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认知人类学自20世纪50年代形成以来，始终围绕文化知识如何被习得、分类、表征、实践和传递展开，并在研究对象、解释尺度和证据方式上历经持续调整。本文从学科发展史与理论方法发展史的双重视野出发，以研究范式的演进与转换为主线，梳理认知人类学由前史阶段文化自主论与生物决定论的对峙、文化整体论与还原论的分野，进入20世纪50-70年代以民族语义研究为主要内容的范式建构阶段，继而经由原型理论与文化模型转向分布式认知、具身认知和情境认知的演进历程，并考察了2010年以来普遍主义反思、生物文化互构与多层证据整合推动的认知人类学多元探索。文章认为，认知人类学的范式演变并非以认知机制取代文化解释，而是不断重组文化意义、个体经验、身体实践和社会互动之间的解释关系。其重要转换表现为从相对静态的“头脑中的文化”走向情境化、实践化和分布式的文化认知研究。中国学界需要从本土关系结构与文化—认知机制的结合中提出问题，形成兼具本土解释力与国际对话能力的研究路径。
关键词：认知人类学 文化人类学 研究范式
作者罗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语言文化行为实验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安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语言文化行为实验研究室副研究员；陈雅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语言文化行为实验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6号办公楼，邮编100081。
文化与心智的关系，是人类学长期讨论且不断转换其问题形态的基本命题。自泰勒（Edward B.Tylor）将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和习俗等纳入文化定义以来，人的思维、知识与意义世界便成为文化研究无法绕开的内容。博厄斯（Franz Boas）及其门人弟子在反驳科学种族主义（scientific racism）和单线进化论（unilineal evolution）的过程中，强调不同族群基本心智能力的平等性，主张文化差异应置于具体历史过程、语言传统和社会环境中理解，由此形成的文化自主论（cultural autonomism）与文化整体论（cultural holism），为现代人类学摆脱生物决定论（biological determinism），确立独立学科边界奠定了基础；但这一传统在捍卫文化不可还原性的同时，也长期悬置了一个关键问题，即文化知识究竟如何在个体层面被习得、表征和调用，又如何在社会互动、身体实践与代际传递中获得相对稳定的形式？
认知人类学（cognitive anthropology）正是在这一问题意识中逐步形成的。学界一般认为，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民族科学（ethnoscience）和民族语义学（ethnosemantics）研究，是其独立成形的重要起点。古迪纳夫（Ward H.Goodenough）将文化的核心落实为社会成员为了合乎规范地行动而必须掌握的知识与信念，并以成分分析（componential analysis）为亲属称谓的语义结构提供了精确的分析工具，同时为颜色术语（color terms）和民间分类学（folk taxonomy）的跨文化比较开拓了可操作的研究路径。丹德拉德（Roy G.D’Andrade）据此将认知人类学概括为研究人类社会与人类思维关系的学问；国内教材亦将其界定为考察社会、文化、实践与人类思想之间互动及结构关系的学科。因此，认知人类学并非以心理机制替代文化解释，而是试图在宏观文化结构与个体经验过程之间建立可分析的中层联系。
本文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认知人类学如何在文化整体性与个体认知机制之间，持续调整研究对象、解释尺度和证据方式？从认知人类学的范式演变看，其研究重心经历了从“头脑中的文化”到“实践中的认知”，再到多层次证据整合的持续扩展。早期民族志语义、成分分析和本土分类研究，主要关注文化知识的分类与表征；原型理论（prototype theory）和文化模型理论（cultural model theory）进一步揭示了文化知识的典型性、整体性与行动导向；分布式认知（distributed cognition）、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和情境认知（situated cognition）则突破了将认知限定于个体头脑内部的研究路径，将身体、工具、环境、社会互动和协作实践纳入分析。近年来，对认知普遍主义及其文化边界的反思，又推动认知人类学重新审视文化解释、机制分析与证据检验之间的关系。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旧有路径被新理论取代，而是不同研究对象、解释尺度和证据方式之间主导关系的不断重组。
本文所称“研究范式”，主要指围绕研究对象、核心问题、解释尺度、方法组合与证据标准形成的相对稳定配置，“范式转换”则是指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发生重新组织。通过研究范式演进及转换的梳理，对于厘清认知人类学的基本问题意识及其时代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这一理解，本文从学科史、理论范式与方法论相结合的角度，依次讨论认知人类学兴起的理论张力、认知革命背景下的早期发展、由文化表征研究向实践与分布式认知的转向，以及其当代多元发展与中国本土探索。
一、认知人类学发轫较晚的成因与范式孕育
作为人类学最具跨学科特质的分支之一，认知人类学迟至20世纪中叶才正式确立学科身份。同样以人类文化为核心研究对象，亲属制度、宗教仪式、社会结构等议题在19世纪末便已进入人类学核心领域。本部分基于学科史视角，系统考察认知人类学发轫迟缓的内在成因。
早期人类学已形成对心智议题的关注，但其研究传统强调文化的自主性与整体性，有意识地将自身与生物学、心理学等学科所秉持的生物决定论和还原论路径区分开来。这种学科边界的自我建构，使人类学长期未发展出系统的文化认知实证研究方法。1871年，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提出的经典文化定义，已将知识、信仰、思维能力等心智范畴纳入文化核心构成；1901年博厄斯在《原始人的心智》中以驳斥科学种族主义为核心主旨，通过跨文化比较论证了不同种族的基本心智能力平等，初步触及文化对思维方式的塑造作用。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心智相关研究仍停留在宏观理论思辨与整体比较层面，未能形成可操作、可重复、可检验的微观认知实证研究方法。
从学科史的视角审视，认知人类学的迟发并非源于学科内部的分歧，而是人类学在确立自身学科边界的过程中，与同时代其他学科之间形成的两组根本性分野所致。第一组是文化自主论与生物决定论之间的本体论划界。以博厄斯为代表的美国历史学派为驳斥科学种族主义，在理论上有意识地将文化与生物区分开来，以确立文化的独立解释力。第二组是文化整体论与自然科学还原论之间的方法论路径分歧。人类学选择从宏观制度、符号系统与社会结构入手研究文化，而非采用同时期生物学、心理学等学科盛行的还原论方法。这两组分野贯穿了人类学从19世纪下半叶独立成科到二战结束的整个发展历程，既推动了人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也在相当程度上延缓了个体认知层面微观机制研究的系统性展开。直到二战后认知革命兴起，为人类学提供了能够在不放弃文化自主立场的前提下系统探讨文化与心智关系的概念工具与实证方法，认知人类学才最终突破长期孕育困境，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一）文化自主论与生物决定论的理论对峙
认知人类学的长期孕育困境，其本体论根源可追溯至人类学早期学科身份建构过程中形成的核心对峙，即文化自主论与生物决定论的根本分野。学科史研究表明，19世纪末的人类学为确立自身的独立学科身份，有意识地将自身定位与心理学、生物学区分开来。美国人类学家布劳特（Benjamin G.Blount）指出，当时的人类学“需要一门学科独有的、能够将其与心理学区分开来的视角或定位，文化概念由此应运而生，成为学科的关键概念”。 这一学科边界的自我建构，使得人类学在本体论层面始终坚守文化的独立解释力，与同期盛行的生物决定论思潮形成了长期且鲜明的学术对峙。
认知人类学诞生前，人类学长期存在两组核心对峙：文化自主论与生物决定论、文化整体论与自然科学还原论（reductionism）。19世纪后半叶，达尔文主义被部分社会理论家移用于解释社会差异。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将“适者生存”道德化、历史化，构建起从生物到文化的逻辑外推。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以“社会有机体”为隐喻，将政府、市场、家庭对应于“神经－循环－营养”系统，并以“制度适应性”推导“文明优越性”。此类理论虽未直接否定文化，却通过自然类比淡化历史、权力与不平等维度，进而将“进化”偷换为“优越”的话语逻辑。
上述倾向在科学种族主义中呈现出更激烈的形态。戈宾诺（Joseph A.de Gobineau）以“雅利安优越论”将文明差异归因于血统；高尔顿（Francis Galton）借谱系学推广优生思想；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将复杂行为简化为“本能”的衍生；诺特（Josiah C.Nott）与格利登（George R.Gliddon）等人则通过颅骨测量与体质特征构建种族等级。此类研究多聚焦于颅骨与体质测量，进而将测得差异解读为“能力差距”。其方法虽看似具备科学性，却忽略了历史脉络与权力结构，核心策略在于将文化差异自然化，将结构性不平等解读为“天赋差异”的外在表现。这种倾向在学理层面压缩了“文化”的解释空间，在政治层面则为帝国扩张与殖民统治提供了看似中立的合法性论证。
同期的心理学与生物学领域也进一步强化了生物决定论与还原论的学术话语。19 世纪末实验心理学已建立起成熟的实验室研究范式；约从20世纪20年代起逐渐占据心理学主流的行为主义（behaviorism），虽秉持环境决定论而非先天生物决定论，但其秉持的方法论还原论路径将人类行为拆解为简单的刺激－反应联结，基本拒斥文化作为意义系统对认知的建构作用，这相当于否定了文化作为意义系统的独立解释力。而生物学界兴起的优生学思潮，则直接将人类行为和社会差异归因于遗传与生物禀赋，与科学种族主义形成了跨学科的学术呼应。
美国历史学派率先对上述生物决定论思潮作出人类学层面的理论回应。博厄斯偕其学生群体，依托系统田野调查与语言材料，挑战“生物－文化线性共变”的核心预设。博厄斯等在《中央爱斯基摩人》与《原始人的心智》中指出，体质与文化并非同构演进，语言－符号系统具有自主生成的历史机制；在《原始艺术》中，博厄斯基于西北海岸图腾与装饰艺术，揭示“写实－抽象”的形态转换如何将自然物转译为几何符号——这并非生物本能的延伸，而是文化将经验组织为可交流意义的过程。其学生则进一步拓展了相关论证：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以青春期研究凸显“后天文化脚本”对情绪与行为的塑造作用；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提出“文化模式”概念，揭示文化各要素的内在适配逻辑；赫斯科维茨（Melville J.Herskovits）则系统化“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与“文化价值平等”原则。这场“去生物化”革命拆解了科学种族主义的知识根基，最终确立了人类学的核心立场——这恰是博厄斯领衔的美国历史学派所倡导的“历史特殊论”（historical particularism）的核心要义：主张文化必须置于其特定的历史－生态－符号语境中予以阐释，凸显各文化的独特发展谱系与自主价值，坚决反对将文化差异简化为生物禀赋的自然投射或线性进化的普适性叙事。这场革命从学理上瓦解了科学种族主义的根基，确立了历史特殊论的核心立场，标志着文化自主论对生物决定论形成了阶段性制衡。
与此同时，早期古典进化论学者为推动人类学走向科学化所进行的理论探索，也留下了复杂的学术遗产。泰勒用“文化残存法”（cultural survivals）与全球比较框架，勾勒出“蒙昧-野蛮-文明”的社会发展阶段序列，摩尔根（Lewis H.Morgan）以氏族-胞族-部落－国家的组织演进脉络与亲属称谓的量化分析为支撑，提出以技术发明（如石器、铁器）和社会组织（从氏族到国家）为核心划分依据，将人类社会划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阶段的理论。二者开创了跨文化比较的研究范式，但其单线进化框架与技术决定论倾向，在20世纪初被以博厄斯为代表的历史学派所摒弃；后者倡导的历史特殊论与文化相对主义，替代了古典进化论的单线叙事。上述理论脉络共同推动人类学在20世纪初形成一种整体论的自我定位：文化独立于生物禀赋演化，是兼具历史性与系统性的意义网络。
在博厄斯学派完成理论批判之后，美国优生学运动对纳粹种族卫生立法的深刻影响，20 世纪极端种族主义实践以及殖民进程中的原住民迫害等史实，从现实维度暴露了生物还原论的巨大隐患。这些历史教训促使人类学确立了一条核心学术底线：文化差异不能被还原为体质或遗传差异。这一底线在拒斥生物决定论、捍卫文化自主论的同时，也使人类学对“心智”与“认知”层面的系统探究长期保持审慎——任何对文化背后认知机制的讨论，都容易被质疑为向生物还原论滑坡。这种因“去生物化”的学科自觉而形成的理论回避，在客观上推迟了文化与认知关系研究的系统化展开，构成了认知人类学发轫较晚的重要学科史成因之一；但也正是在这一底线所守护的学术空间内，文化作为独立意义系统的合法性得以确立，为后续认知人类学在不滑向生物决定论的前提下探究“文化如何塑造心智”孕育了范式基础。
（二）文化整体论与还原论范式的路径分野
如果说本体论层面文化自主论与生物决定论的对峙，划定了人类学早期的学科立场边界，那么这种立场分歧则进一步投射到研究方法层面，塑造了文化整体论与还原论范式的长期路径分野。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布洛克（Maurice Bloch）从宏观学科史视角对这一方法论选择的深层影响进行了系统阐释：人类学在发展进程中主动“放弃了一种自然主义认识论”，有意识地与心理学共享的还原论研究路径划清界限。这一方法论取向既巩固了文化人类学的学科独立性，也与同期主流心理学形成了清晰的范式分野，共同构成了认知人类学萌发前的方法论格局。人类学依托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与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两大流派确立了文化整体论的研究范式，而同期占据心理学主导地位的行为主义，则以严格控制的实验室实验为基础，遵循方法论还原论的实证路径，将复杂行为与环境影响均拆解为可观测、可操控的基本单元，拒绝对不可直接观测的内部认知过程展开研究。秉持文化整体论的人类学研究，强调文化要素在生计、制度与情感维度的整合功能，致力于追索跨文化共享的深层结构逻辑；行为主义心理学则聚焦于提炼普适性的行为联结规律，以刺激－反应的单元模型解释人类行为。二者从截然不同的研究路径切入对人类的分析，却分别以不同方式搁置了对“文化如何塑造个体认知机制”这一中间命题的深入探讨。
20世纪上半叶，“文化整体论”的成熟主要得益于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两大理论流派的推动。功能主义将心理需求纳入制度功能的解释框架，个体的注意、记忆、情绪与推理等过程被视作社会整合的附属产物，缺乏独立的实证分析；结构主义虽明确将“人类心智的深层结构” 作为核心对象，但其方法论根植于语言学模型，通过符号对立与转换规则揭示普遍的无意识逻辑，分析的有效性依赖于逻辑自洽性而非来自个体认知加工过程的经验检验。这一困境与行为主义的路径形成了鲜明对照：后者彻底将内部心智排除在科学研究范畴之外，前者则将心智完全消融于整体文化的功能与结构之中，二者均未能搭建起文化意义系统与个体认知机制之间的实证桥梁。因此，两大理论在操作化层面均未能系统回答文化知识如何在个体头脑中被习得、表征与调用——这一问题正是后来认知人类学着力填补的缺口。
作为经验功能主义的典型代表，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国内也有学者译为马凌诺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将库拉交换阐释为融合远航实践、巫术仪式与跨群体回赠网络的整合机制，系统揭示其维系社会秩序与群体信任的核心作用。需要指出的是，马林诺夫斯基并未完全忽视个体心理与认知过程——其提出的“基本需求”理论，正是从营养、繁衍、安全等个体生物心理基础出发展开分析的。在该理论视角下，个体的恐惧感知、风险判断、记忆存储与行为动机等认知要素，均被解读为社会制度与仪式运作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他仅将个体生物心理需求设定为文化制度的功能目标，并未独立拆解或分析内在的认知运作机制。“认知”在此被赋予了维系社会秩序的功能属性：其本质是通过塑造个体的认知与行为倾向，满足个体对安全与信任的基本需求，进而间接维系社会秩序的稳定。在这一过程中，个体认知彻底被功能化，完全服务于整体社会制度的解释框架。
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的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在共时性层面进一步将功能主义的整合逻辑从“个体需求满足”转向“社会结构存续”这一核心导向：安达曼岛民哀悼仪式中的哭泣、禁食与象征性禁忌，被阐释为凝聚社会共同体的情感整合机制。结构功能主义的直接影响在于，它揭示了文化要素如何服务于社会结构的稳定与存续，同时进一步弱化了对个体心智及其运作机制的分析与深度阐释。
以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以亲属制度、神话体系与文化分类的跨文化比较为研究起点，致力于追索“二元对立/变换”的深层规则。在其代表性著作中，《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揭示了婚姻交换背后的互惠逻辑，《野性的思维》与《神话学》则以“生/熟”“空/满”等范畴对置为切入点，展现了具体经验如何被组织为具备可分析性的符号叙事。结构主义最持久的贡献在于：它将思维结构重新纳入文化研究的核心视野，并主张文化差异是普遍思维结构的地域性呈现。在方法论层面，结构主义虽然没有提供心理机制模型，但其关于分类、转换和象征运作的讨论，为后来认知人类学关注概念结构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当然，尽管列维-斯特劳斯在西北海岸图腾材料中解析出“写实/抽象”的形态变换规律，在神话范畴的对置关系中勾勒出经验向抽象概念转化的梯度特征，但相关研究仍缺少心理现实性与发展路径层面的实证支撑：儿童如何习得这些文化范畴？学徒如何实现从具体手艺操作到抽象符号认知的过渡？身体、工具和环境构成的互动三角如何把抽象思维图式落到具体实践之中？这些问题恰恰是后来认知人类学着力回答的。
整体论留给人类学的双重遗产至此愈发清晰。一方面，它坚定捍卫了文化的不可还原性，构建起涵盖制度、符号与历史的宏观解释框架，成为人类学摆脱生物决定论与线性演化叙事桎梏的标志性成果。另一方面，由于始终以“社会整合”与“深层逻辑”为核心关切，加之当时实验与计算工具的匮乏，符合伦理规范的个体测量方法的缺失，以及长期追踪研究条件的不足，其宏观文化解释始终难以与微观认知机制实现有效贯通。与之相对，同期心理学主流范式虽具备成熟的实验操作范式与可重复的量化检验方法，却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化的意义属性与系统特征，无法回应文化多样性对人类认知的深层塑造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整体论并非与认知维度完全割裂。20世纪上半叶主导人类学的结构主义与功能主义两大流派，均已蕴含认知探索的重要思想萌芽：结构主义长期致力于解析自然物向文化符号转化的内在思维机制，为心智运算观奠定了早期学术基础——其“人类以二元对立范畴组织经验、以变换规则生成文化叙事”的核心主张，与后续认知科学关于“表征与规则”的经典理论形成了深层学理呼应；功能主义则将巫术、仪式等文化现象置于社会整合框架中分析，客观保留了对情绪调节、集体情感共鸣等心理过程的经验性描述。当然，尽管“拒斥生物还原论”的学术立场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必要性，但它在方法论层面也导致了对个体认知机制、文化习得过程、知识传递路径等微观层面操作化研究的长期搁置。与之相对，还原论路径虽致力于微观机制的操作化检验，却将文化差异简化为体质或遗传变量，消解了文化意义系统的整体性与自主性。整体论与还原论两种范式各自的理论盲区，共同构成了认知人类学得以兴起的方法论突破口：它既需要吸收整体论对文化意义的整体性观照，也需要借鉴还原论的实证操作方法，在二者的中间地带搭建起文化与认知的贯通框架。这一理论空白，既为后续认知人类学的发展设定了必须回应与修补的证据缺口，也正是认知人类学得以兴起并发展的核心动因。
二、认知革命背景下认知人类学研究范式的形成与早期发展
20世纪50年代兴起于心理学、语言学和信息科学等领域的认知革命，是一场跨学科的基础性学术浪潮，并非人类学领域内部的整体性革新。它使心智表征、信息加工和概念结构重新成为合法研究对象，并为部分人类学者分析文化知识的表征、分类与习得提供了新的概念和方法资源。对人类学而言，这一影响没有造成学科整体的范式更迭，而是促成了一条新的研究路径：部分学者在保留文化阐释和整体论关怀的同时，吸收认知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始系统研究“头脑中的文化”。
基于上述历史脉络与学术定位，本部分将首先以结构主义人类学为核心参照，厘清早期认知人类学对传统二元研究框架的突破与超越，明确其独特的学科定位；继而系统梳理这一阶段认知人类学的核心研究领域、标志性学术成果与方法论特征，分析其推动文化研究从宏观符号逻辑分析转向微观认知机制实证检验的历史贡献，同时探讨其早期发展阶段存在的内在局限。
（一）早期认知人类学对二元对立的范式突围
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认知革命，率先撼动了心理学领域行为主义长达三十余年的范式垄断。作为20世纪上半叶实验心理学的主流范式，行为主义秉持严格的实证主义纲领，将意识、思维等不可直接观测的内部心智过程视作认知“黑箱”，并将其排除在研究范畴之外，仅依靠可量化操控的刺激–反应联结解释人类行为；面对文化要素时，该范式又将其简化为单一的外部环境变量，无视文化作为意义系统的整体性与建构性，无力阐释文化经验对认知的深层塑造作用。以米勒（George A.Miller）短时记忆容量研究、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生成语法理论、奈瑟（Ulric Neisser）《认知心理学》问世为标志性节点，认知革命扭转了这一局面，重新将心智表征、信息加工、概念结构等内部认知过程确立为合法研究对象，搭建起“表征–加工–规则”的核心分析框架，首次为内部心智过程提供了系统的实证研究路径。这场范式转向不仅打破了行为主义的极端还原论桎梏，也为消解心理学与人类学之间“微观还原–宏观整体”的二元对峙创造了契机，为人类学打通宏观文化系统与微观认知机制的学科壁垒提供了理论与方法参照。受此影响，人类学内部并未出现整体性的范式更迭，但一批学者在坚守文化阐释传统的前提下，主动吸纳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尝试突破文化与认知、整体论与还原论的固有分野，由此开辟了探索“头脑中的文化”这一全新研究方向。
对于人类学而言，认知革命并未推动学科整体转向认知科学的研究路径。绝大多数人类学家仍然坚守整体论传统，在本体论与方法论层面与还原取向保持距离。与此同时，以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核心的一批美国人类学家率先认识到认知革命的学术价值。以罗姆尼（A. Kimball Romney）、丹德拉德、柏林（Brent Berlin）、凯（Paul Kay）等人为代表的学者，承袭民族科学与民族语义学的研究传统，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框架内积极吸纳认知科学的概念与方法，致力于解答“文化如何存在于人的头脑中”这一长期未被系统回应的核心命题。为这一研究方向确立核心分析对象的，是古迪纳夫1957年提出的文化定义：“一个社会的文化由一个人必须知道或相信的一切组成，以便按照其成员接受的方式行事，并在他所承担的任何角色中如此行事。”这一界定跳出了泰勒传统中将文化视为包罗万象的行为“复合整体”的经典框架，将文化的核心精准锚定为个体适配社会生活所需掌握的知识与信念体系，既为早期认知人类学提供了明确的研究对象与操作化路径，也标志着该研究路径从传统人类学的“行为描述”范式，转向了以心智结构为核心的“知识分析”范式。为了清晰界定这批学者所开创的早期认知人类学的学术特质并完成其范式定位，可以将同期同样具有心智研究旨趣的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学作为参照对象。
结构主义与早期认知人类学共享“人类心智具有内在结构化倾向”的核心预设，二者均拒斥经验主义传统下的“白板说”（tabula rasa）——心智初生时不具备任何先天认知结构，一切知识源自后天感官经验的经典假说。基于这一共同的本体论立场，二者均将心智的深层结构确立为文化分析的核心对象。列维-斯特劳斯在《结构人类学》中阐明了，人类凭借先天共通的心智运作逻辑，以二元对立为基础范畴整理感性经验，以固定转换规则生成神话叙事、亲属制度等文化形态。这一主张，如前所述，与认知科学“表征与规则”的核心理论形成深层学理呼应。事实上，这也为早期认知人类学的范式锚定提供了重要思想先导。
尽管共享心智结构化的本体论前提，但二者在研究对象、方法论路径与核心假定上仍存在根本分野。在研究对象上，结构主义聚焦作为集体社会事实的符号系统，致力解答“文化的本质结构是什么”；认知人类学则将分析尺度转向个体心智，回应“文化知识如何在个体头脑中生成、表征与传递”的机制问题。在方法论上，结构主义以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结构语言学为基底，通过二元符号的对立辨析与逻辑推演发掘文化的无意识深层结构，其理论解释以逻辑自洽性为核心标准，不强调经验可验证性；认知人类学则将心理现实性作为理论有效性的核心基准，强调通过系统实证方法检验研究假设。在基本假定上，结构主义预设文化深层结构的普遍性与无意识性，未将个体间文化知识分布的异质性纳入分析视野；认知人类学则承认同一文化内部个体知识的差异性，重点关注文化知识在不同个体中的具体呈现与习得过程。
上述共识与分野的对照表明，认知人类学并非对传统文化人类学的简单方法补充，而是在继承人类学对心智与文化关系长期探索的基础上，推动文化研究实现了从宏观符号系统的逻辑分析向个体认知机制经验检验的核心转向。它既未倒向纯粹的还原论认知科学路径，也未囿于结构主义的宏观符号分析框架，实则超越了“整体论—还原论”的二元对立，由此形成了人类学内部具有独特研究对象与方法论体系的新兴分支，为早期认知人类学完成范式锚定、实现独立成科奠定了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基础。
（二）民族语义研究的范式建构与认知拓展
在上述理论转向的指引下，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早期认知人类学运用成分分析、跨文化比较实验与民族志田野调查等方法，对亲属称谓、颜色术语、植物命名等民族语义材料展开系统研究，以此揭示不同文化群体的本土分类体系与认知结构。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研究均可纳入民族语义学的统摄性框架：成分分析本身即是民族语义学的标准操作工具，亲属称谓与植物命名则是该领域最经典的两大田野阵地，颜色术语研究虽引入实验法，其研究对象仍为基本颜色词的语义系统。其核心目标是在不放弃人类学整体论关怀的前提下，为“头脑中的文化”寻找可描述、可比较、可检验的分析单位。与传统民族志主要关注制度、仪式和社会结构不同，早期认知人类学更关心社会成员如何理解和组织其文化世界，即某一群体成员需要掌握何种知识，才能在特定社会中合乎规范地行动。
成分分析是这一阶段亲属称谓研究的主要工具。研究者借鉴语言学音位分析思路，将亲属称谓体系分解为若干语义特征，如性别、代际、亲疏等，以此揭示其内在结构。这一方法随后被拓展至颜色术语和植物分类等民间分类体系，进一步丰富了民族语义分析的方法论工具箱。通过这种方式，文化知识不再只是笼统的意义系统，而是可以被转化为相对清晰的分类规则和语义结构。罗姆尼与丹德拉德关于英语亲属称谓的研究，通过实验方式讨论亲属分类的心理现实性，证实了语义结构与个体认知加工之间的可分析关联。康克林（Harold C.Conklin）关于哈努诺人植物分类的研究表明，地方知识并非随意命名，而是与生态环境、生产实践和社会用途密切相关，形成了一套精密的认知分类系统。
颜色术语研究是这一阶段最具影响力的跨文化比较成果。柏林与凯等学者通过对多种语言中基本颜色词的系统比较，提出颜色命名既受到人类视觉感知系统的普遍约束，也在不同文化和语言系统中呈现出差异性。这一研究与罗施（Eleanor Rosch）关于原型和基本范畴的实验发现形成呼应，共同推动认知人类学从严格的二元特征分析转向对类别中心、典型性和梯度差异的关注。由此，早期认知人类学在文化相对性与认知普遍性之间建立了一个中层分析空间：它既不把文化差异还原为生物差异，也不把文化知识看作完全不可比较的地方性经验。
这一阶段的历史贡献在于，它使文化知识的内部结构获得了较为明确的操作化形式，为跨文化比较和心理现实性检验提供了系统的方法基础。从学术范式的长远遗产来看，这一时期围绕语义分类规则、跨文化认知共性与差异展开的系统性实证研究，不仅奠定了认知人类学的学科方法论基础，更构成了认知科学跨学科版图中重要的人文维度；其中本土分类体系的结构特征、基本颜色词的语义演化规律等经典结论，为当下人工智能领域的跨文化自然语言处理、多语言语义建模、人机文化交互等前沿方向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学术积累，是20世纪认知革命学术余脉在当代技术场景中的具体延伸。但其局限也较为明显：一方面，成分分析和分类研究容易把文化知识处理为相对静态的规则体系，较少关注知识在实践中的生成、协商和动态变化；另一方面，早期研究多集中于语义分类和个体表征，对身体、工具、环境和社会互动在认知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重视不足。正是这些内在局限，推动认知人类学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转向原型理论、文化模型以及分布式、具身和情境认知等新的理论路径。
三、联结主义浪潮下认知人类学的范式转移与中期发展
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认知人类学经历了该领域发展历程中最为深刻的范式转换。这一时期的理论演变与方法变革并非孤立发生，而是与认知科学领域的整体发展形成了持续的学术互动。其中，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联结主义（connectionism，又称连接主义）为这一进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与方法资源。联结主义以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对传统符号主义的认知观构成了深刻挑战，为认知人类学突破早期民族科学的静态语义框架、走向动态的分布式认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与概念工具。这一时期认知人类学的理论演进呈现出清晰的内在逻辑：首先通过原型理论与文化模型理论的建构，实现了从语义成分分析到整体性认知结构研究的跨越；继而突破表征主义的理论边界，完成了“从‘个体头脑’转向‘实践/协作系统’”的核心变革，这一变革具体体现在认知边界、研究对象与文化定义三个维度，为学科发展开辟了全新的疆域。
（一）原型理论对成分分析的修正与文化模型理论的生发
20世纪70年代初，罗施提出的原型理论对民族科学的核心方法论构成了根本性挑战。原型理论通过大量实证研究证明，人类的语义分类并非基于严格的必要充分条件，而是围绕“最佳实例”（即原型）组织起来的，具有显著的“家族相似性”和“梯度性”特征。这一分类机制恰好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联结主义认知模型形成理论互证：在经典的联结主义（如并行分布式处理模型）框架中，“原型”并非定位于某个单一“节点”的局部表征，而应更精确地理解为认知网络权重矩阵所编码的高激活概率的分布式状态模式（即“吸引子盆地”），分类过程并非对符号规则的逻辑运算，而是基于输入特征与原型节点的联结强度进行的并行匹配判断。这种对认知机制的解释，跳出了早期成分分析“符号－规则”的串行运算框架，为原型效应提供了可验证的认知神经底层逻辑，也推动认知人类学从“静态语义结构描述”转向“动态认知过程解释”。这一时期的理论发现有力动摇了成分分析将文化视为一套精确、统一的语义规则体系的基本假设，推动认知人类学开始反思静态语义分析的局限性。
在此基础上，认知人类学家进一步发展出文化模型理论。该理论认为，文化并非由零散的语义特征机械拼接而成，而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为群体成员所共享的“文化模型”构成的有机整体。这些文化模型是人们理解世界、组织经验、指导行为的基本认知框架，其系统性和整体性远超单个的语义范畴。文化模型理论将认知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孤立的语义分类体系，提升到了整体性的认知结构层面，实现了从“语义”到“认知结构”的第一次理论跨越。
然而，无论是罗施的原型理论，还是早期基于静态图式的文化模型理论，在认识论层面均受制于一种“窄表征主义”（narrow representationalism）范式。该范式将文化本质地视为孤立个体头脑内部精确、完备的符号性知识结构，把“文化—认知”的边界锁定于颅内的心智运算。在这种视野下，文化表征成了脱离具体情境和人际互动的静态心理实体，既难以从颅内心智图式推及文化经验在身体与情境中的具体生成过程，也无法解释文化知识在实践互动中的动态生成特征。
上述窄表征主义所遗留的习得与激活困境，在施特劳斯（Claudia Strauss）与奎因（Naomi Quinn）的《文化意义的认知理论》中获得了关键性突破。他们明确吸收了联结主义的核心思想，提出文化模型本质上是群体成员通过长期社会互动形成的、具有高度共享性的神经联结网络：特定的文化经验会不断强化对应概念节点之间的联结权重，最终形成稳定的、可被快速激活的认知网络；而不同个体的联结网络因共享的文化实践形成重叠，便构成了群体层面的“文化模型”。这一解释突破了早期文化模型理论“静态知识结构”的局限，赋予了文化认知动态性、习得性与情境性特征，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冲破了窄表征主义对文化认知的静态锁定，也为理解文化的代际传递与群体共享提供了微观认知机制的支撑。
然而，施特劳斯与奎因的突破并不彻底。尽管他们的理论框架承认社会互动是文化模型习得与更新的经验来源，但在理论终局上，文化表征的载体仍被限定于个体颅内的神经联结层面——这恰恰意味着，该理论在根本预设上仍未彻底摆脱窄表征主义的核心束缚：他们未能将联结主义的“分布式表征”（distributed representation）原则从神经元层面的联结权重，进一步外推至个体之外的社会互动网络与物质文化场域。换言之，他们解答了“文化模型如何被个体习得”，却回避了“文化模型如何在人际与社会物质环境中真实地运作与生成”。这种个体认知优先的取向，既难以充分解释宏观文化模式如何通过具体的社会互动情境与物质媒介，情境化地生成个体化的认知经验，也无法有效回应文化认知在人际协作、话语实践和物质环境中固有的动态分布与协同生成特征。文化认知的实践性、互动性与动态生成性，正是窄表征主义这一理论盲区所留下的核心问题。
（二）窄表征主义的理论局限与分布式认知的路径跃迁
正是为了克服文化模型理论的上述内在局限，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认知人类学系统引入了分布式认知、具身认知和情境认知理论，实现了研究尺度由个体表征向实践过程的扩展。这一转向本质上是联结主义思想从“个体内部的神经网络”向“社会－物质层面的认知网络”形成理论上的呼应——如果说个体认知是神经元节点的分布式联结，那么文化认知就是个体、他人、人工制品与环境共同构成的大型分布式网络的涌现属性。“从‘个体头脑’转向‘实践/协作系统’”正是对这一转向在认知边界、研究对象与文化定义三个层面核心变革的凝练概括。
新范式显著突破了“认知只发生在个体头脑里”的固有框架，其核心主张在于，文化认知并非孤立个体的颅内符号运算，而是在“个体－他人－人工制品－环境－实践活动”构成的完整分布式系统中生成、传递、维系的动态过程。正如哈钦斯（Edwin Hutchins）在对美国海军舰艇导航过程的民族志观察中所揭示的，海上导航的文化认知过程并非单个领航员的颅内计算，而是由海图、罗盘、测深仪、船员口令、标准化协作流程以及船舶物理结构共同构成的分布式系统完成，文化规范与认知逻辑内嵌于整个协作系统的每一个环节，而非仅存在于个体头脑中。
这一转向首先带来了认知边界的根本性拓展：认知的主体不再局限于单个个体，而是扩展为由人－人、人－物、人－环境共同构成的整个协作系统。文化规则不再仅仅存储于个体头脑，而是深度内嵌于协作流程、工具使用、互动实践以及物质环境之中，成为系统整体的属性而非个体的私有知识。与此同时，研究重心也发生了根本性转移，从对静态的共享知识表征的拆解，转向对动态的文化认知实践生成过程的考察。研究者不再满足于描绘抽象的认知结构，而是开始关注人们在群体协作、日常实践中如何调用、更新、传递文化认知，以及文化意义如何在具体情境中被协商和建构。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转向实现了文化定义的深刻重构，将文化从“个体共享的信念集合”重新定义为“群体协作实践中生成的意义系统”。这一定义的转变为人类学整体论的宏观文化叙事提供了可操作、可检验的中层分析抓手，有效弥合了长期存在的宏观文化与个体行为之间的解释鸿沟。
四、计算时代认知人类学的多元发展与路径探索
21世纪以来，认知人类学并未形成可与早期民族语义或分布式认知相并列的单一成熟范式，而是在普遍主义反思、生物文化整合、计算方法扩展和人工智能介入等方向上呈现多线并进。与前两个阶段主要围绕研究对象和认知边界的转换不同，当代变化更集中地表现为学科边界、解释尺度和证据体系的重新配置：文化不再只是实验研究中的背景变量，认知也不再被限定为个体内部的加工过程；民族志、实验与计算方法之间的整合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方法论与技术伦理反思，则成为学科能否继续保持人类学解释力的关键。因此，将2010年以来界定为“多元发展”阶段，更能准确反映这一时期的理论活力与方法创新，而非将其视为某一统一范式的完成形态。
（一）普遍主义反思与研究边界的重新调整
这一阶段的直接背景，是认知科学、文化心理学与认知人类学对跨文化认知普遍性假说的联合反思。亨里奇（J.Henrich）等人的批判表明，大量被表述为“人类普遍心理”的结论，实际上高度依赖西方、受教育、工业化、富裕和民主社会（WEIRD：western,educated,industrialized,rich,democratic）中的被试。对于认知人类学而言，这一批判并不仅是扩大样本范围的技术性要求，而是把文化重新带回概念界定、任务设计和结论外推的全过程。同一实验刺激在不同语言、道德秩序和生活经验中可能具有不同意义；某种分类、记忆或合作模式也不能在缺少民族志校准的情况下直接被解释为稳定的群体属性。由此，所谓认知普遍性不再是研究的先验起点，而成为需要通过跨文化比较加以检验的经验命题。
与此同时，人类学与认知科学之间重新出现以问题为导向的合作诉求。怀特豪斯（Harvey Whitehouse）与科恩（Emma Cohen）指出，二者虽然在证据标准、解释尺度和学术传统上存在差异，但可以围绕具体问题、以问题驱动的方式建立更具生产性的“再接近”关系。这一主张改变了早期跨学科合作中由实验学科预设概念、人类学仅负责提供样本或情境材料的单向模式。民族志应尽可能在研究问题的早期形成阶段介入，用以辨识地方概念及其使用条件；实验与量化分析则承担局部机制的检验；结果解释还需要返回历史过程、权力关系和日常实践，检验指标是否真正对应被研究者的经验世界。这种以问题为纽带的合作模式，实质上重新划定了认知人类学与认知科学之间的学科边界——从“实验设计者与田野辅助者”的单向关系，转向“问题共定、方法互鉴”的双向协作。
这种边界调整的学术贡献，在本体论层面把文化从外部变量提升为认知机制得以形成和运作的条件；在方法论层面则把机制解释纳入人类学可以批判性使用的证据类型。不过，多学科合作并不意味着证据标准的简单统一。若把国家、民族或语言标签直接等同于稳定文化变量，跨文化研究仍可能制造新的文化本质化；若只以可重复实验为“硬证据”，又会压缩历史、情境和意义的解释空间。2010年以来的学科反思由此确立了一项基本原则：认知人类学需要同时说明差异何以产生、机制如何运作，以及相关结论在何种文化边界内成立。
（二）生物文化互构与预测加工的引入
在普遍主义受到重新审查的同时，生物文化互构（biocultural co-construction）逐渐成为当代认知人类学的重要整合取向。这里的“互构”既不同于把文化差异还原为基因、神经或生理特征的生物决定论，也不同于把身体与认知机制排除在文化解释之外的强文化自主论。它强调，人类认知形成于身体、脑、物质环境、社会关系和文化实践的长期耦合之中；文化通过训练、模仿、制度约束和反复参与影响注意分配、情绪调节、记忆组织与判断方式，身体和神经系统的可塑性及其限制又反过来影响文化形式的习得、传播与变迁。
这一取向继承了分布式认知、具身认知和情境认知的理论遗产，但把研究进一步推进到跨层次、长时段的相互塑造。基尔梅耶（Laurence J.Kirmayer）等人主编的《文化、心智和大脑》集中呈现了这种整合趋势，主张把文化、心理过程与脑理解为彼此生成、相互制约的过程，而不是彼此隔离的解释层面。在这一框架下，仪式、技艺训练、照护制度、情绪规范和日常习惯既是意义系统，也是能够长期组织身体动作、感觉经验和注意模式的实践装置；认知研究因而需要同时考察社会分布、个体发展和身体化过程。
自由能原理（free-energy principle）及相关预测加工（predictive processing）讨论，则为这种跨层次分析提供了新的计算语言。弗里斯顿（Karl Friston）提出，认知系统通过感知层面的预测修正与行动层面的主动采样来降低不确定性（即自由能最小化）。近年来，当这一思路被引入文化研究时，文化可被理解为一套经社会学习获得的、用于指导预测生成的先验知识，其具体内容体现为在特定文化生态中习得的多层级生成模型（generative models），包括语言范畴、礼仪程序、道德规范、叙事传统和身体习惯帮助个体解释他人行为、协调共同活动并应对不确定情境。文化差异由此不仅表现为观念内容不同，也可能表现为人们关注何种线索、赋予何种误差以更高权重，以及在何种条件下修正既有预期。
不过，预测加工等理论的价值主要在于提出可检验的问题，而不是提供包罗万象的文化公式。若把任何仪式、信仰或社会规范都概括为“降低预测误差”，复杂的历史过程、权力关系和地方意义便会被重新压缩为抽象机制。生物文化互构的真正贡献，是在文化意义与认知机制之间建立可往返的解释路径：民族志说明某种实践对参与者意味着什么，机制研究考察这种实践如何影响感知、记忆与行动，而两类证据必须在具体人群、发展历程和社会情境中相互校准。
（三）方法重组与人工智能介入
与理论整合相伴随的，是方法体系和证据组织方式的重组。近十年来，认知人类学的方法体系常被置于“计算化转向”（computational turn）的议题下讨论，但这一表述容易造成计算方法取代民族志的误解。对认知人类学而言，真正发生变化的并非某一种方法取得主导地位，而是田野材料、实验数据、计算模型和数字平台资料开始被组织进同一研究链条。不同方法承担的任务并不相同：田野调查负责发现问题和界定语境，实验研究检验局部机制，计算分析扩展材料规模、识别关系结构并辅助跨案例比较。
田野民族志仍是这一证据链的起点。亲属、身体、情绪、疾病、道德、自然和神灵等概念，并不天然具有跨文化等值性；它们的意义通常嵌入称谓使用、仪式程序、技艺传承、空间安排和生活叙事。研究者只有通过参与观察、访谈、语言材料和实践过程的长期积累，才能判断某一实验任务是否触及当地人的真实问题，也才能识别群体内部由年龄、性别、职业、宗教、阶层和迁移经历造成的知识差异。缺少这一环节，标准化量表可能测量的是研究者预设的概念，计算结果也可能只是材料表面的共现模式。
实验与计算方法的作用，则在于把田野中发现的关系转化为可以进一步检验和比较的问题。实验可以围绕注意偏向、情绪识别、记忆组织、合作判断和规范遵从等环节建立局部模型；语义网络、主题模型、社会网络分析、过程建模和模拟方法，则有助于处理大规模文本、互动记录和传播过程。但“田野—实验—计算”并不是一次性的线性程序，而应形成循环：田野材料提出假设并校准任务，实验和模型暴露概念偏差或机制边界，研究者再返回现场解释异常、修正分类，并与参与者共同确认结论的文化含义。
人工智能的介入，使这一方法重组更加显著。作为研究工具，大语言模型和多模态模型可以辅助整理访谈文本、图像、音视频与档案材料，支持初步编码、语义关联发现、跨语种检索和复杂资料导航；生成式模型亦可被探索性地用于构造对照材料、检验分类规则或辅助建立模拟情境。然而，模型输出只能作为待验证的分析线索，不能直接视为民族志事实。训练数据中的语言不平衡、刻板印象和平台偏差，可能把既有权力结构包装成看似客观的文化模式；自动翻译和摘要也可能抹去地方概念的语用差异、隐喻层次与沉默信息。
人工智能同时也是认知人类学新的研究对象。推荐系统、智能助手、自动翻译和生成式模型正在进入学习、照护、宗教传播、文化生产和日常决策，人类认知因而越来越多地分布于人与算法、界面、数据库和制度规则构成的协作系统之中。算法不仅传递文化知识，还通过排序、标签和生成改变何种知识更容易被看见、相信和重复。由此，认知人类学需要考察人机协作中的责任分配、信任形成、分类政治与意义协商，并重新追问机器对文化表达的统计拟合与文化主体的经验理解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差异。
这一变化也把数据治理与研究伦理推到方法论核心。田野材料被数字化并用于模型训练时，传统的一次性知情同意往往不足以覆盖后续用途；涉及地方知识、仪式、族群身份和脆弱群体的资料，还可能在脱离语境后被复制、商业化或重新识别。因此，AI辅助研究需要在采集、存储、标注、训练、解释和成果发布各环节明确权限与责任，重视社区协商、动态同意、数据最小化、可撤回机制和成果反馈。计算时代的学术突破，不是让技术绕开民族志与伦理，而是把技术能力纳入更加严格的语境校准和共同治理之中。
（四）从差序格局到心智文化的本土研究范式探索
中国认知人类学的本土发展，可在引介西方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从本土经验中生成问题、以多方法证据检验机制的研究路径。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为理解中国人社会认知的根本特点提供了经典理论原型：这一以“己”为中心、依亲疏远近向外推展的弹性社会结构，深刻揭示了中国人关系性自我的核心特征。从方法论属性看，这一研究遵循整体论路径，其着眼点并非个体层面的社会信息加工过程，而是中国乡土社会的整体性组织原则与结构特征。有本土心理学研究进一步指出，中国人社会认知的根本特点可概括为“他位认知”，并集中体现为“差序格局”文化脉络下衍生的群际认知与关系区分模式。朱滢、韩世辉团队的神经影像研究则从神经机制层面发现，中国人自我与亲密他人在内侧前额叶存在共享神经表征，在个体认知加工的底层印证了这种关系性自我的存在。与宏观整体论的理论建构不同，这类研究遵循还原论路径，将“自我”这一宏观文化概念操作化为可测量的神经与行为指标，在个体层面检验具体的心理作用机制。
沿此脉络，吴艳红团队围绕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自我认知结构开展了系统的实证探索，笔者作为合作者参与了其中部分工作。研究发现，不同文化背景群体的自我认知存在结构性差异，并随社会化进程动态发展——部分文化背景下个体的关系自我随年龄增长逐步强化，另一些文化背景下个体的集体自我则随年龄增长愈发凸显。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研究分别隶属于社会学理论建构与心理学实验研究的学术脉络，并非在认知人类学的学科范式内设计完成。事后观之，这些研究虽未严格遵循认知人类学的范式框架，但其问题意识与“文化如何塑造自我认知”这一核心关切深度契合。从方法论层面看，整体论路径刻画了文化结构的宏观轮廓，还原论路径检验了个体认知的微观机制，二者形成的跨层次对话，恰好构成了认知人类学“生物文化互构”命题所需的经验基础，为该命题提供了来自中国本土的跨层次证据线索，也为认知人类学的本土研究范式探索积累了可资参照的经验素材。
上述从宏观社会文化结构到微观个体认知机制的逐层塑造关系，与认知人类学关于文化公共表达与心智表征互动转化的理论框架形成了跨学科呼应。肖尔（Bradd Shore）在《心智中的文化：认知、文化与意义问题》一书中提出的文化公共表达与心智表征双重维度，以及“外→内”内化与“内→外”外化的循环转化机制，一方面为解释前述研究中本土文化对自我认知的塑形作用提供了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分析逻辑；另一方面也为系统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心智内涵提供了理论参照。
中国多民族社会积淀的文化多样性、生态适应智慧、地方知识体系和多元身份经验，为认知人类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研究场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涵养的身心修养传统、情绪调节智慧、注意调控方法、关系性自我观念与共同体意识，并非仅为外在的符号与规范系统，更蕴含着可被个体内化的共享认知图式、行为脚本与心智模型，为“文化如何塑造认知”这一核心命题提供了兼具本土深度与理论潜力的研究对象与生长点。
需要说明的是，国内已有的“文化—认知”相关实证探索——包括从差序格局延伸出的社会认知研究、自我表征的神经机制研究，以及跨民族自我认知比较研究等——大多仍沿用心理学实验、标准化问卷与计算建模的技术路径，核心变量设定也多脱胎于主流心理学范式。从还原论视角看，这些研究在方法上满足了实证检验的严谨性要求；但是，尚未打通从实验室发现返回田野语境、在整体文化系统中验证其意义的通路。从认知人类学的学科视角看，这类研究整体上可界定为“可供认知人类学借鉴的本土心理学探索”，是中国认知人类学发展的重要潜在经验资源：它们为认知人类学提供了可检验的认知机制假设、可操作的实验范式与可比较的量化数据，但尚未形成认知人类学学科意义上的完整研究范式路径，仍需要打通田野民族志、文化认知结构分析、实验验证等多元方法之间的壁垒，构建起多方法联动的系统性研究机制。
笔者所在团队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觉察与注意调控要素开展的一系列实证探索，亦属于这类本土探索中的具体实践案例。研究以生物文化互构为理论框架，呼应认知人类学“实践中的认知”“文化与神经认知机制互动”的学科转向，以认知干预训练为中华传统身心实践的现代操作化载体，通过多元实证设计验证了传统身心实践对个体认知与情绪的塑造作用；同时发现民族文化身份对干预效果存在显著调节效应，直观呈现了文化匹配度对普遍认知机制作用效果的塑形作用，为文化与认知双向互构的理论命题补充了中国多民族场域下的微观实证素材。
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已有的这类本土实证探索，大致从文化资源的认知转化、实验方法的跨学科应用、多民族场域的经验拓展三个维度，为中国认知人类学的本土发展积累了方法与证据层面的潜在经验。其学科意义不在于以心理学实验替代人类学的整体性文化阐释，而在于初步展示了将文化实践中的认知要素转化为可检验研究范式的可行路径，为后续构建“田野－实验－计算”多元整合的研究体系奠定了实验端的方法基础。面向未来，中国认知人类学的本土发展需要在保持实验研究严谨性的基础上，补齐田野民族志与文化意义整体性阐释的关键环节，推动研究范式从“方法借鉴”向“方法论整合”逐步演进，形成从文化实践中提炼问题、通过实验检验机制、借助计算整合证据的完整研究链条。这一整合方向，正是认知人类学超越整体论与还原论二元对峙的关键路径——既不放弃对文化意义系统的整体把握，也不回避对个体认知机制的精确检验，而是建立二者之间的系统性对话与循环验证。依托中国多民族社会的场域优势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优势，国内学界有望在国际认知人类学的学术对话中，贡献兼具本土深度与普遍解释力的原创性理论与方法成果，同时也为中国认知人类学研究范式的自主建构积累可资参照的经验基础。
概言之，2010年以来，认知人类学的发展尚未表现为一个统一新范式的确立，而主要体现为三方面的重新配置：在解释前提下，由预设认知普遍性转向检验相关结论的文化边界；在理论上，由单向的文化影响转向身体、脑、环境与实践之间的生物文化互构；在方法上，由民族志、实验和计算分析的彼此分立转向多层证据的循环校准。对于中国学界而言，真正具有范式意义的探索，不在于简单增加中国样本或使用新技术，而在于从本土经验中生成问题，以多方法证据检验具体机制，并在文化语境中限定结论的适用范围。
五、结 语
本文围绕认知人类学研究范式的演进与转换展开讨论，目的不是将认知人类学理解为对传统文化人类学的替代，也不是将其简单归入认知科学，而是考察其如何在文化整体论与认知机制解释之间不断调整研究对象、解释尺度与证据方式。认知人类学自20世纪50年代形成以来，始终围绕文化知识如何被习得、表征、实践和传播这一核心问题展开。它的发展历程表明，文化并非外在于个体心智的抽象符号系统，认知也并非脱离历史、社会和意义世界的自然过程。二者是在身体经验、社会互动和具体实践中相互塑造的。
从历史脉络看，认知人类学研究范式经历了由早期理论准备到学科初步形成、由静态文化表征到实践与分布式认知，再到多层证据整合和新范式探索的过程。19世纪以来，人类学在反驳生物决定论、科学种族主义和单线进化论的过程中，确立了文化自主性和文化整体论的基本立场。这一立场为人类学赢得了独立的解释空间，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搁置了个体认知机制问题。20世纪中叶以后，认知革命提供了新的概念和方法条件，使部分人类学者得以重新追问文化如何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早期民族志语义分析、成分分析和本土分类研究，使文化知识获得了较为明确的分析单位。此后，原型理论、文化模型、分布式认知和具身认知的发展，又推动研究重心从静态表征转向实践过程。2010年以来，认知人类学在生物文化互构、计算方法和AI技术影响下呈现出多元发展态势，但这一阶段仍属于新范式的初创探索，而非统一成熟范式的完成。
由此可见，认知人类学的核心学术贡献，不在于用认知机制取代文化解释，也不在于用实验数据压缩民族志经验，而在于尝试说明文化意义如何通过身体实践、社会互动和认知过程获得稳定性与可传递性。它既反对把文化差异自然化的生物决定论，也不满足于只停留在宏观符号和历史叙事层面的文化自主论。它真正重要的价值，是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更细致的解释方式，使研究者能够同时看到文化的整体性、个体经验的生成过程以及认知机制的约束条件。
计算时代的到来，为认知人类学提供了新的研究可能，也提出了新的学术挑战。田野、实验和计算的综合使用，有助于提升研究的可比较性和可核查性，但这种方法更新不能削弱人类学对语境、历史和社区主体性的重视。尤其在AI辅助文本分析、语义网络分析和多模态数据采集中，研究者必须警惕将算法结果直接等同于文化事实。文化不是数据模式的简单集合，地方知识、仪式经验、身体习惯和情感关系，也无法完全被标准化指标所涵盖。因此，未来认知人类学需要在方法创新和伦理自觉之间保持平衡，明确数据采集、存储、解释和使用的责任边界，重视社区协商、知情同意和成果反馈，避免在跨文化比较中制造新的文化本质化判断。
总之，认知人类学的意义正在于把文化研究重新带回人的经验过程之中，也把认知研究重新放回文化生活之中。它提醒我们，人并不是抽象的认知机器，而是生活在语言、关系、制度、历史和情感世界中的文化主体。未来认知人类学若能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深化机制解释，在多层证据整合中保持民族志校准，并从中国本土经验中提炼具有国际解释力的问题，就有可能推动认知人类学研究范式的进一步发展，也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更为扎实的理论资源。
原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2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