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文献整理与研究(1949—2019)”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ZD287)。
作者简介：季进，苏州大学文学院。
原文出处：《南方文坛》(南宁)2026年第3期 第5-12页
这些年因为编撰夏氏兄弟的学术年谱，我多次去纽约等地收集资料，每次必去夏志清先生位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旁边第113街公寓的书房，那里已成为我非常熟悉的文学空间。在夏先生的书房里，收藏了数十年来师友同行、学生家人寄给他的书信，总有数千封之多，我大概只复制了其中的1000多封信用于年谱编撰，其中白先勇的书信自成脉络。白先勇从1960年代到2000年代50年间给夏志清的书信，分散在不同的纸盒子或文件袋中，有的还会标注“1960s，白先勇”“1980s，Pai”等字样，看得出是夏志清在不同时期整理归藏的。限于时间，我先后只找到了大概135封白先勇给夏志清的书信，全部是繁体手写，钢笔圆珠笔兼用，绝大多数是横写，少量为竖写。比起夏志清的蝇头小字来，白先勇的大字看起来轻松多了，书写风格也比较有力洒脱。既然夏志清保留了这么多白先勇的来信，那夏志清给白先勇的书信，应该也在百封以上。我曾经当面请教过白先勇先生，询问夏志清书信的下落。白先勇说都保存在他加州圣芭芭拉家的储藏间里，年深日久，也不知塞在哪个角落。看来要想重见天日，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了。因此，这篇书信手稿考释只能是白先勇致夏志清书信的单向梳理，很遗憾没法构成双向的互动。
幸好夏志清和白先勇曾经分别在《〈现代文学〉的努力和成就——兼叙我同杂志的关系》《文学因缘——感念夏志清先生》《经典之作——推介夏志清教授的〈中国古典小说〉》等文章中，追叙过双方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交往，那份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弥足珍贵，令人感动。每年圣诞节，无论身在何处，白先勇都不忘预订好夏先生爱吃的皇家梨送过去。即使是夏先生去世后，白先勇只要到纽约，一定会去看望夏师母王洞女士，或者请夏师母聚餐看戏。我在纽约时也曾有幸参加过白先勇召集的聚餐，目睹名满天下的大作家对夏师母的照顾是那样体贴而暖心。夏志清和白先勇绵延半个多世纪的情谊，为考释这些书信提供了生动的背景，而这些书信又为他们的交往提供了丰富的注脚。在白先勇的信中，既有事务性的沟通，比如约稿、译稿、出版等，也有情感的流动，比如创作困惑、日常生活、人情往来等，当然，还有大量的文学交流，比如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对一些文学问题的看法、对台北文坛的议论等。这些书信似乎没有“水寒江静，满目青山，载月明归”(宋·黄庭坚《诉衷情·一波才动万波随》)的风雅与悠闲，却颇多“有人问我事如何?人海阔，无日不风波”(元·姚燧《阳春曲·笔头风月时时过》)的琐碎与日常，但时移世易，这些书信都已成为须臾浮生的珍贵标识，寄寓着白先勇曾经的激情与奋斗，记录着生命历程中那些温暖而永恒的片段。
一
说起白先勇与夏志清的深厚感情，不能不先说白先勇与夏济安的关系。早在1950年代，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李欧梵、刘绍铭等人都是夏济安在台湾大学外文系的学生，也是《文学杂志》的作者，与老师过从甚密。某种意义上，夏济安就是这些年轻人的文学领袖。只是这群年轻人想自费创办《现代文学》杂志时，夏济安已经于1959年3月去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进修了。陈若曦、白先勇等人分别给夏济安写信，请他写稿支持《现代文学》，甚至想请夏先生代向张爱玲约稿①。可是，1960年3月的《现代文学》创刊号并未等到夏济安的来稿。并不是夏济安失信没写，而是夏济安写了一篇《祝辞》之后，又觉得其中对当年台湾文坛和文艺政策的批评，可能会给新生的刊物带来麻烦，也就束之高阁，没有寄给白先勇他们。
夏济安写完《祝辞》，即已告知夏志清并未寄出，觉得写得“没有什么特别好，但是我这点意见，台湾亦未必再有人说得出。关于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运动，我近有很多感想，大约同你所有的也差不多，但是这种话，台湾还是说不得的”②。一直到30余年之后，夏志清才在夏济安的遗物中读到了当年的这篇《祝辞》，安排发表于《联合文学》1992年5月号。夏志清还把《祝辞》的原稿和当年白先勇给夏济安的信都寄给了白先勇。白先勇睹物思人，感动万分，表示一定“好好保藏”，等“《现文因缘》这本书再版时，把这篇《祝辞》及您那篇有关《祝辞》的文章再加进去。的确，我们当初办《现代文学》是受了济安老师及《文学杂志》的启发的，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记录下来我在爱荷华那两年求学的生活及感想，我觉得那两年在我的一生中算是一个转捩点”③。
夏济安的《祝辞》回顾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发展历程，认为台湾年轻一代对新文学的知识是很不完备的，很多作品读不到，这是很可惜的。白先勇这一代所接受的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洋文学的训练，当然非常重要，也有助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但夏济安认为更重要的问题是，新文学所使用的工具——白话文，是很不容易运用的。“我相信从事艺术创作者的最大的乐趣，是在和工具的挣扎，以及克服运用工具的困难。”夏济安勉励这些年轻的写作者，“写作也许是帮助我们了解这时代，这世界的一种方法。……疑惑与探索，也可能产生好的文章，只要你能忠实于你的疑惑与探索，真诚的疑惑，总远胜于轻易的接受，与转播廉价的口号，但是假如不在技巧上下苦功，你们也无法表示你们的真诚。……我相信你们的使命是要使人觉醒；觉醒总比陶醉痛苦些。你们既然决心要办这本刊物，我可以看出来你们是已经下了‘狠心’的了”④。
白先勇读到30多年前老师的《祝辞》，感慨万千，1992年6月12日给夏志清写一封很长的信，除了报告自己回台北主持《现代文学》1—51期重刊的庆祝酒会的盛况，就是回忆夏济安对他们这些年轻人的提携之恩和用心良苦，感叹《祝辞》中的许多话，至今仍有警醒的意义。“济安老师担心五四以来早已充斥陈腔滥调的白话文，难以担当中国文艺复兴的重任。因此他鼓励一个作家必须对他的语言风格要下功夫，独树一帜。我记得他对我说过：无论你有多么深刻的思想，多么动人的故事，但如果你没有高超的技巧去表现，也是枉然。他这席话对我影响很大，我开始研究一些名家的写作技巧，就是从那时开始。”⑤其实，早在中学时期，白先勇就在《学生英语文摘》上追着阅读上面连载的夏济安对一些文学名篇的精彩细读，打开了少年白先勇对西方文学的美好想象和对文本的初步感受。在台湾大学时，虽然白先勇只跟夏济安读了一年书，远不如丛甦、刘绍铭、叶维廉他们与老师的密切，可是，他坦承夏济安“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指引多过师生间的感情”。“我记得1965年那年冬天一个晚上，我们在Iowa City一个朋友家聚会，听到济安老师猝然逝世的消息，我心中猛一震，心灵上的撼动是厉害的。那晚我踏着雪，独自走回山上的宿舍，月光清冷，在白茫茫的雪地上，我突然感到生命一空。没有多久前，母亲过世，逼使我正视人生生死大关。济安老师的亡故，又令我对生命做了一次悲怆的检视。而今读到济安老师的《祝辞》，当年的那些情景又一一重现眼前了。”⑥
1965年2月23日，夏济安因脑溢血在加州奥克兰去世。在陈世骧等友人的主持下，2月26日上午举行了安葬仪式，夏志清及各方友朋100余人参加。陈世骧凌晨起来赶写而成的英文诔词《颂赞与诀别》让大家潸然泪下。夏济安英年早逝的噩耗传出，举世皆惊，大家纷纷以各种形式表达哀悼。张爱玲听闻噩耗，“非常震动……在他这年纪，实在使我觉得人生一切无定，从来还没有这样切实的感到”⑦。钱思亮、沈刚伯、英千里、刘崇鋐、刘守宜、姚朋、戴潮声等人，还有以前的学生许倬云等，有80多人在台北善导寺举行了夏济安追思活动。所收到的奠仪也拟用于刊印夏济安纪念文集⑧。5月出版的《文星杂志》第16卷第1期组织刊发了“悼念夏济安先生”小辑，发表了陈世骧《〈夏济安先生哀诔〉序》、夏志清《亡兄济安杂忆》、王敬羲《怀念夏济安先生》、庄信正《才情·见解·学问——敬悼夏济安先生》和吴允绚《纪念夏伯伯》共5篇文章。一时间，各类怀念文章不断见诸媒体。陈世骧虽然“哀予怀之屡伤，负大悲之无力”(陆机)，但仍勉力与夏志清筹划夏济安的纪念活动和遗著出版⑨，后来《黑暗的闸门》的结集出版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夏济安的得意门生，白先勇在震惊与悲怆之下，也希望能为老师做些什么。1965年3月23日、4月5日、5月5日、5月22日、6月1日，他连续给夏志清七八封信，商量《现代文学》夏济安纪念专辑的约稿事宜，讨论夏济安英文小说翻译等问题。“济安老师壮年逝世，许多著作尚未完成，实在令人惋惜哀痛，而且使人不免觉得人生无常及空虚的感受。您与济安老师手足情深，又岂止哀痛而已!我们谈论起来，都非常非常的替您难受。”⑩白先勇跟《现代文学》的同人商量之下，决定组织“夏济安先生纪念专辑”，6月初截稿，7月出版，总篇幅有7万—10万字，希望能请夏志清主持大计，亲自撰稿，规划内容。“我觉得着重济安先生的学术成就及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推行倡导工作加以评介比较有意义。济安先生的著述以前发表过的也可以重载。”当然，他也提醒夏志清，凡是涉及大陆“左”倾作家的论述需要慎重，“您知道台湾方面对于文字是过分敏感的”(11)。不管怎样，“济安先生生前对中国现代文学关怀备至，我觉得我们应该替济安先生郑重表彰并宏大他的遗志”(12)。
按照白先勇的设想，夏济安的两篇英文小说“The Birth of A Son”和“The Jesuit Tale”若能译出，加上《火》及《苏麻子的故事》，再配以夏志清的评论，那几乎就是夏济安小说专辑，“必颇可观”(13)。他主动请缨，出手翻译“The Birth of A Son”，另一篇“The Jesuit Tale”夏志清5月21日去信请侯健翻译。侯健与夏氏兄弟过从甚密，义不容辞，几天工夫就译毕《耶稣会教士的故事》，“济安兄文笔流畅，故事生动，是译的快的主因”(14)。6月1日，白先勇也报告夏济安先生的“The Birth of a Son”(《传宗接代》)已译毕，但文中所引经典禅语手头无书可查，揣度译出，要请夏志清校正(15)。
在夏志清和白先勇紧锣密鼓地统筹之下，《现代文学》特别策划的《夏济安先生纪念专辑》在七月份如期隆重推出。除未署名的《前言》外，专辑收录了刘绍铭的《怀济安先生》、夏志清的《夏济安对中国俗文学的看法》和夏济安的8篇论文和小说，即《评艾思本遗稿》(庄信正译)、《论夏德》(柯丽美译)、《论狄达勒斯》(江森译)、《维农陀》(陈若曦译)、《传宗接代》(白先勇译)、《耶稣会教士的故事》(侯健译)、《火》和《苏麻子的膏药》。如此集束性地发表或重刊夏济安的旧作，与其他报刊的纪念专辑有了明显的区别，展现了夏济安优游于评论与创作、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过人才华。
原来白先勇设想中的夏志清关于夏济安小说的评论没有写出，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篇更重要的文章《夏济安对中国俗文学的看法》。夏志清梳理摘录了夏济安书信中关于中国通俗文学的一些看法，将其视为中国文学大传统的有机部分。夏济安特别认同艾略特的“传统”的概念，“一个认真写诗的英国诗人，不特要使本国前辈诗人活在他自己的脑袋中，而且要把自己的感性和自荷马以来的欧洲的心灵(the mind of Europe)溶为一片”。夏志清指出了夏济安对待旧小说的两种态度，“一方面以艺术论艺术，他觉得一大半旧小说实在要不得；它们在文字上，在结构上，在故事内容上够不上novel的尊严，只好算是romance；另一方面，他以历史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的眼光看这些故事，却对它们异常感兴趣”(16)。这种开放的兼容雅俗的文学立场，白先勇在台湾大学时就听夏济安屡屡讲过(17)。若揆之于夏济安本人的研究与创作，不亦宜乎?他始终抱持着艾略特式的眼光去衡文评诗，无论中西，不分雅俗，由此形成自己的独特气象。专辑中的这些评论或创作，既代表了夏济安所追求的审美的标高，也显现了夏济安博大的视野和丰富的内心。正因为如此，夏济安才有可能成为“众人所景仰的良师挚友”(18)。
二
夏志清与《现代文学》的缘分，当然远不止于组织夏济安纪念专辑。白先勇作为《现代文学》的灵魂人物，不断地在信中向夏志清约稿或报告刊物的状况，甚至一度想动员夏志清担任编辑委员(19)。说来有意思，夏志清最早在《现代文学》上的亮相，竟然不是正式的文章，而是应白先勇之邀向各大学和个人推荐《现代文学》的公开信，原函影印发表于1964年10月《现代文学》第22期。夏志清高度肯定《现代文学》既具有现代西方文学理念，又关注新的中国文学的生成，不仅引介西方现代文学经典，而且发表了一批优秀的原创性作品，是当今中国最令人兴奋的文学杂志。这样的评价几乎一锤定音，成为对《现代文学》精准而权威的论断。
那个时候，夏志清正忙于写作第二本英文著作《中国古典小说》，一时也无暇给《现代文学》写稿。白先勇读到夏志清论《红楼梦》和《水浒》的两篇英文论文后，欣喜若狂，连着写了两封信，报告自己的读后感。他说，关于《红楼梦》的论说，“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可惜一般人看《红楼》都误读了。我以后有功夫也想写一点关于《红楼》的心得，这是我最心爱、最崇敬的一本小说”(20)。白先勇的这个预告，一直要等到半个世纪之后才得以兑现。他根据几十年讲授《红楼梦》课程讲义，终于整理而成《白先勇细说红楼》一书。我相信，白先勇“细说”的背后一定有着夏志清的影子。同样，夏志清对《水浒》的解读也深得其心，“对《水浒》的虐待狂心理论得精辟之至。我读《水浒》时亦颇震惊作者浸淫于虐待的描述，他那种unsympathetic to morality的态度实在非常突兀，和《红楼》的作者那股悲天悯人的胸怀，成为强烈的对比。希望您陆续能给《现文》关于旧小说评论的文章。我觉得这是我们重新估计中国旧小说的时候了。希望您能开此风气，领导群论”(21)。征得夏志清同意，白先勇请何欣很快将这两篇论文译为中文，这就是发表于《现代文学》第26期(1965年)和第27期(1966年)的《〈水浒传〉的再评价》和《〈红楼梦〉里的爱与怜悯》。
这两篇其实就是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A Critical Introduction，1968)其中两章的初稿。白先勇提出，这两篇已开了先路，不如专门开辟一个“重新估量中国古典文学”的栏目，请夏志清把这个系列的论文全部在《现代文学》连载，甚至愿意每期扩大一倍的篇幅，这样一年左右就完全载完(22)。白先勇认为这“对中国读者太重要。胡适对中国古典小说只做了一半的工作——考据——另外一半的批评要等你完成。我觉得中国现代作家对胡先生那番苦心都没体验出来。传统小说快没有人读了。这是一项很大的损失。你做的这项工作，再合适不过”(23)。1968年初春，在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A Critical Introduction由哥伦比亚大学正式出版之前，白先勇就收到了夏志清寄来的清样，花了两天两夜，一口气读完了这本“纪念碑式的著作”(monumental work)，热情洋溢地宣告，“这本书无疑的将成为论中国小说的classic。相信译成中文后会给沉滞的中国文学界投下一枚炸弹。我们研究文学的方法应该要革命了，希望你这本书是第一把火炬”。对于书中的一些具体论断，白先勇也是大为叹服。“你提出关公as a tragic hero(三国)，西游as a religious myth，尤其对唐僧及猪八戒的诠释，水浒中moral code的评判，《儒林》的艺术成就以及《红楼》的许多original insight都是值得人赞服的。我想你这本书最重要的贡献是恢复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尊严。……我想现代中国作家，连五四时代在内，写不好小说，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与我们的古典小说传统脱了节。”(24)这些都是白先勇初读之下，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向夏志清报告的真切感受。这些感受在他30年后的长篇评论《经典之作——推介夏志清教授的〈中国古典小说〉》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正是出于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激赏，白先勇计划先在《现代文学》上连载，再由自己和弟弟白先敬的晨钟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白先勇致信夏志清，说《夏济安选集》被志文出版社抢去，夏志清的《爱情·社会·小说》又让纯文学出版社抢走，“到现在我仍耿耿于怀!您们昆仲二位的书，不让晨钟出版，实在说不过去”，希望《中国古典小说》《中国现代小说史》《黑暗的闸门》都能由晨钟出版(25)。夏志清对白先勇“既爱其才，又爱其为人之正直诚恳可靠，当然满口答应”(26)，还趁回台北的机会，与具体负责晨钟业务的白先敬签了出版合同。庄信正译的《三国演义》一章、何欣译的《绪论》《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诸章，陆陆续续地先后发表于《现代文学》。可是，单行本的出版却好事多磨。先是何欣的翻译进度大大滞后，后是晨钟经营不善，不想再出。1975年夏天，白先勇坦率地报告夏志清，因为《中国古典小说》出版事宜，跟弟弟“闹得极不愉快，两人道不同，无法合作。我对您只有感到万分歉疚，因为我对这本书的尊重及喜爱，使我很distressed，希望您能原谅”(27)。
面对如此尴尬的局面，白先勇不得不居间四处联系，夏志清也亲自过问，接洽其他出版社。就在夏志清准备转给纯文学出版社时，晨钟出版社那里又改了主意，还是想出，甚至说已发排。白先勇获悉后很不高兴，跟夏志清说：“如果你觉得还是让林海音出版，我再去信向他们施压力，转让给纯文学。我真抱歉没有把您这本书好好出版。”(28)林海音闻言也跟夏志清抱怨，本来由纯文学出版没有问题，但晨钟出版社一会儿出，一会儿不出，“这些问题重重，无信用，复杂，颠来倒去之书，我是不出的。我的年纪大，信誉好，稳重，认真，我不跟人乱抢乱掺入的”。如果当初交给纯文学，恐怕早就出版了(29)。如此折腾之下，白先勇对晨钟出版社完全失去了信心，建议应该“交给别家新兴有朝气的出版社出版”，比如尔雅出版社的隐地就很有兴趣出版此书(30)。
白先勇的尴尬、无奈、郁闷和愧疚在书信中溢于言表。一方面父亲留下来的一点遗产全部投入了晨钟，“本想办一番文化事业，并支持现代文学，但两头落空”；另一方面又牵涉自己的弟弟，很是无语。他看到夏志清、夏济安手足情深，“同患难，共理想”，真是感慨万千，无比羡慕(31)。《中国古典小说》台版的出版，前后折腾了几十年，接洽了纯文学、尔雅、允晨、远景等出版社，几乎成了白先勇的一个心结。他在1977年8月1日的信中说：“您这本《中国古典小说》中译本没能顺利出版是我心中一大负担，非常感觉对不起您，对不起中文读者，像这样一本有价值的书，早该与中文读者见面了。……我向您郑重抱歉，没有把这件事办好。”(32)到了1985年5月6日的信中还在说：“您这本书是我一生一件很大的心理负担，一定要使之出版，不仅因为您的私情，更因此书之学术价值。”(33)其实，夏志清倒从来没有怪罪过白先勇，1988年写文章时还特别声明：“《中国古典小说》中译本迟迟未能出版，不能怪先勇，只能怪我自己生活上起了变化，不可能集中精神在一年半载之间把书校好。”(34)两人的宅心仁厚，心心相印，于此可见一斑。一直拖到2016年，台版的《中国古典小说》总算由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署名何欣主译。或可一提的是，夏志清其实并不满意何欣的翻译，之所以校改拖延，估计也有此因素。2001年9月13日在给黄维梁的信中，夏志清还在抱怨何欣的翻译，感叹当年拒绝罗锦堂的翻译，“真是天大的错误。否则拙著不必我关心，早在1970即可出版了”(35)。
虽然夏志清前后在《现代文学》上发表的文章，除前述几篇译文外，正式发表的中文文章只有4篇，但他始终与《现代文学》及其同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88年8月，为了配合《现代文学》重刊第1—51期，夏志清应白先勇之邀，写了长文《〈现代文学〉的努力和成就——兼叙我同杂志的关系》回忆自己与《现代文学》的交往，点评年轻一代作家的创作，高度肯定《现代文学》在译介西方现代文学方面的成就，和在中西传统之间走出自己的创作之路的努力，认为他们以集体的力量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真正与欧美先进国家看齐的现代文学传统，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36)。也许，夏志清在白先勇及其《现代文学》这里，不仅看到了与自己兼容中西的审美趣味的契合(37)，更看到了夏济安深刻而绵延的影响痕迹，所以不吝嘉赞，大加褒扬。白先勇自己在信中也说：“一位启蒙老师及一本杂志对一个初写作的作家影响之大，难以估计。后来我们创办《现文》就受了《文学杂志》的启示，而我自己有了写作经验后，对初写作的人也总不惜余力鼓励他，因为我自己知道在那个阶段，一褒一贬之间，对一个有potential的作家有成败之影响。”(38)他读到夏志清的长文《〈现代文学〉的努力和成就——兼叙我同杂志的关系》，非常兴奋。“您这篇文章对《现文》历史地位的评价是要紧的，一来您是一个文学史家，二来虽然您与《现文》诸人是朋友，但地位超然，由您下评客观可信。文中您对《现文》评价也很中肯平实，我相信文化界会接受。”(39)一本《现代文学》，成为连接白先勇与夏氏兄弟的文学平台，也成为白先勇与夏氏兄弟感情的见证，在在显示出三人在审美取向与精神内核上的隐秘共鸣。
三
白先勇与夏志清，一个在西岸，一个在东岸，平时见面不易。只要有机会到东岸，白先勇必定与夏志清聚餐聊天，有时一聊就是一个下午。而不能见面时，只好书信往来，且凭尺牍寄长怀。白先勇不断地向夏志清报告自己的近况，交流创作的困惑，也随时请求夏志清的帮忙。在白先勇每个求职或升等的关口，夏志清都毫不犹豫地鼎力推荐。1965年，夏志清的推荐信让白先勇找到了加州大学圣芭芭拉校区的讲师教职，从此安居此地，写作教学直至退休。白先勇自己也感叹，自己没有博士学位，却凭着创作与教学，一直升到正教授退休，“夏先生一封封强而有力的推荐信，的确帮我渡过不少难关”(40)。年轻的白先勇以写作为志业，一个人隐居城郊，很少去上课，大部分时间花在写作上，“只要在写作，还感到自己在活着，搁下笔，就感到渐渐死亡了”(41)。当写作陷于困顿时，他总是习惯性地向夏志清倾诉：“我对自己的作品总是那么的不满，那么没有信心，但对一般的评语，不管毁誉又不太信得过，要是您能给我一些宝贵的忠告，对我将是很大的鼓励。这几年，我创作的成绩实在不如理想，有时对自己也有点灰心及失望。”(42)而夏志清的回信也往往于不经意间指点迷津，一语警醒梦中人。
夏志清当然不是空发议论，白先勇每有新作，他都仔细研读，所以能及时而敏锐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可惜，夏志清书信中的一些看法，只在白先勇的文章中留下了片羽吉光。比如在创作《台北人》系列时，“关于《游园惊梦》，他说我熟悉官宦生活，所以写得地道。他又说在《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里，我对老人赋予罕有的同情。一般论者都认为这只是一篇写同性恋者的故事，夏先生却看出这篇小说的主旨其实是在写年华老去的亘古哀愁。至于对《台北人》整体的评价，他说《台北人》可以说是部民国史，民国的重大事件：武昌起义、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国共内战，都写到小说中去了”(43)。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夏志清对白先勇小说最系统的论说，就是写于1969年的《白先勇论》上篇(后来改题为《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说》)，对其早期的短篇小说创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是“当代短篇小说家中少见的奇才”，“在艺术成就上可和白先勇后期小说相比或超越他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也不过五六人。”(44)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显示了夏志清在审美判断上的敏锐与果敢。可惜，夏志清后来并没有完成《白先勇论》下篇，因为《台北人》系列写完后，欧阳子写了专书加以品评，夏志清也就觉得没有必要再写了。白先勇特别喜欢夏志清的这篇文章，“因为触及我内心深处，非常感动”，因此，远景给他出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时，他征得夏志清同意，就将这篇文章作了序言，留下了一个美好而温暖的纪念(45)。
白先勇的长篇小说《孽子》先行在《现代文学》发表了前三章，深得夏志清好评，这对白先勇真是莫大的鼓励。他毫无保留地坦承了自己的创作动机：“写这本小说，我受尽了痛苦的煎熬，因为写的是一种forbidden subject，经常的怀疑，经常的踟蹰不前，使我数度辍笔。我写这本小说，所感到社会及心理的压力，真是大的。然而我一直觉得同性恋是一个unfold tragedy，从古至今，不知道有多少千千万万的灵魂，遭此天谴。一个同性恋者所遭受到的屈辱痛苦寂寞与孤绝，不是一般人想象得到的。但最悲哀的是同性恋者的命运，并非由自己选择，也无法改变。一切世上的荣耀财富，也无法弥补救赎他们的suffering。……我写《孽子》的动机，完全是出于对同命运者的同情。但是因为要真实，很多地方写得很露骨。”夏志清担心会有人借此攻击，但白先勇认为：“我写的虽然是同性恋的人，其实主题是在于堕落与救赎，从某方面说，实在是写人伦，同性恋世界中父子兄弟的关系。但一般人会误解，以为我在诲淫，他们会攻击这本书里面堕落的写实，而忽略了寻找救赎的真正含义。”(46)这样的夫子自道，实在弥足珍贵，引录于此，供有心人阐释。夏志清信中曾经表示愿意为《孽子》写一篇评论(47)，可惜不知何故，最终并未完成。如果在《台北人》系列之后，夏志清再续写《白先勇》下篇，又会如何评说他的后期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孽子》呢?这些可能得等到夏志清给白先勇的书信重现人世时，才能略窥一二了。
1967年，夏志清准备编选一本《二十世纪中国小说选》，白先勇的作品当然是非选不可的。夏志清写信约稿，白先勇很感荣幸，觉得“这是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到现在为止，无论中外语文，还没有像样的一本中国现代小说选集”(48)。但具体选哪一篇，自己犹豫不决。他个人比较喜欢《游园惊梦》，里面的主题也是自己想说的话，可是“这篇靠语言的nuances很大，我的英文不够好，翻出来恐怕变得索然无味”(49)。两人书信往返，几经商量之下，最终确定选《谪仙记》。白先勇第一次尝试翻译自己的小说，感觉“好像断了一只手一般，笨拙异常”(50)。大概花了两个月，才译出了初稿，又反复修改，10月初终于交稿。“原文本来由一个impassive narrative讲述，所用的style平淡而有些地方deliberately casual，可是译成英文，我没能将原文的tone译出来”，希望夏志清加以润色(51)。夏志清回信中，肯定了译文质量，也就小说标题和具体译文提出了一系列的修改意见，白先勇一一作了回应(52)。原来小说的标题《谪仙记》不好译，就改用了女主人公的名字Li Tung，但夏志清认为，“以李彤象征整个中国，份量不够，如果标明‘China in exile’，读者会对李彤期望太高而以题害意了”。白先勇提出也许可以用Li Tung，再一个副题“A Chinese Girl in New York”(53)。一般情况下，小说标题是不会用副题的，这样的处理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最后正式出版的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Storie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中，《谪仙记》的英译标题就是“Li Tung：A Chinese Girl in New York”，而且译者署名是作者与夏志清，倒也成就了一段佳话。未来若有人研究白先勇小说的英译，这些往来书信都是珍贵的第一手文献。
四
时隔30年后，为了配合《中国古典小说》台版的出版，夏志清亲自邀请白先勇给《中国古典小说》作评。白先勇很高兴有机会记录自己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因缘，也希望以此文庆贺夏志清的八十大寿。他始终认为：“《中国古典小说》是西方汉学界以及中国文学批评界的一道里程碑，这些年经过时间的研磨，更见光芒。”(54)这篇学术性的评论，既坚持了当年的阅读感受，又进一步加以提升与定位，认为这部书“宏观上既纵贯中国文化传统、中国小说发展史，微观上又深入作品内涵，细细道出潜藏其中之微言大义、艺术巧思；横向上更连接西方文化、西方文学，以为借镜，互为观照，其架构博大、内容精深而自成体系，应该是夏志清先生的扛鼎之作。这本书本身也早被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经典之作(classic)”(55)。1998年6月4日，白先勇报告评论终于脱稿，“文章写得太长了，想说的话太多，实在因为您这本内容这样丰富，每章的精华我都觉得应该提出来介绍一下，希望没有弄错您的原意”(56)。以白先勇长期浸淫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和对夏志清学术理路的熟谙，不仅不可能误读，而且充满真知灼见，也深获夏志清的认可。这篇评论至今也已成为《中国古典小说》评论的“经典之作”。
白先勇尽心尽力写了这篇推介的长文，转而想到，《中国古典小说》经历坎坷，现在终于要由联合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应该风风光光的”，于是干脆建议《联合文学》的发行人张宝琴同时在《联合文学》上推出“夏志清专辑”，全面介绍夏志清的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57)。夏志清一方面感动于白先勇的盛情，另一方面又担心台湾“《中央日报》”的“大师篇”刚刚做过自己的专辑，时间相隔太近，会不会邀稿困难。白先勇倒是胸有成竹，劝说夏志清，一个专辑策划邀请至少需要一年，时间上不成问题。“《联文》沈从文、钱锺书等人的专辑做的不错，您的专辑做成也是重要的文学史料。请您再考虑。”(58)既然如此，夏志清当然乐观其成，而且反复跟《联合文学》总编辑周昭翡说：“书和专辑同时刊出才不辜负专辑作者写文的苦心。”(59)可是，夏志清自己由于身体原因，迟迟没有改定《中国古典小说》的清样，也一再拖延了交稿时间，以至于他自嘲“在你面前，我已是个无信用之人，自己不便defend自己。只好do my best，请你原谅，也请专辑其他赐稿人原谅”(60)。一直到2000年8月10日，夏志清终于完成了中译本序言，连同照片一并航空寄出。此后又等夏志清写出《耶鲁三年半》一文，时间已到了2002年。
2002年6月号和7月号《联合文学》终于正式推出“文学家的知己——夏志清教授”专辑，并加编者按语：“对于夏志清教授，这位一代文学评论大师，我们谨以此专辑表达对他文学成就的景仰和敬意。”6月号上除夏志清的新作《耶鲁三年半》一文外，还有刘绍铭的《假面の对白》、唐翼明的《智者的寂寞——记我的老师夏志清先生》以及郝誉翔的《在秋日的纽约见到夏志清先生》。7月号上除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中译本序》《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十二)》外，还有王德威的《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典范——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郑树森的《夏公与“张学”》、王璞的《爽快干脆·平易近人：为夏志清拍摄“作家录像传记”》，可谓蔚为大观。
从1998年白先勇提出策划夏志清专辑的动议，到专辑的正式出版，转眼已是四年多的时间。虽然专辑中没有白先勇的大作，他的《经典之作》一文，此前已于2001年发表于《联合报》副刊，但这个专辑依然表达了白先勇对夏志清的深情与敬意。从1965年7月的《现代文学》“夏济安先生纪念专辑”，到2002年6月号和7月号《联合文学》“文学家的知己——夏志清教授”专辑，见证了白先勇与夏氏兄弟跨越几十年的情谊。白先勇将两位夏先生视作他们“那个世代的文学启蒙老师”(61)，始终抱持着深深的敬意与感激，而夏志清对白先勇的鼓励与提携也是不遗余力，倾其所有。他们二人以书信的方式，谈艺论文，尺素寸心，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阅读这些书信，似乎白先勇的人生轨迹和故事碎片也慢慢地拼合起来。这些书信不再是一些相互独立、支离破碎的日常生活信息，一切都变得清晰而有意义。透过这些书信，我们看到了白先勇曾经的努力与奋斗、高光与迷茫，还有玫瑰与荆棘。无论如何，这些书信已经成为白先勇须臾人生中温暖时刻的记录。虽然夏志清日常交流中，常常口无遮拦，语不惊人死不休，但是书信里的夏志清，却是个“心思缜密，洞烛世情的人，而他又极能宽厚待人，对人对生命，他都持有一份哀怜之心”(62)。的确，对于白先勇这些年轻一代的创作者和研究者，夏志清就像一团火，始终温暖着他们的内心，也像人生河流中的灯塔，始终引领着他们的方向。诚如白先勇所说：“有夏先生在，人生没有冷场的时候，生命不会寂寞，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一股强烈的光与热，照亮自己，温暖别人。”(63)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这篇文章只是对白先勇致夏志清书信手稿的简单梳理，考虑到这些书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未必有公开出版的可能，所以有意识地多引用了一些书信内容，以一窥书信原貌，而未作更进一步的阐释。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传播的文献学研究角度来看，书信、日记、未刊稿等手稿研究大有可为。除了白先勇的书信，我还收集了一批与夏志清书信往来较多的作家学者的书信，比如宋淇、高克毅、吴鲁芹、杨牧、水晶、马逢华、高友工、余光中、刘若愚、林海音、黄维梁、思果、庄信正、刘绍铭、侯健、罗郁正、于梨华、何怀硕、彭歌、姜贵、董桥、程靖宇、陈世骧、余国藩、何谷理(Robert E.Hegel)、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白之(Cyril Birch)等人的中英文书信。这些书信手稿的整理与研究，不仅可以还原夏志清的“朋友圈”，而且可以再现当年北美中国文学圈与中国港台文坛的历史现场。我曾经在另一篇文章中写过：“这些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献学研究可以说是轰轰烈烈，如火如荼，而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其实，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与研究积累了海量的文献，举凡重要译本、经典著作、主要期刊、组织机构、学术活动等等文献资料，都需要有心人进行全面的整理。无论是海外的著作叙录、学者年谱，还是海外的手稿佚作、口述史抢救等等，相比起本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文献学研究来，都乏善可陈，有着巨大的研究潜力。”(64)各种书信、日记、未刊稿等手稿研究，只是其中的小小支流，无数支流的潜涌，或可汇流而成海外中国文学传播文献学研究的大江大河。那些“隐于针锋粟颗”琐碎文献，同样可以“放而成山河大地”(65)。本文只是一次抛砖引玉的初步尝试，希望能够引起学界对海外文献，尤其是手稿文献的重视，甚至由此打开一个海外中国文学传播文献学研究的崭新空间。
注释：
①夏志清：《济安师祝勉〈现文〉主编——名作家书信选录》，《联合文学》1992年5月号。
②《夏济安致夏志清》(1959年12月4日)，见王洞主编、季进编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四，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第123页。
③《白先勇致夏志清》(1992年7月25日)，未刊。
④夏济安：《祝辞》，载白先勇编《现文因缘》，联经出版公司，2016，第11、14—15页。
⑤⑥《白先勇致夏志清》(1992年6月12日)，未刊。
⑦《张爱玲致夏志清》(1965年6月16日)，载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台北联合文学出版公司，2013，第30页。
⑧《侯健致夏志清》(1965年4月21日)，未刊。
⑨《陈世骧致夏志清》(1965年3月28日)，未刊。
⑩(41)《白先勇致夏志清》(1965年3月23日)，未刊。
(11)《白先勇致夏志清》(1965年4月5日)，未刊。
(12)《白先勇致夏志清》(1965年5月5日)，未刊。
(13)《白先勇致夏志清》(1965年5月)，未刊。
(14)《侯健致夏志清》(1965年5月26日)，未刊。
(15)《白先勇致夏志清》(1965年6月1日)，未刊。
(16)夏志清：《夏济安对中国俗文学的看法》，载《爱情·社会·小说》，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7，第219、221—222页。
(17)《白先勇致夏志清》(1965年5月22日)，未刊。
(18)夏志清：《亡兄济安杂忆》，《文星杂志》第16卷第1期(总第91期)。
(19)《白先勇致夏志清》(1968年10月10日)，未刊。
(20)《白先勇致夏志清》(1965年2月3日)，未刊。
(21)《白先勇致夏志清》(1966年2月13日)，未刊。
(22)(53)《白先勇致夏志清》(1967年11月6日)，未刊。
(23)(48)(49)《白先勇致夏志清》(1967年4月26日)，未刊。
(24)《白先勇致夏志清》(1968年3月22日)，未刊。
(25)《白先勇致夏志清》(1970年4月5日)，未刊。
(26)(34)(36)夏志清：《〈现代文学〉的努力和成就——兼叙我同杂志的关系》，载白先勇编《现文因缘》，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6，第68—69、69—70、80页。
(27)《白先勇致夏志清》(1975年夏)，未刊。
(28)《白先勇致夏志清》(1975年12月19日)，未刊。
(29)《林海音致夏志清》(1976年3月5日)，未刊。
(30)《白先勇致夏志清》(1976年11月4日)，未刊。
(31)《白先勇致夏志清》(1976年2月28日)，未刊。
(32)《白先勇致夏志清》(1977年8月1日)，未刊。
(33)《白先勇致夏志清》(1985年5月6日)，未刊。
(35)《夏志清致黄维樑》(2001年9月13日)，未刊。
(37)参阅夏志清《叶芝晚期诗艺抉微》《弥尔顿的“音乐性”》(载《当代文学批评》第1辑，译林出版社，2025)及季进《人文主义的‘时间之点’——夏志清耶鲁时期的英文论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8期)。
(38)《白先勇致夏志清》(1976年12月17日)，未刊。
(39)《白先勇致夏志清》(1988年8月28日)，未刊。
(40)(43)(61)(62)(63)白先勇：《文学因缘——感念夏志清先生》，载《八千里路云和月》，湖南文艺出版社，2025，第165、163、161、162、161—162页。
(42)《白先勇致夏志清》(1968年10月28日)，未刊。
(44)夏志清：《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说》，载《文学的前途》，纯文学出版社，1974，第161、162页。
(45)《白先勇致夏志清》(1977年2月7日)，未刊。
(46)《白先勇致夏志清》(1977年7月15日)，未刊。
(47)《白先勇致夏志清》(1983年3月2日)，未刊。
(50)《白先勇致夏志清》(1967年5月31日)，未刊。
(51)《白先勇致夏志清》(1967年10月8日)，未刊。
(52)《白先勇致夏志清》(1968年2月7日)，未刊。
(54)《白先勇致夏志清》(1998年3月5日)，未刊。
(55)白先勇：《经典之作——推介夏志清教授的〈中国古典小说〉》，载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何欣等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第ⅻ页。
(56)《白先勇致夏志清》(1998年6月4日)，未刊。
(57)《白先勇致夏志清》(1998年7月29日)，未刊。
(58)《白先勇致夏志清》(1998年9月7日)，未刊。
(59)《夏志清致周昭翡》(2000年3月28日)，未刊。
(60)《夏志清致周昭翡》(2000年6月20日)，未刊。
(64)季进：《劝学与轸念——夏志清两篇未刊手稿考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5期。
(65)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94，第4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