系统化、体系化的转变及民国方志的科学性追求。江田祥对清代广西漓江源头的考察，则从知识传播一侧揭示了自北魏“湘漓同源说”到清代“湘漓异源说”“猫儿山说”的长期争论如何渗入嘉庆《广西通志》等方志书写，直至近代科学测绘传入方告定格。冯贤亮由孙荪意《衔蝉小录》切入清代中期江南生活中的“猫事”，在《猫乘》《衔蝉小录》《猫苑》三部猫谱的比较中凸显这位女性文人的编撰水准及其所获男性知识人的推重，由此观照文人与动物之间的情感所系。肖晓飞考察了1927至1937年间寿县在北伐、国共内战与“剿匪”局势下的县域变迁，县长频繁更迭、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推行、保甲不断强化，呈现鲜明的“以军塑政”特征，国家基层动员能力虽短期增强而成效有限。刘琪对云南德钦升平镇“藏回”群体的田野研究则显示，这一群体兼具“内回外藏”特征，伊斯兰文化与藏文化交织互融，回藏之间在尊重差异、寻求融合的基础上达成共生共荣，为多民族交融地区的文化整合提供了富有温度的民族志样本。
三、省思：叙事建构的解构与研究话语的自觉
历史人类学的推进，既需在史料发掘上不断推进，也需对自身使用的文献与概念保持反省。与会学者的讨论沿两个方向展开：一是考辨祖源、世系与族群身份记载的生成过程，揭示历史叙事的层累建构；二是以具体研究同“地域社会”“识字”“现代性”等既有概念对话，探讨历史人类学话语更新的途径。
对历史叙事建构性的揭示，在四项研究中形成有力的合奏。李春圆将《魏书·序纪》置于草原历史的“田野”中重读，指出“十三帝谱系”实嫁接自汉文文献，“始祖力微一百零四岁”之说则源于撰史者对史诗纪年的误解，显露出草原祖源叙事的建构性与流动性。曾龙生梳理宋代龙虎山张天师家牒与传记对“始迁祖”的建构，指出北宋至南宋先后出现张盛说、张滋与张昭成分离说、复归张盛说三种说法，最终定于一是，揭示宗教文献中世系叙事的层累建构。祁刚以周宁县博物馆藏何氏道坛文书为核心，经由文本提取、文书整理与书写过程回溯，尝试从道坛法师的内部视角重返文本，梳理林公信仰在地方仪式中角色与功能的流变。郑鹏程长时段考察南宋以降畲民身份的变迁：南宋“畲”始作为人群类别进入国家视野，元代“化畲为民”、纳入编户，明代山区开发中族类意识趋于高涨，清代畲民则以盘瓠传说争取免役、以“畲保”形成赋役隔离，因而，畲民身份是在国家治理、山区开发与族群互动中不断被界定与重塑。由此可见，祖源、世系、信仰与族群的相关记载各有层累定型的过程，须先辨明其建构脉络，方能审慎使用。
另有学者以具体经验研究检视既有理论概念。张佩国依托森正夫“地域社会”理论，结合徽州信仰体系、商帮形态、书院礼制与建筑景观的多元考察，剖析汪公、程灵洗信仰的竞争融合与“东南邹鲁”文化标签的制造过程，指出徽州文化始终纠缠于“土著化”与“跨地域”之间的张力，为“地域社会”概念注入了建构论内涵。温海波以清末民国歙县乡民章丽生一家的日常读写为个案，沿杂字的刊刻传抄追溯“识字”的实践形态，论证识字深嵌于家庭生活、人际关系与礼仪活动，且早在近代大众教育推行之前，乡村社会已发育出低成本、面向民生的文字启蒙，这一发现有助于超越“识字率迷思”与“乡土社会是否需要文字”的二元框架。张绪对近代皖江流域城市公园的考察则从空间维度回应现代性议题：公园自清末发轫，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安庆、芜湖等地集中兴建，营建过程中的矛盾冲突折射出城市空间现代性重构的曲折，而公园不仅重塑了城市形态，更从根本上改写了城市空间的属性。由核心概念的再界定，到二元框架的超越，再到现代性叙事的重审，三项研究均以扎实的经验材料检视、修正既有概念，体现出经验研究与理论探讨相结合的取向。
总体而言，本次研讨会成果丰硕。围绕“在田野与文献之间”这一主题，会议收获主要有三：其一，科技考古、GIS分析等自然科学方法与人文传统方法交融，拓展了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论边界；其二，分山图簿、道坛文书、涉台碑铭、户籍文书等新史料得到发掘释读，田野考察与文献研读相互印证；其三，老中青学者与硕博研究生同场切磋，代际传承与前沿探索相接续。与会学者一致认为，这种跨学科、跨区域、跨代际的对话，有助于突破单一学科与区域视野的局限，对深化田野与文献的结合，推动历史人类学在经验、方法与话语层面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李文力，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安徽合肥 230039）；迟惠文，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安徽合肥 2300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