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五四运动”一词本系北京学联用以指代1919年5月4日学生示威活动的称谓，随着历史演进、各方演说，逐渐涵括五六月间的罢学、罢市运动，出现广狭两义。该词的由来有诸多亟待澄清之处。“五四运动”一词由北京学联文书股主任康白情率先使用，并呈现于5月14日由其起草的“寒电”、撰写的文章中。刊载该词的函电最早见于5月16日的《国民公报》《京报》及《晨报》，这三家报馆凭借与北京学生密切的往来，得以率先刊登学生通电。北京学生创造并使用“五四运动”一词，是为应对被捕学生受法律审判的危机，亦有意调整运动节奏与方向，将山东问题重置于运动诉求的首要地位，并为掀起全国一致的罢课运动作动员准备。“五四运动”经新潮杂志社员的宣传逐渐流行，复因该社成员为收束风潮提出“文化运动”一词而获得代表学生运动、政治运动的意涵。将“五四运动”一词与五四运动的人事、组织、观念等进行有机结合，构成厘清该词原委的研究基础，亦是理解五四运动发展进程的起点。
关键词：“五四运动”；文化运动；北京学联；康白情；罗家伦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历史性转折意义的大事件，也是自发生之日不久即开始被记忆、传颂、诠释的特殊事件。诚如学者所揭示，五四运动的特殊性在于其本事与言说的相互纠缠交叠，尤其是在5月4日示威游行活动不久，时人已发明“五四运动”一词，对当日活动进行命名总结。既往研究对“五四运动”这一名称最早出现的时间、刊载的报刊媒介及词汇意涵等议题尤为关注，形成不少讨论。目前明确的是，“五四运动”一词最早出现于1919年5月14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以下简称“北京学联”）致各团体的“寒电”，并在5月16日最早见诸《晨报》《京报》。然而，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仍有探讨空间。例如，关于“五四运动”一词命名者这一重要问题，学界屡有讨论，却聚讼不止。在罗家伦发明一说被纠正后，黄兴涛曾推测是由康白情发明该词，此说无疑极具提示性，惜受材料所限未能定论。那么，该词的发明者究竟是谁？另外，最早刊载该词的报刊除《晨报》《京报》外，是否有其他报纸，这些报纸与北京学生有何关联？北京学生创造并利用“五四运动”一词，有何历史背景与现实意旨，对学生运动有什么重要意义？该词经过哪些人士与媒介的助推脱颖而出，成为流行词汇，词义范围又何以会逐步扩大，从指称4日示威运动到涵盖5—6月的学生运动，出现广狭两种涵义？上述问题均有待更细致的考辨廓清。
厘清“五四运动”一词的由来，其关键不仅在分梳语词概念，还须还原该词生成所在的历史进程，把握学生运动的过程、节奏与方向。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五四运动”一词置于历史脉络中，对上述有待廓清的问题作全面系统的梳理与解答。通过考索与“五四运动”一词相关涉的北京学生的人事活动、思想观念，北京学联的组织架构与人员构成，北京学联与北京报界的来往互动，学生运动的步调与走向，时人对“五四运动”的推广与阐释等问题，揭示这一词汇的由来与对学生运动的意义与价值，以期循词观史，为加深对五四历史的认知寻得进路。
一 人事与组织：“五四运动”命名者的确定
“五四运动”本是北京学生用以指称5月4日当天示威游行活动的词汇，唯该词出现后，学生继续推动全国罢课、抵制日货等一系列运动，致使该词在传播普及后有了更为宽泛的涵义。若要还原这一词汇的来历，除了在语词概念上作出辨析外，更重要的是返回起点，将该词置于学生运动进程中进行理解。
对于“五四运动”一词，首先要确定该词最早提出者是谁。事实上，无论亲历者抑或研究者均有说法。胡适提出该词由罗家伦在《“五四运动”的精神》（发表于1919年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一文中最早提出，后被纠正。黄兴涛则敏锐地发现康白情5月14日所撰的《北京学生界男女交际的先声》（刊于1919年5月20日的《晨报》）一文中曾出现“五四运动”一词，他排除罗家伦参加1919年5月13日北京学联会议之可能，指出康白情乃是当天参加此会的北大代表，故“大胆推测”次日正式发表的“宣言”中使用的“五四运动”一词，“实有可能为康白情最早发明，并影响到他的同学和朋友罗家伦等。当然，该词的形成也有可能是北大诸新青年之间互相启发的结果，而康使用在先”。黄说极具提示意义，却因缺乏史料支撑而未能定谳。之后的学者亦因此认为尚存待探讨的空间。
其后，几位学者关注到“知微”《五四琐记》一文对康白情的记述。据“知微”回忆：
那时文书科大概是四个人。康白情君是主任，最重要的稿子他动手。我们的稿子也有时让他看看。他有时在稿末签个Kang字。有一天他拟了一件快邮代电稿子，说他已给这回运动定下一个历史名词了; 又用英文说，一个historical term。这就是“五四运动”。现在我们用惯了，在笔下，在嘴上，但很少人知到〔道〕这个名字的来历。这个名字显然是仿“五一节”造的。
不过，引用此条史料的学者仍未敢遽下定论、对号入座，一是考虑到史料不足征，二是不明“知微”的身份。实际上，“知微”即朱自清，五四期间曾在北京学联担任文书股干事，对文书股内部实情十分熟稔。据此，康白情为5月4日学生示威行动最早定名“五四运动”一事已然显豁，唯须其他史料进行佐证。最终，笔者找到了足以印证朱自清说法非虚，坐实康白情为“五四运动”一词发明者的凭据。有名为“禹敷”者曾作《五四回忆》一文，刊载于《大公》周刊中。这则史料此前较难寻索，且作者身份不明，而未被利用。“禹敷”自陈“五四”时是北大的预科学生，对于拟定“五四运动”名词一事印象深刻：
大家知道中国在当时是新文化运动启蒙时期，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白话文、新标点最为时髦。当时我参加了北大学生会的秘书处，而同学康白情先生大概是秘书处的主持者，康先生是当时新文化运动学生当中与傅斯年、罗家伦等齐名的健将。在马神庙理学院开秘书处会议的时候，康先生提出：“我们此后要在新闻中、电函中、讲演中，把‘五四运动’这个名词标点化。”大家都赞成他的提议，因此，“五四运动”这个名词就由普遍化而成为历史上有意义的名词了。
“禹敷”声称：“我自从中学毕业以后，因为政局的不安，加入了国民党前身中华革命党，参加了革命的政治军事工作，并且相当的得到了一些成就。但是，我总看不惯当时革命党的措施，和社会上腐化混乱的情况，乃决意抛弃了可以升官发财的机会，由四川跑到北京求学。”查其经历，笔者以为“禹敷”即吕一峰。吕一峰，原名吕平登，四川宜宾人，吕超胞弟。1915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后参与护国战争。1918年随吕超率领靖国联军第五师十八团攻克成都，后升为五师监印官。同年10月，入北大补习班读书。1919年自北大补习班考入预科，因改名吕一峰报名请求在本科旁听被查，险些被取消入学资格。吕一峰求学期间正巧经历五四运动，其见闻当属可信。由此可知，康白情最早提出“五四运动”一词盖无可疑。
除上述史料能直接确证外，朱自清提及的“文书科”，吕一峰提到的“秘书处”，亦引出另一线索，即“五四运动”一词的出现与北京学联内部的人员分工有关。值得一提的是，被视为发明者的罗、康二人均为新潮社成员，有撰写文章、经营杂志的丰富经验，他们与“五四运动”一词发生关联，源于二人擅长表达的资质与能力在运动中得到充分发挥。这说明若要明确澄清“五四运动”词汇的由来，须把握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思想倾向与行事风格、分工协作的方式、学生组织（即北京学联）运转的模式等实质问题。遗憾的是，学界对北京学联的权力结构与人员构成目前仍了解不多。
北京学联是伴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而成立的学生组织。早在5月4日游行前夕，在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集议中，北京学生就有“组织北京学生对外的永久机关”的计划。赵家楼事件发生后，5日晚，北京学界在北大第二院理科工字楼开学生大会，议决组织北京学生联合会及各校组织学生会，以联络各界，援救被捕同学、请政府惩办曹汝霖等。最终，北京学联于6日正式成立。北京学联分为评议会、干事会两部分，分别掌议事与执行之权，前者由各校选举两位代表组成，后者则委托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执行，这意味着北京学联的具体事务由北大学生干事会主导。北大学生干事会是“五四”后的“新产物”，于5月5日成立。成立之初内分总务、庶务、会计、文书、新闻、交际六股，后增设讲演、法律、稽查、国货维持诸股。各股干事多是由北大学生中间“习于做事的出来自由担任职务”，有“任士”之风。干事会内部有党派之分，推原索因，其标准或依据人际因素（如与蔡元培的亲疏关系）划分，或按照“五四”前既存的学生组织相区别，可大致分为国民与新潮两派。其中，总务股在干事会乃至学联中居于领导地位，该股主任先后由段锡朋、易克嶷、朱一鹗等国民杂志社社员担任。交际、庶务、会计、讲演、稽查各股亦由陈宝锷、陈锡、鲁士毅、张国焘、樊渊溥等国民社员占据主任要席。文书、新闻两股主任则由新潮社员包办，由康白情、罗家伦分别担任。文书股与新闻股职能相近，文书股多负责起草宣言、通电、文告等，“有时应付紧急电讯，轮班通宵工作”。新闻股则负责对接各大报馆、新闻通讯社，接收探听各方消息，并将学生动态拟作新闻稿刊登。而擅长文字、熟悉出版的新潮社员是极佳人选。
由此可见，最早将“五四运动”一词诉诸文字者，自是掌握北京学联文牍起草的核心人物，而此人非文书股主任康白情莫属。康为运动定名“五四运动”当在5月14日。当天，他在《北京学生界男女交际的先声》一文中，使用了“五四运动”这一名称来指代5月4日的学生示威游行活动。恰巧，在同日北京学联对外刊发的“寒电”中，再次出现“五四运动”一词，同样用以指称4日的学生事件，声明“五四运动，实为敌忾心之激发，亦即我四千年光荣民族性之表见”，“而在目前，则一本‘五四运动’之宏旨，合群策群力，以遂我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之初怀”。“寒电”是北京学联对外展示运动策略与决心的重要通告，考虑到康白情负责撰写“最重要的稿子”，“寒电”自不例外，由他起草并审阅。由此可知，“五四运动”一词在14日这天出现，源于康白情的提倡，而这一名称逐渐为北京学联使用，成为在正式通告中用以指代4日活动的称谓。15日北京学联否认与无政府主义传单有关的函件（以下简称“15日函”），再次使用“五四运动”一词，称“敝会发端于‘五四运动’之后，为外交之声援，作政府之后盾，实寄托于国家主义精神之中，则是敝会与无政府主义根本冲突”，自是沿用14日所确定的用法，而通电同样经康白情之手，与之密切相关。
事实上，康白情在5月14日提出“五四运动”一词，既有为学生行动正名的深意，又与他积极推动学生罢课息息相关。北大学生苏甲荣5月12日加入文书股办事，是时他反对北京学生罢课。不过据他记载，在16日文书股的会议上，主任康白情主张罢课，并声称为达目的，文书股将不惜先行罢工。可见“五四运动”蕴藏着康白情将风潮扩大的雄心。而康对文书股的主导权亦被敌视新潮社的学生觊觎，最终发生康白情、傅斯年、罗家伦等人被国民杂志社朱一鹗诬陷私通安福系的事件。其后，新潮社员对文书股逐渐失去掌控，6月北大干事会改组，该股遂被归并于总务股内。
值得一说的是，前引朱自清的回忆提示，“五四运动”名字的来历与“五一节”相关。“五一节”即劳动节（May Day），关于劳动节的介绍文章早在五四运动前就出现。不过，劳动节被首次译作“五一节”当是1919年5月1日《晨报》“劳动节纪念”专版中刊登的李大钊《“五一节”May Day杂感》一文。而与李大钊来往较多，且同为少年中国学会成员的康白情，自是关注李氏的著述，因此“五一节”很可能是康白情命名“五四”的灵感来源。
二 最早刊载“五四运动”的报刊及其与北京学生的渊源
“五四运动”一词于14日孕育而生，但见诸报端则在稍后几日。新近研究指出，该词在报纸上最早出现的时间是在5月16日，具体为16日《晨报》刊登的“15日函”、16日《京报》刊登的“寒电”“15日函”，一函一电均为北京学联所发。将时间确定至5月16日，可谓研究的一大推进，只是仍有关键问题有待解决。例如除《晨报》《京报》外，是否有其他报刊同期登载上述一函一电？这些报刊何以在第一时间登载？它们与北京学联有何渊源？这便涉及北京报界与五四运动的关联。
事实上，除《晨报》《京报》外，北京《国民公报》在5月16日同样刊登“寒电”与“15日函”，这是以往研究忽略的一个重要史实。《国民公报》由研究系孙幾伊、蓝公武等人主办，与北京学生渊源甚深，被时人认为是“学生派的报纸”。这一称呼不仅因五四后该报支持同情学生的立场，还与该报直接聘请学生担任记者有关。五四运动后，为争取新闻报道资源，《国民公报》聘请罗家伦撰写新闻报道，随后孙伏园亦加入。据周作人回忆：“文学革命运动发起，北大的学生成立新潮社，发刊书报，他（按，孙伏园）便在社里出入，及五四运动爆发，报纸大见活跃，罗家伦钻入《国民新报》，拉他去帮忙，罗随即出去干别的事，留他在那里，此为他入报馆的开始。”周作人误将《国民公报》写作《国民新报》，这一疏误在《知堂回想录》中得到改正。由此可证罗家伦确曾受聘于《国民公报》。
《国民公报》看重罗家伦，一方面因其主办《新潮》，为传播新思潮的学生领袖，另一方面源于罗家伦为北京学联新闻股主任，是学界对外联络的负责人。罗家伦获聘后，《国民公报》不时有学联的独家消息，对学生动态的掌握亦远较北京其他报纸及时，该报最早刊登“寒电”与“15日函”即为明证。而在“五四运动”一词出现后，《国民公报》亦为之助推，率先使用该词进行宣传。5月19日，该报报道《北京学生界罢课之大风潮》，开篇即称“学生界‘五四运动’以后，外面虽似沉静，而内部爱国运动日益扩大”。对比之下，《晨报》关于此事的同一报道则无此语。这显示出罗家伦往来学生与报馆间传递讯息之功，《国民公报》上诸多学界新闻均由其捉刀或经其润色而成。凭借与北京学生的合作关系，该报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宣传机构。
值得注意的是，同被视为研究系报纸的《晨报》在五四期间与北京学生关系亦颇为紧密，却未在第一时间刊登“寒电”。这反映出《晨报》与《国民公报》两家报纸在此时期报道学生消息的取舍偏差。两报均与研究系有关，并在五四期间共享新闻资讯，尤其是在5月2日均刊登林长民的《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为五四运动提供舆论引导与支援。然而这一时期两报编辑队伍却有差别。《晨报》的经理为刘放园，总编辑为陈光焘，编辑陈博生、刘勉己、张梓芳等，多是福建人。《国民公报》的主事者孙幾伊、蓝公武等，多是江苏人。孙、蓝二人不仅编辑报务，还热衷行事，参与国民外交协会的政治活动，由此《国民公报》较《晨报》更具政治党派色彩，这也导致该报于1919年10月24日被查禁，孙幾伊被捕。
《京报》是《国民公报》外另一份最早刊登一函一电的报纸，可知与学生关系匪浅。这主要源于《京报》创始人邵飘萍是北大新闻研究会导师与国民杂志社顾问，与北大学生过从甚密。作为五四事件的重要筹划者与见证人，邵也在新闻报道上占尽先机。邵飘萍在5月3日晚即参与北大法科礼堂举行的游行筹备会议，熟知内情的他遂在4日的《京报》上预告了学生当天的行动：“北京大学、高等师范、法政专门及各实业等校……今日下午（按，4日）将有对于外交问题之表示，全体一致出校，行列为有秩序之示威运动，并通告海内外，主张对于外交问题坚持到底，此种举动实不容轻忽视者。”同版《京报》又刊登了许德珩撰写的《北京学生界宣言》，这份宣言在4日游行时是最重要的传单，当由邵拿来发布，为学生提供宣传平台。在当天的评论中，邵飘萍对于即将进行的示威游行评价颇高，称赞“学生因外交问题一致奋起，以促朝野人士之觉悟，此青年界之生气，国家前途之好现象”，同时提醒学生“果有志于救国，即须有奋起之气概，尤望其努力修养，以收最后之效果，未可以一时之表示，遽引为自足也”。五四期间《京报》对北京学生动态多有独家报道，曾第一时间登载北京学联的组织章程，同时最早刊布北京学联的“寒电”。可知北京学生与《京报》互相倚重，邵飘萍扮演着串联双方的重要中介。只是随着罢课运动愈演愈烈，主张学生应专注学业以救国的邵氏转而劝告学生当恢复教育秩序，“以继续为学生分内之爱国举动”，因“学生爱国诚无可非难之处，但罢课以爱国则自杀之道也”。邵飘萍力图维持国内秩序，既反映了他对和平持久的救国方式的认同，又与他同徐世昌、钱能训一系关联甚密有关。学生运动之收歇、国内秩序之平和显然符合徐世昌政府的意愿，遂成为《京报》的主要论调。
由此可见，使用“五四运动”一词的“寒电”与“15日函”最早出现于《国民公报》《京报》及《晨报》，绝非偶然，实质显示的是北京学生与在京各报馆的关联互动，借此可窥探学生借助、利用舆论以影响、推动运动发展的方式。反过来，《公言报》《顺天时报》《北京日报》等报纸对学生动态的失载或迟报，则反映出各报背后的政治势力与学生的疏离，乃至对学生运动的抵制态度。舆论自此成为审视五四运动的锁钥。
三 创造“五四运动”的现实意旨与运动策略
“五四运动”一词的出现，是北京学联为了在通电（即“寒电”）中用以指代5月4日的学生示威游行活动，而“寒电”是北京学联对外表示运动策略、方针的重要宣言，可见5月14日是学生运动的一次重大转折。“五四运动”的应运而生绝非偶然，这是为了应对不断变动的时局，配合学生运动的步调与节奏。只有将这一词汇置于运动的脉络与过程中，方能理解体会其诞生的意义与价值。
五四期间北京学生最初的诉求是外争主权，内惩国贼，遂有4日示威伤人事件，导致32名学生被捕。其后为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挽留意外辞职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教育总长傅增湘，学生有意推动罢课，以向政府施压。罢课是五四期间北京学生采用的主要抗争手段，亦是引发学生之间分歧的关键因素。随着局势的不断变化，学生对政府的诉求随之多样化，如何处理这些诉求间的主次关系，各种诉求是否都通过罢课的形式来争取，成为摆在学生面前的重大课题。北大学生李恂如发现：“同学之最初目的，在鼓励民气，通电全国及各国，力争青岛，以为政府之后盾。乃一变而为法律问题，致受政府之忌视，再变而为蔡校长去职问题，致同人实行罢课，或因罢课风潮愈趋纷歧，致与政府以解散大学之口实，亦未可知。”
自5月9日起，北大部分激进学生每日都筹议罢课，终未实行。在13日北大学生的罢课决议在教职员的干预下搁置后，14日，北大开会决定暂行上课，同时调整策略，区分诉求之轻重缓急，认为“挽留校长及援助被捕同学之被控者当视为末题，仍以力争青岛为先题”。学生选择以国事为重，一方面因政府有挽留蔡元培的承诺，学生对之仍抱有期待；一方面4日被捕学生以全体投案的方式拒绝被检察厅单独传唤，学生再次被捕之危险在降低。北京学联转向“以力争青岛为先题”，具体表现是对于青岛问题议决二事：一是请求全国各公团署名登报，声明不承认日本在山东之权利；二是致电巴黎和会本国专使，要求对于和约不得签字或于签字时注明对于山东问题誓不承认。而议决的第一事，即体现为北京学联致各公团的“寒电”。在“寒电”中，北京学联不仅表达了争取外交权益的决心，以为“青岛不复，中、日间不平等之各约不废，正义人道之为饰文，而世界永久和平之终不可望”；还有意澄清学生运动的事实原委与学生的运动初衷，继而说明之后的运动策略与施行办法。
诚如研究者所揭示，学生创造“五四运动”一词，确有以此同某些社会舆论将学生运动定性为“骚乱”或“暴动”相区别的用意，利用“五四运动”乃民意所趋的说法，进行自我正名。除此之外，尚有被研究者忽略的现实指向与意蕴：一是针对法律问题，一是指示运动趋向。
4日发生赵家楼伤人放火事件，政府将涉事学生拘捕，并有意交法庭处理。因事涉法律，北京学生不仅要自我辩护，还要时刻应对受法律制裁的危机。因此，北京学联在“寒电”中首先交待学生面临的境况，辩称五四事件为学生救国之举，奈何“当局不谅，诬我犯科，被拘之同学虽归，法厅之移案未了”。其后，被捕学生虽于7日得释，却属暂时保释性质，之后仍被检厅随时传讯。学生9日即收到检厅传票，要求10日齐集候审。被检厅传唤一事遂成为学生的心头大患，甚至直接引发了他们以罢课相抗的意愿。由此可知，学生对政府秋后算账心怀隐忧，如何将4日伤人之举正当合理化便成为规避法律审判的紧要问题。一方面，学生采取“法不责众”的立场，以4日行为乃全体学生公意，不能罪及少数，于12日以学生全体名义自行向检厅检举。另一方面则借用“五四运动”一词，表彰自己行动的合理合法，在“寒电”中称“五四运动，实为敌忾心之激发，亦即我四千年光荣民族性之表见”。巧合的是，就在“寒电”发布的同一天，许德珩等被捕学生特向检厅声明，“嗣后不论其为传票，为拘票，请合传十六校学生，德珩等亦当尾同到厅静候讯问，决不能单独再受非法之提传也”。可知“寒电”采用“五四运动”一词的重要功用，即针对高悬于学生头上的法律问题。
更重要的是，“寒电”标志着学生运动的先题重新转向国事，这意味着学生亟须寻找积极、明晰的词汇来标称4日举动，并提前为其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正名，便于动员各界“举国齐兴，共趋一致”，而“五四运动”一词恰巧符合此旨，故北京学联在“寒电”中声称：“在目前，则一本‘五四运动’之宗旨，合群策群力，以遂我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之初怀。”可见“五四运动”一词被用以总结学生运动之“初怀”，并借此奠定五六月间所有学生活动皆为“义行”的基调，同时昭示着学生运动有对内、对外的不同诉求，展现出其政治属性。
在北京学联的计划中，拟采用的运动办法为组织护鲁义勇队、发行书报宣传，不过这两种办法均属“对外”，且需要学生联络各方大力筹备方能实施，非短期即可收效，如护鲁义勇队采取军事教育方法，将学生组成军队，此乃“万一之准备”，终非常规之法。于学生而言，真正习于操作且能收效甚宏的“对内”策略莫过于罢课运动。早在5月10日，北京学联制定出实施运动的具体办法，便有“全国学校同时罢课”乃至“一律自行解散”两策。具体办法经北大学生方豪等人南下扩散宣传，意在唤起各方云集景从，可知发起罢课始终是北京学联筹划运动中的关键环节。而“五四运动”一词的出现，显然是为掀起全国罢课运动所作的动员与宣传预备。
就在北京学生调整其策略，恢复外交问题为“先题”，将牵涉自身的教育问题降为“末题”后，他们如愿以偿，于14日等到了政府挽留蔡元培的命令；与之同来的却出乎学生意料：政府亦对曹汝霖、陆宗舆辞职进行慰留，且言辞恳切，同时还批准傅增湘辞职，并对学生活动采取进一步干涉。上述命令分别在15、16日在报纸上登出，促成学生转欲实施罢课行动，康白情便是极力主张罢课者。北京学联自16日开始谋划罢课，最终决议于19日实行。在5月18日的罢课宣言中，北京学联向各界声明罢课缘由：“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五四运动’之后，学生等以此呼吁我政府，而号召我国民，盖亦数矣。而未尝有纤微之效，又增其咎。”在同日上大总统书中，学联表达了对政府的失望与诉求，并称“五四运动，实国民之义愤所趋”。自此，“五四运动”成为北京学生用以动员各界一致行动的重要时间、事件标志。
四 “五四运动”的推介与初期流衍
尽管“五四运动”一词出现在北京学联的对外罢课宣言中，然而是时对4日当天行动尚有“学生运动”“学界风潮”“五四事件”或“五四风潮”等多种称谓，其中不乏被学生采用者；而在该词扩散普及后，在其统领号召下进行的各地罢课、罢市等一系列运动被逐步纳入该词的覆盖范围，使其内涵“随着时间的演进比当初大大地扩充了”，广狭两种含义初现，且与后世对该词广义涵括新文化运动、狭义指代学生运动的界定有所不同。问题是，“五四运动”何以从同期众多相关词汇中脱颖而出，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词汇，其内涵又经历怎样的变动与扩充过程，形成广狭两义？
显而易见，对“五四运动”一词推广最力的当数北京学联。在“寒电”与罢课宣言中率先使用之后，北京学联在随后的各电文中频繁提及该词，以此号召各界，将风潮推向全国。5月25日，北京学联致电各界，介绍北京各校被军警包围的情况，声称“五四运动未终，救国初衷未遂”，表达罢课诉求不变的决心。运动“未终”的表述，正是学生的宣传策略，意在将19日后的罢课与讲演活动作为五四运动的接续，来为行动寻求合法依据，亦为此后“五四运动”涵盖5至6月运动风潮奠定基础。6月2日，针对《时报》报道“京师学生被警厅严厉干涉后热度锐减，皆有明哲保身之概”，北京学联迅速致电澄清：“外交失败，国命如丝，京校学生五四运动盖本诸天良，早置身家于度外，日来遭外力之压迫，暂停讲演，表面虽似沉寂，内部之团结并不因之少弛。”可见，“五四运动”是学生用以自证运动合法性的重要凭证。因此，当北京学联试图激起上海罢市，于6月3日恢复讲演活动却遭政府抓捕弹压时，其拍往上海的电文再度使用“五四运动未终，救国初衷未遂”一语，显然是为其坚持罢课，且于翌日继续讲演、“明知必被捕，而必出发”的决议作说明，亦为号召“各地同志，闻风继起，共济时艰”进行动员。因对外邮电受阻，北大学生周长宪通过私函向外介绍六三运动之真相，声称“北京学界自五四运动以后，大受当局之压迫，集会言论皆不得自由”，故发起讲演活动，以避免外界产生“学生有何种之暴动”的误会。
不过，北京学联内部“思想复杂，派系很多”，对于运动的方法步骤看法并不一致，对于由康白情提出的“五四运动”这一新词汇，初期众人亦非均予认可。前引5月25日北京学联对外通电曾引用该词，然而同一天发出的另一内容相近的电文则未使用，或显示出国民与新潮两杂志社成员的分歧。据黄炳蔚回忆，北京学联初创时期的文电、宣言多出于陈宝锷之手。陈“长于运筹帷幄”，是国民杂志社的重要成员，五四期间他担任北京学联交际股主任，亦参与对外交涉、召集会议的文辞撰写。国民杂志社社员占据学联要津，势力甚大，学联部分通电未采用“五四运动”一词，可能反映的是以陈宝锷为首的该社社员的态度。国民杂志社的创立，源于1918年留日学生反对中日军事协约签署而集体罢学归国的运动，相比“五四”，该社更重视“五七”国耻纪念日。5月20日由许德珩、陈宝锷、周炳琳等国民杂志社社员主导编辑的日刊，即定名为《五七》而非《五四》。直到《五七》与《救国》两份日刊相继被查禁后，北京学联方拟在6月1日于天津筹备发行《五四》日刊。唯《五四》日刊并未办成，7月北京学联再次发行的日刊依旧定名为《五七》。而在段锡朋、许德珩等人5月底赴沪后，鲜少在公开场合使用“五四运动”一词。由陈宝锷执掌文书股的全国学联，其初期通电亦未出现该词。
将“五四运动”一词向外推介的主力当数新潮杂志社员。就在该词诞生并被康白情在通电中使用后不久，罗家伦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从这场运动中提炼出关系国家民族存亡的三种精神——学生牺牲、社会裁制、民族自决，将“五四运动”从有明确指涉的词汇升华成有高度代表性的精神理念，进一步扩展该词的传布。与罗家伦、徐彦之往来颇多的陈独秀亦受影响，在《每周评论》的“随感录”中采用“五四运动”一词，并自6月1日开始在该刊“国内大事述评”栏目使用该词。与新潮社员关系亲密、作为北大代表赴上海进行联络的杨健，同负宣传之责。5月31日郭钦光的追悼会上，杨健报告郭钦光的历史，称“今次五四运动，郭君即首击章贼之一人”。同场演讲的许德珩、陈宝锷，则未提及该词。同日《申报》所载《郭钦光君事略》中曾刊出郭氏照片，题为“五四运动而死之郭君钦光遗像”，或亦为杨健供稿。
事实上，“五四运动”这一称谓，远比“学界风潮”等词更为客观中立，易被接受传诵，加之新潮社诸人与报界的紧密关系，该词得到京沪各报中同情学生运动者的大力助推。如前所述，因罗家伦受聘《国民公报》，该报于5月19日报道《北京学生界罢课之大风潮》，开篇曾援用“五四运动”一词。此报道随即被5月21日《申报》转载，使得“五四运动”继《申报》转述“15日函”后，第二次出现在《申报》的版面中。由于罗家伦与《申报》《时事新报》等沪报驻京记者相熟，“五四运动”被各记者较早在通信中选用。5月28日《时事新报》载“愤愤”所作北京通信，将4日活动称为“五四运动”。《新闻报》访员亦有“自五四运动后，京师教育界之行动颇为国内外所注目，新闻界尤竭力采访以应时势之要求”的表述。就连与傅斯年、罗家伦等人有隙的张厚载，在通信中同样使用该词，称“自学界五四运动以后，阁员辞职、校长辞职甚而至于南北代表辞职，今则北京一隅又有吴总监（炳湘）之辞职，其原因所在亦受五四运动之影响耳”。张厚载为多家沪报撰写通信，出于对新名词的职业敏感与对母校北大、新潮社员的关注，亦为“五四运动”的传播增添助力。
新潮社员积极推介“五四运动”的显例是其对留日学生的影响。1919年5月底，曾琦以《救国日报》记者身份赴京调查北京学界情形，在其抵京后撰写的首篇通信中便称“北京学界五四运动焚曹击章，义声震动全国”，并在随后的讲演中重复此语。曾琦对“五四运动”的关注当是受康白情影响，抵京后二人过从甚密，康随后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经康介绍，曾琦与北大学生罗家伦、苏甲荣诸人相识，曾、罗二人在六三运动中携手合作。其后，曾琦在通信中替深陷被安福系收买传闻的傅斯年、罗家伦二人辩诬。受曾琦影响，《救国日报》开始使用“五四运动”一词，如曲江在时评中就提及“从北大五四运动到今天各地罢课罢市罢工，牺牲的学生不知道几万人……。
“五四运动”一词逐渐为人接受并引发反响，不仅体现在其被援引并被赋予新意，还在于循其造词模式的新词应运而生。6月5日，程天放为《上海学生联合会日刊》撰写发刊辞，便认为“自从北京有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前途就放了一线的光明，学生界渐渐看清了他的地位，明白了他的责任”，为上海学生的救国行动张目。同日，上海受3日北京学生被捕消息刺激而发动罢市。旋即这场运动被《星期评论》的编者命名为“六五运动”，其造词逻辑显然参照“五四运动”。上海各方人士尤为看重“六五运动”，因这场运动起于上海，不仅迫使曹陆章去职，更呈现出各界自动自决进行群众运动的方式。故邵力子、张东荪等人在6月皆将“六五”与“五四”并举，“六五运动”亦比“六三运动”更早出现，影响更大。
“六三”“六五”承续“五四”的定名方式出现，且“自从五四运动以后”“自五四运动以来”的说法层出不穷，据此可见，时人所谓“五四运动”，合乎北京学联的定义，指代5月4日的示威活动，并成为重要的时间标志与事件转折点。只是，4日后事理纷纠，学生推动罢课、发布文单、贩卖国货均系“五四运动”之宗旨与精神绵延而来，如沈仲九的观察，“后来罢学罢市的运动，都是继续这运动的，也都可包括在这个‘五四运动’名词内”。尤其是当部分师生有意收束学生风潮时，由示威游行所引发的罢课等后续事件便被“五四运动”所统摄。
1919年6月，在上海三罢结束后，为收束罢课风潮，引导学生重新潜研学业，在蔡元培、蒋梦麟等人的影响下，罗家伦等人提出“此后尽力文化运动，不知有他”，以“文化运动”一词来同两个月以来的学生运动相区隔。罗家伦、傅斯年指出：“此番‘五四运动’，实中国历史上惟一之光荣。此光荣竟如X光线一样，一切人类洞彻骨髓。……自此而后，当闭户读书，努力为文化运动之一前驱小卒。”蒋梦麟亦称“这回五四运动，就是这解放的起点，改变你做人的态度，造成中国的文运复兴”。北大师生将恢复“五四”前教育原状，创造“新文化”作为主要诉求，故“五四运动”被视为政治运动、国民爱国运动，与“文化运动”有别，其指涉范畴遂从4日一天变为4日以来的5、6两个月。而在“新文化运动”一词流行后，“五四运动”的内涵渐趋鲜明，江苏省教育会即解释“新文化运动是继续五四运动，传播新文化于全国国民的作用”。
在学生运动停歇后，部分与事学生回顾这段岁月，除了“五四以来”的表述特别指明“五四运动”即4日示威运动外，提及的“五四运动”多指代两个月间的学生运动。与“五四运动”一词出现有密切关联的康白情、罗家伦二人，不约而同将该词的意涵扩充、时限扩大。1919年年末，康白情曾回顾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称之为“五四运动的中坚势力”，并在“八年秋季开学之后，五四运动既告结束，便本德谟克拉西的精神，改组为北京大学学生会”。罗家伦则否认拒签德约与罢免曹陆章是“五四运动”的成功，显然将“五四运动”的下限延伸至7月。而在1920年因山东问题直接交涉掀起全国罢课风潮之际，罗家伦声称“这是五四运动的余波”。在此，五四运动明显代指学生运动。故1920年“五四”纪念会，瞿世英报告一年来之情形，其中包括“京内五四运动情形”与“京外五四运动情形”，五四运动成为民众运动的代名词。
由此，“五四运动”初现广狭两义。1923年，朱文叔撰写《五四运动史》一文，开篇说明：“五四运动狭义的说，是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表示民意的示威运动；广义的说，是把五月四日以后接着起来的各地各界的罢学、罢工、罢市运动包括在内的。”陈学瀛持相同看法，认为“五四运动，有广狭两种意义，从广义言之，即民国八年五月四日以后各地各界的罢学罢工罢市运动，从狭义言之，即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围攻曹陆章卖国贼的救国运动”。据前分析可知，广义说正是学生运动转向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被提出的关键节点衍生出的结果。唯“五四运动”在与“新文化运动”汇合过程中，被赋予了更多历史意义，其广狭两义有了新的界定方式。1935年胡适提及张奚若《国民人格之修养》一文中的议论，并称“他把‘五四运动’一个名词包括‘五四’（民国八年）前后的新思潮运动”，“这是五四运动的广义”。而狭义的五四运动则渐指1919年的学生运动。因此，贺麟认为“‘五四运动’不仅是一青年运动，而且本质上是一新文化运动”，将新的广狭两义呈现出来。这种看法流传开来，最终形成了今人对于五四运动含义的普遍认知。
结 语
本文旨在厘清以下事实：“五四运动”一词由北京学联文书股主任康白情率先提出，以指代5月4日学生游行示威活动，并在5月14日由其起草的“寒电”与撰写的《北京学生界男女交际的先声》中使用。“五四运动”最早见诸报端是在5月16日，使用该词的“寒电”与“15日函”俱刊载在《国民公报》与《京报》上，“15日函”亦见于《晨报》。这三家报馆凭借与北京学生密切的往来关系，得以率先刊登学生通电，报道学生动态。“五四运动”一词的出现，反映出北京学生的运动策略，学生创造并使用该词，是为应对困扰学生的法律审判危机，亦是有意调整运动节奏与方向，将外交问题置于首要位置，更是为掀起全国一致的罢课运动作动员准备。该词经新潮杂志社员、与该社有紧密关系的报界人士的合力宣传助推，广为传播。而后罢课运动在各地掀起，难以遏止，为尽早平息风潮，偏向宣传新思潮的新潮社成员提出“文化运动”一词，借此与学生运动相区隔。五四后全国风潮不绝如缕，均由“五四”迤逦而来，“五四运动”的涵义因而不断延展，不仅指代4日示威活动，还成为五六月间学生运动、政治运动的统称。在未与“新文化运动”合流之前，“五四运动”已有了狭义与广义之别。
本文亦在考订“五四运动”一词由来的基础上，循词观史，将与之相关的人事组织、运动走向进行综合贯串，既可明晰该词出现的历史情形，又为观察五四历史提示研究进路。通过本文的论述可知，“五四运动”一词的出现，反映的是北京学生分工协作的任事方式、北京学联各部门的运转模式，乃至学生内部的思想分歧与派系纠葛，显示的是北京学生适时调整的运动诉求与实践策略，展现的是学生的政治主张、思想倾向与爱国意识。“五四运动”词汇的传播，则体现了学生与社会各界的关联互动，尤其是学生与各报馆间的接洽往来，足见学生介入舆论之主动，对运动传播效果的影响之大；而各报对学生动态所持的论调又能反映其背后的政治势力及其与学生的亲疏关系。由此可知，对五四运动人事、制度、观念等进行全方位把握，是勾勒“五四运动”一词出现原委的基础，亦是理解五四运动发展进程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