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庚子事变后，胡延《长安宫词》、文廷式《拟古宫词》、陶衰《光绪宫词》三种歌咏晚清宫廷轶事的宫词作品诞生，展现了非常时期的政治书写。由此，清代二百多年的宫词书写对象出现了由“历代”向本朝乃至当代的转变。清室逊政后，清遗民、革命派、鸳蝴派等群体的诗人、作家纷纷秉笔，形成了清宫词创作的热潮。因场域的变化，相关作品一方面具有明显的史学倾向、史学意图，另一方面又强化了娱乐功能，同大量的笔记、回忆录一样，汇聚到清代野史热浪潮中，深受出版商、杂志及读者的青睐。政治、历史、娱乐或商业因素的交融以及清宫世界的光怪陆离，形成了旧秩序解体之际独特的现代文学景观。
关键词：清宫词；野史；出版业；通俗化；现代性
唐代王建开创了组诗或联章性质的宫词传统。五代、北宋以降，代有承袭。这些宫词的书写对象，大多为作者所经历或听闻的本朝宫廷生活。清代的宫词创作更为繁荣，远逾历代，但书写对象大抵限于明以前各朝，直到庚子事变爆发，才出现了胡延《长安宫词》、文廷式《拟古宫词》、陶衰《光绪宫词》三种“清宫词”组诗。三组清宫词的动机、旨趣不尽相同，但都与清季尤其是庚子事变前后的政局相关。清室逊政后，社会上更一度出现清宫词创作热潮。创作者不仅有清遗民群体，还有革命派、鸳蝴派等作家群体。清宫词作品既有史学追求，又有娱乐功能，受到出版商、杂志及读者的青睐。因此清宫词作品内、外，政治、历史、娱乐或商业等多种因素相交融。“宫词”作为古已有之的亚文类，它在清季民国展现出的独特文学景观，有助于我们去理解近现代文学的场域、理路与生机。
一、从“历代”转向“当代”：光绪末“清宫词”的兴起与政治书写
唐代王建《宫词》流传以后，后蜀花蕊夫人、北宋王珪继之而起，各有创作，宋人合辑为《三家宫词》刊刻行世。这意味着，宋人对组诗性质的宫词已有较为明确的“文类自觉”。这类宫词一般由数十首乃至上百首七言绝句组成，歌咏帝王嫔妃的宫廷生活，旁及相关的掌故、建筑、礼俗等。唐宋元明的宫词基本都是描写本朝宫禁，绝少例外。清代的宫词创作更为兴盛，作者、作品数量远逾历代，然而，主题大抵聚焦于明以前各朝，可谓之“古宫词”。这些古宫词约略可分两类。一类为通代古宫词，如张鉴《冬青馆古宫词》、史梦兰《全史宫词》、冯登瀛《历代宫词》，囊括的朝代分别为春秋吴越至明代、传说中的黄帝时期至明代、“自秦汉迄明季”。另一类为断代古宫词，专咏东周、汉、魏、十六国、唐、五代、十国、宋、辽、金、元或明等朝宫禁生活。断代古宫词，以明宫词最多，有十三种。这不难理解。惊人的是《十国宫词》也有九种，吴阆、吴省兰、孟彬、何世英、秦云、袁学澜、庄师洛、蒋如洵、孙海九人的作品加起来有二十三卷。这或许与清代考据学、史学的发达密切相关。
清人的宫词创作罕涉本朝，显与宫词传统相悖。诚然，张煌言《建夷宫词》是咏清宫的，但张煌言是抗清志士，《建夷宫词》对风闻的清宫秽史加以揭露，原在情理之中。至于李天馥《古宫词一百二十首》，传为董鄂妃而作，但或许正如邓之诚先生猜测的，“后来因有避忌，宫词遂未入集”，以至传本寥寥，到今天还要研究者费心笺释，才能稍具眉目。另外，南开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发现的孔尚任《续古宫词》孤本，有研究者猜测是咏清代宫廷生活的，但没有确切依据。从标题、风格的谱系看它更可能是咏明代宫廷生活的，从内容看或是孔尚任怀才不偶的托意之作。清人宫词里本朝的“缺席”，不为无故。清前中期文字狱的残酷程度远超历代，一般文士自不敢越雷池半步。道光间王培荀《宫词》组诗是咏“本朝”的，但正如自序所言，“第以宫词标目，歌咏圣德”“与前代叙述宫禁事者不同”。从具体文本看，这组《宫词》只是歌咏清代诸帝的圣德与佳话，不涉及任何宫禁生活与秘闻。衡之宫词传统，它几乎不能算是“宫词”。民国初年，日本人久保得二总结道：“清国盛时，文字之狱数起，故未闻有作宫词者也。”差不多同一时间，吴士鉴创作《清宫词》，亦谓“自爱新觉罗氏入主中夏二百六十八年，宫闱逸事，禁闼琐闻，人世流传，视昔为尠。推原其故，有三难焉”，其中第一难便是：“康、乾以来，文字之狱酷于往代，海内学子不谈国故，惟究心于考据、训诂、音韵之学，以免祸机。”郭则沄也猜测清代即便有人创作本朝宫词，恐怕也“或乍成旋弃，终韬元圃之辉。或简语不详，惧蹈青邱之谤”。这些论述，颇为符合事理。
清代宫词创作的转折点出现在光绪末。甲午战争以后，海内人心思变，相继有百日维新、庚子事变等大事发生。庚子事变影响尤巨，一方面军事、政治上“内轻外重”的格局加剧，一方面全国上下确立了“新政”共识。清廷对朝野的掌控力有所下降。这一时期诞生了三种清宫词，即胡延《长安宫词》、文廷式《拟古宫词》与陶衰《光绪宫词》。其中，胡延《长安宫词》与道光间王培荀《宫词》类似，“纪恩遇之事为多”。慈禧、光绪出逃北京后，驻跸西安，其时胡延“因乱回秦”，被慈禧相继委任为西安知府、行在支应局提调。借助职官的便利，《长安宫词》记录了很多慈禧、光绪的行宫生活，也包括他们的“圣德”。比如“慈宁俭德几人传”一首自注云：“两宫力崇节俭，宫中布地，用极薄旧毡。延等入内，欲易以新者，慈圣不许。寝宫门槅玻璃破，命以红纸翦如钱式，连缀黏之。”有证据显示，胡延曾持以积极分赠师友。《长安宫词》先后有1902年刻本、1904年成都图书局活字本行世，或许就因作者本人的需求量大。
与胡延作品不同，文廷式《拟古宫词》、陶衰《光绪宫词》都以记录晚清宫禁秘闻为主，涉及“秘史”甚多。文廷式留下的不同稿本显示，《拟古宫词》从未完成正式编排，1929年叶恭绰编刻《文道希先生遗诗》，收录24首，并非全本。现在重新收辑、考订，知《拟古宫词》有40首，并非同一时间所撰。文廷式《南旋日记》五月初九日有这样的记载：
大雨竟日。夜伯藏招饮，四更归栈，得拟古宫词一首：新制冰床学水嬉，海龙华服称銮仪。的卢跃过檀溪后，愁绝东风解冻时。
同月十六日、二十日又各录一首。《旋乡日记》《湘行日记》也迭有载录。三种日记合起来，所录宫词仅11首，去40首之数尚远。可见《拟古宫词》的创作经历了较长时间。文廷式生前从未公开发表或出版过。1913年“惟一居士”编纂的《清宫词》收录10首，这是第一次正式发表；1915年《甲寅》杂志又披露13首，署“文廷式遗稿”。《拟古宫词》写了不少晚清的宫廷秽史与政治，尤于慈禧有讥刺。比如“金屋当年未筑成，影娥池畔月华生。玉清追著缘何事，亲揽罗衣问小名”一首，夏敬观认为是写光绪帝与皇后那拉氏的事，而“云海无涯象紫宫，昆明池水汉时功。三千犀弩沉潮去，只在瑶台一笑中”一首，王揖唐认为“盖指西后移海军军费筑颐和园事”。文廷式曾将个别宫词写为条屏赠人，称为“列代宫词”。这与他在日记里称为“拟古宫词”一样，都是一弄狡狯，躲避可能的政治风险。因此，尽管清季文网松弛，士人也还不至全无顾忌，文廷式甚至不肯在私密的日记里留下任何自注。
陶衰《光绪宫词》的情况也类似，咏晚清三十年宫廷轶事。1910年李岳瑞得见此稿，选录十五首，写入《春冰室野乘》，发表于《国风报》。其中一首云：“景运门前晓色开，百官济济早朝回。御医随例听传唤，排日抄将脉案来。”注：“戊戌九月后，上多不豫，隔数日辄以脉案颁示中外。”可谓言简意远，婉而多讽。这样的作品，自然不便高调刊刻。1910年李岳瑞敢于写入笔记，登诸《国风报》，反映了清廷文网日渐松弛的事实。据李岳瑞自述，他看到的宫词稿本有一百首。按孙雄《诗史阁诗话》云：“陶无梦所为清宫词，凡七十余首，今坊间刊本仅录有十五首耳。”孙雄称“七十余首”，与李岳瑞称百首之数不合。两人似乎都没有凭空臆说的动机，之所以不吻合，或因一人记数有误，或因稿本流传过程中有残毁。孙雄所谓“坊间刊本”当指“惟一居士”编纂的《清宫词》选集，选录了钞自《春冰室野乘》的陶衰宫词作品十五首。刘声木《苌楚斋随笔》著录云：“陶衰撰《光绪宫词》□卷。皆于前人撰述中见其名，实未见其书，不知有无传本。”据此，陶衰《光绪宫词》稿本，民国时就很少有人见过，也许已经亡佚。
清末变局尤其是庚子事变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客观上清廷钳制言论的能力大为削弱，主观上士人也亟思对变局作出记录或回应。清代士人的宫词创作，遂从“历代”转向“当代”，对晚清宫禁秘事予以记述、讥刺。在此过程中，文廷式《拟古宫词》、陶衰《光绪宫词》而外，也有胡延《长安宫词》那类歌功颂德之作。但即便后者也与道光间王培荀《宫词》有异，它对慈禧、光绪行宫私密生活的细致咏述，此前是不可想象的。妙的是，其公开刊刻、积极分赠，又配合了两宫回銮、推行“新政”时的形象重塑与政治宣传。因此，上述三种清宫词都包含非常时期的政治书写。唐宋元明时期的宫词也会涉及朝政，但总体上以帝王嫔妃的日常宫廷生活为主，政治书写并非主旨所在。这显示了清季清宫词的特殊性。
二、“事迹”与“教训”：清宫词的史学倾向
清室逊政后，清宫词创作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相关作品带有明显的史学倾向或意图。这不是说“政治书写”由此退场，而是说作者的关怀不再是“此时此地”。民国时期清遗民的清宫词作品也会推崇清代的政治、风俗之美，但那是出于眷怀，与胡延《长安宫词》的场域、性质，皆有不同；《长安宫词》近于我们今天说的“政治抒情诗”，是迎合或配合当局的功德赞颂。
现存清宫词作品出自清遗民之手的有8种，均作于北洋政府时期，它们分别是吴士鉴《清宫词》、李汝樨《前清宫词百首》、魏程搏《清宫词》、李瀚昌《清季宫词》、高树《金銮琐记》、黄荣康《清宫词本事》、颜缉祜《汴京宫词》、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其中，吴士鉴《清宫词》问世最早、流传最广，自序有云：
宫词之作，昉于唐、五代之间，王建、和凝、花蕊夫人其尤著者。大抵摹缋景物，��饰章句，而未必皆有事实之可求。宋时，王、宋、周、张诸家，继有吟咏。降及元、明，作者益夥。康熙间，程氏嗣章撰明宫词，陈氏悰撰天启宫词，同时遗老又有启祯宫词之作，始考诸外纪，访诸稗官，因事纂言，义取法戒，风人之旨、野史之编，其用意盖有进矣。
吴士鉴认为，王建、和凝、花蕊夫人的宫词，“大抵摹缋景物，��饰章句，而未必皆有事实之可求”，明清之际的明宫词创作才“考诸外纪，访诸稗官，因事纂言，义取法戒”，寓有“风人之旨”，可充“野史之编”。樊增祥给吴士鉴《清宫词》所作题词，有“高吟十二朝中事，左史毛诗合一编”之句，“左史毛诗”可视为“风人之旨、野史之编”的另一种说法。宫词越发“考诸外纪，访诸稗官”，萌芽于元明，盛于有清，已为学界熟知。至于“风人之旨”，王建创作《宫词》时是否拿它作为指导，不好论定；对它的格外强调恐怕是后起的。明末毛晋刻《三家宫词》说：“《小星》《鸡鸣》，三百篇之宫词也，著金环而御夕，鸣玉佩以惊晨。其万世彤管之辉耀与！”此说影响很大，清代论者颇有发挥。如朱彝尊《十家宫词序》：“鄱阳洪伋称宫词古无有，至唐人始为之，不知《周南》十一篇皆以写宫壶之情，即谓之宫词也，奚而不可？然则《鸡鸣》，齐之宫词也……”石希颜《历代宫词序》：“诗也者，所为感发人之善心，惩创人之逸志者也。古诗以《关雎》为首，盖以化；德著宫闱、化行江汉，其情真事近，尤易令人感发而兴起焉。后世宫词之作，意或类此。”皆是其例。不过，朱彝尊、石希颜强调日常“教化”，而吴士鉴《清宫词》成于清室覆亡之初，故他援为典型的是明末清初的“明宫词”创作，特别强调兴亡之际这个背景。约略而言，“风人之旨”偏于历史的道德教训，重在揭示或呈现有清一代的兴亡盛衰之由，“野史之编”偏于历史的事迹捃拾。
吴士鉴的追求或倾向在清遗民群体中颇具代表性。李珍笺注其师魏程搏《清宫词》时评价说，“采取甚富，于有清一代典章制度，如帏灯匣剑，一一能露其端倪，使后世有所劝惩，而非徒宫廷琐屑之为”，明揭“典章制度”“劝惩”两个层面的意义。黄任恒跋黄荣康《清宫词本事》云：
宫词之存于今者，以唐王建、蜀花蕊、宋王珪三家为最著。宫闱琐事，婉转宣传，诗可以兴，端有微旨，宜乎继作者之多也。吾友大荒道人三水黄祝蕖以清代遗民，心长梦短，扶触宫史，哀感无端，间缀百篇，用存往迹。吾知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知人论世，当有取于斯文。
“间缀百篇，用存往迹”是说对历史事迹的录存，“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知人论世，当有取于斯文”是说《清宫词本事》提供的道德教训。刘书晋《汴京宫词序》，赞扬颜缉祜“爰北向以摅文，备西巡之掌故。古之伤心人，岂真别有怀抱耶”，“掌故”当然指庚子、辛丑间作者在西安、开封两处行在所亲历的史事，而“别有怀抱”云云，就其时清室逊政的语境而言，当是痛定思痛之义。李瀚昌《清季宫词》自序云：
玩惕残年，披寻稗吏［史］……不揣汶暗，参考昔闻，谨据译书，敷为郢曲。按垂终之甲乙，备杂采于秘辛。既逸豫以贰黎，并奢丽而昭鉴。
“备杂采于秘辛”指记录、保存宫廷史事，“并奢丽而昭鉴”指呈现清季国政留下的殷鉴。关于后者，李瀚昌自跋叙述得更为清晰：“戊申之春，余客京师，游观三贝子花园，见有五足牛、八蹄马，以为不祥……宣统辛亥，余司纠汴梁，十二月二十五日巡抚齐耀琳夜集群僚宣读逊位之诏。喟曰：峻宇雕墙，未或不亡。今海陆军衙门工费，尚可言耶？然则牛祸又验矣。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今以逸豫灭厥德，而黎民咸贰，非其衅与？吾是以流涕太息而为之词也。”除缅怀、哀思外，李瀚昌最重要的动机便是记录、反省晚清史事，所谓“以逸豫灭厥德”。总之，魏程搏、黄荣康、颜缉祜、李瀚昌的创作意图，与吴士鉴相近。
因有较为诚挚、沉痛或严肃的史学追求，清遗民创作清宫词，不满足于简单的罗列旧闻，还强调去伪存真的功夫与价值。王照晚年撰著《方家园杂咏纪事》，声言自己意在破各种传言之“妄”：“《方家园杂咏纪事》成稿后，搁置经年，未付剞劂。（居今而追论昔事，亦觉无谓。）因近日见吴某印行其所著之《慈禧三大功德记》，识见卑陋，满纸皆市井之谰语，颠倒是非。甚至谓恭王奕䜣谋篡，李鸿章卖国于日本，光绪帝让位于康有为，种种怪谬，而人或信之。不得已，刊印此编，以破其妄。考历史者，盍一阅之。”这里提到的“吴某”即吴光耀，其《慈禧三大功德记》五卷，1925年由成都昌福公司印行。此书对慈禧多有美化，人谓其“间有可采，而大端多谬，于孝钦与德宗之际，恣为不根之语”。王照曾参与百日维新，难以忍受此书的“谰语”，所以才下决心将“搁置经年”的《方家园杂咏纪事》出版。
清宫词作品的史学倾向，不限于清遗民群体。周大烈《清故宫诗一百首》、杨芃棫《清宫词》、夏仁虎《清宫词》等，均有纪实品格。例如夏仁虎曾在北洋政府任职，抗日时期创作《清宫词》二卷，其自序颇致憾世人“不观宫史，谀谤胥失其真。未睹皇宬，美刺皆无所据”，而庆幸于“今则天禄秘文，西京杂记，披露渐广，引证有资”。“天禄秘文”指清宫大内档案被发现、整理、刊布。夏仁虎庆幸“披露渐广，引证有资”，是因为清末民初出于排满革命需要，社会上盛行各类野史笔记，不免有失实乃至捏造的地方。大内档案而外，他主要取材《清实录》《宫史》及“三通”，“近代野纪，非无瑰闻，吾斯未信，宁从割爱。弗谀弗谤，其主旨也”。辨正史料、去伪存真的态度，昭昭可见。夏仁虎还说：“仆以为宫词虽细，亦史氏之支流也。可以存一代之典章，纪一时之风尚，明一朝之得失，见一事之是非。”明确自居“史氏之支流”。此外，饶锷《慈禧宫词》100首虽然亡佚，但存世自序有云：“掇披史编，谱为歌咏。参百家之途说，拟注津阳；翻七绝之宫词，效颦王建。录托梦华，略识行都之概；诗题红叶，聊抒禁掖之情。虽辞惭三都，徒供覆瓿；而事关一代，足为鉴龟。”详绎其旨，亦兼重历史的“事迹”与“教训”。
针对高树《金銮琐记》的庚子事变书写，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说：“按上诗皆不佳，而所注今日俨成史料，故甄录之。”可见，黄濬看重的是这组宫词的“史料”价值。这或也是作者有意识的定位。明乎此，“诗皆不佳”，不一定全是才力问题。假如作者主要看重史事，那么“诗”更有可能起带出或引出注文的作用，其独立性或文学价值会打折扣。本节提到的11种现存民国时期清宫词作品，8种出于清遗民之手，3种出于非清遗民之手，共同点是都有注文。10种为自注（黄荣康《清宫词本事》另有友人补注），1种为门人注。据魏程搏门人李珍序，他“有不知者，则就而问之（作者魏程博）”，则注者与作者有过密切交流，也不同于一般的他注。衡之历代宫词，有些清宫词作品偏离绮丽传统，变得质朴无文。《长安宫词》《汴京宫词》《方家园杂咏纪事》等都颇多其例。《方家园杂咏纪事》第四首：“扬言不豫盖弥彰，和缓邻医竞荐良。更有谠言寒逆胆，恶声中外口难防。”几乎谈不上任何艺术享受；相反，其自注“戊戌八月变后，太后即拟废立，宣言上病将不起，令太医捏造脉案，遍示内外各官署，并送东交民巷各国使馆。各使侦知其意，会议荐西医入诊，拒之不可。荣禄兼掌外务，自知弄巧成拙……”云云，或是作者心中最具分量的内容。郭则沄序夏仁虎《清宫词》有云：“古云宫体，讵纤丽之足矜。世有雅流，冀琳琅之继出。”“纤丽”是宫词的安身立命之本，郭则沄却并不看重，他看重的是“雅流”的介入，他们能赋予宫词更大、更严肃的意义。这种“重史轻文”的现象因作者而异，并不绝对，却未可忽视。当作者过分追求作品的史学价值、史学品格时，艺术层面就不免有所怠慢。
三、“资谈助”：清宫词的娱乐功能与商业推手
就创作主旨而言，光绪末的清宫词偏重政治，民国时的清宫词偏重历史。除此之外，清宫词作品深具娱乐功能。宫词成为传承有绪的亚文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宫廷生活超出普通人的日常经验。清以前的宫词绝少有大段注文，其魅力颇系于作品的绮丽、怨悱。李珍注魏程搏《清宫词》，说历来宫词“非具弇雅之才而怀绮丽之思者，则不能为”，强调的主要是宫词的修辞与艺术。相比艺术价值，清宫词的故事性、趣味性同样甚至更加引人注目。1913年惟一居士编纂的选集《清宫词》凡例第1条就称：“诸人皆前清词苑名公，事既可资谈助，词亦可以传诵。”“词亦可以传诵”与宫词的“弇雅之才”“绮丽之思”相关，而“事既可资谈助”则指清宫词展现的皇室风俗、礼制、秘史、阴谋等。这部选录了吴士鉴、佚名、陶衰、文廷式四家作品的《清宫词》，是民国以来最早的清宫词选集。它的出版，主要出于牟利，表现在以下两点：第一，编选者将原先吴士鉴《清宫词》卷首的樊增祥、易顺鼎题辞剥离出来，作为整部选集的题辞，且在扉页赫然打出“硕甫、樊山二先生题辞”的广告；第二，选集还附录了野史笔记《清宫秘史》。对樊、易题辞的移花接木，是借重他们的诗坛声望，突出清宫词“可以传诵”的一面；而将《清宫秘史》视为性质接近的著作附录进来，偏重的是清宫词“可资谈助”的一面。两面并举，可以确保销路。
清宫词作者大都重视作品的“谈助”功能，即故事性、趣味性。高树《金銮琐记》开篇第一首自注就说自己的宫词是“随笔追记，以资谈柄”。日本人久保得二创作《清宫词四十首》时，深知稗史有“夸张”的毛病，但仍认为它们“不失为绝好诗料”。范烟桥《慈禧宫词》小引云：
《宫闱秘史》《慈禧画照记》述西太后起居服御甚晰，撷取新奇者作宫词若干首。海上遗老读之，未知作如何观也？
末句带有调侃、挑衅的语气，表明《慈禧宫词》同清季排满革命相关著述之间有一定继承性，锋芒指向慈禧宫廷生活的神秘、奢侈、腐化。但“《宫闱秘史》《慈禧画照记》述西太后起居服御甚晰，撷取新奇者作宫词”云云，交代了作者感兴趣的是宫廷起居服饰的“新奇”。鉴于1916年清室早已逊政，其猎奇意图恐怕要大于讨伐清廷的意图。范烟桥提到的《宫闱秘史》《慈禧画照记》，分别是德菱公主（1886—1944）《清季宫闱秘史》（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卡尔女士（Katharine Carl，1858—1938）《慈禧写照记》（With the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两种回忆录均用英文写成，范烟桥《慈禧宫词》第一首“禁中玄秘自新奇，偏易流传到四夷”指此而言。两书出版不久，1913年、1914年就分别有了中译本。不但鸳蝴派作家喜欢取材二书，清遗民也是如此。李瀚昌《清季宫词》就是“据德菱女士《宫闱秘史》、美国卡尔女画士《写真记》而作”“年仅二周而大略可睹”。所谓“年仅二周”，指1903年至1905年间。两位作者先后被慈禧召进宫中，德菱公主充御前女官，卡尔女士为慈禧画像。她们有切实的宫廷经历，回忆录未必是“信史”，但细节都很“逼真”、细腻。
诸家清宫词作品取材甚广，《清季宫闱秘史》《慈禧写照记》而外，还有各类野史笔记，均体现了“资谈助”的倾向、功能。这里可以举若干具体的例子。久保得二《清宫词四十首》第二首云：“琼楼天半管弦喧，丹诏新宣太后婚。多事春官定仪注，嵩呼漫拟父皇尊。”这是咏孝庄皇后下嫁多尔衮。自注里提到“恩诏宣天下，有朕不忍太后独处，仰体慈怀，敬谨遵行等语”云云，将天子诏书戏剧化，纯属编造，却是作者爱引而读者爱看的。1935年《金刚钻月刊》登载署名“柔仌”的《补清宫词》一组，分别咏“栋鄂妃与董小宛”“世祖之崩”“赐婚多尔衮”“以侄从姑”“卑不同尊”等主题，也均涉及满族皇室那些不同寻常的风俗、礼制。黄荣康以清遗民自居，同样对此类奇谈欲罢不能，屡以入诗。比如“天家婚配法娲皇”一首自注云：“此言圣祖娶四格格为妃事。格格，满洲公主之呼。太和，宫名，明清天子行婚礼在此宫。按四格格为太宗幼女，世祖之妹，于圣祖为诸姑辈，满婚不避同姓，故清初犹袭之。见近人天嘏氏所著《满清外史》。”这首诗咏清圣祖康熙帝娶自己的姑姑为妃，取材的却是天嘏《满清外史》。“天嘏”生平未详，此书有《满清野史》丛书本，记述清代的宫闱秘闻、朝野琐事，而加以演绎。黄荣康的心理恐怕同前面提到的久保得二差不多，明知其夸张甚至虚构，却难以抵制“绝好诗料”的诱惑。所以《清宫词本事》付刻时，黄慈博忍不住补注道：“《满清外史》多虚诬之词，似不足征信。”可见，无论作者意识形态如何，就宫词文类的性质而言，野史笔记颇被偏爱，作者很难断绝猎奇心态。
吸引读者眼球的不光是奇怪的满人礼俗或惊悚的宫廷阴谋，还包括日常经验之外的设施、生活，尤其是近代以来新奇的西洋器物。比如夏仁虎《清宫词》咏及康熙、雍正间的自鸣钟及背后的财政支持：“端凝南去自鸣钟，旧制由来内库同。岁入广储银五万，随时恩赏启黄封。”自注云：“内府钱粮事例，每年向广储司领银五万两，交自鸣钟库存贮应用。雍乾宫中上谕：动用自鸣钟银两。指此也。”诸多清宫词作品中，李汝樨《前清宫词》对晚清宫廷里的西式器物、日用品着墨尤多，包括电气扇、电气灯、闹钟（带八音盒）、风琴、留声机、花露水、香槟、钻石等，都咏述靡遗。咏留声机那首诗的自注说：“宫中先多市八音琴，以为玩具。自留声机出，竞饰新奇，争购赏之，而琴声渺然矣。”据此，晚清宫廷里的时尚迭代，异常迅速。虽说这只限少数皇室、权贵阶层，但它显示，自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后，中国作为万国体系中的一员，不仅表现在政治、外交诸层面，也表现在生活、时尚诸层面。
清宫词“资谈助”的功能是如此明显，清宫词热潮的形成过程中，商业也扮演了重要的推手角色。前文谈到惟一居士编纂出版晚近第一部《清宫词》选集，有其商业动机。现在可以作更多的补充。报人兼鸳蝴派作家毕倚虹撰写《光绪宫词》固然有咏史幽怀：
辛亥以还，淹滞海隅，身世落落，与时寡合。长日楼居，拥书自遣，恣情泛览，偶及近人野乘笔记诸书，每于故宫遗事、胜朝轶闻，辄复有所怅触。尝摘写其事之去今未远、翔实可征者，凡若干事，事各系以一诗，积久成帙，颜曰《光绪宫词》，藏之箧衍，未敢示人。
但《光绪宫词》的第一次正式发表，却缘于同人杂志《夏星》创刊号的发行：
顷者同社诸子以《夏星》出版在即，索写近作付梓，愧无以应，爰检此册付之，未敢以言著述，特取以供补白之需而已。
《夏星》1914年6月在上海创刊，以休闲为导向，主要撰稿人有胡怀琛、毕倚虹、洪棣臣等。《光绪宫词》8首（含自注）登于创刊号，旨在配合杂志的导向与发行。此后，《光绪宫词》还曾登载于《小说大观》《国学丛刊》《紫罗兰》三种杂志。其中，《小说大观》英文名The Grand Magazine，包天笑主编，第三集载《光绪宫词》24首，第十二集载15首。《紫罗兰》是周瘦鹃主编，1926年连载《光绪宫词》时，署“毕倚虹遗著”，计24首，钞自《小说大观》第三集，且删去了注文。周瘦鹃可能不知道毕倚虹还有15首宫词载于《小说大观》第十二集，否则似不会放弃转载机会。
毕倚虹《光绪宫词》受杂志青睐，并非个案。诸多清宫词作品第一次公开问世，往往就是发表在杂志上。比如李汝樨《前清宫词百首》1913年发表于《小说月报》，范烟桥《慈禧宫词》1916年发表于《余兴》，杨令茀《故宫词》1925年发表于《世界小报》，胡寄尘《满洲伪国宫词》1932年发表于《珊瑚》，柔仌《补清宫词》1935年发表于《金刚钻月刊》。这五种杂志都是通俗杂志，以休闲、娱乐为导向。《小说月报》在茅盾经手前是鸳蝴派刊物。《余兴》由包天笑参与主编，《世界小报》由姚民哀主编，《珊瑚》由范烟桥、叶文彬创刊，《金钢钻月刊》由施济群主编。连同前面提到的刊载毕倚虹《光绪宫词》的《夏星》《小说大观》《紫罗兰》，八种杂志都由鸳蝴派作家主编或主笔。就创刊地而言，除《珊瑚》位于苏州，其余七种都在上海。它说明清宫词作品与鸳蝴派作家主导的休闲杂志、通俗文学，在趣味上极为合拍。
不仅杂志意识到清宫词的读者市场很可观，营利性的选集、合集或丛书也乐于从中分一杯羹。何仲琴编辑的《艳语》1915年由上海广益书局铅印行世，此后多次重印。此书收录了20多种香艳的文言笔记、纪事诗等，其中就包括毕倚虹《光绪宫词》8首，署“毕一拂”。比对可知，这8首钞自1914年的《夏星》杂志，二者相距仅一年。1932年成都美学林合刊了咏述庚子事变后慈禧、光绪行宫生活的《长安宫词》《汴京宫词》。那些大型清代野史丛书尤其值得注意，比如1915年小横香室主人编《清朝野史大观》五辑十二卷，“采录有清一代的各家笔记达百五十余种，文字近二百万言”“注重搜奇猎艳”。其商业取向，显而易见。第一辑《清宫遗闻》收录了胡延《长安宫词》、李汝樨《前清宫词》（采编时未署名）、吴士鉴《清宫词》三种清宫词；其中，李汝樨、吴士鉴的清宫词都是刚出版不久。《清朝野史大观》商业上大获成功，次年就再版。作为最负盛名的清宫词作品，吴士鉴《清宫词》还被雷瑨编《清人说荟》、佚名编《满清野史三编》等丛书所收录。
清宫词与清代野史的“共生关系”还不止于此。相当多的清宫词作品直接取材于风行一时的野史笔记，比如黄荣康《清宫词本事》常引用天嘏《满清外史》、宋玉卿《戊壬录》，毕倚虹《光绪宫词》常引用王无生《述庵秘录》、黄远生《清室轶闻》、天徒《吁斋童语》。他们一位是清遗民，一位是南社社员，但猎奇心态并无多少不同。取材的这五种笔记，《满清外史》曾被收入《满清野史》丛书，前已述及。其余的，《戊壬录》被收入汉史氏编《满清野史》、陆保璿编《满清稗史》等丛书，《述庵秘录》《清室轶闻》被收入胡寄尘编《清季野史》丛书，《吁斋童语》被选入无名氏编《清季轶闻·胜国纪闻·吁斋童语》合刊本。结合前述胡延、李汝樨、吴士鉴的清宫词作品都曾被收入到同类的满清野史丛书里，可见无论在出版商眼中，还是在创作者的取材、写作实践中，清宫词与野史笔记都堪称“同道”，二者互相映衬、互相促进。
要而言之，对面向市场的出版物而言，清宫词是亟须网罗的一种作品类型。对汉族人而言，清王朝是满族人建立的政权，宫廷世界的婚嫁、信仰、礼俗等有不少新鲜或新奇的地方。清王朝还是最近、最末的一个王朝政权，无论是宫廷里的政治阴谋还是日常生活都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因此，“资谈助”的清宫词作品既满足读者的窥探欲、好奇心，又满足读者的正义感与挞伐心理，具有畅销书潜质。相关的杂志、选集、丛书觑准这个商机之后，进一步促进了清宫词的创作、发表、出版、传播或接受。由此，清宫词同清季民国大量的笔记、回忆录一样，汇聚到了清代野史热浪潮中。它反映了都市娱乐文化、市民趣味之一斑。
四、作为现代文学景观的清宫词
上文讨论显示，与历代宫词相比，清代宫词创作里的“本朝”在很长时间内是缺席的，转折点出现在光绪末。胡延、文廷式、陶衰三家宫词不但将笔墨转向“本朝”，更转向“当代”（光绪朝），是非常时期的政治书写。这与庚子事变后清廷权威弱化、文网松弛密切相关。进入民国，社会更出现了清宫词创作热潮。这些清宫词作品有明显的史学倾向，兼重历史的事迹捃拾与道德教训。相关作品普遍有自注，取材于野史笔记、回忆录以逮《清实录》、“清三通”、清宫大内档案等文献。有些作者对诗歌注文的重视程度超过了诗歌正文，以至艺术价值有限。当然，所谓史学倾向或史学品格是作者的主观期许或自我标榜，清宫词呈现的毕竟是有别于普通人的“奇异”世界，这类作品与生俱来的“好奇”“猎奇”倾向并不会消泯，作者也不一定会对史料作严格、认真的考辨。可以说，在清宫词作品中，“词亦可以传诵”仅构成娱乐功能的一小部分，“事既可资谈助”的一面表现得更为突出。那些面向市场的出版物——比如通俗杂志、选集、丛书（尤其是清代野史丛书），因此而积极介入，促进了清宫词的创作或传播。
清宫词作品融合政治、历史、娱乐或商业等多种元素，它们交相错综，构成了一种璀璨陆离的文学景观。龙榆生笺注朱祖谋词的本事时，张尔田曾致书规劝：“笺注本事，勿以现代之见，抹杀其遗老身分，斯得之矣。”这是说，虽然“遗老”的价值观不受现代人欢迎，但笺注者不宜因此刻意隐瞒诗人的遗老身份及其倾向。换言之，认识遗老及其文学，要与“现代之见”保持距离。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完全放弃“现代之见”又是不明智的。“现代之见”并不总意味着偏见，也包含洞见，这种洞见伏藏在“现代”的祛魅理路里。传统士人无疑有娱乐心态，甚至有种种恶趣味，但在特定议题中它们往往被严正的儒家意识形态话语所包裹或笼罩。对此，我们仍借张尔田之眼进行观察。张尔田受聘清史馆撰修《后妃传》，搜寻各类宫闱史料时，注意到“近来坊肆所出污蔑宫闱之书日不知凡几”“海上一隅所出诬蔑故国之书，日数百种”，更令他惊异的是，“若近时记载，除党仇骂讥不论外，即一二老辈依托旧闻，亦多阉然媚世，工为影会之谈，不可信者殆居八九”。不仅早先的革命党人出于政治、革命的目的出版“污蔑宫闱之书”，很多逊清老辈同样喜欢“影附野闻，增成故实，冀炫庸众”。比如，慈禧毒杀慈安的故事流行于清末民初，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亦加记载，但在张尔田看来，“二十年来，排满思想深入人心，其于清代非痛诋之则不快。恽毓鼎《崇陵传信录》即作于其时，断不可信”。然而，不但恽毓鼎《崇陵传信录》助其流播，魏程搏、周大烈、夏仁虎等人的宫词作品等也迭加咏述。这使以史家自居的张尔田，感到出版《清列朝后妃传稿》的迫切性，“可以闲邪辟异，藉报国恩于万一”。
借助对清宫秘史的想象与演绎，理论上处于对立位置的革命派/鸳蝴派作家与逊清老辈，无形间形成一股合力，共同打造了现代都市里的狂欢盛宴。报刊媒介的加入，野史丛书的发行，使都市里更多个体获得阅读、谈论、演绎清宫秘闻的机会。它接近王德威多年来反复阐说的来自巴赫金笔下的“嘉年华”庆典，充满幻想、喧闹乃至粗鄙，“秩序解体，神魔共舞”，可以“击溃任何道貌岸然的说教”。例如范烟桥《慈禧宫词》有云：“白石煌煌翰苑诗，七王爷有嗜痂奇。德菱女士烦翻绎，道是醇亲葬狗碑。”这个故事采自《清季宫闱秘史》，但“道是醇亲葬狗碑”七字的戏谑、讽刺效果远胜原书，不烦说教，已置清室权贵于可鄙可憎之列。再如颜缉祜《汴京宫词》有云：“绮窗云锦费装潢，忙煞当年粉署郎。不是鵔鸃闳藉辈，风来微带面脂香。”自注：“河南知府曾参康、梁，自命直臣，傲上陵下，睥睨同寅。带匠入宫，略施脂粉，冀掩烟容，传为笑柄。”此诗的正文、注文相得益彰，完全可以编进《官场现形记》等谴责小说里。无论是旨在“革命”或讥刺、挞伐清室，还是旨在总结清代兴亡的历史教训，不少清宫词都注入了浓厚的“影附野闻”的趣味，难逃商业的网罗与诱导。用张尔田的话来说：“谈清史者，专喜揭人内幕。实则此等内幕，何代蔑有，又岂独清？何家蔑有，又岂独帝王？……至若太后下嫁，本苍水之野言。天子出家，乃梅邨之妄听……（史家须具世界眼光，事求其实，岂可资为谈笑。今人乃偏于此等处津津乐道，谓之用心不公，孰曰非宜）。”宫词或野史笔记的这类趣味，并非张尔田的批判所能阻止。
这并不是说，严肃的用意因此也可以完全抹杀，而是说，将清宫词作品置放在都市休闲读物的娱乐氛围中，才能更好地把握全貌。高树《金銮琐记》有一首诗云：“党派纷争说外洋，枢臣展阅甚惊惶。妖言风起人心乱，谁识刘歆是滥觞。”自注：“某公代奏随员刘姓一条陈，说外洋有政党、民党、革命党、上下议院、自由、平等、宪法诸名目，中国皆无之，何以能强。瞿相见奏底，惊悸无人色，携归。次日交与我，我阅之，叹曰：中国从此多事，此其滥觞也。”不管高树是否受到“后见之明”的影响，而夸大甚至虚构了自己对未来的预言，“中国从此多事，此其滥觞也”云云，表明他创作宫词确实采取了较为认真的态度，以期揭示、验证历史的走向与教训。但正像我们刚才已经注意到的，这种严肃用意不应被神化或圣化。因为在另一首诗中，高树呈现了一个戏剧化的场景：“黑水分藩忽建牙，舆夫煊赫众咨嗟。早朝卧傍明光殿，谁识当年王夜叉。”自注：“闻巡抚黑龙江为某公，余曰：此人何由起耶？有梦琴曰：往日领武弁引见，有黑面虬须，卧勤政殿门外者，即其人也。曾为太后车夫，奉奔热河，遂得宠眷至今。”高树是光绪十五年进士，曾任军机章京、御史等职，《金銮琐记》又是作于晚年（1925年），作者自称“追思服官戎部，珥笔枢垣，梦醒邯郸，沧桑屡变。爰即旧所见闻，千百中掇拾一二”。以高树的履历及旨趣而言，其“旧所见闻”当属可信。然而黑龙江建立行省甚晚，始于1907年，段芝贵任第一位巡抚。从“黑水分藩忽建牙”一句看，“早朝卧傍明光殿，谁识当年王夜叉”就是指段芝贵。段芝贵在民国时名声极差，曾拥护袁世凯称帝，但“曾为太后车夫”是子虚乌有的事。高树言之凿凿，或许受了民国时各类野史笔记的影响。高树将其编织进自己的记忆里，肯定有取于以“太后车夫”而晋升巡抚这一事件所具有的戏剧性。此等处皆难免前引张尔田所谓“阉然媚世，工为影会之谈”“影附野闻，增成故实，冀炫庸众”之讥。引人深思的是，高树并非革命党，而是一个清遗民。他痴迷此类叙事，看上去仅仅是力图呈现清王朝的兴亡盛衰之由，但拆开这种话语包装，高树自觉不自觉间正在迎合当时的市民趣味。
从精神气质到美学品格，同历代宫词相比，清宫词都略有变异。这不否认清宫词与历代宫词一脉相承，但相当一部分作品不够宁静、典雅或节制，也是事实。大量“耳闻目见”或采摭自野史笔记的叙事性注文，从宫闱之内溢出宫闱之外，从帝后延伸到臣僚，所述奢靡、凄迷、谲诈、忌刻、丑陋、粗鄙、癫狂、荒诞之事，尤其显得“闹哄哄”，反而与清季民国的谴责小说、黑幕小说乃至通俗文学、满清野史类出版物更合拍。审其始末，亦略有流变可循。清宫词兴起于光绪末，文廷式、陶衰的作品展现了非常时期的政治书写，有不少隐晦讥刺，但基于“人臣”身份，仍落在古典文学的讽喻传统内；就美学品格而言，文廷式《拟古宫词》尤为绮丽、含蓄、典雅，可以同古人争胜于毫厘之间。其时革命派大量撰著的满清野史笔记，即便失实甚至虚构，也有实在的政治目的，即助力排满革命的发生与成功。然而，清室逊政后，这类著述的热潮不但没有销歇，反而更加滂湃。以鸳蝴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作家群体、清遗民群体都加入到此一浪潮之中。他们的创作心态与创作目的，分明与清末作者（或清末时）有异。
在解释“现代性”之缘起、表现或内蕴时，王德威的“嘉年华”闹剧说主要建立于他对近代小说的观察、研究。小说是通俗文学的大宗，天然带着“市井”气息。但宫词不同，它是由“雅”入“俗”。不少作者对“谈助”的重视超过了修辞与艺术，相当程度上迎合了市民趣味，甚至强化了以大众为中心的叙事视角——比如虽然仍或展现宫廷生活的神秘、新奇，但丑陋、粗鄙、荒诞诸相的凸显，使它与市井的社会人情并无二致，这正是一种“祛魅”。因此，它甚至比小说更能反映出现代性是如何无远弗届、“润物无声”的。尽管清宫词作者仍会援引适合的理论或话语资源，但时移世易，不断被演绎的清宫故事已很难说是出于严肃的革命目的或史学追求，而是愈来愈兼具狂欢、娱乐气质，应和着都市生活的律动。它们包含感官的愉悦、刺激，连同大量的满清野史笔记，可以被视为20世纪末荧屏清宫戏的先导。政治、历史、娱乐或商业因素的交融及清宫世界的光怪陆离，展现了旧秩序解体之际一种典型的文学景观，有助于我们去想象近现代文学的生产机制与混沌全貌。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