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地处全球气候变化敏感区、生态脆弱区、灾害高发影响区，地表升温速度远超全球平均水平，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呈现频发、强发、并发、反季节反常化趋势，已成为常态化国情。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深层次挑战。把握气候演变态势，全方位提升极端天气综合防范应对能力应健全源头风险全链条管控机制、全面增强城乡与重大基础设施气候韧性、打造一体化气候监测预警科技体系、构建法治标准人才支撑与社会共治体系、压实全链条闭环防控责任。
关键词：极端天气 气候变化 灾害分析 气候韧性
作者：巢清尘，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党委书记
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作出重要部署，立足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大局，总结防灾减灾救灾“七个坚持”重要经验，围绕源头预防、巨灾处置、科技法治、基层基础、责任落实五大方面系统布局，为气象防灾减灾、气候风险治理提供了根本指引。
一、认清气候变化趋势下灾害防御的时代背景
我国地处全球气候变化敏感区、生态脆弱区、灾害高发影响区，地表升温速度远超全球平均水平，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呈现的频发、强发、并发、反季节反常化趋势，已成为常态化国情。
（一）气候变暖持续加剧，灾害风险全面升级
世界气象组织报告显示，2023——2025年，全球平均气温连续三年刷新历史最高温度纪录。大量研究表明，高温热浪影响范围、持续时长、峰值强度同步攀升，中纬度大陆高温纪录持续被打破；全球降水时空分配失衡加剧，陆地总降水量小幅上涨但区域分化严重，热带、中纬度极端降水频次与强度同步上升，短时强降雨、持续性暴雨成为普遍现象；复合型极端事件发生概率显著提升，高温叠加干旱、暴雨叠加台风、寒潮叠加暴雪、强对流叠加大风冰雹等多灾并发场景逐年增多，衍生次生灾害链不断延长，连锁破坏效应呈指数级放大。
预计未来数十年全球升温趋势难以逆转，降水季节、年际波动持续扩大，极端高温、强降水、强风暴、海平面上升四大风险同步上行。因此，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是未来10年全球首要风险，在气候变暖驱动下表现出高频次、高强度、复合型特征，灾害跨区域传导，持续冲击粮食安全、基础设施、国民经济、民生保障与全球治理体系。
（二）我国升温速率远超全球，极端天气已呈常态
1961年至今，我国地表平均气温每10年升高0.31℃，接近全球升温速率的两倍；2024、2025年位列1901年以来我国两个最暖年份，我国极端天气呈现以下五大突出特征。
冷暖极端双向加剧，暖冬常态化与极端低温极值并存。近10年全国年均高温日数增加25%，夏季持续时间拉长、冬季大幅缩短，2024年广东广州夏季长达240天；同时，极端低温纪录不断被突破，2023年黑龙江漠河最低气温-53.0℃，创下全国观测最低值。冬春气温起伏剧烈，骤升骤降幅度加大，气温波动诱发灾害风险持续走高。
全国降水格局重构，雨带北移、旱涝急转、强降雨覆盖范围持续扩大。1961——2025年全国年均降水量每10年增加6.3毫米；我国湿润、半湿润气候区（即年降水量≥400毫米）近10年平均面积达537.2万平方千米，较20世纪90年代扩大了30万平方千米以上。北方地区降水极端性增强，暴雨频次和强度双增加。强降雨由单点局部灾害转向大范围持续性过程，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近5年平均暴雨日数增多55.6%，暴雨过程综合强度增强55.3%。与之相对，长江中下游、江南北部阶段性降水偏少，持续性伏秋连旱频发，2022年长江流域极端干旱导致鄱阳湖水域萎缩九成，区域水资源供需矛盾达到历史高位。
极端大风突发性强，对流灾害破坏力持续增强。全国平均风速整体放缓，但2015年后极端大风频次小幅回升，冬季大风灾害多发；近5年年均发生30余次强对流天气，龙卷风、飑线、短时极端大风致灾风险陡增，东方之星沉船、盐城特大龙卷风、南通极端大风、黔西游船倾覆等重大事故均由突发强对流引发，此类灾害预警窗口期极短、精准预判难度极大。登陆台风整体强度提升，生成源地持续靠近大陆，北上台风数量逐年增加，秋台风造成经济损失快速上升，2024年台风“摩羯”单次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近800亿元。
季节物候节律偏移，加剧农业与生态系统风险。春季升温提速、植物花期提前，秋季时段延长，冬季大幅压缩；暖冬常态化扰乱病虫害越冬规律，农作物适宜种植带持续北移，传统农业气候适配格局被打破，农业气象灾害交叉叠加风险持续上升。
反季节、反地域极端天气频发。南方冬季暴雪、北方春夏极端高温、内陆短时特大暴雨、沿海持续性干旱等非常规灾害逐年增多，传统防灾经验、历史灾害临界阈值失去参考价值，依靠历史数据开展防灾工作的传统模式失效。
（三）未来北涝南旱格局凸显，多类灾害叠加承压
预计“十五五”时期我国整体呈现“北涝南旱、高温频发、台风冰雪灾害叠加”的气候风险格局。未来30年，全国气温、降水同步上升，极端干旱呈现北减南增趋势，登陆台风数量、强度双增长，海平面持续抬升，沿海城市洪涝、海水倒灌风险长期上行，全国自然灾害防控压力全面升级。
全域高温热浪增多，复合型灾害风险集中爆发。全国气温整体偏高，极端高温、持续性热浪频次、强度同步提升，高温叠加干旱、高温叠加臭氧污染、高温叠加电网负荷过载等复合型风险将成常态。
降水空间分化显著，各大流域防汛压力不均衡。华北、东北、华南南部、西南南部降水偏多，极端强降水过程多发，海河、黄河中下游、松辽、淮河、珠江五大流域汛情偏重，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将处于高风险区间；华东、华中大部降水接近常年，但阶段性极端暴雨突发风险突出；长江中下游、江南北部持续性降水偏少，区域性、季节性重度干旱高发。
台风、冰雪灾害区域风险持续抬升。每年将有1—2个强台风北上侵扰北方沿海；冬春季西北地区快速升温引发融雪山洪，东北暴雪频次高于常年。
总体而言，全球变暖推动极端天气从偶发特例转变为常态化系统性风险，气象灾害突破单一季节、单一区域、单一行业限制，原有灾害防御标准、国土规划、工程设施、应急处置机制与当前气候风险新形势存在脱节，对落实提升自然灾害综合防范能力的部署提出更高、更全面要求。
二、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灾害防御面临系统性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必须全面识别各类风险，补齐基础设施、制度机制、科技能力短板。持续加剧的气候变化拉长气象灾害传导链条，风险从生态、水资源、能源、粮食四大安全维度向外扩散，叠加我国发展阶段约束、基础设施短板、治理体系不足，防灾减灾工作面临五大深层次挑战。
（一）风险传导链持续延伸，次生衍生灾害全域扩散
气候是生态、水、能源、粮食系统的底层约束条件，极端天气遵循“气象灾害——生态破坏——资源短缺——经济损失——社会波动”链式传导路径，催生跨领域系统性安全风险，传统分行业、分灾种独立防灾模式难以适配复合型灾害防控要求。
生态安全屏障承压加剧。青藏高原冰川退缩、冻土退化，冰湖溃决风险上升，草原产能下降、生物多样性持续衰减；海平面上升造成沿海红树林退化、滩涂生态受损，近海低氧水域扩张、渔业资源衰退；北方农牧交错带生态脆弱性加剧，森林固碳能力下滑，高温干旱诱发森林草原火灾风险长期高位运行。气候变化破坏生态系统平衡，生态缓冲能力持续减弱，同等强度气象灾害造成的生态破坏程度显著加重。
水资源安全矛盾持续激化。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2200立方米，不足全球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近三分之一的城市长期存在缺水问题。短时极端强降水引发洪涝，造成水资源无效流失；持续性干旱导致江河湖泊萎缩、地下水超采；青藏高原“亚洲水塔”功能退化，跨流域调水工程同步遭遇水源区、受水区双重干旱，南水北调等重大调水工程供水稳定性受到冲击，旱涝交替成为制约民生与经济发展的突出难题。
能源保供安全风险持续攀升。风电、光伏、水电是我国碳中和的核心清洁能源，但气候变化加剧风光水资源的时空波动性，能源出力稳定性下降；极端高温推高全社会用电负荷，暴雨、暴雪、大风损毁输电线路与场站设施，气象灾害极易引发大范围断限电；风光水多能源互补协调难度加大，新型电力系统气候脆弱性凸显，能源保供与防灾减灾双重压力叠加。
粮食稳产保供承压明显。旱涝交替、极端高温、病虫害扩散、灌溉缺水等多重因素冲击农业生产，作物生长关键期与灾害高发期高度重合；气候带北移造成传统粮食产区气候适配性下降，农作物蛋白质、微量元素等营养品质降低，粮食稳产、提质双重目标实现难度加大。
城乡交通、基建连锁损毁风险突出。极端暴雨、高温、冻融、大风，加速公路、铁路、桥梁、水库老化损耗。全国公路桥梁超100万座，服役超20年的占41.7%，老旧桥总量巨大。80%以上水库建成于20世纪50至70年代，普遍超出设计服役年限；城市内涝设防标准偏低，农村防洪、防风、防雷基础设施薄弱；高寒冻土融化威胁青藏铁路等国家级重大工程，极端天气易诱发道路塌方、桥梁垮塌、山洪等事故。
（二）规划、工程、标准体系滞后，源头预防存在明显短板
现阶段我国国土开发、城乡建设、工程建设普遍采用静态历史气候基准，固定设防标准无法适配持续变暖的动态气候趋势，风险源头管控存在系统性短板。
国土空间、城乡规划未嵌入中长期气候风险评估。多数城市新区规划、产业布局仅依托近30年历史气候数据，未纳入“十五五”及远期升温、极端降水预估结果，城市排涝、高温防护、防风工程按照历史气候条件设计，难以应对未来极端暴雨、持续性热浪等新型灾害。
重大工程气候可行性论证约束不足。部分水利、交通、能源、产业园区项目前期未系统开展气候风险论证，缺少未来30年极端降水、台风、冻土、海平面上升等长期变化研判；现有工程50年、100年一遇设计重现期均依托历史气候序列测算，气候变暖背景下实际等效重现周期大幅缩短，工程设防标准实质降级。
各行业防灾标准更新滞后、统筹协同不足。水利、住建、交通、农业、自然资源防灾标准相互独立，缺少统一的气候风险动态更新调整机制；农村防灾工程标准显著低于城市，山洪、雷电、大风、冰雹等灾害缺少针对性配套工程，城乡气候防御韧性差距突出。
气候承载力评估、气候生态区划制度落地不足。气候资源开发、产业布局、生态保护缺少统一的气候承载力约束，高灾害风险区域无序开发现象仍存在，人为扩大灾害暴露范围，风险源头管控机制存在缺位。
（三）极端天气预报预警存在技术瓶颈，巨灾预判支撑不足
精准研判巨灾风险、树立底线与极限思维，必须依托完备的监测预警体系，当前气象监测预测能力存在多维度短板，难以完全满足复合型极端灾害防控需求。
短时突发性极端灾害预报精度、预警时效存在上限。局地强对流、短时特大暴雨、小型龙卷风空间尺度小、生命周期短，定点精准预报、长时效预警难度极高；全球变暖导致大气环流异常模态增多，持续性高温、跨流域超长旱涝的中长期气候预测不确定性显著提升。
中长期气候风险早期预警体系不完善。现有气象业务重点聚焦短期天气预报，面向五年、十年以上长期气候趋势、复合型巨灾风险的定量化评估、分行业专项预警产品供给不足；灾害链式传导模拟技术薄弱，难以精准预判极端天气对粮食、能源、水利、城市运行的连锁冲击。
空天地一体化综合观测网络存在覆盖短板。高原、山区、偏远乡村、近海海域观测站点密度不足，卫星、雷达、地面站、无人机多源观测融合度偏低；冰湖、冻土、海平面、强对流专项监测设备覆盖不全，多源观测数据智能融合、自动解译技术水平有待提升。
预警与应急响应“最后一公里”堵点尚未完全打通。极端天气预警分级、分行业适配标准不统一，面向乡镇、村社、重点企业、农村群众的靶向推送、临灾“叫应”机制存在薄弱环节；预警信息向人员转移、工程调度、生产管控等实操举措转化衔接不畅，出现“预警下发容易、落地执行困难”的现实问题。
（四）城乡气候韧性差距显著，社会共治体系尚不健全
城市气候韧性改造推进不均衡。超大城市、特大城市人口与资产高度集聚，暴雨内涝、高温热浪、台风叠加造成的灾害损失成倍放大；老旧城区排水管网改造进度滞后，海绵城市覆盖范围有限，极端天气下交通、供电、供水、通信系统极易整体瘫痪。
农村防灾软硬件建设全面偏弱。农村住房防风、防雨、防雷建设标准偏低，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数量多、分布零散；基层气象信息员保障机制不完善，常态化防灾科普宣传机制缺失，群众避险自救、互助救援能力不足；乡村应急避难场所、防灾物资储备布局不完善，临灾群众转移组织难度大。
全社会气候风险共治格局尚未成型。企业、产业园区、经营主体防灾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气象巨灾保险覆盖范围狭窄，市场化风险转移、分散机制不完善；全民气候安全科普体系化、常态化不足，公众对全球变暖、极端天气常态化趋势认知不足，普遍存在“重灾后救援、轻事前预防，重短期处置、轻长期治理”的认知偏差。
（五）法治、科技、人才支撑体系有短板，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有待完善
法治保障体系供给不足。现行《气象灾害防御条例》部分条款无法适配极端气候新形势要求，气候资源普查评估区划、气候可行性论证等制度滞后于极端气象灾害防御需要；气象灾害预警与应急响应联动、跨区域跨部门灾害防御协同等制度以及气象与应急、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信息共享机制需进一步完善。
防灾减灾科技创新支撑力度不足。面向气候变化、复合型极端灾害的基础科学理论、地球数值模式、人工智能气象融合技术研发投入不足；气候适应性工程、韧性城市建设、农业气候适配技术产业化落地缓慢；用于巨灾损失定量评估、气候风险动态模拟的专业模型工具不完善。
跨领域复合型专业人才缺口较大。兼具气候预测、灾害损失评估、工程防灾、经济社会分析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稀缺；县域、基层气象防灾、气候风险评估专业力量薄弱，区域气候治理能力发展不均衡。
跨部门、跨区域常态化协同联动机制有待深化。气候风险具备跨流域、跨行政区特征，但常态化联合会商、风险数据共享、联合防御、灾后复盘机制不完善；流域上下游、相邻区域灾害信息互通、联防联控存在壁垒，大范围持续性极端灾害协同处置效率受限。
三、全方位提升极端天气综合防范应对能力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重在源头预防、不断提升大灾巨灾处置能力、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抓基层强基础、抓好责任落实五大部署，应紧扣国家气候安全韧性体系建设主线，统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任务，补齐灾害防控全链条短板，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
健全源头风险全链条管控机制。把气候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核心框架，在各级规划编制阶段同步开展气候风险评估，建立四级统筹协调机制，实施高风险区域差异化管控。推行重大规划、工程气候可行性论证刚性前置制度，常态化开展气候承载力普查，严控灾害高风险区开发建设。动态更新气象灾害风险分布图，将区划成果嵌入规划审批、工程建设全流程。扩容气象巨灾保险产品，依托金融工具市场化分散巨灾损失。
全面增强城乡与重大基础设施气候韧性。更新排水、防风、防暑工程标准，推进海绵城市、通风廊道改造，新建园区同步配套极端天气防御工程。实施农村住房防灾标准化改造，全域布设村级预警终端，配套建设标准化应急避难场所，常态化开展避险演练。全覆盖排查水库、交通、电网等重大工程，更新老旧设施设防标准，针对青藏铁路、南水北调等国家级工程建立专项气候风险监测评估机制。
打造一体化气候监测预警科技体系。加密全域气象观测站点，融合卫星、雷达、无人机构建空天地综合监测网络。自主研发高分辨率地球系统数值模式，融合AI提升中长期极端天气预报精度，构建复合灾害链式损失模拟模型。建成统一标准的全民早期预警系统，打通预警直达基层渠道，落实预警“叫应”闭环与多部门同步响应机制。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通过输出预警技术助力发展中国家减灾能力提升。
构建法治、标准、人才支撑与社会共治体系。修订《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国家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厘清各方法定防灾责任，扭转重救灾轻预防倾向。动态上调各类工程气象设防重现期，统一城乡防灾标准。高校增设气候安全特色学科，培育跨领域复合型人才，强化基层气象人员保障与干部专题培训。普及气候避险科普，压实企业防灾主体责任，完善群测群防网络，形成多元共治格局。
压实全链条闭环防控责任。明晰政府、行业、企业分级防灾责任，将气候韧性建设纳入党政考核，建立灾害追责问责机制。强化多部门会商研判机制，极端天气时启动跨区域联合专班统筹资源。完善巨灾专项预案与实战演练，把气候韧性融入灾后重建。建立流域、邻区联防机制，强化国家级技术下沉指导，贯通五级风险防控链条。
未来，气象工作将持续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监测预警、韧性建设、法治科技人才支撑，兼顾城乡、工程与非工程举措，协调国内治理与国际合作，织密极端天气风险防控网络，提升国家气候安全韧性，以稳固气候安全屏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安全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