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概念与理论内涵
“小县大城”的三重维度。作为本土的县域城镇化理论，“小县大城”的已有研究立足中国山区县域实践，其主要是在县域空间有限、资源有限的约束下，通过要素的集约集聚实现发展效能的跃升，具体包含三个递进维度。第一，空间形态维度：小县城、大城关。这是最直观的外在特征，即县域人口、产业、公共服务高度向城关镇集中，形成高城镇化率的空间格局。对于山区小县而言，分散式发展必然导致资源分散、效率低下，而人口向城关镇集聚能够最大化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利用效率，以更小的空间成本承载更多的人口与产业。
第二，发展效能维度：小县城、大发展。县城的行政体量虽小，但产业培育、就业吸纳、环境改善、民生保障等方面具备极高的发展效率，人口、就业、产业、环境四大要素协同运转，能够实现与大城市一样的发展空间与生活品质。
第三，战略价值维度：小县城、大中国。放在城乡中国的整体格局中，“小县大城”是中国城镇化的重要形态之一，为广大山区县、生态县、农业县提供差异化的发展路径，是构建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格局的关键支撑，折射着中国城乡转型的整体趋势。
乡村优质生活空间的三重属性。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并非单一的物理空间概念，而是集物质载体、价值认同、生活实践于一体的复合空间系统，包含三重相互关联的属性。第一，物质空间属性：具备现代生活基本条件。这是优质生活空间的基础层，主要是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可达、人居环境舒适，包括安全的住房、便利的交通、稳定的水电通讯、基本的公共服务配套等，解决“能不能生活”的底线问题。
第二，观念空间属性：形成现代生活方式的价值认同。这是优质生活空间的中间层，主要是多主体对乡村生活方式形成共识与认同，既包括本地村民对乡村发展的信心与归属感，也包括外来群体对乡村生活的接纳与认可，解决“愿不愿意生活”的认同问题。
第三，生活空间属性：持续生成的日常公共生活。这是优质生活空间的核心层，也是区别于传统空间建设的重要特征。其体现为日常交往、公共活动、社会互动的持续发生，空间在使用中不断被赋义、更新，形成自我运转的生活秩序，解决“能不能持续生活”的长效问题。
空间叠加态的理论意涵。空间叠加态是理解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再生产的主要概念，来自量子力学。量子力学中，“叠加态”（superposition state）指的是一个粒子在被观测之前，可以同时处于多种状态的潜能。与叠加态对应的纠缠态（entangled state），表明多个量子系统存在不可分割关联。本文探讨的空间叠加态，借用此概念作为隐喻，指同一空间载体上，多重空间功能、空间意义、空间形态，非共时生成、层层叠加、互相激活的状态。
与传统线性的空间升级逻辑不同，空间叠加态具有三个特征。一是非共时性。三重空间并非同步生成，而是遵循“物质空间先行、观念空间跟进、生活空间延展”的时间顺序，逐步叠加、逐层深化。二是功能互嵌性。三重空间并非相互替代，而是彼此嵌套、互为支撑。物质空间为观念空间与生活空间提供载体，观念空间为物质空间与生活空间凝聚共识，生活空间反向激活物质空间与观念空间的价值。三是动态循环性。空间叠加不是一次性完成的静态结果，而是持续循环的再生产过程。生活实践不断赋予空间新的意义，推动空间功能持续迭代，形成螺旋上升的动态格局。
实践演进：屏南县城乡融合发展三阶段
作为山区小县，屏南县自2015年起，以“弱鸟先飞”的发展理念为指引，以县域为单元统筹推进传统村落保护与文创产业发展，成立县级传统村落文创产业项目指挥部，系统整合政府、市场与社会资源，探索出一条“县域统筹、片区联动、多主体共创”的乡村优质生活空间构建路径。十余年间，龙潭、四坪等村庄从“空心村”蜕变为全国知名的文创村，入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历史文化保护典型案例，形成可复制的“屏南经验”。从实践演进看，其乡村优质生活空间的再生产大致经历三个递进阶段。
项目制共建：县域托底与物质空间筑基（2016～2020年）。第一阶段以“县域统筹＋项目共建”为主，首要目标是补齐乡村硬件短板，完成物质空间创造。屏南县乡村发展也曾面临“政府大包大揽、村民参与度低”的问题，“工料法”正是为破解这一矛盾而提出的。在这一阶段，县域统筹的主要目标是破解乡村“不能住、不便居”的硬件瓶颈，通过县域统筹和项目化运作，将衰败的传统村落转化为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物质空间，为后续生活功能恢复筑牢物理基础。此时的主要矛盾是“村庄衰败、不能居住”，破解机制是县域统筹的项目制和工料法的共建机制，阶段成果是“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物质空间”。至此，屏南乡村完成从“去生活化”到“具备生活可能性”的关键转折。县域统筹的项目制共建，为乡村优质生活空间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共建机制与功能开放，则为后续主体回归与生活功能恢复奠定社会基础。
参与式共创：多主体互动与观念空间重塑（2021～2024年）。第二阶段进入多主体参与、价值共创阶段，主要是打破身份壁垒，重塑乡村观念空间与社会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多主体互动和“回村人”称谓，带来新的公共活动机制。物质空间托底之后，屏南乡村进入生活空间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新老村民的持续互动，重构乡村的价值认同与社会关系，如同在地化和回嵌乡土的研究那样，推动乡村生活的在地化和多重功能恢复，使得“无主体熟人社会”转向“多主体熟人社会”，形成新的承载共同生活预期的共同体观念。
但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新老村民曾因生活习惯、利益诉求产生分歧，双方在日常互动中反复磨合与协商，逐步形成包容的共同体意识。此时的主要矛盾是“新老区隔、生活疏离”，破解机制是身份融合和日常化公共生活，阶段成果是“形成价值共识的观念空间”。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自2020年起入驻、每年一度的乡村振兴硕博研习营，进一步强化四坪村等村庄的价值定位，使其从地方实践样本升级为全国乡村建设的交流平台。不同主体在共同生活中形成对乡村生活方式的价值认同，构建起稳定的观念空间。这种观念上的共识，比物质空间更具凝聚力，是乡村优质生活空间能够持续生长的深层内核。
去中心化共享：数字赋能与生活空间延展（2025年至今）。第三阶段依托数字技术实现空间边界拓展，形成去中心化共享的全域生活空间形态。长期以来，数字鸿沟横亘在城乡居民之间，屏南县也面临着数字治理规则不完善、云村民参与度不稳定等挑战。为此，屏南县不断通过数字赋能与生活空间延展，探索去中心化共享机制的优化路径。这里的“去中心化”，虽来自奥斯托罗姆“多中心”“自主治理”的思想，但在中国语境下特指乡村建设参与模式与治理形态的扁平化、多样化，以打破单一主体主导的传统模式。在物质空间与观念空间的基础上，屏南县借助数字技术推动乡村生活空间进入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突破物理空间局限，实现跨尺度、去中心化的生活空间再生产，进一步放大“多节点联动型”“小县大城”的辐射效应，让乡村生活空间从村庄尺度走向县域尺度、从在地在场走向虚拟现实融合。
此时的主要矛盾是“边界受限、难以持续”，破解机制是数字赋能和片区联动，阶段成果是数字治理推动“跨尺度延展的生活空间”。数字治理并非将乡村生活简单搬到线上，而是通过技术放大在地实践的公共价值。“老屋认租15年”等机制通过数字化登记降低交易成本，“我在屏南有亩田”“我在四坪有棵（柿子）树”等项目通过线上渠道连接城市消费者，让乡村生活空间的公共性突破物理边界，形成“去中心化但有连接”的开放形态。这一形态既保留乡村熟人社会的人情味，又突破传统共同体的封闭性，为乡村优质生活空间的持续演化注入新动能。
机制阐释：空间叠加态与城乡双向赋能
十余年的地方实践，并非零散的政策试验，而是遵循着清晰的内在演化逻辑。三重空间的叠加生成背后，是乡村社会结构的转型与县域制度优势的支撑。
三重空间的叠加生成逻辑。乡村优质生活空间的生成，是三重空间层层叠加、循环互促的动态过程，而非一次性的建设结果。第一，物质空间是基础载体，回答“能不能生活”的底线问题。县域统筹的项目制共建，集中补齐乡村的基础设施短板，让乡村具备现代生活的基本硬件条件。第二，观念空间是价值纽带，回答“愿不愿意生活”的认同问题。多主体的参与式共创，在物质空间之上叠加价值认同与社会关系，凝聚共同生活的价值共识。其让乡村空间从“可用”变成“可居”，从“物理场所”变成“情感归属”，促进“无主体熟人社会”转向“多主体熟人社会”。第三，生活空间是主要目标，回答“能不能持续生活”的问题。数字赋能的去中心化共享，在观念空间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生活的边界，让生活实践突破物理局限，实现跨空间、跨主体的持续再生产。
为此提出命题一（微观，空间规律）：县域统筹是乡村优质生活空间生成的制度前提。相比于分散的村级建设，县域层面的资源整合、规划统筹与公共服务延伸，能以更低成本完成物质空间建设基础，破解单个村庄的资源瓶颈。
社会基础：从“无主体熟人社会”到“多主体熟人社会”。空间形态的演化，依托乡村社会结构的深层变革。从“无主体熟人社会”到“多主体熟人社会”的社会结构转型，是空间叠加态得以生成的社会根基，也是“小县大城”赋能乡村治理的体现。第一，传统熟人社会的根基是血缘与地缘，封闭但稳定。人口外流让熟人网络逐渐松动、空心化，形成“无主体熟人社会”。而多主体熟人社会，是在城乡融合背景下形成的新型乡村社会结构，既保留熟人社会的人情味与互助传统，又具备现代社会的开放性、流动性与协商性。第二，多主体熟人社会的形成，让乡村空间拥有稳定的使用者、建设者与守护者。空间不再依赖外部项目维持活力，而是通过主体间的日常互动实现自我运转、自我更新。这正是乡村优质生活空间能够持续再生产、避免“昙花一现”的关键密码。
为此提出命题二（中观，社会基础）：空间叠加态是乡村优质生活空间的生成规律。优质生活空间不是一次性建成的物理产物，而是物质、观念、生活三重空间非共时叠加、循环互促的动态结果，其社会基础是从“无主体熟人社会”到“多主体熟人社会”的结构转型。
制度保障：替代式“小县大城”的县域统筹支撑。社会结构转型离不开县域层面的制度支撑，“小县大城”的县域统筹作用在此凸显。如果说空间叠加态揭示乡村优质生活空间的内在生成规律，那么“小县大城”的县域统筹模式则为这一过程提供系统性的外部制度保障。不同于福建省德化县、浙江省云和县等以城关镇单极集聚为主要特征的典型“小县大城”，屏南县走出一条多节点联动的城乡融合型路径。其并非依赖人口、产业、公共服务向城关镇高度集中，而是以县域为基本统筹单元，通过制度整合、产业联动、服务延伸三重机制，推动发展动能系统性下沉到乡村片区，为高度分散的乡村空间再生产创造整体条件，拓展“小县大城”模式的适用边界。
具体体现为：第一，制度统筹支撑。“小县大城”以县域为单元统筹政策、资金与项目，能够突破分散化乡村建设的资源瓶颈，将分散在住建、文旅、农业、交通等部门的要素集中投放、精准落地，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能。第二，产业联动支撑。县城的要素集聚形成规模效应，构建起“县城总部＋乡村场景”的产业分工模式：文创设计、品牌运营、流量渠道等环节布局在县城；体验场景、生产工坊、在地服务等环节，下沉到乡村；文创、文旅、电商等新业态能够低成本向乡村延伸。第三，服务延伸支撑。县域统筹的公共服务体系，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优质服务向乡村片区延伸覆盖，提升乡村生活的便利度，降低人才入乡的生活成本。
为此提出命题三（中观，保障机制）：“小县大城”的三重赋能是空间再生产的系统性制度保障。相比于单村分散建设的模式，“小县大城”框架下的县域统筹通过制度整合、产业联动、服务延伸三重路径，能够有效突破乡村的资源约束与能力边界，为空间叠加态的持续生成创造条件。
双向互动：县城集聚与乡村活化的城乡共生。制度赋能最终推动县域与乡村形成良性互动，构建城乡共生新格局。屏南县的经验印证县域统筹与乡村优质生活空间之间的双向赋能关系，二者共同构成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完整闭环。第一，“小县大城”为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再生产提供系统支撑。县城通过要素集聚形成规模效应，以及县域统筹，将制度、产业、服务资源向乡村下沉，带动乡村空间改造、产业培育与人才集聚。第二，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反向提升“小县大城”的发展质量。一是活化的乡村空间拓展县域发展的空间容量，推动县城的经济功能、文化功能与消费功能向乡村片区延伸，形成“一核多片”的县域发展格局，突破山区县城空间有限的局限；二是乡村吸引多方人才与新型业态，丰富县域的产业生态与人才结构，提升县域的创新活力与文化吸引力，增强“小县大城”的综合竞争力；三是城乡空间的功能互补与生活共生，推动县域城镇化从单纯的人口集聚转向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让“小县大城”不仅有产业规模，更有生活温度与社会活力。
为此提出命题四（宏观，城乡融合）：城乡双向赋能是“小县大城”的高阶发展形态。当县域发展从“城关单极集聚”走向“城乡多极共生”，乡村活化能反向拓展县域发展空间、优化县域产业生态，形成更高质量的城乡融合格局。
由此可见，多节点联动型“小县大城”框架下的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并非单一空间形态的线性升级，而是物质空间、观念空间、生活空间三重叠加的“空间叠加态”。三者在时间上递进、功能上互嵌、实践中非共时生成，在县域统筹与多主体协同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可持续的再生产机制。空间叠加态使得典型的“小县大城”在空间上由城关镇拓展到乡村。本文提出山区县域现代化的“小县大城”新模式，对研究平原农业县、工业强县等，提供优质生活空间创造新启发。
原文有删减，详见《学术前沿》2026年第19期
作者：清华大学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研究中心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特聘教授 周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