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围绕“双碳”目标，我国持续推进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巩固提升。2025年，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5.09%，森林蓄积量达到209.88亿立方米。《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提出了到2030年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的目标任务。
长期以来，森林对气候的贡献主要从生态系统本身衡量，重点关注吸收多少二氧化碳、增加多少碳储量等。增加和稳定林业碳汇是基础，但并非全部。经过科学经营和合理利用，森林中的部分碳可以转移到木、竹等产品中继续储存；木材、竹材等可再生生物基材料在适宜条件下可替代化石基和高碳材料，进一步形成减排效益。因此，需要树立系统观念，从生态系统整体性以及森林与经济社会系统关联性出发，重新审视森林碳的形成、储存、利用和价值实现。推动碳汇从单项增汇向碳“汇—储—代”协同增效，从森林生态系统主导向生态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联动，从局部环节优化向全系统综合气候效益最优转变，推动林业碳汇高质量发展。
从单一增汇走向碳“汇—储—代”协同增效
生态系统是林业碳汇发展的根基。未来提升林业碳汇能力，既要继续科学开展国土绿化，也要更加重视现有森林质量提升、结构优化和科学保护与合理经营。我国科学家利用全国约41.5万个森林清查永久样地和1800多万株树木记录开展的研究表明，在2020—2100年的模拟森林生物量碳汇中，现有森林贡献约70.4%；通过优化林木更新和适当延长采伐轮伐期等经营措施，还可进一步增加约23亿吨碳储量，并可以在木材产品中稳定储存约19亿吨碳。这说明，未来森林增汇不仅在于“增加多少森林”，也取决于能否把现有森林保护好、经营好、质量提升好。
森林增汇并不是碳循环的终点，增强“储”的能力至关重要。森林经可持续经营和合理采伐进入社会生产过程后，其中的碳从森林生态系统转入产品系统。短寿命木质产品碳周转较快，而建筑用材、家具等长寿命木质产品则能使碳保存更久。伴随新型木材基功能材料的研发和应用，将进一步扩展木质材料生产，提高木材基功能材料的性能、稳定性及拓展新的应用场景。因此，森林碳管理不仅要回答“吸收多少碳”，还要关注采伐后“碳到哪里去、能储存多久”。
在“汇”和“储”之外，还应重视“代”。木材、竹材等生物基材料在符合生态承载力和可持续经营要求的条件下，如果能够替代钢铁、水泥、化石基塑料等高碳材料，就可能减少其他经济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但“可再生”并不天然等于“低碳”。替代效益需要从全生命周期出发，综合考虑原料来源、加工能耗、运输、产品寿命、循环利用和废弃处置，并明确被替代产品这一基准情景。只有把森林端、产品端和替代对象置于同一系统，才能科学判断净气候效益。
“汇—储—代”不是三个彼此独立的目标，而是森林碳在不同环节形成的连续气候效益。林业碳汇应从“增加森林中的碳”，转向优化碳在森林—产品—经济社会系统中的流动、储存和替代效应，在全价值链上实现协同增效。
在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协同中实现系统优化
树立系统观念，关键在于科学认识森林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关系。保护森林是发挥其气候功能的基础。森林不仅吸收储存大量碳，还发挥生物多样性保护、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等多重生态功能。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高温、干旱、火灾和病虫害等风险增加，已经固定在森林中的碳同样面临稳定性和持久性挑战。因此，对天然林、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生态脆弱区域，应优先维护生态系统完整性、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使林业碳汇既能“增得了”，也能“存得住”。
但保护并不意味着所有森林都停止经营利用。对于承担资源供给功能、具备可持续经营条件的森林，通过林分抚育、结构调整、树种优化和合理采伐等一系列科学经营措施，可在维护生态功能的基础上持续提供可再生木竹资源。这些资源制成长寿命产品后，可以延长碳储存时间；在适宜场景下替代高碳材料，还可把森林气候价值延伸到经济社会系统，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因此，真正需要回答的不是笼统的“保护还是利用”，而是什么森林应以保护为主，什么森林适宜科学经营，什么样的利用方式能够在维护生态系统健康的前提下形成更高的综合气候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从系统角度看，单纯追求森林生态系统本身碳储量最大，并不必然等同于整个经济社会系统气候效益最大；反过来，脱离森林生态承载能力片面扩大生物质利用，也可能损害森林碳库稳定、生物多样性和其他生态系统服务。林业碳汇需要从单目标管理走向多目标协同，在碳汇、生物多样性、资源供给和经济社会效益之间寻求系统综合优化。生态保护修复有助于维护森林碳资产及其生态基础，可持续利用则可以在适宜条件下延伸和增加森林碳资源的气候价值。
推进全价值链、跨部门、多目标协同治理
碳“汇—储—代”协同不仅提升了对森林气候贡献的科学认识，也意味着气候治理的对象和边界需要相应拓展。传统治理通常按照林业、工业、能源、建筑、消费等不同领域分别运行，而林业碳汇、产品储碳和生物基材料替代实际上跨越了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如果森林端、产业端和消费端彼此割裂、各自核算，即使单个环节不断优化，也未必能够形成全系统更大的气候效益。因此，需要从部门化、单环节治理走向全价值链、跨部门、多目标协同治理。
一方面，要从关注“固碳量”拓展到关注“碳流”，既监测森林吸收和储存了多少碳，也追踪碳进入什么产品、能够保存多久、如何循环利用以及最终替代了什么，并推动森林资源调查、长期生态观测、遥感监测与产品碳足迹、生命周期评价和产业数据相衔接。另一方面，要建立边界清晰、逻辑一致的核算方法。林业碳汇、林产品碳储和材料替代具有不同的时间尺度和核算逻辑，不能简单相加；涉及碳信用交易时，还要妥善处理基准线、额外性、永久性、泄漏和重复计算等问题。同时，要推动科学价值向政策价值和市场价值转化。森林端符合条件的增汇活动可与碳信用机制衔接，产品端则可通过碳足迹管理、绿色采购、绿色金融、低碳产品认证和绿色消费等方式体现气候属性，并推动下游绿色价值适当反哺上游森林保护和可持续经营。
系统观念还体现在森林气候治理从单一自然生态碳汇向自然生态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协同治理的全局认识拓展。未来森林参与气候治理，不宜仅被理解为发挥碳吸收和储存功能，还应结合具体条件，综合考量在生态保护、气候适应、可再生资源供给、产品储碳和材料替代等方面形成的多重效益。我国长期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和森林保护修复，森林发展更加注重质量提升和科学经营，同时拥有较为完整的木竹产业体系，并持续推进碳市场、绿色金融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设，为探索森林生态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协同治理提供了实践基础。
从“双碳”目标提出以来的实践看，森林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角色正在由单一自然生态碳汇向更加多元的系统综合功能拓展。未来林业碳汇发展的着力点，不应是让某一个环节的碳指标达到最大，而应在维护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上，统筹保护、经营、利用、储存、替代和循环利用，寻求全价值链综合气候效益优化。
（作者分别系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二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