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人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的中心词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的源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所系。“人民政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的中心及其最大的政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属点。人民政治是人本政治有机组成及其主体部分，有别于官本政治、民本政治，也有别于公仆政治、公民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应当写好人民政治这篇大文章，确保共和国信仰人民。

关键词： 人本政治；官本政治；民本政治；人民政治；公仆政治；公民政治；信仰人民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苏州 215123）

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重要讲话的最后三呼“万岁”：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强音。我以为这是有内在逻辑的。人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的中心词干。人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的源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所系。人民政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的中心，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逻辑出发点和归属点。“人民政治”是由“人民”与“政治”构成的主题概念。人民之人一般指成年人。近代以后，“人民”的概念被广泛使用，但往往与公民、国民、甚至公仆等词混用，泛指社会的全体成员。有时候“人民”也是一个筐。这是值得商榷的。“人民”本是个政治概念，是相对于“敌人”的政治主体。“人民政治”是政治的一类。在我国人民政治具有至上性。本文的“人民政治”绝不同于“人民政治协商”中的“人民政治”。在我国，“人民政治”就是最大最根本的政治。但是相对于人民、国家政治、政党政治、政府政治、社会政治、妇女政治、老年政治、青年政治等等概念被广泛使用，人民政治则比较鲜为学者们专题论证。王浦劬教授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人民性”政治思维，具有划时代的创新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政治建设的逻辑起点和思维主线，是以唯物史观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理论体现。我们把他的学术观点聚焦为把“人民性”和“人民政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逻辑起点。由此，我们应当把“人民政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一篇大文章来续写好。

什么是人？什么是民？什么是共和国的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是指哪些人？或共和国的人民在哪儿？人民与人本是什么关系？人民与干部或“公仆”是什么关系？人民与公民是什么关系？人民是否随意可以被抽象化、名义化吗？民或公民个人可以无条件地自称为“人民”吗？谁来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个人、组织可以无条件地随意自称为“人民”吗？亦即人民可以被泛化吗？如果人民的“主体性”、“本位性”、“中心性”的地位可以有意无意被泛化，或随意将“公仆”纳入“人民范畴”，那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谋利益、为人民谋权利的“主导性”的政治历史责任又由谁来担当？周永坤教授从法学维度解析了“人民”在古汉语中是指普通百姓，是帝王的财产、蒙昧的一群。在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人民”首次入宪，这为后世所有中国宪法所仿效。民国宪法里的“人民”是个体性、主体性的存在，作为法律人格的“人民”普及于所有国民。1949年《共同纲领》传承苏联的“革命立宪”传统，宪法中的“人民”成为“革命人民”。改革开放以后的1982宪法迈上了告别“革命立宪”之途，从“革命人民”逐渐走向“全民人民”，“全民人民”的宪法概念在拓宽宪法的基础，克服宪法的内在矛盾、控制权力、保障权利等方面有利于宪法的实施。为有别于“全民人民”，我们从政治学维度研究则认为：中国政治是中国人的政治。当代中国人通常主要是指当代中国人民，人民是中国人的主体，并不是中国人的全部。当代中国政治主要是指当代中国人民政治，人民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的主体，并不是中国政治的全部，其他方面的政治都要围绕“人民政治”这个中心。为此，我们对与“人民政治”有关的问题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辨析。

一、人与入学

研究政治的逻辑起点是人。那么，什么是人或人是什么，什么是人学等问题，应当成为我们关注和研究政治发展的首要问题。“人”与“物”相区别，“人”与“神”相对应。人就是指人的生物个体和思想、文化、教育个体。人与人类既相联系又相区别。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明确指出劳动是一切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类在劳动基础上，个体之间的社会交往创立了广泛的传统、习俗、宗教制度、价值观以及法律，这些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相对于人的自然属性而言，人更具有社会属性。所以，与其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不如说“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从字面上解释，人学就是关于人的学说、学问，关于人的科学。人学是指以整体的人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主要研究人的本质、人的形成和进化、人的存在和发展、人的现代图景和未来等问题。人学思想在历史上源远流长。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反对将天与人相互敌对，讲求天与人的统一。始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孟子主张性善说，荀子主张性恶说。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同样重视人的研究。普罗塔哥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社会的动物。13—17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得到弘扬，后来的启蒙思想家和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如伏尔泰、洛克、卢梭、费尔巴哈等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地位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但无论如何直到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才走上了科学的正轨。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基于此，研究人学问题，要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按照现实人的内在结构，对“人的存在”、“人的需要”、“人的活动”、“人的能力”、“人的环境”、“人的活动尺度”、“人的价值”、“人的发展”等多方面问题进行思考与研究。使人学研究从人本身出发，落脚点放置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如果没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就没有人的政治发展，反之亦然。由此，人是万物的尺度，人也是政治的尺度。

二、人与政治

人与政治的关系有别于“政治人”。在许多人看来，政治似乎只是国家、政党、政府官员们的事，与一般平民没关系。这是值得商榷的。

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论题，常被人们定义为“政治人”，其实这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将其解释为“人的政治性”或“人与政治的关系”更符合原意。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及《资本论》一卷）中更为明确地提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其实对“人是政治动物”与“人是社会动物”也是值得辨析的）正如上文所分析，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动物”指的就是人的合群性、自觉的组织性和理性，人离不开政治生活。并不是说人一出生就是政治的，或每个人自然而然就是政治的，就会过政治生活。古希腊人的政治观即是城邦政治，是城邦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共同参与管理和统治，亦即城邦中的公民都可以参与国家的管理和统治，这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不过这里的“人”并不是指生活在城邦中的所有人，而是专指这个城邦中的公民。在古希腊城邦中，除了公民外还生活着一些没有身份的人，如妇女、异邦人和奴隶，没有政治权利参与过政治生活。即使是公民也只有在满20岁（或从有行使法定权利时开始才是政治人）以后才能参与城邦的统治与管理。可见，在古希腊城邦的人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公民、过政治生活的人；另一类是作为不具有公民身份的不过政治生活的妇女、异邦人和奴隶。其中，过政治生活并参与城邦的管理与统治的人，除了对那些不具有公民身份、不过政治生活的妇女、异邦人和奴隶施行统治和管理外，还要对包括具有公民身份过政治生活的“管理者”、“统治者”实行“自我管理”，“自我统治”。因此，所谓“过政治生活”不仅仅是指对“别人”而言的，也是对“自己”而言的。政治、政治生活不仅仅是哪个人或少数人的事。对于过政治生活的每个人来说总是“相互”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人人）注定要过政治生活是一种必然的被安排，但是对于具体的现实的个人来说，要不要特别是能否过上政治生活则并不可能是“天生”的，需要经历一个政治学习，不断提高过政治生活能力的过程。一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后天的社会实践活动及其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对于具体的个人而言，则关涉到是“要我”过政治生活，还是“我要”过政治生活，抑或“我会”“我能”过政治生活。从让“一部分人”过政治生活到让“所有的人”都过上政治生活；从原先一部分人的“政治生活化”，到所有人的“生活政治化”，这是政治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及其必然趋势。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人类的“政治人”本性从来没有泯灭过，从无阶级的原始社会到有阶级的社会，从有阶级的社会再到无阶级的社会，政治与政治人现象一直是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没有政治与政治人的存在和活动，历史是不可想象的。李普塞特接过亚里士多德的“人本性上是一种政治动物”这一论题，在《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一书中，从政治社会学角度研究民主政治，提出了公民即政治人是政治的社会基础的主张。将人的政治性直接表日为“政治人”，认为现代社会生活中人都是“政治人”。所有的“政治人”都时时处处生活在一定的政治关系之中，通过政治行为来获得和维护自己的民主权利，推动民主秩序的构建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可见，“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不等于说人是天生的政治人。关于“政治人”的含义，国内学术界认为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理解认为，只要是处于社会政治关系与政治生活之中，具有一定政治意识的人（并过政治生活的人）就是政治人。王浦劬在《政治学基础》中明确指出“所谓‘政治人’，就是指处于一定的政治体系和政治关系之中，具有一定政治意识的人。”言下之意就是指不在政治体系、政治关系之中，没有政治意识的人是人，但是不是政治人。杨光斌在《政治学导论》中也指出，政治人就是指公民以及在政治公民中产生的行政管理人员和政治家。言下之意就是指政治家及其政治管理人员才是政治人。在中国，政治人的主体（导）是党政领导干部。因此，我们认为如何处理好狭义政治人与涵盖着芸芸众生的人民的广义政治人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成长中的政治人——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起点的“元问题”：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政治人，从不是政治人到成长为政治人，这是共和国政治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共和国不能将人尤其是人民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

三、人本政治

人本政治是人与政治关系问题中的应有之义。我们对人、对人学、对人与政治、对政治人等问题的关注与研究，都聚焦或围绕着个中心问题——人、人之本位问题。我们以为对“官本主义”、“民本主义”、“人本主义”、“以人为本”等概念做简单辨析，从比较视角关注中西方人本思想的源与流，关注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与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及其融通问题。对此，应当侧重关注和比较。

官本主义，主要是指以权力为本位的社会政治文化形态。俞可平先生认为，官本主义条件下，权力成为衡量人的社会价值的基本标准。特别是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君主主义又是官本主义的最高形态。官本主义条件下，专制主义是官本主义的典型特征。官本主义社会一切社会资源由权力配置，为了实现官本利益特殊化，还有预制匹配的官本位社会等级体系、社会荣誉体系、资源分配体系、社会礼仪体系、文化价值体系等方面。官本主义的实质是权力本位。

民本主义主要指以民为本的政治主张。先秦典籍《尚书·五子之歌》就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说。战国时期，孟子就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吕氏春秋·贵公》则更清晰地指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唐初唐太宗李世民把君民关系比作舟水，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这些都是古代民本主义思想的重要体现。然而，俞可平则认为，尽管在中国古代，民本主义传统源远流长，但从本质上讲，民本主义最多是传统社会的一种政治理想呼唤，官本主义则是客观实在，是数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实践运行形态。在中国历史上，所谓的民本主义常常是有其名无其实，从社会政治形态和政治文化的角度看，中国传统社会是以权力为本位的官本主义。

人本主义，在德文中指 Anthropologismus，又译“人本学”。希腊文词源 antropos 和 logos。其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方面讲，主要指以研究抽象的人为中心的一切问题的哲学学说。从狭义角度讲，主要指抽去人的历史性与社会性而把人仅看作生物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主要代表为德国的费尔巴哈。费尔巴哈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世界上除了自然界和人之外，再没有其他东西。宗教是人的本质异化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科学分析基础上的，关于现实的个人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有别于以往从抽象的、脱离社会现实的人的本性观点出发的人本主义。它找到了实现人的解放的现实道路——无产阶级革命，又找到了实现人类理想的现实力量——无产阶级。它要实现的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彻底、最为伟大的革命，不仅要消灭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而且要消灭一切阶级，包括无产阶级自己，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人从自然和社会关系两方面的压迫下获得了彻底解放，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是科学的人本主义，进而成为共产主义的同义语。当然，它更多地属于理想的、作为未来情景的“理论论证的人本主义”。

就以人为本思想而言，应当承认在我国有深厚历史渊源。我国最早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是春秋管仲。《管子·霸言》篇中，管子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故上明则下敬，政平则人安；士教和，则兵胜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党的十七大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自此以后，我们党和国家开始逐步把以人为本作为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政治话语。应当注意的是，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中国共产党人提倡的以人为本，它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文主义、“官本主义”及“民本主义”，又有别于西方社会的人本主义与人文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的以人为本。其所提的人，不是抽象的人，也不是某个人、某些人。主要是指广大的人民群众。它所主张的以人为本主要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主要是寻求人类生活世界的自然、人、社会的协调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实的中国，正在从借鉴西方“抽象的人本主义”合理内核、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论证的人本主义”走向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坚守以人为本的“具体的人本主义”、“实际运用的人本主义”。

“人本政治”是人本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或人本政治是人本主义的“升级版”。然而相对于“人本主义”词汇早已被人们高频率地使用以来，“人本政治”却是鲜为人们所使用的概念。如果按照研究成果出版、发表的时间序列来论，1923年民国时期的学者梁冠群就出版《人本政治》一书。该书认为，人本政治是“人权时代”的“以民为主”的政治，即是符合人性、人情、人道的政治，而非人本政治则是违反人性、人情、人道的政治。2004年，武汉大学刘德厚先生在《广义政治论——政治关系社会化分析原理》一书中以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为指导，以一个“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的眼光，提炼了劳动人本政治观，实现了政治分析的逻辑起点从阶级政治向人本政治的转换。

马克思主义人本政治观主张，人本政治的实质是阶级关系。人本政治的核心是政治权力，政治权力的中心问题是国家。人本政治的活动是科学艺术。政治是社会现象和上层建筑，出现产生阶级对立和国家时，总是直接间接同国家相联系。政治同各权力主体利益相关。以利益为中心统治管理竞争，具有强制支配性和相互斗争性。政治现象将在社会长期存在，只有改变少数人管理多数人，实现社会的自我自觉管理时，政治现象才会转化为社会现象而消亡。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人为本，可以从思想来源、价值和事实三个层面来把握。究其思想理论来源层面而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的以人为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现实的个人的基本原理继承和发展，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以人为本、民本思想和西方资本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想的继承和超越。究其价值层面而言，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的以人为本，就是要正确处理好现实的中国个人同自然、同神、同物、特别是同资本的相互关系。究其事实层面而言，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的以人为本，就是要正确处理好现实的中国个人同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中，最为根本的要义在于：要正确处理好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公仆与主人的关系亦即官与民的关系。相比较而言，人民、群众、主人以及民是最为普通的人，他们是尚处于相对弱势的“水性”人群，他们始终是作为人的主体，构成人的绝大多数（人政治、官政治、民政治—大众政治）。只有全程聚焦于他们，我们才能真正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更深层次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之所在。人民政治或大众政治之所以可称为“水性政治”，是因为它“既能载舟又能覆舟”。

很显然，我们这里讨论的关于人本政治定义中的“政治”，主要聚焦于狭义的与国家相联系的政治，主要聚焦于人本政治中的“人民政治”和“公民政治”的分类，缺乏“非国家政治”以及人民政治与公民政治之间的“介入性政治”或“中介性政治”（如下文称之为“官民政治”）的分析论证，以及也缺乏必要的“广义政治”与“狭义政治”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论证。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人本政治问题古今中外有之，为什么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特别需要强调构建“和谐社会”，特别需要强调“以人为本”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的相关理论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与商榷的。

四、人民政治

“人民”，首先是“人”，其次是“民”。人民概念表明首先要把民当人看待。人民政治是人本政治的主体。人本政治中的人，首先是具有生物学属性，应当不分人的性别、不分人的年龄、甚至不分人的种族、不分人的民族、不分人的阶级、不分人的国家或国界，具有某种超然性、超越性，是一种抽象的人。但是，作为具体的社会属性的人，关涉到人与人的复杂关系。由于受到具体人性的、社会的、历史的、阶级的等等因素或条件的局限，人的这一系列的不分是很难做到的。一般而言，从原始社会的人与人的主要“交换”关系——到奴隶社会的“奴役”关系——到封建社会的“剥削”关系——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关系——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协作”关系，这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路径，也是文明进步的阶梯，一个环节都不能缺失。但是，由于当今中国社会的“纯净度”不高，以至于人本政治中的人与人关系也显得异常的复杂。一方面，当今中国社会的人与人关系不纯属是一种“协作”关系，而往往是“交换”、“奴役”、“剥削”、“雇佣”和“协作”的多重关系历时态与共时态地并存着。正是因为这种多重关系的交错并存，就更加彰显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社会的不可或缺性。另一方面，仅仅从当今中国社会的人本政治中分类出“人民政治”和“公民政治”两类政治关系，是不足以解析当今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政治现象的。因此，我们在人本政治中立足于人民政治与公民政治的同时，还需要在人本政治中注重“官民政治”、“官员政治”或“干部政治”、“公仆政治”问题的解析。

人民政治中民与官的关系。我们已知在人与非人关系问题上，人通常是与“物”、“神”相对应、相区别的。但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通常是把人区分为“官”和“民”。在我国古代，“人”和“民”不是一个概念。虽然在我国文献史上有时将“人”和“民”通用，以示人本也即民本。但无论是官本还是民本都是讲的一种人与人的关系。为了说明问题起见，以增强解释力与说服力，我们试图用一个公式来简示：人本政治中的“人” = 民 +官。其中，“民”是人本政治中的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在人本政治中位于“主体地位”；“官”（古时称君主、帝王等，现时称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公仆”等）是人本政治中的“关键的少数人”，在人本政治中处于“主导地位”。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人本政治观显然不能将官、官吏或干部、“公仆”排除在“人”之外。当然，尽管单纯从“数量”来看，前者的官、官吏或干部、“公仆”永远都处于绝对的少数，而民、群众、民众、普通人、老百姓则永远是处于绝对的多数。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是人的主体部分。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如是说：人本政治应以民为主。以民为主表明，民外还有人。民外之人一般不是、也不等同于民。或者说，人民之外还有人。一方面，在现实的中国，“人民”之外不可能没有“敌人”，所以还客观地存在着“本来意义上的斗争”（这是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的），但人民之外不可能都是敌人，比如还有“官”的存在。至于官自绝于民或人民成为敌人则另当别论。另一方面，以民为主，也不完全等同于“人本”、“民本”、“民主”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本政治主要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官民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本政治中的人，不是抽象的人，也不是某个人、某些人。以人为本，首先和主要的是以广大的民众为本，同时也以为人民服务的官员、干部、“公仆”为本；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首先和主要的是一切为了广大的民众、一切依靠广大的民众，同时也为了和依靠为人民服务的官员、干部、“公仆”。我们主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本政治中的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不能削弱的同时，官员、干部、“公仆”的主导地位也不能削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本政治中的人民政治主体地位和官员政治或干部政治、“公仆政治”的主导作用不能混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本政治中的官和民同是人，但他们的具体地位与作用是不同的。千万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本政治中的官员、干部、“公仆”混同于一般的老百姓，为其懒政、不作为、不负政治责任寻找遁词。更有甚者，还应当杜绝把民不当人的恶劣行径。

我们党究为什么要做出人民政治中的“官民政治”的联系与区别？第一，对于执政党来说，突出人民政治，就是要从工作层面，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正确处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但它和历史上的民本思想根本不同。因为从性质上说，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核心力量，它来自人民群众，植根于人民群众，服务于人民群众，是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党同人民群众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完全不同于旧中国君同民之间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坚持以人民为本政治，就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坚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为了人民群众，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第二，对于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来说，突出人民政治，就是要从思想上、制度上、体制上、行动上，自觉地做人民的公仆，坚决克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官本位”思想，反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命令主义，等等。防止和克服事实上的将“为人民服务”嬗变为首先为各级各类领导干部的“自我服务”，将做“人民公仆”嬗变为各级各类的“人民的主人”。以防止各种以“我们干部也是人民”为借口来混淆视听，逃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历史与现实、未来的政治责任。

人民政治中人与人民的关系。我们之所以鼓足理论勇气做出人本政治中的官民政治的联系与区别绝不是无的放矢。人和人民也不应是同一个意思。“人”是指所有的人，是每一个人的个体。“人民”是由“人”与“民”构成的专有名词。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中的“人民”问题，主要聚焦的不是一般的“人”的问题，而是与人的大多数主体相关联的“民”的问题。人民的逻辑前提是“人”，亦即把“人”中的绝大多数“民”当作“人”来看待。“人民”是指一个国家的普通人，区别少数有特权者。“人民”是一个政治用语，只能和“领袖”、“敌人”相对应。人民是指推动历史进步的人们，是指在人口中占大多数、顺应历史发展和推动历史前进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有时也泛指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它是一个集体概念，是众多个人的集合体，任何个人都不能自称为人民或代表人民。“人民”的本意是普通老百姓，即我们常说的“人民群众”，无论是其内涵还是外延一般都不宜包含其他更高层次的人们。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国家或统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人民群众是人本政治的主体，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主体。我们致力于把人与人民做出区分，更为重大的学术、理论、实践价值可能在于，我们原创性地提出：人民政治具有至上性，但人民政治并不是“人本政治”的全部！我们主张应当对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与主导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做出深入持久性学术地研究亦即历史究竟是谁创造的？——在该问题域应当有赖于更大的思想解放！

人民政治中的人民与公民的关系。公民是指取得某国国籍，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人民是指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在民主共和制度的国度里，人民的含义及所指相当广泛。在我国，公民与人民的区别主要是：其一，公民是法律概念，人民是政治概念；其二，公民比人民范围大，公民包括全体社会成员，人民不包括全体社会成员，依法被剥夺/制政治权利的人和敌对分子不属于人民。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人本政治 = 这个国家的公民政治，亦即人本政治就是公民政治。其中，人民政治是公民政治的主体组成部分，“官员政治”或“干部政治”“公仆政治”是公民政治的主导组成部分，此外，还有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和敌对分子的政治。这样，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公民政治 = 人民政治 +官员政治或干部政治、公仆政治 +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和敌对分子的政治。

然而，问题在于：第一，“公民政治”往往是以公民个体身份出场或表现的，而人民政治则是一个有机整体，不以其中的个体身份出场或表现；第二，“公民政治”可否以“石榴体”的形式或方式来行使和表达人民政治的意愿；第三，同样道理，人民政治能否以“化整为零”的形式或方式来表达和行使公民政治的意愿；第四，在公民和人民之间，在公民政治与人民政治之间，官员、干部或官员政治、干部政治具有某种“双重人格”，他们如何以恰如其分的公民身份来介入“人民政治”的运行之中，他们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确实起到“关键少数”的关键作用。如果把这些问题进行整合，其中占主体性的人民政治和主导性的官员政治或干部政治归类为“积极政治”，而把依法被剥夺/削政治权利的人和敌对分子的政治定性为“消极政治”，那么，我们就可以推导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本政治发展的两个公式：

其一，人本政治= 人民政治 +官员/干部/公仆政治。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本政治发展进程中，人民和官员、干部在政治生活过程中各就各位，相互学习，官员、干部以民为师、以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民众、人民“以吏为师”，向官员、向干部学习，各尽其责，共同推动人本政治、人民政治的发展。

其二，公民政治 = 人民政治 +官员政治或干部政治 +依法被剥夺/削政治权利的人和敌对分子的政治 = 积极政治 +消极政治。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本政治发展过程中，公民各自要过政治生活，能够过政治生活，过好政治生活，共同推动人本政治、人民政治、公民政治的发展。公民政治的另一种表达法就是“人人政治”、“人人守法政治”，亦即“全民人民”政治。

但是问题还在于，古往今来的自然人能不能自然而然地就是或成为“政治动物”或“政治人”？究竟怎样才能使名义上的、字面上的或宪法法律条文中的“人民”变为事实上的现实生活中的人民，亦即把“民”作为“人”看待的人民何以能够从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成长为政治人？公民怎样才能自觉学会和能够过上正常的人的政治生活，参与可持续性的政治生活，不断提高每个中国公民的政治素质？当我们认真思考和解答这些问题时，就需要我们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政治发展就是要做好积极政治的增量工作，做好消极政治的减量工作，以及做好积极政治与消极政治的相互转化工作，共同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本/民政治的发展。

五、从人民政治到公民政治

从以上初步论析可见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线路图是从神/物本—人本—人民本位—公民本位。但在直面现实的中国政治发展，我们尤其要突出人民政治问题，处理好人民政治与人本政治、官员政治、公仆政治、公民政治的关系，写好人民政治这篇大文章。因为写好这篇大文章事关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宗旨的坚守，事关共和国人民特质的秉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更区别所在）。与此同时，坚持人本政治理念，也事关坚持人类政治发展的大道。与“神本政治”、“物本政治”、“资本政治”相区别的“人本政治”具有抽象性，而“人民政治”、“公民政治”则具有具体性；同抽象性的人本政治和具体性的公民政治相比较，介乎其中的人民政治则具有抽象性和具体性的“二重性”。一方面，相对于抽象性的人本政治来说，人民政治则是具有一定的具体性，同样，“官员政治”、“干部政治”也具有一定的具体性；另一方面，相对于具体性的公民政治来说，人民政治则又具有一定的抽象性。无论是人民政治，还是官员政治抑或是干部政治都属于“集体性政治”“整体性政治”，都不能具体化为公民政治或个人政治（具体的个人不宜随意使用“人民”、“官员”、“干部”的名义），只有当人民、官员、干部当中的人以公民的身份出场时，他们的政治才会具有具体性政治的意涵。在我们党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后，许多理论家与实践工作者，都从不同侧面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和西方人本思想既相通又有区别的理论特色。比如《人民本位》一书则从理论上对“人、民、人民”以及“人本、民本、人民本位”作了严格界定，既肯定了这些概念的相通之处，也对其不同之处作了区分。在此基础上，对人民本位具体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阐述，提出了“人民本位思想”这个新命题，从一个新的视角，对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深入阐释。蔡克文以翔实的资料为依据，对毛泽东“人民”客观概念的形成及特点进行了概括，对人民本位思想的主要基础、基本脉络、主要内容、主要特征、历史地位和当代启示，以及维护人民本位的主要思路进行了梳理、归纳和分析，比较客观地阐述了毛泽东的人民本位思想。

由此可见，在中国，如果说以人为本政治是政治发展的共享性的逻辑主旋律，那么，公民政治是公民政治成长和社会发展的逻辑底线。一方面，公民政治化或个人政治化，即公民个人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政治人；另一方面，公民社会化或个人社会化，即公民个人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社会人。那么，人民政治亦即“人民本位”（是“人本”与“民本”的时代结合）则是政治发展的逻辑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彰显了以人为本政治逻辑主旋律+人民本位政治逻辑主线+公民政治逻辑底线的有机统一。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如何教育人民，如何教育公民，如何教育“公仆”，如何防止“公仆”嬗变为“主人”。

由是观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应当以现实的所有的中国个人为逻辑起点，坚持认同以人为本，其中尤其主张以民为主，即以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实际创造主体的民为主，并使之实现价值层面与事实层面的一致性，是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实际有效性的表征。坚持认为民以外的人（尤其是指“仆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坚持认为严重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宪法和法律的程序，以民主、道德、科学技术教育民众、教育干部，有效驯化公共权力，使之不致成为伤害公民权利的“利维坦”，以永葆共和国政治的信仰人民的政治本性。（正像一首歌中所唱的：我们——大大的梦想是人民必胜；小小的梦想是人民必胜；共同的梦想是人民必胜！）

参考文献：

[1] 光明日报 [N]. 2018-05-18.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王春虹. 转型期中国政治人的人格过渡性及其优化 [M]. 新视野，2013，（6）.

[4] 俞可平. 资本主义引论——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政治学反思 [M].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9）.

[5] 彭克宏. 社会科学大词典 [M].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

[6] 中国百科大辞典编委会. 中国百科大辞典 [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7] 管子·霸言二十三 [M].

[8] 刘俊祥. 人本政治论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9] 2019年将是伟大而又转折的一年，那么将会发生哪些变化呢？[EB/OL]. 搜狐网：http://www.sohu.com/a/290358506_768733.

[10] 乔耀章. 为人民谋权利 [M].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8，（1）.

[11] 高尚全，傅治平. 人民本位论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2] 蔡克文. 毛泽东人民本位思想 [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7.

[13] 俞可. 开启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新征程 [M]. 师资建设，20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