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近往十余年来迅速崛起的一股学术力量，蒙特利尔学派推动了组织传播研究范式的重要变革，使传播从传统组织研究中的辅助性变量上升为组织生成与运行的核心机制。作为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曾任国际传播学会主席的蒙特利尔大学教授弗朗索瓦·库恩在本次访谈中，结合其长期学术研究，系统阐释了蒙特利尔学派的理论渊源、核心命题与方法论取向，重点论述了“传播构成论”、“文本能动性”、“文本对话的协同定向”以及“传播腹语术”等关键概念，并就北美组织传播研究传统及人工智能语境下的传播学发展等话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组织传播；蒙特利尔学派；弗朗索瓦·库恩；传播构成论；传播腹语术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6年第4期“国际视点”专栏
杨颖，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弗朗索瓦·库恩，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传播系教授。
弗朗索瓦·库恩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组织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传播理论。他在牛津大学出版社、政体出版社、劳特里奇出版社、德古意特出版社及约翰·本杰明出版社等国际知名出版社共出版论著及编著15部，并在国际同行评议期刊上发文近100篇，参与撰写了60余部书籍。库恩教授曾于2010—2011年出任国际传播学会主席，并于2013年当选为该学会会士。他也是国际对话分析学会的前任主席（2012—2021），曾于2017年获美国国家传播协会颁发“杰出学者”奖，并于2024年当选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作为组织传播研究蒙特利尔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他以探索“组织的传播构成论”并提出“传播腹语术”的研究而闻名。
一、学术语境与研究起点：从加拿大传播研究传统到组织传播研究的新范式
杨颖：长久以来，组织传播研究都将组织概念化为先于传播而存在的“容器”，传播则被视为发生于其中的信息传递工具。相比之下，以加拿大学者詹姆斯·R.泰勒（James R. Taylor）教授和您为代表的蒙特利尔学派所倡导的“组织传播构成论”（Communicative Constitution of Organization/Communication as Constitutive of Organization，简称CCO）视角，突破了组织容器观的研究框架，从本体论层面重新界定了组织与传播的关系，实现了该领域研究从“传播作为工具”到“传播作为生成机制”的重要范式转向。您可否和我们谈谈这个学派的起源及主要研究方向？
库恩：我的博士生导师詹姆斯·R·泰勒是蒙特利尔学派的奠基者，他提出了“组织并非先于传播而存在，而是在传播中被不断建构”的核心观点。我深受这一思想影响，并逐渐形成了对传播“施动性”（performative），即“说话即行事”的研究兴趣。从该视角出发，组织是在持续的沟通、交谈、说服与权威建构中形成的，这些现象很有趣，基本上涉及了组织研究者所关注的诸如领导力、文化、战略等主题。
我在导师泰勒的影响下，将研究重点放在传播的“组织化属性”上，即探讨组织如何在传播过程中生成、维系与变迁。此外，我认为传播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构成了我们的人生。我们出生时就参与到一个先于我们存在的对话之中，而当我们离世时，这个对话仍将继续，所以我们始终都只是对话的一部分。
杨颖：这一研究进路可谓将传播置于组织研究的核心地位。
库恩：至少这是一个具有解释力的研究起点。传统管理学往往将传播视为决策之后的信息传递过程，这种对传播的认识没有问题，但过于简化。事实上，在决策形成之前，人们已经通过大量互动展开了意义建构与协商等传播行为。当人们需要组织起来时，便不可避免地通过交流来协调目标、分配角色、达成共识，并在此过程中建构权威与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传播本身，就是研究组织何以形成并运作。
杨颖：CCO在蒙特利尔大学被提出，是否具有特定的学术机缘呢？
库恩：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泰勒相关。他长期对“如何在传播中理解组织的形成”这一问题抱有浓厚兴趣（Taylor，1993）。他不仅深受约翰·朗肖·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和约翰·塞尔（John Searle）言语行为理论（Austin，1962；Searle，1969，1979）的影响，也受到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Latour，1993，2005）和阿尔吉尔达斯·朱利安·格里马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的叙事学理论（Greimas，1987）启发。正是在这些理论资源的交汇中，我们在蒙特利尔大学逐渐形成了以传播构成组织为核心的理论思想。
从更宏观的背景看，加拿大作为一个幅员广阔但人口相对稀少的国家，传播在其国家建构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传播不仅仅是话语层面的沟通，还包括物质层面的通信设施：公路、铁路，当然还有电报、电话和互联网。它们是一种维系国家团结的基础性力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下，加拿大的学术传统中始终对传播问题保持高度关注，麦克卢汉和他的导师兼同事哈罗德·英尼斯就是其中代表。
英尼斯对泰勒的影响深远，前者在20世纪50年代所著的《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等著作，以及传播影响社会发展等观点和媒介思想，为后来从传播视角理解组织构建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因此，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研究收获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哈罗德·英尼斯。
杨颖：总体而言，当前加拿大的传播学研究呈现出怎样的格局？它与美国的传播学研究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吗？
库恩：两者之间确实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在加拿大，传播学研究通常与人文科学、质性研究、文化研究和媒介研究紧密相连，整体上更偏向理论取向。而美国的传播学则更受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影响，量化研究占较大比重，且研究路径更多元。美国传播学研究不仅包含修辞学、符号学、诠释学、批判理论等传统方向的研究，也融合了女性主义、酷儿研究、去殖民化理论等多种视角，还有人际传播等专门领域和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相比之下，加拿大的传播学研究在规模和多样性上相对有限，对组织传播和社会互动研究的关注也相对有限。相比美国，加拿大的组织传播发展较为缓慢。目前在魁北克省和渥太华地区的研究力量相对较强，而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阿尔伯塔省和安大略省，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数量就比较少。加拿大设有加拿大传播学会（Canadian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简称CCA），但该学会并未设立组织传播分会，因此我本人未加入该学会。我主要参与的是国际传播学会ICA、（美国）全国传播学会NCA、欧洲组织研究学会（European Group of Organization Studies，EGOS）以及国际对话分析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Dialogue Analysis，IADA）等学术组织。
杨颖：加拿大的组织传播研究是否受到美国的影响？
库恩：我倒认为我们的理论对美国的研究产生了影响，许多美国学者开始采用传播构成论的研究路径。例如，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蒂莫西·库恩（Timothy Kuhn）、凯伦·阿什克拉夫特（Karen Ashcraft）等组织传播学者，其研究均不同程度受到了我们的思想影响（Kuhn，2008；Ashcraft，2021）。与此同时，我们也从美国学者盖尔·费尔赫斯特（Gail Fairhurst）、琳达·普特南（Linda Putnam）等人那里汲取了思想养分（Fairhurst，2007；Putnam，2015）。
美国的组织传播学起源于1967年，主要由菲利普·汤普金斯（Philip Tompkins）推动。那时作为大学教授的他在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合作中，发现组织中存在沟通协调问题，于是筹划了首次组织传播会议（Tompkins，1967），这通常被视为组织传播学科在美国正式确立的标志。发展至今，美国组织传播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量化研究为主，另一类以质性研究为主。前者通常对“传播构成论”兴趣不大，而后者则对我们的研究更感兴趣。但即便是在质性研究中，也并非所有学者都关注构成论视角，相当一部分研究仍然沿袭传统阐释路径而非从传播构成的角度研究组织。
二、组织生成的理论立场与方法论转向：从解释路径到互动过程分析
杨颖：有学者总结了组织传播研究的不同进路（Miller，2015），与古典传统、人际传播与人力资源、系统与文化以及批判等进路相比，您认为“组织的传播构成论”的核心差异何在？
库恩：传统组织传播研究往往侧重于通过访谈等方式考察组织成员如何理解其所处的环境以及他们如何解释自身所在的组织。这当然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式，但并非唯一进路。换言之，研究者既可以通过访谈的方式来理解组织，也可以通过观察组织成员在实际情境中的行为来研究组织。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便开始采取后一种研究进路。例如，我们会深入组织，对其管理会议或日常工作过程作持续观察与跟踪记录。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逐渐形成了通过分析互动细节来理解组织运作机制的研究思路。这一研究进路使我们与批判取向、阐释取向以及文化研究取向等研究传统有所不同。
我们之所以采取这种研究方式，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直接观察组织情境中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不仅仅依赖于事后访谈所形成的回忆性叙述。并非访谈不重要，而是如果研究者希望真正理解组织内部发生了什么，仅仅依靠访谈往往是不够的，因为访谈本质上是一种重构性的叙述。
杨颖：所以您认为方法论上的差异是这一研究进路的重要特征之一？
库恩：这是其中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的差异体现在理论层面，即我们所提出的“构成论”立场。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理论视角，其核心在于高度重视传播的施动性。以组织文化研究为例，如果从这一视角出发，研究组织文化就不再只是描述某种既定的价值体系或行为规范，而是还要考察这些价值、规范和实践是如何在互动过程中被不断建构出来的。换言之，我们不仅关注“文化是什么”，还关注“文化是如何培养出来的”，后者更具有施动性。因此，我们的研究关注的重点往往是价值观、实践方式以及规范是如何在具体情境中被培养、被实施并被再生产的。这意味着，我们所研究的并不是静态的文化结构，而是具有高度行动性的实践过程。
CCO的独特之处由此体现在：它试图分析行动中的战略、领导力以及文化等要素是如何被施行、被完成并在对话中得以实现的。例如，我们可能会说某个组织“具有战略思维”，但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又如何在具体对话中识别这种“战略性”？我们在2025年发表的研究中将这种现象概括为“短暂的战略时刻” （Cooren et al.，2025）。有时，人们并未刻意采取战略行动，却在互动中实际产生了战略效果；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人们自以为在进行战略思考，但实际上并未真正形成战略。
杨颖：近年来，传播构成论逐渐成为组织传播研究中的重要取向，您如何看待这一发展趋势？
库恩：尽管阐释性研究进路本身极具价值，但从传播研究的角度看，它仍然存在一定局限。相比之下，构成论的研究进路更接近传播学的学科核心，因为它真正将传播视为社会现实生成的基础机制。阐释性研究通常高度依赖访谈，其关注重点在于人们如何解释或理解自身所处的组织情境。而我们的研究试图更进一步：不仅关注人们如何解释自身组织行为，还关注他们在组织情境中实际做了什么。人们当然会对自身所处的情境作出解释，但他们在行动的同时，也在不断建构组织秩序。
正如卡尔·韦克（Karl Weick）在其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意义建构本身就是一种行动（Weick，1979，1995）。然而，韦克的研究仍然较少深入到互动的具体细节之中。尽管他已经将“传播”概念化为组织过程的核心，但在我看来，他的研究仍未充分展开对互动本身的系统分析。
杨颖：CCO的研究路径在操作层面是否存在一定难度？
库恩：在实践层面上，研究者有时只需要在桌上放置录音笔，或者架起摄像机，记录组织中真实发生的互动过程。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对记录的材料进行分析与解释。对此，我们会组织数据讨论会。在会上，研究人员和学生通常会花一到两个小时共同分析录音或录像材料；我们会结合转录文本和视频资料，对互动过程中发生的具体行为进行细致讨论。我们试图通过这种集体分析的方式尽可能准确地理解组织中的互动行为，而不是依赖个人的判断。
杨颖：在这一过程中，会话分析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库恩：会话分析在我们的研究中很重要，但我对它的使用超越了一般的会话分析。传统会话分析起源于哈维·萨克斯（Harvey Sacks）在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Sacks，1992），它有着一套特定的方法论，至今仍被广泛应用。我在研究中确实借鉴了会话分析的研究方法，但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它。因为传统会话分析只关注人类参与者之间的互动，而我关注的不仅包括人，还包括各种非人要素的互动行为。
我所采用的是一种更具现象学取向的分析视角，关注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例如，当人与人工智能互动时，双方实际上是在共建某种意义结构：一方给出一些信息，另一方作出反应，如此循环互动。有时这种共建过程并不明显，但它确实存在。比如，当我们用钢笔在纸上书写时，就存在一种共同建构的形式，如果没有钢笔，我们就无法在纸上留墨。可以说，我们用钢笔书写时需要它的帮助。这是我对拉图尔（Latour，1996）所探讨的“非人类能动性”的呼应。
会话分析并非终点，我更倾向于在其基础上构建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分析框架，来探讨人以及那些被他们调用、同时也反作用于他们的各种要素究竟在共同“做什么”。正因如此，我将自己定位为一名组织研究者，因为我不只对互动本身感兴趣，更对互动如何建构组织感兴趣。
三、组织传播的重要机制：文本能动性与传播腹语术
杨颖：蒙特利尔学派高度重视对话与文本在组织进程中的作用，认为组织是通过“对话”（个人通过语言开展的持续互动）与“文本”（互动的固化表达，如制度、文件、报告或决策表述等）的循环关系不断生成。学派由此提出了“协同定向”和“文本能动性”等概念，这些概念揭示了什么？
库恩：文本与对话的“协同定向”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奥多·纽科姆（Theodore Newcomb）提出的A-B-X模型（Newcomb，1953），泰勒将其引进组织传播研究，提出了A-B-X三元组（A-B-X triad）。其中，X是A-B-X三元组的关注点，是谈话者A和谈话者B的讨论内容和关注对象——在组织中它可能是组织战略、财务问题或某项决策议题。组织成员的沟通都协同指向“X”。正是这种围绕共同对象开展的沟通过程，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实际上，我们此刻的对话本身就是一种协同定向的过程。我们围绕某一特定主题进行交流，而这一主题便构成了我们共同指向的对象，这正是协同定向的基本含义。
而“文本能动性”就是文本在组织中具有的实际影响力。文本在组织中的作用极为重要，因为在许多情境下，文本会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产生实质影响。例如，在组织中签署一份合同，本身就是一种承诺行为，该文本会对相关主体的后续行动形成约束。当组织发布一份备忘录或者形成一份书面决议时，这些文本都会对其实践产生影响。人们往往借助文本来界定“什么可以做”或“什么不能做”，例如，我们常说某个行为“违反了规定”或“不符合政策”，这正是文本能动性的体现（Cooren，2004）。
尽管文本的形成依赖于人的书写行动（如今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正在改变这一前提），但一旦文本确立，它便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并能够对人的行为产生约束作用。以美国宪法为例，它在当代美国社会中具有极高的权威性。美国人是受这一文本约束的。当然，也有人会反驳，指出宪法的解释权掌握在律师、法官或政治家手中，因此真正发挥作用的仍然是人。但在我看来，对文本的阐释本身就是一种“让文本发声”的过程，人们通过解释文本赋予其意义，使其在现实中发挥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组织中并非只有人在行动，文本、技术乃至物质环境同样在“行动”。如果我们忽视这些非人类要素的作用，就无法真正理解组织的运行机制。在这一点上，我也受到了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尤其是其关于“非人类行动者”的论述的影响。拉图尔强调，我们所处的世界始终在对我们的行为产生影响。例如，当墙上张贴着“禁止吸烟”的标识时，一旦有人试图吸烟，旁人便可能指着该标识说：“这里不能吸烟。”在这一情境中，说出这句话的人是在让标识背后的规则与制度发声。也就是说，“不是我不允许你吸烟，而是这个标识、这项规定不允许你这样做”。
可见，非人类行动者在组织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电脑为例，当人们在电脑上输入文字时，表面上看是人在书写，但实际上这一行为的发生依赖电脑、键盘、软件等一系列技术要素。如果键盘无法输入字符，或者屏幕无法显示内容，那么书写行为便无法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书写并非单纯由人完成，而是由人与技术共同完成。这正是我所指的“非人类能动性”：人类行动时往往依赖非人类要素的参与。
因此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各种事物都在发挥作用的世界中。例如房间里的灯光让我们能更好地看到彼此，即使在相对昏暗的环境中，我们也可能看到彼此——虽然可能会感觉比较不舒服。环境因素时刻都在影响着我们。
杨颖：您还在组织传播研究中揭示了传播“腹语术”这一重要现象，能否进一步谈谈这一研究洞见？
库恩：在阐释这一概念时，我常常以人们前往行政部门调取文件的情境为例（Cooren，2010）。在此情境中，工作人员可能会回复：“对不起，我不能把这份文件交给您，因为这违反了我们的规定。”在此，工作人员实际上是通过“腹语”的方式发言，他隐含的意思是：“并非我个人不愿意提供这份文件，我只是一个执行规定的办事员，是在按照既定规则行事。”
类似的“腹语术”在日常论辩中极为常见。例如，我们常常会说“事实表明……”或“这是公道所在”。但我们往往没有意识到，在交流过程中，我们总是借助某些事物替我们发声。当我们说“这违反了我们的规定”时，实际上是在表明：“我并非针对你个人，而是政策迫使我这么做。”所以，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权威形式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或试图说服他人。在说服行为中，“腹语术”的运用非常典型。
杨颖：确实，在组织中，我们经常听到“这是规定，所以你必须这么做”的说法。
库恩：人们往往需要借助权威才能发出诸如“你可以”或者“你不可以”的指令。这实际上是在为制度、程序或既有决策发声。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例如，律师在法庭上会说“这是根据某个法律”、“这是有先例的”或者“这是事实”。在科学领域也是如此。当我们说“事实如此”时，实际是在替事实说话——“这不是我个人观点，而是事实告诉我们的。”
人们这么做时往往是无意识的。当我们说“领导希望这样”或者“这是部门负责人的主张”时，我们是在通过增加话语者的数量来增强权威性。在英语和法语中，“作者”与“权威”这两个词均来源于拉丁词根“auctor”，意指“起源”或“发端”。人树立自身权威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在不断扩充其话语背后的“作者”群体。
杨颖：这算得上是人们在组织中的一种行动策略吗？
库恩：在组织中，人们总在使用腹语术。比如当我主持教职工大会时，我会按照议程推进流程，我实际是在替议程发声，它是我所遵循的一套程序——即便议程可能是由我本人拟定的。一旦存在程序、计划、协议、规则、文本或任何形式的约束，个体在依其行事时，便成为其代言人，为其发声。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既是腹语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被操控的“木偶”。
杨颖：这也就意味着个体会被某种话语所支配？
库恩：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但也并非完全如此。人始终可以思考：“我是否愿意成为某种代言人？”“我是否要接受这样的角色？”人具有反思能力，可以选择拒绝——即便有时这样做会带来严重后果。因此，腹语术的视角并不会削弱人的能动性，反倒凸显了人的能动性。个体需要思考：是否愿意成为某种规则的中介，是否愿意充当某种原则的执行者，以及是否认同并传播特定的价值或规范。
就拿美国抓捕移民的ICE（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探员来说，他们中有些人可能会思考：“我是ICE的一员，所以我成了美国政府的提线木偶（政策执行者）。但我想这样吗？”也许还有些人会觉得“我不能再这样做了”、“我不想再参与其中了”或者“我想退出”。鉴于人具有能动性，他可以作出选择。有人或许会反驳：“不，我没得选，因为我得养家糊口，我需要这份工作。”这的确是现实，我们也能理解，但他依然可以作出退出组织的决定——即使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四、理论拓展与当代议题：以传播之维思考世界，在人工智能语境中学会对话
杨颖：CCO的理论是否仅适用于组织研究领域？还是说它具有更广泛的解释力？
库恩：CCO的理论潜力并不局限于组织研究领域。正因如此，我提出了“传播构成现实”（Communicative Constitution of Reality，CCR）的概念 （Cooren，2012）。这一概念试图将传播构成论从组织层面拓展至社会层面，是对整个世界的思考，涉及不同方面。
杨颖：您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目前正在开展的研究工作？
库恩：我目前准备出版一部新书《以传播之维思考世界：一种居间的探索》（Thinking the World Communicatively：An Exploration of the More or Less）。这是一本具有较大理论雄心的书，我尝试超越组织研究本身，从更宏观层面探讨传播，试图从传播的视角解释世界，将世界视作由传播不断建构而成。这是一本有关认识论和本体论的书。
近年来我还持续关注创业研究。此类研究的对象通常是规模较小的组织，因此更便于开展实证研究，从传播构成论的视角对它们进行观照也很有趣。我们围绕创业议题已开展了长达五年的研究，主要是从传播学视角研究创业，理解创业行为和创业精神，例如：创业者如何通过传播建立关系网络、如何借助传播塑造自身形象，以及如何在社会环境中获得可见性等。从传播的角度看，创业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建立联系、争取认可和生成意义的过程，是一种高度依赖传播的社会实践。
杨颖：结合当前的技术发展来看，人工智能将会如何改变我们未来的研究？
库恩：人工智能可以被视为一种新型的非人类行动者，它正在对我们的世界产生深远影响。它很好地诠释了“非人类行动者”的概念。人工智能能够生成文本，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推理、建立关联、清晰表达思想，甚至还具有创造性。当然，它有时也会出现幻觉，但有时又展现出相当高的智能水平。在某种程度上，人工智能正在协助人类完成诸多任务——尽管它同时也可能在无形中禁锢我们的思维方式。
人们常将当下的情形与20世纪70年代现代电子计算器刚问世时的状况相比。当时，人们认为使用计算器是一种“作弊”行为，因为人们不再需要亲自进行计算，而只需将数据输入计算器即可得出结果。今天的情形在某些方面与之相似，但在本质上又有所不同。如今，人们只需给出提示，人工智能就几乎能替代人类完成写作任务。这意味着，人类的创造力在某种程度上被压缩为“如何给出提示”的能力。这无疑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在某些时候，我们甚至无法理解人工智能在做什么，因为它的运作方式可能超出了人类的认知范围。这构成了一种潜在风险，即人类可能在某些领域被智能体所取代。与此同时，人工智能还带来了显著的环境成本，其运行和训练过程高度依赖能源消耗。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图像生成等方面所消耗的能源极为可观，这种资源消耗对生态环境构成了现实压力。此外，人工智能还涉及版权等一系列问题。它无疑将成为一个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行动者。
我并不确定未来的具体走向，但人工智能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清楚地展示了技术如何全方位运行并产生影响。它不仅向我们提供信息，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引导我们行动。我们正在不断调整自身行为以适应它，有时甚至需要揣测该智能体的运作机制。这种智能的优势在于，它能建立起人类未曾意识到的联系。而“建立联系”本身正是人类思维的核心思考方式。也许，人工智能将会形成一些我们尚未预料到的关联模式。
杨颖：您认为人工智能的局限何在？
库恩：在我看来，目前人工智能尚不具备自我反思的能力，这是它与人类之间的重要区别。人类具备元认知能力，即能够反思自身的思考过程，具有自我意识和对环境的理解能力。而据我所知，虽然人工智能可以智能且巧妙地对提示作出反应，但它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无法像人类一样观察和理解自身的行为。人类长期以来都具备这种能力，而人工智能尚未拥有。这一差异或许构成了人类目前仍然具备的优势，但这种优势能持续多久，仍有待观察。
杨颖：这对我们的专业教学有哪些启示？
库恩：我们的教学目标之一，是培养学生在组织情境中的自我反思能力，使其能够对传播问题进行反思。同时，我们也注重培养他们在沟通中的关键技能，例如，如何有效沟通、如何创作不同的沟通产品或传播文本等。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学生能够学会从多角度理解传播情境。例如，我们不能只教会他们如何策划传播活动、做推广，更要帮助他们清楚了解受众，深入理解受众的需求和期待。这意味着，传播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单向的宣讲、扩散或广播，而应当是一种互动、对话与交谈。
因此，我们尤为重视“对话能力”的培养，而这一点往往被忽视——在组织中尤其如此。除了技术能力等硬技能，倾听他人、理解他人关切等软技能同样非常重要，这些能力构成了传播实践的核心。我们不希望培养出机械化的“执行者”，不希望学生成为“机器人”或“木偶”，我们想要培养的是兼具反思力、判断力与执行力的传播人才。
本文系国家留学基金委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留基项[2024]5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引文格式：
杨颖、弗朗索瓦·库恩：《组织传播的蒙特利尔学派及其传播理论、范式与方法——访谈弗朗索瓦·库恩教授》，全球传媒学刊，2026年第4期，158-1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