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东北亚政治格局发生变化，为明鲜关系增添了变数。万历四十七年（1619），明朝为打击后金发动了萨尔浒之战，朝鲜亦派军从征。明朝战败，朝鲜援军降敌。此后，朝鲜国王光海君从维护国家利益角度出发，开始积极与后金接触，此举招致明朝政府猜忌。明廷部分官员主张对朝鲜采取强制措施，以免朝鲜倒向后金。其中，徐光启提出的“朝鲜监护论”、张志发的“朝鲜阳衡阴顺说”、熊廷弼的“义州屯兵策”等言论给朝鲜以很大的舆论压力，两国关系出现了“异动”。由此朝鲜被迫遣使赴明进行辨诬斡旋。此次辨诬活动涉及明、鲜、后金三方的关系，还牵扯到朝鲜政局的变动。学术界对此次辨诬外交的研究多注重于对三国关系的讨论，对此次外交引发的朝鲜内部党争因素及明廷对朝政策变动的认识较少。对此，本文针对明朝与朝鲜围绕徐光启“朝鲜监护论”等言论所引起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做出考察，以期阐述此次外交事件背后的内涵。
一、萨尔浒之战后朝鲜与后金的交往
萨尔浒之战前，努尔哈赤曾两次致书朝鲜。其用意是想与朝鲜和平相处，谋求朝鲜在明金战争中保持中立甚至与朝鲜结盟共同对抗明朝。朝鲜对此严词拒绝，并及时通报明朝，以示“谨守法度，以绝私交”之意。此役后，因明朝战败，明金双方在辽东的攻守之势易位，奠定了后金崛起的基础。面对这种形势，朝鲜国王光海君在不突破对明“事大”的前提下，开始尝试与后金“交邻”。
万历四十七年（1619）四月，萨尔浒战后不久，后金即派朝鲜投降将官郑应井与使节小弄耳（或称小农耳）持书到达朝鲜。其书封面写道：“天命二年，后金国汗，谕朝鲜国王。”书中内容《光海君日记》略记为：“枚数七宗恼恨，归怨中朝，且求助己，约以通和息兵。”《清太祖实录》收录了此封国书的全文。从这封国书中可以看出，努尔哈赤对朝鲜在萨尔浒之战中出兵助明一事表示理解，并进一步说明两国素无嫌隙，完全可以和平交往。后金为表示与朝鲜“交邻”的诚意，没有处理俘虏的朝鲜将官。最后，为了打消朝鲜的顾虑，努尔哈赤还引用历史典故，说明朝鲜同后金交往与对明“事大”并不发生冲突。
后金使者到达的同时，平安道兵使禹致绩的报告称辽东将领于承恩遣其侄到昌城详细“访查元帅家属囚系”。备边司官员认为因姜弘立等人投降，明朝已经开始怀疑朝鲜与后金的关系，必须用实际行动来打消明朝的疑虑。因此，朝廷首先应回绝后金的国书，以示“斥绝”之意。备边司堂上官李尔瞻的言论颇具代表性。其曰：“今此孽胡，陵虐天朝，且谕我国，欲使背父母而从夷狄，天下之羞痛，孰甚于此？……胡书之答，……将何辞以答天朝，以示后世乎？”接着，其认为以姜弘立、金景瑞为代表的将官入明参战，不仅没能力战却敌，反而向其乞降，尽失人臣大义，甚至还接受“贼胡”的款待，“五日小宴，十日大宴”，甘心臣服，辱国太甚。因此，备边司一众官员建议立即褫夺降将官职，囚其家属，以示法禁。光海君则不同意备边司官员的意见。他认为，姜弘立等人虽陷于“贼胡”之中，但不必着急处置，完全可以将其视作在后金的密探，将所见所闻密报王廷，发挥最大作用。与此相比，令光海君更为烦闷的是后金答书一事。他担心如未能及时回书，情况很可能发生变数。光海君开谕固守义理的备边司官员道“予虽不淑，稍辨菽麦，岂不知据义斥绝乎”。国家但有“可持之势”，一定按照“春秋义理”，或是焚书驱使，或是据词开谕，以显“斥绝”之意。但现今朝鲜国事衰微，如果朝廷官员还只知高谈阔论，朝鲜定会遭到重大危机，这不是智者的行径。接着，光海君用唐朝与回纥约和，朝鲜往年“倭书之答”的事例表明，如果不谨慎处理这一事件，定会惹怒后金，招致滔天大祸。
光海君与备边司官员经过二十余天的反复商议决定回复后金来书。但为表示恪守“天朝法禁”不直接回答后金国书之意，在答书体例与遣官规格等方面，朝鲜君臣十分谨慎细致地做出了一系列规定。这封答书中，朝鲜一改萨尔浒战前对后金的强硬态度。先是向后金解释朝鲜在萨尔浒之战中出兵助明是大义之所在，不得不为。随后，朝鲜说感受到了后金与自己和平交往的诚意，最终表示愿意与后金友好往来。由此可见，虽然此封答书在表面上不是国书，但其内容经过君臣的反复商议，也就代表了朝鲜国家意志。加之平安道官员梁谏亲奉答书前往后金，实可视为两国交往之始。这也意味着，光海君开始在不背叛明朝的情况下，尝试与后金交往。
对于朝鲜答书，后金领导层作何反应？朝鲜降将李民寏在《栅中日录》中记载地较为详细。国书发出之后，努尔哈赤不仅几次派人询问姜弘立与金景瑞为何朝鲜迟迟没有答复，还遣通事金彦春到满浦打探消息。当年五月末，持朝鲜答书而来的梁谏到达后金。努尔哈赤令大海、刘海等人迎接梁谏，誊写朝鲜答书，并吩咐几人“文书若好，则椎牛设宴以待，若不好只供鸡鸭云”。几人将文书誊写看过后发现“文书无一句好话”，梁谏也未携“信物”。这令努尔哈赤愤怒异常，随即撤回迎接梁谏的“延候之军”，并令人告知梁谏可自行离去。姜弘立见情势紧张，遂说朝鲜在文书中的措辞用语与明朝不同，大海等人可能理解有误，应当令梁谏入城，自己会解释回书中的内容。努尔哈赤同意了他的提议。六月，梁谏入城至姜弘立寓所，努尔哈赤派阿敦接见了梁谏。阿敦言辞激烈地要求姜弘立对文书中体例、持书人员、书中语句进行了详细解读，经姜弘立一番解释后，阿敦的态度逐渐缓和，并就此事向努尔哈赤做出报告。随后，努尔哈赤下令正式迎接梁谏，安排其居于姜弘立寓所附近。从中可以看出，努尔哈赤虽对朝鲜的行径不满，为避免与明朝作战之时同朝鲜不睦，所以决定暂时对朝鲜行径不予追究。后金领导层经商议后决定，继续对朝鲜展开和平攻势，遂又递国书予朝鲜。七月初二，梁谏持后金国书归国，十四日到达朝鲜。从这封答书中可以看到，后金在这封国书中表示朝鲜最好不要在后金与明朝之间虚与委蛇，应早日做出决断。书中还明确提出要与朝鲜结盟，共同抗击明朝。光海君看过此封国书后，顿觉“贼奴”十分傲慢无礼，认为后金送予朝鲜态度如此悖慢的国书，就是备边司为首的朝廷官员们行事拖沓，不遵王命所致。但备边司官员完全否决了光海君的意见，认为朝鲜与后金的关系和传统的“帝王待夷狄之道”完全不同，朝鲜应时刻都与明朝站在同一战线，所以不能再次回复后金国书。况且先前出使后金的行为，以使“辽广衙门”生疑，如今更不可轻举妄动。备边司官员认定努尔哈赤试图结盟定是为入侵朝鲜而谋划的计策，朝鲜现今只能征兵备战，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冲突。光海君与备边司官员的分歧逐渐扩大化，以三政丞为首的备边司堂上官开始用“罢工”的方式来对抗光海君。领议政朴承宗以“在忧服之中，不得参论朝政”为由，拒绝理政。左议政朴弘耉，右议政赵挺俱称身体抱恙，闭门不出。备边司其他官员也都“托故”不参与议事。光海君对此十分恼怒，直接斥责备边司官员：“身为筹边有司，国家大事，不为往议于首相处，人臣之意，安在？”备边司官员受到申饬后，态度变得更加强硬。领议政朴承宗上书光海君，请求朝廷即可停止与后金的交往，否则自己会因主导此事，被比作奸臣秦桧。右议政赵挺则认为此事甚大，自己才疏学浅难堪此任，建议光海君“敦谕他大臣，使之商议处置”。
就在朝鲜君臣为后金的第二次来书而争论不休之时，陈奏使李覮从北京发来消息说，明廷为奖慰本国在萨尔浒之战中的从征之举，已派兵部游击张万春奉敕前往辽东，随后再由辽东派差官袁见龙送至朝鲜。听闻此息后，朝鲜君臣迅速商定了迎接差官的礼仪，并任命左副承旨李士庆为接伴官。李士庆出发前，光海君令其详细询问“沈阳、辽广防备形止，经略出战事状，贼势所向处，大兵出来迟速”等情况。而对于朝鲜国内的状况，则要求尽量不向差官透露，朝报上也不能有所体现。
万历四十七年（1619）七月，差官袁见龙到达义州。袁见龙告知李士庆，明廷已任命熊廷弼为新任经略，现已启程赶赴辽东。随后，袁见龙直接发问，朝鲜是否与降将姜弘立等人有来往，是否已与后金媾和。李士庆连忙否认，表示朝鲜已与姜弘立等人恩断义绝。后金虽曾派人持书送予朝鲜，但朝廷已令“边臣”严词拒绝，两国绝无媾和之事。由两人的对话可知，备边司担忧的情况已成事实，“辽广衙门”已对朝鲜与后金交往一事有所察觉。虽然李士庆矢口否认，恐难除其疑。八月，差官袁见龙奉敕并携赏银一万两到达汉城。在“以胡书事，中国方疑我国”之时，此封敕书的内容使朝鲜君臣大为意外。对于姜弘立等人投降一事，不用说惩罚，敕书中连一丝叱责的意味都找寻不到，其中尽是万历帝对朝鲜王廷与阵亡将士的抚慰之词。但令朝鲜君臣始料未及是，袁应龙突然要求朝鲜发兵助辽。光海君对此十分不满，一面斥责接伴使李士庆没有良好地履行接伴的职责，信息传递不畅，导致对此事毫无准备，一面埋怨吏曹用人不当，以致“国事之难处”。但无论如何，袁应龙作为赍敕而来的差官，其意见必须谨慎对待。况且敕书中也有“（朝鲜）尚益挑选精锐，分布沿江，据险列屯，相机战守，一以壮我声势，一以固尔藩篱”之语，朝鲜君臣就出兵问题产生了意见分歧并展开了激烈讨论。光海君极力反对出兵，备边司官员则认为朝鲜必须应允袁见龙征兵的请求。在此事的讨论过程中，以备边司为代表的朝鲜官员态度较之前更为强硬，开始用实际行动来对抗光海君。如左议政朴弘耉，右议政赵挺在没得到光海君的许可下，私下与袁见龙会面。二人狡辩说“其所请火手，势难终拒”，并提到光海君在接见袁见龙之时“亦无峻绝不从之语”，所以只能答应了袁见龙见面的请求。再如，光海君曾多次申饬承政院官员，不要将“可讳之事”登载于朝报之上，但“近日接待所启辞及凡系干差官事”，多次于朝报上出现。光海君对这种置王命于不顾的行径十分惊骇，下令推考有关人等，以示惩戒。备边司官员对袁见龙“言听计从”但置王命于不顾的做法，令光海君十分无奈，以至于说到“本司过怯于袁差官之言，诚可笑也”。袁见龙因迟迟没有得到光海君的答复，直接上书光海君，请求朝鲜发兵助辽。上书中，袁见龙对朝鲜先扬后抑，还拿朝鲜与“北关之酋”相比，企图用激将法逼迫朝鲜出兵。其还表示，如果朝鲜愿意出兵，不用自己携带军需用品，己方会给予援军良好的后勤补给。但最终，光海君以朝鲜国势艰难，且既无咨文也无敕书，朝鲜万难从命为由，婉拒了出兵之情。
就在袁见龙将要启程回国之时，通事河瑞国携后金使者抵达朝鲜，询问复答后金国书一事。光海君听闻此事后，随即劝解备边司官员，一定要尽快撰写答书，回复后金。如果不处理好与后金的关系，则朝鲜必亡于后金。但备边司官员仍认为，与后金来往有违天朝法禁，极有可能招致明朝怀疑，反复与光海君争辩。光海君见备边司官员态度强硬，短时间内不能复答后金来书，所以决定以明朝差官方留，不便答书为由，善辞开谕后金来使。同时让姜弘立家属准备货物，以其所需必要物品的名义送入后金，以示诚意。努尔哈赤接受到货物后喜出望外，其部众认为“朝鲜之法，若非国令，一尺布一张纸万无入送之理，必是和好无疑”，努尔哈赤也表示赞同。朝鲜向后金资物一事很快被“辽广衙门”知晓。备边司上奏光海君道：“前日以弘立家属所送之意给送米盐，而奴贼执此至行间谍于靉阳，竟致经略行查边上。”此消息于后金境内也得到了证实。李民寏在《栅中日录》中记载道：“朝鲜方与建州相通，输送盐米牛头，辽东方遣人谙责，至于唐官巡视江边。”可见，此事对朝鲜与明朝的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
综上，光海君对明朝和后金的关系，应该说是在谋求继续奉行对明“事大”的原则下发展与后金的交邻关系。这种尝试突破宗藩“法禁”的行为，是在当时情况复杂的东北亚格局下，较好地维护朝鲜国家利益的明智之选。但光海君的这种行为，导致辽东地区流言四起，也引起了明廷相当一部分官员的怀疑。徐光启、张志发、熊廷弼等明廷官员接连上书，要求明朝对朝鲜采取强制措施，以防止其倒向后金，这使光海君的“交邻”政策遭到重大打击。
二、明廷官员对鲜金往来的反应
萨尔浒之战甫后，明朝官员就如何处理明朝与朝鲜的关系，分成了三派。一部分官员主张应对朝鲜采用“怀柔之策”。即用宣谕赍银等手段犒慰朝鲜，使朝鲜心悦诚服地恭顺明朝，这些官员可称之为“赏慰派”。如礼部左侍郎何宗彦，在萨尔浒之战后，立即请求万历帝安抚朝鲜死伤的军兵，以稳藩邦。其曰：“轸念阵亡诸臣，速赐恩恤以慰忠魂，以作士气。……朝鲜将士多殉焉……至于朝鲜死事将士亦当速为周恤，一以坚朝鲜之拥护。”辽东经略杨镐也主张“优恤朝鲜”。兵部尚书黄嘉善提出，朝鲜因萨尔浒损失惨重，朝廷应准许朝鲜“照（万历）三十七年之例，牛角弓面焰硝，俱以增买二倍为余”，以示体恤朝鲜之意。还有一部分官员则认为，明朝应该一面赏谕朝鲜，安抚其在萨尔浒之战中遭受的损失，一面在朝鲜驻军，防止后金吞并朝鲜，抚威并用才可保辽东无虞。这部分官员可被称之为“中间派”。主要代表人物是时任山东巡抚的王在晋。其曰：“今朝鲜以一万三千人死敌，而我国以万金恤之。……须持危定倾，多方存恤，练周师于鸭绿，……演士马于玄菟，可备王京不时之寇患。保朝鲜，即保我封疆，即不失同患相怜之谊，又不失以大字小之仁。”除这些人之外，明廷中多数官员认为朝鲜援军在萨尔浒之战中降金，就说明其很可能已与后金媾和。为保辽东边疆，钳制“奴贼”，明朝必须利用宗主国权威对朝鲜采取强制措施，使朝鲜不倒向后金一侧，以求在今后的明金战事中保持优位态势，这些官员可称之为“威治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徐光启的“朝鲜监护论”，张志发的“朝鲜阳衡阴顺说”与熊廷弼的“义州屯兵策”。万历四十七年（1619）六月，后金攻陷开原，辽东形势岌岌可危。当月二十八日，时任左春坊赞善兼翰林院检讨的徐光启，向朝廷上“辽左阽危己甚疏”，力陈“御奴”之策。疏中共有五款。其第五款题为“亟遣使监护朝鲜，以联外事”，即为所谓的“朝鲜监护论”。徐光启在此款中首先讲出了辽东目前的危机局势，并指出了后金屡胜后“未遂深入”的原因是“后有北关，前有朝鲜”。但现今开原已陷，“北关隔绝”，徐光启认为“北关”定会向后金屈服。朝鲜因战败，也丧失了与明共灭后金的勇气。徐光启关于朝鲜的判断来自辽东各衙门关于朝鲜与后金交往的传闻。上文已有提到，萨尔浒之战中，以姜弘立、金景瑞为代表的朝鲜军士投降后金，但朝鲜对其没有任何惩罚措施，这引起了辽东衙门的高度怀疑。因此战后不久，于承恩就遣其侄到昌城查探实情。不仅如此，朝鲜与后金互通文书一事也在辽东地区盛传。以至于千秋使李弘胄临行前，因“天朝各衙门，至疑于我国者，不一其端”，专门与光海君商议如何应答“中朝衙门”的诘问。所以，徐光启指出后金对朝鲜威逼利诱，两国“贽币饩牵，交酬还往”进而认定“鲜、奴之交已合”。接着用“晋、楚争郑”的典故说明，朝鲜在明金战争中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明朝对朝鲜置之不理，后金定会吞并朝鲜，辽东与朝鲜“水陆万里”之疆将沦为“寇场”，明朝必须争取到朝鲜的支持。随后，徐光启用多个历史事例说明出使监护的好处，并自比班超表示愿意出使朝鲜实施监护。
事实上，在此疏之前，徐光启还向朝廷陈奏过两道疏文，一是上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二十日的《敷陈末议以殄凶酋疏》，二是上于万历四十七年四月初五日的《兵非选练绝难战守疏》。两道疏文的核心思想是，朝廷现今应集中力量选练精兵，冶炼良械。如若成功，则“聚有虎豹之势，散有率然之形，进有雷霆之威，退有金汤之险，不过上等精兵一二万人，战可必胜，守可必固”。在《兵非选练绝难战守疏》中，徐光启也阐述了自己的对朝方略。其曰：“朝鲜同败，固宜遣使慰抚，亦须重加赏恤，使整率兵众，列营境上。”可见，徐光启在此疏中的对朝态度与“赏慰派”如出一辙。为何其两个月之后的态度有如此大的变化？从徐光启的其他书文中，不难发现端倪。首先，徐光启认为朝鲜是一个文盛武衰的国家。其曰：“朝鲜请书于宋，宋人靳不悉予，惧其识兵略，通权变也，而今乃最文，亦最弱。文盛则武衰，自然直势也。”其次，徐光启始终就对朝鲜的忠诚度有所怀疑。萨尔浒之战前，徐光启在给其老师焦竑的回信中曾提到自己的“剿奴”之策。其曰：“益以辽士两万，北关一万，更欲征朝鲜两万，两路牵制，一路出攻，约周岁之内，可以毕事。……朝鲜助顺之兵也，无粮无赏，至得奴酋之首，不名一钱，云咨行该国，自行升赏，其解体必矣。”从其文中可以看出，徐光启认为朝鲜虽是明朝的“怀恩之属”，但明朝如若不予钱粮，朝鲜没有支援明军作战的动力，因此两国联盟极不稳固。最后，徐光启很有可能在开原失陷后辽东的危机情势朝鲜与后金已然媾和传闻的共同影响下，改变了自己的对朝方略。
徐光启上疏得到了朝中许多大臣的赞同。因此，吏部尚书赵焕领衔上奏，其曰：“左春坊左赞善徐光启兼监察御史，如议量募兵训练，带往朝鲜，监护该国，就便练以壮外势。照出使外国例，赐一品服色。”同时建议派吏部右给事中姚宗文巡阅辽东，检视兵马钱粮，并宣谕“军民及北关诸虏，以联犄角”。内阁首辅方从哲表示没有异议，并将此议据实奏请万历帝。对徐光启建议持反对意见的官员主要是兵部尚书黄嘉善，还因此遭到了科官弹劾。刑部给事中曾汝召也不同意徐光启的建议。他认为明朝此时应该拉拢安慰朝鲜，保护朝鲜，而不是用强制手段约束朝鲜。还有一种意见是虽赞赏徐光启提议的监护朝鲜是“胆量识力自其壮志”之举，但认为目前监护朝鲜不能解决辽东之患。持此种看法的是工科给事中祝耀祖。他认为，目前辽东问题才是朝廷的心腹大患，与其派人监护朝鲜，不如遣使宣谕朝鲜，使其与后金断交。徐光启疏文及三种意见上报给万历帝后，祝耀祖的意见得到首肯。圣谕曰：“（徐光启）不宜远差，着在京用。”之后，徐光启擢为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管理练兵事宜。这表明，朝鲜监护论已无实施可能。
时任云南道监察御史的张志发同样对朝鲜忠诚度持怀疑态度。张志发为人刚毅正直，任河南道御史時，多次上书弹劾不法宗亲。如万历四十二年（1614），其弹劾福王“押运刘孝壑欲无厌。自虞城至洛阳到处挟索横逞杀人”。万历四十三年（1615），弹劾镇国将军朝填，“报生诡匿，己干滥妾之防。请名矫讬，复违冒名之例，且以宗抗王，既凌尊而越分，复挟亲敌贵恣罔上，以行私大干宪彝法应参”。萨尔浒战后，他上书议辽东战守之策。在疏文中，张志发陈奏了防御三策，在谈论第三策时，张志发说到：“但今奴酋又胁结朝鲜，朝鲜君臣，惴惴自保，能必其而不阳衡而阴顺乎”，这就是朝鲜“阳衡阴顺说”的由来。张志发此议于明廷中几无反响，但给朝鲜带来了很大压力。朝鲜官员李廷龟认为，张志发与徐光启乃“一丘之貉”，两人互为表里，诬构朝鲜。李廷龟的分析不无道理，如果朝鲜没有“阴顺”后金，徐光启的“朝鲜监护论”自然不能成立。
素与徐光启辽东战守策略不谋而合的熊廷弼，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巡按辽东时，就上疏“备言辽左危机情形”，以求朝廷重视。萨尔浒之战后，其接替杨镐成为新一任辽东经略。熊廷弼到达辽东后，对朝鲜与后金交往的动向十分警觉，两者互通书信的情况很快被其知晓，遂直接质问朝鲜使臣金致、李覮，情况是否属实。随后，熊廷弼根据辽东地区的情况，提出了一项战守策略。熊廷弼在此策中依据地理情势将辽东驻军分为四路，并主张在镇江与义州各驻兵一万，形成夹鸭绿江而守之势，在客观上遏制朝鲜与后金的来往，此即所谓的“义州屯兵策”。朝鲜对熊廷弼的策略十分忧虑，备边司官员说道：“徐光启监护之议，张至发阴顺之说，迭相唱和，议论峥嵘。经略留兵义州之请，亦安知不与徐、张所见互为表里乎。”朝鲜怕熊廷弼以义州驻兵为名，行监护朝鲜之实，所以此议亦对朝鲜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综上，萨尔浒之战后，明廷及辽东的相当一部分官员对朝鲜的忠诚度质疑万分。以徐光启“朝鲜监护论”，张志发“朝鲜阳衡阴顺说”，熊廷弼“义州屯兵策”为代表的言论，给朝鲜带来了极大的舆论压力。朝鲜君臣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消除明朝对朝鲜的疑虑，决定依照李恒福辨丁应泰诬构朝鲜的先例，派遣使臣入明申辨。
三、朝鲜君臣对“朝鲜监护论”等言论的反应
朝鲜最先获知徐光启“朝鲜监护论”声息的是谢恩兼千秋使李弘胄。李弘胄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五月从朝鲜出发，当年八月到达北京。其循例向礼部纳过表笺后，听闻到“有徐赞善光启自请往我国练兵”的消息，顿感事甚重大。但不知具体内容为何，十分苦闷。随后，李弘胄又从明朝译官口中又听到了“中朝依赞善徐光启自荐之疏，将差送我国有监护宣谕之举”传闻，遂当即寻要朝报，看后发现“果有六卿科道齐请差送（徐光启）之奏，而圣旨为‘光启晓畅兵事，不宜远出，令在内调练’之教”字样。李弘胄为探知“监护宣谕”的具体内容，多方访问，以求获得徐光启的奏本。最终，李弘胄通过明朝译官在提督外郎处用重金购得徐光启奏疏印本一份。李弘胄看过内容后，万分错愕，连忙决定上书申辨。因奏本是通过非常途径获得，李弘胄为保护消息来源，决定以“偶然闻知”措辞，写本奏辨。
当年九月，李弘胄先呈申辨奏本于兵部。兵部尚书黄嘉善看过后说道：“国忠顺万万不疑，呈文事意知道。”接着，李弘胄又向礼部递交奏本。礼部署部事右侍郎何宗彦看后曰：“朝鲜之忠于本朝，三尺童子知之。其为监护之说者，欲设奇兵为犄角之势。其为宣谕之说者，令激发该国忠臣义士之气，剪灭奴而设朝事也。二策今皆不行矣。何嫌何疑，而有离间之说也。”两位明朝官员，尤其是何宗彦对李弘胄阐述的较为明晰：朝鲜忠顺大明，人人皆知，徐光启的“朝鲜监护论”，如今不会实行，朝鲜无需担心。事实证明两位明朝官员没有说谎，此时万历帝已否决了徐光启的提议，并令其赶往河南练兵。但李弘胄认为口说无凭，所以又向内阁首辅方从哲提交了奏本，希望得到内阁的“票帖”，以求坐实此事。但内阁没有答应这一请求，反而加重李弘胄的疑心。因此，李弘胄紧急派金得祉持三道状启回国，向光海君报告这一消息。当年十月，奏本到达朝鲜。光海君看过奏本后顿觉“骨痛气塞，直欲蹈海钻地而末由也”，应尽快派遣使臣，痛辨极诬。备边司官员此次十分赞同光海君的看法。由于朝鲜君臣意见难得一致，事情进展得较为顺利。奏本抵达当日，朝鲜就决定派遣使臣入明辨诬。
事实上，朝鲜君臣对“监护朝鲜”的论调并不陌生。万历二十二年（1594），时任蓟辽总督孙矿曾有过在朝鲜复设征东行省的建议。其曰：“设征东行省，遣一巡抚，国王则只治其国人民，而租税等物，皆巡抚次知，陪臣皆属于行省云矣。”万历二十五年（1597），大学士张位与沈一贯联合上奏“经理朝鲜事宜”。奏中张位主张明廷应设官于朝鲜八道，悉心“练兵屯田”，并选派工匠到朝鲜教习明朝的先进技法，充实财政以补军资。万历三十六年（1608），光海君请袭王位的关键时期，时任广宁总兵李成梁与都御史赵濈也曾密奏万历帝：“朝鲜兄弟相争，请举兵袭取，建置郡县。”前两种建议，虽也令朝鲜君臣感到担忧，但毕竟是壬辰倭乱中的变通之举，所以因朝鲜君臣反对就没有施行。李成梁的提议虽令朝鲜君臣恐慌，但其毕竟是为了满足一己之私，所以，实施“朝鲜监护”的可能性不大。徐光启“朝鲜监护论”是在萨尔浒之战后，朝鲜虽未与后金媾和，但已有与后金交往之实的情况下提出。加之明廷中的大多数官员也都赞同徐光启的提议，以至于“圣旨久不准下，则六部伏合，联疏催下”，所以在朝鲜君臣看来，如果不尽快入明申辩，那么明朝实施“朝鲜监护”的可能性大大加强，这也是朝鲜君臣快速做出决定的重要原因。
做出入明辨诬的决定后，使臣人选问题摆在了朝鲜君臣眼前。事关重大，必派重臣才可解决此事。但当时朝鲜“大臣皆老病”，导致“文书磨炼非难，而使臣差出不易”。光海君考虑到实际情况，认为“今此辨诬，必须择用华国手段”，决定起用被罢的李廷龟为陈奏使，尹晖为副使，入明申辩。
李廷龟在此之前不仅多次任馆伴使与接伴使迎送明朝官员，还三次出使明朝，拥有丰富的对明外交经验。其被征召后，深感“戴罪之身”难堪重任，两次向光海君请辞。同时，尹晖也上疏辞职。光海君驳回了两人的上疏，并劝说两人道：“既往之事，不须追念而为嫌。惟当殚竭心力，快雪至冤极痛，暴白终始忠顺，使我礼义之邦，免为禽兽之域，勋庸彪炳，辉映宇宙，幸甚幸甚。勿为待罪，更加察职。”随后还下令尽快恢复李廷龟等人俸禄，让其安心入明辩诬。李廷龟见光海君诚意十足，便正式接受了任命。
随后，李廷龟便向光海君密陈了如下几条辩诬策略。第一，不专攻具体言论；第二，要以屯兵鸭绿江，向明朝求购军事物资与粮草，以实际备战行动配合辩诬活动；第三，向“辽广衙门”报告本国与后金交往的情况，彻底攻破本国与后金媾和的谣言；第四，请求王廷多赍“人情银子”，并根据经验确定以内阁首辅方从哲与兵部尚书黄嘉善为主要突破口，力图说服两人为辩诬提供帮助；第五，不能止于得到明朝阁部“覆题”就结束辩诬。虽然部阁“覆题”易获而“皇敕”难下，但敕书拥有最高权威。所以，此次辩诬必须得到明朝敕书，才能使明朝对朝鲜疑虑彻底消除。
四、朝鲜辩诬使团的外交斡旋及结果
经过充足而精心的准备，万历四十八年（1620）二月，朝鲜陈奏辩诬使李廷龟、副使尹晖率使团从汉城出发。四月，到达北京。自抵辽阳始，李廷龟就已开始按既定的辩诬方略，积极开展外交斡旋，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发动舆论与金钱攻势，争取辽东各衙门信任。李廷龟到达辽东都司衙门后，立即向新履职的都指挥使宋文鉴赍送“人情银子”，并说明此行目的。随后，对之前辽东流传甚广的朝鲜“资敌”一论予以驳斥，力陈此事为后金的离间之计。为打消宋文鉴的疑虑，还详细报告了朝鲜边境的防守态势，说明朝鲜正在积极备战。宋文鉴听过后连连称是，并谓：“中朝虽有此等说话，归国忠顺，天下所知，岂有信听之理。”抵达辽东经略衙门后，辽东众将官质问朝鲜以物资敌，李廷龟极力辩护，再次声明此事实乃“降胡”诬告，朝鲜“被诬极甚”，众将听后颇以为然。如此，李廷龟成功在经略衙门中营造出了朝鲜被诬的舆论氛围。李廷龟怕熊廷弼有相同的疑问，加之已确定熊廷弼为主要的申辩对象，所以提前将说辞写于纸上放入袖中，又准备好呈文一份，以备询问。李廷龟一行见到熊廷弼后，立即递交了准备好的呈文及纸条。熊廷弼看过后连连点头，向李廷龟解释了徐光启“监护之说”与“义州屯兵”的目的。其曰：“所谓宣谕监护等事，京里果有此议。其议不过贵国于上年折了万余兵马，故欲遣使宣谕。钦赐银两，仍留义州，团练兵马，脱有缓急使之救护，本非察其情形之谓也。”在申辩过程中，李廷龟注意到熊廷弼“（对于）我国事情，甚有洞快释然之状”，增强了辩诬的信心。听过辩辞后，熊廷弼对李廷龟表态说：“贵国礼仪之邦，忠顺朝廷二百有几十年矣。顷间虽有流言，俺及部院都不信他。”这一表态使李廷龟喜出望外。原本以为熊廷弼是辩诬过程中的一大难题，没想到自己的措施卓有成效，打消了熊廷弼对朝鲜的疑虑，成功消除了一大障碍。
第二，探寻关键人物，面见方从哲、黄嘉善辩诬。辩诬使团到达北京后，按照之前在国内的部署，循例向鸿胪寺上奏咨文后，李廷龟拿着提前准备好的呈文直奔礼部。抵达礼部后使臣一行发现礼部尚书阙员已久，左侍郎何宗彦也已返乡，右侍郎孙如游暂掌部事。因此李廷龟将呈文递交于孙如游，但其态度冷淡，仅“答以晓得”。随后，李廷龟到兵部准备面见尚书黄嘉善申辩。黄嘉善向来对朝鲜使臣礼遇有加，更是当时明廷少数反对徐光启意见的大臣之一。黄嘉善看过呈文后，十分满意，表示自己从未听信关于朝鲜的流言，对朝鲜辩诬表示理解与同情。值得注意的是，黄嘉善的态度有着现实的政治考虑。其根本原因在于，之前因反对徐光启意见遭到言官弹劾，因此不可能对李廷龟辩诬一事等闲视之。得到了黄嘉善肯定的态度后，李廷龟准备面见方从哲。方从哲时为内阁唯一成员，在朝鲜使臣中风评颇佳。如时与李廷龟同在北京的朝鲜使臣黄中允评价方从哲“为人颇宽弘温谨，……善人也”。如果辩诬一事能得到方从哲的帮助，定事半功倍。在西长安门外，李廷龟见到了入朝途中的方从哲。李廷龟见后连忙跪拜，以示尊崇之意。方从哲“再三举手”，让李廷龟起立，说自己受不得如此大礼。李廷龟立即呈上辩诬奏本，方从哲表示自己定会详细阅读，尽快给予答复。事后可知，李廷龟面见方从哲对此次辩诬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审时度势，及时改变策略。将奏本分别送往鸿胪寺、礼部及兵部后，李廷龟从礼部序班叶世贤等官吏口中得知兵科给事中薛凤翔素来对朝鲜不满的消息。其曰：“闻兵科给事中薛凤翔为人多气，与徐光启、张至发等一队名官主张东事，向来之龌龊本国，参劾兵部及阁老，皆此人等所为。又与熊经略相为表里，凡干东议，必攘臂当之。”更为致命的是，薛凤翔曾上书弹劾朝鲜。据明朝规定，六部事务的实施，都必须经过该部给事中审核后才可实行。当时六部“科官”中只有薛凤翔在任，因此辩诬一事必经其手。李廷龟顿感事情重大，当即贿赂礼部官吏，得见薛凤翔弹劾朝鲜的内容。其曰：“朝鲜畏惧之深，隐为输献称报之音译，乍阴乍阳侦探之伏请，倏此倏彼。及初议朝鲜之役，宣慰为名，监护为实，彼中情形叵测，万一察知而问与不问、报而不报之间，更有难之难者。”叶世贤还告知李廷龟，薛凤翔性格颇为严峻，曾上书弹劾自己的上司黄嘉善不理政事，朝中许多大臣“皆受其口气”。虽然薛凤翔对朝鲜的态度很难改观，但叶世贤告知李廷龟此次辩诬的核心人物就是薛凤翔。李廷龟听闻后，迅速改变策略，准备面见薛凤翔申辩。见过方从哲的当天，李廷龟在西长安门外等待薛凤翔。李廷龟提交过奏本后，薛凤翔没有过多表态，仅说“俺当浏览”即去。此后，李廷龟多次前往兵部及礼部询问辩诬事宜，但黄嘉善表示自己虽对朝鲜深信不疑，但无权决定，需交由内阁会处。李廷龟顿时感到压力倍增，觉得辩诬一事困难重重。
万历四十八年（1620）五月，李廷龟得到了薛凤翔撰写的《奖朝鲜君臣稿》。在此文中薛凤翔赞扬朝鲜“勤王之勇，将士效死之节，此举朝之深嘉也”。还对李廷龟奏本的文笔大加赞赏，其曰：“情见乎辞，气激于志，即其上下之义不受辱，愈见主臣之信无二心。”李廷龟看过薛凤翔的奏稿后，感觉十分诧异，为何薛凤翔态度转变得如此之快。事后得知，是内阁首辅方从哲从中发力，促成了此事。随后，礼部与兵部都对薛凤翔的稿本做出题覆并上奏万历帝请发敕书。
至此，辩诬活动算是基本成功。在得知礼、兵两部请发敕书后，李廷龟再次赶赴西长安门外，分别答谢了方从哲与薛凤翔。薛凤翔对李廷龟的“盛情”很是感激，频频致谢。随后，敕书又经兵部尚书黄嘉善、礼部侍郎孙如游、侍读学士韩爌再三润色，撰写完成。当年七月，李廷龟在文华殿跪受敕书，辩诬活动圆满完成。因适逢万历帝驾崩与泰昌帝继位，李廷龟还以外藩使臣的身份分别参加了万历帝的丧礼与泰昌帝的继位大典，殊荣至极。
万历四十八年八月，李廷龟因参加万历帝丧礼而暂时居留北京，但他以最快速度遣人将敕书送回王京。敕书开篇虽有叱责朝鲜的意味，但主要思想是朝鲜对大明恭顺的态度，其核心思想是要两国“载申羽翼之盟，更订犄角之誓”。明朝有此敕书的根本原因是明朝需要朝鲜来牵制后金，虽有“差胡往来之迹”，明朝也不计前嫌，两国关系从表面上又回到了之前良好的状态。当年十一月，李廷龟奉泰昌帝赍给朝鲜的敕书回到王京。此封敕书中，丝毫不提之前朝鲜与后金通书的事件，还赍银两万两，全力拉拢朝鲜。可见明朝消除了对朝鲜的疑虑，已完全没有实施“朝鲜监护”的可能。光海君瞬感压力顿消，朝鲜的“交邻”政策在以后得到了充分实施，李廷龟一行也因辨诬成功被光海君下令议赏。第二年，李廷龟重新出仕，担任工曹判书，西人派开始重返朝鲜政坛。下文就将详细分析此次辨诬事件对朝鲜政局产生的影响。
五、辨诬成功对朝鲜政局的影响
朝鲜王朝以文治国的理念，形成了独有的言论政治体系。即士林阶层通过“三司”发表意见，并形成“公论”来引领国家决策的制定。这种政治体制使士林为争夺舆论控制权进行了激烈斗争，即为“党争”。党争表面上是各派别从儒家义理、大义名分等方面对国家具体政策进行论争，实际上是政治权力的角逐。宣祖国王在位时期，由于斗争愈发激烈，朝鲜士林分裂为西人党与东人党。随后，东人党又分裂为南人党与北人党。
光海君为宣祖国王庶次子，虽自幼聪慧好学，又在壬辰倭乱中建立了赫赫战功，但其世子地位始终没有得到明朝的认可，史称“十年血奏”，未得题覆。宣祖末期，继妃仁穆王后诞下永昌大君李，加之其还有兄长临海君李珒，光海君的世子地位岌岌可危。朝鲜朝堂上，为是否更换世子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北人党分裂为以李尔瞻为首，支持光海君的大北派，以及以外戚柳永庆为首的拥立永昌大君的小北派。万历三十六年（1608），宣祖薨逝，光海君继位。其立即遣使入京，经过一番周旋，明朝最终决定册封光海君为国王。光海君继位初期，朝鲜王廷主要存在如下几个派别。一为北人党，其中分为大北派与小北派。其中小北派，分为以柳永庆为首的“柳党”与以南以恭为首的“南党”，大北派则以郑仁弘与李尔瞻为核心人物。北人党官员主要任职于“三司”与吏曹，掌握了当时的舆论风向及人事权。其二是以李元翼为首的南人党，三是以李恒福、黄慎、李廷龟为首的一部分西人党。南人与西人主要依靠备边司来维持自己的势力。备边司作为中宗朝始设的机构，开始主要负责国防安全，后取代了议政府，成为“总领中外军国机务”的最高权力机关。以此可以看出，大北派虽是拥立光海君的主要政治力量，但没有形成压倒性的政治优势，光海君的王权亦非十分稳固，因此光海君与大北派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即“戮柳永庆……柳党皆坐罪，……一举而杀临海，再举而杀晋陵，三举而杀永昌，四举而杀绫昌，五举而戮延兴之尸而废母之论成其前后”。朝鲜王廷经过如此腥风血雨后，光海君王权渐固，大北派也确立了自己的政治优势。
随后，大北派的权势不断膨胀，光海君越发感到自己的王权重新受到威胁。大北派独掌政权后，先是尝试用“晦退辨斥”树立在学统上的地位，之后频繁地用“癸丑狱事”打击反对派，导致“诬告之狱、匿名书之狱，式月斯生，长设鞫厅，击累者常百余人”。国内怨声载道，对以李尔瞻为首的大北派十分不满。崔睍就曾说道：“假以讨逆之名而写陷人之井，理论稍异者，辄加以护谋逆之名，语言触忤者，必治以不道之律。……若惑形迹自别，不附时议，则必罗致逮捕之目，人心安得不摇，邦本安得而已宁乎。”光海君也对其愈发地不满，以至于说到：“凡有陷人之计，……语不神奇，听亦疲劳，此言可休矣。”
萨尔浒之战前夕，光海君与大北派就朝鲜是否派遣军队助明作战问题，发生了较为强烈的意见冲突。光海君认为，国家刚刚经历了壬辰倭乱，正处于“三边防备，自守不暇”的状况，根本没有精力去入援明朝。况且，一旦惹怒后金，自己“一边羁縻，一边自强”的策略将完全破产，对朝鲜毫无益处，所以反对出兵助明。但以李尔瞻为首的大北派官员极力反对光海君的意见，其认为“天朝是我父母之国，而有再造之恩。今有外诲，征兵与我，则在我之道，安可不为之驰援乎”。此时，小北派的尹晖、朴自兴、任兗等人却赞同光海君的意见，得到了光海君的认可。但任兗等人随即遭到了弹劾，被斥为“首发邪论之人”。光海君大为不满，因为弹劾任兗的言论，就相当于公开反对自己，直接在议事时告知大北派一众官员：“尔等之论，误矣。”大北派这种置王命于不顾的行为，让光海君感到“王不得自由”，对大北派更加地不满。萨尔浒之战后，明军战败，朝鲜援军降敌。光海君更加愤怒，斥责备边司一众官员曰：“则虽致今日之败衄，上年之奏，已与相符，岂非幸乎？卿等不谅予意，徒为防塞，只陈奏事情，有何悖理，竟不予言乎？予窃痛焉。”随后立即开始了人员调整，用小北派的朴承宗撤换掉郑仁弘出任领议政。在之后的讨论复答后金国书过程中，大北派领有的备边司，再次对光海君处处掣肘，李尔瞻甚至公开反对光海君。光海君非常恼火，多次申饬备边司只会高谈阔论，以致“庙堂吁谟老成之才，则斥逐殆尽，使不得预闻，年少生疏之人，多入于备局，谋国不臧，无足怪也”。
随着光海君对大北派官员愈发不满，便开始寻找越来越多的其他党派的大臣来制约大北派。比如开始任由柳、柳活、李之华、黄益中等中北派官员及司宪府、司鉴院官员联合弹劾李尔瞻等大北派核心人物。其曰：“尔瞻当局日久，仇敌日众……光海亦心厌尔瞻，因台论屡示形色。”辩诬活动的成功，使王廷上下十分欣喜。成均馆进士蔡有济就上书道：“孰不为功，功莫大于辨国家之诬；孰不为庆，庆莫大于雪神人之愤。”因此，李廷龟得到了光海君的奖赏，也获得了重返政坛的资本。但司谏院却以李廷龟私印文集，导致“广布中原”为由，频频弹劾。光海君对其置之不理，以李廷龟辩诬于国有功为由，任命李廷龟为工曹判书。李廷龟的出仕，则直接宣告西人派势力开始重返朝鲜政坛，大北派势力开始逐渐瓦解。因大北派的权势开始受限，光海君的王权逐渐增强。
李廷龟辩诬活动的成功，使明朝消除了对朝鲜的疑虑，光海君可以畅通无阻地实施自己的“交邻”政策。此次辩诬活动后，随着明金战局的变化，明朝又多次遣使入朝，请求朝鲜“发兵助剿”。因疑虑被消，国内反对声音减弱的情况下，光海君对明朝的要求百般推诿，甚至“托病不出，屡次数日，终不得迎”。相反，却数次派郑忠信，朴葵英等人与后金交往，光海君的“交邻”政策得到了充分的实施。但光海君引西人派入朝的做法反而为自己埋下了隐患。西人派在光海君末期时势力逐渐增强，成为“仁祖反正”的中坚力量。光海君的外交策略，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被仁祖及西人派斥为“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阴怀二心，输款奴夷”之举。仁祖国王上台后，完全抛弃了光海君的“交邻”政策，一心事明，朝鲜与后金的关系迅速恶化。不久，朝鲜遭受了“丁卯胡乱”与“丙子虏祸”，确立了对清朝的宗藩关系。
六、余论
萨尔浒之战是明金战争中的转折点，标志着东北亚格局的全面变动，明衰金盛的趋势日渐明显。在这种形势下，朝鲜国王光海君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开始转变外交策略——即在不突破宗藩体制的前提下，与新兴的后金政权建立联系。光海君的行动，遭到了明朝的怀疑，明廷出现了“朝鲜监护论”等要求对朝鲜采取强制措施的声音，由此而引发了朝鲜君臣的激烈反应，促使朝鲜派出辩诬使团赶赴北京进行外交斡旋。在此过程中，已经超出了对“朝鲜监护论”等言论的辩诬问题，对考察两国关系及朝鲜政局走向有着特殊的意义。
第一，此次外交事件是对明朝与朝鲜宗藩关系的一场全面检验。明朝对朝鲜的认可是朝鲜国家及王权正当性的来源。当明廷官员指责朝鲜与后金的关系暧昧不清时，不论光海君之前的态度如何，其首要任务就是消除明朝对朝鲜的疑虑。因为在儒家的伦理体系中，“忠”被赋予极其崇高的地位，忠君更是“占据了中国官民道德的首要位置”。在明朝与朝鲜建立了宗藩关系之后，明朝与朝鲜的关系就为放大了的君臣关系。两国的关系应当“皇帝字小之仁，国王事大之诚，纯一无间”。如果朝鲜对上国不忠的行径一经证实，其国家的统治根基必将受到极大打击。李廷龟的辩诬奏文中也有相同的论点，其曰：“君臣天地之定位，贰则乱也。父子天性至亲，疑则变也。”光海君在承袭王位之时就遭受过明朝的质疑，导致其合法性一直在国内备受质疑，所以不得不采取残酷的手段来镇压政敌，以固王权。但其企图废掉仁穆大妃，屠戮兄弟的行径，已经被国内的反对派斥为对长辈不孝，对兄弟不义。如果徐光启等人的言论一旦坐实，那么光海君将会在家、国、天下三个维度面临着极大的统治危机。其中，对上国不忠对光海君王权合法性打击最大。所以，此次辩诬活动与其说光海君是在讲求君臣名分的春秋大义上做出的抉择，不如说是基于王权与国家正统性的现实考虑而被迫做出的妥协。
第二，这次外交事件奠定了明朝此后对朝政策的基调。经朝鲜此次辩诬后，明廷打消了之前的疑虑，开始拉拢朝鲜。事实上，这可以说是是万历帝对朝方略的集中体现。其实萨尔浒之战甫后，明朝就开始了抚慰朝鲜的行动。如上文提到“赏慰派”的主张，其实都得到了万历帝的认可，不然也不会有袁应龙入朝之行。万历中期以来，皇帝疏于正事，官员奏疏大多有“留中”现象，关于辽东战局的紧急战报也都不予理睬。官员们屡次奏请万历帝视朝，也未获准许，导致辽东战况万分危急。但有关朝鲜方面的奏疏，万历帝却经常及时批答，这与其对朝鲜的正面认识与良好印象密不可分。壬辰倭乱爆发的前一年，朝鲜陈奏使韩应寅入京陈奏“倭情”，意外得到了面圣的殊荣。不仅如此，万历帝还曾下旨赞谕朝鲜“世效忠顺”，为“忠顺之大者”。而以徐光启“朝鲜监护论”为主的言论，无疑带有强制管辖朝鲜的意味。这不仅与明太祖定下的“（朝鲜）天造地设，自为声教”对朝基本理念相抵牾，又与万历帝一贯的对朝政策不同。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何“朝鲜监护论”在得到明廷众多官员支持的情况下仍未能实施之因，这也是李廷龟辩诬活动能够顺利进行的根源。
明朝对朝鲜采取“怀柔”之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力衰微，已无力对朝鲜采取强制措施。首先，明中期之后，明朝财政日渐枯竭，经“糜费数百万”的壬辰倭乱后，明朝财政状况更是雪上加霜。再者，辽东地区自永乐以后，卫所制度与屯田制度开始崩坏，出现了士兵逃亡、屯田被占、人口减少的状况，武力渐为废弛，明朝对蒙古和女真部族“原来操之在我的羁縻策略，渐入曲意市恩的被动情况”。在此情势下，明中叶以后，蒙古与女真势力相机崛起，时常南下劫掠辽东地区。辽东军力愈加崩坏，以致出现“辽城守备，全无足恃。人非其人，器非其器，且无将无马”的状况。萨尔浒战后，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虽经其整顿，辽东军备稍振，但在朝鲜使臣眼中看来，仍是“马尽为疲惫，以此待贼，似无可恃然”。不仅如此，明廷连续派发辽东的军兵不断出现大规模逃亡的情况。熊廷弼就在上疏中写道，“营兵逃者日以百记，五六万兵人人要逃，营营要逃”。朝鲜使臣也不断在使行路上听闻逃兵四起的消息，随即感叹“萧墙肘腋之忧，必无底止”，预感大明王朝时日无多。由此可见，既无经济实力作为物质保障，又无军事力量作为政策后盾，不难理解明朝放弃对朝采取强制措施的理由。
最后，此次辨诬事件成为光海君在位时期朝鲜政局走向的转折点。在朝鲜政局“党争”的过程中，各派别主要着眼于“公论”政治的实践，并将其演化为攻讦敌对派别甚至国王的舆论武器，国家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却处于次要地位。光海君努力改变这一现象，希望自己的政策能够顺利实施。但当与明朝的宗藩关系出现变动之时，其立即变为朝鲜政局的主要矛盾，“尊明事大”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从此次辩诬事件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国王在党争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其利用手中的权力在不断的打压与扶持某一派别，来巩固自己的王权。国王对特定人物的喜恶，也成为各派别“党争”成功与否的关键要因。原被大北派斥为“谋逆之臣”的李廷龟，在光海君的有意提携下，转变为国家功臣，使得原已被彻底逐出权力中心的西人派，重返王廷，但同时也为自己的下台埋下了伏笔。
本文原载《明史研究论丛》总第二十四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