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遵循PRISMA指南，对2000-2025年间发表在社会学核心期刊上的混合方法研究论文进行系统性回顾，通过对研究设计类型、数据来源和分析方法的人工编码与比较分析，总结了当前混合方法研究在社会学中的主要应用特征与发展趋势。研究发现，解释性顺序设计在社会学中占据主导地位，问卷调查、访谈分别是最主要的定量与定性数据来源，回归分析和主题分析是最常用的分析方法。尽管出现了以QCA等为代表的融合型方法，但整体整合程度仍有限。基于综述结果，本文提出适用于社会学研究的混合方法研究标准化流程，并从方法创新、理论建构与实践反思三个层面讨论其未来发展方向。本文旨在为社会学方法论的规范化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经验基础与理论启示。

关键词：混合方法研究/ 研究范式/ 知识生产/

作者简介：赵联飞，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社会前沿研究方法中心主任(北京 100732)；吴楠，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2488)。

原文出处：《学海》(南京)2026年第2期 第134-145页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科学术社团学术研究重点项目“自主知识体系视角下中国社会学方法发展现状与展望研究”(项目号：24SGB029)的阶段性成果。

引言

社会学作为研究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之间关系的学科，其研究对象本身具有高度的复杂性。社会学分析既要揭示宏观结构、制度与社会变迁的规律，又需理解个体行动、经验与主观意义的生成逻辑；既追求可测量的社会事实，又强调对社会意义的阐释与理解。这种兼具社会和个人、结构和行动双重维度的特征，使社会学在方法论层面长期面临张力与挑战。传统的定量研究以统计分析和变量控制为核心，强调普遍性与规律性，但常被批评忽视社会行动的情境性和能动性；而定性研究注重深描与解释，能够揭示社会行为背后的意义逻辑，却在推广性与可验证性上存在不足。定性与定量之间的这一方法分野，成为社会学在追求科学性与解释性平衡时始终无法回避的问题。

混合方法研究的兴起为社会学方法论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整合路径。它通过在同一研究框架下结合定量研究的普遍化分析与定性研究的情境化理解，在宏观与微观、测量与解释之间建立有效的桥梁。对社会学而言，混合方法研究不仅是一种技术策略，更是一种认识论上的创新。它能够增强社会研究的解释力，使定量结果背后的逻辑得到更深入的理解；能够推动理论的生成与修正，促进经验研究与理论建构的动态互动；同时还能为社会政策提供更为全面、立体和可操作的证据支持。因此，混合方法研究被视为理解社会复杂性、应对方法论困境的重要工具，正逐渐成为社会学研究的新兴范式之一。

然而，尽管近年来国内社会科学领域对混合方法研究的关注日益增加，但在社会学内部，相关研究仍存在明显不足。现有综述多聚焦于混合方法研究的技术层面或跨学科应用方面，缺乏从社会学自身问题意识与理论传统出发的系统梳理。有鉴于此，本文旨在系统梳理混合方法研究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的应用图景。通过遵循PRISMA指南进行文献收集与筛选，本文选取2000-2025年间发表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及扩展版(2023-2024)中社会学核心期刊上的相关文献为样本，分析混合方法研究在社会学中的主要研究类型、设计特征与理论取向，揭示其在理论整合与方法实践层面的演变路径。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总结混合方法研究在社会学研究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规范化的研究流程与未来发展方向，以期为社会学方法论的本土化探索和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经验支撑与理论启示。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一)混合方法研究的核心定义与分类框架

在既有的研究中，常常出现混合方法研究与“混合模型”研究、“多方法”研究相混淆的情况。有些研究虽然主张自己用了混合方法研究，但实际上只是使用了数据来描述定性的样本，①或是仅仅是在形式和结果上将定量和定性方法简单拼接，以规避某一研究范式的局限。②在这些混用和误用的情形下，研究往往缺乏明确的研究问题或理论框架，也没有遵循混合方法研究的核心假定，导致研究结果缺乏深度和严谨性，对学术界理解和接受混合方法研究产生了负面影响。笔者认为，回顾混合方法研究的发展历程，有助于厘清其定义和内涵。

混合方法研究作为一种系统的方法论，其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③从社会科学方法发展历程看，19世纪以前，研究方法以哲学思辨方法为主。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定量研究方法备受推崇。20世纪80年代，质性研究方法受到研究者广泛关注。随着社会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社会科学研究者认识到，单一的研究方法无法完全捕捉研究对象的多维特性。因此，在定量和定性研究的争论中，逐渐发展出混合方法研究这一新范式。

不过，混合方法研究至今尚未像定量或定性研究那样，形成一套具有内在逻辑的完整体系。其科学基础和理论框架仍处于动态发展之中，定义也在不断变化，这实际上反映了学界对混合方法研究核心元素的不断探索。20世纪80年代末，格林(J.C.Greene)等人提出，混合方法研究设计是指在同一研究中同时包含至少一种定量方法和一种定性方法，两类方法本身并不内在地隶属于任何特定研究范式。④这一定义强调了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之间的区分，反映了当时学界围绕研究范式问题的广泛争论。随着混合方法研究实践的扩展，其定义逐渐纳入更多设计层面的要素。克雷斯威尔(J.W.Creswell)等人将混合方法研究界定为在单个研究中同时或按顺序收集定量和定性数据，并在研究过程的不同阶段对数据加以整合。⑤这一定义首先引入了数据整合的概念，并将其确立为混合方法研究的核心特征之一。

在此基础上，学界进一步强调混合方法研究在逻辑和理论层面的系统性。克雷斯威尔等人指出，混合方法研究强调定性与定量两类数据及其结果的整合，并据此构建具有内在逻辑的研究设计，同时在理论和哲学层面形成相应的研究框架。⑥与此同时，部分学者提出应在混合方法研究的界定中引入“元推理”(meta inference)概念，即通过对定量和定性分析结果的综合推论，形成新的解释性洞见。⑦从上述发展历程可见，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整合构成了混合方法研究的核心特征，而元推理则为这一整合提供了关键的逻辑支点。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中“混合方法研究”“多方法”与“混合模型”等概念的混用、误用与泛化，既反映了研究者对不同方法逻辑边界的模糊理解，也折射出混合方法研究在社会科学中的发展仍处于不断建构的状态。这一方法范式并非简单地将定量和定性技术拼接，而是在长期的范式争论、方法论创新和知识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以整合为核心的理论基础。从强调方法并置到突出数据整合，再到进一步提出“元推理”的逻辑支柱，混合方法研究的发展轨迹本身体现出社会科学在面对复杂研究对象时对于更高解释力、更强理论生成能力的持续追求。因此，在当代社会学语境下重新界定混合方法研究的本质，既是为了消除概念上的混乱，也是为后续研究在设计逻辑、整合策略和理论框架上奠定更加坚实的方法论基础。

(二)混合方法研究的哲学基础

混合方法研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具有自身的哲学假设与方法论逻辑，为单一研究中多类型数据的收集、分析与整合提供了系统框架。然而，关于其哲学基础究竟为何，学界尚未形成普遍共识。随着研究实践的推进，相关讨论逐渐分化为实用主义、辩证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三种主要取向。⑧其中，实用主义强调问题导向，主张方法选择服从研究目的与情境需要，⑨研究者不必在本体论与认识论分歧中自我束缚，⑩而应以解决问题与生成可用知识为核心，(11)灵活采用并行、顺序或嵌入式设计以实现方法互补。(12)在社会学语境中，这一取向与学科长期的问题意识传统相契合，使混合方法研究能够在宏观结构分析与微观行动理解之间建立桥梁：定量研究揭示结构分布与变量关联，定性研究进入经验世界与意义建构，从而增强解释力与应用价值。但同时，实用主义的工具性倾向也可能使研究更聚焦可解性，在不自觉中弱化对结构性不平等生成机制与制度根源的追问。

与之不同，辩证主义将混合方法研究理解为不同范式之间的动态对话与反思过程，强调知识的生成源自矛盾张力中的互动与整合。(13)该取向主张研究者在研究设计、数据收集与分析的全过程中保持反思性与多元视角：既承认定量与定性方法在逻辑取向与证据形态上的差异，也尊重这种差异所带来的知识多样性，(14)并通过多阶段设计、数据对话与解释互证，使研究结论建立在持续的范式交流与修正之上。(15)由此，辩证主义范式下的混合方法研究成为社会学内部多范式对话的一条方法路径，既反对方法一元化，也拒绝空洞的相对主义，推动社会学在理论与经验之间形成可持续的反思性循环。

批判现实主义则强调现实世界的分层结构与因果机制，认为社会现实独立于个体意识而存在，但其机制需要通过理论抽象与经验分析的互动加以揭示。(16)置于混合方法框架下，它提供了一种机制解释的分析逻辑：定量研究用于识别统计规律与因果模式，定性研究用于揭示背后的情境条件、行动过程与生成机制，并在往复修正中形成更深层次的解释链条。(17)因此，这一取向关注的不仅是“事实是什么”，更是“事实为何如此”。该思路与社会学长期以来的机制取向与关系性分析逻辑相呼应，使混合方法研究能够在经验规律与理论机制之间建立必要衔接。

总之，混合方法研究的研究设计并非单纯的技术选择，而是由研究对象的性质、问题的逻辑结构与研究者的认识论假设共同驱动：实用主义提供问题导向与操作性最强的范式基础，辩证主义提供跨范式整合的反思机制，批判现实主义则为从经验到机制的层次化因果解释提供理论深度。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系统性综述的方法，以考察混合方法研究在中国社会学领域的应用现状与发展特征。文献筛选过程遵循PRISMA(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指南，以确保研究的系统性与透明度。

在文献识别阶段，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为主要数据来源，检索时间范围为2000-2025年。检索在题名、摘要、关键词或全文字段中使用“混合方法研究”“混合研究”“定性与定量”“质性与量化”等关键词，以识别在研究过程中结合定量与定性方法的论文。为保证样本的学术质量，研究对象限定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及扩展版(2023-2024)所收录的20本社会学核心期刊上的学术论文。最终纳入的文献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1)研究主题涉及社会学核心议题，如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治理、社会资本、社会心理及文化变迁等；(2)在研究设计或数据分析环节明确采用混合方法研究。

整个文献筛选过程包括文献识别、文献筛查和文献纳入三个阶段。首先，在文献识别阶段，从CNKI检索获得文献333篇，剔除重复文献11篇后，共有322篇文献进入筛查环节。其次，在文献筛查阶段，通过阅读题目和摘要进行初筛，排除综述、书评及仅涉及理论性方法讨论的文献118篇，保留204篇文献进入全文复筛；在全文复筛阶段，进一步排除仅采用单一定量或定性方法的文献130篇，最终保留74篇文献。最后，在文献纳入阶段，共有74篇文献被评估为合格并纳入最终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最终纳入的样本整理为分析矩阵，并将混合方法研究划分为收敛式设计、解释性顺序设计、探索性顺序设计和嵌入式设计。(18)进一步根据不同研究类型，对研究范式、研究设计、数据来源及具体的定量与定性方法进行人工编码与分类，以分析混合方法研究在社会学领域中的应用特征及其理论取向，并为后续比较分析提供依据。

社会学混合方法研究的实践图景

基于对样本文献的人工编码与比较分析，本文从三个层面描绘社会学混合方法研究的实践图景：一是混合方法在不同研究领域中的主题分布特征；二是定量与定性方法在数据收集与分析环节中的常见组合方式；三是混合方法研究设计类型的使用格局，重点关注解释性顺序设计在社会学研究中的集中分布现象。通过这一分析，本文试图呈现混合方法研究在社会学中的实际运作方式及其背后的学科逻辑。

(一)应用领域分布：社会学混合方法研究的主题倾向

本研究对74篇社会学领域的混合方法研究文献进行了手动系统梳理，结果显示不同研究设计类型的使用呈显著不均衡分布。其中，解释性顺序设计最为普遍，占比约47.3％；其余三类设计(探索性顺序设计、收敛式设计与嵌入式设计)相对接近，占比均在16％-19％之间。这一格局揭示出社会学研究对顺序式设计的明确偏好，即先以定量识别总体模式，再通过定性提供机制性解释。这种不平衡分布现象并非偶然，而是与社会学研究主题的类型相关。将研究设计与研究主题对齐非常关键，因为不同设计类型本身有着不同的逻辑目的。表1对不同混合方法研究设计类型在社会学主要研究主题中的分布特征及其选择逻辑进行了概括性呈现。

对比主题领域发现，解释性顺序设计最常出现在城市研究、教育社会学、劳动与就业、社会分层与流动等领域的研究。这些主题往往包含两个特征：(1)变量关系明确，适合用大样本数据识别总体结构；(2)需要进一步理解结构背后的行动逻辑、情境机制或意义建构。因此，这类研究天然适配先定量研究后定性研究的研究路径，量化分析用于识别结构性趋势，定性研究则用于解释这些趋势如何通过组织制度、日常互动或主体策略被生产与再生产。

相比之下，探索性顺序设计较多出现于新兴领域或理论生成型研究，(19)如左翼思潮的类型学研究、(20)平台对劳动过程的控制、(21)青年群体的身份与情感结构(22)等。此类议题通常缺乏成熟概念，需要研究者先依靠访谈、田野调查或文本生成关键分析框架，再进一步进行量化测量或模式检验。收敛式设计主要应用于多主体、多层级或跨领域的复杂议题的研究，如社区新媒体与社区治理之间的关系(23)等。此类议题依靠单一方法难以覆盖其全部维度，在同一阶段并行收集定性与定量数据能够有效对接多视角证据。嵌入式设计多见于政策评估与项目评估类议题的研究，这类研究通常有丰富的政策资料和案例，如国家生育支持政策效果研究、(24)就业政策效果研究(25)等。

综上所述，混合方法研究的设计类型并非在不同主题领域中均匀适用。相反，研究主题的结构性特征、理论发展阶段与数据可得性会共同影响研究者的设计选择，从而形成不同设计类型在不同领域中的分布偏好。

(二)方法使用格局：数据收集与分析方式的组合特点

四种研究设计在使用定量和定性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方面具有相同和不同的研究取向(见图1-图4)。统计结果显示，社会学研究者在方法选择上呈现出一定的整合趋势，但总体仍以与传统方法并置为主，不同研究设计类型之间在方法使用的深度和复杂性上存在明显差异。

图1 定量数据收集方法以及在混合方法研究中的应用频率

图2 定量数据分析方法以及在混合方法研究中的应用频率

图3 定性数据收集方法以及在混合方法研究中的应用频率

图4 定性数据分析方法以及在混合方法研究中的应用频率

在数据收集方法方面，社会学领域的混合方法研究普遍采用双源或多源数据整合策略，但整体仍偏向传统手段。定量数据收集主要依赖问卷调查，占总数据来源的68％，表明问卷仍是社会学混合方法研究中获取量化数据的核心工具。二手数据的使用主要集中在解释性顺序设计和嵌入式设计中。定性数据收集以访谈为主，占总数据来源的76％，显示社会学研究者倾向于通过访谈获取质性材料。文本资料收集主要分布于嵌入式设计中。

在定量分析方法方面，社会学研究最常使用回归分析和描述性统计。具体而言，在解释性顺序设计中，回归分析的使用频率最高，其次为描述性统计，这一研究设计类型通常是以定量验证为主，先用定量结果发现总体模式，再用定性数据深入解释。在探索性顺序设计中，回归分析和描述性统计仍被广泛采用，但多用于检验前期定性研究的探索结果。结构方程模型、社会网络分析和双变量分析的使用较少，仅出现在个别涉及潜变量测量或多维关系分析的研究中。

在定性分析方法方面，主题分析是最常见的方式，尤其是在解释性顺序设计中，其次为内容分析和个案分析。主题分析多用于识别访谈资料中的核心命题和社会机制，成为社会学混合方法研究的重要基础。内容分析主要出现在收敛式设计和探索性顺序设计中，用于结构化地整理定性资料；而扎根理论和个案分析则多被用于生成理论命题或深入解释定量发现。整体来看，定性分析方法的类型相对集中，在分析深度与方法多样性方面仍有拓展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大多数研究仍以传统数据分析方法为主，但部分文献开始尝试在数据分析层面实现更深层次的融合。(26)其中，由拉金(C.C.Ragin)提出的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方法尤为典型。(27)QCA通过将质性资料集合化，以逻辑学和集合论为基础识别因果复杂性，兼具定量推理的形式化特征与定性解释的情境深度。

综合来看，尽管出现了以QCA为代表的兼具定性解释和定量推理特征的研究方法，但社会学领域的混合方法研究在方法应用层面整体上仍存在结构不对称、整合深度不足的问题。问卷调查与访谈分别是最主要的定量和定性数据来源方式，回归分析与主题分析则是最常见的数据分析方法。这一分布格局表明，当前社会学混合方法研究更多体现为方法并置和功能互补，尚未实现深层次的分析整合。虽然在方法多元化上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整合程度、创新性和跨层次融合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三)设计逻辑与范式偏好：解释性顺序设计在社会学中的主导性分布

在对样本文献进行统计和分析后可以发现，社会学领域的混合方法研究设计呈现出显著的不均衡格局，解释性顺序设计占比接近半数，而探索性顺序设计、收敛式设计和嵌入式设计的使用频率显著低于解释性顺序设计。这一分布格局与中国社会学的学科传统、研究问题的呈现方式以及研究者的方法能力密切相关，体现了一种内在的知识生产偏好。

第一，这一偏好与社会学特有的理论追求高度契合。社会学强调在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之间建立解释链条，既关注变量关系的分布模式，也重视行动者的情境逻辑与意义建构过程。先识别总体特征，再解释机制逻辑是社会学者分析社会问题的重要路径之一。而解释性顺序设计先通过定量研究方法收集和分析资料，进而解释总体趋势和变量关系，再使用定性研究方法进一步理解总体趋势背后的因果机制。因此，解释性顺序设计与社会学“结构-行动”的知识逻辑天然一致，使其成为最容易被研究者掌握也最具说服力的路径。这种理论契合性是其占据优势的根本原因。

第二，研究者的训练结构与方法能力分布也强化了这一偏好。受社会学学科的教学体系和研究方法的特性影响，与定量方法依托课程体系和技术规范的标准化训练不同，定性研究更依赖于经验性的传授与研究者在田野调查中的身体性实践。因此，以定量研究作为研究起点，对大多数研究者而言技术门槛更低、操作风险更小。同时，解释性顺序设计与研究者的技能结构和训练体系相关。以定量为主导、再辅以定性深化解释的路径不仅操作上更为可控，也更符合研究团队的整体能力结构。相比之下，探索性顺序设计需要研究者先以扎根理论、田野调查或深度访谈生成概念，再进一步将这些概念操作化并确立量化指标，显著提升了研究的难度；收敛式设计和嵌入式设计要求研究者在同一阶段同时推进两套方法体系，对个人研究者的方法整合能力和研究团队的协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定性与定量方法的融合在现有文献中呈现出不同的路径，(28)其间的差异反映了混合方法研究整合深度的关键机制。这种融合至少包含三类路径：第一类以可量化性为目标，试图将原本开放性的定性材料转化为结构化、编码化甚至可计算的变量，以实现跨案例比较或嵌套建模；第二类以概念整合为核心，强调通过测量模型、结构式概念系统或中层理论框架，将定性的概念生成与定量的检验逻辑纳入同一分析体系；第三类则源于定量传统内部的反思，即研究者针对模型设定、变量替代性、因果推断边界等问题引入定性材料，以弥补过度形式化带来的理论贫乏与情境缺失。

从本文的统计结果来看，中国社会学领域的混合方法研究主要集中于第一类与第三类路径，即要么将访谈资料编码化后与问卷变量并置使用，要么在回归分析之后补充定性解释。相比之下，真正以共同概念体系为纽带的第二类融合路径较为缺乏，这也解释了当前研究虽然广泛采用混合方法研究框架，但整合深度有限的问题。换言之，混合方法研究的制度化在形式上已经成型，但在分析整合层面的推进仍有不小的发展空间。

综合以上因素可以看出，解释性顺序设计的优势既根植于社会学的知识生产逻辑，也由研究者的操作能力以及现有的整合路径共同强化。它既是社会学混合方法研究的一种合理结果，也是一种结构性惯性。在当前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语境中，这种偏好具有深刻的学科逻辑，但也提示我们：混合方法研究要进一步发展，需要突破解释性顺序的既有框架，探索更具整合深度的研究路径，实现从方法并置走向分析框架的真正融合。

社会学混合方法研究的规范化流程

混合方法研究为应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多层次性提供了一种可行的途径。社会学关注的现象往往跨越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制度机制与日常经验，这种复杂性要求研究者在方法上实现理论逻辑与经验操作的有机统一。基于系统性综述结果，本文提出一个适用于社会学领域的混合方法研究标准化流程，以指导研究者在社会学研究中系统地设计、实施与解释混合方法研究。规范化的研究流程和方法整合标准，不仅有助于提升研究的透明度与可重复性，也为社会学研究建立更高水平的科学规范提供了路径。

首先，研究者应当明确混合方法研究的使用是否契合研究问题的性质，(29)以及研究者是否有资源和能力使用。社会学的研究问题往往具有情境化与多层次特征，如社会分层、城乡流动、群体认同与社会治理等，单一方法难以充分揭示其复杂性。混合方法研究的优势在于能够结合定量数据(如问卷调查、统计资料)与定性资料(如深度访谈、参与观察、文本分析)，从而在整体性与深入性维度上实现互补。

在研究范式上，社会学混合方法研究可以考虑以实用主义为基础，强调方法互补与结果导向，也可引入批判现实主义或辩证主义以增强理论解释的深度。研究范式的选择需与社会学对“结构-行动”关系的理解保持一致，使研究逻辑在哲学层面具有内在自洽性。

在研究设计阶段，应根据研究目的与理论逻辑选择合适的混合方法研究设计类型，重点应该考虑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使用顺序的问题。解释性顺序设计通过定量研究识别总体模式，再借助定性研究深入解释机制；探索性顺序设计则多用于概念建构或理论生成，通过定性发现提出假设，再以量化方法验证；收敛式设计强调同时收集并整合定量与定性数据，以形成整体性理解；嵌入式设计则在量化框架中嵌入质性分析，用以补充深层解释。不同设计的选择应与研究问题、理论假设和数据特征保持一致。

在数据收集与分析环节，应选择合适的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定量资料多源于问卷调查、官方统计、实验数据或二手数据库，常用的分析技术包括回归分析、描述性统计、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定性资料则主要来自深度访谈、焦点小组、参与观察和文本分析，常通过主题分析、扎根理论或叙事分析等方法加以处理，以揭示社会行动的意义系统与互动机制。在社会变量层次复杂的情况下，研究者应注重变量间的交互效应和层级关系，以避免解释偏差。

数据整合是混合方法研究的核心环节。社会学研究可通过三角验证、联合展示(joint display)或迭代比较分析等方式实现定性与定量数据的有机融合。定量结果用于识别总体趋势与结构模式，而定性资料则揭示其背后的社会机制与意义建构。值得注意的是，以QCA为代表的整合型方法，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更深层次的融合路径。QCA通过集合论逻辑将质性资料形式化，兼具定量推理与定性解释的特征，被认为超越了定性与定量方法的传统分野，为社会学混合方法研究的整合提供了方法论创新。

混合方法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方法层面的互补，更在于结果的解释与应用。社会学混合方法研究应在理论层面揭示社会机制的多维结构，在实践层面回应社会政策、公共管理与社会治理等现实议题。通过这一系统化流程，社会学混合方法研究能够在科学性与现实性之间取得平衡，推动社会学知识体系的自主发展与方法论创新。

结论与讨论

当下社会学领域的混合方法研究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但并不均衡的实践格局。一方面，混合方法研究在多个核心研究领域中被广泛采用，研究者能够根据议题特征灵活组合问卷、访谈、文本与二手数据，显示出较强的工具适应性；另一方面，无论是在方法组合方式、设计类型选择，还是在定量与定性数据的整合深度上，现有研究仍呈现明显的路径依赖与范式偏好。尤其是解释性顺序设计的高度集中使用，既反映了社会学知识生产中先识别结构、再解释机制的研究传统，也揭示出混合方法研究在实践层面更多被理解为对既有解释路径的延展和补充，而不是对研究框架本身的重构。这一实践图景表明，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的混合方法研究已经在使用层面实现了常态化，但在整合层面和方法论自觉层面仍存在进一步深化的空间。如何在既有研究传统与现实条件下推进方法整合的规范化，如何借助混合方法研究回应新的理论问题并拓展社会学的解释能力，以及如何在方法扩展的同时保持必要的反思性与批判意识，构成了当前混合方法研究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基于此，本文在总结既有实践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方法论创新、理论前沿探索以及批判与反思三个层面，对社会学混合方法研究的未来发展路径加以讨论。

(一)方法论创新

大数据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兴起，为社会学的混合方法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自然语言处理(NLP)、机器学习与情感分析等技术的应用，使研究者能够以可计算的方式处理大规模定性资料，将文本、图像、语音等非结构化数据转化为量化信息。这种技术革新有效扩展了混合方法研究的应用边界，使定量与定性分析的界限日益模糊。通过对社交媒体文本、政策文件或访谈资料的算法识别与主题建模，研究者可以在保持社会语境敏感性的同时，获得更高的可比性与普遍性。与此同时，视觉方法与参与式行动研究的兴起，进一步拓展了社会学混合方法研究的数据形态与研究逻辑。视觉方法通过影像、照片和数字叙事等形式捕捉社会行动的动态过程，能够补充传统调查与访谈难以触及的感知层面；而参与式行动研究则强调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共创过程，使混合方法研究不仅成为知识生成的工具，也成为社会干预与行动转化的途径。这些新方法的融合，使混合方法研究更具开放性、互动性与社会实践导向，为社会学研究在数智时代的创新提供了新的技术与理念支撑。

(二)理论前沿探索

混合方法研究不仅是一种研究工具，更是推动社会学理论创新的重要动力。面对数字化转型、全球风险与社会流动性增强等新兴议题，传统的单一方法难以应对复杂社会机制的多层次性。混合方法研究在此背景下展现出独特的理论潜能，能够跨越结构与行动之间、个体与制度之间的界限，为社会学提供理解复杂系统的新路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尝试运用混合方法研究探讨数字不平等、气候变化的社会适应、全球移民与跨国社会网络等议题。这些研究通过将大样本统计与深描访谈相结合，不仅揭示了社会结构性差异的分布格局，也呈现了个体在结构制约中的行动逻辑。更重要的是，混合方法研究为中观理论的建构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方法基础。社会学长期面临宏观理论抽象与微观经验碎片化的张力，而混合方法研究通过数据与理论的循环互动，能够在中观层面识别可操作的社会机制与行动模式。这种中观取向不仅有助于弥合理论与实证之间的鸿沟，也有助于推动社会学理论由经验概括走向机制解释，从而提升社会学理论的解释力与预测力。

(三)批判与反思

混合方法研究并非不同研究方法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以研究问题为核心、旨在更全面理解社会世界的研究取向。随着混合方法研究在社会学中的广泛应用，研究者也有必要保持持续的方法论反思与批判意识。

首先，在涉及权力关系与边缘群体的研究中，混合方法研究在伦理层面既具有潜在优势，也面临现实挑战。一方面，多元数据来源有助于揭示弱势群体所处情境的复杂性；但另一方面，如果研究设计与整合过程缺乏反身性考量，不同类型数据之间存在可得性差异，反而可能在知识生产层面再生产不平等。换言之，如果研究在整合阶段过度依赖定量数据所呈现的总体模式，而将定性材料仅作为例证或补充说明，这种数据结构上的不对称便可能掩盖边缘经验，使研究结论在无意中强化既有的知识分层。因此，混合方法研究中的方法整合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操作问题，也涉及认识论与伦理立场。研究者有必要在研究设计阶段明确自身的价值取向与伦理责任，在数据收集、分析与解释的各个环节中持续反思不同数据类型在知识生产中的权重与位置，以避免方法优势转化为新的排除机制。

其次，尽管跨学科合作被普遍视为推动混合方法研究发展的重要路径，但这一过程本身亦蕴含内在张力。心理学、管理学等学科在混合方法研究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但其问题设定、证据标准与规范性目标并不完全等同于社会学的理论关切。如果社会学在借鉴过程中仅吸收操作层面的技术方案，忽视了背后的范式差异，混合方法研究则可能被工具化为政策评估或应用研究的附属手段，弱化其对社会结构、权力关系与不平等机制的理论反思功能。因此，跨学科对话不应仅停留在方法移植层面，还需要在问题意识与解释框架上保持社会学自身的理论自觉。

最后，在强调混合方法研究对拓展社会学研究视野与分析想象力的同时，也有必要警惕其规范化进程可能带来的另一种风险。随着标准化流程与设计类型的不断固化，混合方法研究可能被简化为若干可复制模板，从而掩盖研究问题之间的差异性与情境性。若规范化仅强调技术合规，而忽视理论生成与反身性解释，混合方法研究反而可能滑向形式上的方法完备，而非实质性的解释深化。因此，混合方法研究的核心并不在于方法数量的增加，而在于研究者能否在不同方法与范式之间持续进行问题导向的反思性选择，在规范与开放之间保持必要张力。

注释：

①R.Thornberg,"Schoolchildren's Social Representations on Bullying Causes",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Vol.47,No.4(2010),pp.311-327.

②张羽：《教育政策定量评估方法中的因果推断模型以及混合方法的启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3年第3期。

③J.W.Creswell,"My 35Years in Mixed Methods Research",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Vol.18,No.3(2024),pp.203-215.

④J.C.Greene,V.J.Caracelli,W.F.Graham,"Toward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Mixed-method Evaluation Designs",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Vol.11,No.3(1989),pp.255-274.

⑤J.W.Creswell,et al.,"Advanced Mixed Methods Research Designs",in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CA:Sage Publications,2003,pp.209-240.

⑥J.W.Creswell,V.L.P.Clark,Designing and Conducting Mixed Methods Research,CA:Sage Publications,2017.

⑦A.Younas,S.Fàbregues,J.W.Creswell,"Generating Metainferences in Mixed Methods Research:A Worked Example in Convergent Mixed Methods Designs",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s,Vol.16,No.3(2023),pp.276-291.

⑧J.Schoonenboom,"A Performative Paradigm for Mixed Methods Research",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Vol.13,No.3(2019),pp.284-300.

⑨参见M.Haq,"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nd a Justification for Use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Annual PhD Conference,University of Bradford School of Management,2014。

⑩G.B.Rossman,B.L.Wilson,"Numbers and Words:Combin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in a Single Large-scale Evaluation Study",Evaluation Review,Vol.9,No.5(1985),pp.627-643.

(11)D.L.Morgan,"Paradigms Lost and Pragmatism Regained: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Vol.1,No.1(2007),pp.48-76.

(12)P.Shannon-Baker,"Making Paradigms Meaningful in Mixed Methods Research",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Vol.10,No.4(2016),pp.319-334.

(13)J.C.Greene,J.N.Hall,"Dialectics and Pragmatism:Being of Consequence",in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CA:Sage Publications,2010,pp.119-144.

(14)S.Cronenberg,"Paradigm Parley:A Framework for the Dialectic Stance",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Vol.14,No.1(2020),pp.26-46.

(15)C.Wiener,"Making Teams Work in Conducting Grounded Theory",in Handbook of Grounded Theory,CA:Sage Publications,2007,pp.293-310.

(16)R.Bhaskar,"On the Possibility of Social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he Limits of Naturalism",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Vol.8,No.1(1978),pp.1-28.

(17)参见K.Popper,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London:Routledge,2014。

(18)参见J.W.Creswell,V.L.P.Clark,Designing and Conducting Mixed Methods Research,CA:Sage Publications,2017。

(19)郑路、刘梦玲、陈宗仕：《“权力”视角下的工作场所侵害——基于CGSS 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社会学研究》2022年第5期。

(20)桂勇、黄荣贵、丁昳：《网络左翼的三重面相：基于个案观察和大数据的探索性研究》，《社会》2018年第3期。

(21)吴清军、李贞：《分享经济下的劳动控制与工作自主性——关于网约车司机工作的混合研究》，《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4期。

(22)石长慧：《我是谁?：流动少年的多元身份认同》，《青年研究》2010年第1期；纪晓岚、朱逸：《传统与现代：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主体特质的诠释——基于上海九星市场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中国青年研究》2011年第3期。

(23)陈福平、李荣誉：《见“微”知著：社区治理中的新媒体》，《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3期。

(24)王玥、毛佳欣、李楠楠：《女性就业视角下OECD国家生育支持政策效果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人口学刊》2023年第6期。

(25)王霆、李洋：《农民工就业政策如何促进就业?——基于组态视角的定性比较分析(fsQCA)》，《人口与经济》2021年第4期。

(26)王红帅：《地方规划权的建构与评估——基于双重差分与动态QCA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6期；许琪：《探索择偶偏好中的因果复杂性——使用QCA对调查实验数据的再分析》，《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3期。

(27)参见C.C.Ragin,The Comparative Method: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Berkeley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

(28)沈崇麟：《社会研究方法的新发展——应用社会学前沿问题综述》，《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8年第1期。

(29)风笑天：《混合方法研究：社会研究的第三条道路?》，《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