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冠清，福建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兼容、如何兼容，始终是困扰中国理论界与改革实践的根本性命题。20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伴随我国市场化改革纵深推进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攻坚的时代语境，国内经济学界长期陷入双重理论困境：一是传统教条主义固守苏联政治经济学范式，将市场经济简单归为资本主义专属制度属性，否定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融合的理论可能性与实践合法性；二是西方经济学范式盲从者全盘照搬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设、最小政府、自由放任等核心命题，以西方市场经济模板裁剪中国改革实践，消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特殊性与本土实践性。两种极端思潮的对立博弈，导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长期缺乏学理自洽的底层范式、扎根本土的理论体系、区别于东西方的学术边界。
正是在这一理论迷思丛生、改革亟需理论领航的关键时期，习近平同志 2001 年在《东南学术》发表了《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以下简称“《再认识》”）一文，他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鲜活的地方改革实践积淀、开阔的中西理论比较视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若干根本性、基础性、前沿性问题作出原创性阐释。笔者曾在 2018 年撰文，梳理了该文的学术贡献，明确其区别于一般时政文章、评论文稿的纯粹学术属性，认定其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理论品质，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在福建孕育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政治经济学原创论文。
时隔二十余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新的历史性飞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重大论断，破解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路径问题；将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彻底扭转依附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学术格局；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主题，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资本治理、全国统一大市场、共同富裕等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体系形成。立足全新理论坐标系与实践坐标系，回顾2001年这篇经典文献，其学术价值绝非局限于21世纪初的改革破局与思想解放，而是为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形成、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最早的学理雏形、原创的范式基础与一贯的逻辑主线。基于此，本文以新时代学术视野再审视、再挖掘、再升华该文的学术贡献，厘清经典理论与新时代创新成果一脉相承、守正创新的内在逻辑，彰显其跨越时代的理论解释力、范式引领力与实践指导力。
一、超越二元对立：经典文本的原创性学理突破
2001年前后，国内经济学界始终受困于双重范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合法性迟迟未能得到彻底的学理澄清。《再认识》一文最核心的学术贡献，正是跳出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桎梏，从本源层面重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式破局。
首先是突破苏联范式的教条局限，还原《资本论》的当代理论价值。苏联政治经济学长期将研究对象归结为生产关系，割裂了商品经济、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造成了《资本论》只适用于批判资本主义、无法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认知误区。对此，《再认识》一文通过学理性论证，指出：“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原理和规律难以适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计划经济的话，那么，对于我们当前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因为，无论是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还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只要市场经济是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或经济管理体制在发挥作用，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原理及其内在发展规律同样都是适用的。”这一突破激活了《资本论》的当代生命力，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脉。站在新时代视角看，正是基于这一早期认知，我们才得以进一步深化对市场经济动态效率和资本二重性的认识，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并构建起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系统理论，为资本治理、共同富裕等重大现实问题提供经典理论依据。
其次是扬弃西方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构建复合型市场主体理论。西方经济学以原子化的“理性经济人”为全部理论的逻辑起点，将人的行为单一化为逐利动机，剥离了人的社会属性与道德属性，这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难以克服两极分化、伦理缺失等弊端的深层根源。《再认识》一文对此作出了明确批判，指出西方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是抽象、片面的，脱离了人的社会本质，无法解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主体，兼具合理的物质利益诉求与社会公共属性，逐利行为必须受到社会道义与公共利益的约束。这一微观基础层面的理论创新，从底层假设上划清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界限，是极具中国特质的原创性成果。进入新时代，弘扬企业家精神、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推进第三次分配、引导资本履行社会责任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本质上都是对这一复合型主体假设的实践延伸。依托这一理论基础，我们得以跳出西方经济学的逻辑陷阱，构建起效率与公平相统一、活力与秩序相协调的市场主体理论。
最后是解构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确立辩证统一的治理范式。21世纪初的学界，长期在“政府包办”与“市场万能”之间摇摆，要么固守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思维，要么照搬西方的小政府理念，始终未能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再认识》一文从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入手，提出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实现政治优势与市场优势的有机结合。这一论述跳出了非此即彼的零和思维，确立了政府与市场互补共生、双向赋能的基本框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政府则着力弥补市场失灵、维护公共利益、把控发展方向。笔者曾将其概括为“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理论的直接思想源头。进入新时代，这一早期的理论雏形完成了体系化升级：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市场的定位更加精准；从弥补市场失灵到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的职能更加清晰。二者的有机结合，不仅成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特征，更延伸出新型举国体制、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等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
二、自主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奠基
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是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核心使命，其关键在于摆脱对西方理论的范式依附，形成以我为主、立足本土、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重读2001年的这篇经典文献可以发现，早在二十多年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建构的核心原则就已确立，为后续的体系建设搭建了顶层框架。
其一，确立了“主干引领、兼容并蓄”的理论融合准则。针对当时学界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传统经济思想简单拼接的混乱局面，《再认识》一文首次清晰界定了三者的主次关系与融合逻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干，合理吸收西方经济学中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工具性成果，同时深度扎根中国本土的历史文化与治理传统。这一原则明确回答了中国政治经济学“以什么为根、吸收什么、依托什么”的根本问题，终结了理论建构中的盲目化与碎片化倾向。很长一段时期内，国内经济学研究存在较为明显的“以西释中”路径依赖，习惯于用西方的理论模型、评价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改革实践，导致本土理论失语、学术话语权旁落。而该文确立的建构准则，从一开始就划定了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属性与发展路径：马克思主义是灵魂与主干，决定了理论的社会主义方向；西方经济学是工具与借鉴，服务于提升经济运行效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基与底色，赋予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建构，始终遵循这一基本准则，逐步摆脱了西方范式的桎梏，走上了自主发展的道路。
其二，开创了“立足实践、问题导向”的治学范式。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偏重形式化模型推演、部分研究存在脱离现实的书斋化倾向不同，《再认识》一文的理论思考都扎根于福建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无论是民营经济发展、山海协作，还是对外开放、区域统筹，都是从现实问题出发提炼理论观点，坚决反对脱离国情的纯粹推演与盲目照搬。文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能照搬西方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结论，必须立足中国的国情实际、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这种以实践为本源、以问题为导向的治学理念，重塑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确立了实践本体论的核心原则。新时代的理论研究反复强调“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强调扎根中国实践、解答中国问题、提炼中国理论，反对空泛的模型崇拜与教条主义，正是对这一治学范式的传承与深化。也正是依托这一范式，我们才能够从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全国统一大市场等中国特有的实践中，提炼出一系列原创性的理论范畴与命题，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
其三，厘清了市场经济的制度属性，掌握了话语主动权。长期以来，西方主流话语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深度绑定，将其塑造为资本主义的专属制度，以此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法性。针对这一话语陷阱，《再认识》一文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社会化大生产的调节手段，本身不具有制度属性，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这一论断从底层逻辑上解构了西方的话语霸权，为中国的市场经济理论争取了学术合法性与话语主动权。时至今日，西方学界仍有观点以“纯粹市场经济”为标准，质疑中国模式的市场属性，提出“国家干预扭曲市场”等论调。而《再认识》一文早在二十余年前就完成的学理破局，为我们今天系统阐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内涵、参与国际学术话语博弈提供了最早的学理支撑。
沿着这一自主建构的核心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持续推进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了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核心的完整理论体系，提炼出经济发展新常态、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原创性理论范畴，推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断走向系统化、成熟化。
三、文明视域：“第二个结合”下的文化根基探索
“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论断，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大理论创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通、互相成就，赋予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厚的文明底蕴。重读《再认识》可以发现，该文是国内最早自觉探索市场经济与中华本土文化融合的学术文献，其早期关于文化融合的思考，在新时代通过“第二个结合”完成体系化、理论化、制度化升维，彰显了极强的理论前瞻性。
不同于东西方主流经济学完全忽视文化维度、将市场经济视为纯粹技术机制的研究范式，《再认识》一文开创性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三大现代经济理论体系的异同及其源于传统西方经济理论的事实，充分说明它们共同植根于西方的土地之中，是西方文化、历史、哲学传统的必然产物。由于中国的文化、历史和哲学传统与西方有着明显不同，这就使得二者在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几个基本问题的认识上也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一认知在二十余年前的学界是极具超越性的学术判断，打破了西方经济学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去文化化、去文明化的研究弊病。
《再认识》一文对市场主体的道义约束、经济发展的民生导向、政府与市场的协同关系的论述，与中华传统经济智慧存在内在的契合性，可从中窥见“义利兼顾”的传统义利观、“富民为本”的治理思想、“统筹协同”的整体思维的文化底色。立足新时代“第二个结合”视角升华可见，这些早期探索绝非零散感悟，而是文明维度理论创新的萌芽。新时代我们系统实现了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的深度融合：以“义利合一”重塑社会主义市场商业伦理，规制资本逐利乱象、平台垄断、无序竞争；以“大同共富”理想锚定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破解西式市场两极分化难题；以“天人合一”理念构建绿色市场经济体系，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共生；以“家国协同”文化支撑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
可以说，《再认识》一文率先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明属性、文化根基的学术研究维度，填补了传统政治经济学只谈制度、不谈文明，只讲机制、不讲文化的研究空白。新时代“第二个结合”的体系化成果，正是对该文早期探索的系统性深化、理论化完善、实践化落地，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彻底摆脱西式文明框架，成为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明之光相互成就的新型经济文明形态。
四、时代延展：经典理论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当代价值
2001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处于初步建立阶段，经济发展以规模扩张、要素驱动为主要特征，《再认识》一文主要回应的是“要不要搞、能不能搞、怎么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性问题。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核心任务转变为“建设什么样的高水平市场经济、怎样实现高质量发展”。经典文献中的核心逻辑与基本立场，依然能够为当代实践提供重要的理论滋养。
在市场主体建设层面，复合型主体的理论假设，为培育新时代市场主体提供了根本遵循。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是创新，而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与企业家。依托复合型主体理论，我们既充分尊重企业的盈利诉求，通过市场机制激发创新活力，又注重引导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将企业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弘扬家国情怀与创新精神，推动民营经济与公有资本共同服务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与共同富裕。这一模式突破了西方单一逐利主体的局限，更适配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要求。
在经济治理层面，政府与市场辩证统一的范式，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核心框架。高质量发展不再是单纯的总量增长，而是涉及结构优化、动力转换、方式转变的系统工程，需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发力。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通要素流动的堵点，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另一方面，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通过国家发展战略引导资源流向，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突破核心技术瓶颈，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这种协同治理模式，既避免了市场的盲目性，也避免了政府的越位与缺位，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
在发展目标层面，兼顾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取向，升华为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最终目的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不再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这一价值取向，从根本上规避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两极分化的制度性弊端，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开放发展层面，立足本土、适度开放的原则，升级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对外开放，不再是简单的商品与要素流动，而是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制度型开放。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相统一，既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又坚决守住制度底线与安全底线，统筹发展和安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开放逻辑与经典文本的核心立场一脉相承。
当然，以今天的实践视野来看，处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再认识》一文并未涉及数字经济、数据要素、平台治理、“双碳”目标等新时代出现的新命题，对资本治理的论述也更多停留在原则层面，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这是实践发展阶段性带来的正常局限，而非理论本身的缺陷。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始终坚守着该文确立的根本立场、核心逻辑与价值取向，是在守正基础上的创新与发展，而非对原有理论的颠覆。
结语
立足新时代“两个结合”、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高质量发展的多维学术坐标系，再论《再认识》一文的学术贡献，可以清晰界定其四重经典的学术地位：其一，它是世纪之交破除理论教条、终结二元对立争论的思想解放经典，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坚实学理基础；其二，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范式的奠基之作，率先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干、兼容西学、根植本土的理论建构准则，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了最早顶层框架；其三，它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源头性、胚基性文献，其原创理论命题经过二十余年实践淬炼、理论升华、体系完善，全面融入新时代经济思想体系，成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式现代化经济理论的核心内核；其四，它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源头，其对市场经济与中华本土文化融合的早期探索，如今已发展为“第二个结合”的重大论断，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重要源头。
笔者的前期研究发掘了该文的初创学术价值，而新时代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充分彰显了其恒久的理论生命力、范式引领力、文明穿透力。重读这篇经典文献，不仅能够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脉相承、守正创新的发展脉络，更能够为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推进高质量发展、完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经济文明，提供深厚的理论滋养与本源的学理支撑。在新的改革与理论创新征程中，持续深耕这一经典文献的学理内涵，必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更高水平的理论自立、学术自强、话语自信。
（来源：《东南学术》2026年第5期，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