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苏州大学研究生部，江苏苏州215006；2.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苏州215021）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21(2003)05-0011-06

摘要： 本文以行政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的新认识为基础，提出行政哲学是关于行政观的学问，是人们基于行政实践而对行政本质以及行政科学发展进程进行考察和反思的相关知识的概括和总结。结合当前行政学研究的实际，本文将行政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界定为以下五个方面：行政本质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目的与行政价值、行政理论范式及其转换、行政理论评价及其创新。

关键词： 行政哲学；研究对象；基本问题

在《行政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中，我们提出，行政哲学考察的是行政科学的基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就是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行政哲学是对行政本质以及行政科学发展进程进行考察和反思的哲学[1]。从这一认识出发，在《行政哲学研究的两个主题》中，我们将行政哲学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1）关于行政的知识论的本体论考察，主要考察行政的空间属性，也即行政作为一种存在的空间属性。（2）关于行政的生存论的本体论考察，主要考察行政的时间属性。此处所说的时间，指的是行政作为一种有目的的活动或过程从萌芽到产生再到消亡的时间，也即行政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的时间过程。（3）关于行政作为一门科学的整个发展进程的考察。在对行政科学整个发展进程所进行的考察过程中，行政哲学关注的问题应当是诸如行政科学研究主题的发展脉络、行政思想的演变历程、行政理论范式和方法的更迭与评价、行政科学发展的结构及模式等方面的基本问题。（4）关于行政作为一门科学的发展取向的价值判断。这是建立在前三个方面考察基础之上的一种必然的结果，是行政哲学的目的或终极关怀的表达。行政哲学最终关注的是人们在实际的社会活动中应当依据怎样的思想、理论、方法和原则行政[2]。

通过对行政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更进一步的思考后，我们认为，行政哲学是关于行政观的学问，是人们基于行政实践而对行政本质以及行政科学发展进程进行考察和反思的相关知识的概括和总结。也就是说，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行政观。所谓行政观，就是在一定哲学的指导下，以行政活动及其规律为依据，结合时代精神以及与行政有关的其他科学的研究成果，对该时代行政提出的理论化、系统化的看法。能为一个时代的人们所接受、对行政实践真正有影响的行政观，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建立在对行政现象、行政规律、时代精神、与行政有关的其他科学的研究成果、哲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同时也离不开对行政哲学自身方法论的研究。行政哲学研究行政现象的目的是在评判现有行政观的合理性及其不足之处的基础上，为行政观的更新提供实践基础；行政哲学研究行政科学已经提出的规律，则是为形成正确的行政观提供行政科学的理论依据；行政哲学对时代精神的研究是形成新的行政观的推动力，这也是行政哲学具有生命力的重要保证；行政哲学研究与行政有关的其他科学的研究成果，则是形成完整的、恰当的行政观的保证；行政哲学对哲学的研究，是为行政观的形成提供哲学的理论基础；而行政哲学对方法论的研究，则是为形成科学的行政观提供科学研究程序和思维方法。在行政哲学上述诸方面的研究内容中，核心内容是对时代精神及公共行政精神的研究。

黑格尔认为，哲学“是最盛开的鲜花。它是精神的整个形态的概念，它是整个客观环境的自觉和精神本质，它是时代精神，作为自己自在思维的精神”[3]。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的论断，并进一步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又说哲学是“文明活的灵魂”[4]。黑格尔、马克思的上述精辟论断，深刻揭示了哲学的本质。哲学的过去和已有的哲学流派皆是那个时代精神的反映；现代社会对哲学更有一种反映时代精神、适应时代精神和创造时代精神的强烈呼唤；而未来的哲学，可以说就是未来时代精神的学问。对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哲学不是具体、特殊的知识，它与具体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它是关于时代实质的知识，是关于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知识。或者说，哲学是精神之精神。“精神”一词在中国文化中有丰富的含义：一方面，它是内在理性和外在气质的统一，或者说是内在的要义精华与外在风格的统一。另一方面，精神往往又与心灵、灵魂等词同义，是主体的意识、心理的自在状态。精神较思想更深刻，它体现与把握的是思想、学说、理论的价值取向和精神指向，是思想、理论中主要、核心、实质的内涵。时代精神是一个贯穿于所有各个部门的主体本性或性格，是时代性格的表征，时代思想的提炼和凝集，它所反映的是时代的潮流和时代的需要，是人民最精致最珍贵的精髓，它所体现与把握的是时代的价值取向和精神指向。

从这一意义上说，作为部门哲学的行政哲学，它应该是关于公共行政精神的学问。公共行政精神是公共行政主体内在的行政理性与外在行政气质的统一，是国家、民族以及公共行政人员的行政追求，是公共行政行为的内驱力。通过对现代公共行政产生过程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公共行政的产生是与公共行政精神的培育联系在一起的。现代国家的结构方式、官僚制度以及公共行政的运作方式的产生有公共行政精神在支撑。反过来，这一方式、制度与运作又为这种公共行政精神的培育和发扬不断注入新的内容。有学者指出，在现代公共行政产生的过程中，公共行政精神的如下三个方面体现得比较明显：主权在民思想、法制精神和效率概念[5]。

行政哲学研究、弘扬行政精神包括以下四层含义：一是捕捉，即透过时代精神在时序上的变化和氛围上的差别，从新的具体的行政背景中找到行政精神；二是辨析，即透过一定历史阶段上各种行政精神的纷繁表现找准符合时代发展的行政精神；三是熔铸，即将行政的时代精神提炼升华到哲学的层次；四是弘扬，即拓展、宣传、提倡科学的行政精神，使之为广大行政人员，乃至全社会所理解和掌握，成为一定历史阶段上指导人们行政行为的内在精神动力。

二

如上所述，行政哲学是关于行政观的学问，是人们基于行政实践而对行政本质以及行政科学发展进程进行考察和反思的相关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其基本问题是行政思维对行政存在，行政思想、行政理论对行政实践的关系问题。根据这一认识，我们可以将行政哲学的基本问题初步界定为如下五个方面的问题：行政本质及其分界问题、行政的基本假定问题、行政目的与行政价值问题、行政理论范式及其转换问题、行政理论评价及其创新问题。

行政本质及其分界问题。行政究竟是什么？明确行政本质的方法是什么？为什么有行政？为什么需要行政，行政是中性的吗？为了人类的自由解放，我们需要怎样的行政？行政的对象是人还是本体论系统，是否存在着行政与非行政的区分，如果有，分界的标准是什么？行政学虽然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然而迄今还没有哪位学者为行政确立一个简单明了的、能为大多数理论工作者和管理者所接受或认同的定义。西方学者有的是依照制衡原理，着重从资本主义国家组织分工关系上来确立行政的内涵，认为只有政府行政部门所管辖的事务才是行政；有的从政治与行政分离的角度来确立行政的内涵，如古德诺认为“在所有的政府体制中都存在着两种主要的或基本的政府功能，即国家意志的表达功能和国家意志的执行功能”[6]，“政府的这两种功能可以分别称作‘政治’与‘行政’”[7]；有的则从管理功能的角度来确立行政的内涵，认为协调众人努力达到一定目标的一切管理活动都是行政，以费富纳、西蒙、怀特、古利特等人为代表。国内学者对行政概念认识的分歧主要集中于管理主体的确立和幅度范围的划分上，如行政的边界在哪里，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的管理活动能否划入行政的范畴，能否超越团体和政体、超越时间和空间找出一个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行政概念等等，一直没有权威性的解释和令更多学者认可的答案[8]。因此，行政哲学必须对行政的本质及其分界给出明确的界定。

我们认为，对行政本质及其边界的研究，要始终围绕这样几个问题展开，即何谓政（治），谁来行，如何行，终其果。这四个问题贯穿于行政管理活动过程的始终，其中最为重要和关键的问题是何谓“政”的问题，行政分析研究的起点是“政”，而不是“行”。虽然关于“政”或“政治”的定义林林总总，但其要义莫过于一是“公”或“共”，二为“正”。所谓“公”是指行政所推行、执掌的政事、政务具有政治、国家那种超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性”特质，它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增进、分配、调适及其公共权力活动紧密相关；所谓“正”是指与“公”、“共”即公共性特质内在联系的并能外显的一种“德行”或“德性”。正如孔子曰：“政者，正也”。由此，所谓行政即“行公”、“行正”，行政亦即行“公正”[9]。

行政的基本假定问题。行政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本假定基础之上的？行政的基本假定究竟包括哪些方面，行政的基本假定具有经验基础吗？行政应当建立在什么样的基本假定之上？科学理论和科学研究当中，常常包含着一定的前在理论预设，即理论的基本假定，它们常常成为某个系统理论的逻辑支撑或逻辑起点。在经济学中，“理性人”、“资源短缺”等假设，支撑着整个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同样，在公共行政学中，事实上也存在着关于人的本质、权力的特质、理性的限度、政府的实质等等方面的基本假定，只是这些基本假定没有被鲜明地、理论化地归纳提炼出来，但是已经有一些学者对公共行政学的基本假定进行了初步的阐述。如尤格斯与凯勒提出美国公共行政实践模型的建立基于如下三个假设或前提：第一个假设是成立美利坚合众国的奠基人多数将人看作是本质上是易腐化的；第二个假设涉及共和国的权力属性；第三个假设预计到个人与集体参与公共团体会带来的矛盾。基于上述三个假设或前提，尤格斯与凯勒提出了美国公共行政学的三大模型：派系冲突模型、派系规则模型和公共利益模型[10]。又如，美国行政学家、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西蒙认为，传统的“完全理性”的假设不符合人类行为的现实，他从人的意识、决策环境与人的能力等方面否定了“完全理性”的假设，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设，从而构建了具有鲜明西蒙特色的行政行为理论。再如，哈蒙认为公共行政需要一种新的典范。他的基本假定是，人性是自主的（active），而不是被动的（passive），是社会性的（social），而非原子论的（atomistic）。因此，人绝不是仅仅对环境的影响加以回应，而是自主地决定外在环境；人和环境的关系是一种对等的互动关系（a reciprocal relationship），人本身也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公共行政的分析单位不是“个人”或“群体”，而是“面对面的情境”[11]。

当前，国内行政哲学界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认识“政府人”的本质？所谓政府人，狭义上可理解为履行一国之行政公务的人员集合，即行政管理者；广义上可理解为一国所有履行国家职能的人员集合。关于政府人的本质问题，目前学术界存在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政府人是经济人。新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公共选择学派就持此种观点，“公共选择学派的基础是一个从根本上说十分简单但却很有争议的思想——即担任政府公职的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其行为可通过分析其任期内面临的各种诱因而得到理解。”[12]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政府人是公共人而非经济人[13]。他们认为，经济人假设是不科学不正确的假设，以此运用于政府人行为分析当然也是不科学的，甚至是有害的。基于如上分析，他们强调指出：政府人作为公共人，他追求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行使公共权力，依靠公共给养，接受公共监督。我们认为，要准确认识政府人的本质，有两个必要的前提必须阐释清楚：一是何谓“人性假设”？二是人性假设分析的基本视角有哪些？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所谓人性假设，就是以一定的价值取向对现实人性的有选择地抽象、摄映，对人的本性的根本观点、看法和评价。

行政目的与行政价值问题。行政的目的和价值究竟是什么？行政的终极关怀究竟指向什么？行政的终极关怀与人性解放的关系怎样？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和价值，应采取哪些行政原则？行政原则是怎样形成的？行政原则与行政的基本假定是什么关系？等等。作为行政主体对某种特定的行为方式或行政体系存在的理想状况的基本信仰和信念，公共行政价值是公共行政主体的灵魂要件以及公共行政活动的动力源泉和理性后盾，它从深层次上决定了公共行政的宗旨、目标和运行模式。以“效率”为最高善的传统的公共行政忽视了民主政治因素对公共行政过程的影响，以为通过管理技术和量化方法就能解决行政问题，而对公共行政的根本价值、目的、伦理缺乏从系统的高度进行反省，这样反而是欲求效率却不得。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行政学者们开始重新研究公共管理与非公共管理的关系、政治与行政的关系以及相关的“公与私”、“民主与效率”等问题，学者们开始考虑“我们所拥有的是什么类型的行政管理？”“我们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政府？”政治和价值问题再度回到了行政学的核心位置。与此同时，西方各国在公共行政改革中开始引入权力下放、公众参与、顾客至上等具有民主取向的基本价值观念，试图通过建立“民主行政”模式，以实现当代公共行政的宗旨和目标[14]。而新公共行政学则独树一帜地把社会公平作为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与“公共目的”，即张康之教授所称的“公正行政”[15]。关于行政的价值，还有学者提出了“责任行政”的概念[16]。与行政的民主取向一样，行政的责任取向也是行政的内在价值标准，这主要表现为政府对社会（公民）的责任以及政府内部的责任两个层面。

纷繁复杂的理论主张迫切要求行政哲学回答并明确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公共行政的目的和价值，从而使我国的行政改革及行政发展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和权限，正确处理中央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17]。这一阐述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行政发展的目标选择与价值取向，即效率优先、公正为本。人的全面发展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是贯穿于公共行政价值体系中的基本原则；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追求，也是公共行政价值的核心部分。

行政理论范式及其转换问题。行政科学走向成熟的标志是什么？行政科学的发展是有结构的吗？行政思想和概念的变化是渐变的还是不断革命的，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涉及到了行政理论范式及其转换问题。科学理论研究中的范式概念来源于科学哲学，一般认为，理论研究的范式问题是科学哲学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库恩指出，科学的发展是从不成熟的科学阶段到常规科学阶段，经过科学革命，然后进入新的常规科学阶段。如此循环往复，形成科学理论发展中的一个个周期。行政科学的范式是为了组织相关的概念、理论和实践模型而建构的，理论范式指的是理论逻辑模式，它是由理论的构成要素、要素的结构形式等方面组成的。因此，行政哲学应在考察行政科学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回答行政学百余年的发展究竟有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范式、步人常态科学的殿堂？如果已建立起自己的范式，则先后又经历了哪几种范式的转换？只有对上述问题有了明确的回答，当代公共行政学的发展才能确定自己的历史方位，也才能明确今后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所在。

关于行政科学的范式问题，目前学界存在如下四种观点：（1）两种范式论。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在《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中，将美国的公共行政概括成是“官僚制行政”和“民主制行政”两种模式[18]；我国学者于强认为，公共行政学从前范式阶段（伦理行政时期）进入正轨以来，主要经历了官僚制范式和民主制范式两个时期[19]。（2）三种范式论。罗伯特·B.德哈特和珍尼特·V.德哈特在“新公共服务：服务而非掌舵”一文中，把公共行政学研究概括成三种标准模式或研究模式：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20]。陈振明教授在其主编的《公共管理学》绪论中指出，西方行政学在百余年的发展、演变历程中，作为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的行政学经历了三次范式的转换，即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public administration）到新公共行政学（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再到（新）公共管理学（new public management）的三次重大突破[21]。唐兴霖在《公共行政学：历史与思想》一书中则从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角度将一百多年来公共行政学思想发展模式提炼为：从“制度——功能行政观”到“过程——行为行政观”再到“多元化行政观”[22]。而卢明则撰文指出，在公共管理学百余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经历了三次核心管理范式的演变，即从初期的以“效率”为核心的早期公共管理范式到中期的以“公平”为核心的公共管理范式，再到近期的以“与市场相协调”为核心的新公共管理范式[23]。（3）五种范式论。美国著名的公共行政学专家尼古拉斯·亨利认为，作为一个学科，公共行政先后发展经历了五个相互重叠的范式，即范式一：政治/行政二分法；范式二：行政学的原则；范式三：作为政治学的公共行政学；范式四：作为管理学的公共行政学；范式五：作为公共行政学的公共行政学。[24]（4）六种范式论。张梦中教授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行政学经历了六次大的范式转变：其一，科学管理，即传统的公共行政；其二，管理科学；其三，公共事务；其四，政策分析；其五，新公共行政；其六，新公共管理、公共管理[25]。与此相映成趣的是，有一部分学者则对范式理论是否适用于公共行政学进行了批评，其批评的论域主要集中在：公共行政学是否能够成为库恩意义上的常态科学？行政学家们在从事科学研究时，是否存在一个共识的典范？据此，有学者指出，按照库恩的范式理论，公共行政学目前仅仅处于学科的前范式（preparadigm）时期[26]。对此观点，我们深表赞同和认可，因为“在行政学1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行政学研究什么’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回答”[27]。

行政理论评价及其创新问题。科学理论的评价是为了在相互竞争的多种理论中作出合理的选择，以促进知识的成长和科学的进步。在这一问题上，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形成了两派主要的观点，一派强调科学理论评价的经验——逻辑标准，这派以逻辑经验主义和波普尔学派为代表；另一派强调科学理论评价的社会学——心理学标准，库恩、费耶阿本德等历史主义者大都属于这一阵营。因此，行政哲学应从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吸取丰富的养分，从而构建自己的理论评价标准及体系。行政理论的评价标准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构建：一是真理标准。我们相信行政理论，是因为相信它是真理，真理就是人的理论知识和客观现实相符合，而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所以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有其不确定性，即实践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判定行政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的。这是因为理论是普遍性的东西，而实践是个别的，用个别证明一般，是一种归纳论证，而归纳论证在逻辑上是不严密的；其次，用实践来检验行政理论，还有另外一个困难，即当理论推导出来的结论与我们的实践检验不相符合时，我们该判定哪个理论为谬误，予以抛弃，抑或继续接受这一理论？这种选择有时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实践所具有的局限性，往往使我们不知道错误出在哪一方。正是由于实践标准具有上述不确定性，所以需要其他标准来加以补充。二是价值标准。价值是相对于人来说的，即满足主体需要的理论就是有价值的，不能满足人的需要的就是没有价值的。我们在评价某一行政理论的时候，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真的，而且要看它是否有价值，人们总是愿意接受真的且有价值的行政理论。人的需要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行政理论的价值也可以相应地分为理论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三种类型。行政理论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解题能力（行政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预见能力（行政理论的超前反映能力）和方法论意义。

行政哲学对既有的行政理论的批判，源自于行政哲学思维所具有的反思特性。反思，在其最直接的意义上，就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反思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28]，对“对思想的思想”，或者说“反思思想”。有专家指出，从人类思想的维度上看，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可以归结为两个最基本的“维度”：一是“构成思想”的维度，也就是思维以人类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为中介而实现思维和存在相统一的维度，即人类以某种具体的方式（如常识的、神话的、宗教的、艺术的、伦理的、科学的等方式）为中介而构成“思维和存在”之间某种经验的、幻化的、直觉的、体悟的、审美的、价值的、逻辑的关系并构成某种“属人的”常识的、神话的、宗教的、艺术的、伦理的、科学的“世界图景”，从而实现“思维和存在”在某种条件下的统一；二是“反思思想”的维度，也就是思维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当作“问题”而予以“反思”的维度，即人类把自身把握世界的诸种方式（常识的、神话的、宗教的、艺术的、伦理的、科学的方式）及其全部成果（知识形态的常识的、神话的、宗教的、艺术的、伦理的、科学的“世界图景”）作为“反思”的对象，也就是把人类所“构成”的关于“存在”的全部“思想”作为反思的对象，追究“构成思想”的根据，探寻“评价思想”的标准，揭示隐含在“全部思想”之中的经验的、逻辑的、直觉的、审美的、价值的“前提”，从而变革和更新人类已经“构成”的“思想”，实现人类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终极关怀”的“飞跃”和“升华”[29]。在“构成思想”的维度上，思想的任务就是实现“思维和存在”的“统一”，而不是把“思维和存在”当作问题；与此相反，在“反思思想”的维度上，思想的任务并不是实现“思维和存在”的“统一”，而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当作必须予以追究的“问题”。由此可见，行政学是从“构成思想”的维度来建构“行政思维和行政存在关系”的科学体系，而行政哲学则是从“反思思想”的维度来对“行政思维和行政存在关系”的科学体系进行反思的学科。行政哲学通过对既有的行政理论的批判和反思，在给各种行政理论建设以哲学层面指导的同时，充分吸收各种行政理论的优秀成果，丰富和完善行政哲学自身的建设。就后者而言，行政理论批判的过程，也就是行政哲学自身研究、探索和创新的过程。

参考文献：

[1]乔耀章，芮国强. 行政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J]. 中国行政管理(北京)，2002，(6).

[2]芮国强，谢玉平. 行政哲学研究的两个主题[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南京)，2002，(4).

3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4]邹铁军，秦光涛. 现代西方哲学——20世纪西方哲学述评[M].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

[5]竺乾威. 公共行政学[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6]7古德诺. 政治与行政[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8]孙学玉. 走出困惑：关于行政概念的再思与再认[J]. 江苏社会科学(南京)，1999，(6).

[9]乔耀章. 从治民到官民互治——行政现代化历程分析[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北京)，2002，(2).

[10]张梦中. 美国公共行政学百年回顾(上)[J]. 中国行政管理(北京)，2000，(5).

[11]朱国云. 美国公共行政理论的超越理性取向[J]. 国外社会科学(北京)，1999，(6).

12布坎南. 自由、市场与国家[M].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

[13]刘瑞，吴振兴. 政府人是公共人而非经济人[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北京)，2001，(2).

[14]王运生. 民主行政：价值框架生态环境[J]. 学习与探索(哈尔滨)，2000，(5).

[15]张康之. “公正行政”是公共行政的新视点[J]. 南京社会科学(南京)，1998，(9).

[16]金太军. 民主行政与责任行政[J]. 江西行政学院学报(南昌)，1999，(3)；王运生. 公共行政的责任与民主[J]. 中州学刊(郑州)，2000，(3).

[17]江泽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8文森特·奥斯特罗姆. 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19]于强. 重新认识公民和国家——二十一世纪初的公共行政学走向[J]. 人文杂志(西安)，2001，(1).

20罗伯特·B·德哈特，珍尼特·V·德哈特. 新公共服务：服务而非掌舵[J]. 中国行政管理(北京)，2002，(10).

[21]陈振明. 公共管理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2]金太军. 评《公共行政学：历史与思想》一书——兼论行政学说史研究中的若干重要问题[J]. 中国行政管理(北京)，2001，(7).

[23]卢明. 公共管理范式的演变[J]. 中国行政管理(北京)，2001，(1).

24尼古拉斯·亨利. 公共行政学(第七版)[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25]张梦中. 论公共行政(学)的起源与范式转变[J]. 中国行政管理(北京)，2001，(7).

[26]张璋. 新公共管理：典范还是交响乐？[J]. 公共行政(北京)，2001，(2).

[27]张康之. 行政学研究什么[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北京)，2002，(3).

28黑格尔. 小逻辑[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9]孙正聿. 反思：哲学的思维方式[J]. 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