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在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极为特殊的分量。它不仅是军事上的战略大转移，更是政治上的历史大转折。1935年12月，在中央红军长征刚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就指出，“差不多一年半以来，中国的三支主力红军都在作阵地的大转移”“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50页）。长征之所以能够实现这样的大转变，其深层原因在于，我们党在这场极端严峻的考验中展示出了两种至关重要的政治品质——自我革新的能力和坚如磐石的政治定力。所谓自我革新，是指党在面临重大挫折和路线错误时，能够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承认失误、调整路线、更换领导、纠正方向，实现从错误到正确、从被动到主动的历史性跨越。所谓政治定力，是指党在复杂的战略抉择和内部斗争面前，能够排除干扰、坚定信念、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战略方针，不为一时之利所惑、不为一时之难所动。
长征的历史进程充分证明：正是在湘江血战的惨痛教训中，我们党开始了深刻的自我反思；正是在遵义会议的激烈争论中，我们党完成了领导核心和军事路线的重大调整；正是在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尖锐斗争中，我们党捍卫了正确路线和党的统一；正是在“四渡赤水”的机动灵活中，我们党展现了以弱胜强的战略定力与高超智慧。这四个历史节点，构成了理解我们党在危局中的自我革新能力与政治定力的四把钥匙。
一、从湘江血战到通道转兵：危机倒逼下的党内反思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遭受重创之后，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踏上漫漫长征路。然而，战略转移并未带来局势的好转。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使红军在突破四道封锁线的过程中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湘江之战是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一役。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广西全州等地与国民党军展开殊死决战。蒋介石调集40万兵力，分五路布成前堵后追、左右侧击的态势，企图将红军围歼于湘江以东。在敌众我寡、背水一战的极端困境中，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硬是堵住了数倍于己的敌军轮番攻击。然而，胜利突围的代价是空前惨痛的：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其中，突破第1道封锁线减员3700余人，突破第2道封锁线减员9700余人，突破第3道封锁线减员8600余人，而湘江一战损失3万多人，比突破前三道封锁线的总和还要多。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34师和红三军团第6师第18团被隔断在湘江东岸，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红八军团被迫撤销建制。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标志着“左”倾冒险主义和逃跑主义军事路线已走到尽头。在中央根据地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逐渐产生怀疑和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在湘江战役后达到顶点。“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许多人深感焦虑，认为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86页）这种意见和焦虑，正是党的自我革新得以发生的内在动力。
湘江战役之后，红军面临的形势依然极端严峻。蒋介石已判断出红军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图，急调重兵在湘西布下口袋阵，妄图一举歼灭红军。在万分危急的关头，“左”倾领导者不顾红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执意要按原计划北上湘西。正是在这一生死攸关的时刻，毛泽东率先站出来对错误的军事路线进行公开批评。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建议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通道会议虽然未能就战略方针的根本转变达成一致，仅对行军路线做了一些调整，但它标志着中央领导层对原定计划的第一次公开质疑，为后续的战略转折创造了条件。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终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向黔北进军，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的战略转向，使红军避开了蒋介石预设的陷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战略基础。
湘江惨败之后党内发生的深刻反思，不是被动的情感宣泄，而是主动的理论自觉。毛泽东利用转移途中与张闻天、王稼祥结伴同行的机会，一路深入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教训，特别是广昌保卫战惨败的教训。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率先对“左”倾军事路线进行公开批评，形成了要求改变错误领导的强大舆论力量。
这种反思的本质，是对“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再认识。湘江之战的惨痛教训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脱离中国实际、机械照搬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不仅不能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反而会将革命推向毁灭。可以将这几次会议视为一个连续的探索过程，历经艰难酝酿和多方角力，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反思不是少数人的孤军奋战，而是在党内逐步形成的共识。惨痛的牺牲促进了广大干部战士的觉醒，使他们在实践中认识到正确军事路线的重要性。正是这种来自基层的普遍觉醒与领导层的理论自觉形成的合力，为我们党在危局中实现自我革新积蓄了强大的动力。湘江血战与通道转兵的历史经验表明：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正视错误、不能从错误中学习。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从不犯错误，而在于具有承认错误、纠正错误的巨大勇气和自我革新能力。
二、从遵义会议到“四渡赤水”：独立自主道路的历史转折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主题是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会议正确解决了当时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的错误军事路线，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正式取消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实际上解除了博古党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被称为党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对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作出了高度评价。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9页）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90页）。2021年《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坚持前两个决议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490页）。从1945年到2021年，虽然历经70多年，评价的文字表述可能有变化，但三个历史决议体现的核心思想没有变：遵义会议实现了党的军事路线、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的重大转变。遵义会议的意义不仅在于更换了领导人，更在于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标志着我们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历史性转变，关键在于党内形成了一种能够正视错误、纠正错误的自我革新机制。会上，博古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过分强调客观困难；周恩来在副报告中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商定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毛泽东作长篇发言，系统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正是这种敢于直面问题、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内民主氛围，使遵义会议成为党自我革新的典范。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摆脱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遵义会议决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但川军已沿长江南岸严阵以待，北渡计划受阻。正是在此背景下，毛泽东指挥了中外战争史上堪称经典的“四渡赤水”之战。“四渡赤水”从1935年1月19日红一方面军离开遵义北上始，至5月9日胜利渡过金沙江止，历时三个多月，共歼灭和击溃敌人4个师、2个旅、10个团，俘敌3600余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在川、滇、黔围歼红军的计划。毛泽东把“四渡赤水”视为平生得意之笔。
遵义会议完成了军事路线上的纠错与领导核心的调整，这是党的自我革新的集中体现；然而，正确的路线确立之后，能否在极端复杂的军事斗争中坚持执行、贯彻到底，则是对政治定力的严峻考验。换言之，自我革新解决了“纠正错误、确立正确领导与路线”的前提问题，政治定力则回答了“路线确立后如何在复杂险境中坚守方向、灵活应变”的实践问题。“四渡赤水”恰恰是检验这种定力的试金石。
“四渡赤水”的军事奇迹，深层实质正是战略定力与灵活机动的辩证统一。一方面，党中央和毛泽东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战略定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西北根据地的总战略目标没有因一时困难而动摇。另一方面，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红军采取了高度灵活机动的战术手段：一渡赤水避免全军覆没，保存实力；二渡赤水回师遵义，主动歼敌；三渡赤水调动敌军，制造错觉；四渡赤水跳出重围，至此，中央红军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四渡赤水”期间，毛泽东以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带领红军在数十万敌军的围堵中灵活穿插、出奇制胜。这一过程使中央领导层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有了更加深切的认识和认同，为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核心地位的逐步巩固提供了实践依据。当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遵义会议后，全党真正深刻认识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大意义并成为自觉行动还经历了一个过程。”（《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25页）长征后期发生的张国焘分裂主义事件，恰恰说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绝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逐步深化的。这一认识过程本身，正是我们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中保持方向不偏、信念不移。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四渡赤水”还展示了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的坚定步伐。毛泽东指挥“四渡赤水”的核心方法论，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照搬苏联红军的作战模式，不迷信书本上的正规战教条，而是根据敌情、地形、我方力量等具体条件，灵活运用运动战的战术原则。这本身就是对“左”倾教条主义的一种实践否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生动体现。
三、从北上南下之争到陕北落脚：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政治定力
遵义会议虽然解决了中央红军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问题，但长征途中的危机并未就此解除。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这本应是长征胜利的希望所在，却因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使党和红军面临了另一次更为严峻的考验。
会师之初，红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和连番苦战，兵力仅剩1万余人，而红四方面军则有8万之众。手握优势兵力的张国焘个人野心急剧膨胀，妄想以此为资本，取得对党和红军的最高指挥权。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张国焘表面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实际上偏向于南下川康边地区。毛泽东从大局出发，并没有立即抨击张国焘的方案，而是将关注重点放在执行北上计划上，同时强调要解决统一指挥问题。根据会议精神作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指出，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为此必须坚决反对当前的主要危险——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并在6月2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然而，张国焘的权欲并未得到满足。他公然伸手向中央要权，要求由他来担任军委主席，中共中央断然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但为了照顾红军团结，中共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并将红四方面军一些领导同志补选进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再次重申北上方针。后来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要求他北上的命令并率军南下。为了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等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于1935年10月19日抵达吴起镇，胜利完成长征。
毛泽东在这一斗争中表现出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性体现在，北上抗日的正确战略方针决不动摇，党的统一领导决不容分裂；灵活性体现在，在不违背根本原则的前提下，适当满足张国焘的部分权力要求，以争取时间、争取多数、争取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
北上南下之争不仅是战略方向的争论，更是路线、原则、立场的根本分歧。张国焘主张南下川康，实质上是避战退却、偏安一隅；中共中央坚持北上抗日，则是胸怀全局、着眼长远。毛泽东以政治定力顶住了张国焘的分裂压力，最终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胜利到达陕北，为全民族抗战的发动保留了革命的基干力量。
四、结论：自我革新与政治定力的辩证统一
长征的历程证明：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极端危局中转危为安、化险为夷，根本原因在于党在生死考验中展现了强大的自我革新能力和坚如磐石的政治定力。
从湘江血战的惨痛教训中，我们党学会了正视错误、反思教训。血的代价唤醒了广大干部战士，使他们在实践中认识到“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从通道转兵到黎平会议，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渐得到多数人的认同，为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遵义会议上，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承认了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上的错误，实现了领导核心的调整和军事路线的转变，开启了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四渡赤水”的军事奇迹则是战略定力与灵活机动的典范——战略目标坚定不移，战术手段灵活多变。面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挑战，党坚持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不动摇，以高超的斗争艺术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
这四个历史节点——湘江之殇、遵义之变、赤水之奇、北上之争——构成了理解长征时期党自我革新与政治定力的完整叙事链条。它们共同揭示了一个深刻的规律：自我革新是保持政治定力的前提——只有敢于正视错误、勇于调整路线，才能在正确的方向上保持坚定；政治定力是自我革新的保障——只有坚守正确方向和根本原则，才能在复杂局面中不被干扰、不迷失方向。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统一于党的革命实践之中。
长征中我们党成功应对危局的历史经验对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第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党自我革新的根本动力。长征之所以能够转危为安，关键在于党在血的教训面前敢于承认错误、勇于纠正偏差。新时代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同样需要这种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
第二，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走自己的路，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遵义会议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这是我们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83页）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把独立自主作为立身之本，依靠过硬政治定力走好属于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既不封闭僵化，也不照搬外国模式。
第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是政治定力的集中体现。面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挑战，我们党以高超的政治智慧维护了团结统一，确保了革命的胜利前进。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党团结统一、步调一致。
长征已经过去90年，但长征所凝铸的自我革新精神与政治定力品质仍然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根本保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8页）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同样会面临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只有继承和发扬长征时期党在危局中自我革新、保持定力的宝贵经验，才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