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娜，南开大学；李思琦，河北省煤田地质局

来源：《当代亚太》2026年第4期

作为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行为体，国际组织的扩员是其壮大实力、提升影响力的重要途径。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组织内部架构与权力格局的变动，许多国际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特定阶段会选择吸纳新成员。随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一批新兴国际组织纷纷登上国际舞台，其扩员方式不同于传统国际组织所遵循的高度规范化路径，更加灵活、多元与开放，在实现共同目标的具体路径上强调“各显其能”，因而近年来的扩员实践体现出显著的差异化趋势。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扩员规模和速度等表层维度，更深刻反映在扩员路径、制度安排及其背后的逻辑等深层结构。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是：新兴国际组织的扩员为何会呈现差异化特征？具体存在哪几种扩员模式？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些扩员模式的差异化？围绕上述问题，本文旨在归纳新兴国际组织扩员的规律，并揭示其背后的因果机制。

在概念界定上，本文将“新兴国际组织”界定为冷战后成立的、以特定协议或法律形式创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其成员构成以新兴经济体及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为主，决策机制多建立在协商一致原则基础上。既有研究已较为全面地归纳了国际组织扩员的进程、影响与动力机制，指出扩员会对组织内部制度稳定性与外部影响力产生双重影响，其动因主要包括成本—收益计算、权力与地缘政治考量以及规范扩散等，且新兴国际组织在扩员中展现出更强的灵活性与适应性，通常基于现实需要与战略考量因时、因事吸纳正式成员。但由于部分理论框架是针对特定类型国际组织构建的，其在解释更广泛的国际组织尤其是新兴国际组织扩员这一新现象时适用性有限。

本文认为，新兴国际组织若要在以西方规则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不应僵化地以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权威和规范作为合作基础，而应遵循“确立共有目标—形成共识原则—协调共同立场与行动—提升整体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发展路径，扩员正是实现该路径的最后一步。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发展定位与制度化水平共同塑造了新兴国际组织差异化的扩员路径与结果，据此可将新兴国际组织的扩员归纳为规模型、渐进型和限制型三种类型。发展定位决定扩员的基本逻辑与目标导向，主要体现在核心目标、规范/标准与共识原则等方面，可分为广泛代表性、功能性合作与战略性合作三种取向。其中，广泛代表性强调成员的数量、地域覆盖范围以及成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地缘政治影响力；功能性合作以务实共赢为导向，涵盖议题广泛并强调合作效能；战略性合作则侧重于在坚实的功能性合作基础上深化政治互信，对成员的代表性与功能范围往往设置更为明确的界限。制度化水平则反映组织的内部运作能力与扩员过程的程序化水平，可从扩员程序是否完备、有无常设机构以及制度化深度等维度评估，一般分为低、中、高三个等级。

具体而言，规模型扩员以广泛代表性为首要发展定位、制度化水平较低，其核心动力在于通过扩大成员数量增强组织代表性与灵活性，以更广泛地参与跨国问题治理、促进国际合作；渐进型扩员以功能性合作为主要发展定位、制度化水平中等，其核心动力源于功能性合作的需要，目的在于避免因扩员过快导致机制运行不稳定，力求在制度建设与成员扩充之间取得平衡；限制型扩员则以战略协作为发展定位、制度化水平在新兴国际组织中最高，其核心动力在于强化成员之间的协同，实现更高水平的互信与合作，成员需切实履行责任、遵守原则，扩员准入程序更为严格。相较而言，文化、意识形态、国际舆论与国际局势等外部因素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扩员进程，但因各类组织所面对的宏观外部环境具有共性，难以成为解释不同组织间扩员模式差异的核心变量。

在研究思路上，本文选取二十国集团、金砖合作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作为案例，分别对应规模型、渐进型和限制型扩员三种路径加以检验。二十国集团没有明确的成员资格标准和扩员步骤，亦无常设行政机构与实体机制，采取“非实体机制化”的对话论坛模式，制度化水平较低，属于规模型扩员。其发展定位在于，以非正式合作机制确保扩员的灵活性，通过响应全球危机与缩小全球发展差距的目标驱动代表性扩员；较低的制度化水平与软性约束机制契合许多新兴国家不愿过度让渡主权的制度偏好，松散的制度形式降低了扩员过程中来自既有成员的阻力，吸纳非盟为正式成员正凸显了其以广泛代表性为导向的规模型扩员特征。

金砖合作机制以合作共赢为导向、功能性突出，在从“金砖四国”到“大金砖”的发展历程中，自2009年启动以来逐步完善建章立制文件，2022年北京宣言明确扩员方向，2023年约翰内斯堡峰会就扩员指导原则、标准和程序达成共识，2024年沙特、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五国正式加入，其扩员过程体现出从接触到吸纳的阶段性特征，符合渐进型扩员的基本逻辑；作为“全球南方”的多边合作平台，其扩员既重视经济规模与发展潜力，也综合评估地域代表性，同时通过设置正式成员国与伙伴国两类参与身份为扩员提供缓冲，印尼的加入既弥补了其在东南亚地区的代表性缺口，又与其中等制度化水平相适应。

上海合作组织重点关注反恐、边境稳定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建立了地区反恐机构和秘书处等常设机构，扩员程序规定明确、标准严谨，具有限制型扩员的典型特征。其以安全合作为优先方向、扩员呈现鲜明的欧亚地区属性，“上海精神”成为扩员的共有价值基础；较高的制度化水平虽提升了运行稳定性，但也意味着扩员决策需经多层级审议、周期较长，白俄罗斯自对话伙伴、观察员到正式成员的身份升级，充分体现了该组织审慎而严格的扩员路径。

研究表明，新兴国际组织的扩员并非成员数量的简单扩充，而是涉及制度适应、资源分配等一系列问题。不同层级的国际组织在扩员模式上可能存在差异：全球性组织、地区性组织和次地区组织因治理范围、议题覆盖不同可能采取不同扩员策略，单一任务型国际组织优先功能性合作，其扩员进程可能更符合渐进型扩员模式；涉及不同议题的组织可能采用规模型扩员方式，以在全球范围形成合作网络；与安全议题紧密相关的组织因涉及国家核心利益，在扩员问题上更为谨慎。未来，随着全球治理日益复杂化，单一扩员模式难以满足组织多元化的发展需要，新兴国际组织的扩员模式可能呈现更加灵活和更具融合性的趋势，在不同时期、不同目标下采取多种扩员策略，甚至在同一组织内部兼容多种模式特征。随着“全球南方”国家国际影响力上升以及数字经济、气候变化治理等新议题的兴起，新兴国际组织也可能探索更多扩员新模式，以适应全球合作的新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