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6年第2期“国际视点”专栏
1.马修·科什曼：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传播学系副教授。
【摘 要】本研究旨在探讨亚太地区组织传播研究的现状、挑战与未来方向。通过文献分析、案例研究及基于编审经验的观察，本研究发现亚太地区学术成果通过本土理论创新正在挑战西方中心主义范式，形成多元互联的新型知识体系；机构投资和区域学术网络建设是推动学科发展的关键动力。然而，专著稀缺、博士培养体系薄弱及语言壁垒仍制约亚太地区组织传播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本研究指出，亚太地区通过深化方法论创新、加强全球南方学术对话，将持续重塑组织传播学的全球格局。
【关键词】组织传播；亚太研究；去殖民化；学术网络；全球南方
一、引言
非常感谢《全球传媒学刊》给予我这次机会，让我能够撰写这篇评论文章。作为组织传播领域的旗舰期刊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简称MCQ）的主编，我有幸见证了我们领域的诸多令人兴奋的发展。特别是在亚太地区，组织传播的学术研究在广度、深度和国际影响力方面都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本文将从我个人的视角出发，回顾亚太地区组织传播研究的现状，重点关注该领域的新兴趋势、标志性贡献以及学术交流在促进东西方学术互通方面所起的桥梁作用。我认为，亚太地区的学术贡献不应被视作边缘附庸，也不应被简单归入某个想象出来的学术中心。相反，我们应将其视为日益壮大的知识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多样化且紧密相连的学术平台共同推动了我们对组织与传播的更深层次理解。基于我在MCQ的主编经验，与中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学者的广泛联系，以及我在马尼拉的富布赖特学者经历，本文将重点展示这一领域的快速发展，指出未来有潜力的研究方向，并鼓励不同地区学者之间开展更紧密的国际合作。
二、亚太地区组织传播研究的崛起
组织传播研究根植于北美和欧洲的学术传统。起初，研究集中在管理学、人际关系、内部传播甚至公共关系等领域，这些早期的研究奠定了该领域的基础。然而，近年来，亚太地区的学者们贡献了新的声音、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挑战了西方研究方法的普遍适用性。这一变化反映了亚太地区管理学和传播学研究的整体趋势。随着该地区经济快速增长、高等教育体系扩张以及科研投入增加，学术研究获得了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
例如，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持续发布的研究显示了该地区学术产出的不断增长。最近一项文献计量学回顾指出，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的学术产出显著提升，尤其是在制度背景、数字化转型和跨文化实践等领域（Wang et al.，2024）。这些研究主题与组织传播息息相关，尤其在线上线下混合工作模式、平台技术以及新型集体行动等话题及语境中更是如此。
与此同时，制度性网络也在促进这一领域的蓬勃发展。亚洲媒体信息与传播中心（The Asian Media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entre）通过长期举办会议和评选亚洲传播奖（Asia Communication Award）提升了该地区研究的知名度（AMIC，2025）。诸如亚太大学生流动计划（University Mobil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等项目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UMAP，2025）。UMAP成立于1991年，是一个由35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所大学组成的多边联盟，旨在促进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学术交流。此类项目不仅丰富了课堂教学体验，还促进了长期的学术合作，进一步增强了包括组织传播领域在内的区域学术共同体的实力。
在职业领域，行业调查表明，组织传播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2024年，公共关系协会（Institute for Public Relations）报告指出，亚太地区的高层管理者将传播视为环境、社会与治理（ESG）及多样性、公平性与包容性（DEI）战略的关键驱动力，并在战略传播能力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IPR，2024）。这些行业从业者的见解表明，学术界对该地区组织传播基础的深入探索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需求。
然而，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与北美和欧洲相比，亚太地区专门的组织传播期刊、专著和研究生课程仍然较少。但发展趋势无疑是光明的，因为新一代学者在西方和亚洲的双重教育背景下成长，正逐步涌现出一批扎根区域、放眼全球的研究成果。
三、标志性学术成果：以“通”来组织
这一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康东晶和龙子羽（2024）在MCQ上发表的文章《以“通”来组织：从根源去殖民化组织传播》（Organizing as Tong（通）：Decolonizing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from the Roots），该论文不仅在学术创新方面具有示范意义，也代表了中国学者在本土哲学根基上进行组织理论构建的大胆尝试。康东晶和龙子羽从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对“通”这一概念加以阐述：变通——组织化是一个在变化中不断成形的过程，事物的本质也在变化中逐渐显现；汇通——组织化并非孤立发生，而是在时间、地点与人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关系过程；和通——组织化是在对立力量之间寻找并开辟通路的过程，这一过程通过保持静止与持续涵养得以实现。
这三个维度通过边缘化的女性的生活经验得以呈现，为理论框架提供了既具有丰富哲学内涵又具有社会基础的视角。该论文通过挑战以欧洲为中心的组织与传播假设，推动了去殖民化的学术进程。它展示了中国知识传统中的概念不仅能照亮本土情境，也能回应全球理论。
该论文被评为MCQ2024年度最佳论文，突显了这项工作的影响力。这一荣誉表明，组织传播不再是西方单向输出到其他地区的学科，相反，它已成为一个更加对话式的领域，理论与概念可以在多个方向之间流动。这篇论文获得的认可是该学科的重要里程碑，希望也是更多此类成果的前奏。
四、亚太地区学者投稿量的增长
从MCQ编辑部的视角来看，亚太地区组织传播学术研究的增长最明显的体现之一就是来自该地区投稿数量的稳步上升。在过去几年中，来自中国、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以及东南亚其他地区的投稿数量不断增加。更重要的是，投稿的质量也在稳步提升。
早期的投稿常常在引入理论传统或满足方法论标准上存在困难，而如今，许多来自亚洲的稿件不仅展现了较高的理论深度，而且带来了颠覆现有框架的新视角。这些稿件引入了新的实证场域——从乡村合作社到城市平台经济，并且从本土语言和哲学中汲取了新的概念资源。康东晶和龙子羽（2024）的论文获奖，以及来自菲律宾的研究成果（Tañongon，2023）的发表，都是这一变化的显著标志。这些出版作品的背后正涌动着更为澎湃的学术浪潮：莘莘学子自海外学成归来，教师们组建起区域研究团队，MCQ等期刊也因新思想的注入而蓬勃发展。
五、区域路径：菲律宾、韩国与印度的组织传播研究
除了亚太地区的整体发展态势外，如果能突出几个特定国家的研究背景并展示组织传播学术研究在不同国度的独特发展方式，也是大有裨益的。在此，我将结合个人经历、对现有研究文献的阅读以及对近期发展情况的零星了解，举出几个例子。菲律宾、韩国和印度的组织传播研究形成了三条不同却互为补充的发展轨迹：菲律宾依靠的是其日益发展的机构基础和近期在MCQ发表的成果；韩国依靠的是一批将传播与创新和责任结合的研究；印度则是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场域，展示了传播学与组织研究之间有前景的交汇点。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窥见亚太地区组织传播研究发展的多元路径。
菲律宾正迅速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组织传播学术研究场域。一个标志性的贡献来自学者Crina Tañongon，她的论文《菲律宾南部的农业商业组织化：天气与市场机构的跨文本权力博弈》（Agribusiness Organizing in the Philippine South：The Intertextual Power Play of Weather and Market Agencies）于2023年在MCQ上发表。Tañongon（2023）采用了组织的沟通构建理论（Communicative Constitution of Organization，简称CCO），特别是蒙特利尔学派的理论框架，来分析菲律宾南部的农业商业实践。她的研究揭示了人类行动者、天气等自然力量以及市场等经济结构是如何在组织生活的构建中跨文本地联系在一起的。在此过程中，她展示了组织传播不是局限于董事会和办公室，而是与生态和经济系统深度交织。她的工作与后殖民组织传播的理论方法高度契合。通过将组织置于全球不平等所塑造的农业背景中，Tañongon展示了传播学术如何揭示那些在主流叙事中常被边缘化的社区的斗争与策略。
在机构层面，马尼拉的德拉萨大学传播系正在成为这一类研究的中心。教授JanBernadas是MCQ编辑委员会成员，他帮助提升了菲律宾组织传播研究的可见度。该系最近聘请了Angela Labador教授，她曾在拥有全美最顶尖的组织传播学位项目之一的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完成博士学位，这一人事变动体现了该系在深化这一学科方向上的承诺。这些发展表明，组织传播正在菲律宾形成成熟的教学和研究领域，并具有在区域和全球的学术讨论中产生影响的潜力。
韩国同样成为组织传播研究的重要场域。越来越多的研究探讨了传播实践如何影响各个行业的组织结果。例如，Suh等（2018）探讨了组织传播如何促进公共、非营利和营利性组织中的创新，揭示了传播在机构适应力和创造力中的核心作用。Lee（2014）则分析了ISO26000标准的实施，展示了在韩国语境下，组织传播如何参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协商与落实。近年来的研究进一步拓宽了这一研究视野：Choi等（2022）考察了下班后通信技术如何影响工作与家庭冲突；Kim和Kim（2023）以及Park和Kim（2024）则研究了韩国组织中的品牌传播与员工参与度；Moon和Lim（2025）进一步展示了组织认同与传播如何与领导力互动以共同塑造韩国公共部门的创新工作行为。这些研究共同展示了韩国学者如何将组织传播与创新、责任、工作生活边界以及组织文化等紧迫问题相结合。
印度的组织传播研究则呈现出另一番景象。目前为止，其在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上明确将自己的研究定位为“组织传播”的出版作品仍较为稀少。相关研究通常出现在发展传播、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发展（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for development，简称ICT4D）或商务传播等相关领域。然而，印度学术界也显现出一些积极的迹象。例如，Khan等（2022）研究了印度组织中的团队裂痕和传播如何影响员工的表达意愿，将心理安全感作为其中的中介因素开展了重点分析。这类研究表明，印度的组织传播学术可能会逐渐融入国际理论讨论，同时结合印度独特的组织背景展开。考虑到印度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其在全球商业服务中日益重要的角色以及强大的传播学术传统，在现有条件加持下，组织传播学有望在未来数年间发展成为更受瞩目的研究领域。
这些来自菲律宾、韩国和印度的例子突显了亚太地区组织传播学术的多样性和该学科发展路径的多元性。它们还强调了制度性举措和学术网络在促进这一增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除了这些特定国家的学术轨迹，我在该地区的职业经历——从在中国的合作研讨会到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教学与研究，进一步展示了组织传播在该地区如何逐渐获得更多的关注，并为学术交流创造了新的机会。
六、在亚太地区构建学术网络与交流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匡恺教授和龙子羽教授最近在清华大学举办的组织传播工作坊。此次工作坊聚集了许多有意推动组织传播学科发展的中国学者。尽管我未能亲自参加，但作为MCQ的主编，我通过视频向与会者表达了支持和鼓励。这样的活动至关重要，它不仅创造了学术社区，培养了青年学生和学者，还增强了组织传播在该地区的可见度。这类活动也向国际学术界发出了信号，表明组织传播在中国的顶尖大学中逐渐得到关注。我希望类似的工作坊能成为定期的学术活动，为新一代学者及其研究成果集聚势能。
我在菲律宾担任富布赖特研究学者（Fulbright Scholar）的经历提供了一种补充视角。在担任马尼拉雅典耀大学访问研究教授期间，我隶属于社会科学学院的发展研究项目，主要研究非营利性组织传播以及围绕贫民窟社区住房问题的公民社会合作。这段经历凸显了组织传播与菲律宾已成熟的“发展传播”领域之间富有成效的交汇。它也激发了我与德拉萨大学传播系的合作，我开始创建一个为美国学生设计的海外学习项目，而该系如今已将组织传播作为一个成熟的学科方向。
在菲律宾担任富布赖特研究学者期间，我还受邀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阿特马查亚大学进行一系列讲座。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该校教师强烈希望将组织传播纳入其课程体系。几位教授提到，他们正在使用的教材与我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本科课程中使用的是同一本，这让我意识到，组织传播的教学资源正在跨越地域边界，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课堂之间形成连接。此外，我还有幸见到了Nia Sarinastiti教授。多年前，她曾以富布赖特学者身份访问我所在的科罗拉多大学传播系。
综合来看，这些经历展示了制度性举措与个人交流如何相辅相成，共同强化这一学科。以清华大学工作坊为代表的此类活动为学术网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设施，而学术奖学金与访问学者的任命则促进了互学互鉴和思想交流。这两者对组织传播成为真正国际化的学科至关重要，而这一学科也因跨国界的合作与共同致力于学术发展的承诺而愈加丰富。
七、整体发展态势与现存差距
除了上述具体案例之外，亚太地区组织传播学术的发展轨迹正呈现其他几个更宏观的趋势，其中最显著的趋势之一当属对去殖民化和本土视角的日益关注，由康东晶和龙子羽（2023）提出的“通”概念便是这一趋势的典范。他们的工作体现了一个更广泛的全球趋势，即转向认识论多样性：非西方框架不仅被包含在内，更被置于理论创新的核心位置。这一转变挑战了长期存在的欧洲中心主义假设，并预示着一个未来——亚太地区学者将对我们如何理解组织与传播作出根本性的贡献。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是数字化转型正在重塑组织生活。从中国的平台经济到整个东南亚的移动银行，新技术正在创造丰富的研究场景。管理学和商业期刊已经记录了许多这些变化，但现在组织传播学术界有机会提供更为细致的分析，探讨数字化实践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构建组织。技术如何重塑权力、协作和身份，仍然是研究者和实践者迫切关注的问题。
代际动态也是该学科发展的关键因素，许多最具活力的新贡献来自那些曾在海外接受过教育并现已回到亚太地区的年轻学者，他们不仅深刻了解国际理论对话，还将他们的研究扎根于本土背景。在教学方面，这一变化反映在跨洲使用相同教材、核心理念的翻译以及为亚洲课堂调整材料的实践中。例如，雅加达的教授们使用我在科罗拉多大学指定的同一本教材，正是组织传播教学全球化的一个证明。开发具有地区特色的教学资源——如本地案例研究、双语材料或共同编写的教材，对维持这一学术发展势头至关重要。
在方法论方面，亚太地区的组织传播研究至今主要依赖于定性和民族志方法，产生了丰富的、情境化的洞见。前文提到的Tañongon对菲律宾农业商业的研究，或Lee对韩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都是这一方法论取向的典型例子。然而，方法论的多样化仍然是必要的，包括比较研究、混合方法研究以及能够支持跨组织类型和跨国家边界比较分析的大规模数据集。建立这样的方法学基础设施，不仅能强化区域学术研究，也能使其更易于被国际学术界理解和接受。
另一个重要的研究机遇在于，将组织传播研究与政策和制度发展更直接地结合起来。亚太地区的各国政府正在投资高等教育、数字基础设施和职场改革，这为传播学研究发挥实践作用创造了空间。关于组织传播的研究可以为人工智能监管、数字治理和职场公平等议题提供见解，这些议题在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快速变化的经济体中尤为突出。通过与政策的互动，学者们可以增强该学科的合法性，并展示其在学术界之外的相关性。
最后，将亚太地区置于更广泛的全球南方背景中进行定位也是重要的。亚洲去殖民化的组织传播方法与拉丁美洲、非洲以及大洋洲土著社区中的类似项目相呼应。这些运动共同致力于认识论的多样性，并挑战长期主导知识生产的中心边缘叙事结构。通过与全球南方的平行研究建立连接，亚太学者能够共同塑造一个更为多元和包容的全球学术图景。
然而，鸿沟犹存。与北美相比，来自亚太地区的组织传播专著仍然较少，明确聚焦组织传播的博士项目也相对稀少，这在一定程度上拖慢了学科的发展。语言障碍进一步限制了学术成果的可见性：用中文、韩文、日文、他加禄语和其他语言发表的重要研究往往在国际学术界较少被引用。翻译和双语出版的倡议将是弥合这些差距的关键，确保亚太地区的研究成果能够得到充分的认可。
综上所述，这些趋势和差距不仅突显了亚太地区组织传播学术研究的机遇，也揭示了面临的挑战。亚太地区不仅仅是在追赶西方学术范式，还在生成新的理论、方法和实践，丰富着组织传播这一学科的全球研究。接下来的任务是巩固这些进展，扩大培训和出版支持体系，并继续构建跨国学术交流的网络，确保该学科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发展。
八、结论
亚太地区的组织传播学正在产生具有全球意义的学术成果。康东晶和龙子羽（2023）提出的“通”的概念以及Tañongon（2023）关于农业商业组织的研究，展示了本土化研究如何能够生成新的理论框架和重要见解。同时，越来越多且质量日益提升的MCQ投稿、来自菲律宾德拉萨大学和中国清华大学等高校的投资，以及通过富布赖特等交流项目所培养的学术网络，都表明一个充满活力并不断扩展的学术共同体正在出现。
本研究所揭示的宏观趋势，正为此进程注入新的动能。新一代学者，尤其是那些曾在海外受训的学者，正将组织传播带入亚太地区的课堂和研究中心。尽管方法论的多样化仍在发展之中，但其在比较研究和混合方法研究方面的潜力能够为该地区丰富的定性研究传统提供补充。政策联系也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各国政府和组织在数字治理、人工智能和职场公平等问题上展开讨论，组织传播研究在这些议题上的贡献不可忽视。通过将亚太地区的研究与更广泛的全球南方运动联系起来，组织传播学科参与了全球知识生产的重新平衡，强化了对认识论多样性和多元主义的认同。
然而，依然存在一些重要的差距，例如专著的稀缺、博士培训项目的数量有限，以及语言障碍使得许多重要的本土研究在国际学术话语中未能得到充分引用。弥补这些差距需要我们有意识地扩展基础设施，支持翻译和双语出版，并为新兴学者提供导师网络。
随着组织传播学术在亚太地区不断发展，它正有力地消解着“中心-边缘”这一曾长期局限我们视野的叙事结构，引领我们迈向一个新的认知图景：将组织传播视作一片日益壮阔、星罗棋布且彼此关联的“知识星座”，而亚太地区，正在这幅图景中崛起为一个日益重要的核心版图。
本文引文格式：马修·科什曼：《亚太地区的组织传播研究：构建新型知识体系》，全球传媒学刊，2026年第2期，165-1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