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在整理《伦敦与巴黎日记》《随使英俄记》《英轺私记》相关日记记述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出使英国的郭嵩焘等人对英国印刷业包括报纸印刷、图书印刷、期刊印刷、商业印刷、钞票印刷等方面的考察和认识。

关键词：郭嵩焘　英国印刷业　图书印刷　商业印刷

郭嵩焘于1876—1879 年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是近代中国常住西方国家的首个外交官，也是我国最早身处异邦直接接触西方社会的清朝高级官员之一。《走向世界丛书》主编钟叔河先生曾高度评价郭嵩焘（1818—1891 年）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也是“从中国到欧洲系统考察西方文化历史的第一人”，他对西方的人文和科技持积极认识和虚心接受的态度。在他出使游历西方国家期间，郭嵩焘抱着为中国探寻洋务富强之道的理想，广泛考察西方的情况，为我们初步描绘出了一幅西方尤其是英国工业的全景图。印刷出版虽然在中国早已有之，雕版印刷也在19 世纪以前大行其道，但是在谷登堡发明铅活字印刷以来中国却大大落后于西方。虽然郭嵩焘在出国之前对我国出版印刷业并未有太多近距离、有意识的接触，但是从了解国外新知识的角度出发，他也在《伦敦与巴黎日记》中有意无意地记录了自己对英国印刷业的考察和认识，涉及图书印刷、报纸印刷、期刊印刷、商业印刷、钞票印刷等。本文的写作主要参考这部日记，同时佐以张德彝的《随使英俄记》和刘锡鸿的《英轺私记》等。以下按考察的先后顺序介绍之。

一、报纸印刷

郭嵩焘一行是光绪二年十二月初八日（1877 年1 月21 日）到的英国伦敦。就印刷业或者出版物印刷业而言，首先接触到的是报纸印刷。

郭嵩焘在光绪三年正月廿三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在英国参观《代模斯》（《泰晤士报》）新报馆的见闻：日收新报编次之，而拣字机器为多。初用机器制出铅字廿六字母，列入铁夹中，用机器转动之以成文。每新报一段成，送校对处校之，凡历数次，乃合编入大铁板中，用机器压之，其字皆影入纸上。再置一圆机器中，熔铅贯之，随纸高下成字。合四铅板成新闻报一张，置印文机器中。卷纸逾数百丈，若洋布然。印车动，随转随印；至前截断其纸，而用扇板前后扇之。每车印两铅板，前后分异，无相混者。再转入一机器，折成四叠。郭嵩焘对于当时《泰晤士报》的印刷全流程做了非常详细的记录，这种机械化的印刷技术对于初到英国不久的郭嵩焘而言十分新奇，强烈吸引了他的注意。

二、钞票印刷

郭嵩焘在光绪三年二月十五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对英国造币印钞的考察情形。这次考察是受利如洋行的邀请而成行，见当天的日记记载：“利如洋行刊木多约往观铸钱、造票两银局。”铸钱在此不作叙述。银局即“盘喀阿甫英兰”，也就是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的中译名，它“主洋票出入”，也就是钞票印刷。郭嵩焘说：

其造票别为一纸局。造纸成，送局。由百万至五磅，各为机器印之。银数及图记及号数，凡历四五机器乃成一票。其机器与中国所用织布机具略同，而式较长。每机器一具，两端交互用四小儿司之，每端左右，一下票，一收票，皆有数。机旁置表一盘，中分四盘计数，累十而得百则百针移，累百而得千则千针移，累千而得万则万针移。阅其表针，即得所印票万千百十若干之数，一票二票不能隐匿也。

英格兰银行可以印刷从“五镑”到“一百万镑”各种规格的钞票。每张钞票必须经过四五道机器工序才能完成。所印钞票的管理十分严格，员工不能私藏。

三、图书印刷

（一）参加卡克斯顿四百年纪念大会

光绪三年七月初三日（阳历1877 年8 月11 日），郭嵩焘在日记中提到“简多马约赴达克斯登塞尔里布来申会”。“简多马”即托马斯·詹纳。詹纳邀请他参加卡克斯顿纪念大会，为的是卡克斯顿在英国印刷书籍四百年。“达克斯登”即英国第一个印刷商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塞尔里布来申会”即“Celebration”，纪念会、庆典之意。

1476 年，本为富商的卡克斯顿从德国印刷业中心科隆学成新式印刷术归来，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地区建立了英国第一个印刷厂，第二年出版了英国第一部英文书籍《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距离谷登堡发明铅活字印书才过去了27 年。由此他着重提到了德国谷登堡的贡献，说：“活字版创自日耳曼人古登伯尔克，英国用其法印书，则自达尔斯登始也。”“古登伯尔克”即我们熟知的谷登堡，“达尔斯登”即郭嵩焘对卡克斯顿的又一译名。

这次纪念大会也是一次重要的英国印刷术展览会，集中了英国和印刷出版有关的古董、古玩和设备。因此他在纪念会上看到：“其会汇集印刷书籍种种机器，及以前所用诸法，及各国印书之法；又汇集三数百年书籍及古今所刻刷人物山水诸图书，及以前印书之著名者”。这是一次颇具历史性的纪念会。而对“以前印书之著名者”，他着重提到了斯博得斯武得（Spottiswoode）印工世家，“斯博得斯武得亦列置古书一柜，约数十种”。但威廉·斯博得斯武得（William Spottiswoode，1825—1883 年）则成了英国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后来更是担任了英国皇家学会会长。

这次纪念会在南肯辛顿博物馆（即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前身）进行。参加的除了英国本土人士，还有来自欧洲、美国等地的图书馆员、编目专家、作者、音乐家和政府官员，而出使英国的郭嵩焘等人也躬逢盛典。

郭嵩焘的日记并未提到纪念会的地点，而同往观看的副使刘锡鸿则提到是“骚士坚星墩”，随从的张德彝则说是“南堪兴坦”，都是指南肯辛顿（South Kensington）。他们对谷登堡的译名分别为“葛吞配儿阁”“顾汀浦”，均指出谷登堡发明铅活字印刷的时间是1450 年。为了表明英国人不忘本，“今南堪兴坦印书处犹悬其画像，以志所始焉”。（张德彝语）

刘锡鸿还指出了展出书籍的来源，“其内多古图书，自其国主以及世臣、大家所蓄，毕陈于此。古图粗拙，古书则笔力厚重，若虫鸟篆，皆写以羊皮，有值金钱盈万者，有数千者”。英国多古书的原因是：“英人最好古，零铜碎瓦，破履敝冠，无不珍之。”

而在作者方面，郭嵩焘提到了同一时期的莎士比亚和培根。前者名“舍色斯毕尔”，“为英国二百年前善谱出者”，与古希腊诗人荷马（“何满得”）齐名，荷马的著作为《伊利亚特》（“谛雅”）和《奥德赛》（“阿锡得”）。会场上还张挂着一份珍贵的纪念品，即莎士比亚签名的卖田契；后者为“毕尔庚”，“英国讲求实学自毕尔庚始。”“实学”即自然科学，如郭嵩焘在日记中就提到了化学、电学、物理，等等。

20 年前郭嵩焘在墨海书馆之所见，最惊异的是用牛车带动的印刷机，世易时移，相形之下，当年所见的设备不免简陋。而在这个会场，他发现了用煤气、风力、水力带动的包括印书、叠纸、制造字模、排字在内的各种印刷设备，显得“出奇无穷”。张德彝则着重提到了排印环节，“印用铅字活板，英文二十六字母，每字数百，列于架上。另一小案为二十六消息，每按动一消息，则一字戳自落，有陷中小木片承之，字字相缀，满陷其中，则木片自出，而书板之一行以成。行既盈页，嵌而束焉，遂可付印”。

除此之外，刘锡鸿还提到了印刷机：“印书之机器，与印造新闻纸者无殊。或又以黄蜡石为之，印字于石，刷墨于机，轴铺以纸，石过轴转则字现。有字处墨著之，无字处墨不著，颇足怪也（石甚平，字亦无凹凸）。”他对此表示很惊异。为了显示英国当时印书之快捷，刘锡鸿和张德彝两人还举了英国政治家、前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的例子，“尝造书数万言，一日而刷印俱毕，遍以赠人”。

在谈到英国印书快捷的原因时，刘锡鸿认为：“英文只二十六字拼凑而成，故能若是速耳。若以中国字类之富，字画之多，虽有机器，岂易全造其字戳而编排之哉！”英文只有26 个字母，可以自由组合成单词，只需要每个字母做足备份就够了，而中国字数达几万个，常用字也有几千个，每个字的笔画不同且多，没法同一个字备份那么多，这确实是雕版印刷长期在中国盛行的原因之所在。

在这次难得一遇的纪念会上，郭嵩焘等人对英国的印刷出版业有了初次全面的认识，为他们以后在英国的类似行业考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参观牛津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1877 年11 月底，郭嵩焘等人参观了牛津大学，而且得到了时任该校汉学教授的理雅各的接引和招待。在光绪三年十月廿五日（11 月29 日）的日记中，郭嵩焘提到了牛津大学出版社附设的印刷厂，见如下记述。

西洋印书皆用拣字法，集各国文字印刷所有书籍，凡为剌丁，为希腊，为印度，为波斯，为日本，为阿剌伯，凡文字与欧罗巴所传字母异者皆备，中国拣字法亦具焉。其书版分铜、铅二种，并用拣字法，用厚纸浸水其上，熔铅灌之，而板立成。然铅版不受压，故不能经久。因用薄铜片压成版，浸强水中，引电气练之，傅以铅，厚薄惟所施，则成铜版。

上文提到该印刷厂能用拉丁文、希腊文、印度文、波斯文、日文、阿拉伯文以及中文拣字排版。用于排印的书板有铜版和铅版两种，而且铜版较铅版为佳。

该印刷厂分为东厂和西厂。西厂专门印刷《圣经》，即“福音书”，见下文：

左厂专印福音书。积纸数屋，先灌水浸之，压使干而微带潮湿，乃受印。连机器二三十座。印既成，分别整齐之，第其章数，又送入一院，次第合并之。妇女及童雏等所役亦数百人。

上文提到了《圣经》印刷的备纸、印刷、装订合成等一系列过程，并标明最后一个环节是由几百个女工和童工完成。至于《圣经》的印刷规模，毕格尔得何尔说：“每年所印福音书，纸宽六尺可铺英里三千，若宽八寸可绕地球一周。”牛津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的《圣经》从印张总量来看，如果是八寸宽的纸张，长可绕地球一周，而且发行全世界，可见其规模之大。

在前面提到的卡克斯顿纪念会上，格兰斯敦也展示了该印刷厂印刷的《圣经》，上面标了一段话，用郭嵩焘的话说，就是：“昨夜尚是整张纸，裁成数百叶，刷印装潢成衣巨册，只用十二点钟工夫，今早已成书矣。”只花半天的时间就印成了一本厚达几百页的书，这样的印刷速度让郭嵩焘为之惊异不已。

四、期刊印刷

郭嵩焘并没有具体考察期刊印刷，是罗稷臣对他讲述的他记录的结果。

罗稷臣赴康朵街听讲伦敦画会的情形，听讲者有二百多人。主会者审顺首先讲述了伦敦画报类期刊出版印刷的历史：在1842 年以前，伦敦只有《佩士画报》（即《便士画报》）一种，办得不是太好，差强人意。报纸的刻画有三种方法，“用铜、用石、用木”。铜版印刷价格最贵。石版印刷初创于1830 年，价格比较便宜，所需费用较少。因此，近年来，画刊印画多用石版印刷法。而就木版印刷而言，“用黄杨木凑合成之，用螺丝钳接，可以分段镌刻，刻毕斗合，尤易集事”。《伦敦画报》专用木板刻画和印刷法。

伦敦画报社对各国发生的新奇事情，都派画工到当地去摹绘。比如，中国同治皇帝大婚、英国太子出游印度、普法战争、俄土战争等，都“具其事实，图其形势”。馆中有画工12 人，刻工50 人，“每以礼拜三成图，礼拜五印齐”，定时交工。

在《伦敦画报》之后兴起的是《克来非其》画报。而《伦敦画报》相仿的则有《机器》新报、《攀趣》新报、《凡匿台绯阿》新报等，“或详装物，或主讽刺，或绘名人小像，其用意又各不同也”。

五、商业印刷

对于印刷业，郭嵩焘主要是从印刷技术的角度来观察，他最为感兴趣的是西方企业所拥有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生产工艺，他对于英国印刷业的先进技术、巨大的生产规模和极高的效率倾注了非常多的注意力。光绪四年三月初九日，他在考察洼尔得鲁印厂后这样记载： 案洼尔得鲁厂所制造纸张，一曰信笺信封，一曰火轮车行票，一曰火轮车行按日记程册，一曰火轮车行牌单，一曰电信局报条，一曰电信局报单及外封，一曰银行汇单及支数单，一曰账簿，一曰刷印图版。因而有画厂。因而有修理机器厂。大小皆用机器，而役用人工亦二三千，在中国不过一购买信笺账簿之行店而已。

而另一个引起郭嵩焘关注的则是英国印刷业当时对于童工的使用。郭嵩焘出使英国时，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已经接近半个世纪，但在对于英国印刷工厂文字记录中，可以看到很多关于使用童工的记录，在参观生产电报纸条和信封的印厂时，他在日记中记录到：电报纸条连纸成卷，围径尺许，而条宽不足三分，其叠票、装票，皆十二三龄童子为之，每箱装五万方；其一为大厂，凡五层。用自升屋径达上一层，则皆编次大小字板。次则大小信封纸，并用机器压成； 亦有不用机轮而用人力压成者。其叠各种封套纸，皆童子为之。又次则折成封套。

童工并非工业革命时期才有，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童工劳动却是始自工业革命时期。童工劳动一方面直接为这些行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也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机器的发明和应用，简化了劳动工序，节省了人的体力，使儿童劳动成为可能。对比当时清朝的生产技术水平，让儿童参与印刷业生产对于郭嵩焘而言是十分新奇的。从1802 年到1878 年，随着童工危害逐渐为世人所了解，英国出现了旨在保护儿童的立法运动。英国议会先后颁布了20 多个工厂法，在这些法令中对童工的最低雇佣年龄、每天的劳动时间、工作的环境以及接受一定的教育等都作了明文规定。这些法令虽然没有从根本上禁绝童工劳动，但在保护儿童方面却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郭嵩焘也无意之间成为英国印刷业使用童工历史的见证者。

六、结语

以郭嵩焘为首的中国外交官对于当时英国印刷业的技术和机械化水平感叹不已，他们大量耳闻目睹了科学技术在无孔不入地渗透到西方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这不由得使他对其表现出惊奇和密切关注。但他所注重的主要是技术本身的原理及运作机制，是更多地从其现象层面来认识它。不过，作为一个有着敏锐眼光的思想家，他已认识到了科学技术所发挥出来的大大超出其本身价值的经济社会意义，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工业和社会领域内的广泛应用，大大推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种观点，可以在他对于英国印刷出版业的考察中得到印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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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德彝. 航海述奇[M]. 长沙：岳麓书社，2008．

[6]苏精. 中西印刷术交会中的误会[N]. 文汇报，2017-4-21．

[7]王韬. 漫游随录[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