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已经三十多年，至今仍是个小学生。由于水平的限制，关于治学方法，我讲不出更多的东西。我所能做到的，只是将这些年工作中的一些体会和教训清理一下，如果能对青年同志有点参考价值，那就是我最大的愿望了。
在学术研究上，老师的指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之所以对中国思想史这门学科深感兴趣，并把它作为长期研究的对象，与几位老师的指引和诱掖是分不开的。我在学习上的每一点提高和进步，都凝聚着老师的汗水和心血。
1946年到1950年，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在大学时代，我的兴趣很广泛，除了对西方哲学、逻辑学、心理学、宗教学有浓厚的兴趣外，尤其喜爱文学，常常写点文学小品和诗歌。当时我并没有想到，将来要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不过，北大哲学系一些老师讲授的有关课程，已为我后来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汤用彤先生学贯中西，研究精深，尽管他担任了文学院院长职务，仍然坚持每学期给我们讲课，一学期讲西方哲学史的若干问题，再一学期便讲魏晋玄学和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先生很重视培养学生们的自学能力，他要求我们直接阅读东西方哲学史原著，通过整理材料和综合分析，理出某一哲学思潮和某个哲学家的思想脉络，写成读书报告交给他，由他批改。贺麟先生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教学认真负责。他给我们讲黑格尔的《小逻辑》，以英译本为主，参照德文原本，一句一句地讲。他还将自己的《小逻辑》中文译稿让我们推敲，提出意见和疑问，共同讨论，由他来解答其中的疑难问题。这种方法使我们受益不少。任继愈先生对我的帮助和鼓励也很大。任先生给我们讲授“中国佛学”的课程。他鼓励学生对中国哲学史的许多问题进行大胆探索，独立思考。他要求我们经常动笔，将思考和写作结合起来，在大学阶段打好写作的牢固基础。在他的鼓励下，我阅读了先秦诸子的一些原始资料，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墨子》等，写出不少笔记。每写一份笔记，他都耐心地看过，并从中提出一些问题让我思考，从不简单地说对还是错。在这几位老师的引导下，我在大学阶段就接触了中外哲学史的一些原著，并且养成了思考和写作的习惯，也逐渐培养了对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的兴趣。
大学毕业后，我到侯外庐先生领导的中国思想史学术研究集体中去工作。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和思想史，修订《中国思想通史》第一、二、三卷，编写第四卷及其他著作。显然，这个集体是以研究工作为主。刚开始我对这种情况不大适应，觉得在一个研究集体中出于工作的需要，围绕一些研究课题去读原著，作资料长编，然后写成一部著作中的一些章节，是否能迅速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有点怀疑。后来长期的研究实践证明，在这样的集体中，结合研究课题进行学习，这种办法是行之有效的。
一个学术研究集体能否有长期稳定的研究课题，以及学术梯队的建设、人才的培养、研究成果的质量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术带头人的思想、学术水平、素质和组织能力。我们的研究集体，除去老一辈的学者外，像李学勤、杨超、林英和我，在20世纪50年代初，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在学术研究方面也刚刚起步。但是，侯老对我们很放手，让我们承担较多的科研任务，同时又严格要求、一丝不苟。1957年，在侯老的组织下，我们几位参加了他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的编写工作，开始每人只分担了很少的章节。我们自己去阅读材料，作资料长编，提观点，同侯老一起商量、切磋、辩论。这种小型的讨论随时举行，生动活泼，无拘无束，没有时间限制。由于是针对研究过程中的疑难问题展开辩论，所以通过讨论，能够使我们加深对问题的理解，启发自己的思路。写完稿子，侯老都认真审阅，仔细修改。即使稿子不能用，他也不全盘否定，而是挑出可取之处，总结经验教训，进行鼓励。有侯老把关，更坚定了我们研究的兴趣和信心。我们总是如期地完成任务，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作就做完了。侯老往往根据我们的实际能力，又增加新的更重的任务，要我们重新拿起另一个研究课题。他说：“对一个青年科学工作者来说，当他能够挑起五十斤担子的时候，就立即让他挑六十斤。当他刚刚能挑起六十斤的担子时，就又让他挑七八十斤，这样才能使他在艰苦的研究工作实践中锻炼成长得更快一些。”记得在编写《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时，我开始只承担写东林党一章，完成后又让我写王廷相。为了写好这一章，我通读了《王氏家藏集》，用了不少功夫。这章写完后，以为可以松口气，可是侯老又要我分担邓牧、王阳明和陈亮（与何兆武合作）几章，使我始终处在紧张的工作状态中，脑子里不时思考着有关问题。
侯老对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也是抓得很紧的。他几乎每天都有一定的时间阅读经典著作，每当在某个问题上受到经典作家的启发，有所体会的时候，他总是欢欣愉悦地告诉我们，使我们深受鼓舞，从而提高了我们学习马列主义的自觉性。他引导我们把做研究工作与社会责任感统一起来，具体说就是：做研究工作不是个人的名山事业，而是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力量，科学工作者应当有崇高的精神境界。这种强烈的责任感，侯老强调它是研究工作的灵魂。因此，他指导我们读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方面的经典著作，反复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提高我们的思想水平和研究水平的重要性。我们常在一起讨论。我记得我们为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大家读了《资本论》第三卷的“地租论”，在一些问题的理解上，大家并不完全一致。侯老从不强加于人，他总是和我们一起平等地讨论。当然，在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某些问题时，我们都有过失误，这更加说明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主义，而不能从这里得出其他的结论。
在这个学术集体中，除了有侯外庐、邱汉生等老一辈学者的亲切指导，我与其他几位同志之间也是互为师长的。李学勤在古代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古文字方面给我以很大的帮助；在马列主义理论方面，杨超对我的帮助亦不小。我从其他中青年同志那里也学到不少东西。我们写完稿子，往往互相看稿，相互修改，有不同的意见通过讨论、磋商来解决，彼此相互尊重、谦让，团结和睦，没有发生过争署名之类的事情。这与老一辈学者的教诲和影响是分不开的。例如邱汉生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的高尚品德就十分令人敬佩。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消极悲观，总是倾心竭力地从事学术研究，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文革”期间，他受到“四人帮”一伙的摧残，仍然坚持不懈地研究宋明理学。他对后学的帮助不遗余力，他患有眼疾，视力很差，然而对于我们的稿子总是一句句地看，认真提出修改意见。老一辈学者的言行，对于我们无疑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我也时常有机会接触其他一些老一辈的学者，他们也给予我不少的指导和帮助。蔡尚思先生是一位早就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前辈，他曾遍览中国古籍中有关思想史的原始材料，造诣很深。有段时间，我正在研究王夫之思想，曾就研究方法和其他一些有关问题向他请教，他让我一定全部读完王夫之的全部著作再下结论，力求对王夫之思想评价全面、准确，符合原意，说这样才能避免片面化的毛病。蔡先生的这个主张，对我很有教育，虽然在关于王夫之思想的若干评价问题上，我并不完全同意蔡先生的学术观点。有的老先生虽无缘相见，但拜读他们的学术著作，也往往可以学到其严谨的治学方法。这里仅举一例：周予同先生是治经学史的前辈，我读了他关于中国经学史的著作，他把经学史与思想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对我就深有启示。
总之，我觉得，在一个人一生从事学术研究的道路中，老师的作用是重要的。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师说》）不进大学学习，当然也可以自学成才。但这里所说的“自学”不是绝对没有老师，“读书”就是听老师讲授；主动拜访一些学者，这也是寻师的一种方式。绝对没有老师（广义的）指引，凭空地创造，这在科学史上是没有的。我认为，现在大学和科研单位在培养大学生、研究生的专业人才方面，应该大力发挥老师的指导作用，鼓励那些学识渊博的老学者和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拿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为培养又红又专的研究人才出力。只有这样，才能加速我国学术队伍的建设。青年学生、研究生和青年科学工作者，也应该善于向老师学习，不但要学习他们的学问和治学方法，还要学习他们良好的学风和高尚的学术品德。更要善于冲破学术界门户之别和文人相轻的陋习，向更多的不同风格、不同观点的老师学习。同学、同事之间也应互为老师，虚心学习，取长补短。
在三十多年来中国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中，我也曾走过弯路，有过不少缺点甚至错误。所有的教训归结为一点，那就是研究中国思想史上的学派和思想家，都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离开它就会违背历史真相，造成研究工作的失误。研究中国思想史，只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具体的材料出发，不能从某些抽象的定义出发。运用正确的理论，也必须同实际相结合。因为历史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很复杂的，而历史上思想家所处的时代及其个人经历也各有其特点。一个思想家思想体系形成的过程，往往是充满矛盾和否定的过程（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是一种否定；早期是唯物论，后期是唯心论是一种否定；早期积极进取，晚期消极颓唐也是一种否定，等等），其思想内容往往随着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展演变。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对待这一切，需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在思想史和哲学史上，无疑存在着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具体到研究每一个思想家来说，不能因为他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就简单地、全盘地否定其整个思想，而是应该分析其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是怎样形成的，是怎样把认识的一个片面夸大到荒谬的地步的。而且还应该细心地辨别其体系中是否还有合理的因素，是否在某些方面提出了前人未曾有过的观点。更加重要的是，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体系中存在着相互矛盾的方面，也是经常、普遍的现象，我们的研究不是要回避这些矛盾，而是应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这些矛盾形成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作出科学的分析。
有段时间，我在这方面是注意不够的。记得1960年，学术界将举行纪念太平天国一百一十周年的活动，我也准备写一篇介绍太平天国反对外国侵略者思想的文章。黎澍同志知道我的设想并看了我的稿子后，严肃地对我说：写文章不能走捷径，要往难处想，要去探索一些不易被认识到的问题。例如太平天国的对外关系，不仅有反对侵略者的一面，还有另外一面，这是可以很好地总结出历史教训的。我在他的启发下，重新研究了材料，文章从另一角度写，并请历史研究所的同志作了文字的修订，最后由黎澍同志把题目改成《从对外关系看太平天国的悲剧》（用笔名发表）。这件事对我很有教育，使我认识到，在历史研究中，如果不敢接触历史现象的矛盾方面，而只是直线型地作文章，那就距离实事求是的原则太远了。
关于治学的问题，我只能谈这么一些。这些道理说起来很简单，但要对此有深刻的感受，变成自己的经验和教训，成为自己的血肉，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学习，在各种环境中，从各个方面不间断地学习——这是我这篇短文的主旨。
（原载《文史哲》198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