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两年的长征戎马倥偬中，党中央先后召开了几十次重要会议，围绕党和红军的战略方针以及军事、政治、组织、思想、作风、群众、民族、统战、部队整编等各方面工作进行了有效商议。这些会议为夺取长征胜利、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作出了科学决策和周密部署，也为我们今天研究长征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留下了宝贵的行动轨迹。几十年来，学界关于长征会议的次数、类型、时间、地点、所解决的问题及参会人员等具体问题，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聚焦于长征时期党中央召开的系列重要会议的三个主要特点，即抓准主要议题一议到底、正确把握会议斗争策略、坚持民主集中制，逐个加以分析，以期为深化长征历史文化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一、抓准最主要议题一议到底
会议的议题就是会议讨论的问题和主题，是会议的主要内容。议题设置是否切合实际和合理科学，是能否开好会议的关键。长征一路，党和红军处于东征西讨、南征北战的惊涛骇浪之中，大量日常的具体管理工作，不可能通过召开中央层面的会议来讨论解决，中央层面开会所涉及的议题必须是事关长征成败的大事。从长征时期党中央所召开的20多次重要会议分析，核心议题是确立正确的路线，包括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党中央到达陕北前，主要是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开始解决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由于长征是一次战略大转移和军事大转战，是党和红军与敌人展开的殊死大搏斗，路线问题尤其是军事路线，直接决定着战略方向和战术方针，其正确与否，关乎长征的成败、党和红军的存亡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正因如此，路线问题自然成为长征时期党中央召开系列重要会议的“第一议题”，几乎所有重要会议的议程都涉及这一议题。其中，通道会议、黎平会议、青杠坡会议、丹桂会议、泸定会议、两河口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哈达铺会议、榜罗镇会议、吴起镇会议、瓦窑堡会议、晋西会议、太相寺会议、第一次保安会议等15次重要会议，就是专题研究或主要讨论路线及战略战术问题的关键会议。
领导既是确立正确路线的决策者，又是贯彻正确路线的组织者。没有正确的领导，就没有正确路线的制定与执行。因此，领导的正确与否，同样是决定长征胜负的重要前提。讨论和研究领导问题，确立正确领导，自然成为长征时期党召开系列重要会议的另一项重要议题。党中央在长征时期召开的芦花会议、第二次保安会议，其主要议题便是讨论领导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路线问题与领导问题密切相关，党中央在长征途中通过一系列重要会议来解决这两个重要问题。因此，这两个问题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交织、齐头并进的。在长征途中，党中央通过以遵义会议为主要代表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不仅终结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同时也结束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指导，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的指导。通过两河口会议、俄界会议等重要会议，党中央在粉碎张国焘企图篡夺党和红军最高领导权的阴谋、维护实际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的同时，也否定了张国焘南下或西进的退却主义错误路线，坚持了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正因如此，长征时期党中央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除了主要研究路线问题或主要研究领导问题以外，还有一系列重要会议将解决路线问题与解决领导问题并列为主要议题，如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沙窝会议、俄界会议、下寺湾会议等八次会议。诚如亲历长征全过程的聂荣臻所指出：“根本问题还是个领导问题，路线问题。”解决好这两个根本问题，成为长征时期党中央召开系列重要会议的最主要议题。
值得庆幸的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与共产国际完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在党内深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危害、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及长征初期湘江战役惨败的千钧一发之际，在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又面临张国焘退却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危害的“最黑暗”“最困难”时期，毅然独立自主地肩负起挽救党、红军和中国革命的重担，紧紧围绕解决路线和领导问题的核心议题，成功召开了以遵义会议为主要代表的一系列重要会议。通过这些会议，党终结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及其错误领导，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指导地位；同时，通过成功召开两河口会议、俄界会议等重要会议，克服了张国焘退却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危害，粉碎了其企图攫取党和红军最高领导权的阴谋，维护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维护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和红军中的指导地位，最终引领红军胜利到达陕北。
到达陕北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及时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对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作出了全面分析，准确研判中华民族面临着更为严重的生存危机，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的大趋势，科学把握了党的中心工作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的内在逻辑，系统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终止了“左”倾关门主义，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推动根据地工作中心从反蒋抗日逐步转向联蒋抗日。同时，使党成为“两个先锋队”，将“中华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把红军转变为全民族的抗日武装队伍，从而最大限度地扩大了党、苏维埃政权、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的阶级和群众基础。这一时期，党中央在反对关门主义、将统战对象扩大到所有抗日力量的同时，始终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首先加强东北军及第十七路军等当地国民党军的统战工作，推进根据地由战转和，以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大联合促进全国抗日力量的大联合。确立“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在粉碎敌人军事“围剿”的同时，进行东征和西征，巩固和拓展根据地，使陕北与陕甘两个根据地连成一体，最终形成陕甘宁根据地。纠正“左”倾肃反错误，消除根据地内部隐患；建立新的党政军领导机构，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促进了中央红军、红二十五军、陕北红军等各路红军在根据地内的兄弟般团结。调整对富农和民族工商业等的政策，推动根据地经济发展。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等学校，培养军政干部及各类专业人才，为抗日救国储备骨干。总之，党中央到达陕北后，通过召开瓦窑堡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进一步解决了路线和领导问题，巩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和正确路线在党和红军中的主导地位，开启了全党工作的重大转变，巩固和发展了陕北根据地，引领三大红军主力胜利会师陕甘宁，夺取长征彻底胜利，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毛泽东和党中央在长征时期召开的系列重要会议，不仅在内容上抓准最主要议题，而且在时间上也抓得很紧，一抓到底。在1934年12月至1935年10月的长征途中，党中央就召开了20多次重要会议，集中解决路线和领导问题，平均每月召开2次以上，最多时每月达4次。为了开好遵义会议，解决“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和军事领导问题，党中央从1934年12月12日至1935年1月1日，连续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等3次重要会议，在研究迫在眉睫的军事战略战术问题的同时，从思想上、制度上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做好了准备。为了调整军事战略战术并贯彻好遵义会议精神，党中央在1935年2月4日至14日的短短11天中，在云南扎西地区连续召开了6次会议。为了贯彻北上抗日战略方针和解决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问题，党中央在1935年9月9日至28日的20天中，连续召开了3次政治局常委会和1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由此可见，长征途中，为了开好会议，“每到宿营地就举行会议实际上是当时中央领导人的工作常态”，充分体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善于抓准会议的最主要议题，而且善于抓住不放、一抓到底，充分彰显了“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的务实和高效风格。
二、正确把握会议斗争策略
长征时期，党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正确领导与错误领导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党中央召开的系列重要会议要成功解决事关全局的路线和领导问题，必须正确把握党内斗争策略，既要克服错误路线和错误领导的干扰，又要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大局。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征途中的系列重要会议上，紧紧抓住当时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讲政治、顾大局、求团结，制定和实行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策略，以高超的斗争艺术，积极开展有效的党内思想斗争，通过遵义会议前后的系列重要会议，成功终结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和军事领导；通过两河口会议、俄界会议等系列重要会议，克服了张国焘退却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危害，坚持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统一；通过瓦窑堡会议等系列重要会议，彻底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确立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这些努力，为夺取红军长征的完全胜利、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提供了坚强的路线和领导保障。
首先，毛泽东以顾全大局和团结大多数的斗争艺术，促成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一批“左”倾教条主义者，由于得到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纷纷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其中就包括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他们的权势极高，运用宗派主义手段将“左”倾分子安插到党和军队的许多重要岗位，使得“左”倾教条主义者几乎统治了党内政治、军事等各个领域。他们不了解中国国情，缺乏中国革命实践经验，脱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机械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经验，严重束缚了党内许多同志从实际出发进行探索与创新的思想活力。在军事斗争领域，“左”倾领导者否定了经过中央苏区长期对敌斗争实践检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作战方针，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错误，其后又相继犯了防守中的保守主义和撤退中的逃跑主义等错误，最终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以及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时的湘江战役中遭受重大损失，使党、红军和中国革命陷入空前危机。血的教训引发了党内军内对“左”倾军事路线和领导的强烈不满和反对。鉴于“左”倾错误的长期性与顽固性，毛泽东深刻认识到，要改变这一错误路线与领导，单凭个人力量难以奏效，必须争取党内尽可能多的支持，尤其是中央高层多数领导的理解与支持，方能扭转危局。因此，在湘江战役惨败后，毛泽东尤为重视王明“左”倾路线阵营中的两位重要成员——张闻天和王稼祥，对他们开展争取工作。当时，拥有中央最高军事决策和指挥权的“三人团”中，周恩来虽然理解并支持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战略方针，但处于少数地位。而张闻天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成员，王稼祥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兼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两人都曾与博古一样，是留苏回国的布尔什维主义者，是当时中央“左”倾领导层的核心人物。他们的关键地位决定了他们在党内和军内具有重要影响力。毛泽东深知，若能争取到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就有可能改变中央“三人团”的错误路线和领导，从而使红军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避免重演湘江惨败的悲剧，挽救党、红军和中国革命。早在长征出发时，毛泽东便以自己和张闻天有病、王稼祥有伤为由，申请并获批准三人一同编入中央纵队担架队，从而得以一路同行，为三人相互交流、随时讨论军情创造了有利条件。行军途中，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就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和领导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谈心交流。通过三人的反复沟通，特别是毛泽东耐心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原本就对毛泽东正确军事战略方针有所认识与认同的王稼祥更加清醒，坚定了拥护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与领导、反对博古和李德“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和军事领导的决心，并表示：“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张闻天也逐渐觉醒，由衷表示“真理在谁手里，我就跟谁走”。至此，毛泽东成功做通了王稼祥、张闻天的思想工作，使二人在军事路线及军事领导等主要问题上与毛泽东达成了思想共识，在中央高层形成了反对李德和博古错误军事路线和领导的“三人核心”，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组织与思想基础。
在统一了王稼祥、张闻天的思想之后，毛泽东更加重视与周恩来的交流和沟通。早已领略到毛泽东军事领导才能的周恩来，在湘江惨败后苦苦支撑着危局，十分渴望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和帮助，以期在败军之际挽救时局。当中央在通道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讨论红军下一步进军方向时，毛泽东提出的西进贵州建议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的赞同，被中央采纳；而李德主张中央红军继续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进军路线被否决。这是毛泽东自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被“左”倾领导者排挤出红军指挥岗位以来，首次参加中央高层军事决策会议，其正确意见被中央高层部分采用，从而改变了红军长征的进军方向，转兵西进贵州，使红军避免了北上陷入蒋介石早已布置好的“口袋”而遭受覆灭的危险。这标志着毛泽东在党内重要会议上成功团结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取得与“左”倾统治者斗争的第一回合胜利。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上，毛泽东进军黔北遵义的战略路线得到进一步确认；而博古、李德，不仅进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进军路线被进一步否决，其军事指挥权也受到限制。猴场会议规定，关于红军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和地点的选择等，“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就从制度上限制了“左”倾领导者的个人专断作风，为后来中央指挥红军打下遵义并在遵义成功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和错误军事领导问题，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作了精彩发言，在与会的20位代表中，除了博古、李德、凯丰3人外，其余均对毛泽东的观点表示赞许。这一局面的形成，既源于毛泽东的发言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和内涵，更归因于毛泽东善于团结党内多数，以真理的力量与人格感召力凝聚了党心军心民心。在遵义会议上，除了毛泽东的重要发言外，还有3名中央领导的讲话和发言起了关键作用。第一个是张闻天。他是紧接在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作完正报告和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作完副报告之后，根据毛泽东、王稼祥和他自己三人“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主导的”提纲作“反报告”，系统地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为遵义会议对“左”倾军事路线作出彻底否定立了基调。第二个是王稼祥。他在毛泽东作完重要发言之后率先发言，完全赞同张闻天所作报告和毛泽东阐述的观点，要求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并提出红军应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战经验的人来指挥。张闻天和王稼祥均在党和红军中担任要职，他们在会上所作的反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和军事领导、支持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和正确领导的报告与发言，成为决定遵义会议成功的关键因素。第三位是周恩来。他在作副报告时，实事求是地承认了中央领导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所犯的严重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出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周恩来还建议，今后红军的行动应由毛泽东来领导。这一重要建议当即获得与会大多数人的赞同。周恩来的态度和建议，为遵义会议得以通过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投了十分关键的一票。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本人也充分肯定过。他曾经说过，在遵义会议上，“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其次，毛泽东以解决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为突破口，避免全面出击，确保主要矛盾的解决，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统一。
在遵义会议这一紧迫而关键的会议上，毛泽东始终坚持集中解决军事问题，而不将纠正政治和组织路线等其他议题纳入会议议程。因此，会议聚焦于剖析中央“左”倾领导者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所犯的军事路线与军事指挥的严重错误，明确指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遵义会议还深刻指出，“左”倾领导者在战略转变与突围部署等关键环节上同样犯了原则性错误，这就是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已经极少可能以至于最后完全没有可能时，没有及时转变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们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期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与保卫老苏区”，反而采取了相反的战略取向，坚持阵地战、拼消耗，致使红军蒙受重大损失。而在突围过程中，其行动“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在严厉批评“左”倾军事路线与领导失误的同时，遵义会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基于长期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所形成、经过实战检验的正确军事思想，涵盖人民战争的基本理念、诱敌深入的运动战方针和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明确强调，对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博古、李德‘要负主要责任的’”。鉴于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路线和指挥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并导致严重失利，遵义会议取消了“三人团”，选举毛泽东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参与中央军事决策和红军指挥。明确“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之后不久，中央在“鸡鸣三省”小村庄开会，明确了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红军二占遵义后，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由毛泽东担任政治委员。此后不久，为适应战场形势瞬息万变的需要，中央组建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行动的指挥。通过遵义会议及随后一系列贯彻会议精神的组织调整，党中央事实上取消了“左”倾领导者的军事决策与指挥权，逐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军事领域的领导地位，初步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而为贯彻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与战略方针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遵义会议召开于战争形势异常严峻的背景下，是一次具有紧急性质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试图通过这样一次临时性会议，来推翻此前由中央全会确立并持续四年之久的政治路线，不仅时间不充足，党内大多数同志在思想认识上也尚未成熟。因此，在毛泽东的主导下，会议将重心集中于解决当时直接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问题，致力于端正军事路线和调整军事领导权。这一安排既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也符合当时形势的迫切要求与多数同志的意愿，既确保了最为关键的军事议题得到妥善处理，又维护了党内的团结统一。作为一位深谙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泽东清晰地把握当时军事与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当时的背景下，军事斗争已成为全党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亦即最大的政治。只要军事问题，特别是军事路线与指挥权问题能够得到有效解决，便足以扭转时局，进而挽救党、红军与中国革命的命运。因此，在当时掌握军事决策与指挥权的人，只要能够引领军事斗争取得胜利，实际上就成为政治路线的引领者，也必将成为日后政治斗争的领航者。可以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所采取的这一斗争策略极为高明，既展现出他作为杰出政治家的长远眼光与全局视野，也体现了其高超的斗争艺术。作为此次会议的主要发起者和主要发言人，张闻天后来回忆指出，遵义会议并未批评过去中央的政治路线，反而肯定了其正确性，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而言已是唯一可行的选择，“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
最后，毛泽东正确把握原则性与灵活性、团结与斗争的统一性，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和长征的最终胜利。
当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会师后，当时的形势十分有利于红军北上开辟新根据地。若此时依照毛泽东及党中央的正确决策，抓住有利时机迅速北上川陕甘地区，利用当地区域与人口等资源优势，并依托靠近华北抗日前沿的政治优势，创建新根据地，必能为中国革命打开新局面。然而，在这一关键节点上，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对红军进军战略方向持不同立场，反对党中央确立的北上战略方针。张国焘“过分夸大了敌人的力量，过低估计了革命的力量，因而对中国革命的前途丧失了信心”，认为中央红军的长征标志着中国革命陷入低潮，中国革命整体处于“总退却”阶段，遂主张红军主力退向偏远的西康、青海、新疆等地，或暂时向南发展，实质上是逃跑主义路线。
是北上，还是西进或南下？这一问题的回答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在两河口会议上，毛泽东与党中央有理有据地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通过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期望其认同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同时，在毛泽东建议下，为团结红四方面军，中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但张国焘拒不执行中革军委的既定计划，擅自率军南下，向川康地区退却，向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总司令部等无理要求，主张由他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对此，毛泽东与党中央坚决拒绝，但为了争取张国焘拥护中央决策，为了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经反复商议后作出有原则的让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然而，张国焘一意孤行，持续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毛泽东与党中央以极大的耐心对张国焘开展工作，先后通过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俄界会议等重申北上抗日战略方针，批评张国焘的错误，同时通过电报往来命令其率军北上，并耐心进行思想教育，希望他尽快率部与中央会师。张国焘在南下川西初步得势后，竟然另立所谓党的“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实施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径。即便如此，毛泽东与党中央仍将其分裂行为作为党内矛盾处理，未视作敌我矛盾，通过一切可能途径争取其回心转意，全力维护党的团结与红军统一，防止分裂局面的扩大。当张国焘单独率军南下并公然与党中央闹分裂时，党内有人主张开除其党籍，毛泽东却坚决反对。他胸怀全局，目光长远，认为这不仅仅是张国焘个人问题，更牵涉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处理不当将影响党和红军内部的团结统一，“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由此可见，在危急关头，毛泽东沉着冷静，展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博大胸襟与高超斗争智慧，将党内斗争的原则性与策略性有机统一，既对张国焘的个人权益要求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又对他的分裂主义错误进行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抵制、批评与斗争。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又派红一方面军主力西征，打开通道，迎接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北上。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多方面努力下，加之红四、红二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争取团结的积极斗争，张国焘最终放弃分裂行径，率军北上陕甘，实现了红四、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的胜利会师，长征由此取得完全胜利。在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之所以运用这种原则性同灵活性相结合的党内斗争方式，“就是要把犯错误的同志团结起来，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实践已经证明，正是毛泽东这种“正确处理党内问题的政策，使大家团结起来，渡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完成了长征”。
三、坚持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和领导制度，也是党内最重要的组织纪律。它把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与坚决实行民主前提下的集中有机统一起来，是解决党内路线和领导分歧、凝聚党内力量、增强党内战斗力的根本保障。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之所以在中央统治达四年之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党处于幼年时期，党内民主集中制还不健全，王明借助少数脱离中国实际的共产国际领导权威压制党内民主，利用不正常的组织手段，使自己及其亲信占据了中央的领导地位。当临时中央迁进中央苏区后，博古等“左”倾领导者又搞宗派主义，打着执行共产国际指令的旗帜，违反民主集中制打击和压制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拥护者，将军事决策权和指挥权集中到李德手中。而李德不仅不了解中国国情、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实际情况，领导方式也“极端的恶劣”，“对于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独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这种违背民主集中制的领导方式和组织方式，不仅使“左”倾教条主义者占据了中央领导地位，还扼制了党内军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的重大惨败。
因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克服党内“左”右倾错误路线，扭转长征败局，必须在开会决策时坚持民主集中制，让正确意见说出来，在民主基础上作出科学决策，在科学决策下集中执行。党中央在长征时期先后召开了20多次重要会议，就战略方针和领导问题开展讨论和斗争，最终靠民主集中制这个法宝使真理战胜谬误、正确路线代替错误路线、正确领导取代错误领导。可以说，党中央在长征时期尽管由于紧张的战事而使开会时间匆促，但为了明确路线是非，制定正确战略方针，确立正确领导，都确保了会议的民主性。据不完全统计，党中央在长征时期召开的20多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或政治局会议，就有14次采用了扩大会议形式，目的就是加强民主力量，增强会议对决策的公信力。为了开好遵义会议，终结“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和军事领导，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扩大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目的就是让在军事一线指挥的将领们能结合实际情况作更好的发言、提更好的建议。在遵义会议上，除了与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作了认真的发言外，刘伯承、彭德怀、聂荣臻等红军总部和军团负责人也积极发言。他们结合实际情况，痛陈“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军事路线和错误军事领导带来的严重危害，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和军事领导，为会议的成功增添了民主的力量和真理的分量。在遵义会议上，针对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的报告以及毛泽东的重要发言，参与讨论的20位同志都直言不讳，展开了激烈争论。除博古、李德、凯丰三人外，其余同志都支持毛泽东提出的正确意见，反对和批判“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和军事领导，同时赞赏和拥护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和军事领导。面对党内绝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博古等少数“左”倾教条主义者难以坚持其错误观点，不得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和领导错误。所以，遵义会议结束“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统治，与其说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内正确路线战胜“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结果，还不如说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内绝大多数派战胜以博古为代表的党内极少数派的结果，是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胜利。
长征途中，党中央于1935年3月10日至11日召开的苟坝会议，同样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典型范例。苟坝会议一共开了2天，3月10日的会议以民主表决的形式否决了毛泽东反对中央红军攻打打鼓新场的意见，决定3月11日晨下达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毛泽东尽管在会上处于少数派，经过激烈争论和辩论，其正确意见还是在民主表决中被否决。但是，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促使毛泽东坚信有时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为了党和红军的命运，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他不顾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在民主表决中也被撤销的个人打击，连夜提着马灯在羊肠小道上走了一个多小时找到周恩来，并以翔实的情报和充足的理由成功说服了周恩来放弃攻打打鼓新场，又与周恩来一起说服了朱德。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一道，终于说服了与会代表，使会议作出了放弃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从而使中央红军免遭一次重大挫折。在苟坝会议上，毛泽东尽管掌握了真理，但他并不得理不让人，而是遵守民主集中制，坚持少数服从多数，遵守会议决定。但在保留意见过程中，通过连夜做周恩来和朱德这两个关键领导的工作，使正确意见逐步被多数人所理解，最终又通过会议民主讨论和表决而被普遍接受。尽管这种来回民主表决，在战事紧张的时候，会贻误战机，不一定可取，但从中反映了长征时期党中央开会所体现的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风格。
党在长征时期克服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的危害，从制度上看，也是靠党的民主集中制。中央北上川陕甘路线，是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张国焘本人在会上也表示同意，但会后又反对和不执行中央北上路线，严重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不执行在民主基础上集中起来的中央路线。张国焘在南下过程中公然另立“中央”、自封“主席”两个多月，之所以没有对外公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慑于党内的民主力量，尤其是红四方面军内部不少同志的坚决反对。即使在张国焘运用突袭方式召开高级干部大会，宣布另立“中央”，朱德、刘伯承在会上都明确表态不支持，连南下以来一直支持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也因为毫无思想准备而没有立即发言表态支持他，作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既没有发言，也没有举手表决，而“持沉默态度”。后来，随着留在红四方面军的朱德、刘伯承以及红四方面军将领徐向前等人据理力争，尤其是当红二、红六军团前来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任弼时、贺龙等在朱德、刘伯承的介绍下，识破了张国焘的分裂阴谋，也加入了反对分裂的行列。由此，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党内同志越来越多，以至于在岷州三十里铺会议上，与会绝大多数人支持朱德北上与党中央会合的意见，反对张国焘西进搞分裂的主张，使张国焘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不得不说：“少数服从多数，既然大家都赞成北上，那我就放弃我的意见嘛。”可见，张国焘的错误本质是他“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威信”。从制度上看，我们党最终战胜张国焘错误路线的还是党内民主集中制。
鉴于长征途中张国焘推行错误路线、分裂党和红军的深刻教训，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重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特别强调了四条原则：“（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这四条原则，是长征时期党中央开好会议、维护团结大局、坚持正确路线、反对和防止错误路线、维护正确领导、反对错误领导的重要经验总结，集中反映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主要内容。这些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原则，后来经历次党代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及党内其他重要法规而不断得到坚持和完善，为坚持和贯彻党的正确路线、维护全党团结发挥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作用。
结语
会议是有目的、有组织的议事活动，是作出科学决策和实施正确领导的重要载体。90年前，我们党领导红军长征，在波涛汹涌中把准航向，在惊涛骇浪中把稳航舵，最终转危为安、反败为胜。促成这一伟大转折的因素固然众多，但党中央成功召开系列重要会议，始终紧扣最主要议题一议到底，正确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坚持民主集中制，从根本上解决了路线和领导等重大问题，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正确领导，无疑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因此，长征时期党中央召开系列重要会议所呈现的这些特点，不仅在当时引领党和红军成功实施军事突围与战略转移、开创新根据地和中国革命新局面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为我们今天走好新时代新征程的长征路，留下了如何通过开好会议提高决策和领导水平的宝贵经验。与当年长征相比，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改变，内外条件更是翻天覆地，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路途依然充满艰险，丝毫不比当年长征轻松。“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也有不少思想认识需要统一，还有很多智慧和力量需要整合。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传承长征时期开好会议的优良传统，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切实开好各个层次的会议，提高会议质量，把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落到实处，凝聚起强国复兴的磅礴力量，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夺取新征程上的新胜利。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
来源：《长征学刊》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