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215021）

摘要： 从知识政治学的视角，政府结构、政府过程、政府发展是一种基于知识的特殊主体和行为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针对不同的问题，政府总是倾向于一种主导性知识作为其运作的基础，但是知识的转型与政府的知识选择使这种依赖单一知识基础的政府行为往往趋向一种结构性的失衡与偏向，而后来的政府却又往往依赖另外一种主导性知识来解决以前的政府行为偏差，造成了另外一种趋向的行为偏差。因此，和谐政府的建立是必要的，而在和谐政府的建立过程中，实现非歧视性的知识的和谐是十分重要的前提。

关键词： 知识政治；政治政府；知识基础；知识和谐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681（2007）03-0004-05

作者简介：乔耀章（1954- ），男，江苏江都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学、行政学研究；姚尚建（1970- ），男，江苏连云港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苏州行政学院副教授。

知识政治学是近年来国内政治学界正在兴起的一门学科。作为一种介于政治学与知识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其主要体现在一种研究视角与方法的转换。从知识变迁来解说政治变迁，是知识政治学的一个基本研究方法。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的历史确实是以知识为导向的发展过程。政府过程也是一种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特殊的人类行为过程。这一点即使在神学政治学那里也承认。在神学政治学那里，人受双重的治理——既有内在心灵与永生的治理；又有民事判断和统制行为的政治。而这些治理和统制恰恰依赖着知识的变迁，而知识的变迁又赋予了这种治理与统制以合法性基础。而世俗的政府更是依赖于知识的发展，这种发展既体现在政府治理对象的变化，也体现在知识对政府自身的改造。

一、基于知识的政府结构

什么是政府，这是一个众说纷纭而难以解决的问题。截止目前，关于政府的定义主要有三种说法，即一般意义的政府、国家机构的政府、非国家机构的政府；阶级社会的政府和无阶级社会的政府；原生型政府和次生型政府等。

从一般意义上看，这样的划分法背后存在一种方法论的差异，但是从知识政治学的分析框架，这背后只是由于知识基础的不同而导致的政府过程的变迁。

城邦时代的政府及其知识基础。如果说一般意义上的政府是一种超越国家阶级的政府，那么这种政府是和古希腊的政治学尚未从伦理学中分离出来有关。在《理想国》之前，甚至一直到了《政治学》，对政治的分析是基于伦理学道德批判之上的，因此在古希腊，会得出最好的国王应当由哲学家来担当的基本结论：“只有在某种必然性碰巧迫使当前被称为无用的那些极少数的未腐败的哲学家，出来主管城邦（无论他们出于自愿与否），并使得公民服从他们管理时，或者，只有在正当权的那些人的儿子、国王的儿子或当权者本人、国王本人，受到神的感化，真正爱上了真哲学时——只有这时，无论城市、国家还是个人才能达到完善。”

当我们对柏拉图“哲学王”思想进一步分析后发现，这种以道德的自我实现而实现国家治理的“善”本身也是基于柏拉图对知识的认识的。在柏拉图的视野里，世界分为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可见世界包括实物的本身和影像；可知世界主要是指理念世界和实物的本质，而可知世界的理念世界和实物的本质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理念——“逻各斯本身凭着辩证的力量而达到的那种知识。”因此，正是这种知识的抽象性与深刻性，一般人不能领略，而只能借助于哲学家的力量。

在上帝之城不能与世俗之城分离的时代，依靠高尚的灵魂自净实现政府治理的善只能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柏拉图在世界的最深处隐藏了知识，这种隐藏既给后来的亚里士多德乃至后来的政治学家提供继续分析的动力，也给后来的政府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即得到民众支持的政府一定是掌握了这种知识的政府，而失去了支持的政府则可能是失去了对这一知识的正确解读。同样，《理想国》还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道理，即在政府形成的初期，对知识的依赖也是初步的，在知识体系分化尚不成熟的古希腊，作为那一时期知识顶峰的哲学和伦理学也必然成为政府的基础。同样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知识也同时成为了那一时代一个政府合理性批判的标准。

工业时代的政府及其知识基础。十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解放了人类，把大写的人从上帝的束缚中彻底剥离出来，工业革命以摧枯拉朽的姿态昭示着一个属于人的现代政府的现实可能。科学和理性从而成为政府的内在要求和运行基础。

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催生着政治学、文学、心理学、经济学、物理学、生物学等学科的巨大发展，而这些知识先后以平等、合同、人性、理性等内容成为了现代政府的知识基础。当世俗之城获得了统治合法性不久，霍布斯、洛克、卢梭先后在这些合法性中塞进了经济学中的契约因素。霍布斯告诉人们，物体是独立的客观存在，物质永恒存在并处于运动之中。他指出，“在人类的天性中，有三种造成争斗的主要原因存在。第一是竞争，第二是猜疑，第三是荣誉……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摄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为了保持安全，人们通过契约成立国家和政府，于是伟大的“利维坦”诞生了。人的力量经过洛克进一步放大，在洛克那里，国家已经与市民社会能够截然分离。而卢梭的呐喊则是破天荒的，“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文艺复兴以来的政府同样经历了主要学科发展的碰撞和交织，这一点在卢梭那里最为明显。卢梭是一个在神学政治学中痛苦挣扎的使者，在卢梭的逻辑中，个人空间走向了公共人格，也走向了道德共和体。而众所周知，他的理想导致了罗伯斯庇尔的出场，导致了一个留下争议的大革命的政府框架。而洛克的分权学说经过孟德斯鸠的改造，也最终成为了美国政府的知识基础。

工业革命最终催生了世界市场的一体化趋势，应当说，在现代政府的建立过程中，经济学作为政府的知识基础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伦理学、哲学的光环逐渐逝去，经济学以工业革命和市场全球化为载体成为一种世界话语。经济学中的理性与效率原则成为19—20世纪上半叶的政府过程的重要原则。以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政府成为“最小”意义上的政府，政府在市场资源的配置中显得似乎无足轻重。但是在遭遇世界性经济危机以后，在美国，以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政府知识基础遭遇了巨大的挑战，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罗斯福“新政”启动了政府知识基础的变革——以政治学逐步取代经济学，以政治学强硬的干预与保障取代自由放任的经济学的软弱与退缩，而强政府也成为美国“新政”时期的主题词。

治理时代的非国家机构的政府。如果单单从字面上讲，非国家机构的政府只是一种特殊的政府表现形式，或者说是一种与国家暂时分离的政府，如18世纪美国大陆会议与美国国家，20世纪法国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流亡政府与法国国家的关系。但是我们所说的非国家机构的政府重要是指一种价值指向。

在后工业化时代，市民社会的理论开始凸现其在政府理论中的特殊地位。国家机构的政府理论开始出现了其知识性危机。在传统的思维模式中，政府总是一定具体的可见的机构。西方政治学对于政府的产生给出了许多假定，但不管是契约论还是神创论，他们都认为政府是伴随人类社会的历史产生的。因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必须伴以良好的社会秩序，“社会一旦组成，政府就必然产生，它对于保持和维护社会秩序是必需的。”谢庆奎教授也持相同的观点。他指出，公共权力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会有公共权力的行使，而公共权力的行使是出于控制私人权力、维护公共秩序的目的。“上帝确用政府来约束人们的偏私和暴力。”

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只是和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关，而不同一定具体的表现形式有关。因此我们讨论政府是国家机构还是非国家机构主要是讨论社会秩序的行使者在特定历史时期是否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其表现形式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政府在不同的时期可以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既存在着国家机构的政府，也存在着非国家机构的政府。在史前社会，人民需要政府，即使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当人类社会成为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人民还依然需要政府即前文所指的非国家机构的政府，不同的是在这一时期，由于社会进入高度自治的理想状态，社会中“所有人参加了一切业务（职能）”。因此，政府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始终的。

事实上，从知识政治学的视角，非国家机构的政府只是想说明一个简单的方法论视角，现有的市民社会、治理理论和网络技术、信息革命已经使政府不可能仍然停留在古典时期、工业革命时期，原先的知识体系不能简单地构建现代政府甚至后现代政府的基础，非国家机构的政府理论试图把现有的政府的知识基础引向更加久远的思考。

二、基于知识的政府过程

如果说政府是一种维护公共秩序、分配公共利益的公共机构，那么研究政府这一机构的功能就不能不关注到它的运作过程——政府过程。所谓政府过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政府过程意味着在特定的政治共同体中获取和运用政府权力的全部活动，它几乎是“政治”的同义词。而就狭义而言，政府过程特指政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也是政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政府过程一般被理解为政府决策的运作过程，主要包括政府的政策制定与执行等功能活动及其权力结构关系。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政府过程是相对于传统政治学强调研究法定的政治制度和正式的政府结构的一种反动而出现的。本文取的是狭义的政府过程概念，即政府决策的运作过程。我们认为，正是政府过程才是基于一定知识的认识和理解的过程，或者说，不同的政府知识基础也必然体现为不同的政府过程。

政府知识基础的单一化与政府过程的简单化。政府系统的形成总是基于一定的知识体系的，在古代希腊，政府过程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判断，人生来就必须依附于城邦，并在城邦才能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那么城邦及其政府也总是为了共同的目的而组建的，“对全体希腊人来说，城邦就是一种共同生活……因此，整个希腊政治学说中的基本思想是：求得这种共同生活的和谐。这个基本思想涉及到的各个不同领域在当时希腊人的心目中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如果按照现代较精确的概念来看，希腊人的城邦学说不仅是政治学，而且同时又是伦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

正是基本知识的统一性，希腊城邦的政府过程也是简单而直接的。希腊的公民是自豪的，因为他们可以直接参加政府过程，如果他愿意，他甚至可以直接进入政府，伯里克利将军的演讲体现了这种人人可以直接进入政府的自豪感，“任何一位公民只要有所作为，他就会被推荐担任公职；这不是一种特权，而是对功绩的报偿。贫穷绝不是一个障碍，一个人不论他的身世多么寒微都能为他的国家造福。”

知识的统一甚至单一化造就了简单的政府过程，在公元前五世纪，雅典人似乎都成为了政治学家们和政治家，他们热衷于辩论政治问题，政府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本来是一个积极地公开讨论的过程，而这些讨论之所以能够取得一致，仍然在于他们共同的知识体系。在“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笔下，曾经有关于这种讨论的记载，他记载了七个波斯人的一个关于政体的讨论：诸如君主往往蜕化为僭主，而民主政体推行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民主政体容易变成暴民统治，因此由一些最贤明的人来治理国家肯定是可取的，然而最好还是由一个最贤明的人来实行统治。萨拜因指出，这恰恰不可能是波斯人的论调，而必然是雅典人的地道的论调。因为在雅典，当政治哲学产生以前，这种对政体形式的标准分类在当时多少具有一般推理的性质。当这种分类法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出现时，它已经成为老生常谈而无需过于认真加以对待了。

政府知识基础的复杂化与政府过程的理性化。虽然萨拜因肯定了古希腊单一政治思想中存在复杂性的内容，但是在这些知识作为学科独立出来后，政府单一的知识基础就逐渐被打破了。雅典城邦被野蛮国家征服，打断不仅仅是一种文明，更是宣告一种政府单一知识基础的终结。早在波里比阿的调查中，政府权力就可以有不同的配置形式，这起码在当时就说明雅典形式并不是具有终极目标性的价值。

数学、物理学、经济学、化学、生物学、生态学以基本学科的发展闯入了政治学和哲学、伦理学的领地，政府过程不再是一种道德的神性的审视，而是一种可以计算与控制的组织活动。在这一组织活动中，理性被被提上了历史前台。

自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以来，分析的理性思维就成为西方人的思想基础。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理性”还一度成为伏尔泰、卢梭和狄德罗等人高举的旗帜，启蒙主义者认为在入性和自然中存在理性，只要循着这样的理性，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就有无穷的“可完善性”，就必然走向完美。所谓理性，是指人们判断、衡量个人和社会的思想及行为的一种价值尺度，是最有效的对公共事务处理的制度安排。虽然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进一步区别了合理与理性的区别，他强调，“它们的区别在于，不能认为两者间存在任何相互推导，尤其是不能认为可以从合理的[理念]中推导出理性的[理念]。”

既然理性与合理不能互相推导，那么政府的过程就一定不能从以往的道德和伦理简单得出，科学的精神告诉我们一定存在一个最优的政府方案，这一方案不是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而是存在于科学的分析与比较中，多学科的发展为这种分析和比较提供了可能。于是，政治科学从多学科的融合中独立出来，它区别于政治哲学的神学来源而突出政府过程的工具理性。

政府知识基础的弥散化与政府过程的模糊化。政治科学的发展在上个世纪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而进入了顶峰，但是政府过程注定同时受到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双重制约，价值在多大程度上引导着政府过程既取决于获取知识自身的融合与发展，也取决于获取知识途径的成本。信息革命使知识不再成为少数人垄断的资本，而成为一种容易获取的弥散性的基本财富。弥散性的知识使得政府过程的边界模糊化，从权力结构、政府主体、政府内容、信息反馈、政策执行等来考察政府变得困难了，政党、政府、利益集团、公民在政府过程中互相交织，共同参与政府过程。

与此同时在信息时代，作为学科的知识越来越难以区分，一些边缘性学科被催生出来，物理化学、生物化学、政治生态学、文化政治学、行政美学、管理数学等，这种快速的知识结构性变化深刻地影响着政府过程。在知识结构不能明确划分边界的时代，政府过程传统的单向的线形结构也趋向扁平化、网络化，因为这样的政府过程结构更便于吸收各种学科知识。而在这一吸收过程中，政府的过程趋向模糊。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模糊并不意味着一种实质性物理意义——非透明性、非公开性，正好相反，由于知识的弥散与政府过程的复杂、扁平、网络化，普通公民都可能在某一个知识点直面政府的某一过程，并对这一过程进行或多或少的下预：如果把建立相对静止的知识基础上的政府过程比喻作一颗轨道严谨的行星；那么，建立在弥散性知识基础上的政府过程则是一颗轨道相对稳定的巨大星云。

三、基于知识的政府发展

我们把政府定义在知识之上并不是为了简单地说明政府这一系统的产生及一般过程，我们试图说明，在政府发展的过程中，知识的主动衍变与被动选择促成了政府发展的路径依赖。

知识与真理——两种定义与两种解释。《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这样解释知识，即知识“是人类认识的成果。它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又经过实践检验的对客观实际的反映。人们在日常生活、社会活动和科学研究中所获得的对事物的了解，其中可靠的成分就是知识。依据反映对象的深刻性和系统性程度，知识可分为生活常识和科学知识。生活常识是对某些事实的判断和描述。科学知识是通过一定的科学概念体系来理解和说明事物的知识。科学知识也有经验的和理论的两种不同水平。科学知识是全人类认识的结晶，又是人类实践和社会发展的必要的精神条件。知识与无知相对立。从无知到有知识，知识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的不断运动，是人类思维发展的基本过程。知识的发展表现为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地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深化和扩展。这种处在辩证运动中的知识具有历史继承性、不可逆性和加速度增长等特点。”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这一解释揭示了知识的来源及变化的趋势，应该说是十分准确的。那么知识是如何促进人们的生活乃至国家的发展的呢？知识注定了必须和真理相关，也就是说，当知识无限接近于真理时，或者说当我们掌握的知识本身就是真理的一部分时，基于知识的人类行动就必然是符合人类发展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了。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则认为，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真理是相对的，能解决问题为真，不能解决问题即为假；知识的功能就是协助我们在多变的世界中，继续不变的运作，产生实用的功能，亦即知识是生活的工具，知识工具的任务是用来协助我们改善生活的；知识的价值全赖知识的效能，知识绝非事物以外的旁观者。

因此结合知识这一概念的规范性描述和实用描述，我们基本可以厘清作为政府基础的知识的发展轨迹：一方面，知识自身的发展影响着政府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对于知识的选择也影响着政府发展的程度、维度和向度。前者是知识政治学的一种比较普遍的解释，而后者就是我们试图在本文中作出的补充性解释。

知识的转向与政府发展。知识的融合与分裂意味着一种特殊时代的结束，也影响着政府的发展趋势。也正是从这样的视角，有学者认为，正是政治学知识的转向影响着政府治理方式的演变。在一定意义上，包括近代以来在内的一切政治学知识都在这一框架下实现了新的整合，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判断上，政治学知识体系都在悄悄地脱离统治这一核心而转向个人对公共事物的关心这一主题，由此导致现代政治类型在三个维度上发生重大转向：从高级政治向低级政治变迁；从暴力政治向规劝政治变迁；从等级政治向复合政治变迁。

虽然知识转向是否仅仅导致了政治类型的三种转向尚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是作为一种方法论的角度，这一解释是有力的。知识以自在的传播方法引导了政治生活，无论是统治、管制、公共行政还是公共管理和治理，无不是从知识的发展中寻找到了出路，知识的变迁也从此成为知识政治学的立论基础。

政府对于知识的选择也影响着政府发展的维度。在肯定上述的解释框架价值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自身存在的逻辑缺陷。因为，上述的知识变迁有个前在的假设，即知识发展的轨迹是假定的，只有一种或少数几种知识会脱颖而出，并深刻影响着政府的发展。但是事实上，这一假设是有缺陷的，知识论也告诉我们，古典哲学、古典经济学、古典伦理学、古典物理学等等，这些所有的知识体系都有一个发展和变迁的过程，都在不同的角度可能对政府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那么在诸多知识体系面前，我们如何判断知识的变迁对政府发展的内在规定性是困难的，简单地把政府发展依赖于知识变迁也是存在偏差的。

事实上，政府一方面受到知识的制约，一方面也在积极寻找合适的知识。从特定的历史阶段和政府任务来说，政府选择的知识与真理无关，而与问题有关；知识的选择更接近于工具理性而非价值理性。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就是一种典型的知识选择的过程，当自由放任的政府理论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时，国家干预的手段就是对另外一种政府理论的选择。这一选择是由当时的政府面对的任务决定的，并不是说自由放任的政府理论已经走向衰落。事实上，罗斯福的单一的知识选择最终带来了美国的经济滞胀，自由放任的政府理论重新在一定时期返回了政治舞台。

知识的融合与政府的发展。历史一次又一次给人们开了玩笑，当我们选择了一种知识并促进了政府发展时，我们发现“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单一知识体系在许多国家造成了政府发展的停滞乃至解体，在社会主义世界，前苏联的极权政府的解体、新中国的人民公社制度的失败都和单一的知识基础有关。在资本主义世界，古典经济学的复活无法解决“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和“集体行动的逻辑”等悖论，科斯的研究证明了集体物品排除政府直接供给的可能性，从而直接催生了公共管理理论，但是这一政府管理理论的崛起仍然是基于一种单一的学科知识，不过是一知识已经转换为新制度经济学罢了。知识没有实现融合，政府发展仍将陷入轮回。

由此可见，从特定意义上说，政府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可资利用的知识的发展，取决从单科知识到“全科”知识的协调、和谐与融合，取决于政府对这种知识发展的回应及选择的程度。

四、中国的视角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注定不能游离出政治学的视野。在对中国的政府体系、政府过程、政府发展进行知识政治学的分析时，我们发现确实其中存在一条知识主脉。

中国的政府架构。从宏观来看，中国的政府架构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理解而形成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单一制等都是一种知识的政治运用。如果说中国政府发展存在一个原点，那么这一原点一定包含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知识。

当然，中国的政府架构是建立在一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知识的理解上，知识的理解不仅不等于知识本身，甚至有可能形成一种知识的反动。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等政府架构都可以看作是对这一知识的误读。而只有当我们正确地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发展性内涵以后，才能承认社会主义的政府架构也存在一个不断改革的过程，这也成为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持续动力。

中国的政府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宏观政府过程可以用从“政治的经济”走向“经济的政治”来加以概括。在建国初期，政府主要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来实现新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在这一时期，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对其所掌握的所有社会资源进行配置，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实行全权化管理。这种党政一体化、政经一体化、政治一体化、政社一体化的经济模式又被称为“政治的经济”。但是，由于回避了市场经济制度，这种通过1956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于苏联模式建立的传统公有制在20多年的经济运行中很快暴露了其深层的基因缺陷。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政府开始对传统的公有制经济进行改革，即由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向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转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由于我们缺少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验，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在这场国资流失大潮中，又造成了企业倒闭、工人下岗、权力寻租出现等新的社会问题。

同样，在微观政府过程的分析中也不难发现，当作为政府基础的知识结构出现一种单一倾向性时，用在政府微观过程中也必然是存在缺陷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及时调整政策，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思路。但是在这一时期的政府过程中，作为一门知识的经济学地位陡然上升为显学，作为经济学代言人的经济学家大量进入政府决策过程，同样作为政府行为主体的政府官员也对经济学出现了一种偏爱，经济学成为我国政府过程的最重要的知识基础，而这在微观的政府过程一决策、执行、评估中得以充分体现。由于单一的知识背景，经济学对于效率、利益最大化需求的缺陷在政府过程中并不能轻易地被发现出来。然而，在这方面的缺陷与政府不同程度地忽略了法学、政治学、伦理学等方面的专家意见无不关系。

中国的政府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政府发展只是世界范围内政府治道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政府发展既依赖于知识的发展也依赖于知识的选择。在知识经济的视角下，中国的政府发展就是要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知识型政府，所谓知识型政府“适应知识经济的挑战，通过知识管理带动政府的创新服务、提升执政能力和行政效能和竞争力的政府，是一个以知识的吸收、开发、应用、创新、评估、整合为基础，通过对个人价值、组织行为以及制度创新与重塑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国家政权体系依法享有行政权力的组织体系。”而这离不开各种学科知识的协调、和谐与共同支撑。正是从这一含义上说，公平与效率之争并不仅仅来自于经济学内部的不同意见，更是来自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哲学等知识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深刻批判。

秋风在《经济学的悲喜剧》中这样评论政府与经济学家的关系，“严格说来，政府所应追求的目标与经济学的目标是不相同的。经济学家进行各种研究主要就是为了实现社会资源的高效配置。然而，对于政府来说，这却不应当是唯一的目标，甚至不是首要的目标。政府首要的责任应该是公正地执行法律，平等地保障每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也即，政府首先要听法学家的专业意见。”但是事实上，在政府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仍然需要经济学家的支持，我们也同样需要政治学家、伦理学家、哲学家、法学家、文学家、数学家等的知识共享，否则，这场仅仅由经济学家来主演的悲喜剧也同样会发生在政治学家、伦理学家、哲学家、法学家、文学家、数学家身上。

余论

知识的共享性、平等性注定任何一种知识都不能简单地垄断一种制度，无论它是政府制度还是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任何经济学帝国主义、文化学帝国主义、政治学帝国主义的倾向都是应该被警惕的。在中国社会转型和政府转型的关键时期，在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时期，和谐政府的建立是必要的，而在和谐政府的建立过程中，如何实现非歧视性的知识的和谐则不仅仅是学界的任务，也是政府实践界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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