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完成的一次战略大转移。这一革命壮举不仅是人类军事史上的伟大奇迹，更是一座蕴藏深厚红色文化资源的文艺富矿。90年来，长征文艺叙事从早期的纪实性书写，到中期的史诗性建构，再到当下苦难辉煌美学与崇高美学的深度融合，呈现出丰富的审美形态。其中，最具理论阐释力的核心命题是苦难美学与崇高美学的辩证统一。这一对看似对立的美学范畴，在长征叙事中非但不相悖，反而相互渗透、彼此转化，共同构成长征文艺独特的审美机制。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视角审视这一机制，可以深刻把握其历史唯物主义根基与美学辩证法内涵。

苦难审美化的内在机理

文艺真实地反映社会存在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苦难是长征的历史底色，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矛盾和自然困境的客观实在。雪山草地的险恶、饥饿疾病的折磨、围追堵截的凶险等构成了长征最基本的生存境遇，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真实呈现。长征文艺叙事并非对苦难进行自然的渲染，而是通过审美转化，使苦难成为精神升华的逻辑起点。

长征文艺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对苦难的表层描摹，而在于通过苦难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新时代以来的长征叙事，在苦难呈现上更加自觉地从“加光圈”式的理想化塑造转向“以悲写壮”的美学策略。如电影《血战湘江》以近乎纪录片的残酷美学风格，正面呈现了红34师全军覆没的惨烈过程。镜头毫不回避战士在江水中挣扎、倒下、鲜血染红江面的画面，将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战役之一以直观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这种对个体生命脆弱性与集体意志坚韧性的双重呈现使观众在悲情体验中获得审美震撼。

长征文艺的真正价值不在于苦难本身值得歌颂，而是人在苦难面前做出的选择值得铭记。如电视剧《十送红军》以十个首尾相连的悲剧单元，让每一位主人公都在完成精神成长后走向牺牲。剧中贪吃又胆小的“傻孩子”郑十一斤，在战友一个个倒下后，最终扛起机枪掩护突围，壮烈牺牲。这种“向死而生”的叙事策略，将长征的残酷性推到前台，使观众在悲情体验中获得审美震撼。该剧并非为苦难而苦难，而是通过苦难的层层累积，为精神的升华积蓄能量。《十送红军》中的主人公们正是在意识到牺牲不可避免的前提下，自主选择了“如何死去”，从而使死亡从被动地承受转化为主动地担当。

苦难崇高化的转化机制

苦难要转化为崇高，需要特定的审美机制。这一转化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美学视野中具有深刻的辩证法内涵。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红军战士在长征极端环境中的精神蜕变，正是“环境改变与人的活动相一致”的辩证过程，即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

崇高感的生成依赖于“困境的极致化”。只有在苦难被推向极限的时刻，精神的超越才具有震撼力。音乐剧《王二的长征》对此做出了富有启示性的探索。王二本是“一个为还一袋米而懵懂加入长征队伍的普通长工”，其出发点卑微而真实，但正是在“爬雪山、过草地的极端困苦中，他从朴素的报恩意识升华为坚定的革命信仰”。这种从卑微到崇高的精神蜕变轨迹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美学原理：苦难不是目的，而是精神的试金石。

崇高感的生成需要“牺牲的符号化”。个体生命的消逝本身是悲剧，但当这种消逝与更大的历史使命相联结时便产生了崇高。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能够赋予生命以意义，使“活着”超越生物性存在而获得历史性价值。如陈坚的油画《直罗镇大捷》没有直接描绘战斗的激烈场面，而是“定格于战斗收尾的场景，通过大雪渐渐覆盖的激战场地、被俘残军的描绘，让人想象到曾经的殊死搏斗”。这种以少胜多的艺术处理，实则是将牺牲升华为永恒的符号，雪会融化，但精神的印记不朽。再如，白展望的油画《红军师长陈树湘》更是直接描绘了“断肠明志”的悲壮瞬间：陈树湘在腹部中弹被俘后，“从伤口处掏出肠子，用力绞断，壮烈牺牲”。这一形象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崇高感，正是因为它将个体生命的毁灭转化为信仰的永恒证词。

苦难与崇高辩证统一的审美生成逻辑

苦难与崇高的辩证统一并非简单的比例调配，而是一种有机融合的审美生成逻辑。其内在机制可从三个维度加以把握。

其一，以“人民性”视角实现微观叙事承载宏大主题的视角转换。传统的长征叙事多采用全景式、史诗性的宏大视角，领袖人物占据叙事的中心位置。近年来，成功的长征文艺作品则普遍转向微观视角，通过小人物的命运折射大时代的脉搏。这一转向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观点。长征的伟大正在于它是由千千万万普通战士用双脚走出来的。如《十送红军》以“击鼓传花”式的单元结构让每个普通战士成为叙事焦点；《红城往事》从红军卫生员救治瘟疫这一“名不见经传的小事件”切入，实现了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的融合。这种视角转换的审美意义在于以人民为导向，是现实生活的艺术化书写，决定了长征文艺叙事必须紧密贴近人民群众。

其二，以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实现情感悲喜与审美属性的精神升华。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排斥情感的自然流露，而是要求情感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中国传统美学讲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种中和之美在长征叙事中有着精妙的体现。研究者指出，《十送红军》采用“大悲加小喜”的剧情布排方式：“贪吃又胆小的‘傻孩子’郑十一斤，讲话结巴却深得人心的好班长贾学会，在他们身上，常会有一些与凝重悲怆的战争背景相悖的‘不和谐’的笑点和喜感”。这种以喜衬悲的手法，不仅不会削弱悲剧的深度，反而通过张弛交替的节奏，使观众既能在情感上承受苦难的重量，又能完成精神的升华。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这正是对立统一规律在审美领域的生动体现，即矛盾双方在对立统一中相互转化。

其三，以知行合一的实践论实现历史真实与诗性超越的完美融合。长征文艺的崇高美学是建立在历史真实性之上的诗性飞跃。如沈尧伊的油画《遵义会议》以近乎考古式的严谨复原了历史场景，但画面的真正力量在于“走出会场迎接曙光”的象征意蕴。郑艺等人创作的《娄山关大捷》同样没有聚焦战斗过程，而是营造“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诗境，让牺牲者在血色晚霞中获得灵魂的安息。这种历史真实与诗性超越的融合，使苦难不再令人绝望，而是成为通往崇高的必经之路。这就是恩格斯所称赞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自觉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

苦难与崇高的辩证统一，不仅是长征叙事的美学密码，更是这一题材历久弥新的精神根基。唯有深植于此，长征文艺才能在新长征路上续写新的审美篇章，在马克思主义美学所揭示的审美意识形态视域中，不断实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

（作者系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