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泽:苦闷的先知——湘人郭嵩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28 次 更新时间:2022-05-14 20:5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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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泽  

  

   看待历史、看待生活,都需要一种开放的心态。郭嵩焘作洋务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他能理性地看待传统,不固执。与此同时,还要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不能与时代脱离,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希望通过“光明讲坛”这个平台,大家能够得到精神的享受。

   最初知道郭嵩焘,是差不多30年前,我正在读研。湖南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里,收录了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我读下来,既怦然心动,又瞠目结舌。

   2007年,湖南教育电视台开办“湖湘讲堂”,请我讲一个湖南的历史人物,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此时我对郭嵩焘已经有较多了解,惊讶于他的见识,同情他的遭遇。我曾随电视台的编导去了郭嵩焘老家湘阴。与左宗棠得到格外重视不同,郭嵩焘在湘阴几乎找不到“遗迹”。我跟当地的朋友讲,50年之后,郭嵩焘的名望会高于左宗棠。为什么这么说?我当然也喜欢左宗棠,多能耐的一个人,英雄。但是,我想告诉诸位,这种英雄哪朝哪代都有,特别是在中国的文化水土里,而类似郭嵩焘这种能够提供新的“世界观”,新的文化视界的人,却不多见,这样的人往往被我们忽略甚至敌视,因为他提供的是一种与既成观念和秩序有所冲突的事实与道理,这会给我们的内心带来焦虑和不安。

   求解郭嵩焘,意味着我们需要正视传统文明在近代的困境,正视与我们自身的作为息息相关的累累伤痕。历史其实联系着偶然的人事,并不是一个纯粹宿命的过程,也只有看到历史的偶然性,我们才会去反思历史,去发现历史的复杂与诡异,去理解历史与我们自身的关联。通过郭嵩焘,我们会看到,近代中国,也许有着不止一种可能的方向与命运,如果他的思想能够成为晚清社会的主流思想,如果可以按照郭嵩焘的见识去调整自我、面对西方,会怎么样呢?这虽然有点“事后诸葛亮”,但正本清源,返回历史的现场,正是作为人文学者应该具有的一种能力,也是不应该逃避的责任和使命。

   郭嵩焘生平大概

   我先稍稍介绍一下郭嵩焘的生平。郭嵩焘1818年出生在湖南湘阴。湘阴在清代属于长沙府,是湘江在洞庭湖的出口,一个通达之地。郭嵩焘家曾经“富甲一方”,到他父亲一代,家道中落。

   郭嵩焘“进学”后,到岳麓书院读书,与曾国藩、刘蓉一见如故,结为金兰,他们的亲近跟性情有关,更跟抱负有关,用今天的话说,他们都是有志青年,郭嵩焘临终前作《枕上诗》,说他们“笑谈都与圣贤邻”,当然就是要比肩圣贤。

   1841年,郭嵩焘入浙江学政罗文俊幕,见识了英国炮舰在宁波定海一带的攻击,意识到“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置失宜”,由此发愿考察历史上的“中外关系”,撰著《绥边徵实》。

   1847年,郭嵩焘中为进士。很快,“太平天国”起来了,曾国藩出山,罗泽南出山,郭嵩焘也亲临战场。大约在1856年初,郭嵩焘奉曾国藩之命,赴浙江筹饷,顺道去了上海。根据《南京条约》,五口通商,其中包括上海。郭嵩焘到来时,英国人法国人在“洋泾浜”落脚十余年,已经营得有模有样。这是郭嵩焘第一次与洋人打交道,他有点始料不及,传说中的“红毛”“鬼佬”,居然长得很漂亮,居然很讲礼貌,修的房子居然窗明几净,洋酒——葡萄酒居然也不难喝,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船舰,尤其超乎想象,那完全是一种新文明的产物。

   从上海返回后,郭嵩焘前往北京就任翰林,不久,入值“南书房”。其时,英、法诸国,要求重订条约,要求开放更多门户,要求使臣驻京。在无法得到许可时,便以武力相要挟,炮舰停泊渤海,窥伺京师。咸丰皇帝命郭嵩焘参赞主持天津海防的王爷僧格林沁,以郭嵩焘已有的见识和理解,他认为“洋务一办便了,必与言战,终无了期”。这样的思路显然无法对应英雄阔步的僧王,而且僧王还获得了庚子、辛丑以来与洋人作战的最大胜利,举朝欢呼。对此,郭嵩焘似乎并不开心,曾国藩在来信中就奇怪他为什么对于备战欲言又止,对于胜仗“无动于衷”。接下来,郭嵩焘受命作为钦差稽查山东沿海厘税而遭算计,被朝廷处分,继续到南书房任职。郭嵩焘请求回籍,以身体为由反复告假,连皇帝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回到湘阴仅一个月,咸丰十年八月初四,郭嵩焘从朋友来信中得知天津塘沽失陷,然后是京城失陷,咸丰逃往热河——号称“驾幸”。郭嵩焘“为废寝食”“痛悼不已”,事情的发展是他早已有所预判的,想不到自己“不幸而言中”,而且还是“昨岁之言”。

   他因此愤然说:“诸臣之罪,岂复可逭哉!”“僧王之罪,杀之不足蔽辜矣!”他开列出“洋务四凶”,包括琦善、耆英、叶名琛、僧格林沁。他解释,之所以没有算上林则徐,是因为林则徐的人格实在令人钦敬,但处置洋务,林则徐同样不得要领。

   同治改元后,正与太平军作战的李鸿章希望借重既懂洋务且能理财筹饷的郭嵩焘,郭嵩焘复出,先是作为“苏松粮道”,然后转任“两淮盐运使”,不到一年,朝廷任命他署理广东巡抚。同治五年,1866年,因为左宗棠的纠参,也因为他自己在抑郁愤懑中的请求,郭嵩焘解职还乡,回到长沙。

   长沙八年,郭嵩焘仰观俯察,对于家国天下事,有更多思考,也产生了更多忧患。同治十三年,郭嵩焘57岁,朝廷诏命他赴京陛见。这年二月,日本借口琉球渔民被害,兴师台湾。看来,正是这种敷衍不过去的危机,让朝廷想起了在洋务上似乎有些办法的郭嵩焘。

   郭嵩焘束装就道,朝廷先是任命他作为福建按察使,到任不满三月,又紧急召回,让他出使英国。原来,朝廷因为云南“马嘉理事件”,需要有大臣前往英国“赔罪”,此事尤其紧迫。

   光绪二年十月十七日,1876年12月2日,郭嵩焘一行从上海冒雨登舟,前往英国,正式就任驻英公使,后兼任驻法公使。在公使任上,郭嵩焘“如鱼得水”,他曾经对于西方的一知半解都得到了印证,他像海绵一样吸纳西方文明,寻找这种文明的动力,并由此自我反思,感叹国家迟暮,自己“年老失学”,小楷的日记有时一天写到七八千字。

   不幸的是,和他一同出使的副手刘锡鸿似乎“别有用心”,成为郭嵩焘英伦生活的心腹大患。光绪五年,1879年年初,郭嵩焘黯然离任,他甚至没有再到北京述职,而是直接返回了长沙。他对于朝廷有点绝望,对于朝廷大佬们主导的洋务也几乎失去信心。

   然而,伊犁事件,琉球事件,中法战争,眼见国家危殆,民生悲苦,郭嵩焘“不忍不谈洋务”,他希望人们可以从“天朝上国”的迷思中早一点觉醒过来,对自己以及身边的世界有真确的了解与认知,尽量减少因为颟顸带来的自我伤害。

   1891年7月,郭嵩焘在长沙去世,李鸿章等人上疏,请求朝廷将他的学行政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予赐谥,朝廷的旨意是:“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郭嵩焘的性情

   让最高当局认为“颇滋物议”而至于妨碍给他立传赐谥的“所著书籍”,是郭嵩焘出使英国后发回总理衙门刊印的《使西纪程》。

   或许是因为郭嵩焘在洋务上已经落下“口碑”,左都御史景廉在出使前就参奏他“一以顺悦夷心为事”,家乡士子更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相讥讽,差点烧掉了他的住所;或者是郭氏“显赫”的朝臣身份,让人对他的言动格外关注;更重要的是,郭嵩焘力求平和而其实无法掩饰的批判性的自我观照,让《使西纪程》在朝廷上下引起的反响异常强烈,好朋友王闿运认为他的文字已经“中洋毒”,李慈铭说郭嵩焘所言“诚不知是何肺肝”“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

   这是当时号称有见识的学者的议论,政客的反应则是“动手”。光绪三年六月,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奏劾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请求将《使西纪程》毁版。接下来,张佩纶奏参,不仅要求禁书,还要求撤回郭嵩焘。

   知道此事后,郭嵩焘有点想不明白,他在为反击何金寿的奏劾所上折片中说,何金寿“所据为罪状者,在指摘日记中‘并不得以和论’一语”。《使西纪程》中确实有一段议论:“南宋以后边患日深,而言边事者峭急褊迫,至无地自容。”“以夷狄为大忌,以和为大辱,实自南宋始”,而现在的形势与南宋不同,“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如此,怎么能不认真讲求应付之法,怎么就一定“不得以和论”呢?无缘无故把“和”字当作罪行,“侈口张目以自快其议论,至有谓宁可覆亡国家,不可言和者”。郭嵩焘早已经听惯这种“爱国”言论。

   郭嵩焘认为,办理“洋务”不当的重要表现,就是自己首先明确立场,以“玉碎瓦全”相激发,弄得没有立足的余地。观念和立场上的自我孤立,直接带来对策上的盲目。这种“主题先行”的做法,其来有自。他曾经指出,历史上的事,特别涉及“国际”关系时,必须“究知当日之情事”,才能有公允的理解,他一直对宋明士大夫“于天下大势懵然无所知”“不考当时之事势,不察人情之顺逆”的放言高论,不以为然,譬如明末魏禧论岳飞“朱仙镇班师事”,他认为就“不足当有识者之一笑”,为此不惜专门著文辩论。

   以对于历史的理性认识为前提,不再被高亢的自我中心主义所主宰,郭嵩焘因此不仅可以从流行的议论中看出“厚诬古人,贻误后世”的历史偏弊,而且可以返回实情,还原是非。

   有可靠的认知,才会有准确的判断。郭嵩焘说,办“洋务”必须讲道理,而且是讲全面的道理。什么是全面的道理?并不高深,只要“以之处己,以之处人,行焉而宜,施焉而当,推而放之而心理得,举而措之而天下安”就行。如果既不能“心理得”,又不能“天下安”,却人人自矜其气、自我鼓噪,这就是“妄人”了,“妄人”充斥的世界,情形可想而知。

   郭嵩焘说,此“区区愚忱,不惜大声争之,苦口言之,以求其一悟。愿与读书明理之君子,一共证之。”没想到,苦心的“言”和“争”,“证”成的却是“有二心于英国”的苦果。

   事实上,郭嵩焘出使之前的言论,被指为“不容于尧舜之世”的出使本身,已经触犯了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郭嵩焘本人,就如同少年时被人评价的“猛兽鸷鸟”,对于所见分明的是非,对于自己洞若观火的判断,不免固执,尤其不能忍受为了个人“持禄固位博盛誉”而置家国大义于不顾,谋食不谋道。曾国藩说他“芬芳悱恻”,刘蓉说他 “天资粹美,荧澈无瑕”,他显然不是那种权势欲强、功利心重、可以屈己从人的人,而是精神卓越、气质清洁、灵台澄澈,似乎“非今世有也”。

   因为所思深远,富有洞察力,眼界和价值理想非一时一地的功利可以笼络,又因为敏感于忧患,忠诚于使命,遭遇不可理喻的人事时,难免生发议论,议论多批评,批评难免针对现实,于是容易让人以屈原、贾谊视之。一旦以屈、贾视之,在功利主义的官场文化中,就很不容易存身,很容易成为“潜规则”的敌人。

   一直以来,人们认为郭嵩焘的任事能力与人格魅力远在晚清中兴诸名臣之下,他无法把自己做大做强,做得像左宗棠一样前呼后拥,做得像曾国藩一样左右逢源,“失败”的原因正在于他自己的性格。在我看来,这样的讲法是似是而非的。

   首先,所谓“失败”就是一个中国式的“成王败寇”标准,不足以衡量一切人,尤其不能以之衡量变革时代的人物,在一个“坏时代”,“成王败寇”的标准,尤其远离人道。

其次,人与人的相处或共事,性格当然重要,但观念与思想同时主导着一个人的性格与人格,思想上不能相安,性格再好也无法真的相处妥帖,郭嵩焘与僧格林沁,与李湘棻、瑞麟、左宗棠、刘锡鸿等人的冲突,表面上看来是个性使然,实际上无不隐含了观念上的深刻对立,包括对于曾国藩,虽然情同手足,但他没有表现出类似刘蓉那样的无以复加的尊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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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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