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说：“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资于内也。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于此。研究之法，地图为要；地图之用，手填最切。”
多元一体，毛泽东用“四裔”而非“四夷”，用“裔”解“夷”，说的是根脉连着支脉，“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意思是：通过梳理中华文明之支脉，才能真正看根脉。
孟子说，舜乃东夷人，武王西夷人。夷狄化为圣贤，圣贤放为夷狄，这就是历史的变化。
回顾历史，从商周之变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口大流动，促成了此后欧亚大陆的历史—地理布局，而中原向东北方向移民的终点，便是朝鲜半岛——东夷。于是，作为“东夷”的朝鲜半岛，也便成为欧亚大陆的最东端，它与西夷——中国东北、蒙古、新疆和西藏一脉相承，远接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斯坦、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成为伟大的亚洲原野的东大门。
哈·麦金德说：“朝鲜是欧亚大陆的桥头堡，一旦外部的海军可以在这个桥头堡上部署陆上部队，便可从这里去牵制欧亚大陆的枢纽联盟，使他们也不得不在这里部署陆上部队，这样就可以阻止他们集中全力去建立舰队。”
一、明夷与“朝鲜”
魏源说：“朝鲜，《禹贡》青州逾海之地，舜割为营州，周封箕子，本中国地也。”
在魏源的视野里，“中国”还是“天下”，“本中国地也”，不是指属于中国的疆域和领土，而是指朝鲜是文明古国，自古属于文明的世界。
这种大历史的讲法，说来话长。
朝鲜属古营州。营州，是《禹贡》十二州之一，其治所在今天的朝阳。今天的朝阳，不过是辽西的一个农业小县，远非什么“旅游胜地”，我们这代人知道朝阳，竟是因为公然叫板高考，悍然交了白卷的张铁生，以及因此而出了名的“朝阳农学院”，而至于营州、朝阳与朝鲜有什么渊源，那是从来不知道的。
从《禹贡》看中国，朝阳乃是中华文明发源地，红山文化就在朝阳，龙的图腾，就产生于朝阳，因此朝阳过去叫龙城，这里就是龙起源的地方。
从《禹贡》的视野看朝阳，往西是蒙古与新疆，往南就是河北，东北方向是东三省和朝鲜半岛，如果说，敦煌是丝绸之路西端的要冲，那么，朝阳则是丝绸之路东端的枢纽，朝阳在历史上就是多民族融合的摇篮，东夷与西夷，就在此结合碰撞。
朝阳既是中华文明发源地，也是商兴起的地方，王国维和傅斯年都曾推断，商就是从古营州即朝阳一带迁徙到中原的，入主中原，东夷此后成为中原的圣贤，而周灭商（学术界的推断这是在公元前的1046年），周武王把箕子封到朝鲜，这是把他封回了商的故地。于是，圣贤再次沦为夷狄。
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说，夷狄变圣贤，这是月明星稀，圣贤变夷狄，这是满天星斗。
箕子名胥余，箕是国名，子是爵位，他是武丁第七代后裔，与商纣王的庶兄薇子、王子比干，同称殷末“三贤”，位列三公，是纣的父师。《封神演义》以道教的口气渲染这段历史，创造的最为家喻户晓的一个神话人物是哪吒。
箕子不是神话人物，周灭商后，箕子成了俘虏，他给周武王讲了洪范九筹的道理（“范畴”的说法，就是从这里来的）。于是，武王礼遇他，不把他当臣子对待，封箕子于朝鲜，而其后，箕子朝周，过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十分伤心，作《麦秀之诗》——这是《史记·宋薇子世家》里的记载。
按照王国维和傅斯年的讲法，箕子受封，回到老家，由圣贤再次化为夷狄，而朝鲜建国，是公元前1047年之后的事，朝鲜当然是文明古国。
朝鲜何以叫朝鲜？
柳宗元的《箕子碑》里说得最好，他说：朝鲜是“明夷”二字变来的，“明夷”的意思，就是蒙难，其文曰：“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难，二曰法授圣，三曰化及民”，柳宗元的意思是说，凡是政治家倒霉了，这就叫蒙难，既然当官不成，最好就去当教授，这叫法授圣，你去当个好老师，为的是传承文脉，这叫化及民。
蒙难、当教授、化民，要成就大人之道，必须经历这三个阶段。
国破家亡，平了头荷锄，教人耕读，箕子到东北去推行井田制，当年的皇亲国戚被赶回老家当教书先生，这个历史榜样就是箕子。在写《箕子碑》时，柳宗元正戴着“二王八司马”的帽子，也被贬窜到南方瘴气之地，他也是正在蒙难，而他的榜样，就是箕子，柳宗元在湖南、广西的作为，就是效法箕子。
国破家亡的蒙难人，去远方传播文明，这是“明夷”，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就是这个意思，用今天最通俗的说法，“明夷”就是“下发基层”，或可简称“流放”。
“明夷”怎么变成了朝鲜？古文字家解释说，“明”是“朝”的简写，“夷”的古音就是“鲜”，夷是山的阴面，而在古营州的视域里，朝阳与朝鲜，作为东西两端，本是一体的。
“天子无道，道在四夷”，自周武王封箕子以来，历史上的朝鲜号称“礼义之邦”，班固说：“玄菟、乐浪，本箕子所封。昔箕子居朝鲜，教民以礼义，田蚕织作。”明亡之后，朝鲜更以“小中华”自居，当时的朝鲜大儒，被奉为“宋子”的宋时烈，于《高丽史提纲》（1667年）中说，中原称我为东夷，名号虽不雅，但是否夷狄，这要看作为，不是看地域。孟子曰，舜，东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圣贤，何必出身于邹鲁，当年的八闽之地，不过是南蛮，而朱子崛起于此，中原的礼乐文物就远不及八闽，可见，今天的夷狄，就是当年孔孟的故乡，而这就是大道的变化。
宋时烈还仿照朱子，铸华阳洞“万东祠”，1717年，朝鲜将万洞祠扩建为万东庙，并将宋时烈手书镌刻“大明土地，崇祯日月”于其上。
宋时烈同时代的学者尹敬夫，甚至不满于“小中华”的说法，他说，大中华是以疆域而言，如今山河变色，疆域沦陷，大中华竟无一片可读春秋之地，朝鲜虽小，盖无非中华衣冠歌谣风俗，中华文明在此，怎么能说小？
这都透露出朝鲜的自尊、自信与自负。
清起于辽东，入关之前，清太宗曾大举征伐朝鲜，几灭其国，但朝鲜王李倧却始终不屈不挠，依然坚持奉明为正朔，明朝总兵毛文龙，亦召集辽遗民，以朝鲜为根据地，勠力抗清，直到康熙年间，朝鲜国内发生大饥荒，康熙下令海运大批漕粮赈济朝鲜，朝鲜方感恩遣使来贡，康熙很钦佩朝鲜对于礼义制度一根筋式的忠诚，他赞扬说：“外藩惟朝鲜声明文物近中国”，“其尤可嘉者，当明末造，固守臣节，始终未尝贰明”。
当年，康熙曾夸赞朝鲜坚持不肯背弃明朝的气节，乃是“固守臣节，尤可嘉者”，中国与朝鲜的关系，正可以“劝忠海外，教忠百世”。倘比较同时代的扬州学派，可以发现明末清初一种儒学的转向，因为与“小中华”观相区别，扬州学派的庄存与和刘逢禄的主张却是：中华就是指疆域，夷狄拥有了中华的疆域就是中华，中华失去了疆域就是夷狄，所以，比起大清，明朝才是夷狄。
扬州学派这种有奶便是娘的奇葩观点，甚至令乾隆不齿，以为江南读书人的骨气，竟然还不如朝鲜。
士大夫专政的礼义之邦，自然不擅长打仗，历史上的朝鲜恰恰就是如此。魏源说朝鲜“国虽不竞武，而文学礼教有箕子风”，于是，那些朝鲜半岛上好勇斗狠的人才，不是流亡到日本加入倭寇，就是跑到中国东北参加“看边”队伍，朝鲜国内则“不知王公设险守国之义。兵多长衫大袖，无训练，又俗贵士官，贱世役，一切草莽枭桀之材，禁锢勃郁，往往东走倭，西走辽，为腹心患，故屡覆于敌国。”
魏源还说：“有国家者，礼义为防，城郭兵甲以为固”，但朝鲜的风气却是崇文轻武，士大夫习气比中国尤甚，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朝鲜因此难以自保，难免明夷蒙难。
秦灭六国，燕人卫满带兵逃到朝鲜，推翻箕子政权，与汉对抗，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灭卫满政权，设置了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
东汉末年，盘踞辽东的公孙氏据有朝鲜半岛，曹操遣司马懿讨平之，夺回汉之乐浪、带方二郡。此见诸《三国志·魏志·韩传》：“明帝密遣带方太守昕、乐浪太守鲜于嗣，越海定二郡”，讨伐公孙氏之主力由司马懿统率，而迫于司马懿大军的声威，日本倭王卑弥呼方才首次遣使，经朝鲜半岛的带方郡，赴洛阳朝贡。中日交通，实始于是。
朝鲜半岛与中国存在着共同的历史，有着密切的交往与联系，日本学者堀敏一将古代朝鲜的形成，归结为从商周之变，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人口大流动的产物，而“朝鲜化的汉人”或者“汉化的朝鲜人”的形成，正是这场人口大迁徙、大流动的结果。他更指出：这个时期徙到日本，并把马匹和佛教带到日本者，主要就是“朝鲜汉人”。
西晋灭亡后，中国发生的社会大动荡，波及朝鲜和日本，《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说：“中国大乱，汉人避乱来投者甚多。”但这种避乱，却并非无秩序的逃难，而是一种有序的、集团迁徙式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堀敏一提出了“流民坞主”的说法，以此区别于“防御坞主”：后者扼险定居，“又战斗来又生产”，基本形态如陈寅恪先生《坞壁及桃花源》所记，而前者则是组织起来，且战且走，如长征一般向远方迁徙：
三国和五胡十六国乱世，这种坞壁分布在华北各地，耸立于要害之处。由于它原来是保卫地方的组织，所以有别于各地迁徙的流民，在五胡纷乱之际，许多流民也托庇其下，从坞壁头领中，出现了被称为“流人坞主”的领袖。……这些难民多为有势力者所统率而迁徙，他们边守边战，逐渐迁移。
为此，堀敏一举出了《晋书·慕容魔载记》中关于中原人口大规模迁徙到辽东的记载。而《魏书·高崇传》则记述了渤海蓓县（山东）人高氏一族，在高瞻、高崇等人率领下，辗转于辽东，最终举族避难于高丽的事情。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民族，被我们称为“五胡”而不是“六胡”，这里的原因是：在匈奴、鲜卑、羯氐羌之外，没算上高句丽，而高句丽盘踞着古营州，这里才是北方民族争夺的要害所在，高句丽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里的一支，如果不算高句丽，那这一段历史，就根本说不清楚。
在与慕容燕的争战中，高句丽政权从营州一带且战且退，逐步迁徙到朝鲜半岛，而山东高氏家族就是这个时候随高句丽政权迁入朝鲜的。而山东高氏，只不过是河东、代郡、北平各地移民中的一支。高句丽政权，是北方民族高句丽与中原流民混合的流动性政权。
因为这个政权鲜明的流动性，所以，与骄奢淫逸的两晋统治者和战乱的中原地区相比，东北地区慕容燕与高句丽的统治者之大举招贤纳士，其胸怀、政策与西北地区前凉张氏政权是相似的，这种“崇文”、包容的姿态，构成了中原汉族向东北地区流动的主要动力；在高句丽政权里，中原汉人精英扮演着重要角色。高句丽地区，有400余年是中国的郡县，中国文化的根基很深。因此，从历史角度看，无论是高句丽支持北齐讨伐北周，还是北周的继承者隋讨伐高句丽，都属于当时中国的内战。
最终，在民族大融合中，五胡融化到中华民族之中，而另外一胡——高句丽，则在流动中远遁朝鲜半岛，这大约就是“六胡”之中，何以流走了一胡的原因。
文明是在流动中交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口大流动，形成了此后欧亚大陆的历史布局，而中原向东北方向移民的终点，便是朝鲜半岛。于是，朝鲜半岛，也便成为欧亚大陆的最东端，它与中国东北、蒙古、新疆和西藏一脉相承，远接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斯坦、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成为亚洲原野的东大门。
二、“三韩为墟”
朝鲜半岛的南部，今天叫韩国，为什么叫韩国？这使我不由地去考究天下姓韩的人，与朝鲜半岛的关系。
古文献说，周代有二韩，一是姬姓之韩，封在山西，一是武穆之韩，封在冀州之北，近燕，即在今天的辽宁一带，从西周中后期，韩人被草原民族所驱赶，向南、再向东迁徙，到达山东半岛（这里是我的家乡）。而其中一支，在春秋末期，从山东沿海的登州，进入朝鲜半岛南部，与生活在这个地区的土著混合，形成最早的韩人。
大约在公元1世纪，韩人在朝鲜南部建国，这就是辰韩，为什么叫“辰韩”？《汉书·朝鲜传》说，“辰”就是“臣”，中原的臣民逃难到海岛，所立君长不敢称君主，而自称臣王，辰韩，就是“臣韩”。
大约在公元2世纪末，在辰国疆域及其以南地区，形成了马韩、辰韩与弁韩三个政权，马韩、弁韩，一看就懂——那就是辰韩的马弁，不敢称君而称臣，不敢称臣而自称马弁，可见我们姓韩的人自甘边缘，对中原文明一向很恭敬。
三韩，后来化为百济、新罗，百济在半岛的中南，新罗在最南，毛泽东说，“琉台不守，三韩为墟”，三韩，就是后来的新罗与百济，这就是今天韩国的祖宗。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鲜卑北燕的压迫下，六胡之一的高句丽从古营州地进入朝鲜半岛，对南方的百济、新罗构成威胁，三方战争不断，百济、新罗，都把高句丽视为半岛上的外来势力。
唐统一之后，为了东北的稳定，与百济、新罗联合征伐高句丽，公元668年，唐军在薛仁贵的率领下，灭亡高句丽政权，在平壤设安东都护府，从此，“六胡”的最后一支高句丽，也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而且成为汉化程度最深的胡人。自唐统一高句丽之后，大批高句丽人如泉南生、高仙芝、王思礼，以盛唐大一统的归属感，作为大唐精英的一员，为维护唐朝的统一富强，建功立业，驰骋沙场，彪炳史册。
新罗在半岛最南边，受儒家影响最小，年轻人喜当“花郎徒”，过和尚的生活，练习武艺，好勇斗狠。高句丽政权灭亡后，新罗进而吞灭百济，继续向北推进，唐与新罗联军分裂，公元676年，唐与新罗决战，最终双方化大同江为界，从此罢兵。
次年，唐将安东都护府从平壤撤到辽东，专心经营营州。
从西域到营州，这是一条贯穿欧亚大陆的走廊，唐在西域设安西都护府，在营州设安东都护府，就是为了遏守和维护欧亚走廊的安全，使这个走廊，成为联系各民族的纽带。
怎么理解历史上的营州？
这里不但是草原与中原的结合地，也是渔猎与农耕的结合点，更是丝绸之路东端的战略要害，西来、东来、北来的民族在此融合碰撞，高句丽就是在此崛起，起初它不过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一支，当然也不是最后一支在此崛起的北方民族。
高句丽不是从朝鲜兴起的，它的根就在辽东。至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高句丽方才乘势发难，占据了辽东一些地方，并吞汉之“乐浪四郡”，发展成东北的一个割据势力，而此时高句丽都城叫丸城（在今吉林集安附近）。耿铁华等学者的研究指出：历史上的高句丽，乃是我国东北的一个少数民族割据政权，魏晋之末方才崛起，它与刘渊、苻坚等当时的少数民族军阀政权并没有本质区别，而直到与鲜卑慕容燕的争夺中大败，其都城丸城被毁，高句丽政权方才不得不迁都到朝鲜半岛的平壤。
隋唐统一之后，由于高句丽继续攻伐唐皇室的近亲鲜卑契丹（后来的辽，便是契丹人建立的王朝，杨坚、李世民皆有鲜卑血统），故隋炀帝、唐太宗方才兴兵讨之，直到高宗、武后时代，历史上的高句丽终被唐所灭亡。而今天的韩国，不过是当年的新罗和百济，而历史上的新罗、百济，非但绝不是高句丽的子孙，更可明确地说即是高句丽的敌人，倘非大唐覆灭高句丽，它们或许早就成为俘虏、被当年的高句丽灭亡了。
但是，扫平高句丽，不等于在营州问题上稳操胜券，营州这个地方，既是民族文化走廊，各少数民族你来我往，当高句丽融入中华大家庭之后，黑水靺鞨则占领了营州，形成了渤海国，从历史上看，经营营州，有许多的历史经验教训。故陈寅恪先生评论说：“自此以后，高丽废而新罗、渤海兴，唐室对于东北遂退守持维持现状之政策。”
这便提醒我们，营州与登州之间的关系。即不能孤立地看营州，更不能把营州看做朝阳。进而言之，必须从海洋的角度看营州。
古丝绸之路东去，有海陆两条，陆路，经营州进入朝鲜半岛北方，故营州对陆路极为重要，海路，则由登州出发，进入朝鲜半岛南部，再由半岛南部进入日本九州，海路与陆路比较，则海路最为近便，陆路涉及东北问题，而海路则涉及整个中国东南沿海问题，这二者之间是密切联系着的，如果只注意营州而不注意登州，仅注意陆路而轻视海路，倘若丧失了对朝鲜半岛南端与日本之间联系的足够警惕，即使是大唐，也不得不在东北方向上陷入被动和守势。
高句丽灭后，营州遭到奚族的攻击，为了反击奚族进攻，武则天调西夷以镇东夷，而安禄山作为突厥与粟特混血胡人，就是在营州崛起。
唐玄宗更调东夷镇西夷，而高句丽的猛人高仙芝，就是这样从安东都护府，调往了安西都护府，公元751年，高仙芝率领的唐军与阿巴斯王朝的联军，在中亚的怛拉斯决战，唐军战败，4年之后的755年，安禄山在营州发动安史之乱，盛唐从此终结。
在唐中期平定藩镇割据中崛起的朝鲜人是张保皋，他是柳宗元的同时代人，杜牧称其为圣贤，此人在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入唐，在山东半岛的石岛上岸，于扬州加入武宁军，参加了平定李琦和李师道两大藩镇的战斗，在这个过程中，张保皋认识到，淄清平卢藩镇强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其掌握对于新罗的贸易，于是他返回新罗，通过海上贸易建立自己的势力，并长期左右新罗朝政。
张保皋算是一个先觉者，作为半岛南部出身的岛民，他认识到：从今天的烟台、日照、连云港，到韩国的首尔、釜山、再到日本九州之间这条便捷海路的重要性，而这条路在古营州的视野之外，因此是中国的战略软肋。
1590年，丰臣秀吉第一次完成了日本列岛的统一，并于两年后即对朝鲜发动侵略战争，而他之所以有这个胆子，就是因为他认识到海路才是中国的软肋，早在1587年，他在写给其妾的信中，就吹嘘说：急速跨过对马海峡，占领朝鲜，直驱扬州、登州，在我有生之年，誓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他谋划的进攻侵略路线，就是通过占领半岛南部，然后再越海直捣山东、江苏、浙江等中国基本经济区，掐断中国的经济命脉。而丰臣秀吉的思路，就是此后甲午战争中日本的思路。
1590年6月，明神宗万历决策出兵援朝，此后七年奋战，中朝联军终于将日本驱逐出朝鲜半岛。
万历朝鲜战争的胜利，有两个重要经验，第一是，陆路的持久战。
明军首先是从辽东入朝参战，但面临的问题是后勤补给，因为当时的明朝已经实现了白银货币化，而朝鲜的货币是布帛，并非白银，所以，明军无法从当地获得军需补给，只能在国内以银购买布帛，再运到朝鲜购买军需，因为军需不畅，甚至如史家所谓“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明的后勤补给一片混乱”，所以，明军只能打打谈谈，正是在这种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的过程中，被明史称为“乡曲无赖”的市井人士沈惟敬，作为明的谈判代表的作用，方才在历史中涌现出来，正是他三次深入敌营，刺探虚实，以谈判拖延时间，使明军得以等待国内补给，继续战斗。
第二是：战争后期，明改变了一味从辽东长驱直入的战略，改为从登州发水师直接进攻半岛南部，直捣日本后方，正是明与朝鲜水师联军在釜山的胜利，方彻底把日本赶出了朝鲜半岛，并从那个方向，威胁着日本本土。
一个教训是：“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币七百余万”，正因为朝鲜不用银，所以明朝国内国外，两头花的都是自己的银子，而这就造成了明朝的白银紧缺。在白银紧缺的情势下，万历朝鲜战争之后，明不是加强了军事投入，而是极大地消减了军事投入，而万历朝鲜战争中涌现出登州和营州两支劲旅，也都没有得到封赏，这里，除了朝廷内部的党争之外，白银短缺是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总起来看，万历朝鲜战争不是加速了中国军事的现代化进程，而是极大延缓了这个进程。其中，白银货币的短缺，是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
三、龙战于野
朝鲜的礼义制度自古与中华无异，而朝鲜人民世世代代的理想，无非是与世无争、安居乐业而已。但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这个朴素得近乎谦卑的理想，却几乎成为奢侈。
17世纪初，生怕天下不乱的日本幕府，就曾向荷兰和西班牙海盗通报朝鲜盛产白银，而朝鲜国王闻讯后，立即下令中止了国内的白银开采，这其实就是害怕因银而惹祸上身，使宁静的朝鲜半岛陷入争端；而当时的明朝廷也称朝鲜除了空气之外素无他产，朝鲜盛产白银之说，更属日本的谎报。同时，明朝继续通过朝贡贸易的方式，向朝鲜提供白银支持，而此举的目的，为的就是阻拦日本、荷兰和西班牙对于朝鲜的觊觎。
清季世，朝鲜问题由北洋大臣直接负责，而所谓北洋大臣，乃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所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由“三口通商大臣”演化而来的要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起初设三口通商大臣和五口通商大臣，其中，“三口通商大臣”驻天津，管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务，首任三口大臣是崇厚。同治九年（1870年）始改三口通商大臣为“北洋通商大臣”，简称北洋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管理直隶（今河北）、山东、奉天（今辽宁）三省通商、洋务，办理有关外交、海防、关税及官办军事工业等事宜。首任北洋大臣即为李鸿章。
无论三口大臣还是北洋大臣，管理的就是古营州地。
苏辙《六国论》说：“秦有韩、魏，譬如人有腹心之疾也。韩、魏塞秦之要冲而蔽山东之诸侯，故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朝鲜半岛之于欧亚大陆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朝鲜的地缘特征，宛如伸向日本海和太平洋的跳板，它既是从海上攻陷亚洲大陆的门户，又是固守亚洲大陆、迎战来犯之敌的桥头堡。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占领和吞并朝鲜，就一直是列强称霸亚洲的必由之路。
清季世的局势之所以被称为“天下危亡”，就是指中国周边那些奉行和向往中国“礼义制度”的国家，纷纷沦为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国际关系的准则，已经由礼义关系，变成了“强权即公理”。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一书》中，曾深刻地分析了晚清中国所面临的形势，他这样说：
窃见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翦，将及腹心。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卫藏，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教民、会党遍江楚河陇间，将乱于内。臣到京师来，见兵弱财穷，节颓俗败，纪散纲乱，人情偷惰，上兴土木之工，下习宴游之乐，晏安欢娱，若贺太平。
在这里，康有为首先提到的是：1879年日本派军队入侵琉球、废掉了琉球王尚泰，将琉球吞并为日本冲绳县这个重要事件。有500年历史的琉球国灭亡，不但造成中国丧失了东南海上最重要的藩属国，而且势必危及台湾的地位。康有为后来更指出：如果清不能协助琉球复国，那么，台湾诸岛（包括钓鱼岛）就将处于日本的威胁之下，因为琉球列岛与台湾诸岛是一体的，而这也便是毛泽东在《祭黄帝文》中“琉台不守”一语之所从来。
随后，康有为再将目光转向越南、缅甸，他指出，如果越南、缅甸被英法占据，那么中国的大西南地区，包括西藏势将不保。而面对北方危机，康有为主要强调了两点：俄国修西伯利亚铁路，逆转了中俄边疆地区的均势，而日本对于朝鲜的吞并，则直接威胁着清王朝的龙兴之地东三省。
近代中国那些短视者，往往将中国近代以来的深重危机仅仅视为东南沿海危机，乃至鸦片战争和广东一省的危机，但在康有为看来，中国所面临的是全面的危机、前所未有的危机，它集中反映在东北、西南、东南海上的藩属、朝贡国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中华民族若要复兴，绝不能仅靠关起门来发展自己就能实现，而必须经历长期奋斗，包括努力支持那些沦为殖民地的藩邦和手足之国实现独立。
1864年，朝鲜国王无嗣而终，由王室成员李熙继承王位，从此，朝鲜便陷入了李熙生父大院君（李罡应）与王妃闵氏争权的乱世。而日本乃于光绪元年（1875年，明治八年）以军舰侵入朝鲜的江华湾，胁迫朝鲜签订了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
在日本的不断干预和渗透下，1886年，朝鲜爆发了“壬午之乱”，而当时正在天津的朝鲜大臣金允植，立即请求北洋大臣协助平乱。淮军将领吴长庆遂提兵入朝，协助国王李熙复位，使得朝鲜暂时恢复了稳定，而此时辅佐吴长庆入朝的一文一武两员干才，便分别为近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张謇（季直）和袁世凯。张季直后因朝廷不能在朝鲜问题上听计于己，而愤懑弃官下海从商。
朝鲜壬午之乱的煽动者和幕后策划者，其实便是日本，但是，当时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却认为：朝鲜内乱之起因，不过就是大院君与闵妃争权，是内乱和内讧，而与其他国家的煽动没有任何关系。
而李鸿章没有看到的是——朝鲜的统治集体具有极大的投机性，其基本策略是游走于强国之间，以获取自身的最大利益。即依靠清制日本，依靠俄国制中国。朝鲜王室的内讧，主要在于亲清、亲俄和亲日派之间的争夺。朝鲜的根本问题，就在于魏源所谓“有国者自强为上，能审己结大援者次之”，而朝鲜统治者的最大问题，从根本上说——在于不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而只是一味依靠外援，但却又分不清楚谁是真正的朋友、谁是真正的敌人，谁才是真正的“大援”。
在这样的策略支配下，吴长庆、袁世凯既是朝鲜的救兵，更是朝鲜忌惮的对象，正是为了牵制吴长庆、袁世凯，闵妃一派势力转而亲俄，希望俄国为朝鲜站岗放哨，训练军队。而大院君与其说是亲清，还不如说是亲日，而亲日，就是引狼入室。
总起来说，在甲午战争之前，朝鲜王室想的是如何利用日本和俄国势力赶走袁世凯，而大清这个时候看到的却是——俄国、日本都要吞并朝鲜，中国如何才能替朝鲜抵抗住俄国和日本这两只饿狼。
这是历史的错位。
1890年，朝鲜事急，康有为“闻俄人、日人窥高丽”，急作《保朝鲜策》一篇，他指出，今日朝鲜面临海啸灭顶，日俄都要吞并朝鲜。而中国要救朝鲜，绝非李鸿章想的那么简单，这是因为日本背后有英国，英国的对立面则是俄国，中国面对的是英日俄三国列强，故很难有胜算。
当下有上中下三策：中国有力，则出兵保朝鲜，但是，当年万历出兵保朝鲜，如同以米袋子填海，靠的是银子，而1890年代的中国，却是自己吃饭都成了问题，即使暂时保下朝鲜，未来也没有源源不断的银子给朝鲜，故此为中策。
再就是李鸿章所主张的鼓励朝鲜与日、俄通商，即答应日、俄的经济要求，而康有为说：这等于把朝鲜变成银子送给日俄，这是卖了朝鲜，“为之通商以冀其自立，投爱子于虎狼之旁，而为之传译，而谓虎狼曰‘汝无食彼’，己乃高卧而置之。”此为下策。
那么，什么是上策呢？康有为说，那就是中国率先提出朝鲜主权独立，同时，各国也要承认朝鲜中立国地位，使朝鲜成为中立国。
1815年，维也纳会议确立了瑞士“免于参加一切军事行动”和主权不受侵犯的“中立国”地位，1831年，比利时立国后也成为中立国，鉴于瑞士和比利时作为欧洲屏障和走廊的战略位置，此与朝鲜在亚洲的地位非常类似，故康有为主张中国效法欧洲大国的做法，以国际法的名义确立朝鲜免于军事行动、主权不受侵犯的“中立国”地位，他说：设朝鲜为中立国，“而朝鲜尚可存，我犹有法焉。此孰得也？与其灭而我不能救，吾辱甚矣，孰若共保护之？吾有盛德而昭出公国，酌定交际之礼，何辱之有？故谓吾无力，莫若捐为万国公地。吾有琉球、缅甸而不能救，救越南而无补，此无力之证也。琉球、缅甸、安南，朝鲜前辙也，朝鲜有事在旦夕矣。吾琉球而听之，则外有不保藩属之名，内有陪京唇齿之患。吾越南而救之，则兵力不足，于朝鲜来必能救，而吾东三省海疆必受其患。”
康有为所谓“朝鲜有事旦夕矣”，这的确是先知先觉，而在中国积弱积贫的时代，他不得已想出了令朝鲜成为“中立国”这种上策，今日观之，实无异画饼充饥。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中国是否主张朝鲜主权独立，关键在于——列强是否同意朝鲜主权独立，以及朝鲜统治者有没有能力独立自主。
中国在1890年率先主张朝鲜主权独立，这当然是从朝鲜的利益考虑问题，但在朝鲜看来，这就等于是自己被中国抛弃，是中国把自己推向了日俄。
1895年甲午海战一声炮响，朝鲜更进一步看轻清王朝，而因为俄国在调停“三国还辽”中有功，通过《中俄密约》在东北获得了巨大利益，于是，以闵妃为代表的朝鲜统治集团，转而进一步亲俄。
正是闵妃集团的公然亲俄，造成1895年10月7日的谋杀闵妃事件，而高宗则于次年2月11日逃入俄国公使馆避难，当年6月3日签订的《中俄密约》，则允许俄国修建中国东部铁路，俄国自此加快了南下朝鲜半岛的步伐。
由于清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朝鲜从此丧失了中国的支持和保护，中国亦从此陷入亡国灭种之厄运，而整个东北亚地区，更从此陷入了南下的沙俄和北上的日本帝国之间的撕扯之中。
1896年，为了迷惑俄国，并延缓其南下的步伐，日本率先向沙俄提出以“北纬三十八度线”为界，将朝鲜半岛分割为南北两半，南方归日本驻军，北方由沙俄占领，这就是所谓的“三八线”的由来。可见，历史上第一次以子虚乌有的“三十八度线”来分裂朝鲜，这其实就是日本人的发明。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击败沙俄，1910年，日军包围汉城王宫，强迫朝鲜承认《日韩合并条约》，朝鲜从此被日本吞并为一个省。
1905年9月5日，日俄两国在美国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条约除了确认日本对朝鲜的占领之外，更划分了俄日两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俄国将其原霸占的中国的库页岛南半部（北纬50度以南）及其附近一切岛屿让给日本，将旅顺、大连及附近领土领海的租借权让给日本。1906年6月7日，日本明治天皇敕令在中国东北设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更把辽东半岛改称“关东州”，把驻扎在东北的日军命名为“关东军”，设立殖民统治机构“关东都督府”，总理军政并监督“满铁业务”。
1945年2月，为了应付太平洋战争，日本将驻朝日军进行了重新部署，再次以北纬三十八度线为界，将北方驻朝日军划为关东军司令部指挥，而南方则由日本大本营指挥。这是“三十八度线”一说的又一次采用。
而几乎同时，在苏联克里米亚秘密举行的苏美英雅尔塔会议，作为列强重新分割亚洲利益的会议，则提出了战后“托管朝鲜”的议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后，美国总统杜鲁门便立即给斯大林发出密电，通报了美军关于日本军队投降细节的“总命令第一号”，该命令的内容之一，即是提出以“三八线”为分界线，确定美苏双方在朝鲜半岛的受降区域。8月16日，斯大林复信表示，“基本上不反对命令的内容”，对于三十八度线作为朝鲜分界线的提议也没有提出异议。9月2日，麦克阿瑟在东京湾密苏里号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后，发布了“总命令第一号”：“驻北纬38度线以北的韩国、满洲、库页岛、千岛列岛等地的日本军高级指挥官，以及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苏联远东军最高司令官投降；日本帝国政府大本营和驻日本本土及其周围诸岛，以及驻北纬38度线以南的韩国、琉球列岛、中国钓鱼岛、台湾等地的日本军高级指挥官以及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美国太平洋地区陆军最高司令官投降。”
从此，一条长248公里、宽4公里硬行划分的军事分界线，截断了村庄和桥梁、田野与大路，将朝鲜半岛一分为二。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9月15日，美军第10军在半岛南部西海岸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损失严重；10月1日，美军越过北纬三十八度线，19日占领平壤，即将迅速占领整个朝鲜，同时，美国进一步声称：“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战火已经烧到鸭绿江边。
因为苏联不敢出兵，倘若中国也袖手旁观，那么，1950年爆发朝鲜战争，势必就将成为第二次日俄战争，而战争的主战场，就将是中国东北。
但是，推翻了三座大山的中国人民，不是甲午战败了的清王朝，10月8日，金日成请求中国出兵援助。根据朝鲜政府的请求，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决策，毛泽东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当即报名，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人”。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10月25日，志愿军打响了入朝后的第一仗，一举重创美军第一骑兵师，拉开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抗美援朝战争先后经历了极其惨烈的五次战役，历时2年零9个月，1953年7月27日，交战双方终于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抗美援朝战争宣告结束。而正如“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所说，他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胜的条约上签字的将军。
开战之前，也有许多人说，新中国不是大清王朝，更不是大明王朝，万历有的是银子，而我们积贫积弱，没有打仗的钱啊。这里说的，当然也是事实。但是，钱从哪里来？大明以来，我们的银子只能从海外贸易运来，到了大清，这些银子又被列强抢了回去，历史告诉我们——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我们的钱只能从命里来，苏联既然惜命，而老子一穷二白，只有命一条，我出命，你苏联出部分装备，算我们借你的钱，这总可以吧？
我把儿子送上前线，你们敢吗？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毛主席接见黄继光的母亲时说，我的儿子牺牲了，你的儿子牺牲了，我们都是烈属啊！
明王朝为了援助朝鲜，花光了银子，此后停止了军事现代化的步伐。
新中国抗美援朝，牺牲了19万英雄儿女，换来了苏联156项技术援助，抗美援朝战争，极大地推进了我军现代化步伐，156项，成为我国工业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但是，援助不是无偿的，在苏联看来，我援助你，是因为你死了19万人，156项对19万人，这是公平交易。
而且，援助是债务，债务是要还的，你还不起债务，就让渡部分主权，这也是公平交易。
1960年，苏联翻脸，要中国加倍偿还抗美援朝的贷款，新中国勒紧腰带，连本带利，一举还清了苏联的债务。
从此，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走上了独立自主，奋发图强，奋力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道路。
1969年，毛泽东曾经苦口婆心地提醒党内同志说：
大家要谨慎小心，无论是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都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
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了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所以，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
“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电视剧《毛岸英》播出，次年，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邀请，剧组的主要成员踏上了毛岸英牺牲的土地。
在欢迎仪式上，朝鲜人民军的统帅拉住毛主席扮演者韩中的手热泪盈眶，用汉语说：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举座为之动容。
“小国战利，强国战兵，大国战德，天下之国，战无不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