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瑜:开放的本土研究:历史人类学的实践与前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3 次 更新时间:2022-11-07 23:45:46

进入专题: 历史人类学   本土研究  

赵世瑜  

   1999年,人类学者王铭铭出版了《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以人类学的眼光重新审视以往被置于海外交通史框架内的泉州历史。2003年,历史学者王明珂出版了《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在我看来,尽管其中有“历史篇”,但同样是以人类学的眼光重新审视羌族史。2001年,在历史学者和人类学者共同参与的一些研究计划的基础上,中山大学成立了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2003年开始出版《历史人类学学刊》,同年多所高校联合举办了首届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自世纪之交,中国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不约而同地在自己的作品、创设的机构、举办的活动中使用“历史人类学”这一概念,至今已有大约20年了。

  

   我赞同人类学者张小军在《历史人类学学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历史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兼论被史学“抢注”的历史人类学》一文中的说法,即在法国年鉴学派提出这个概念之前,人类学内部一直不乏对历史的关注。不过,1961年,人类学者埃文斯—普里查德(Edward Evan Evans-Pritchard)做了题为《人类学与历史学》的讲座,随后历史学者基思·托马斯(Keith Vivian Thomas)则以《历史学与人类学》为题予以回应。前者认为,当时占支配地位的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一脉对历史充满敌意,而涂尔干即便不是反历史的,也是非历史的(ahistorical);后者则发现,如今没有什么比建议历史学者从人类学那里受益更新奇和更古怪的了。这都说明,在20世纪中叶,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合作和互惠还没有达到可操作的程度。

  

   但到了70年代,年鉴学派第三代学者正式打出“历史人类学”的旗号,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等人主编的《新史学》中收录的文章都是在70年代中期发表的;几乎同时,人类学者也开始用“历史”来冲击“结构-功能”。西佛曼(Marilyn Silverman)与格里福(Philip Hugh Gulliver)主编的《走进历史田野:历史人类学的爱尔兰史个案研究》一书的理念也源于70年代末,成书于1992年。在该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学者的历史人类学早期实践,在他们那里,“社会史”和“历史人类学”是有区别的,且历史学者(特别是社会史学者)对人类学的兴趣比人类学者对历史学的更为浓厚。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情况也大体如此。

  

   在《从社会史到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一文中,我和申斌提到了对中国社会进行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三个学术源头:一是1918年以来中国的民俗学传统,二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传统,三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人类学的中国研究传统。这三个源头虽然都有域外的学术渊源,甚至有欧美学者的参与,但整体上都是对中国社会历史的探索。欧美人类学者如施坚雅、莫里斯·弗里德曼、华琛等人的代表性作品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受关注度也许比在人类学界更高,这就决定了“历史人类学”这个貌似应该属于人类学的领域在中国主要是由历史学者在实践。

   由历史学者开展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往往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华南研究。除因观察对象主要在广东和福建等华南地区,还因研究者都承认继承了傅衣凌、梁方仲的传统,且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形成了粤港闽台对于华南研究的跨学科合作。后两点原因实际上将当下华南研究的成果划分为两个阶段,即社会史的社会经济史取向和社会史的社会文化史取向, 该转向显然与跨地域、跨学科的合作有直接关系。至世纪之交,华南研究的关注所及区域已不限于狭义的华南,用科大卫的话说,“华南”的北界已达中国的北疆。所以,若要给华南研究下一个言简意赅的定义,那就是“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从世纪之交至今的20余年间,这一领域出版了若干系列丛书、资料集和论著。概括起来, 这一研究视角下的学术实践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地方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出版工作已遍地开花。之前,对地方民间文献的大规模搜集主要体现在徽州文书上,但这些工作还不是将其作为田野调查工作的组成部分,更没有按照后来的“原生态”原则去搜集和整理。重要的是,研究者对待这些契约文书大多延续的是当年对待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态度,就像搜集、整理碑刻延续的是对待古代金石学的态度一样,没有把这些资料视为当地民众生活的一部分,与具体的人的能动行为联系起来。

   200年,中山大学的团队以张应强为先导,到黔东南做田野研究,其中重要的工作是对清水江流域的百姓家中收藏的数以万计的契约文书进行搜集、整理和保护。虽然此前已有日本学者和贵州当地学者合作做了一些工作,但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从这时开始,随着中山大学搜集、整理的文书大量出版,贵州本地高校和科研机构也加入进来,《黎平文书》等清水江流域各县市保存的契约文书也陆续出版,由此开始了继20世纪初的敦煌吐鲁番文书、20世纪中叶的徽州文书之后的第三次大规模搜集、整理和出版契约文书的浪潮。由彼时至今,厦门大学郑振满团队仍在福建永泰搜集、整理当地契约文书,不久将会有百册巨著问世。

   契约文书只是地方民间文献的一类,更为大家熟知的是地方档案,已整理出版的包括《龙泉司法档案选编》(96册)、《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308册)等,以及由曹树基在上海交通大学开始建设的地方档案数据库。另外出版的还有各种地方社团档案,如《苏州商会档案丛编》《东莞明伦堂档案》等,而像曲阜孔府档案等也在整理中。同契约文书一样,虽然对历史档案的利用始自20世纪初,但并没有得到普遍重视,更为重要的是,多数利用者并未将这些档案置于其所在的地方情境之中,而是用来说明一个相对抽象的“中国”。

   地方民间文献也不仅限于上述文类及碑刻、族谱。比如,梁方仲研究易知由单时提到的赋役全书、粮册、黄册、鱼鳞图册、奏销册、土地执照、田契、串票,以及各种完粮的收据与凭单。此外还有很多与官府无关的东西,比如人情簿、科仪书、账簿、会簿,寺庙中的题记、铭文、楹联、神像等。这些东西不像州县档案那样容易搜集和整理,也不受政府部门和出版机构重视,所以流失得更快。

  

   事实上,上文提及和未提及的许多地方民间文献的文类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文献学的四部分类所能容纳的范围,但在总体上又不应跳出传统文献学另起炉灶,因为它们毕竟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产出的文献的组成部分。遗憾的是,文献学研究者尚未对这一挑战做出积极回应。

   其次,历史人类学的理念和视角已经在更多学科领域中受到重视。历史人类学本身就具有跨学科特征,它在中国社会的实践也始终有人类学者的参与,但这里不是说人类学理念和方法受到其 他学科领域的重视——如果是那样,只能算是人类学的影响;而是说,受到人类学理念和方法影响的历史学实践得到了他们的注意。比如,历史人类学学者利用地方档案、族谱、契约文书等地方民间文献对传统法律史的讨论形成了冲击,吸引法学内部的法律史学者与其频繁对话,形成了所谓“法律社会史”的研究路径。传统的法制史研究主要基于固化为法典的文献,且往往从州县的“司法档案”甚至中央的“司法档案”入手。这些研究多专注于国家各级司法审判的过程,再透过司法档案来看社会的方方面面,但这样看到的可能只是社会的很小一部分,即从进入司法审判程序以后形成的材料中看到的社会(诉讼多集中在户婚、田土这两类事情上,但这并非社会的全部)。历史人类学倡导人们回到这些诉讼文献的原生态,进行研究时需要分辨后来用作诉讼证据的不同文献最初是什么文献,后来为什么成为诉讼证据和判词的一部分,倡导人们进入诉讼发生的历史情境,深切关注诉讼两造以及相关的各种力量在特定时代的特定地域的生活遭遇。

   艺术研究领域中的音乐、戏曲、舞蹈等学科与历史人类学也产生了交集,特别是在研究者认识到中国传统音乐、戏曲、舞蹈等均与祭祀仪式有关,并将注意力转移到生活世界中的人之后。在美术或艺术史领域,虽然传统的文人作品仍然是主要研究对象,但有些学者除了开始解读考古发掘的图像资料,形成“美术考古”的路径外,也注意到历史人类学对民间图像的关注和解析,努力了解后者如何在地域社会的具体情境中理解图像的意义。文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所谓“史学转向”,甚至提出“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构想。尽管论者的“社会史视野”不尽同于历史学界特别是社会史学界对此概念的表达,但我认为其理念与历史人类学有颇多相合之处。

   再次,由历史人类学理念推动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与以往相比,在更大程度上从原来的明清史领域扩展到了中古史和近现代史领域。在过往的20年中,历史人类学遇到的最大质疑之一,是说这一研究路径更适合供研究明清及其后的历史的学者参考,而对中古乃至更早时期的历史研究者来说,不大容易付诸实践。我一直以为,这些技术问题的确存在,而且具有普遍性,但这种情况从来没有使明清史以前的历史研究消亡,考古学、人类学也都是在这种压力下诞生的。

  

   王明珂的《羌在汉藏之间》基本上是人类学的,但《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和《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是历史学的,他是要“利用考古、文献与人类学资料,来解答一些中国历史中被忽略的重大问题”,试图通过不同文类和文本来揭示多元化的“历史本相”和“历史心性”,所涉内容多在先秦至秦汉时期。侯旭东以前研究北朝造像记的社会史,后来声称与社会史告别,转入“日常统治史”(制度、官吏、日常政务)的研究,但他仍认为要“返回历史现场,捕捉时代氛围与时人的感受”。

   魏斌的《“山中”的六朝史》以“山中”为城市与乡村之外的第三种空间,虽然并未涉及山中的普通人及其生计,但他注意到了山岳对于皇室和士族官僚有同样的生计和信仰意义,他所说“‘山中’世界有别于正史等文献勾勒的官方历史,从中可以更切实地感受到普通的个体生命‘活着’的状态”,与侯旭东的说法同心同理。

  

   2019年11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组织了中古史学者对话历史人类学学者的工作坊,相关学者展开了积极和有启发性的讨论。刘志伟认为,“从梁启超提出新史学开始,中国历史研究就已经有历史人类学的色彩,上古史和考古学的研究最为明显。中古史与明清史的对话背后,都有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历史人类学的味道。……在历史人类学的历史观下,我们通过中古史与明清史以及不同时代的历史的对话,将被朝代分割的历史重新打通”。仇鹿鸣表示,“华南的工作对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如何在共情的情况下理解‘人’,而不是研究文献上的‘人’”。在胡鸿看来,“做中古民族史研究,也非常受益于华南族群研究。区域文化传统融入中国所谓主流文化之后,是叠加而不是取代的过程,叠加总是会留存原生文化的底色”。杜正贞认为,“每一个‘人’的观念和行为中都承载着经过他自己主动选择和诠释过的‘历史’,所以对近世的‘人’的理解,需要中古历史研究的支持”。在具体的个案研究中,历史人类学的区域研究显然努力从明清时段追溯问题的更早源头,中古史研究则有这样的共识,即材料的多寡是客观存在,但这不是主要问题,更重要的是对人的研究的理解与回应,在研究视角和方向上与历史人类学的主张并无分歧。

最后,开启了新一轮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在中国学界,虽然跨学科研究并不是新鲜事,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学术对话并非常态。20世纪上半叶,年鉴学派的第一、二代主要就是倡导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合作,《年鉴》杂志的发刊词中就号召拆除学科之间的藩篱。在中国,不多的例子——如吴晗和费孝通的《皇权与绅权》、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食货》半月刊上的许多文章等——可以说是这种对话的第一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历史人类学   本土研究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人类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7833.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