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设计是社会进步的驱动力之一，当代设计追求智能快捷，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为人类提供了很多便利。然而，我们设计的世界反过来设计了我们，强调友好与便利的当代设计隐含了某些消极因素。越是智能便捷的设计，越是潜藏着让用户变得怠惰不思和去技艺化的隐忧。由此凸显出当代设计的一个悖论：设计在赋能的同时也在去能，赋予人新技艺又消解了传统技艺。要破解当代设计为人类带来的这种困局，就需要回到设计的伦理本义以及本体论，重构向善设计的美学追求。具体可从三条路径出发：一是适当增加摩擦环节或阻力，不再把“平滑”和“傻瓜式”操作作为唯一方式；二是改变装置的无缝黑箱架构，将装置原理和修复路径还给用户；三是强调批判性设计，通过向善设计走向理想的人类未来。

  [关键词]  设计美学 设计悖论 装置范式 平滑 向善设计

当代设计有个问题尚未引起高度关注：设计越先进智能，就越使用户不动脑；设计越平滑便利，就越隐含了使用户技艺退化的可能。这种说法似乎是反常识也是反设计的，但如果深入到当代设计发展趋向中去加以考量和反思，一个潜藏的悖论便会出现在我们面前，进而引起我们的警醒。对这一悖论的解析存在不同思路，本文将这一问题设定为一个设计文化的美学问题，从跨学科的美学视域融合角度，探究悖论形成的原因及其可能的对策。

一、当代设计的悖论

在人类文明史上，“全人”（或“多才多艺的人”）始终是一个推动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理想。全人的观念与艺术及其美学密切相关，发明这个概念的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兼理论家阿尔伯蒂言简意赅地指出：全人的本质在于“能够完成他们想做的一切事情”。^[１]文艺复兴时期，以阿尔伯蒂、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为代表的全人典范，一直在激励着后人。艺术在全人塑造过程中的作用十分突出，艺术这个词的本义就是指各种技艺、技术或技能。^[２]而美学作为艺术的哲学思考，当然少不了对多才多艺的关注。然而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全人理想在无所不在的“分化”中被不断摧毁，专业化、科层化和劳动分工严重限制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在现代化过程中，科技始终扮演着关键驱动力的角色，但科技进步在带来福祉和便利的同时，也导致了严峻的问题，几乎每一种新技术的涌现都会导致另一种传统技艺的消失。计算器的流行导致算盘退出历史舞台，电脑汉字输入技术的普及导致手书汉字水平的全面滑坡，GPS导航系统的广泛采用，严重削弱了人们的空间感知及空间记忆能力。尽管我们不能断言症结都在于科技，但设计的积极和消极双重作用不可忽视。尤其在科技迅猛迭代的当下，设计大有用武之地时，这个潜在的悖论有必要引起我们的反思。正如设计本体论所强调的：“我们设计了我们的世界，而我们的世界又反作用我们并设计了我们。”^[３]新技术在重塑我们的同时也规训和限制我们，潜藏着在某些方面让人变得既怠惰又智能退化的可能性。一言以蔽之，当代设计如今面临着如下难以回避的哲学和美学问题：设计在友好和便利的同时如何让人避免去智能化和去技艺化？当人们在智能手机界面上可轻松解决大部分工作和生活需求时，过往积淀下来的劳作技艺是否已让渡给新技术装置？新技术的使用者既获得了更多自由，也在某些方面受到了严格限制；新技术一方面解放了人，使人有更多闲暇时间发展自己的技能，另一方面又让人总是感到时间匮乏，没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于是，全人理想与我们渐行渐远。

设计史与科技史是同步发展的，设计的进步与技术的进步相互作用。设计的焦点在于通过新工具或新装置来延伸人的能力，从早期的杠杆、车轮到望远镜，传统的人造物大多具有这样的功能，弥补了人类体能或生理的局限，让人的智能和技艺变得更高、更强、更快和更先进。这是技术进步的哲学叙事原则，设计所采用的新技术和新方法越多，人就会变得越来越聪慧和多才多艺，因为新设计给人带来了更多的便捷，扩展了时间和空间，提供了更多的发展自由。但现实似乎并不总是如此，当代设计的技术逻辑是复杂的，结果也是多元的，它在赋予人新知识和新技艺的同时，也在重构人的生活方式，一个合理的推论是：设计有让人的智能和技艺双重退化的潜在危险。尤其是随着智能设备与平滑的用户体验成为当代设计取向，设计在为用户提供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让人经历智能和技艺的退化。

这些潜藏着使人智能退化风险的当代设计，是指便捷聪明的设计，尤其是智能设计（smart design）。这些设计往往以友好型、便利性和“傻瓜式”操作，让使用者放弃或减少了分析性思考的智力练习，不经意之间使人在思维和行为上产生怠惰，人们因此容易失去对各类信息和困难事务的处理耐心及解决能力，转而追求越来越便捷化的“一键搞定”式解决方式。这种设计满足了人的“认知吝啬”和趋易避难的本能倾向，进一步强化了使用者轻过程、重目标的工具理性，进而导致人的认知力的不断退化，少思考、快思考甚至不思考已成为当代设计规训下的人类普遍行为模式。技艺退化是指当代设计以外包方式取代了人类长期积淀形成的诸多技艺，从感知到动作，从记忆到信息处理，当代设计的便利性正在消解人的传统技艺。这一点从代际转换的技艺“代沟”中可以看出，青少年已经鲜有并且也不在意长辈们曾经自豪的传统技艺，转而热衷于使用新技术、新装置。当代设计的确越来越智能，但它对于人的技艺提升仅限于新技术框架，超越这个框架的技艺却日渐衰落。有学者尖锐指出：“便利——即更高效、更轻松地处理个人事务的方式——已作为一种塑造我们个人生活和我们经济最强大的力量而涌现。……虽然便利被当作解放的工具而加以理解和鼓励，但它也有阴暗面。凭借对平滑、毫不费力之高效的允诺，它在威胁着要消解那些赋予生活以意义的努力与挑战。它本是为解放我们而生，最终却限制了我们想做什么，从而以一种微妙的方式来奴役我们。”^[４]这一说法是对当代设计悖论的精彩描述。

令人遗憾的是，当代设计界仍在追求便捷友好甚至傻瓜型用法的道路上前行，未能意识到这一悖论的重要性。设计师共同体的主流共识一般是：智能和技艺的双重退化是技术进步的必然代价，将人类某些认知、劳作和技艺外包给机器是顺理成章的。面对这一看似无可挽回的设计发展趋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设计的“初心”，追问设计何以能丰富而不是弱化人的智能和技艺，以及当代设计美学和实践如何应对这一难题。

二、装置范式的无摩擦设计

科技进步如何进入生活世界并塑型人的行为方式？这个问题有很多不同的解答，其中科技哲学家伯格曼的当代社会技术“装置范式”理论很有启发性。他认为，传统生活与现代社会的不同在于，传统的技艺深嵌于家庭生活及其文化中，比如劈柴生火，一家老少一起劳作的过程也是家庭甚至民族传统的延续过程。现代社会则有所不同，集中供暖取消了传统劳作及其技艺传递的功能，通过作为商品的技术装置来服务人。我们是通过购买服务来获得暖气，于是装置的技术及其机制作为背景隐而不现，和消费者打交道的只是商品。技术装置的机制（如集中供暖设备运行）与商品（家庭暖气开关）的分离是现代技术的装置范式的特征，而装置范式全面重构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包括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５]如果传统的劈柴生火取暖是一家人都主动参与的劳作过程，那么现代技术则把人变成了被动的消费者，他们只和商品发生关系，而装置的机制及其运作与他们无关。设计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加速了装置的机制与商品的分离，并以使用得便捷或易上手为目标。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用户为中心、用户友好和便利性等一直是主导取向，统治着整个工业设计、数字设计和其他设计领域。当资本与技术融为一体时，这些设计原则似乎是无可厚非的，无需反思。因此，设计美学越来越倾向于感知体验和注意力获取，美学本身所带有的静观沉思和批判性反思便淡化了。这种一味追求平滑效果的无摩擦设计取向，深刻重塑了装置范式及人的行为方式。什么叫作“无摩擦”呢？“摩擦（力）”是指阻碍一物在另一物上滑动或滚动的力，表示某种阻力。设计为了便于操作自然要走向无摩擦状态，交互设计之父库珀提出了“认知摩擦”，指设计必须消除高科技装置的使用行为中所产生的心智阻力，即设计必须消除认知和行为的阻力，让产品符合用户的预期。^[６]设计师克鲁格直接把这个原则概括为“别让我思考”，他坚信好的设计是用户不会产生疑惑、停顿、寻找等“摩擦”反应，一切都是不言自明的。^[７]

这样的设计理念导致了人与机器关系的颠覆性倒转，人使用机器不再是经由思考而操作，而是先行动后思考，甚至不思考。这一愈加显著的设计趋势，有将人的认知能动性转让给机器系统的潜在危险。传统取暖方式中家人一起切磋如何劈柴、生火和效益最大化的过程，如今已经在新设计架构中完全让位于“一键搞定”的简单操作了。无论是智能手机的一键美颜，还是智能汽车的自动泊车，其设计宗旨在于让用户达至便捷的、即时的、不费周折的无摩擦结果，这便是设计界一直追求的降低使用门槛或“傻瓜式操作”。过去的装置（摩托车、照相机、手表、小提琴等），其机制与其使用并没有完全分开，其使用及其可维修性要求使用者投入注意力、时间与物理上的努力（即摩擦）去学习，进而掌握它的原理，并学会修复它们。在这个过程中，装置使用者的技艺（手眼协调、乐理知识等）在与装置的磨合中得到了提升，从而把人塑造成能动的技艺主体。正如伯格曼所指出的那样，现代技术将其复杂的机制与商品彻底分离了，消费者看不到也搞不懂隐藏在机器后面的机制和原理。关键在于，当代设计把系统封装成一个完美的“黑箱”，并向用户承诺无需思考就可一键搞定时，这是不是在认识论上把使用者从能动主体降维成被动用户，暗含了将其去智能化和去技艺化的可能？社会学家拉图尔曾用“技术让渡”的概念描述这一变化，设计将人的意图和技艺都转让给了装置，各种脚本和规则被内置于装置之中，使用者不得而知。反过来，装置按照其脚本或规则来命令使用者照此办理，人的能动性被装置的规则所取代。这一点在智能手机的使用中最为显著，看起来是人在使用手机，实则是手机按其预先的设计脚本和程序在指挥人。

更值得关注的是，一方面高新技术的知识难度使普通使用者对其装置望而却步，另一方面装置本身也关上了向公众开放的大门。过去使用者还能打开相机或闹钟进行维修，如今智能设备的封闭性和定时报废的预先设计，隔断了使用者与装置之间的参与性和修复性关系，也就是上文伯格曼所说的，装置的工作原理在使用者直面商品的过程中消失不见了。此外，许多新装置是按照不可修只可换的原则设计的，客观上也封堵了使用者自己维修的可能性。正因如此，我们看到了当代设计中新出现的“维修复兴运动”的积极意义。在智能设计及智能设备愈加友好便利的发展趋势下，使用者无需任何专业知识和技艺便可操作和体验装置，却对其原理和机制一无所知。这导致人在装置范式的操作中发生了身份转变，从一个通过摩擦来获取新知识和新技艺的探索者，降格为一个按指令操作的“机器人”或“傻瓜”。系统的“聪明”与人的“笨拙”构成了一种零和博弈：系统垄断了所有的执行逻辑，其使用者则被置于一种友好呵护的状态中。

三、“平滑”之辩证

如果我们进一步深究当代智能设计的发展趋势，无摩擦的设计效果就是无阻力的平滑。“平滑”这个概念源自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他发现“平滑”（即网络用语中的“丝滑”或“顺滑”）是当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它反映出一种普遍的社会要求，是当今肯定性社会的缩影。他直言“平滑”就是不会造成什么伤害，也不会带来任何阻力，它要求的是“点赞”。平滑之物消除了自己的对立面，一切否定性都被清除，这恰恰是智能手机设计必须遵循的审美原则。^[８]笔者想进一步指出的是，首先，“平滑”既是过程，比如在智能手机的使用中，手指在平滑的屏幕上丝滑移动，一个界面便无缝衔接另一个界面；“平滑”也是结果或效能，通过平顺的过程最终指向顺理成章的结果，如一键下单、智能声控开关、AI语音提问或自动泊车等，平滑的过程会让结果毫不费力地出现。其次，“平滑”是一种心理反应或情感体验，以最小的付出得到最大的回报，这是一种充分的获得感和肯定性情绪体验。最后，“平滑”是一个设计原则，它隐藏在新技术装置的外观或界面背后，丝滑地运作其机制和功能，用户看不见却能感受到。因此，“平滑”已成为当代设计（尤其是智能设计）的核心理念和行业目标。

如果无摩擦是当代智能设计的内在机制的物理性描述，那么，“平滑”则是其外在功效和心理体验的美学说明。“平滑”在美学上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特征与设计相关呢？从装置本身来看，一切人工可能造成的接缝或痕迹都被设计成完美的无缝平整衔接，加之极简风格流行，简洁光滑的外观遮蔽了一切内在机制，因此完美是平滑的外在形态。这一点在智能手机、电脑、平板、汽车设计中体现得彰明较著。极简的平滑外观与便捷、轻松、易上手等功能性特征相关，人与装置之间原本的距离被消弭了。智能化屏幕因其光滑的表面使各种操作（上网、转账、点餐、阅读或社交）都化为手指在二维屏幕上的轻触和滑动。智能手机好像是身体的延伸，其光滑整洁的外观设计如同人的肌肤，引发使用者的触觉感知和联想，其无所不能的平顺的功能转换，悄悄地替换了传统“全人”的多才多艺，想做什么就可以做到什么。所以，韩炳哲特别强调，“平滑”的总体倾向是肯定性的，它排除了任何消极的否定性的不适与不快，摒除一切震惊与伤害，“平滑”的美就是“我喜欢”。从美学上说，“平滑”设计提供了特别的美感体验，但正是“平滑”的美导致了主体的麻痹感，使其对美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失去了感知。笔者以为，平滑相当程度上彰显了现代设计“形式随功能”的原则，并将这一原则推到极致。正如韩炳哲所言：在平滑中人们顺利高效地甚至是以最高速度实现了信息交换，但这种看似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并无异他的否定性元素，最终不过是同类者的互动。他写道：“数字化之美消除了非同一性的所有否定性。它只允许可消费的，可被利用的差异存在。相异性被多样性取代。数字化世界似乎是一个人们用自己的视网膜就能将其尽收眼底的世界。这个被人为联网的世界将导致永久的自我镜像的形成。网络编织得越密，这个世界就会越彻底地保护自己不受他者和外界的影响。数字化的视网膜将世界变成显示器和控制屏。在这样一个自我意淫的视觉空间里，在这样一个数字化的内在性中，人们不再能感受到任何惊讶，人们只能在自己身上寻找感兴趣的东西。”^[９]

“平滑”设计相当程度上重构了装置使用者的行为方式，因为它提供了轻松抵达结果的便利，“平滑”设计塑造了人们忽略过程直取目的的工具理性倾向。当“平滑”成为无所不在的操作方式甚至行为方式时，这便隐含了导致人在技艺上退化的可能性，而退化又会造成装置使用者的身心怠惰，固化了其趋向于养成最省力、最方便、最省时的习性，并一直习惯于这样的路径。在当代智能设计或交互设计中，这样的“平滑”场景随处可见，从苹果操作系统的平顺滑动，到智能家居的语音唤醒，设计致力于消除一切物理环境中的阻力及由此带来的麻烦。晚近兴起的具身认知论指出了一条规律，即人的大脑并非一个孤立的计算容器，无论知识还是智慧，记忆还是情感，均根植于身体与物理世界互动摩擦的过程之中。在传统社会中，器物或工具的设计和操作都需要经过有阻力的过程。如按地图寻路需要手指追踪路线、翻转地图以对准目标方向，以及要调动视觉探索和空间记忆的能力；再如，驾驶手动挡汽车，需要手、脚、大脑与方向盘、踏板、显示屏等装置之间建立精准的动作协同以及调动敏捷的神经反应。这些必不可少的物理摩擦，是加强大脑空间想象力、优化神经网络连接和提升内化技艺的必要条件。而GPS导航的平面地图显示界面和清晰及时的语音指令，让人在“傻瓜化”的、平滑的虚拟场景下实现了现实的物理空间转场。驾驶者无需空间记忆，也无需频繁的空间观察，被动依从指令即可达至目的地，其大脑原有的空间认知功能完全被装置外包了。当代设计虽然提供了便利，但人在掌握新技艺的同时，其传统技艺也被边缘化了。当代智能设计中普遍存在的算法推荐和自动化功能，还会引发人的自动化偏见与认知依赖。当装置系统总是以完美的界面、不容置疑的弹窗提供便捷服务时，人的大脑出于节省认知负荷的生物学本能，必然会压制其交叉验证与批判性质疑的可能性。

当代设计有一种越来越显著的趋势，那就是将人的认知技艺外包给新技术装置，如手机、电脑、人工智能设施等，这些装置被设计成平滑关联的网络系统，人可以不费心力地让装置替代其思考、分析、决策。于是，一个令人忧心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越友好、无摩擦的设计就越趋向于平滑操作和运行，其结果是装置越来越多地取代或遏制了人们本有的或是经过学习训练能够拥有的智能和技艺。当人把空间导航外包给GPS、把校对和排版外包给Word系统、把驾车外包给自动驾驶系统时，人在学会这些操作系统及其技能的同时，是否也有被降格为一个低级和低能的操作者的危险？20世纪下半叶，麦克卢汉断言，媒介是人的延伸，但他同时也告诫，延伸到哪里就会麻痹到哪里。^[１０]今天智能手机的诸多设计俨然是人类心智的延伸，然而这种延伸的后果却强化了人的“认知吝啬”倾向。有研究表明，越是偏向于直觉而非分析性思维的人，就越是依赖智能手机来“思考”。^[１１]更危险的是，当装置被设计得无所不能时，当人被局限在“平滑”的屏幕上而与世界交往时，当人沉浸在虚拟世界中难以自拔时，人会不会在丧失对真实物理世界的具身化的情境感知力的同时，也失去经由真实情境（深度交往、关心他人、维系友谊等）磨砺所形成的同理心、沟通能力和道德勇气呢？

四、设计与人的“认知吝啬”

设计与心理学和经济学关系密切。在当代社会，设计作为产业是推动经济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其中隐含了许多复杂的心理学规则和经济学原理。所以，对设计美学的反思有必要进入跨学科的视角。晚近兴起的行为经济学是心理学与经济学的有机结合。从积极面来看，心理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为设计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甚至是提供了批判性反思的理论架构；从消极面来看，经济学及其带动下的设计学对心理学原理的片面夸大应用，导致设计中出现了许多对人的弱点加以控制的“心理技术”，^[１２]并为权力作用和资本增值服务。

要讨论当代设计对用户心智影响问题，首先需要搞清楚人类认知的心理架构和运作规则。行为经济学提供了新的视角来认知和理解设计。进入21世纪，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均为心理学家或认知科学家，如卡尼曼、泰勒等。前者提出了著名的“快思考”与“慢思考”理论来解析人的经济决策，后者以“助推”和“泥沙”理论揭穿了人的非理性“经济人”的真相，认为人是受制于其直觉的社会人。这些原创性理论深入研究了人作决策的心理机制，并深刻改变了经济学的版图。但卡尼曼和泰勒都坦陈，他们的研究受到心理学家斯坦诺维奇的启发。那么，斯坦诺维奇的心理学理论有何启示呢？

斯坦诺维奇率先提出了人的认知或心智结构是一种双系统，分别是自主心智（系统1）和分析心智（系统2）。系统1有如下特点：一是自动且无意识运行；二是计算需求低，极少占用大脑算力；三是速度快，多为直觉反应；四是属于人类漫长进化的产物；五是很容易受情境或背景影响。系统2有如下特点：一是受控制且有意识，需集中注意力；二是计算需求高，极度消耗大脑算力；三是速度慢，需要逻辑推理；四是属于人类特有而非自然进化的产物，需要文化滋养和后天教育才能习得；五是去情境化，倾向于提取抽象规则进行客观分析。^[１３]后来，斯坦诺维奇又将双系统修改为三系统，即将系统2区分为算法心智和反思心智。算法心智即智商（IQ），负责逻辑推理、信息处理和维持工作记忆；反思心智则对应人的理性和价值观，负责决定是否启动算法心智、是否抑制自主心智的冲动。三者的关系呈现为如下结构：面对特定场景及问题时，人的自主心智会自然地趋向直觉性的默认捷径。此时反思心智需要评估这个直觉答案是否符合当前的目标和信念；如果发现不合适或不正确，反思心智就会下达干预指令，启动算法心智。算法心智会利用其工作记忆容量，压制自主心智产生的冲动，并进行计算或逻辑推演，最终得出符合理性的正确答案。如果自主心智的自然倾向限制了反思心智而没有下达指令，或者算法心智“算力不足”无法维持压制，人就会作出不理性的选择。^[１４]

至此，我们便触及斯坦诺维奇的一个极富创意的概念——“认知吝啬者”（Cognitive Miser）。这个概念揭示了人的心智趋向于偷懒和走捷径，这是人脑在长期进化过程中为了节省能量而形成的生物本能。“人是一个认知吝啬者，因为他们的基本倾向是默认使用低计算成本信息处理机制……我们之所以默认求助于自主心智来处理，正是因为它在计算上非常便宜。”^[１５]这一论断直指当代智能设计的底层逻辑。由于人类本性都是“认知吝啬者”，当高科技产品或装置能降低我们的认知成本时，任何人都会即刻进入系统1的大脑低算力甚至无算力状态。当用户友好的便利设计使人可以平滑无阻力地操作时，它便适配并强化人的认知吝啬本性。斯坦诺维奇还注意到认知吝啬与智商高低无关，高智商的人同样有理性障碍并倾向于认知吝啬。因此，只要智能设计的交互界面可减少脑力消耗，人类无一例外地倾向于放弃启动系统2，心安理得地沉迷于系统1。在许多智能设计的使用情境中，使用者的智商虽没有下降，但反思的理性却被闲置了，最终在平滑顺畅的认知外包中，自愿交出了理性思考的主权。所以，高智商的人仍会犯低级错误，原因在于他们降服于认知吝啬而并未启动更高级的反思心智。

“平滑”设计的场景在当代生活中随处可见，如默认打勾自动续费、无缝连续播出视频或一键同意百页协议等，都是典型的基于自主心智而避免激活计算和反思机制的策略。这样的“平滑”设计不仅预设了使用者的自主心智一触即发，而且通过这样的路径强化甚至固化了使用者的自主心智。当设计情境中的所有阻力都被消除，自主心智代替使用者作出了所有的预判时，人类的理性决策和道德审慎判断会不会萎缩呢？当设计不再是协助人作出理智决定的工具，而是取代人成为作决定的隐形代理者时，使用者除了默认各种选项之外，如何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和理性选择？

五、向善的设计及其取向

设计界多年来流行一个观念——good design，通常译为“好设计”。其实，这里的“好”有伦理学上“善”的涵义，更学术性的译法应是“向善的设计”。好设计不仅是功能性意义上的好，更含有多重之善的意涵。简单地说，设计首要之善是有效性（功能），这在无摩擦和平滑设计中已经实现；其次之善是有益性，对用户乃至人类有益而无害，这是功能性之上的更高目标。设计美学本身就内含了设计伦理的诉求，美善相通并统一是设计必须考量的原则。因此，从好设计到向善的设计，必须从是否好用的设计，转向是否让人变得更好的设计。设计美学的伦理要求早就隐含在设计实践和理论思考之中，工业设计之父拉姆斯曾经提出15条重要的设计原则，重温这些原则对于我们思考当代设计的悖论颇有启示性。他写道：

1.首要的问题并不是问自己是否应该设计此物，而是要问应当如何设计它。

2.我们设计的产品是否真的不可或缺？是否已有经过测试与试用的、人们已经习惯且优质实用的其他同类产品？创新在此是否真的必要？

3.它是否真的能丰富人们的生活，还是只能满足人类的贪欲、占有欲或是对地位的追求？还是说，它之所以受到喜爱是因为它能给予人们某些新鲜的东西？

4.它是为短期还是长期设计的？它是加快了一次性用品的循环速度，还是有助于使其减缓？

5.它是易于维修，还是必须依赖于昂贵的维修服务设备？事实上，它真的可以被修好吗？还是只要某个部件损坏了，整个设备就变成了无用的垃圾？

6.它是否使用了那些看似时尚却在美学上极易过时的设计元素？

7.它是帮助了人们还是剥夺了他们的能力？它让人们更加自由还是更有依赖性？

8.它的设计是否太过高超且完美无缺，以至于有时你或许会感到无能或是被羞辱？

9.它代替了人们先前的哪项活动，以及这能算是一次真正的进步吗？

10. 此产品为人们带来了哪些改变的可能性，以及开拓了人们的哪些视野？

11. 此产品能否以某种其他的（或许有趣的）方式被使用呢？

12. 此产品是否真的为人们带来便利，还是说它在鼓励人们被动地接受？

13. 在更广泛的背景下，它能产生怎样可预期的改进？

14. 从整体上看，它是简化还是复杂化了某个行为或活动？它的操作简单吗，还是说需要学习如何使用？

15.它能唤起好奇心与想象力吗？它能否激起人们使用它、理解它，甚至改进它的欲望？^[１６]

在这15条设计原则中，尤其是第7条以下，几乎都与本文所谈论的设计悖论相关，第7条更是本文主题的再一次重申：“它是帮助了人们还是剥夺了他们的能力？它让人们更加自由还是更有依赖性？”拉姆斯还说道：“我认为，在与使用者的关系中，产品应当处于次要的角色；它不应当持续不断引起人的注意，它应当给予使用者自由和余地，以让其独立地表达自我的主张。”^[１７]如前所述，本体论设计的重要观念是，我们设计的世界反过来作用于我们并设计了我们。这里需要再次提出的严肃追问是：当代设计到底是提升还是剥夺了使用者的智能和技艺？它让使用者变得更加自由还是更有依赖性？

如果我们承认当代设计正在或有可能削弱其装置使用者的智能和技艺，那么，问题就应该转向如何改变设计，如何回归设计的伦理本义以及本体论（存在论）根基。笔者以为存在着一些可能的解决之道。

第一条路径是适当增加摩擦环节或阻力，不再把“平滑”和“傻瓜式”操作作为唯一方式。由于平滑和便利有使人类智能和技艺退化的潜在隐忧，所以设计界必须完成一种观念转型，那就是重构设计摩擦或阻力的本体论与认识论，抛弃在人机交互与便利性工程学中将摩擦一味视作干扰和缺陷的执念，回归适度的有益摩擦有助于人类心智成长的辩证观念。在智能系统的某些交互节点上，引入不影响顺滑操作的认知阻力，逼促使用者跳出无意识的本能反应（自主心智），激活审慎的逻辑推理（分析心智）。比如在社交媒体平台的系统设计中，不再提供一键转发，弹出需核查信息来源界面，减少默认选项，引入减速环节，在人的大脑中唤醒至关重要的反思性停顿。又如在智能手机操作系统中置入静默或冥想环节，对连续刷屏或不停滚动的操作有所限制和提醒等。总之，有意义的摩擦和阻力应该重返设计，以降低当代设计中将人规训为信息劳工的潜在危险。用拉姆斯的话来说，设计师有必要扪心自问：此设计为人们带来了哪些改变的可能性，开拓了哪些视野？它能否以某种其他的（或更有趣的）方式被使用呢？

第二条路径是改变装置的无缝黑箱架构，取消或部分取消只可换不可修的设计，并将装置原理和修复路径还给用户，使其能动地参与到装置修复中去。如前文所述，伯格曼关于装置机制与商品二分的技术哲学道出了当代无缝设计的真相，使用者只能参与购买和操作商品的环节，他们被剥夺了了解和修复装置的权利，因为越来越复杂的装置成为典型的黑箱。无缝设计的本质是掩盖装置的复杂性、数据来源及算法偏见，向用户呈现一个仿佛全知全能的极简界面（如只有一个搜索框或一个语音唤醒符）。这种极简设计潜藏了某些隐忧，它导致了人的自动化偏见，强化了使用者难以消弭的认知外包，将使用者规训为不加怀疑的被动盲从者。如何解决无缝设计困局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难题，比如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界面中，缝合一些与AI相关问题的伦理界面，并清晰地展示该结论是基于何种权重的数据集生成的，当前输出内容的置信度高低，以及算法在生成过程中舍弃了哪些不相容的观点等。再比如高技术装置内含可修复的设计，并给出修复的路线图，等等。重要的是设计应将修复权利返还给使用者，以改变无缝设计阻断了使用者自行修复的可能性的现状。晚近兴起的修复复兴运动与开源硬件主张，正是值得关注的设计本体论思潮。当设计允许并鼓励使用者拿起工具去修复和改造自己的智能设备时，人类所潜藏的匠人精神和沉睡的动手技艺便被重新激活了。正是在这样的场景中，人不再是智能设备的被动使用者，转而成为全新的能动主体。

第三条路径更激进也具有哲学方法论意义，即批判性设计。如果说形式随功能的理念必然导向更加便利、强大的功能，达至一种肯定性的设计结果的话，那么，批判性（思辨性）设计则带有否定性，能够挑战现状，质疑假设，引发反思。批判性设计提出了一系列转变，尤其是从为产业服务转向为社会服务，从塑造消费者转向塑造公民，从改变世界以适应我们转向改变我们以适应世界。其中，最重要的转向是从“设计提供答案”走向“设计提出问题”。在批判性设计的倡导者看来，设计不是技术，而是社会梦想，它是关于人类所愿景的未来的设计。批判性设计不仅被用作创造事物的工具，也被用作创造思想的工具。设计是一种推测事物可能状态的手段，也就是去想象可能的未来。^[１８]如果说设计本体论强调的是设计在过去和当下对世界的改变，以及这种改变对我们自身的反作用，那么，批判性设计更强调未来的维度，而且是人类所憧憬的未来。也就是，通过向善设计（好设计）走向理想的人类未来。这么来看，当下智能设计中许多过于平滑、过于友好、过于便利的做法是值得反思的。因为当下的设计过于追求商业性和资本利益，所以批判性设计正是要挑战关于设计在日常生活中业已形成并认为理所当然的假设、成见和既定观念。本文的宗旨并不是全盘否定流行的平滑、友好和便利型设计，而是想着力指出其中藏而不露的工具性强制力。这种强制力只关注人在做什么，在轻松便利的点击、刷屏、购买的操作中，智能设备、算法、传感器等便可在赋予人虚假的自由选择中来预测和规训人的行为和思想。因此，我们必须提出某种平衡策略，揭示设计的隐忧，让当代设计更好地服务于人类。

面向可期的未来，设计师该作出何种正当的抉择？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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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35页。

^[２] [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7-20页。

^[３] Anne-Marie Willis, “Ontological Designing”, Design Philosophy Papers, vol.4, no.2, 2006, p.70.

^[４] Tim Wu, “The Tyranny of Convenience”,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6, 2018, https://unseminary.com/wp-content/uploads/ TheTyrannyofConvenienceNYTimes.pdf.

^[５]Cf. Albert Borgmann, Technology and the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Life: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６] Cf. Alan Cooper, Inmates Are Running the Asylum: Why High-Tech Products Drive Us Crazy and How to Restore the Sanity, Ch.2, Indianapolis, Indiana: Sams, 2004.

^[７]参见[美] Steve Krug：《点石成金：访客至上的网页设计秘笈》，De Dream’ 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年。

^[８] [德]韩炳哲：《美的救赎》，关玉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页。

^[９] [德]韩炳哲：《美的救赎》，第35页。

^[１０]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3、74-81页。

^[１１] Nathaniel Barr, et al., “The Brain in Your Pocket: Evidence that Smartphones are Used to Supplant Thinking”,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vol.48, 2015, pp.473-480.

^[１２] Cf. Bernard Stiegler, Taking Care of Youth and the Generations, Stanford, C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１３] Keith E. Stanovich, Richard F. Wes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Reasoning: Implications for the Rationality Debat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vol.23, no.5, pp.645-665.

^[１４] Keith E. Stanovich, Rationality and the Reflective Mi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29-46.

^[１５] Keith E. Stanovich, Rationality and the Reflective Mind, p.20.

^[１６] [英]苏菲·洛夫威尔：《为存在而设计：迪特·拉姆斯的设计之道》，傅圣迪、刘泉泉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23年，第342-343页。

^[１７] [英]苏菲·洛夫威尔：《为存在而设计：迪特·拉姆斯的设计之道》，第347页。

^[１８] Cf. Anthony Dunne, Fiona Raby, Speculative Everything: Design, Fiction, and Social Dreaming, Cambridge: MIT Press, 2013.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