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十岁那年，自己决定中年“变法”，人生突围。在这个年纪，徐志摩已仙逝十六年，沈从文已搁笔三年，再过五年，鲁迅也魂归天国；而我，却像一个毛头小子，摩拳擦掌，跃马提枪，决意从新闻战线闯入文学方阵。
这不是心血来潮，早在幼时，因为身处的穷乡僻壤建县迟，家周围没有小学，我就读了三年半的私塾，打下了良好的语文根底。初中二年级，因为家贫，休了一年学，也就在绝望中，我扑向了文学。
县图书馆的书，每次只能借一本，我速战速决，拿到手就看，见到美文佳句就抄，隔天，最多是隔两天缴回再借。内容，起于诗，从郭沫若跳到普希金，转而拜伦、歌德、雪莱、惠特曼、泰戈尔，再回到屈原、李白、苏东坡；渐渐转到小说，从高尔基、果戈理、屠格涅夫读起，一直读到马克·吐温、狄更斯、儒勒·凡尔纳等。巴金、茅盾的小说也看，但提不起劲，我那时特别喜欢看外国小说，觉得异域风物、人事有一种勾魂摄魄的魅力，说不出的向往。现在想来，这是人性，人大都是好高骛远，喜新厌旧。
最憋屈的记忆：家里人口多，房间少，想找个安静的角落读书，也不可得。我看中了人家堆在西河沿的芦苇垛，是那种芟光苇叶的苇秆，用草绳捆好，码得高高低低，形如起伏的峰峦。我给它们动了个小“手术”，选择中间最凹的地方，从底部抽走若干捆，搁到一侧的顶端，使凹处更凹，高处更高，构成一个隐蔽的“峡谷”——正好拿它作了天然的书斋。苇垛的主人听之任之，他一定在暗中注视过我，觉得只是挪动了几捆苇秆的位置，于他并无任何损失。我则像农民下地、工人上班，每天背了书包，按时到那儿自修。一日，正在其间耽读惠特曼的《草叶集》，大概这书名讨厌，犯了苇秆的忌，触动它们“落叶饶秋恨，鸣蛩减夜眠”的离愁，突然，“哗啦”一响，那被我垒得高高的苇捆挨次砸下，我躲避不及，险乎被砸晕。
最浪漫的记忆：冬日，月色如银的晚上，我挟了一本唐诗集，徘徊在收获后的棉田，边背诵，边“孤芳自赏”。有意放开喉咙，潜意识里，仿佛是要背给清风听，背给明月听，背给深藏在清风明月里的李白、杜甫、白居易们听。当然，我嘴上不会承认，但对语言的魔力又笃信无疑，否则，你想，那些信徒们诚惶诚恐的祷告又说给谁听呢。有时遇到忘句，卡了壳，赶忙从衣兜掏出一面小圆镜，对着月亮，把光线反射到书本上。记得有一次翻开书页，月光聚焦之处，正好是李商隐的“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964年高考，我第一志愿报的是北大中文系，考试很轻松，自己觉得小菜一碟，谁知收到通知书，却是第二志愿东语系被录取。第二志愿填东语，也是因为系主任是季羡林，我读过他的散文，想的是东方语言文学。到头来，我被分配在日语科，语言是有的，文学却遥远而渺茫。
我不甘心，想转学。大一寒假，别人都回家了，我留在学校，躲在无人的教室，狂写诗。凑了一本，径直去敲中文系林庚教授的门。
林教授边翻我的诗，边问：“你是卞之琳先生的什么人？”
我搓搓手：“是同族，不同支。”
他说：“你文气很盛，有望在诗歌上发展，但不一定要进中文系，穆旦、冯至都是外文系出身。多一种外语，多一种参照。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我知道转学无戏。对谁都没说，就当时语境，说出去肯定挨班上的批判（“文革”时某班干的日记被抄，在我的名下，就注明：想当诗人）。
若干年后，同季羡林先生交往，他看了我的文章，说：“你第一志愿报的是中文系吧。”
“是。”我点头。
季老说：“根据多年教学经验，大抵外语学得好的，最终都与中文基础有关。所以你们那批，我们搞了个改革，凡第一志愿报考中文系的，都由外语系先挑。”
季老助手李玉洁在一旁说：“您这主意，害了毓方。”
“没有呀，”季老笑笑，“你看，他现在成就，不比中文系的差。”
我一直想知道我的高考成绩，但是保密，当年保密，现在也保密。季老说：“不用问了，你中文、外文肯定都不差。”
大学毕业后分到湖南，七转八转，进了省委理论刊物《新湘评论》，算是转回了中文。
1978年恢复高考，不少同学报考研究生，我按兵未动，因为大学恩师卞立强先生，已为我推荐了两个单位：《人民日报》国际部和隶属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鲁迅研究室。他们也先后发了商调函，鲁迅研究室的主任李何林先生还向我写来热情洋溢的信。
但是，《新湘评论》不放人，最后跟我说，根据我的年龄，还可以考一次研究生，考上就走，考不上就安心在这儿干下去。无奈，再一次走上考场。这次成绩是公布了的，我的中文、外文都名列前茅。学的是国际新闻，一边深造日语，一边深耕写作。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散文大家，有刘白羽、杨朔、秦牧。刘白羽出身军旅，擅写革命题材，散文《长江三日》《日出》，是当年的必读精品；杨朔毕业于英文学校，晚年从事外事活动，写过许多国际题材的散文，勾起我对广阔而陌生的外部世界的向往；秦牧立足于广州，背靠《羊城晚报》，其作品知识丰富，言近旨远，情文并茂。他们三位的大作，是我彼时的文艺教科书。
我曾与秦牧通信，并寄上一篇习作，请求指导。秦先生回信，鼓励之外，亦指出我结构简单，全文只有六段，中间未充分展开，就匆匆收尾。我就对照《艺海拾贝》中的一篇文章（具体篇名，忘了，全文共十五小段），仔细分析如何起承转合，也依样画葫芦地写了一篇十五段的散文，题为《钥匙与友谊》，收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啊！少年中国》一书。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研究生论文取材于国际随笔，关于艺术手法，提出随笔也可以展开想象，其中包括合理的虚构。答辩时，有导师不同意。我拿出秦牧的一封信，他说到范仲淹没有去过岳阳，仅根据滕子京提供的资料，就写出了令人如同身临其境的千古名作。这才一锤定音，论文得以顺利通过。
研究生毕业后进入新闻单位。其时，杨朔早逝，刘白羽、秦牧的影响也日渐式微。当时正值改革开放，报告文学异军突起，一枝独秀。散文，沿袭的还是老路子，没有大变化。我嘛，则始终在新闻、日文与文学中纠结。我酷爱文学，尽管没有出色成就，但总觉得那是能放妥心灵之处，但我的岗位，并不容许我向这方面过度发展。
那是我人生的一个混沌期。
新闻有新闻的局限，从事越久，越明白。中日关系有历史的鸿沟与现实的障碍，个人也无大作为。文学么，作为爱好是有益的，想要取得成功，概率太小。
五心不定，辗转彷徨。
直到余光中出现。缘起于1994年10月，在济南，偶遇余光中的散文集《听听那冷雨》。尔后，与余先生通信，先生告诉我，那是盗版书，并为我寄来一册正版著作。但我还是要感谢那册盗版，这就是因缘，它以“明媒”而非“正娶”的方式，为我打开了一扇亮窗，让我知道散文原来可以这么写。
几年后，在《隔岸听箫》一文中，我回顾：
我曾经琢磨过，认真琢磨过，余光中散文集中最好的篇什，属于那种“望乡”的吟啸。栩栩然蝴蝶，蘧蘧然庄周。浩歌“逍遥游”是因为身陷蕞尔小岛，而后又被“文化充军”去邈渺的异域。……于是，在一种击鼓吹箫、三啸大招的激愤下，他独立苍茫，一任纽约高处的风，把自己塑成“一块飞不起的望乡石，石颜朝西，上面镌刻的，不是拉丁的格言，不是希伯莱的经典，而是一种东方的象形文字，隐隐约约要诉说一些伟大的美的什么”；或一任时间那无情物在他的胸腔燃烧，“为了痛苦地欢欣地热烈而又冷寂地迎接且抗拒时间的巨火，火焰向上，挟我的长发挟我如翼的长发而飞腾。敢在时间里自焚，必在永恒里结晶”。
就这样，我受余光中的激发，决意改换赛道，余生以散文为志。
毕竟年岁已晚，为了确保成功，我郑重其事，拟出“五年计划”，简而言之：力争五年出线；如果达不到目标，就死了这条心，不再浪费日益短促的余生。
虽然是受余光中启发，但就文风而言，我清楚，绝不能一味模仿，而是要另辟蹊径。余先生之高妙在于语言的弹性、密度与质地。他的名言“把中国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折来且叠去”，甚合我心。说到题材，却略显局限，而我之所图，则在“破体”与“风格”。
所谓“破体”，即将小说的情节布局、影视的画面感、政论的锋芒灌注于散文；所谓“风格”，即熔记者之敏锐、学者之识见、诗人之热情于一炉。
我曾在一篇短文中直抒胸臆：“文化者，先‘文’后‘化’，亦‘文’亦‘化’，全身心与文俱化；一笔在手，犹如乾坤圈在握，唯觉文能补气，文能丰神，文能御侮，文能敌贼，而不忧其他。”
就在这时，冒出了一支插曲。同事刘先生告诉我：“余秋雨写了一本《文化苦旅》，很火。你也能写，为什么不动笔？”
余秋雨，这是我熟悉的名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去新疆某国防基地采访，同行者张云义对我说：“上海有个余秋雨，文章写得也很好，钱学森钱老曾想调他做秘书，派我去联络。”
从那时起，我就关注余秋雨，知道他一帆风顺，青云直上，年纪轻轻就做到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忽然又辞职，不干了。这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甭管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必然有淡淡的神伤，淡淡的，若有若无，欲说还休，既不椎心蚀骨、失魂落魄，又不如逢大赦、喜上眉梢——这是最适宜孕育佳作的温床。
我请刘先生把余秋雨的新作拿来，略翻了翻，问：“你认为哪一篇最好？”刘先生说：“《苏东坡突围》。”我一目十行地浏览了一遍，说：“写苏东坡，其实是写他自己，他渴望突围。”至于他突的是什么“围”，不得而知。
不久后，又出现了一支插曲。京城一个文艺座谈会，发言者纷纷批评余秋雨，我就奇怪，这又不是批判余秋雨的会，为什么个个大义凛然、疾言厉色？我忍不住，实在忍不住，就站起来“放了一炮”：“余秋雨肯定有他的不足，但我们不必改变座谈会的主题，揪住一个上海作者不放。”接下去，我说出了一句得罪人的千古蠢话：“批判余秋雨的最好方式，就是你写得比他好。”
“报应”很快就来了。自与刘先生做过交流，我反复考虑，写了一篇《文天祥千秋祭》，洋洋万言，自谓可以与余秋雨的《苏东坡突围》媲美。文章写罢，信心十足。一日，携稿去某名刊，与主编见过几面，属于我眼里有他，他未必记得我之类，我把稿子交过去，此公只看了一眼标题，就说：“文天祥有什么好写的？”
我说：“您先看一看。”
他直截了当回绝：“这种稿子，我们不发。”
我虽置身于文坛之外，文章好坏，还是有数的。归家，略作精炼，又寄给市内另一家刊物，依然是泥牛入海，音信全无。
把稿子拿给袁鹰老师看，他笑了笑：“稿子不错，人家不用，自有人家的道理，我建议你改成一篇短文，先发《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我照做了，取文章的第一节，一千来字，管副刊的石英老师认为写得很有气势，文章很快见报。
我就动开了脑筋，有了文章，还得有平台。大杂志，尤其是名刊，资源有限。当时报业发达，副刊众多，需稿量大，不妨改变策略，写一阵短文，专攻报纸副刊，不求闻达，只求露个脸，混个眼熟。
此法果然见效。不久，便有一批短文陆续登上京城各报版面。
那时的我，心情急迫，如渴骥奔泉；思维亦活，只觉天上一朵云、空中一粒尘、地上一棵草，信手拈来，皆可成文。《多维时空》《烟云过眼》《白云苍狗》《紫陌红尘》……昔人言“倚马可待”，我算是“倚机可待”——彼时我已使用电脑高速写作，工具确实非常重要。
问题旋即凸显：同一家报纸用稿，间隔往往数月，甚或半年、一年。我写得快，写得多，出路只剩一条——放开视野，从中央到地方，从省市到区县，全面撒网。背后有人讥笑：“连三亚、漠河那样的小报，他也不放过。”
此言不虚。
二
一年半后，我从数百篇短稿中遴选七十七篇，结集为《岁月游虹》，书名四字为自创，跑北大请季羡林先生作序。季老当时在散文界声望正隆，欣然应允，题序为《散文的光谱》：既赞我“笔下常常有一种奇幻的光，与之相辅，艺术性强，文采葳蕤，颇具气韵、底蕴”；又将我归入“广义散文”——言下之意，虽非正宗，亦算一格。书稿交中国作家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
新书到手，并无想象中的喜悦，反倒满腹惆怅：发行量极小，几乎进不了市场，意义何在？文章多为急就，粗糙浮滑，价值又何在？
我并非不能写好。如《价值五百块钱的一本书》，记述初读余光中《听听那冷雨》时的震撼。那是一场重塑性的遭遇，余氏之作，于我有醍醐灌顶之效：散文不是小摆件，而是文体的主轴；文章不是“如土欲何之”，而是大有作为，这才催生出《文天祥千秋祭》。若沿此深耕，或可逐渐形成独立面貌。可惜，我未能把握住自己，仅因一时受阻，便知难而退，放弃了堂堂大道。
又如《北大三老》，聚焦张中行、金克木、季羡林三位名家。素材难得，本可铺陈大场面、大境界，然而我未采访张老，与金老仅一面之缘，与季老虽见过三面，却皆事后消化成文，毫无积淀，谈何深挖？如此马虎行事，焉能成就重量级之作？于是停笔，进入灭此朝食、一战功成的构思。
首先想到：必须借助于大平台。问别人：国内哪几家刊物最著名？人告诉：上海《收获》，北京《十月》。
《收获》，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就是在上面连载的，我再去，就落得个跟风之名。说来也巧，《十月》离我家不远，经常路过。于是，我就铆定了《十月》。
一日登门拜访，接待我的是年轻编辑顾建平，他是北大中文系的文学硕士，也是江苏籍，我们有点“老乡见老乡”的亲近。
寒暄片刻，我直奔主题，对他说，想在《十月》开个散文专栏。小顾编辑微笑，盯住我的眼，半晌，才缓缓说道：“卞老师，您搞错了。我们是大杂志，从来没有给别人开过专栏，您在我们这里发一篇，都不容易。”
我就等着他这句话，适时接住：“你说的对，你们是大杂志，从来没有给别人开过专栏，我在你们这里，发一篇都不容易。所以，我今天才来找你（言下之意，不言而喻）。如果给我开一个专栏，在我，当然会大获成功；在你，与杂志本身，也相应会获得成功。”
他有他的底气。我也有我的底气。
这就像商场谈判——顺便提一句，我几年前的确下过海，干过董事长、党委书记，于谈判并不陌生——接下来，自然是瞧实力。我摆了我的理由，一、二、三、四……总之，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看货”，也就是看文章。
这是事关命运的攻坚之战，我能用什么风格、什么思路，来敲开《十月》的大门？
机遇来了——机遇之神真诡谲，你整天盼，整天祷告，她也不露面，而一旦你铁下心来，决意做某种事，只要决心足够大，意志足够坚定，她就会悄没声息地不请自来。
话说那年春天，我去深圳采访，顺便去深圳大学，见了低我一级的北大校友郁龙余。他祖籍上海，印地语专业，时任外语学院院长。交谈中，他提醒我，次年值北大百年华诞，建议我以及其他老同学，共同动手写北大回忆，结集出版，作为对母校的献礼，他连书名都拟好了——《煌煌上庠》。
我心里一动：这是一个大题目，也是一块金砖，足可拿它来敲开《十月》的大门。
回京后，我把郁龙余的想法跟熟识的老同学说了。然后，迅速动手收集资料，途径有二：一是去书店买，二是去图书馆借。两三个月之内，大概看了四五百万字的书，感觉写个几十集的电视剧剧本，都一点不成问题。可郁校友交代了，这是一本合集，文章不宜太长；给《十月》供稿，说好了是散文，也得控制字数。于是，选定蔡元培执掌北大一幕，字数卡在七八千。
那年夏天，京城燥热，我在一架缝纫机的案板上，用左右两手的中指，在康柏笔记本电脑上敲出了《煌煌上庠》。
转而，问打过招呼的同学，谁也没有动笔，郁龙余本人也没有动笔。结果，这作为纪念北大百年点睛之笔的《煌煌上庠》，就为我独享。有若神助！
神助也是自助。若论因缘，此前，在郁校友女儿处女作《花季雨季》的出版上，我是最早伸出援手的。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此理不虚。
写作过程中，又有一点意外之喜。文章写到结尾，反复回看，总觉得差一口气，就像烧水，烧到了九十九摄氏度，还差一点，水未开。
节骨眼上，家里来了一位客人，《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邵盈午。他没有傲人的学历，学问却很高。文怀沙先生看中了他，将其招来北京做临时助手。我俩是苏北老乡，谈话也颇投机，我向他讲了在《十月》开专栏的设想，也讲了正在撰写的《煌煌上庠》，思路是说清楚了的，原稿并未给他看。第二天，或第三天，邵先生又登门，他从兜里拿出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两句话，说他刚刚想出来的，也许能为我文章所用。
邵先生走后，我把那两句插入文章结尾，天哪，简直像量身定做，恰恰好，把文章一下就撑起来了——回到前面的话，把水烧开了！如今，写作本文时，我仔细回读那篇文章的结尾部分，实在看不出哪两句是邵先生贡献的，它已与我文章水乳交融，浑然一体。
郁先生、邵先生在关键时刻及时出手，宁非天意？！
“庠”，古代指学校；“煌煌上庠”，指的是北京大学这所最高学府。学府的灵魂是校长，北大百年，涌现过许多著名校长，如严复、蔡元培、蒋梦麟、胡适、马寅初、丁石孙、周培源，等等。我独选蔡元培，是因为他有戏。
蔡元培有什么戏？一句话，在于他的八字治校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进北大，首先把目光投向正在上海编辑《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陈独秀在中国思想革命史上的地位，大家都知道，不用细说。云从龙，风从虎，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遇合，常常给人适逢其时的美感。蔡元培这里正要找陈独秀，陈独秀那边恰好也因事来到北京，住在前门外一家旅馆。蔡元培得到消息，就效仿刘备三顾茅庐，再三再四地前往拜访，礼聘他出任北大文科学长。
那时电话没有普及，不能预先通知，为了确保“抓住”对象，蔡元培每次总是很早就从家里动身。有一回，蔡元培到了旅馆，独秀先生犹自作“卧龙”，酣睡未起。茶房欲上前叫醒，蔡元培不让，兀自掇了一张小凳子，坐在房门外苦等。
陈独秀显然被感动，但仍心存犹豫：“我来北京，《新青年》怎么办？”蔡元培一语定乾坤：“那就把杂志也带到学校。”陈独秀一入北大，旋即推荐胡适加盟。
胡适其时只有二十七岁，在美国留学，提倡“文学革命”——那只是在朋友圈里小打小闹。陈独秀建议把他招揽进北大，还愿意把自己的文科学长职位让给他。蔡元培呢，自然不会放走老资格的陈独秀，对胡适也颇为欣赏，是年9月，他聘任胡适为北大文科教授。在胡适之后，蔡元培又延揽了李大钊。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是全国第一个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他一入北大，就以北大图书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为阵地，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如饥似渴的热血青年。章士钊先生评述：“守常（李大钊的字）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自后凡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无不唯守常之马首是瞻。”
李大钊之后，蔡元培又聘任了鲁迅。
鲁迅是蔡元培的老部下，他当初进入教育部，就是蔡起用的。蔡元培当上北大校长，理所当然会想到鲁迅，并把他招至麾下。
彼时，《新青年》已在京城亮出耀眼夺目的光环，胡适声名因之而一炮打响，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也因之而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地位，鲁迅按捺不住了，他也要凭借《新青年》调整自己的生命状态。这种调整，说到底就是从沉潜走向显扬，从平静走向燃烧。1918年1月，鲁迅和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联手，加入了《新青年》的编委阵营。同年5月，他那篇讨伐封建“吃人礼教”的战斗檄文《狂人日记》，就在《新青年》呼啸问世。
以上四人之外，蔡元培还罗致了梁漱溟。
梁漱溟当时只有二十四岁，中学毕业，在司法部担任秘书。蔡元培主掌北大不久，读了梁发表在《东方杂志》的《究疑决元论》，此文是以近世西洋学说阐扬印度佛家理论的，蔡觉得不失为一家之言，便请梁来校开讲印度哲学。梁自谦学浅，不敢应承，蔡元培反问：“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呢？”梁说不知道。蔡元培就说：“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的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话说到这份上，梁漱溟还有什么好推脱的呢？他又岂能不为蔡元培的胸襟气度所折服？聘请的全过程，如今听起来，就像是一则童话，而且是一则遥远的无法复制的童话。
蔡元培还帮助了毛泽东。
1918年8月，毛泽东、肖瑜、李维汉、罗章龙等一行二十四人由湖南来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过了一阵，毛泽东决定暂时不走了，就留在北京，并且想在北大找点事干。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后征得蔡元培同意，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毛泽东就这样进了北大图书馆。
正是北大，正是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这一批世纪级人物的风采，开阔了青年毛泽东的视野，勃发了他“指点江山”的豪情，强化了他“到中流击水”的意志。
除了上述人物，蔡元培的麾下还聚集了顾孟余、朱希祖、沈士远、沈兼士、刘文典、马裕藻、陈大齐、马寅初、徐宝璜、周作人、周鲠生、陈启修、吴虞、陶孟和、李四光、颜任光、朱家骅、李书华等一大批新锐英杰。
如果你认为，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仅仅局限于新派人物，那就错了。蔡元培对一些确有学问的旧派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黄节、崔适、陈汉章、马叙伦等，也都诚意延揽，给他们提供发抒的讲台。这一点常常为人诟病，认为不可理喻。其实，这正是蔡元培的无与伦比之处。即以辜鸿铭而言，他诚然有着复辟倒退的一面，但在英国文学方面的造诣，举世鲜有人及，所以蔡元培请他任英国文学系主任，也是用其所长。站远了看，辜鸿铭的人格精神也自有其可圈可点的地方。深谙西方文化并洞察西方文明弊端的辜鸿铭的卓荦之处就在于：当西方对中国大肆进行文明歧视和文化侵略时，他敢于说：“不！”当民族虚无主义者们把“全盘西化”的口号叫得沸反盈天时，他敢于说：“不！”当国人普遍忽略中西文化的双向交流与沟通，而无视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隔膜时，他敢于说：“不！”辜鸿铭的这一个侧面当时并不为世人理解，蔡元培能对他高看一眼，确属难能可贵。
人们很快看到，蔡元培是如何把一个旧营垒下的北京大学，转变为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为“五四”运动的兴起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水到渠成地输送大批思想、人力资源的。你也许会抗辩：即将发生的这一切，并不完全出于蔡元培的本意！——是的，蔡元培本人受他世界观的局限，并没有完全预见到未来的走向，但这又怎样？在某种意义上，岂不是恰恰印证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无限威力？
所以我认为，蔡元培绝不仅仅是一位“大学校长”，而是一个以人格、胸襟与时代感，重新定义了现代大学的巨匠。
蔡元培最强大的地方，不只是理念先进，更在于有容人的胸襟，有识人的眼光，有承担时代的胆魄，有“为天地立心”的精神气象。所以北大才形成一种“雷霆万钧而又自由舒展”的气韵。
如果再浓缩成一句话，这篇文章中的蔡元培，可以概括为：他不是在“管理”北大，而是在“点燃”北大。或者再进一步：他最大的功绩，不是建设了一所大学，而是释放了一代中国人的精神能量。
这是全文真正的“文眼”。
写作过程中，我几度停下笔，为蔡元培的人格感动，而独自击节赞赏。说了这么多，现在请看文章开头的一小段：“蔡元培诞生于一八六八年一月十一日，按农历，属兔，到他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满打满算正好五十岁，站在五十岁的高度上倚风长啸，苍茫四顾，自他的双眸中射出的，是一股凛凛的心灵之光，它犀利似剑，泠然有声，凝聚了无穷的历史感悟。先觉者总是超前的，超前者总是孤独的，孤独者总是忧郁的，在忧郁中抉择，在期待中觅路前行，这是古往今来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
天命之年的我，撰写蔡元培五十岁出掌北京大学一幕，作为对母校北大百年华诞的献礼，自然感慨系之，别有衷肠。
每个时代的潮涌之中，都是以几个大名作为旗帜而飘扬在浪尖的。
文章交《十月》编辑部，得到认可，刊登在1998年第一期。开专栏的事，也就定下来了，内容圈定二十世纪的文化大家。专栏名，我取《长歌当啸》，鲁迅有“长歌当哭”句，时代不同了，我改一字，易“哭”为“啸”。
从谁写起，这里有大学问。有人建议写巴金，或老舍。我承认，这两位都是响当当的前辈大师，但不能打头炮。头炮决定高度，也决定影响力。
“您想写谁？”顾编辑问。
我答：“二十世纪的中国，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是毛泽东的世纪。毛泽东首先是位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其次也是位文学家。他是文坛上的一个超级符号，他改变了一代文艺的模式和走向。因此，写二十世纪的文化大家，必须从毛泽东写起。”
事情就这样不定而定。
三
我开始阅读毛泽东的著作、传记，具体如何写，心里并没有底。恰好在那最初的日子里，我去了两次小浪底，并且在那儿见到了关于黄河源头的摄影。我承认，我是被它强烈吸引，并从中得到了灵感，思想的激流一下子变得如同雪山之麓、沼泽丛中的泠泉，清澈而纯粹，活泼而无碍。正是立在那些照片前，我想到了韶山。韶山是毛泽东生命的源头，也是他晚年获取某种精神力量的息壤，正如同英雄安泰贴近大地母亲一样。韶山，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是他生命的归结。他的遗体虽然保存在北京，灵魂，我确信，应是萦漫在故乡的山山水水间。于是，我欣然决定，就让我的这一篇散文，轻轻松松地从韶峰开篇。
之前，我已五次瞻仰韶峰，如今，又作第六次之行。
我先到长沙，找了毛泽东文学院的负责人谭谈。我认识他是在1975年底，那时，我作为湖南省政府“工业学大庆工作队”的成员，去娄底市洪山殿煤矿“指导工作”，谭谈是《涟邵矿工报》的记者。后来，我进了《新湘评论》，他去了《工人日报》驻湖南记者站、《湖南日报》；我回北京，他成了专业作家。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芙蓉》的朱树诚到北京找我，说到要争取为谭谈的中篇小说《山道弯弯》评奖，后来果然评上了。很快，谭谈就晋升为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湖南省文联主席。
我为他高兴，那是他创作的高峰期，佳作迭出，实至名归。
对我的选题，老谭大力支持，并派他属下的干将、散文家梁瑞郴陪同我，驱车直奔韶山。参观完毕，回程，又看了刘少奇的故居花明楼。
回京，调动全身的创作细胞，几乎是夜以继日，手不停挥，一气呵成，写出万字长文《韶峰郁郁 湘水汤汤》。个人感觉，文章最核心的写法，是以“个人神经”感应“大时代磁场”，用诗性语言、历史细节与情绪洪流，把“一个时代如何熔铸伟人、崇拜伟人、追思伟人”完整烘托出来。它呈现的，不是史论，而是“时代情绪考古学”。这是它与后来许多写“大人物”的大散文之间本质的区别。
对于这篇《韶峰郁郁 湘水汤汤》，编辑部一致予以认可。但读者可以想象，这样一篇写伟人的散文，绝不是哪位编辑、哪位主编签了字就能发表的，背后，必然有层层审读、慎重把关。具体过程，我就不再赘述了。总而言之，终于有权威人士拍板签发，这才得以登上京城大雅之堂。
感谢所有为拙作铺路、搭桥、开绿灯的同志和领导！
感谢《十月》杂志这个显赫的平台！
命运的指针在历史的这一刻，全都走到了一起。
四
毛泽东之后，写的是鲁迅，有一细节，文章中没说：我采访鲁迅公子海婴，得知他们和周作人一家互不往来。我为之扼腕，觉得前辈的恩怨不宜遗及后人，于是就居中说合，希望两家能走到一起。海婴被我说服，然而周作人的后人拒绝握手，此为平生大憾。
写作郭沫若时，碰到难题，当时社会上一片“倒郭”声，骂他是无耻的文人。我几乎读完郭沫若的全部著作，也走访了他的后人，倾听反对者的声音，最后写出了《沧桑诗魂》，还郭沫若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写钱锺书，碰到更大的难题，他的遗孀杨绛先生不同意。她说你最好不写，并断言，当代没人能写好钱锺书。我与杨先生在电话里长谈，一谈就是两小时，说到要登门拜访，老人立马拒绝，这风格倒是和钱锺书一样。
写这专栏，不能没有钱锺书。针对一些碍难处理而又不容回避的问题，我想到钱先生的大作《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借钱先生的笔调，来了篇《魔鬼再访钱锺书先生》，放低身段，把自己贬为魔鬼，这样，即使言语有唐突，也是魔鬼的话，算不得数了。写好寄杨先生过目，在电话里，她似有点哭笑不得，说：“没想到你会这么写。”
写陈独秀亦遇障碍，障碍来自他的直系后人，他们不相信我能写出，或不相信我能发表。结果当然是写出来了，也顺利发表了。形势毕竟比人强。
专栏写了两年多，自《韶峰郁郁 湘水汤汤》起，多数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播送，各地报刊也多有转载。
曾经被冷落的《文天祥千秋祭》也得到青睐，不仅被顺利发表、被多种选本采用，还上了中学教材。
我将其结集为《长歌当啸》，由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序言仍请季羡林先生玉成，电话里说好了，隔了一阵，我让女儿去北大给季先生送样稿，哪知，季先生已经把序言写好了。李玉洁老师说：先生为写这篇序言，操劳了一个月。我实在过意不去。
序言也发在《十月》，原文如下：
我对毓方散文的欣赏与理解，有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1996年我给他的散文集《岁月游虹》写序时，说句老实话，我还并没有读过很多他的文章，仅仅根据一点肤浅的印象，我就放言高论。现在自己读起来，都有点觉得脸上发烧。我感到有点，有点“那个”。“那个”者，“有说不出来的滋味”之谓也。我现在有了说不出来的滋味。为什么呢？说是“惭愧”，有点过了头。不过头的词儿又一时想不出，于是就随顺流俗“那个”之了。
这话不明不白，要说明白，必须从大处远处说起。
根据我个人的归纳，对于散文的创作，大体上有两种态度。一种认为，散文重点在一个“散”字上，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愿意怎样起头，就怎样起头；愿意怎样煞尾，就怎样煞尾，无拘无束，松松散散，信笔所之，潇洒自如，天马行空，所向无前。要引经据典，中外都有。外国最著名的例子，我想举法国的蒙田，蒙田的《随笔》享誉世界，垂数百年，至今不衰。他的随笔就属于松散一类，整篇不讲求结构，叙述也看不出什么层次，一点匠心也看不出来；在词藻修辞方面也看不出什么独特的风采。因此，我常常想，与其说蒙田是一个文学家，毋宁说他是一个思想家或哲学家，他的思想确有非常深刻之处，为他人所不可及者。在中国也能找出一些类似的例子。中国一些大散文家有时也写一些轻松的文章，信手拈来，涉笔成趣，比如苏东坡的《记承天寺夜游》之类。其他大家也间有这样的作品。
这一类的散文作品，这一类的散文作家，我无以名之，暂时名之为松散派。
与松散派相对立的一派主张，写散文同写别的文章体裁一样，也要经过充分构思，精心安排，对全篇结构布局，要仔细考虑，要有逻辑性，有层次；对遣词造句，也要认真推敲，不能苟且下笔。我自己是属于这一派的。我的意见俱见拙作《漫谈散文》中（《人民文学》，1998年第8期），这里不再重复。杜甫在《丹青引》中有两句诗：“诏谓将军拂绢素，意匠惨淡经营中。”这里指的是绘画，后来把意思扩大了，泛指所有匠心独运、认真考虑的情况。我在这里借用来指散文的创作，我杜撰了一个名词“经营派”。
汉语是中国语言的一种，在世界众语言中独具特色，特色颇多，我不能一一列举。我现在只举一种，这就是：汉文讲究炼字炼句。这特点最突出地表现在文学创作中，特别是诗词创作中，这一点我在《漫谈散文》中已有所涉及，现在再补充一点。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一般说来，“闹”字、“弄”字都属于炼字的范畴，然而王国维却把它们提高到境界的高度。大家都知道，境界论是王国维美学思想的支柱和基础，前无古人，而他竟把炼字与境界论结合起来，可见炼字在他心目中重要到什么程度了。
炼字炼句是中国写诗歌写散文时“惨淡经营”的一种方式，但是“惨淡经营”的范围还大得很，不限于这一种方式。在西方，写诗歌也决不是不讲究炼字炼句，但是由于语言的不同，不像汉文这样全力以赴。汉语的词类有时候不那么固定，这也是对炼字的一种方便之门。
能做到“惨淡经营”，散文是否就一定能写得好呢？并不见得。一般说起来，只能有两种结果：一成功，一失败。在成功的方面，情况也极为复杂。先举一个诗人的例子。杜甫有一句很有名的诗：“语不惊人死不休。”可见他作诗惨淡经营之艰苦，结果他成了中国的“诗圣”，大名垂宇宙了。谈到散文（广义的）创作，从六朝的骈体文开始，作者没有不是惨淡经营的。到了唐代，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柳宗元与韩愈并称，写文章也没有不是惨淡经营的。宋代的欧阳修、“三苏”，再加上王安石、曾巩，上面说到的八个人是有名的唐宋八大家，风格各异，皆有独到之处，共同的地方是都惨淡经营。到了明代归有光属于正统派，公安派和竟陵派，以及张岱等属于革新派。清代的桐城派与八股文似乎有一脉相通之处。这一派的作家句斟字酌，苦心孤诣，其惨淡经营的努力更为突出。以上所谈的都是大家所熟知的事实。
这些惨淡经营派的大家是不是写出来的文章都是美妙绝伦的呢？不是的。这些大家传诵千古的文章多少不等地就那么几篇。原因何在呢？写文章，除了天资或者天才之外，还要勤奋努力，惨淡经营就属于这个范畴。在天才和勤奋之外，还要有灵感。灵感是摸不着看不到的东西，但它确实存在，谁也否定不了。只要有点写文章的经验，就能证明这一点。灵感是无法掌握的，有时它会突然闪现，如电光石火，转瞬即逝。抓住了就能写出好文章。你若硬要它来，却无济于事。据说有的作家能够设法诱发灵感，比如闻一种什么香味之类。英国有一位浪漫诗人，每闻到烂苹果的香味，就能出现灵感。但是效果恐怕也很有限，否则就篇篇文章都成珠玑了。
上面这一大篇话讲的是惨淡经营的成功者。至于失败者却颇不大容易谈。原因也并不复杂。惨淡经营而失败了，则他们的文章必然是佶屈聱牙，甚至文理不通，既缺思想性，又无艺术性，这样的文章怎样能流传下来呢？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八股文。我自己没有写过八股文，没有感性认识。但是从许多书上能够读到，当年八股文作者那种简练揣摩、惨淡经营的艰苦情况。但是为什么文章却写不好呢？那种代圣人立言不许说自己话的桎梏把人捆得紧紧的，多大的天才也写不出好文章来的。
我在上面简略地谈了谈惨淡经营的两个方面的情况：成功与失败，对其中原因也作了一点分析，我谈到了灵感的问题。现在再对成功的一方面作一点补充，就是，写文章的人要多读书，中国旧日称之“腹笥”，用今天的大白话来说就是肚子里要有货。如果腹中没有货，空空如也，即使再努力惨淡经营，也无济于事，反而会露出了马脚，贻笑方家。
上面讲的大多是古代的情况，现在的情况怎样呢？根据我个人的肤浅的观察，在中国现代的散文文坛上，松散派和经营派都是有的，而以松散派为多。我这种分派的想法只能说是我个人的管见，肯定会有人反对的，也许还有人赞成。这一切我都不在意，我个人有这种看法，就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一不商榷，二不争论。争论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我不是在写中国现代散文的批评史，不必面面俱到，关于松散派我就不再说了。我现在只谈我所崇尚的经营派。今天中国散文文坛上的经营派，同历史上一样，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成功者也不是篇篇文章都能成功，失败之作还是居多数。这种情况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我们这一些舞笔弄墨者都会有这种经验的。历史上许多散文大家，虽然个个著作等身，但是流传下来历代诵读不辍者也就寥寥几篇。今天的情况也一样。
我不在这里作点将录。但是，为了把问题说明白，我且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杨朔。杨朔不是一个多产作家，但是写作态度严肃、认真。极尽惨淡经营之能事，展现精雕细琢之绝活。文章气度不够恢弘，局面较为狭小，然而遣词造句，勠力创新，宛如玲珑剔透的象牙球，令人赞叹。关于杨朔，文坛上争议颇多，有褒之者，有贬之者，两者各走极端。这是古今中外文坛上常见的现象，没有哪一个作者能够获得所有读者的赞扬的，杨朔焉能例外。依我个人的管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特别是散文史上，杨朔必须占有一个地位。根据我在上面提到的散文创作成功的两个条件，杨朔的腹笥是否充盈，我不得而知。但是，他是有灵感的，有时表现为细微、精致、美妙绝伦的意象，这在别的作家中是极为罕见的。
有几位作家，我想把他们也归入经营派。从谋篇布局上看不出什么特点，但在遣词造句方面，却明显地看出了努力的痕迹。结果怎样呢？有的词句，大概是他们创新的；不幸事与愿违，我们读起来非常别扭，新不新，旧不旧，读了这样的文章，好像是吃了带沙子的米饭，吃在胃中，愁上眉梢，以后再也不敢问津。归纳其中原因，不出我上面说的两条：腹笥贫瘠，又无灵感。不读中国古代的散文佳作，又不涉猎诗、词、歌、赋。至于西方国家的散文名篇，似乎也从不阅读。因此，文章缺少书卷气，又缺少灵气。这些作家个人感觉可能非常良好，然而读者偏不买账，只有孤芳自赏了。
我在上面啰哩啰嗦写了一大篇，真好像古书上所说的：“博士卖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现在该画龙点睛了。绕了那么大的弯子，我无非是想说，卞毓方居于惨淡经营派，而且是成功者。一个人对什么事情，对什么人，都不该抱有先入之见，说坦率一点，就是偏见。毓方是十年浩劫期间北大东语系的毕业生，专修日语。因此，我就认定，他对日语是专家，写写文章，不过是业余爱好，英文叫amateur。我读他的散文集《岁月游虹》时，他已经是一位颇有知名度的作家；但是，我仍然固守我的先入之见，珠玉在前，一叶障目，视而不见。在给他那一本书写序时，生硬地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儿：“广义的散文。”近三四年以来，毓方的散文写得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好了，我读得也越来越多了，我顿时感觉到“今是而昨非”，我痛感偏见之可怕，固执之有害。我在本文开头时写到我脸上发烧，心中有点“那个”，其原因就在这里。
说卞毓方的文章属于惨淡经营派，有什么根据吗？有的，而且还不少。我逐渐发现，他对汉字的特点，对汉文炼字炼句的必要与可能，知之甚稔。这种例子，到处可见。就拿《岁月游虹》这一个书名来说，不熟悉汉文特点的人能想得出来吗？再拿他新著《长歌当啸》中一些文章的篇名来看，许多篇名都透露出明显的惨淡经营的痕迹，比如《韶峰郁郁 湘水汤汤》《煌煌上庠》《高峰堕石》《隔岸听箫》等等。在文章的结构布局方面，他也煞费苦心，这种例子可以举出很多来，读者可以自己去看，我不再举了。在《漫谈散文》中我曾说到过：中国古代的散文非常重视起头和结尾，那些散文大家也有同样的情况。这情况只需翻一翻最流行的古文选本，比如《古文观止》之类，便能够一目了然。开头要有气势，横空出世，一下笔就能捉住读者的心，让他们非读下去不行。结尾则讲究言有尽而意无穷，让你读完了，久久不能忘怀。结尾好的文章，鲁迅有不少篇。好多年前读宗璞的《哭小弟》，结尾是：“小弟，我不哭。”我想作者是痛哭着写下这一句话的，读者读了，有哪一个不流泪的呢！这种神来之笔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所说的灵感就是指的这种情况。卞毓方散文中也间有这样的结尾。我只举一个例子。在《北大三老》这一篇散文中，结尾是：“有一会儿，我又但愿化作先生窗外的一棵树。”这也是神来之笔，可遇而不可求的。读者稍加体会便能理解。写到这里，我仿佛听到了文坛上的讥笑声：“季羡林已经迂腐到了可悲可笑的程度，他在教我们写八股！”我不加辩解，只请求这些人读几篇传世的古文，然后沉思一下，以求得其中三昧。天底下无论做什么事情，不下苦功是一事无成的。
总之，一句话，我过去是俗话所说的，从窗户棂里看人，把卞毓方看扁了。现在我才知道，毓方之所以肯下苦功夫，惨淡经营而又能获得成功的原因是，他腹笥充盈，对中国的诗文阅读极广，又兼浩气盈胸，见识卓荦；此外，他还有一个作家所必须具有的灵感。
这就是我对卞毓方散文的管见，希望能够算得上一得之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