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中国修辞学，可以说直到20世纪30年代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的出版才真正成立。它成立虽晚，但是源远流长。在先秦时期已有了“修辞”这个说法，已讲到了修辞现象，有了赋、比、兴的修辞手法，但还没专谈修辞的。汉朝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接触到词义问题，但不是专讲修辞。后汉王充《论衡》有《语增篇》、《艺增篇》，好像是专论夸饰的，但王充不懂夸饰，他把夸张说成是失实，是本着他“疾虚妄”来写的。因此，直到两汉，还没有专文谈修辞的。从先秦到两汉，只是修辞学的萌芽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情况变了，刘勰在南齐著作《文心雕龙》，写了不少专篇来谈修辞学，打破没有专篇来谈修辞学的局面。但这些专篇只是附属于他的文学论或文章论，还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只是附庸。到唐朝，刘知幾在《史通》里写了《言语》、《浮词》、《叙事》、《模拟》，谈到叙述文的语言和修辞，但那也只是附属于他的史学著作，也是附庸。这一段时期，似可称为修辞学的成长期。
到南宋陈骙著作《文则》，里面谈到了消极修辞，谈到了修辞格和风格，是用专书来讨论修辞学的，打破了修辞学的附庸地位，使修辞学成为一门学问。但他谈得比较简略，不够全面，似可称为修辞学初步创立的时期。
《修辞学发凡》的出版，才确立了修辞学的范围，划清了修辞学的两大分野，极丰富地论述了修辞格，扼要地谈到了风格，从此进入了中国修辞学的成立时期。
一 修辞学的萌芽时期
先秦两汉时期的修辞
在先秦，已经从修辞角度分出各种语言，有好言、莠言、巧言等，已经指出了修辞现象，已经注意到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已经提出了修辞，对它作了很好的解释，并对应该怎样理解修辞作了很好的说明。
《诗·小雅·正月》：“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有时说好话，有时说丑话，都不是发自内心，而是随口说出。又：“维号斯言，有伦有脊。”只是号叫地说，说的话却都有条理。又《雨无正》：“巧言如流。”话说得动听，像水的流动不止。像这样把语言分为好言、莠言、巧言，要求语言的有伦有脊，都属于修辞的范围。
《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平常讲的是一种当时通行的话，他讲《诗》、《书》和《礼》，都用这种通行的话。又《子罕》：“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悦乎？绎之为贵。’”正确的话，能够不听吗？但重在改正自己的缺点。婉转的话，听了能不高兴吗？但重在推求它的用意。又《宪问》：“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郑国的外交辞命，有人起草，有人讨论，有人修改，有人润色。讨论是为修辞作准备，修饰、润色都是修辞。这里把语言分为雅言、法语之言、巽与之言，也属于修辞范围，更提出修饰、润色，就是讲修辞了。
到了孟子对修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说：“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见《孟子·公孙丑上》）片面的话知道它受到蒙蔽，放荡的话知道它在哪里陷进去，错误的话知道它背离正道，逃避的话知道它理屈词穷。又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见《孟子·万章上》）孟子指出，讲《诗》的，不要因为一个字的解释妨害一句话的含义，不要因一句话的解释妨害作者的命意；要用全篇的意思来推测作者的命意，这才对了。仿照字面解释，《云汉》诗里说：西周剩下来的百姓，没有一个遗留，相信这话，是西周没有遗民了。在这里，孟子不光把语言分为诐辞、淫辞、邪辞、遁辞，还知道这些语言所以造成的原因。还指出语言中的夸张，不能照字面解释，要结合上下文来理解它的用意。他讲的，已经进入修辞学的范围了。
《墨子·小取》里提出比喻，作了解释，说：“辟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辟即比喻，是用别的东西来作说明。这是最早对比喻作的解释。
到《易传》里最早提出“修辞”，《易·乾·文言》：“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修辞要建立在真诚上，文辞是表达情意的，修辞就是把自己的情意用文辞来表达，像一台天平，一头是情意，一头是文辞，两者要做到轻重悉称，没有偏重偏轻的毛病，这就是修辞立诚。文辞同情意是否轻重悉称，只有自己最清楚，所以要靠自己的立诚，才能做好修辞工作。
在《周礼·春官·大师》里提出赋、比、兴手法：“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郑玄注：“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这是说，赋是直接叙述，不论好事坏事都叙述出来。比是看到坏事，不敢指责，借比方来说。兴是看到好事，避免阿谀，借别的好事来劝诱。这个解释，是把赋、比、兴三种手法同赞美讽刺结合起来说的。在《诗大序》里，孔颖达正义对郑玄的注作了说明：“‘比云见今之失，取比类以言之’，谓刺诗之比也；‘兴云见今之美，取善事以劝之’，谓美诗之兴也。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这是说，郑玄讲的比，是指讽刺诗的比，讲的兴，是指赞美诗的兴，其实比和兴都可以用来赞美或讽刺。他又引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比辞也；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这里对比兴作了更进一步说明，比喻用喻字“如”字，兴往往用鸟兽草木来引起要说的用意。
《左传》成公十四年：“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微而显”，用意含蓄，当时人看了很明白，如僖公十九年：“梁亡。”不写秦灭梁，含有梁君自取灭亡的意思。“志而晦”，记事的用意含蓄，宣公七年：“公会齐侯伐策。”事前同谋的叫“及”，事前没有同谋的叫“会”，这个意思就含蓄在“会”字里。“婉而成章”，用婉转的说法来掩饰，桓公元年：“郑伯以璧假许田。”郑君用璧玉来向许国借一块田地，当时的诸侯是不准换地的，所以说成用玉借田来做掩饰。“尽而不汙”，直言而不曲说。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来求车。”天子是不该向诸侯求东西的，这是直说天子做得不对。“惩恶而劝善”，昭公三十一年：“陎黑肱以滥来奔。”黑肱把陎国的滥地送给鲁国，惩罚黑肱的罪恶，所以记下他的名字。《春秋》就这样用修辞手法来表达褒贬的含义。
《公羊传》隐公三年，“曷为或言‘崩’或者‘薨’？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这是用不同的词来说明同一个意思，表达人的不同身份。
《左传》里讲的“微而显”等五例，说明先秦时代已经很讲究修辞，对修辞已经有了相当深的体会。
先秦时讲的比兴手法，到后汉的王逸，在《楚辞章句》里有了发展。他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比配）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在《诗经》里，比只是比喻，兴只是引一物来起兴。王逸把取兴和譬喻结合，对比兴给予新的含义，用善鸟香草来比忠贞，恶禽臭物来比谗佞，只有比喻，没有被比的事物，这样用法，具有象征的意味，扩大了先秦时期比兴的作用。
二 修辞学的成长时期
1．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修辞
三国魏讲修辞的，推曹丕的《典论论文》，提出风格来。他说：“徐干时有齐气”，指风格舒缓。“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指风格俊逸。“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和”指柔和，“壮”指刚健。“孔融体气高妙”，指俊逸。又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气分清浊，近于风格的刚柔。这是较早的风格论，认为作家的风格是本于人的气质所造成的。
西晋陆机的《文赋》里谈到修辞，有谈声律的：“暨声音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文辞的音节调配得好，像五色配合得好更加光彩。这是一个新的命题，直到南齐永明时沈约才提出声律论，可是陆机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了。他又提出语句的安排：“或仰逼于先条，或俯侵于后章。”前后抵触，是语句安排不当。他又提出文辞和命意：“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适。”文理繁富而主旨不明，是不突出主旨的毛病。他又指出有的篇幅太小，上无所承，下无所应，“含清唱而靡应”。做到相应了，因为内容好坏混杂，不调和，“故虽应而不和”。内容调和了，又因缺乏感情，“故虽和而不悲”，不悲即不感动人。能感动人了，又因为浮艳妖冶，“又虽悲而不雅”，能感动人而不正确。做到正确了，又缺乏余味，“固既雅而不艳”，正确而缺少风韵。这里指出修辞上的各种毛病，去掉了一个又有一个，他指出怎样去掉这些毛病来完成创作。这样一层深一层来谈修辞，以前还没有过。
他又提到风格：“故夫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尚奢”指繁丰，“贵”当指贴切，“无隘”即隘，指简约，“论达”指畅达，指出四种风格，是讲文章的风格。
南朝齐梁时的刘勰，在南齐著作了杰出的文学理论《文心雕龙》，写了《情采》、《熔裁》、《物色》、《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炼字》、《隐秀》、《指瑕》这些篇来讨论修辞。在消极修辞方面，他论《情采》，提示“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即修辞为情理服务，当以表达情理为主。《熔裁》指文章的炼意炼词，“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删去芜辞，使纲要明确。《章句》讲分章造句，要“外文徛交，内义脉注”，文字衔接，脉络贯通。在讲积极修辞方面，他论《物色》，讲描写景物，要求情景交融：“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灼灼其华”，既写出桃花的红艳，又写出新嫁娘心情的热烈。“杨柳依依”，“依依”既写柳条的柔弱，又写出依依不舍的感情。《声律》讲字句音节的调配。指出“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声有抑扬，响有双声叠韵，抑和扬要调配得当，双声叠韵要作好安排，避免像口吃那样。《丽辞》讲对偶，要求“理圆事密，联璧其章”，道理圆足，用事切合，文采像一对璧玉。《比兴》指出比是“物虽胡越，合则肝胆”，比喻和被比的事物像胡越那样不同，对相比的一点又要像肝胆那样切合，以前还没有人这样明确说过。又指出“拟容取心，断辞必敢”。比喻有拟容的，像比声貌；有比心的，像比心理。用比兴来讽刺要有胆识。这样讲，也可以补前人的不足。《夸饰》讲夸张，认为用得好，可以“披瞽而骇聋”；夸张过度，会造成“事义睽刺”，就是失实。《事类》讲引事引言，提出“综学在博，取事贵约”，要博学，在引事引言上才能做到贴切精练。《炼字》讲用字，主张“依义弃奇”，按照文义来用字，不用奇字，使文章易懂。《隐秀》指含蓄和警句，要“自然会妙”，不是硬造的。在这里有些问题是前人没有谈过的，像《物色》的情景交融，《章句》的徛交脉注，《丽辞》的理圆事密，《事类》的博和约。有些前人虽已谈过，但他提出新的意见或解释，对前人的说法有发展，如《情采》的本于情性，《熔裁》的纲领昭畅，《比兴》的胡越肝胆等。
刘勰又写了《体性》、《风骨》来讨论风格，他发展了曹丕讲作家的风格和陆机讲作品的风格。他认为“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从这四方面来探索风格的形成，更为深入。他把作品的风格，分为四对相反的八体：“故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比陆机的分为六种深刻多了。他又探讨作家的风格，像贾谊的俊发，故文洁而体清；司马相如的傲诞，故理侈而辞溢；扬雄沉寂，故志隐而味深；刘向简易，故趣昭而事博等。把作家的性情同其作品的风格结合起来论述，也比曹丕讲的深刻得多。
刘勰讲《声律》，本于沈约，沈约在《谢灵运传论》里指出：“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就是指文章音节的抑扬和双声叠韵都要调配得当。这个音律论在当时影响很大，后来的律诗就是从这个音律论来的。
梁代钟嵘《诗品》对赋比兴又提出了新的解释：“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妨碍）。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他对兴和比与赋合用，提出了新的见解，这是前人所未及的。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提出代字问题，“言食则糊口，道钱则孔方”，“论婚则宴尔”。他反对用这种代字。后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反对用代字，颜之推可说是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
这时期讲修辞，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见解，比先秦的讲修辞有了很大突破。成就最高的要推刘勰，他对修辞写了不少的专篇来论述，把修辞学推到成长时期。
2．唐宋时期的修辞
唐代讲修辞的推刘知幾的《史通》，他在《叙事》里讲叙述语言，要“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如《左传》写“士会为政，晋国之盗奔秦”，士会怎样办好政事的意见从中透露出来。《模拟》篇说，《左传》写“上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这里通过“舟中之指可掬”这个形象，显出晋军溃败逃跑，极写混乱悲惨场面。又反对“假托古词，翻易今语”，在《叙事》篇说：“《秦记》称苻坚方食，抚盘而诟。《齐志》述受纥洛干感恩，脱帽而谢。”后来新史“易‘抚盘’以‘推案’，变‘脱帽’为‘免冠’。夫近世通无案食，胡俗不施冠冕”，就不对了。这就是摹古的毛病。
白居易《与元九书》里讲风雅比兴，强调美刺，说：“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采采芣苢’，美草以乐有子也。”把比兴同美刺结合，对郑玄给比兴的解释作了发挥。
以后从沈括到洪迈，对修辞格有发展。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称韩愈《罗池神碑铭》：“‘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辞》‘吉日兮辰良’。盖欲相错成文，则语势矫健耳。”这可称错综格。又卷十五称《九歌》，“‘蕙殽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当曰‘蒸蕙殽’对‘奠桂酒’，今倒用之，谓之蹉对。又如‘厨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以‘鸡’对‘杨’（谐‘羊’），为假对。如‘几家村草里，吹唱隔江闻’，‘几家村草’对‘吹唱隔江’皆双声。如‘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履清’，‘侵簪’‘逼履’皆叠韵”。对对偶作了细致的分别。
孙奕《履斋示儿编》提出倒文，如《易》的“去凶者失得之象”，“失得”是“得失”的倒文。这种倒文是有原因的，如“《记》虽有‘吾得坤乾焉’，《书》虽有‘正月元日’。盖《归藏易》以纯坤为首，其次第不得不然也。《书》前有‘正月上日’，则后不得不以‘月正元日’错综言之也”。次称重复，如“贾生《过秦论》曰：‘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四句而一意也。至于陆士衡《文赋序》曰：‘妍媸好恶’，四字而二意也”。并称祖述，如欧阳修祖述韩愈，“故《本论》（欧阳作）似《原道》（韩作），《上范司谏书》似《谏臣论》，《书梅圣俞诗稿》似《送孟东野序》”。
洪迈《容斋三笔》提出“譬喻重复连贯”，韩愈《送石洪序》云：“论人高下，事后当成败，若河决下流东注，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也，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叠用五个比喻。《容斋四笔》提出歇后语，如“仙鸟仙花吾友于”，“友于”据“惟孝友于兄弟”，以“友于”代“兄弟”。“为尔惜居诸”，本“日居月诸”，以“居诸”代“日月”。又叠语，如《公羊传》书楚子围宋，宋人及楚人平事，“三书‘军有七日之粮尔’，凡九用‘尔’字，然不觉其烦”。
从以上讲的看来，唐代修辞，对叙述语的探索比较细致深入。宋代修辞，对修辞手法的运用提出了不少新的意见，给修辞学的创立作好准备。
三 修辞学初步创立时期
1．修辞学的初步创立
修辞学的初步创立，当推宋陈骙的《文则》。在他以前，虽有专篇论述各种修辞手法的，但还没有专书来讲修辞。著专书来讲修辞并有新的发现的是陈骙《文则》，是他初步创立了修辞学。所谓初步，是指它还不够完备说的。《文则》的内容，已经包括消极修辞、积极修辞和风格三部分。
《文则》里讲消极修辞的，如甲八反对用古语，说：“搜摘古语，撰叙今事，殆如昔人所谓大家婢学夫人，举止盖涩，终不似真也。”戊一、二、三，提出浅语、通语、土语，意谓经书中也用浅语，又指出经书中的古语，实是当时的通语、土语，与反对用古语一致。他说：《礼记》“间有浅语，如‘掩口而对’，‘母投与狗骨’”；盘庚告民，“用民间之通语，非若后世待训诂而明”。“诗文待训明者，亦本风土所宜。且‘王室如燬（烈火）’，使齐人读之，则‘燬’为常语。”乙一讲助词，认为“文无助则不顺”。“《檀弓》曰‘美哉奂焉’，《论语》曰‘富哉言乎’，凡此四字成句，而助词半之，不如是文不健也。”他是从修辞角度来谈助词的。他已提出偏义复词和辨析词义，不过他称为病辞、疑辞。乙四：“病辞者，读其词则病，究其意则安，如《曲礼》曰：‘猩猩能言，不离禽兽。’《系辞》曰：‘润之以风雨。’盖‘禽’字于猩猩为病，‘润’字于风雨为病也。疑词者，读其词则疑，究其意则断，如《何彼秾矣》曰‘平王（平天下之文王）之孙’，《檀弓》曰‘容居鲁（钝）人也’。盖‘平王’疑为东迁之平王，鲁人疑为鲁国之人也。”甲三里他提出词句协调，称：“文作而不协，文不可诵，文协尚矣。是以古人之文发于自然，其协也亦自然，后人之文出于有意，其协也亦有意。”这些要求用词的明确、词义的辨析、词句的协调，都属于消极修辞。
讲积极修辞的，如比喻，丙一把比喻分为：一、直喻，用喻词，“或言犹，或言若，或言如，或言似，灼然可见”。二、隐喻，“其文虽晦，其义可寻”。不用喻词。三、类喻，“取其一类，以次喻之”。“贾谊《新书》曰：‘天子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堂陛地一类也。”四、诘喻，虽为喻文，似成诘难。五、对喻，“先比后证，上下相符。《庄子》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六、博喻，“取以为喻，不一而足”。叠用几个比喻。七、简喻，“其文虽略，其意甚明。《左氏传》曰：‘名，德之舆也。’”八、详喻，“须假多辞，然后义显”。九、引喻，“援取前言，以证其事”。引用前人的比喻。十、虚喻，既不指物，亦不指事。“《论语》曰：‘其言似不足者。’”这里既讲了比喻，也讲了跟比喻有关的各种修辞手法。结合写作看，博喻、详喻尤为重要。上引《容斋三笔》讲韩愈一连用了五个比喻。又如苏轼《百步洪》诗：“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四句七种形象”，像“西洋人所称道的莎士比亚式的比喻，一连串把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这种描写和衬托的方法仿佛是采用旧小说里讲的‘车轮战法’，连一接二地搞得那件事物应接不暇，本相毕现，降服在诗人的笔下”（钱锺书《宋诗选注·苏轼》）。这样重要的修辞手法，《文则》里提出来了，这是值得称道的。又他讲的详喻，引《荀子》：“夫耀蝉者，务在明其火、振其树而已，火不明，虽振其树无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则天下归己，若蝉之归明火也。”这样用比喻，在促进写作上是很有帮助的。
此外，像甲三讲倒装，“《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甲七讲对偶，分“意相属”的流水对，即意思联贯的。丁一讲层递，有递进，“叙积小至大”；有递降，“叙由精及粗”。丁二讲交错，“文有交错之体，若缠纠然，主在析理，理尽后已”。可见他也讲了多种的修辞格。
讲风格的，有甲四讲繁简，举例说明。戊七讲繁简，评判得失。己一讲繁简，联系风格的有简练和富艳。甲五讲含蓄和畅达，戊四讲“文苦而难读”，“文婉而易观”，即艰深和明白。己四讲“《考工记》之文，榷而论之，盖有三美：一曰雄健而雅，二曰宛曲而峻，三曰整齐而醇”。这里虽然讲了多种风格，但比起刘勰的《体性》、《风骨》来还显得不够，所以只成为初步创立的修辞学。
2．元明清的修辞
元代结合戏曲来讲修辞，有它的特色。明代讲修辞的，以李腾芳的《文字法三十五则》比较突出。清代讲修辞的以桐城派的文论有新见解。
元周德清《中原音韵·作词十法》里讲对偶，分扇面对，如《调笑令》，以“第四句对第六句，第五句对第七句”；重叠对，如《鬼三台》，“第一、二、三句，却对第四、五、六句是也”；又救尾对，如《红绣鞋》，“第四句、第五句、第六句为三对”。说明戏曲的对偶，不同于骈文和律诗。
明李腾芳《文字法三十五则》，如论“字”，“欧公《醉翁亭记》：‘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一‘翼’字，将亭之情、亭之景、亭之形象俱写出，如在目前，可谓妙绝矣”。这里已看到字的形象性。论“剥”，“此法由浅入深，由粗入细，由外入内，由客入主，渐渐剥出为妙。如孟子对梁惠王，先言‘杀人以梃与刃’，‘以刃与政’，然后说到惠王‘率兽食人’”，这是递进。三十五则中谈写作的多，谈修辞的少，以上两则就是属于谈修辞的，能注意词的形象性，有它的特色。
清初顾炎武《日知录》谈《文章繁简》已经注意到修辞的两大分野，一种要求正确，一种要求生动。前者像《史记·樗里子传》：“母，韩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苏辙《古史》改为“母，韩女也，滑稽多智。”把樗里子的滑稽多智，误作母了。这样求简就违反了修辞上求正确的要求。“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小吏的一种）蓄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悠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须重叠而情事乃尽。此孟子文章之妙，使人《新唐书》，必曰：校人出而笑之。是故辞主乎达，不主乎简。”他假定照《新唐书》的写法，就失掉了修辞上求生动的要求。在这里他已看到了修辞上的两大分野，是有新的见解的。
清代桐城派论文，对于这两大分野的修辞都注意到了。方苞《又书货殖传后》谈到义法：“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这里提出消极修辞要注意文章的内容和次序。他在《书萧相国世家后》说：“柳子厚称太史公书曰‘洁’，非谓词无芜累也，盖明于体要，而所载之事不杂，其气体为最洁耳。”就是说《史记》的文章合于义法，合于有物有序的要求，既有内容又有次序。他在《书归震川文集》里谈归有光的文章，“袭常缀琐，虽欲大远于俗言，其道无由”。指出归文写平常琐事，内容不足取，在“言有物”方面显得不足。“至事关天属，其尤善者不俟修饰而情辞并得，使览者恻然有隐（痛）。”指出归文在表达感情方面能感动人。这也是从修辞两方面来立论，既注意消极修辞要讲究内容，又注意积极修辞的动人力量。
刘大櫆《论文偶记》谈到文章的神气、音节、字句，说：“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迹。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作文如字句安顿不妙，岂复有文字乎？”这里讲字句的安顿，是消极修辞的要求。这种安顿要注意音节，通过音节来表达神气，在表达神气里面又含有表达神情，这是积极修辞的要求。在这里指出，文学散文既要注意字句安顿，又要表达神情，是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的结合，这是他在修辞学上的新贡献。
清朝谈修辞，从顾炎武到桐城派，都已注意到修辞的两大分野，这是论修辞更深入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