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与中国思想史中辉煌的“宋明理学”相比，由于受高度稳定的课程教材和制度性的学科设置影响，以及宋以后存世文献数量的大幅度增长，学界对宋元明文学的连续性和整体性问题，缺少足够的关注。目前可取径的宋明整体研究成果可分为本土内生的理论资源、外来的汉学理论资源、外来的比较理论资源三类。其中，“中国文学近世转型”和“中国文艺复兴”学说，各自经历了百年的中西学术涤荡，存在重新发掘潜能的较大空间。总的来说，语言的通俗性，阶层的庶民性，空间的地方性，媒介的印本属性，构成本土视域下“宋明文学会通”的核心问题；而以“古典再生”的眼光比较宋、明多次复古运动，其中所体现的“以复古为创新”的精神及其成败，亦可为当代思潮中的文化复兴行为提供一些或然的启示。
关键词：宋明之世；文学会通；学科内生力；近世转型；文艺复兴
1922年，内藤湖南在日本《历史与地理》杂志上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系统地提出“唐宋变革”论，至今已有百年光景。在这一百年间，相关学说开枝散叶，往复辩难，经过日本东洋史学界的内部争鸣，西传至欧美汉学界后的在地改造，以及回流至中国学界后的本土反思，成为20世纪中国史研究中最具生命力的学术景观之一。在这个不断更新、革命的学术生产过程中，“宋”自是聚光灯下的一个闪耀王朝，而“明”也在各种争鸣、改造与反思中被深度裹挟。2003年，北美汉学家史乐民、万志英主编出版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一书，关注作为整体史的“宋元明”，在自觉的理论对话中，形成了对“唐宋变革”或“转型”的一种有益补充；次年，葛兆光发表《“唐宋”抑或“宋明”——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视域变化的意义》一文，在反映“创造性思想”的“理学宋明”之外，提出另一个反映“妥协性思想”的“常识宋明”。但与“历史宋明”“思想宋明”的驰名相比，中国文化中的“文学宋明”，一直未能成为一种习惯性的表达。在中西比较文学的视野下，“中国文艺复兴”到底在宋（以胡适为代表）还是在明（以钱基博为代表），又是一个自民国以来持续热议却一直未能形成统一意见的已近乎“乏力”的话题。如何在过去百年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大量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借鉴无问西东的“他山之石”，向更有活力的周边学科看齐，重新焕发“中国文艺复兴”的光彩，让某种反映时代脉动与民族文化、具有独特阐释力的“文学宋明”登上中国文学史的舞台，或许是文学史家可以尝试的一次跨学科、跨文化的对话。
一、“宋明文学会通”的学科内生力及其理论资源
什么是“宋明文学会通”？这是由三个关键词组成的一个学术概念——“宋明”“文学”“会通”。“宋明”是一个历史时期，最常见的学术表达是“宋明理学”，而将之置于文学史的视域下，其具体的起讫时间可以有不同的意见，未必是960—1644年，但其中蕴含着长时段的研究思维区别于断代文学研究的思维模式，更偏重对文学世界之稳定结构的探究，而非对具体可感的情势或事件的把握与廓清。“文学”是现代学术中的基础学科之一，作为有别于历史学但又置身于历史之中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使用作为整体史研究方法的“唐宋变革”“唐宋转型”“宋元明变迁”“晚明变革”等学术话语时，尤须突出文学史研究的特殊性，包括在断限时间、变化性质、内在维度等方面的专门之处。“会通”一词，典出《易经·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较自觉地用于对文学正变的观察，见《文心雕龙》：“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尽而情有余者，晓会通也。”至于其在现代学术话语中的使用，多意在整体史研究方法上有别于“变革”“转型”“变迁”等外来术语，以体现中国文化中的一种内生性思维。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可溯至袁行霈提出的“横通”“纵通”概念，近来则以《文学遗产》2017年第6期的“唐宋文学的会通研究”笔谈为典型。
这种基于长时段视域的有关文学史分期断限的认识，在进入严密的学术讨论之前，至少受到当代学人早年知识构成的两种潜在影响。一是受中国普通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设置的制度引导，具体到中国文学史的后半段，在研究生招生目录中，或被划分为唐宋文学与元明清文学，如复旦大学等；或宋元文学与明清文学，如北京大学等，很少将“宋（元）明文学”视为一个独立时段。二是比研究生招生更前置的一个环节，即本科生教学的课程设计，这与新中国成立以来几部重要的《中国文学史》成为各时期高等学校教材有很大的关系。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游国恩等主编的文学史，还是90年代章培恒、袁行霈主编的两部文学史，都更侧重“唐宋文学”“宋元文学”的整体性，而较少留意“宋（元）明文学”的连续性。诚然，对文学史的整体认知与分期原因，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见解，但高度稳定的课程教材与制度性的学科设置，让20世纪后期以来的数代学人，从学生时代起就形成相当牢固的基础性知识、观念与思维路径，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对现有学科设置的反思，是长时段视域在“宋明文学会通”中的一个重要落脚点。在此之外，还有一个落脚点也很重要，那就是不同朝代文学在文献数量级上的天然差别。在过去的相当长时间内，古代文学研究界习惯于将断代文献通过个人能力可作穷尽性阅读的下限定在唐代。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全宋诗》《全宋文》《全宋笔记》《全元诗》《全元文》《全元戏曲》等大型文学总集的整理出版，宋元时期才成为文学文献可以涸泽而渔的新下限。众所周知，某一研究领域的文献能否被穷尽性阅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如果有朝一日新的工具实质性地改变了穷尽性阅读的文献体量，那么最须直面这个问题的就是明代。而且，随着数字人文技术的出现，对海量古籍的高清扫描、影印出版乃至“远读”实践日渐活跃，再以断代分体总集的标点整理来评判一个时代文献的可穷尽阅读情况，也显得有点教条主义了。
从文学代胜的角度来看，宋代的诗词与明代的小说、戏曲确有较大的差别，中间的元代又是一个有别于“转向内在”的世界性王朝，明前期还有一个较明显的文学发展低谷，无论雅俗、内外、高低，彼此之间的差异甚至割裂，都较难被赋予一个整体的认知。然而，思想史中的“宋明理学”，艺术史中的“宋明长物”，都是已形成普遍共识的学术概念。在朱熹、陆九渊和陈献章、王守仁之间，同样有一个思想的过渡期，但并不影响我们用“宋明理学”进行整体把握。事实上，很多先验的知识影响着我们的思维路径，我们仍习惯于以历史的结果来评价研究对象。故名垂青史的唐宋古文运动与半道废弛的明代文学复古运动之间的趋同性，学界过问尚少；宋元明在整个近世时代中的相对稳定性，亦在以“新”与“变”为历史批评观的学术环境下未获得足够的重视。宋明文学的会通，在唐宋诗词与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分野革新之势下，成为中国文学发展晚期中较难理顺的一面。如何在长时段的视域下，以“通”的眼光审视宋元明文学的连续性和整体性，以“变”的眼光审视宋元明文学与唐代文学、清代文学的差别性，以便更好地认识其在整体文学史中的位置与功能，既是“宋明文学会通”的基本之义，也是我们更复杂地呈现中国文学从古典走向近代的重要一环。
立足于对现有学科建制的反思和对原始文献的充分整理，自是应有之义，但任何说法都不是凭空而来，今日的未尽思考亦站在前贤学术的肩膀之上。有关“宋明文学会通”的理论资源，从学科的角度来说，可以分为整体史资源、文学史资源两类；就思想取径的角度来说，又可以分为本土内生的理论资源、外来的汉学理论资源、外来的比较理论资源三类。我们先大致介绍后一种向度的三类资源，然后立足于文学史的研究成果，择要展开本学科的内在讨论。
对本土内生理论资源的梳理与回溯，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学界面对日本京都学派“唐宋变革”论的持续内省。从身处晚明时代的陈邦瞻对宋明之世的整体认知：“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变未极则治不得不相为因。”到清人赵翼在其“近代”叙述语境中反映出的中国历史分期观，再到近代夏曾佑、陈寅恪、钱穆等人对“赵宋以降之新局面”的多维发覆，中国学者在尝试梳理出一条源流有自的本土观念史脉络。内藤湖南的思想是否受赵翼著述的实质性影响，民国学人对内藤学说的接受情况是虚是实，这些有关文明互鉴的话题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包括陈寅恪、吕思勉在内的历史学家如何遥接本土思想中的前人遗蕴，不仅是形成本土话语体系之漫长道路上的重要阶段性成果，也为我们如何将前代遗产转化为“宋明文学会通”的批评资源，提供了在本土学术内部从整体史收束至文学史的路径示范。
同样是本土资源，还应区别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前后差异。如以林传甲、黄人为代表的最早一批国人撰写的《中国文学史》，林传甲基本无问南宋以后文学，反映了古典学术视野下对宋明文学的整体认知态度，包括对通俗文学的排斥和对传统诗文在南宋以后的漠视；而黄人对古代小说、戏曲的大力表彰，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欧洲、日本之文学观的影响，有力地跳出了诗文正典的评价模式，从而梳理出中国文学的另一条演变路径，在长时段的视域下形成了对唐宋文学的有效接续。一方面，我们须认识到，在现代学术中，观念（如“文学”“文学史”等）的拿来主义与学说（如“唐宋变革”论）的直接取用存在较大的区别，前者已经内化为中国现代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在对中国文学史的反复书写中积累了很多规范化的学术遗产；另一方面，如何将近代以前的古典认知模式化腐朽为神奇，也是接下来应积极探索的一个面向。我们有必要对明清文学批评资料的宽度予以重新认识，除了针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知人、叙事、说诗、论文、谈艺等传统批评方式外，作为隐性思想资源的文学批评中的历史意识、地理意识等，亦可成为我们会通宋明文学的一个重要切口。
至于外来的汉学理论资源，探索较深的如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宫崎市定的“宋代文艺复兴”说，以及将以上学说实践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吉川幸次郎。如果我们再认识到与京都学派并峙的日本东京学派对“晚明近世说”的倡导，那么宋明之世正是这两派学说能否成立并展开排他性论证的焦点所在。同样的情况，在今人章培恒、袁行霈两部《中国文学史》的分期断限上，也有类似的争论，如章版文学史主张近世文学始于南宋及金代的后期，而袁版文学史主张宋元直至明正德以前仍属中古文学的范畴。从上还是从下，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我们对宋明之世的性质认识。
即使遵从以吉川幸次郎为代表的外来学说，他提倡的“南宋文学的民间化动向”等观点，或有西学东传的痕迹；但提出的“唐诗激情，宋诗冷静”说，却可以在南宋以后的文学批评资料中找到类似资源。如在诗歌创作的层面，宋严羽提出“诗有词理意兴……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明杨慎云“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矣。匪惟作诗也，其解诗亦然”，已延展至诗歌批评的层面；近人钱锺书云“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则是对八百年近世诗歌观的一次古典式总结。日本学者运用现代的概念工具与著述文体，在对研究对象的学理性、系统性阐释上固胜一筹，但如缪钺《论宋诗》等经典名篇亦不多让。只有既尊重学术的先进性，也不菲薄早期资源的潜能，才有机会发现更多可以深入对话之处。
严格来说，在历史分期理念上与“宋明文学会通”更近的，是北美学界提出的“宋元明变迁”说。在史乐民、万志英主编的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一书中，专门收录了奚如谷的《文本与意识形态：明代编订者与北杂剧》，指出元杂剧的文本变化，存在一个在南方价值观影响下的从（元代）表演剧本到（晚明）权威选集的标准化过程，在俗文学的维度为“宋元明变迁”说作了有力的论证。无论我们将此处的“Transition”译为“变迁”还是“过渡”，都在强调宋元明在“唐宋变革”与“晚明变革”之间的一种相对平顺的社会状态，按照史乐民的说法，指“两个相对易于界定的阶段之中一个有高度偶然性和变数的历史时期”。限于论文集的形式，此书对“宋元明变迁”的论证缺少结构性，但编者提到的如“江南发展周期”“国家与地方精英”等经济史、社会史话题，对宋明文学会通研究来说，作为周边的学说资源，仍有很多可资延展之处。
就共性而言，“唐宋变革”论、“宋元明变迁”说等源于海外汉学研究，其进入本土的中国文学研究，属于“汉学中用”的模式；然而“汉学中用”亦非方法移用上的边界或终点，考虑到海外汉学的研究方法也是对根植并生长于西方语言文学的方法理论的一种跨文化移用，那么基于西方本土自有语言文字的理论，作为一种外来的比较资源而非汉学资源，其“西学中用”的可能性亦须重视。在这个移用的过程中，固然出现了很多学术上、文化上的水土不服，但也展现出不少令人振奋的思想启示。就“宋明文学会通”来说，“文艺复兴”是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不仅因为二者在历史时段及其特征上的相似性，还因为这个看似被强制关联的话题，在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对中华民族命运的现实关怀下，与现代中国学术的发生、发展甚至未来休戚相关。
跳出断代文学的思维窠臼，摆脱学科专业建制下日渐固化的研究方向，采用有别于以往时代断限的新视域，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这本是一种近乎朴素的思维转换。我们可以对任何惯有观看方式下的断代文学、世纪文学作重新的分合认识，就如刘勰所说，“会通”是古来辞人“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的一种理解文学演变的方式。当然，在这些新视域的尝试中，“唐宋变革”“宋元明变迁”等学说的出现，让历史学界对“宋元明”的讨论较早地进入一个相对纵深的空间之中。只要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仍带有专门史的一些基本性质，那么与整体史研究完全脱钩，或无问历史学界的新近研究成果亦属不该。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促成古代文学学科反思性发展的内生动力，还是历史学界所提供的丰富理论资源，都让“宋明文学会通”成为一种重观中国文学史的方式，其“窗口”意义值得我们重视。
二、“近世”的拐点后移与“宋元明”的文学整体性
有关宋明社会的研究，尤其在宋明思想、文化的研究中，“近世”与“文艺复兴”是两个常见的“拿来主义”术语。“近世”固然早见于中国古代典籍中，但作为一个成熟、稳定的理论概念，仍归因于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的提出，以及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的问世。近年来，中国学者更愿意用“转型”一词来表达唐宋社会的循序性变化，这一说法既有傅乐成“唐型文化”“宋型文化”作为早期学说的支持，也在以包伟民为代表的当代学人的阐释下逐渐完成了本土话语的建构。与基于中国史研究而提出的“变革”“转型”等概念不同，“文艺复兴”的概念来源于欧洲史研究，自梁启超、胡适、钱基博、余英时以来，不乏名家将之运用于中国思想史、文学史的研究，总的来说，这一“西学中用”行为所遇到的学术阻力，远大于“唐宋变革”论及其各种改良学说，这多少归因于本土学界对“西学中用”与“汉学中用”的不同心理认知与反应。
与“中国文艺复兴”的坎坷命运相比，“唐宋文学转型”或“中国文学近世转型”的话题是过去三十年的学术热点。揆诸诗歌研究领域，以刘宁《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以元白之“元和体”的创作影响为中心》、曾祥波《从唐音到宋调——以北宋前期诗歌为中心》、李贵《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谢琰《北宋前期诗歌转型研究》等最具代表性。其中，以刘宁为代表的唐宋诗体格研究，与以谢琰为代表的唐宋诗类型研究，又代表着不同代际学人介入“转型”的两种路径。前者循从以作家及其群体为考察单元的模式，这也符合古典诗学中以诗人或时代来命名“体格”的方式，故“白体”“义山体”“元和体”“西昆体”等成为唐宋转型的关键词；后者更偏重以某一诗歌类型的“作品群”来纵观唐宋文化之转型，故诗歌的题材内容成为反映时代变革的一个缩影，有关自然观照、情感表达、历史记忆、政治关怀等的文学作品，被细分为诸多向度进行精细的讨论。若论缺憾，前一种模式借力于古代诗文评文献中对体格的提炼，随着唐宋文学研究的深入，开拓空间渐小；后一种模式具有较强的可复制性，显出“无一物不转型”的惯性趋向，有如先唐文学研究中的“文本变异”，中古史研究中的“历史书写”，表现出无往不利的风靡之势。这固然渐成一种方法上的惯熟，但较之“文艺复兴”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非议，无疑还是顺利得多。
在最先提出“变革/转型”的历史学界，对变革之时间向度的思考，还呈现出一种“近世”拐点后移的趋向，即认为元代作为社会变革的拐点，拥有与宋代同等重要的意义。有关“唐宋变革”发生时间的讨论，存在中唐、唐宋之际、两宋之际等不同观点，不管是用“变革期”替代“变革”以缓解各家争议，还是强调整体史观以容纳、消化不同专门史观之间的龃龉，其前提皆在“唐宋”的基本框架之内。但随着“宋元变革”说、“元明变革”说的提出，“唐宋变革”与“晚明变革”之间的稳定期越来越短。无论是出于否定“唐宋变革”的目的，还是强调“多次变革”的合理性，如何更清晰地辨其异同、定其取舍，要求我们用更全面且具有反思的眼光，去认识宋元明历史的整体性和连续性。
这种对宋元明的整体性考察，指向的是近世文明经历震荡得以整体成型的中国经验。这个时代的文学有哪些普遍性特征，后文梳理“宋明文学会通”核心问题时将有详论，此处讨论的是在“近世”拐点后移过程中浮现出的另一种整体性。无论“宋元变革”还是“元明变革”，元代都将被置于历史的聚光灯下，这是新的学说有别于“唐宋变革”的一大特征。北美学界提出“宋元明变迁”说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源自对元代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的“知识缺乏”的反思。在本土学界，元代文学同样是一个关注偏少的研究领域，如何在长时段视域下认识元代文学与宋代文学、明代文学的共通性，又如何在一个有效的阐释系统内对元代文学的特殊性予以合理的解释，是“宋明文学会通”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其中最具异质感的现象，无疑是俗文学的勃兴与多民族文学的融合。
有关俗文学的勃兴，与宋后城市文化及印刷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可以在宋人笔记中找到诸多有关说话艺术的史料，存世《张协状元》《董解元西厢记》的文本成熟程度也说明这些通俗文类的出现绝非偶然。不同历史时段的文本断裂，主要是某一文学类型的发生态与留存态之差别所致，而造成这种差别的时间距离，直至晚明商业出版的繁荣才被基本抹平。另一方面，在传统的文学史书写中，15世纪的俗文学一贯缺席，这与14世纪杂剧、南戏、话本的表演繁荣，以及16世纪商业出版中的稗贩书流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其说这是一种创作风气的沉浮，毋宁说在早期的俗文学文本较少有同时代实物文献可予以普遍证明的情况下，元代作品被赋予了文学正典的意义，晚明作品作为通俗文学世代层累的印本终点，分别在文学史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从这个角度来说，宋元明的俗文学又未断裂过，它作为中国古典戏曲、章回小说之文人独立创作行为的“前史”而整体存在。
有关多民族文学融合，其本质在于对宋元明文学所在坐标系及其整体属性的认识。到底是置于“中华文学”的民族本位观中，还是“汉文文学”的文字本位观中，不同的落位方式将凸显各自独特的意义。以往我们习惯于将宋、明两代视为收缩向内的中原王朝，较难与中间的少数民族王朝元代形成长期的民族共性，但若以存世作品数量和文学交流方向来论，以汉文为核心表达方式的东亚文学，实有一个从内陆走向海洋的交流过程。据此重观中国文学的对外交流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段：第一个时期为秦汉至五代时期，可视为汉文学对外交流的“西域时代”，盛唐文学所表现出的华夷交融为其顶峰；第二个时期为宋元明时期，可视为汉文学对外交流的“东海时代”，朝鲜、日本、越南等地区的汉文文学为其代表；第三个时期为晚明至“五四”，可视为汉文学对外交流的“西洋时代”，其中固有与满、蒙各少数民族及东亚诸国的常态交融与发展，但从世界史的眼光来看，晚明清初耶稣会士的汉文写作成为新趋向的开端，基于海洋交通的东西文明互鉴与世界性交流已成不可逆之势。
以往学界多强调辽金宋元文学在中华民族文化融合中的整体性，以杨义《中国古典文学图志》为代表，指出10世纪以后的中国文学，表现出汉族文学与多民族、多形态的边疆文学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层面上齐头并进而共组的总体文学结构。这种整体性固然因多个民族王朝的共存并最终归于大一统的元朝而尤显可贵，但与隋唐五代的“文化包容”相比，两宋及其后诸王朝，以民族意识、儒家思想、科举制度为三大要素的“中国本位文化”得以建立并不断加强。当傅乐成以“转趋收敛的文化精神”来论证“宋型文化”的时候，并没有将辽、金诸国纳入其中。杨义的现代中国立场和傅乐成的传统中国立场，固然存在难以调和的龃龉之处，但二者皆错失了一双“域外之眼”，即没有引入东亚地区的汉文文学作为第三方参照系，来重新评估宋元明文学作为整体的另一种合理性。随着“世界文学”概念在文学理论界的盛行并付诸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实践，如何在融通古今的文学史视域下，认识宋元明文学的跨民族、跨文化交融属性，是在文献数量庞大、文本细读欠缺的宋以后文学研究中，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一个研究方向。
三、“中国文艺复兴”说的百年历程及其新机遇
将欧洲史中的“文艺复兴”思想，移用至对中国宋以后的社会文化研究中，固然有晚明清初耶稣会之文化交流等事关“影响”的议题，但如果我们更重视在世界史视域下的文明走势，那么平行研究的视角亦不可或缺。这方面既已形成了百年的学术积累，那就有其合理的一面。如何在这种合理性之上赋予更丰富、深刻的内涵，聚焦于文学史维度的百年梳理尤有必要。
1920年，梁启超应邀为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撰序，明确表达了“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的写作要求。最后因篇幅太长，而独立出版《清代学术概论》一书，正式提出了清代学术“以复古为解放”的整体特征，并直言清代学风与欧洲文艺复兴相异之点在“美术文学不发达”。书成后，梁启超复请蒋方震撰序，蒋亦有“由复古而得解放，由主观之演绎进而为客观之归纳，清学之精神，与欧洲之文艺复兴，实有同调者焉”的论断，与任公说法形成呼应之势。
梁启超以《清代学术概论》“纪晚清今文学运动”，实出于胡适的建议，胡适又是任公这部书稿最早的读者之一，故梁、蒋有关“中国文艺复兴”的讨论，直接影响了胡适其后十年的学术轨迹。1923年，胡适发表了“The Chinese Renaissance”的英文论文，主张中国文艺复兴当自宋起，泛指包括宋明理学、清代考证学、近代新文化运动在内的“文艺复兴”趋势。1934年，他在芝加哥大学“哈斯克讲座”上的系列演讲，被结集为英文专书The Chinese Renaissance。在这十年间，他将“中国文艺复兴”的重点，一以贯之地定位在人的发现及反抗权威与批评精神的兴起。
就在胡适的“中国文艺复兴”告一段落之际，钱基博在《明代文学》中将中国的明代文学比为欧洲文艺复兴，倡言“中国文学之有明，其如欧洲中世纪之有文艺复兴乎”。这是学界首次将“文艺复兴”的话题置于中国文学的范围内加以专门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梁启超基于“以复古为解放”的“美术文学相异”说。钱基博的重点在于不同语言文明的文学复古行为及其宗尚对象的相类，而将“复兴”理解为越过某个历史时期而重新表彰、转化早期的古典资源。无论欧洲中世纪与中国宋元时期是异还是同，无碍“复兴”一词在脱离西方文明史语境后依然独具的基本内涵之成立。
海外方面，1937年，美国汉学家施赖奥克（J. K. Shryock）在刘劭《人物志》英译本的导论中，首次将中国魏晋时代与欧洲文艺复兴进行了比较；1950年，宫崎市定发表《东洋的近世》，认为宋代是东洋的文艺复兴，建构了一套有关中国社会整体变革的体系性学说，进而通过对东洋史的理解重新探问西洋史的意义。1959年，余英时在《新亚学报》上发表《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以14—15世纪的意大利知识分子比拟汉晋之际士人，认为二者的首要共通之处在“人之觉醒”。与此前诸家不同，余英时意在移用“Renaissance”一词的核心特征，体现出较强烈的现世关怀精神，但并不关心东西方相近历史时间之于人类文明史的整体启示；但他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又将宋代以后视为近世，表现出承袭其师钱穆观点的姿态。以上诸家说法，其比拟“文艺复兴”的时段或在魏晋，或在宋，普遍比中国学者的定位时间更早一些。
20世纪80年代，曾出现过一批有关中国文艺复兴的研究成果，但多数成果无法摆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革命史观及话语，很快被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献实证模式所稀释。少数文章如徐朔方的《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因可溯源至以英国学者谦勃士（E. K. Chambers）《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The Elizabethan Stage）为代表的西方学术，有较为明确的中西对话诉求。进入21世纪后，如陈靝沅等编1616：Shakespeare and Tang Xianzu’s China（2016）等论集，在一定程度上为新一代学人如何实践“多个文艺复兴”的理念，指示了中西对话的空间与可能的路径。
回望“中国文艺复兴”的百年研究史，不难发现，现实关怀与历史真实、西学话语与传统表达之间，存在着较大的隔阂，以致相关讨论停滞不前，并遭遇诸多误解。我们至少有三个问题需要回答：第一，为什么各家观点的差异这么大？如果说宋、明、清之间的距离尚能调和，那么魏晋与宋明之间的差异，实基于不可通约的逻辑起点，需要作出一种解释或取舍。第二，为什么对此议题的关注，经常出现间歇性的沉寂？无论是20世纪的倡多应少，还是21世纪前二十年的销声匿迹，持续对话的缺失是这套话语水土不服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只是东方的立场与西方主流学界缺少实质性的对话，还有本土学者对此话语之普遍认同感的难以形成。第三，如果我们打算重拾前贤留下的遗产，应如何避免新的无疾而终？20世纪80年代的讨论热潮，固然可视为思想解放后的一种开阖式的学术取径，但近四十年的学术进路已证明了这种取径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整体失败。而当下基于互联网的信息全球化进程，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说实为印刷革命之后千年未遇的大变局，如何借助新技术及其理论资源带来的基本思维方式的改变，提炼出“文艺复兴”的旧题新义，实现具有中国内核的创造性转化，是一个长远但须直面的问题。
学界以往对“中国文艺复兴”发生时间的判断，都是用14—16世纪欧洲历史的特征去模拟中国古代史，从文化批判的视角来看，这种做法有西方中心论的嫌疑。但如果我们往细处去分析各家说法，之所以在时间定位上有较大的距离，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各家择取了西方学术话语中的不同截面，以寻求中国文化中的相近特质。梁启超提出“以复古为解放”，胡适注重反抗权威与批评精神的兴起，钱基博聚焦于文学的复古行为及其宗尚对象，宫崎市定关注整体社会形态的变迁，余英时强调“人之觉醒”。总的来说，梁、钱等人更关注文明的延续与转化，胡、余等人更强调前后的断裂及新变，自难达成有效的共识。
我们还须留意，无论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之间的整体关系是延续还是断裂，以上各家关注的截面之特征，都在后起的一方。也就是说，学界更关心宋明之世所拥有的文艺复兴特质，至于此前时代是否与西方中世纪景象相类，属于无伤大雅的环节。这样的处理方式固有其合理之处，在平行研究中要求所有的历史文化现象相契本无可能，但当主流学界对中世纪主体性质的认识已经发生变化时，开展新一轮的审视亦有必要。
这就连带出一个问题，即20世纪中国学人对作为参照系的欧洲文艺复兴的学术认知，仍停留在20世纪上半叶的西学知识体系中，认为文艺复兴主要发生在意大利，是一场具有充分自觉性的思想文化运动，与所谓的“黑暗中世纪”截然断裂。但自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中世纪研究的深入，我们认识到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延续”与“断裂”共存，这两种关系的重要性旗鼓相当，古典形式与新思想文化之间的创新性调适过程得以被重视；而汤因比《历史研究》、杰克·古迪《文艺复兴：一个还是多个？》等反思性成果的问世，让以单一文化叙事来垄断世界史书写的做法，成为学界集中火力的批判对象。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全球学术普遍表现为去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文艺复兴”话语在中国文学、思想的研究中缺少市场，亦在情理之中。
假若这一讨论至此结束，那么当下学界对文艺复兴的“漠不关心”，自是顺应时代思想的康庄大道。但任何光明的前路，都有可能遮蔽掉一些反映时代丰富内涵的其他面相，预作适当的反思，也是学术研究需要具备的核心素质之一。对于沉寂多年的“中国文艺复兴”来说，无论是承认“文艺复兴”批评话语中的现世关怀精神，还是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客观需求，在全球化的时代，脱其陈言之窠臼，换以攸同之精神，借文明平行之路径，究中国内生之问题，这套话语仍有脱胎出新的生命力之可能。
借此纵观中国文学的宋明之世，唐宋古文运动与明代文学复古运动，是“古典再生”视域下颇可类比的两股文学潮流。但历来分而辨析者多，合而统观者少。以“唐宋转型”来解释中唐至北宋的古文运动，具有很强的阐释力。但这种效力在面对明代文学复古运动时就基本失效了，而“文艺复兴”的思考方式于此有较好的适配度，其历史事实固然发生在欧洲，但其“复古”行为的本质则是东西攸同的。由此引出的启示是：一方面，让我们看到“转型”与“复兴”两种思维方式在长时段的中国近世文学研究中的兼容性；另一方面，与其在生硬的比拟中执拗于复兴在宋还是在明，不若以宋明文学会通的整体眼光，从带有结果论性质的“势”的表征研究（以复古运动之成败，定比拟之有效性），走向更具过程论导向的“人”的行为研究（以复古行为之细节，究文明之内生性），从而深化中国文学在与自然、世俗世界的对话中自生的“以复古为创新”的变革诸问题。
从横向的角度观之，当今学界早已接纳了“文艺复兴”的复数形式（renascences），既包括中世纪时期已存在的各种对古典学识兴趣复苏的文化现象（见哈斯金斯《十二世纪文艺复兴》、潘诺夫斯基《西方艺术中的文艺复兴与历次复兴》等经典），也包括在不同文明样态的发展进程中，对古代典范进行摹仿、挑战、超越时不尽相同的运作模式（见汤因比、杰克·古迪、彼得·伯克等人著作）。这种“多个文艺复兴”的理解方式，其考察的截面不在指向性很强的“人之觉醒”，而在“文艺复兴”的字面义，代表了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对“古典再生”的创新性实践。至于其特定的语境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不同的文明世界中，可以有不同的道路内涵，表现为各自的“人之痕迹”。在中国古代的文化实践中，如历代文人力崇“古道”“古学”的复古思维，实可视为儒家知识分子追求其理想生命境界的一种东方路径。宋代的复古与明代的复古，到底应合观还是分视，固有各自的阐释合理性，但当我们坚实地推动对各种宋明古籍、古物、古文辞等的具体考察，让中国近世文学研究拥有更精细、更深刻的学术质量之后，用什么理论方式走出来，形成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平等、有益对话，具有中国内核的“古典复兴”概念（或“古典再生”这一中性概念），仍是一个可以反映内生且兼容本土传统之现代性的选项。
四、本土视域下的“宋明文学会通”及其核心问题
纵观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文学研究的百年历史，我们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来梳理“宋明文学会通”的核心问题，不同的层次关系到如何认识过往学术史中相类的专题资源及其转化之潜能。
第一个层次，在传统的研究路径中，有一些自“五四”以来一直被着重关注的维度，如文学的雅俗问题、庶民性问题等，与作为整体的宋元明文学紧密相关。从事物的本质而言，雅俗是一个有关“作品”的语言问题，庶民性是一个有关“人”的社会身份问题，不可等同视之。但从文学原理的角度来说，“作品”处在作为“作者”的人与作为“读者”的人的中间地带，这两个问题难免交织在一起。如胡适撰《白话文学史》，就有杜甫、元稹、白居易等文士见于各章节；郑振铎撰《中国俗文学史》，也难免收录顾况、杜荀鹤、赵南星等科第中人。事实上，能进入《白话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的已是俗文学中的上乘之作，与其说编写者在一味地为中国文学的通俗性、庶民性张目，毋宁说他们意欲表彰的是由文人才士撰写的、艺术质量整体可观的通俗文学作品。雅俗问题的现代起点，归于“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而庶民性问题的起点，则归于中国现代文学对“人民”的一贯重视，其中既受到西方近代思想中自由、平等学说的影响，也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人民性的本质阐释所决定。也就是说，20世纪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多数研究成果，究其内质都摆脱不了对雅俗问题、庶民性问题的追问。类似这样的中国文学核心观念，固然留下了西学东渐的印迹，但早已内化为当代学者用以认识中国文学的基本观念，要想彻底颠覆重来，既不现实，也无必要。这些本土论著自带的宋元明统观视角及其中的问题意识，是“宋明文学会通”的核心问题之一。
在文学庶民性的讨论范围内，有一个版块是20世纪学者较少涉及的，那就是文学的便民性问题。如诗文评中的诗法、文法类书籍，其编纂自唐五代时期起步，中国文章学在南宋的成立，即与此类书籍的大量刊印密切相关，发展至晚明更是到了商业出版的高峰。按照传统的学科分类，此类书籍多被归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范围，但究其本质，实归因于文学写作阶层的下移，以及相关群体对“读写转化”过程的具身化要求，这并非基于创作成品的文学批评，而是为了生产出成品而提供的文学指导。其中内容因带有较强的格套化、程式化元素，不宜用艺术质量的标准来评价，但若因此放弃了庶民文学生长的最底盘，亦属可惜。这方面，葛兆光在思想史层面作出了很好的示范，他提倡将关注的领域从精英、经典转向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将关注的时段从产生“创造性思想”的唐宋转移至形成“妥协性思想”的宋明，更强调思想与文化的制度化、世俗化和常识化过程。相信在文学研究领域，随着诗法、文法研究依托文学批评史的园地，日用类书研究借助故事类型学的外衣，纷纷探索出可以转化为积极文学史意义的研究路径，终将为底层文学世界的“宋明会通”提供更为丰富的启示。
第二个层次，是21世纪以来渐成焦点的一些议题，如文学的地方性、印本时代等问题。其中如郡邑文学、集部版本学等源流有自的本土学术传统，近年来被地域社会史、书籍文化史等热点所激活。与其说是“西学中用”，毋宁说关系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一些共性，如文本的抄印转换、文学的在地书写等。借他者之眼的启示，去古代文献中打捞早期的思想资源与文学经验，追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前史”与“潜流”，对建构本土学术话语体系来说仍是重要的一步。
作为整体的“宋元明”在书籍史中的成立，取决于“抄印转换”的命题取代传统的出版史占据该领域的中心位置，及晚明作为中国古代出版高峰期的论断被学界普遍接受。至于南宋出版与晚明出版的关系，无论是在传统视角下被视为古代印刷业的两次繁荣，还是如大木康将南宋、明后期区分为中国印本书籍的“发明阶段”与“使用阶段”，皆有其合理之处，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印本媒介之于宋明文学会通的多维意义。事实上，能将“地方”和“印本”两个充满“近世”意味的关键词串联在一起的“地方书籍”，除了学界关注较多的地方志、郡邑总集外，还有地方人物传、地方金石志、地方科名录、宗谱等多种著述类型，它们与文学的距离或远或近，关系形态各异，其中的文学潜能有待进一步挖掘。
文学的地方性问题，可分为“向外”和“向内”两条研究路径。向外的路径，带有海外中国地方史研究的一些印迹，就现阶段成果而言，至少有三种模式显示出较强的阐释力。一是“地方精英模式”，如韩明士在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中有关两宋地方精英及其社会流动的讨论，其观点虽受到中国历史学界的批评，但对我们认识宋元明作家如何“走出地方”、文学中的“地方共同体意识”如何形成等仍具启示意义。二是“区域文化模式”，如史乐民在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中提出的“江南发展周期与宋元明变迁”，固然是基于对人口史、经济史议题的思考，但南宋以后江南文人的文学创作、批评、出版、阅读等行为，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占据了较大的权重，跳出社会环境论的思维，展开更深入的文史结合，是“江南”作为一个特殊区域的文学史意义所在。三是“央地互动模式”，如包弼德在Localizing Learning: The Literati Enterprise in Wuzhou, 1100－1600中主张宋元明士人具有全国性与地方性的双重属性，认为士人之学的应举倾向决定了其对地方性的超越，并将婺州文人的地方化倾向解释为应对元朝科举停废的结果。较之韩明士社会学路径的受挫，包弼德、王昌伟等对宋明地方的思想史考察，因有吕祖谦、胡应麟、李梦阳等经典人物作为联系央地、沟通文史的中介，在文学研究界得到了较积极的回应。
在本土学界，地域文学研究的“向外”路径，主要在作家的地域性集群行为，如宗族关系、结社活动、书院教习、师承脉络、文献编纂等。它们作为地域文学群体甚至流派得以成立的重要标志，与汉学路径形成了较好的互补关系。但文学研究有别于其他学科进入“地方”的关键，在于其落脚点仍在作品本身。在以往的地域文学研究中，一旦进入作品的内部，其研究方法与经典研究无异，在文本细读的投入程度上又不及。由此观之，地方性问题落实在宋明文学会通中的难点，是如何在文本的内部世界中建立一套有效的方法体系。笔者认为，作品所反映的地方性知识、地方文学传统、地方共同体意识三要素，是文学研究有别于其他专门史的独有之处。我们需要重视文学作品的内部表达及其文本间性，而非简单地依靠他叙性史料予以填充或建架。总的来说，随着中国文学地理学科的不断建设，有关古典作品之地方书写及文学史意义的发明渐多，展现出了开阔的研究空间。
以上论及的（语言）通俗性、（阶层）庶民性、（空间）地方性、（媒介）印本时代四个维度，皆可归为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无关研究者对学术之时代意义的追问。它可以是本土学术传统的内生，也可来自对外来理论资源的借用，但有一点容易被大家遗忘，即为了满足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需求（第三个层次）。事实上，无论“转型”还是“复兴”，就其进入中国研究的初衷而言，都意在承担起更大的时代责任，而后来遭受某种程度的非议与否定，亦与此有关。学术与外部导向本不宜合为一谈，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亦难否认反映当代社会之实况及人类文明之发展方向的思想更具有学术上的生命力。例如基于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古典文学的文本凝定，不仅在于用一种积极姿态去旁观明代文学的主流脉动，更在于这种“以复古为创新”的历史经验可以为当代思潮中的文化复兴运动走向何方提供一些启示和警醒。如何充分地调动研究对象的潜能，实现对古代文学、文化现象的创新认识，理应成为我们所在时代对旧有学问提出要求并期待有所回应的另一种方式。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