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建阳书坊刊刻的小说有其明显的特点，其中最多见的是上图下文的版式。但由于建阳书坊众多，不同书坊定位不同、刻工不同、风格不同，因而除上图下文外还有多种版式、多种插图方式，呈现出丰富的插图版面形态。明代晚期建阳刊刻小说呈现出与江南书坊合流的趋势。

关键词：明代小说　建阳书坊　插图形式

福建建阳为宋、元、明三代全国刻书中心之一。建阳书坊从宋代以来就大量刊刻插图本，经史子集都有，从“纂图互注”的典籍如《诗经》《尚书》《周礼》《礼记》《论语》《荀子》《老子道德经》《庄子》《扬子法言》，到通俗叙事而被称为小说插图之冠的《古列女传》，乃至元代大量出现的小说戏曲刊本，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插图形式多样。明代建阳书坊数量繁多的小说插图本，就如此毫不费力地诞生于深厚的刻书传统之中。

建阳书坊刊刻的小说大多附有插图，并常以插图相标榜，书名多冠以“全像（相）”“出像”“绣像”“连相”“补相”“合像（相）”“图像”等提示词。这些词汇很可能都有相对应的插图方式或版式特点，今天学者对此颇为关注，虽多存歧见，但都认为建阳书坊刊刻的小说有其明显的特点，其中最多见的是上图下文的版式。不过，建阳书坊众多，不同书坊定位不同、刻工不同、风格不同，表现在小说版式上，除上图下文外还有多种版式、多种插图方式，如卷前卷后插图，或半叶全幅，或合页连式，以及“评林体”之上评中图下文、“嵌图本”之文中嵌图等，呈现出丰富的插图版面形态。

一、建阳刊刻小说以上图下文插图方式为主

建阳刊小说最引人注目的是上图下文插图方式，出现年代早，数量多，可称为建阳书坊标志性的版式。这种版式正文部分一般分为上、下两栏，上栏图像、下栏文字。

上图下文版式在建阳书坊刊刻小说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宋刻《列女传》暂且不论，元代《三分事略》和元刊平话五种最为引人注目。明代建阳书坊刊刻小说版式与元代一脉相承，现存明代最早的小说刊本《剪灯新话》《剪灯余话》就是上图下文的版式。

现存正统年间张光启刊本《剪灯余话》，此书原与《剪灯新话》合刊，所以第一卷卷端题为“新刊剪灯余话卷之一”，卷尾却作“卷之五”，卷八、卷九的尾题均作“新刊剪灯新余话”，卷九所题的书名为“新刊增补全相剪灯余话续集”。

正德六年（1511 年）杨氏清江堂据张光启本重刊《剪灯新话》四卷、《剪灯余话》四卷。清江堂本内封分三栏。上栏横题“清江书堂”；中栏图像；下栏分为四行，“编成神异新奇事”和“敦尚人伦节义□”分列右、左两侧，中间两行题“重增附录剪灯新话”，居中位置另题“湖海”二字。牌记署“正德辛未孟秋 杨氏清江堂刊”。卷一题“新增补相剪灯新话大全卷之一”，署“古杭山阳瞿佑宗吉编著”“清江书堂杨氏重校刊行”“书林正巳詹吾孟简图像”。书分两栏，上栏图像，下栏文字，半叶十四行，行二十四字。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现存最早的《三国志传》版本嘉靖二十七年（1548 年）叶逢春刊本也是上图下文的版式，此后建阳刊刻“三国”小说版本如郑少垣联辉堂刊本《新锲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郑世容刊本《新锲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杨闽斋刊本《重刻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万历间刊本《新刻汤学士校正古本按鉴演义全像三国志传》等，都是上图下文版式。

《三国志传》之外，其他讲史小说也多上图下文版式，如《水浒传》插增本（残卷），万历十六年余氏克勤斋刊本《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汉志传》，三台馆刊本《新镌全像东西晋演义志传》，三台馆刊本《新刻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三台馆刊本《新刊按鉴演义全像大宋中兴岳王传》，“闽双峰堂西一三台馆梓行”《列国前编十二朝》，三台馆元素刊本《全像按鉴演义东西汉志传》，西清堂詹秀闽刊本《京板全像按鉴音释两汉开国中兴志传》，余季岳刊本《按鉴演义帝王御世盘古至唐虞传》《按鉴演义帝王御世有夏志传》，以及路工《访书见闻录》所记崇祯年间建阳余氏刊本《神武传》等。刊刻信息不详的讲史小说如《新锲国朝承运传》《京锲皇明通俗演义全像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因其上图下文的版式，一般认为系建阳书坊刊本。

神魔小说中上图下文的刊本如杨闽斋刊本《新镌全像西游记传》，闽斋堂刊本《新刻增补批评全像西游记》，朱苍岭刊本《新锲唐三藏出身全传》，刘莲台刊本《鼎锲全像唐三藏西游释厄传》，余文台刊本《新刊八仙出处东游记》，熊仰台据余氏双峰堂原刊本挖改重印本《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志传》，昌远堂李仕弘刊本《刻全像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聚奎斋挖改清白堂刊本《新刻全像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清白堂刊本《新刻全像达摩出身传灯传》，余成章刊本《新刻全像牛郎织女传》，杨春荣刊本《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安正堂刘双松刊本《唐钟馗全传》，忠正堂刊本《天妃济世出身传》《显法降蛇海游记传》，余氏刊本《出像封神演义》等。刊刻信息不详的《潜龙马再兴七姑传》《关帝历代显圣志传》《孔圣宗师出身全传》等，因其上图下文的版式，一般判断为建阳书坊刻本。

公案小说中上图下文的刊本如朱仁斋與畊堂刊《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全像百家公案全传》，书林余氏建泉堂刊本《廉明奇判公案传》，萃英堂刊本《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传》，三台馆刊本《皇明诸司公案传》，明德堂刘太华刊本《新镌国朝名公神断详刑公案》，王崑源三槐堂刊本《新刻名公神断明镜公案》，存仁堂陈怀轩刊本《新镌国朝名公神断详情公案》，萧少衢师俭堂刊本《新刻海若汤先生汇集古今律条公案》等。

建阳刊刻小说以上图下文版式最多，以上列举的小说刊本采用每半叶插图的方式，此外，现存刊本中还有隔页插图的上图下文版式。这种插图方式同样也每叶有图、上图下文，但每叶（包括上、下两个半叶）仅有一图。采用这种特殊插图方式的刊本极为罕见，现存仅见种德书堂本《水浒传》残卷，分藏于德国德莱斯顿萨克森州图书馆和梵蒂冈教廷图书馆。余象斗刊本《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书前《水浒辨》称，“《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偏像者十余副，全像者止一家”。有可能德莱斯顿萨克森州图书馆和梵蒂冈教廷图书馆藏的种德堂本《水浒传》残卷就是此所谓“偏像”本。不过，“偏像”很可能只是余象斗拟的一个名称，因为此《忠义水浒传》残本各卷题名亦为“出像”和“全像（相）”，而且现存各类插图本从未见“偏像”之题。

上图下文的“偏像式”小说刊本又有一类不规则插图的方式。这类插图本与“偏像式”相似，也是上图下文，但并非每叶有半叶插图的方式，而是不规则分布插图，有的隔好几叶才有半叶插图。这种插图方式在建阳刊本中较少见，仅见余氏双峰堂刊本《新刻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传》，杨明峰刊本《皇明开运英武传》，熊清波诚德堂刊本《新刊京本补遗通俗演义三国全传》等。

二、上图下文版式的变体

建阳刊小说插图方式丰富，在上图下文版式的基础上出现了不少变体，如“嵌图式”“评林体”（上评中图下文）、“合像式”等。

所谓“嵌图式”，就是图像未占上栏全部位置，而是图像两侧也有小说正文文字，图像上方还有标题，这样图像四周均是文字，图像就似嵌在文字之中一般。这种插图方式，马幼垣命名为“嵌图式”：“图的四周全是文字，如嵌其中，因此杜撰‘嵌图本’这名词来形容这些本子。”[1]马幼垣的命名得到学界的认同，现在一般都将这种插图本称为“嵌图本”。

“嵌图式”仅见于建阳刊本中。建阳刊“三国”多嵌图本，现存种德堂熊冲宇刊本《新锲京本校正按鉴演义全像三国志传》，书林杨美生刊本《新刻按鉴演义全像三国英雄志传》，乔山堂刘龙田刊本《新锓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笈邮斋刊本《新锓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藜光堂刘荣吾刊本《精镌按鉴全像鼎峙三国志传》，朱鼎臣辑《新刻音释旁训评林演义三国志史传》，敬堂王泗源刊本《新刻音释旁训评林演义三国志史传》，黄正甫刊本《新刻考订按鉴通俗演义全像三国志传》，以及清代刊本继志堂《鼎镌按鉴演义古本全像三国英雄志传》，皆为嵌图式插图。国家图书馆存残本《新刻全像演义三国志传》、书林魏某刊本《二刻按鉴演义全像三国英雄志传》，现藏于德国魏玛邦立吐灵森图书馆的《二刻按鉴演义全像三国英雄志传》（残卷），其插图方式也为嵌图式，虽刊刻信息不详，但一般从其版式判断为建阳刊本。

《水浒传》版本亦存几种“嵌图本”：富沙刘兴我刊本《新刻全像水浒传》，藜光堂刘荣吾刊本《新刻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藏于德国慕尼黑巴威略国家图书馆《新刻绘像忠义水浒全传》残本，以及刊刻于清初的郑乔林刊本《新刻全像忠义水浒传》等。

“评林体”是上图下文版式的又一种变体。“评林体”的版式特征是：书分三栏，上栏评语、中栏插图、下栏正文。这种三栏版式在书坊刻书中由来已久，宋代《天竺灵签》就是三栏版式，中栏插图，此本郑振铎先生认为出于福建或杭州书坊。建阳书坊嘉靖年间戏曲刊本《荔镜记》亦采用上、中、下三栏版式，中间插图。此外还有一些司法类图书也采用三栏版式。但在小说刊本中，如此版式仅见于万历年间余象斗刊本，现存只见四种：《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这些 “评林本”上栏大概占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版面，下栏文字大概占三分之二版面，中栏图像不到三分之一版面。

此外，上图下文版式的变体还有“合像式”。这种插图方式每叶仅有一图，但这一幅图像横跨上、下两个半叶的上栏，两个半叶上栏的图像合在一起方为一幅完整的插图。

明代建阳刊小说合像式插图似由元代上图下文合页连式的插图方式演变而来。现存元代建安书堂刊《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建安虞氏刊“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五种”（即《新刊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新刊全相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新刊全相秦并六国平话》《新刊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都是上图下文版式，上栏图像约占三分之一版面，插图为合页连式，一幅图像横跨两个半叶，有字数不等的图目。下栏文字约占三分之二版面。

明代的合像式插图也是一幅图像横跨两个半叶的上栏，两个半叶上栏的图像合在一起方为一幅完整的插图。但是，这种合像式的插图图面很小，大约只占上栏一半的位置，跟元刊平话占满上栏的幅度不同。

采用这种插图版式的刊本也很少，今存仅见与畊堂费守斋刊本《新刻京本全像演义三国志传》，现藏于日本天理图书馆的《新刻京本全像演义合像三国志传》，以及熊佛贵忠正堂刊本《新锲音释评林演义合相三国志史传》等不多的几种。其中熊佛贵忠正堂刊本《新锲音释评林演义合相三国志史传》更准确地应称为“评林合像嵌图式”。此书分三栏：上栏评语；中栏图像，横跨两个半叶，但图像只占了上半叶后七行和下半叶前七行的位置，上半叶前七行和下半叶后七行的中栏位置是正文文字。与上述“嵌图本”相同，此本图像四周均被文字环绕。

从这些丰富的插图形式可见，建阳书坊的小说插图形式应是互相影响，但书坊在互相借鉴的同时往往多有创新，虽然多以上图下文版式为主，但在此基础上书坊根据自己的定位创造出多种多样的插图方式。当然，如“偏像式”“嵌图式”“合像式”都缩减插图版面，应该有节省版面降低成本的考虑。

三、整版全幅以及整版全幅与上图下文版式的融合

建阳书坊刊刻小说还有不少是整版插图的形式。整版插图的形式在建阳书坊刊刻小说中其实同样有其悠久历史。比如，元刊本《新编连相搜神广记》前集一卷、后集一卷，书中插图多为单面整版方式，从其字体、花鱼尾的装饰等判断，此为建本。郑振铎先生认为此书“刻于至正间（约1350 年）”，“虽似简而实精练，虽似草率而实生动，当是出于建安木刻画家里的好手所刻”[2]。

但明代建阳刊刻小说中整版全幅插图的刊本相对比较少，试列举如下。

首先是嘉靖年间杨氏清江堂清白堂刻本《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有插图二十四页，共30 幅，有单面全幅和双面合页连式两种。这些图大多来自江南刻本《精忠录》。

此后如双峰堂挖改万卷楼重印本《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陈怀轩存仁堂刊本《新刻江湖历览杜骗新书》，郑以祯刊本《新镌校正京本大字音释圈点三国志演义》，吴观明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富沙郑尚玄人瑞堂刊本《新镌全像通俗演义隋炀帝艳史》，积庆堂藏版、四知馆梓行《钟伯敬先生批评水浒忠义传》，雄飞馆刊本《精镌合刻三国水浒全传》，以及《花鸟争奇》《山水争奇》等争奇小说，这些建阳刊小说插图版式为单面全幅。

另外，万历二十三年宏远堂熊体忠刊本《新刊列仙降凡征应全编》，书林余君召梓行《新刻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烈传》，萃庆堂刊本《新镌晋代许旌阳得道擒妖铁树记》《锲五代萨真人得道咒枣记》《锲唐代吕纯阳得道飞剑记》等，则是整版双面合页连式插图。

这些刊本的插图位置与常见的江南刊本相似，或全部置于全书卷首，或分别置于各卷卷首，或不规则插于正文各卷。这些刊本中有一些是否刊刻于建阳，学术界存在争议，如吴观明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吴观明为建阳刻工，但此书是否刊刻于建阳则未有定论。又如，书林余君召梓行《新刻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烈传》，卷五最后一幅图上书“上元王少淮写（像）”，可见画工为活动于江南地区的南京人王少淮。但应该看到，明代天启崇祯年间，建阳书坊逐渐与江南书坊合流，刻本版式向江南刻本靠近。入清以后的康熙癸丑永庆堂余郁生刊本《精绣通俗全像梁武帝西来演义》、“大清嘉庆七年新镌”《新刻按鉴演义三国英雄志传》均为整版全幅插图方式，当然，这些刊本是否定位为建本，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而建阳书坊的标志性版式上图下文也为江南书坊所吸收，江南不少书坊也出版上图下文版式小说，包括一些小说的简本，有的可能就是建阳书坊刊本的翻刻或重印。

建阳书坊刊刻小说还有的融合了上图下文与整版全幅两种版式。比如，熊清波诚德堂刊刻《新刻京本补遗通俗演义三国全传》，藜光堂刘荣吾刊刻《精镌按鉴全像鼎峙三国志传》等，卷前都有半叶全幅“桃园结义”图。忠正堂熊佛贵刻《新锲音释评林演义合相三国志史传》 书前有两个半叶全幅插图。万历年间余象斗刊刻《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版式为上评、中图、下文，两卷一册，每册前有半叶全幅绣像一幅，现存卷一、卷三、卷五、卷七、卷十三、卷十五之第一页都有半叶图一幅。

杨闽斋刊《新镌全像西游记传》卷末最后半叶为全幅图像，上端横题“四众皈依正果”。

“闽双峰堂西一三台馆梓行”《列国前编十二朝》每卷之前有全幅插图若干叶，正文则为上图下文版式。

建阳刊刻小说中又有上下两栏的版式，而插图分散置于正文中，上图下文或上文下图的形式，不同于《英雄谱》的整版全幅置于书前。例如，双峰堂刊本《新刻芸窗汇爽万锦情林》正文分上下两栏。上栏半叶十四行，行十二字；下栏半叶十三行，行二十字。上、下栏文字在内容上并无关系。全书有图像71幅，散插于各卷下栏，图像刻绘的内容对应的是同样位于下栏的文字。如此构成上文下图的版式，这在建阳刊本中是极其独特的。

而萃庆堂余泗泉刊本《新刻增补全相燕居笔记》同样分上、下两栏。上栏为文言小说，下栏为诗文杂类（但卷五至卷八下栏，收录了包括《玩江楼记》《芙蓉屏记》等在内的31 篇小说）。全书图像共57 幅，散插于各卷上栏。

《新刻芸窗汇爽万锦情林》《新刻增补全相燕居笔记》的插图形式其实也近似上图下文版式与整版全幅插图形式的融合。

四、版式的传统渊源与书坊的交流融合

很显然，建阳刊小说以上图下文版式（包括上图下文版式的变体）为多，特别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大量刊行上图下文版式的小说，且往往以“全像”相标榜。建阳刊小说插图形式有其久远的刻书传统和深厚的艺术积淀，并因明确的读者定位而形成地域特色鲜明的插图和版式风格。

建阳刊刻小说为何主要采用上图下文的版式呢？

从建阳刻书的历史可见，这是因为建阳书坊长期形成的普及性、大众化的经营策略和读者定位。

宋代雕版印刷中插图本就已普遍存在。但跟四川、江浙等地插图本相比，建阳刻本具有明显的版式特征，即其插图版式以上图下文为主。

宋代以来兴盛的福建刻书以经史类图书为主，这是与宋代以来学校的普及、闽学的兴盛密切相关的。建阳书坊刊刻的经史典籍有的冠以“纂图互注”之名。所谓“纂图互注”，往往是为经史典籍加上图谱、重言、重意、互注，有的还有圈点句读，主要是为了便于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士子们课读。例如，《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毛诗》“陈氏原藏本上有宋人朱笔点句，讳字有朱笔规识，盖正是宋时书塾中课读的遗迹”[3]。这些书版行以后销售很快，供不应求，往往不久又重刻，或者为其他书坊竞相翻刻。这些书籍的“纂图”，往往是上图下文的版式，如宋绍熙年间（1190—1194 年）刻本《纂图互注礼记》二十卷，卷首“礼记举要图”九页14 幅，多为上图下文。经典“纂图”中的“图”是重心，图所占比例往往比较大，文字配合起说明作用。“纂图互注”，显然是经典普及的方式，这种方式对于举子课读、乃至初学者或者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学习经典大有裨益。

正是在普及经典著作的传统影响下，宋元时代的建阳书坊刊刻了大量叙事类图书。例如，传说为北宋嘉祐八年（1063 年）建安余氏刻本《新刊古列女传》，元大德十年（1306 年）刻印的《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等。这些图书最早都属于通俗历史读物，正是在通俗历史读物传播的基础上，产生了讲史平话小说的刊刻与传播，更好地普及历史知识，并由此开启了明代小说的大繁荣。

而从小说传播的历史来说，普及性、通俗化、大众化是小说的编撰乃至抄写、刊刻与生俱来的本质特征，如唐代变文，在敦煌遗书中发现的约一百九十种之中，就有不少是带有“变图”的插图本，如《王陵变》《昭君变》《破魔变文》《十王经降魔变文》等。这种插图本，有一段文字配一幅图画的，也有正面是图画而背面抄写唱词的，如伯4254 卷《降魔变文》正面为图6 幅，背面抄录与画图内容相应的唱词6 段，是转变配有画图的证明。这种文图相配形式，是后世小说 “全相”“绘图”本的滥觞。插图本的文字，常常比单纯的文字本简略得多，而由于插图的作用，同样能使听众领会明白。[4]

从变文插图，我们自然可以联想到建阳刊的小说，与变文性质有点相似，面对的是文化水平不是很高的受众，他们读文的能力不如读图的能力，图画能够帮助他们理解文意，同时，图画代替和补充了一部分文字的表达，这是建阳刊刻的小说减少文字而增加插图的重要原因——适应普通民众的阅读。要说建阳刊刻的小说受到变文“变图”的影响也说得上，但更为本质的是因为变文书写者和书坊主共同面对的是相似的接受群——文化水平不高、识字不多的普通民众，对接受群的接受能力与接受兴趣的关注，使他们选择了相同的插图形式。

其实，上图下文版式并不是建阳书坊的独创，也不专属于建阳书坊，但是，我们注意到，其他地区使用此形式的也都是通俗类读物，面对的同样是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群。例如，现存较早的连续插图本，南宋嘉定三年（1210 年）临安府书铺印造的《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上图下文，共有图54 幅，属于通俗的宗教宣传图书。又如，戏曲，现存最早的《西厢记》全本是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 年）北京金台岳家书籍铺刊印的《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上图下文，共有273 面图。郑振铎先生谓其“继承了建安版的上图下文的版型，而运以北派的刀法，‘二美俱，两难并’，的确是一部长篇大幅的名作”[5]。再如万历二十四年（1596 年）宝善堂刊本《闺范》，是仿照《列女传》的形式编选的贤德女子故事，属于女性教育图书，上图下文，适合于文化水平未必很高的女子阅读。

因此从上图下文的版式，我们可以意会到建阳书坊刻书明确的读者定位——其定位的读者群是普通下层民众。

面对这样的读者群，建阳书坊主的认识是清醒的。比如，嘉靖二十七年建阳叶逢春刊《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的元峰子《三国志传加像序》，明确说明插图的用意。文化不高的读者群需要大量的图，需要上图下文的形式。上图下文的版式广受读者欢迎，书坊以此作为重要的市场竞争手段。在叶逢春本“三国”以增加插图相标榜之后，有实力的建阳书坊名家，如刘氏爱日堂、郑氏宗文堂、熊氏种德堂、黄氏仁和堂等纷纷刊刻“全像三国”。书坊不仅以“全像”相标榜，而且以全像之是否精美为竞争。万历年间建阳书林双峰堂余象斗刊的《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都以全像之精美相标榜。

但事实上，上图下文版式插图数量如此大，若求图像之精美，聘请名家写手，其绘刻成本将会是江南本的数倍甚至上百倍，如此高的成本势必大大提高书价。书坊主对于读者群的消费能力的认识也是很清楚的，这些文化不高的人们基本上是经济能力也较差的人群，但这个消费群比之经济能力好的人群远为巨大。面对这样的一个消费群，既需要大量的图像，又不能提高书价，因此只能采用压低成本的大众化运作模式，以求薄利多销。但是很显然，建阳书坊刊刻小说在竞争市场、拓宽销路的同时也普及了文化，促进了小说的传播，从而推进了小说艺术的发展。

而建阳书坊刊刻的小说中非上图下文版式的小说，一方面，源于建阳书坊久远的刻书历史，建阳刻书中本就拥有丰富多样的版式；另一方面，表现了建阳书坊与江南书坊之间密切的交流互动，毕竟，建阳书坊刊刻小说以上图下文版式为多。万历之后逐渐多见的非上图下文小说版式，则体现了建阳书坊与江南书坊合流的趋势。此合流体现在多个方面：

一是建阳书坊刻书地点的迁移，如建阳叶氏、余氏、熊氏等刻书世家都于金陵设立分肆。

二是刻工的合流，建阳的优秀刻工如刘素明既为建阳书坊刻书，又为江南书坊刻书；建阳书坊也聘请江南刻工，如余君召刊本《英烈传》刻工署“上元王少淮”；建阳书坊还聘请建阳与江南的刻绘名家联手合作，如萧氏师俭堂刊戏曲《幽闺记》即为刘素明与版画高手蔡元勋、刘松年的合作。刘素明还与江南很多刻绘名手合作为江南书坊刻书。

合流最为直观地表现在刻本的版面形态上。余象斗刊刻《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熊清波诚德堂刊刻《新刻京本补遗通俗演义三国全传》，藜光堂刘荣吾刊刻《精镌按鉴全像鼎峙三国志传》，忠正堂熊佛贵刻《新锲音释评林演义合相三国志史传》等，都同时具备上图下文（包括上评中图下文）版式与卷前半叶全幅插图方式，可见小说版式地域特征的融合。明代后期建阳书坊不少刊本，如人瑞堂刊《隋炀帝艳史》、熊飞馆刊《英雄谱》，以及大量的戏曲刊本，都是江南刊本所常见的整版全幅的插图版式，且雕刻相当精美，故而学界多认为这些刊本未必刻于建阳本地，但书坊显然毫无疑问是建阳书坊。

特别要说到小说刻本中的“月光版”。余季岳刊《按鉴演义帝王御世盘古至唐虞传》是上图下文版式，但上栏图像样式比较特别，是在方框当中采用月光版的形式。周心慧《中国古小说版画史略》称“其形如镜取影，画面虽小，却颇隽秀典雅”。月光版插图形式多见于苏州刻书，清初李渔刻书颇喜采用。但何地最早使用月光版则还需考证。近年拍卖公开的《古本演义三国志》颇值得关注，此本刻工与《二刻英雄谱》相同，都由建阳刻工刘玉明镌图，现存58 叶共116 幅插图，每幅图上方约五分之二版面为论赞，论赞行间夹注形式与《二刻英雄谱》相似，亦夹有朱色圈点及零星批注，图像采用月光式，构图精巧，雕刻细致精美。虽然无法完全确定此本出于建阳书坊，但刻工无疑是建阳刻工，且与《二刻英雄谱》刻工相同，足以代表建阳书坊与江南书坊刻书风格的合流。

而建阳书坊标志性的插图形式当然也影响了江南刊本，江南刊本中也有不少上图下文的版式。不少建阳书版流转至江南，江南书坊以此翻刻，并大量新雕上图下文版式的小说，因而上图下文版式在入清以后仍然流行。

建阳书坊与江南书坊的合流推动了明清刻书业的发展，推动了小说艺术的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建阳书坊在刻书业中的重要地位逐渐被淡化，建阳书坊逐渐衰微，但其刻书创意和经营经验融进了全国书籍出版业的长远发展之中。【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历代小说刊印文献汇考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5ZDB070）阶段性成果。】

【注释】

[1]马幼垣．水浒论衡[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20．

[2]郑振铎．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23．

[3]李致忠．宋版书叙录[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4：84．

[4]参看薛冰．插图本（中国版本文化丛书）[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11．

[5]郑振铎．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