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一战后，世界格局纵深变革，全球化进一步提速，东方世界的民族意识加速觉醒，民族独立运动进入新阶段。中国教育的非殖民化运动取得长足进步，大学的中国化也进展迅速，并涌现出一系列极具特色的高水平名校。早期清华美国化程度深，外籍教师甚多，毕业生基本赴美深造。这确保了该校的国际化程度，但也造成了严重的殖民化隐患，钳制着中国的教育主权。从罗家伦时期起，该校积极推动民族化改革，实现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有机协调，将依附型国际化转变为自主型国际化。梅贻琦延续和发展了这一举措，使该校的自主型国际化达到了新的水准。这一举措大大提升了清华的综合实力，提升了中国大学的国际能见度，推动了中国知识界的结构转型，并对日后产生深远影响。
刘超，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史、跨国史、高等教育及区域国别学；
殷佳敏，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史、中外交流史。
一、缘起：国际化发展中被忽视的教育主权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近代新式高等教育也是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产物。其产生是国际教育制度移植、人员交流和知识交互的产物；在发展过程中，也受到域外因素的深刻影响，其办学理念、制度设计、学科建制、治理体系、评价体系、师资力量、课程教材教法等都始终与域外深度交互，且本身也对域外（特别是周边国家）产生了影响。可以说，近代中国新式高等教育已然深度融入世界体系之中。目前，学界对于近代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研究也多围绕上述方面展开。
对于国际化进程中的政治意涵和教育主权等重要问题，目前学界只有极个别研究略有提及，且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是西方列强殖民化扩张的结果，我国是被动的，欧美是主动的”；民国国立大学的国际化办学尚处探索阶段，其中存在着双边合作不足、严重依附欧美教育资源等弊端。但另一种观点认为，尽管近代中外教育交流具有不平衡性，但其内在精神依然是中国的；具有政治动机的政府资助并非一定导致学术研究和教学的政治化；外国人主办的教会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的足迹也绝非只是文化帝国主义行径。以上论述均属点到为止，且仅是对结果进行评价；至于对近代中国大学国际化发展的战略主导权等关键问题的系统研究，则多有忽视。国际化作为一个历史进程本身极为复杂，隐含着诸多张力与风险。这一历程值得深究。
自20世纪20年代起，大批留学生学成归国，推动中国教育文化革新和学术独立，逐步扭转了中国学术文教依附性国际化的局面，从而实现中国高等教育的自主性国际化。在此进程中，清华的国际化发展历程在近代中国大学发展史上极具典型意义。诚如冯友兰所说，“清华历史的变迁”，“是中国近代学术日趋独立的过程的反映”。因此，本文拟以全面抗战前的清华为主要视点，考察近代中国大学国际化的历程、特征及其历史意涵。其主要问题包括：清华国际化发展的脉络如何？成效如何？内在张力及政治意涵如何？借此，我们尝试更全面地认识近代高等教育国际化，为当今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提供镜鉴。
二、近代早期中国知识系统的半殖民地状况及其危害
民国早期，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中，外国势力颇显强势。从数量看，1919年，中国教会大学有14所（其中基督教大学13所），而此时国立大学只有3所、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也只有5所。同年，在华基督教高等院校协会宣告成立，足见教会大学已经进入协调发展时期。而此时乃至在更稍后的几年内，中国高教界仍有明显弱点，如高校数量少、规模小、水准低，学科布局上文科畸重而实科畸轻，法政院校几近半数。故在当时的中学生眼中，教会大学被“认为是好的学校，我们自己中国人办的学校”，大都“是比较差的”。这些教会大学尽管地处中国，却可以无视中国的主权和法律，以至于被称为享受治外法权的“外国文化租界”。
（一）西方在华教育特权
1916年，蔡元培受命掌理北大后，根据合同对部分不合格的外籍教员进行解聘，结果引起外国教员的抗议。其中有一法国教员控告了蔡元培，另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出面谈判。朱尔典威胁道：“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在中国最高学府的北大，外籍教员气焰嚣张至此，其他学校之光景不难想象。
而此时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情形更是如此。当时该校美国教员约占该校教员的一半以上，他们在校内素有特权，左右着校务。其月薪比西学部的中国教员高出一倍左右，比国学部的教员则高出两倍甚至四倍左右。美国教员在清华还有一处特殊的西式住宅区，被称为“美国地”。1911年，清华学堂教务长胡敦复因主张学生多修理工科课程，与美籍教员瓦尔德（P.I.Wold）主张多念英文和美国文学、美国史地的意见产生分歧，竟导致美国公使出面干预，胡被迫辞职。
事实上，当时并非所有在华外籍教师都有真才实学。初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即说，是时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清华学校的外籍教师同样如此。当时清华的美国教员多由游美学务处委托北美基督教青年协会在美国登报代为招聘，其中不乏中学教员和毕业未久的大学生。
针对美国教员在清华的种种特权，20世纪20年代中期，清华师生们奋起抗争。1925年，清华教授钱端升撰文，对清华德、才不配位的外籍教师表示不满。他指出，清华美籍教员大半仅为“能在美国著名大学中充教习（instructor）者，且不多觏”，在清华却养尊处优，禄食供应远出本国教员之上。钱氏表示，“清华不欲多得第一流教授则已，若欲之，则非增加本国教授地位不为功”；而所聘外国教授，“尤宜特别出众，庶受较高之俸给而不招物议”。
针对外人在华教育特权，1922年国内爆发了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主权运动。及至1924年，随着国民革命的高涨，国内教育界点燃了声势更大的第二次非基督教运动。这次运动更加明确了斗争的目标，首次提出收回一切外国人在华教育权的正义主张。
（二）西化的课程和教学内容
如果说西方人在中国教育界的特权是显性的不平等，那么课程和教材中处处充斥着西方国情和知识，忽视本国国情等现象，则是教育中隐性的不平等。
20世纪20年代以前，中国高校教学内容总体上呈现明显的西化特征。如清华学校西学部的课程处处渗透着美国的影响。他们讲的是“美国政府和地方政府之组织原则、机构和活动，以及合众国政府之变迁”。美国的四十八州，大中城市，山川河流，风物出产，都要求学生能够加以背诵。国学部则相反：科目有限，只有国文、中国地理、博物等少数课；且课程时间都排在下午，“只好算是杂耍场、咖啡馆”。学校甚至规定，学生国学课程不及格，西学课程及格，可以出洋；反之则不能毕业。1920年，罗素考察清华后，批评“清华学校好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了的大学校”。泰戈尔访清华的观感也与此相若。
南开大学教授何廉也指出：“那时候社会科学的教学内容几乎完全是关于西方国家状况，特别是美国状况的材料”，“一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能够胜任讲演美国的都市财政，然而他们之中很少有人对于中国的一个县政府的财政略知一二”。教授们传授给学生的知识很少涉及中国的现实。比如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美国，“经济循环”是个时髦的研究课题，许多人从哥大毕业归国后，也就大讲特讲“经济循环”。但当时“经济循环”或“证券分析”之类的课程与中国现状几乎风马牛不相及。这种全盘西化的课程“对中国学生根本没什么现实意义”。
针对大学课程和内容的西化，学生们深致不满。有清华学生撰文：“今校中用美国国民之课本，以授之于中国学生，至在校不留心时事之学生，被人问而不知中国国民之常识，而背美国宪法，自首至尾者，真可耻矣。”南开大学学生宁恩承也发文控诉，当时大学“教员所讲的，内容多是些美国政治、美国经济、美国商业，美国……他们赞赏美国和冬烘先生颂扬尧舜禹汤一般。一班学生也任他‘姑妄言之’，我们‘姑妄听之’。……毕业后也到美国去，混个什么M，什么D，回来依样葫芦，再唬后来的学生。后来的学生再出洋按方配药。这样循环下去，传之无穷”。“这样转来转去，老是循着这两个圈子转，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样便算救国吗!”
以上情况表明，尽管早期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已呈现某些现代元素（如已开设现代科学及多种外国语课程），但其自主性严重缺乏，有着明显的依附性，可谓“殖民地现代性”。这种高等教育的依附现象不容低估。知识的成熟关乎思想的成熟，而思想的成熟决定着政治上的成熟。此时中国教育和知识都谈不上自主，更何谈思想成熟，国家的独立富强也更显得遥遥无期。“谁能更多地掌握高等教育，谁就有可能输送更多的人到各个关键部门，从而也就更可能多地控制中国的前途。”对一个东方大国而言，上述现象无论如何是不应有的现象，是一种严重的教育安全隐患。
三、罗家伦与清华大学国际化的重塑
1928年6月，南方力量触及北平。此时正值清华学校向完全的大学过渡的最后阶段,学校的隶属关系、办学方向、行政体制、基金保管等诸多问题，都亟待解决。1928年8月，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罗家伦为清华大学校长。9月18日，罗氏履新清华，并在就职演讲中提出，“要国家在国际间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必须中国的学术在国际间也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从今天起，清华已往留美预备学校的生命，转变而为国家完整大学的生命”。这一演讲与日后的《清华大学章程》并为罗家伦的施政纲领，事实上确立了日后十年清华的发展思路和目标。但校务的改进和学校的发展计划却受到了新成立的董事会阻挠，从而爆发了以取消董事会、改隶教育部、争取清华基金独立为主要内容的自主发展运动。
（一）学校发展主导权之争：“改隶、废董、固基”
清华学堂最初附属于游美学务处，由清政府外务部和学部共管。1909年清廷公布的《遣派游美学生办法大纲》明确规定，有关游美学生事宜均须“与美国公使所派人员商榷一切”。辛亥革命后，清华学校改归北洋政府外交部单独管辖，但相关重大事宜仍受制于美国公使馆。1917年8月，北洋政府外交部为加强对清华经费和校长职权的管理，成立“清华学校基本金委员会”。次月，又在其委员会下设立清华学校董事会，由外交总长遴员派充任董事，董事会的具体职责是负责“稽核用途，限定经费”。1920年2月，清华学校董事会改组，原十人董事会改为“以外交部部员二人暨驻京美国使馆官员一人组织之”，其职权扩大为“对于清华学校及游美监督处一切事务有协同校长管理之权，遇有清华学校或游美监督处发生各项问题，得由董事会处理”；董事会甚至负责学校人事管理相关事宜。至此，学校最高权力都集中于董事会。“而董事会之实权，则操美公使馆之洋董事。中国董事承颜画诺而已。”“此种组织实为各国学校所少有。”在此情况下，董事会实际上成为美国公使馆控制清华的工具，美国公使成为清华的“太上皇”。
美国公使馆把持董事会、干涉清华校政，引起学生的强烈不满。1921年10月，清华学生在校内外掀起了改组董事会的斗争。他们认为三人董事会使清华“完全国办学校，一变为中美合办，实系丧失主权”。一时间，清华教职员、清华同学会及社会人士都先后响应。校长曹云祥上书外交部称：“董事会问题不能解决，则校务一日不能发展，纵有种种计划属空言无补。”改组董事会的斗争时起时伏，持续多年。直至1927年9月，外交部才再度改组了清华董事会。除原有的3人外，还吸收了所谓“教育专门家”“财政专门家”5人为董事，这5人中又规定须有两个美国人及一名清华校友。这样，九人董事会中，美国人仍占1/3，董事会的职权也未改变。美国公使馆仍保留了对清华的控制权。
1928年6月，南京当局接管清华时，大学院与外交部之间发生争夺。最后，外交部部长王正廷提出由大学院会同外交部，合派董事九人组成新的董事会，共同掌管清华；原清华学校暨留美学务基金保管委员会改由大学院院长（后为教育部部长）、外交部长和美国公使三人组成。他还表示，若外交部不参加，美国就不会同意。“这种借外国人势力来恐吓中国人的手段，是当年办洋务的人挟外力以自重的惯技。”
1928年11月，新成立的董事会在南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以不得动用基金为辞，否定了罗家伦代表清华提出的发展计划，以及冯友兰代表评议会提出的彻查基金、扩充学校、整顿留美学务等建议。翌年4月，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又决定削减学校经费、扩大留美生学额，企图恢复清华学校时期的留美政策。这直接威胁到清华改建大学的长远发展规划。董事会如此专断地干预清华校务、压制清华发展，激起师生强烈反对。这时，又风传清华基金800余万元因管理不善和贪污中饱，损失已近半。清华基金的损失直接威胁到清华的生存。消息曝出，舆情大哗，由此爆发了反对董事会、彻查基金和要求改隶教育部的“专辖废董”运动。
1929年4月，清华评议会以董事会两度否定了该会扩充学校的建议，宣布全体评议员向教授会辞职。随后，学生大会也要求政府取消董事会及其一切决议案，并将清华直隶教育部。清华教授会也向政府提出取消董事会制度的要求，并派代表到南京请愿。罗家伦以“办学政策不能实行”为由向教育部递交辞呈，表示：“清华为教育、外交两部所共管，已有两姑之间难于为妇之苦，今更加董事会，则一国三公，更有吾谁适从之叹。”
罗家伦决意清查清华的基金，并争取清华脱离外交部的掌控而纳诸大学系统，于是在辞职时，把基金的详细内幕知会美国公使马慕瑞，并表示，美国既然退还了中国赔款，就应完全交由中国自己管理，以专责任。他还计划将清华基金交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简称“中基金”）董事会代管，主权属于清华，支配权属于教育部，保管权属于中基金。此提议得到马慕瑞赞同。清华基金问题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注意，行政院遂通知教育部和外交部召开基金保管委员会商议处置问题。在会议上，罗家伦的建议最终得以顺利通过。“风雨飘摇的清华基金，此后乃得安定与增长。”1929年8月20日，清华基金移交完毕，“原清华校务暨留美学务基金保管委员会”宣布撤销。
除稳固清华基金外，罗家伦还致力于改变清华两部共管的局面，由此也就取消由多方势力组成的董事会。由于清华师生的一致呼声，1929年5月，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通过将清华归教育部专辖。6月，教育部下令取消清华大学董事会。从此，清华不再受外交部管辖，也不再受美国公使掌控。“改隶、废董、固基”之举，收回了清华的教育主权和基金主权，这是其告别殖民统治、争取学术主权的最重要成就之一。
（二）对标国际名校，整顿师资队伍、提高学术标准
师资力量对高校发展至关重要，罗家伦对此极为重视。他认为：“要大学好，必先要师资好。”他以严格的学术标准对清华教师进行重聘，并请西方第一流的，而不是“第四五流”的学者来教；并“请一班真正有造就的学者……来扶助中国科学教育的独立，把科学的根苗，移植在清华园里”，乃至移植“在整个的中国的土壤上，使它开花结果，枝干扶疏”。罗氏在清华建立了自由流动的竞争性评聘制，实现了师资稳定性与流动性的高水平动态平衡，延聘和培育了一批拔尖人才。
清华早期拥有大量外籍教师，他们的学术水平在整体上难称理想，却在校内享有特权。外籍教师事实上的终身制，使淘汰不良外籍教师极为困难。罗家伦掌校后，首先清理了一批不合格的教授，尤其是若干学识不佳的外籍教师。罗家伦到校时，西籍教员尚留下十几人，对于成绩优良的外籍教师如詹姆生、温德等，他不仅续聘，而且加薪；但对不称职的外籍教师，罗氏一连解聘6人。这些外籍教师请美国使馆来说情，罗家伦也坚持原则，不为所动。其中最难应付的一个人为英文系教授史密斯。此人在清华讲授英文和拉丁文两课，总是敷衍了事。外文系主任王文显说：“这个人在美国教初中都没有人要的，怎么样可以教大学?”史密斯在清华待了十几年，师生怨声载道，但因之前的清华校长曾给他终身合同，所以也很难拿他奈何。最后罗家伦决定送他一年的聘约，并告诉他，续聘或不续聘将在6个月后通知。到第6个月，罗正式通知他不能续聘，史密斯被迫离去。罗对于外籍教师的重聘，不仅打击了其嚣张气焰，肃清了学校风气，同时也开启了清华“非聘即走”的教师聘任模式。
与此同时，罗氏也借才异地，请了一批一流的外国学者前来任教，其中包括剑桥大学教授瑞恰慈、芝加哥大学国际法教授莱特、哥伦比亚大学史学系教授肖特威尔等。此外，短期来清华演讲的外籍学者亦不在少数。
清华能实行“非聘即走”的制度，将教师和学校双方推向学术市场参与充分竞争，这与其优越的办学条件分不开。首先，由于有基金会的保障，清华有优越的条件，可以吸引知名学者来任教。其次，清华已建立一种极有效力的延揽人才的制度，能有效地激励教师的科研。按校章规定，“凡教师连续服务满五年以上者，得休假研究一年”，清华还可资助学者进修深造。这对热心学术的学者来说尤为重要。这一时期清华能从其他大学中挖来著名学者，正是依赖于这一套制度。罗家伦的教师选聘确实卓有成效。在罗家伦治下，清华“飞速发展”，在全国学术市场上形成了相当大的竞争力和引领性。在1929年夏，南开大学“许多工作多年的关键的教师，包括萧遽、蒋廷黻、萧公权和李继侗一起离开南开去清华了”，这使张伯苓“大伤脑筋”。
（三）人才培养体系与学科设置的调整
清华从留美预备学校改为大学，自应重新规划院系设置。罗家伦对院系的调整，体现了其学术理想与现实抱负的结合。首先，他极为重视文、理两科，认为大学应以文、理两学院为核心，因为这是一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基础。而对现实的考量，则体现在他对水利工程、地理系等的重视。罗家伦认为，中国对华北的水利问题太忽视了，这使他决定在清华创办水利工程系，以解决华北水利工程问题。他还认为：“中国讲了许多年的地理，所说的都是文、史、地混合的地理，而不是纯粹科学的地理。我的主张是若不赶快提倡科学的地理，把地形学地图学各种专门的学科发达起来，则我们无法对我们广大的国土能够有实际科学整理的方法。”罗氏致力于将理论学科与应用学科结合起来，这表明其在吸收外国经验的同时，能充分考虑国内现实，这使清华的学科设置在国际化的同时更加切合本土需要。
因为有了高水平的教师，这一时期清华的课程和教材得到极大改善。早期清华不仅理科课程完全仿照国外，文法科也完全如此。蒋廷黻批评道：中国留美归国学生“可以教授英国、法国、德国或意大利政府。但是却没有一位中国学者能够教授中国政府”；就政治思想而言，清华有三位教授能从最早的柏拉图讲到当代的拉斯基，但却没有一个能讲授中国政治思想演进情形。易言之，“清华所教育的学生是要他们成为美国的领导人物，而不是要他们成为中国的栋梁之才”。为改变这种现状，罗家伦和评议会做了调整。他们提议，任何社会科学的教授，若想“放弃原有西方国家的课程而改授中国方面的课程，都可以减少授课时数，同时增加研究及实地考察等方面的补助。如此一来，经过三两年时间”，他就可以教授基于中国国情的社会学科课程了。
在留学与招生方面，清华以前作为留美预备学校，高等科学生毕业后若成绩合格，一律送出国。但此政策在20世纪20年代后开始遍受批评。1925年，梁启超批评以往清华学校“于模仿裨贩上实已有相当之成绩”，但“中国学问界决不以此为满足，自今已往，应渐脱离模贩时期，入于独立时期”。1926年，舒新城回顾晚清以来60年留学史时，批评清华派留学生很不经济，“留美预备式的教育与高等科毕业生一律派遣赴美的办法，当根本取消，应首在国内办理大学，施以中国的教育”。1928年11月，清华学生袁翰青撰文抨击：“过去的五十年中，国内学术界所致力的是稗（裨）贩和模仿。……学术不能独立的国家是危险的，是不能永久适存的”，“就过去清华的情形看来，他还是一个抱着造成稗贩人材为宗旨的最显著的学校之一”。罗家伦上任后，即废止旧规，转而通过公开考试从各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中选拔人才赴美深造。1930—1932年，清华没有派遣留学生。但罗家伦宣布，每年设留美学额10名，每人3年，并以充足的经费使学生们在外国能更从容地继续研究。这一办法在学界广获肯定。
与此同时，清华在改大学之初便尝试招收留学生，积极将原本单向派遣留学生改为双向的教育文化交流。清华颇为重视来自欧美的学生，这与罗家伦将清华建设为“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流大学，俾与世界先进大学抗衡”的抱负相关。1929年，《国立清华大学校刊》连续发布有德国、美国、丹麦籍学生即将入读清华的信息。随着外国留学生的出现，曾长期致力于外派留学生的清华开始出台相应政策，促进外国留学生的招收培养。1930年9月，该校充分利用办学自主权，议决通过《暂订外国学生肄业章程》，针对留学生申请入学与培养制定了相应规则，进一步规范了来华留学教育。这一制度规定外国学生经相关程序可入校为特别生，同时规定“特别生应交纳之校费与应受之规则，除有特别规定者外，与一般学生同”，“特别生非经入学考试，不得改为正式生”。对“特别生”和“正式生”的身份区分，不仅体现了清华对学生培养的严格主义，也表明了其对教育主权的维护。
（四）重视学术研究
罗家伦强调研究和教学并重，指出，“研究是大学的灵魂。专教书而不研究，那所教的必定毫无进步……而且会退步”。当时，国内多数公立院校教师忙于索薪、四处兼课以求糊口，根本无暇旁顾研究。其间，清华形成了自由的研究氛围、良好的制度体系，并拥有优越的学术设施，汇集了大批高水平少壮派教授，由此而异军突起，在学术化、国际化道路上突飞猛进。
此前，清华已有国学研究院且卓有成就，但罗家伦以为仅有国学还不够，应把它扩大成立各科研究院，让各系毕业生都有在国内深造的机会。由此，清华走向教学与研究并重的学术化道路，也走上了学术自主的道路，同时逐步实现本国自主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目标。
在这发展中，清华文、法学院在此前国学院的基础上，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人文重镇。而由叶企孙领衔的理学院，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1929年初，吴有训特别称赞了叶氏所领导的清华物理实验室：“中国现在物理实验室可以讲述者唯中央大学、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然此三校则以清华为第一。”清华之数学系也表现优异。陈省身指出，清华“数学系着重研究，开始于民国十七八年间。当时国内有名的数学系，如北大、南开、东南（后改为中大）等，多半还只注意教课方面”。清华与其他学校“在学习、继承欧美体制上基本一致”，但“清华提倡科学研究，提倡、鼓励教师发表论文”，对激励青年教师助益甚大。
尽管罗家伦因“党化”教育和较为专断的作风，招致清华师生不满，于1930年5月被迫离校南下，但其扎实的改革为清华打下了学术基础。
四、梅贻琦与清华国际化的推展
罗家伦去职后，学校陷入长达一年多的动荡时期。1931年底，清华迎来了新任校长梅贻琦，从此步入了黄金发展期。梅氏早年留美期间深入了解了美国教育并得其精髓。梅氏归国后回清华任教，在1916—1926年间担任过25种校内外社会工作职务，在校内扎下了深厚根基。1928年，罗家伦出长清华后，梅被派赴美担任留美学生监督，进一步深化了对美国教育的认知，为后续推动国内教育改进积累了一手资料。1929年的赴欧考察，更是让梅贻琦了解了欧洲大学的办学经验和文化传统，由此洞察欧美教育的优势和学术进展。更重要的是，此前的诸多历练，让他与众多优秀青年尤其是留美学人建立了密切联系，而留学生回国的安置恰是梅氏任留美监督时的关注重点。这些青年在中国政治、文化、工程等各界日渐崛起，在清华校内更已成为骨干。这些人脉资源使他日后延揽人才时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梅贻琦时期的清华吸引了大量精英学成归国加盟，为学校发展注入不竭的活力。
与强势霸气的罗家伦比，梅贻琦更为低调务实。他尽管是工科背景的“粹然儒者”，但极富韬略。他在一系列问题上继承和发展了罗氏的理念与实践，并有某些突破。
（一）办学体制及学科布局的中国化再创造
在梅贻琦时期，清华在学科建设方面获得长足进展，尤其是工学院的建立，使清华完成了从一般文理科大学向高水平多科型综合性大学的转轨。在这点上，梅贻琦与罗家伦一脉相承。罗数年前在清华的就职演说就开宗明义地强调，在中国办教育应“先问民族之需要”。对科学真理的追求与对国家命运的承担，是当时中国大学必须兼顾的两种责任。梅认为，作为中国领先的大学，清华不仅要“为学术而学术”，也要“为救国而学术”，既要放眼长远，亦须直面现实；纯粹科学乃“‘象牙塔’的研究，离救国实太远”，不能不“注意应用方面”。
1931年5月，国民会议通过《确定教育设施之趋向案》，其中第6条为“大学教育以注重自然科学及实用科学为原则”。当局“提倡理工，限制文法”的政策使清华和其他名校一样被推到了十字路口：要么固守既有的文理科大学的格局，要么抓住此机遇顺势扩张。当时文法科特别是法政学科继续扩张已日渐困难，而理工科的扩张则意味着更好地回应社会需求、服务国家战略，也意味着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党政高层的支持。显然，后一种抉择更具远见。尽管清华在罗家伦时期已开启高速现代化进程，但在总体上仍属文理科大学，与同期国内多数名校大同小异。为此，该校于1932年顺势而为，迅速增设了工学院。此前，中国的高水平工程教育长期主要由极少数工科名校而非综合性大学的工学院承担，这致使中国优质的工程教育与文、法、理等学科之间处于相对隔阂的状态，难以持续批量培养复合型的高端人才。清华工学院的崛起使此局面逐步大为改观。
梅不仅在建制上将工程学系扩大为工学院，且在办学布局上也将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的精髓熔于一炉，“即兼有以人文科学为主的哈佛大学和以技术科学为主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特点”。梅贻琦认为，工程教育“也要培养学生宽厚的理论基础……理工要结合，甚至文、理、工要结合”，唯有能兼顾“科学”“技术”与“组织”三种素质，才能成为领袖人才。因此，尽管清华偏重理工，但与一般理工院校不同的是，该校以理养工，以深厚的理论根底来滋养工程教育，避免把工程教育变成一种纯技术的训练。清华还要求工学院学生必修人文课程，并鼓励其选读第二外语；始终保持较高淘汰率，以充裕的资源重点培养反复淘汰后剩下的英才；对资优学生实行个性化培养，助其尽早开展科研。通过理工结合的训练，工学院学子具备了扎实的理学基础和较好的通才修养。这使清华工学院突飞猛进，建成了国内领先的工程教研中心。优质的工程教育在综合性大学成为现实。
事实上，梅贻琦这一探索，不仅在国内领先，在国际上也与美国名校几乎同步。20世纪20年代，美国一线名校的领导者，包括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康普顿、加州理工学院院长密立根等，才开始系统地考虑对本国大学制度进行新的改革创新，探讨通才教育与学术自由、文理学科与应用学科交融等重大问题。而当时正在美国任职的梅贻琦对此恰能直接感触和了解。而梅归国之际，又特赴欧考察，重点考察当时最强盛的德国大学。因此，一回清华，他就开始了一系列前沿探索。他已看到了当时科技发展的关键问题，故加大力度引进大师，且在办学体制上以极大努力去加强清华的工科。清华工学院的创建，凸显了梅贻琦的远见和决断力。清华能在新兴大学中异军突起，与最好的老牌大学并驾齐驱，和它抓住了这次机遇不无关系。
（二）组建国际化的教师队伍
梅贻琦延续了罗家伦时期的“一年一聘、非聘即走”的做法，并将其制度化。但在梅治下，清华教师评聘还呈现一系列鲜明变化。第一，力行严格主义，将学术水准和业绩实质性作为师资评聘的关键。20世纪30年代中叶，有人发现国立大学“不像从前那样，只要吃过洋面包回国的都可做教授”，在清华，“刚回国的博士，也得从专任教师做起”。第二，教授评聘中，内部晋升的比例日渐提升，且长期保持在半数左右。这表明了清华在“养才”和“用才”之间取得进一步平衡。这对激励校内初级教师意义重大。第三，土洋之间趋于并轨。即本国毕业生和海归派学者趋向于平等地自由竞争，本土派学者发展空间大大拓宽；本国教师与外籍教师在管理上也日渐趋同。这有助于全校学术水准提升和民族学术独立。
清华优越的学术环境对全国学者形成了巨大吸引力，在学界给其他高校造成了竞争压力，促使其他高校“急起直追”。这种学校争教授、教授选学校的情况，极大地改善了当时各高校的学术环境。总之，在梅氏治下，清华师资队伍得到全方位提升。在量的方面，教师人数大幅增加。1931年度，全校计有教授73人、讲师42人、教员7人、助教32人、导师5人，共计159位教师。至1935年度，则为教授99人、讲师35人、教员21人、助教65人、导师1人，共计221人。从质的方面来说，其教职的标准日益提升。北平某私立大学系主任乃是留英归国，且是清华校友，想在母校清华兼课，“清华连副教授都不考虑，硬是压低身份，续级为讲师”。清华位势之高，可见一斑。数年后，史学系教授雷海宗问何炳棣：“你是否愿意去旁的学校做讲师或副教授？”作为毕业未久的清华助教，已可考虑到外校任讲师甚至副教授，也足见清华教职的含金量。
（三）人才培养的国际化
如前所述，罗家伦在任时期，宣布每年设留美学额10名，每人3年，并以充足的经费使学生们在外国能更从容地继续研究。该计划于1933年起正式实行，当年派送3人，1934年派送4人，1935年派送4人，期限均为2年。根据清华1937年的《国外研究生管理规程》，由学校派赴国外的研究生，留学国别及研究范围均须于出国前商得系主任同意，并经评议会核准，以后非经评议会允许，不得自行更改；同时，其在留学期内须定期“将以前经过，及研究成绩，作成报告”寄呈清华，“如成绩不佳，即取消其学额”。此外，其期满归国后“有首先服务本大学之义务”。以上规定表明，清华从制度安排、学生选派、科目确定等方面深度参与学生的国际化培养，体现了国家主权和意志。
此外，梅贻琦巩固了罗家伦时期招收来华留学生的成果并加以扩大和制度化。1935年，中德双方开始正式互派留学生。清华于1935年4月通过《国立清华大学选派赴德交换研究生简章》，并分别于当年和次年选派3名和4名清华本科毕业生赴德学习，其中包括季羡林和乔冠华。同时，德国远东协会分别在1935年和1936年选派了2名与4名学生到清华学习。清华与德国的交换生计划甚为成功，梅贻琦誉之为“学术界互惠盛举”。作为中国交换生制度的首次尝试，此次探索交换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他学校和国家也仿照此签订了一系列交换生协议。
总的来说，1933年后，清华留学生在类型上，有留美公费生、中德交换生、国外研究生、意大利保送生、波兰津贴生、留法公费生、中印交换生、自费生等。较之清华早期毕业生的留学模式，其层次已明显提高。此外，清华等校还开展全方位的国际交流合作，并面向东南亚等地招收了部分留学生。
与此同时，清华也没有放弃高等教育本土化的努力。清华工学院院长顾毓琇在谈到近代中国专业人才培养时，将其大致分为“注重学术”“注重经验”“注重经验与学术的互相发明”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培养责任在学校。自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起，“国内的科学已经有了基础。专门教育已渐渐发达，所以专门人才第一阶段的训练，或者可以自己担负”。但第二阶段则需社会专门机构帮助培养。“许多门类的专门事业，我们国内仍然太幼稚”，政府不得不考送留英留美的公费生出国深造。“我们希望第二阶段的训练，逐渐可以由国内担负起来。”而第三阶段，“融会贯通、发明改良的工作，关系国家未来的生命，我们怎能永久委托于别国呢?”因此，他强调，“我们欢迎国际技术合作，但是我们不能容忍不谙国情的客卿来发号施令”，也不希望各国的技术顾问“越俎代庖”。“我们需要有组织的研究，大规模的研究。我们希望中国的科学家要联合起来做伟大的研究。我们亦希望中国的农工专家要联合起来研究实际的问题，为未来的专门人才作完成那第三阶段训练的先导。”而清华正是这样做的，典型院系是顾氏执掌的工学院（特别是航空工程学系）。在此期间，清华大学的理、工学院教授们先后编译了十余种大学用的中文教科书，以改变中国大学教材过于依赖国外教材且又与中国现实不符的情况。这是继文法科课程及教材本土化改革之后，理工科也逐渐本土化的有益尝试。其中，理学院萨本栋编的《普通物理学》《普通物理学实验》及《实用微积分》，熊庆来编的《高等数学分析》，赵访熊编的《微积分及微分方程》等；工学院陶楷编的《给水工程学》，吴柳生编的《工程材料试验》、夏坚白与陈永龄合编的《应用天文学》及《养路工程学》，刘仙洲编的《机械原理》《热机学》及《经验计划》；顾毓琇编译的《电工原理》及《直流电机原理》等教材，质量都较好。
（四）提倡研究事业
梅贻琦常言，“大学之使命有二：一曰学生之训练，一曰学术之研究”。而“在学术落后之吾国”，学术研究“为更不可缓之工作”。这一时期，清华拥有充裕的经费、先进的实验设备、丰富的图书资料和高水平教师（大都有海外学术背景），教师们力图利用清华优越的条件，使该校成为全国学术中心之一。
为促进学术交流，清华积极创办学术刊物，支持师生的成果发表。清华学术刊物最初仅有创刊于1927年的《清华学报》，每年2期，自1935年起改为年出4册。该校又于1931年起刊行3种理科报告，每种每年各刊行6次；自1935年起，该校刊行社会科学一种，年出4册。此外，自1932年起，又开始刊行气象季刊。至于非定期刊物，如学术专著、大学丛书等，则年年皆有出版，不经学校印行者尚不计于内。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在国内影响颇佳，而且外国刊物也“时有转载，或作提要索引，即外国近来出版之专门教科书籍，亦时有以此种材料为引证之资。此其对于我国在国际学术上地位之提高，实至重且大也”。
由于良好的科研环境和经费、设备和制度等方面的条件，清华的科研工作达到国际水准。在算学系，华罗庚、庄圻泰、许宝等的贡献均属国际一流，“清华在近二十年中国数学的发展史中，无论就质就量而言，地位首屈一指”。及至抗战时期，联大算学系有的课程“已接近国际水平”，其对硕士生的要求近于欧美培养一般博士生的要求。清华物理系实力出众，吴有训、赵忠尧、萨本栋、任之恭等教授的研究都接近或达到国际前沿。据统计，1929年以前，中国物理学科每年发表的论文不到10篇，且几乎均在国外完成；1935年达到70篇，其中45篇在国内完成。由于清华等校的出色成绩，中国大学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影响。这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知名学者，也推动了高水平的国际交流。
科研方面同样出色的还有工学院。清华工学院1932年建院后，聘请了一批世界级学者，包括有“航空之父”之称的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冯·卡门、美国科学家华敦德、控制论创始人诺伯特·维纳等。其中，冯·卡门、华敦德师徒对清华航空事业贡献尤著。1936年，清华完全靠自身的能力建成了5呎（即英尺，1.524米）口径的风洞。是年2月华敦德抵达清华时，就对建成的5呎风洞感叹道：“没想到在中国能建造风洞如此精确，达到国际水平。”1937年，华敦德担任空气动力学设计与技术指导，借鉴其导师冯?卡门的风洞理念与经验，指导清华师生在南昌建造成了15呎（4.572米）风洞。这不仅是远东最大的风洞（东京帝国大学的风洞为10呎，即3.048米），也是全球最大的风洞之一。七七事变爆发前后，冯·卡门经苏联抵平参观清华，并在顾毓琇等陪同下到南京，与冯桂连等人草拟了全国航空研究计划。冯·卡门抵达南昌视察清华的风洞时发现，基地设计“以欧洲标准衡量，显得相当简陋”，但风洞本身使他“大吃一惊……这种技术在比较先进的很多国家，也不过刚刚开始”。因时间仓促，这一项目技术未臻完备，但相关探索仍积累了很多经验。清华航空工程组在全国抗战爆发后不久即发展为独立的航空工程学系，并取得了一系列骄人业绩。
（五）国际交流的拓展
梅贻琦认为，欲提高国家学术水准，端赖罗致世界第一流学者来华讲学，因而对此尤为重视。全面抗战爆发前，清华频频邀请外国知名学者前来讲学，其中应邀在校短期讲演者，有郎之万、郎密尔、何尔康、杰克生等人。长期讲学者，则有温纳、华敦德等人以及哈德玛等。其中哈德玛为巴黎法兰西学院教授、世界算学会副会长；温纳为麻省理工学院算学教授；华敦德服务于麻省理工学院，于航工理论与经验皆有精深造诣。“这些学者到清华讲学或期以数月，或一二年，清华师生利用此机会作学术探讨，获益甚多。”这足以表明清华已初步建立起高度国际化的学术网络和良好的学术生态，并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影响；也改变了以前中外学术交流只有少数人文界名流而几乎没有科技大师来华的局面。
同时，此一时期也有越来越多国内学者在国际上获得了一定声誉，越来越多的清华学人“走出去”，推动了世界学术发展。全国抗战前，在国外获得高级荣誉或名校教职的中国学人中，清华学人占相当份额：1935年，吴有训获选为德国科学院院士（37岁），成为首位当选外国院士的中国科学家；同年萨本栋被聘为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客座教授，并应邀到耶鲁大学介绍自己的成果；翌年，袁复礼以杰出成就被瑞典政府授予北极星章；又次年，萨本栋当选为德国自然科学研究院院士（37岁）；1939年，陈寅恪被聘为牛津大学首位华人教授；1946年，物理学系毕业生张宗燧在著名物理学家狄拉克支持下，成为首位在剑桥大学任教的华人。
及至20世纪30年代中叶，经过梅贻琦及其团队的探索，清华作为现代研究型大学基本成型。同期，由于北大、清华等一批名校的引领，中国大学总体性崛起，涌现了一批高水平大学，新式学科体系基本建立，现代学术共同体初步生成，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到梅长校五年之际，他自信地宣称：“盖今日之清华，已不仅为国内最高学府之一个，同时亦当努力负起与国外学术界沟通之使命也。”
综上，罗家伦、梅贻琦两任校长虽在政治上各有所宗，但都富有民族意识。这使他们在办学理念上一脉相传，即建成现代化研究型大学，以学术独立促成民族独立和复兴。作为继任者，梅更显怀柔、包容，他对罗的治校方法有所继承亦有所发展和突破。他与罗氏一样，注重大学的量、质协调发展，扩大规模和提升水准同时并进；他继续顶住各种压力和诱惑，保住了庚款基金，夯实了学校长远发展的物质基石。还继承了罗氏研究型大学建设的理念与实践，持续提高办学水准；他与罗一样，任人唯贤，注重聘请少壮派学人，打造高水平的“教学集团”，进而提出了“大师论”。其发展和突破则集中体现在教育理念上，他剔除了党化教育的嫌疑，强化了“教育独立”，使该校较少为政潮和学潮所扰；在制度建设上，使教授治校体制更健全，激发各级组织、社团和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知识生产更为活跃和高效；在学科布局上，使工程学系发展为工学院，并增设了农科，使清华从“小而精”跃迁为“大而强”。梅把罗的“以文理为中心”（普林斯顿大学的经验）的模式，发展为“以文理为基础、亟谋发展工科”的模式，即从一般性的文理科大学发展为世界级多科性综合大学，完成了重大的体制创新，使清华在办学格局上实现突破。在国际化发展方面，罗与梅都一致地强调清华的自主性。罗氏抱负甚大，但囿于条件，他显然壮志未酬。梅作为后来者，无疑更好地推动了这一进程。首先，组建高水平国际化教师队伍，加强中外教师趋同化管理；完善学术休假制度，持续推动教师的国际参与。其次，加强国际化人才培养。推动中外交换留学生，选派研究生出国留学，培养了一批高水平人才。与此同时积极推动高等教育本土化。再次，实现了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广邀国外名家讲学，并以本校的前沿性工作贡献于世，提升了学校的国际声誉。及至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受到冲击，但并未中断。清华的国际化办学也在此间负重前行，成效昭彰。其科研合作还在继续，国际参与仍在推进，且招收了更多的留学生。
五、余论：“中国式大学”雏形初显与教育主权的回归
清华之崛起，有其重要意义。它重塑了国际化的目标，即中国大学应该服务于中国自身需求和战略目标；夺回了国际化的主导权，使之转移到本国学人手中；重组了国际化教师队伍，剔除不合格的外籍教师，并对中外教师进行趋同化管理；根据中国实情和需求调整了学科体系，推进课程和教材的本土化；等等。这些努力不仅推动了其自身发展，且对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事业影响深远，对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都意义甚大。
首先，其本身由此从一所留美预备学堂成为一所高水平的国际化大学，提升了自身办学水平和社会贡献。清华曾长期是西方名校的“预备学校”。但改大几年后，其在国际学界的能见度已大幅跃升。此间，经过罗家伦、梅贻琦等清华领导团队的艰辛努力，该校的国际化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开创了全新的发展格局。在1931年4月清华校庆之际，翁文灏说，中国学界已有显著进步，不宜再“把本国大学当做外国大学的预备学校”。及至1934年，清华系科初步定型，该校作为一所公认的代表中国水准的国际名校的地位也基本奠定。至此，清华已初具世界级研究型大学的雏形。其办学水准日渐突出，其自主性也越来越明显。1936年，清华25周年校庆时，冯友兰自信地表示：“清华已经有了很多的成就，对于国家社会，已经有了相当的贡献。在中国及世界的学术界上，已得了相当的地位。”此间，该校尽管始终避免卷入党派政治，但也始终立足现实，积极服务国家战略。无论是从开办农学研究所、服务于乡村建设，还是增设工学院、发展航空学科，回应国防需求、推动国家工业化，这些都足以显示其历史担当。
其次，促成了中国高水平学人群、学科群和名校群的出现。一战前后，日本的大学已赢得世界地位，中国的大学则未上轨道，“老落在日本岛国的后边”。然而，到全国抗战前后，北大、清华等中国顶尖大学在某些方面已逼近日本名校的水准。若与其他不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的大学则更有显著的优势。英属印度国情与中国极为类似，其经济水平等主要指标还略胜一筹，其高等教育的起步更大大地早于中国。然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大学后来居上，远超其加尔各答大学等名校。1943年，印度开始派许多名校毕业生来华留学，其中不乏名校硕士。与同期中东、东南亚及拉美等非西方世界的其他诸多较活跃的名校相比，中国大学更是实力出众。从全球看，清华与北大等当时都已建成为远东顶尖、国际蜚声的名校，代表了非西方世界的最高水准。莫里斯·弗里德曼赞言：二战前，就学术水平而言，“除了北美与西欧，中国堪称世界上社会科学最为发达的地方”。抗战期间，李约瑟参观联大等名校后，也深为中国学人的水准所惊讶，并称联大等校“可与牛津、剑桥，哈佛媲美”。是时中国学者每年在英美名刊上发表大量成果，这“是中国科学水准的相当高的证据”。当时中国经济贫弱、陷于战乱，国力远逊于西方，中国大学能够达到如此水准，是难能可贵的。
再次，在大学格局方面，助成了国人自办大学总体上明显超越教会大学而成为主导的格局。五卅运动前后，知识界掀起了收回办学自主权运动，许多教会学校的办学自主权都回到国人手中，但国人自办大学的水平在多年内并未获得质的提升。陈岱孙有言：“梅贻琦校长当校长十几年中间，的确在中国的教育史上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即“中国的高等教育由我们自己来办，不靠教会或外国势力来办”。在此期间，一批国立大学已明显超过教会名校，且南北公私立名校甚众，一个元气淋漓的名校群已然成型。这是中国教育界的重大突破。人们发现：教会大学虽曾风光一时，“在30年代后在学术水平上大多已经比不上最好的国立大学”。1933年美国专家考察中国27所高校后，断言清华是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大学。到全国抗战时期，在梅贻琦看来，曾红极一时教会名校只是不成功的“试验品”。其领导者不得不叹息：“除非我们在学术高水准之外以培养基督化品格为特色，教会大学便没有存在的价值了。”的确，清华的发展在整个中国学术界影响深远。它引领国人自办的新兴大学迅速崛起，加速了中国教育的非殖民化进程，为学术独立和民族独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最后，对大学发展范式而言，这也意味着美式大学在中国兴起。截至20世纪20年代中叶，一般公认较好的综合性公立大学，只有老牌的北大和后起的东大。前者依循的主要是德国洪堡型大学模式：而后者则仿行美国模式（主要是哥大模式）。随着20世纪20年代留美生大量归国，中国大学的办学模式也悄然出现“范式转移”。清华的成功彰显了近代大学的威力，使美式大学的理念逐步取代德国大学模式，成为中国大学的主流；这无疑意味着一种新的大学范型在中国的兴起。同时，清华系也作为新兴力量，开始与“树大根深的北大集团”并驾齐驱。至此，全国形成多个学术中心，共同引领中国的知识进展。知识界亦由一元而趋向于多元化，学术市场、思想市场更具活力，为中国的社会政治变革提供了更丰富的养分。
大学是国家的缩影，清华的成长与国运息息相关。应当说，此间清华的国际化发展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成果。它得益于强有力的领导团队，得益于日益充实的人才供给，也得益于国家的经费和政策支持。当时，相关方面对国学、农业、航天航空事业等的提倡，使清华在时代激流中一次次跨越险阻，不断成长。此间相对安定的国内局势也为清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当然，它还得益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相对和平的国际形势，以及此时欧美国家对华的紧密交流和持续支持，这促进了知识的全球扩散。
回顾历史，20世纪以降，在国际化浪潮的激荡下，众多国家的高等教育纷纷踏上国际化征程。这看似一路高歌猛进、前景璀璨，然而，表象之下，实则暗藏陷阱。教育国际化有依附与自主之分，它涉及教育主权和文化领导权之争。它可能是一国教育主动融入国际主流、增强自主能力的过程，也可能是西方国家操控非西方国家教育发展进程、进行思想渗透的过程。其中既有交流、交融，也有矛盾和交锋，其具体情况取决于双方的交互过程。在国际化进程中，国家教育主权始终是一个关键议题。各国围绕主导权展开了激烈角逐。教育学术主权的失守，将直接威胁国家主权独立和文化安全，进而深刻影响着整个国家的走向。近代中国大学国际化内部同样潜藏着诸般张力和复杂性。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族独立浪潮中，中国知识精英对此问题有着清醒认识并进行了积极应对，在此进程中展现了独特的智慧。这批学人的探索有力地捍卫了中国的教育主权，激励了中国高等教育的长足发展，也留下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本文原载于《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