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42个教师节前夕，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负责人兼首席专家、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程美东接受学院学生的专访，分享了自己多年从事研究生教育教学工作的思考，也谈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向的学科建设和发展问题。
据教育部统计数字，2025年全国招收博士生达20.16万人，同比增长7.83%，创历史最大增幅；招收硕士生则首次突破120万人。另外，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由2012年的100余家发展到2021年的1440余家，近年来并有进一步增加。我们在此刊发对程美东教授的专访，相信无论对于研究生培养工作，还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都有启发价值。——编者
学科根基：一个成熟学科，必须有自己的知识体系
问：您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也一直站在学科建设的一线。能否谈谈，当前这个学科最基础、也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您的应对思路是怎样的？
程美东：我首先关心的是本学科的知识体系。一个成熟学科，必须有自己独特、系统而且可传授的知识基础。丰富的知识体系是一个学科得以成立、得以传承、得以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的地基；地基不牢，上面无论盖多少楼都会摇晃。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必须要放到世界近五百年来的历史文化发展和中国近代以来近两百年的历史文化发展的宏大背景当中去认识和思考。马克思主义是在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传入中国的，是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影响中国最大、最成功地延续和升华中华文化生命力的思想文化。无论从中国现代化的思想文化层面来看，还是从实践发展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和影响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就是研究这个极其宏大且不断延续发展的进程的学问。
但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很有难度的，因为研究涉及一个国家的指导性思想和价值体系问题，涉及的问题领域之广、思想之深，远非一些研究对象聚焦、确定、甚至比较窄小的学科可比，这就给相关的研究者尤其是初学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存在知识体系同质化、课程之间重复、学科特色不够鲜明的问题。有时课程是因人而设，而不是因学科需要而设；学生学了不少内容，却未必知道这些知识之间是什么关系，也未必清楚这个二级学科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学完之后头脑里是一堆互不关联的“点”，形不成一张可以迁移、可以创新的“网”，这是学科成长很大的隐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当然与中国共产党历史密切相关。它包含对中国共产党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但又不能简单等同于党史。党史研究侧重“是什么、发生了什么”，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更要追问“为什么、怎么形成的、往后往哪里走”。它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分析理论形成、实践展开、经验总结和规律提炼之间的关系。因此，培养研究生不能只靠零散知识，也不能只靠热点追踪。材料会翻新，热点会过时，但支撑学科立起来的知识底盘不会变。必须先搭建既宽阔又有学科特色、同时足够细密的知识结构，让学生日后无论研究什么题目，都有一个可以依靠、可以回望的坐标系。
我把这套知识结构概括为四个相互支撑的模块。第一是中国国情，包括中国的历史、政治、地理、民族、宗教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落地生根的现实基础；不理解中国的土壤，就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为什么是这样生长、这样调整。第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要系统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中国共产党历代主要领导人的重要著作，不能停留在零散摘引上；读零散摘引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有通读、精读，才能把握理论的内在逻辑。第三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因为党的百余年奋斗史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成果和实践经验，离开这部历史，许多理论命题就成了无源之水。第四是近现代世界史以及主要社会思潮、学术思潮。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从来不是在封闭环境中发生的，只有理解世界历史进程，才能更准确地理解中国道路，既看到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也看到它与整个世界历史的深刻关联。
围绕这四个模块，我在多年调研、思考和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开设了三门核心课程，包括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中共历史重大问题研究、中共思想史及文献研究，并参与讲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课程。这几门课不是随意拼凑，而是让四个模块各有着落：国情有根、理论有体、党史有脉、世界有面，并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近期我还组织撰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系列著作，包括《中国现代化思想史（1840—1949）》《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与 20 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西学东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国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等。这套书想把课程、教材、学术训练和学科共识汇集起来，让学生有一批真正可读、可信、可依凭的入门与进阶读物，为学生的学术专业化、研究规范化打一个基础。
导师之道：不是给出答案，而是把学生带到有“水”的地方
问：研究生培养的关键之一在导师。您去年曾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请问您如何理解导师的角色？在“严格要求”与“学生自主”之间，又如何找到平衡？
程美东：中小学阶段主要是知识性教育，老师通常知道答案，学生完成题目，老师判断对错。本科阶段开始接触研究，教育内容的知识性和思想性兼备，老师会把基础书目、重要概念和学术动态告诉学生，老师对于这些问题很多都有比较确定性的认识和判断，也会以各种形式告诉学生，但不以提供标准答案为主要任务。到了硕士阶段，导师仍然要提供文献基础、前沿信息和研究方法，但并不一定知道问题的最终答案；如果已有答案，那就很难称为真正的科研——真正的科研恰恰是走向未知、面对那些还没有答案的问题。博士阶段与硕士阶段并没有一道绝对的分界线，但博士生的独立研究空间应当更大，导师面对未知的情况也会更多。可以说，教育的层级越高，确定性的答案越少，导师的角色就越要从解答者转向引路者。
所以，研究生导师最重要的作用不是把现成答案交给学生，而是知道研究前沿在哪里、难点在哪里、哪些问题值得做，并把学生带到真正可以开展研究的地方。我常把导师比作向导：如果把学生带到荒漠、带到没有水的地方，那是导师的失误；如果能告诉他往哪个方向走会到草原，会有水源，这就是合格的导师。导师不能替学生走路，但要对方向负责。学生脚下的每一步要自己迈，但往哪儿走、走多远才不至于迷路，导师心中要有数。
导师必须懂得因材施教。导师最需要警惕的，是用同一把尺子丈量所有学生。有人擅长短跑，有爆发力；有人适合长跑，有耐力。如果让擅长短跑的人去跑马拉松，或者让擅长长跑的人只做短距离冲刺，都很难发挥长处。研究生培养是同一个道理，要根据学生的知识基础、兴趣点、思维方式和写作能力来对症下药。导师的功力，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能不能看准眼前这个学生，给他配一副刚刚好的“药”。博士论文写得好，导师的功劳一般不会超过百分之二十；论文出现问题，在导师尽到职责的正常情况下，导师承担的责任也大致就是这个比例。这个比例看起来不大，却很关键，就像豆浆变成豆腐需要石膏或卤水一样，导师的作用是让学生原有的知识、能力和潜力发生结构性转化。比例不大，却是那个“点化”的关键。这也提醒我们：既不能把学生的成果都归到导师名下，让导师贪学生之功；也不能在关键处缺位，让学生在该被撑住的时候孤立无援。
做学问，没有捷径可走。真要说有什么做学问的秘方，无非是勤奋加天分。勤奋决定下限，天分决定上限，两者缺一不可。导师能够提供的，一是判断学生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二是把最基础的知识和最前沿的动态告诉他；三是给他安排必要的训练，让他通过查资料、读经典、写作和讨论真正形成独立研究的能力。比如有的学生原来学的不是这个专业，入学时只读过几本教科书，基础并不牢，我就要求他每周写一篇读书笔记，一年坚持下来，几十篇笔记堆在那里，他的文献功底、问题意识、文字能力自然就有了。
至于论文选题，通常博士生入学后的前两年，我不会急着替他把题目完全定死。这一方面是因为，真正的学术兴趣和学术能力需要一个摸索、显现的过程；另一方面，强扭的题目，学生做起来没有内生的动力，难以为继。基础特别好、学术天分比较突出，而且已经找到前沿问题的学生，可以较早聚焦；其他学生则需要在广泛阅读、课程学习和阶段论文中逐渐发现自己的优势。只要学生能够提出真正有研究空间的题目，我不会因为不是我提出的就反对，题目的归属不重要，题目能不能立得住才重要。但到了中期和最终把关阶段，导师必须作出判断：这个问题是不是伪问题，有没有足够的学术研究空间，学生的条件是否适合，能不能形成合格的学位论文。前期可以开放，后期必须收口；可以让学生多试几条路，但到了该定夺的时候，导师不能含糊。
说到选题的取径，我心底里是有一条主线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你看我这些年带出来的题目，从张西曼、李季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到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毛泽东早期民主思想，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国家形象建构、工人宣传教育，其实都落在这条“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落地生根”的脉络上。
育人宽度：让学生从“在家里学习”走向“在共同体中研究”
问：除了一对一的学术指导，您似乎非常看重把学生推向学术界。同时，在立德树人、学术规范和人文关怀上，您也有自己的坚持。能否展开谈谈？
程美东：学术界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学生如果永远只在导师身边学习，再优秀也很难真正成熟。他必须进入更大的学术共同体，参加会议和讨论，展示自己的研究，让不同领域的同行检验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发现自己的论证哪里有漏洞，也会接触到不同的方法和问题，眼界才能打开。一个人的智识边界，很多时候不是靠自己的冥思苦想突破的，而是在与他人的碰撞中拓展开的。导师要创造条件，让学生从“在家里学习”走向“在共同体中研究”。实践同样重要，过去我们曾为学院研究生联系陇南市委组织部、青海电视台等实习基地，并带队开展实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一门基础性很强的应用学科，理论训练必须扎实，但也不能脱离现实。学生只有把经典文献、历史经验和当代问题联系起来，才能理解理论为什么产生、怎样发挥作用，以及研究者应当承担什么社会责任。理论如果不落到地面上，就只是书本里的字句；只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和激活，才能真正“活”起来。
学术规范方面，导师自己首先要严谨、诚实，不能在学术规范上打折扣。材料怎么引用、观点如何形成、论证能不能经得起检验，这些都要从平时训练抓起。学术道德不是论文提交前补的一堂课，而是研究生活的基本习惯。习惯一旦养成，走到哪里都带得走；习惯养不成，压力之下就容易出问题。
同时，严格训练不能忽视人的具体处境。研究生尤其是跨学科学生，在入门、选题、写作和就业阶段都会经受压力。导师要了解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状况，在关键时候给予帮助，但这种帮助不是替他完成任务，而是让他建立信心、找到方法、持续成长。好的师生关系应当既有边界，也有温度。既让学生学会自立，也让学生知道有人托底。二者缺一不可。
问：回到培养成果上，这样一种不包办但不缺位、既有边界也有温度的指导方式，究竟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程美东：评价培养效果，不能只看一两个奖项，但学生能否形成独立研究能力、能否在学术共同体和实际工作中承担责任，是很重要的检验。至今我已累计指导毕业博士研究生15人、硕士研究生22人。他们之中，有的进入高校从事教学科研，有的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任职，在不同岗位上各尽其责、各展所长；有的博士学位论文曾获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有的获得各级奖学金、取得校级三好学生标兵等荣誉。这些成绩首先归于学生自身的努力与才情，导师所做的，是帮他们选准方向、打牢基础、严守规范，并在适当的时候把他们推到更大的平台上接受检验。
这种培养带来的变化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学术基础更扎实，尤其是跨专业入学者，通过系统阅读和持续写作逐渐完善知识结构。第二，研究方向更清楚，导师与学生反复讨论题目，避免学生在缺乏空间或难以完成的问题上消耗时间，让学生始终有方向感，也有自主空间。第三，成长路径更开阔，参加学术会议、参与著作写作、进入实践基地，使研究不再局限于课堂和师生二人之间。发表成果和获得奖项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逐渐形成能够独立提出问题、遵守规范并承担责任的“研究者意识”。奖项会成为过去，成果会被超越，但“研究者意识”这个内核一旦养成，可以伴随一生。
师生合作与为师之道：帮学生画图纸，也要守学术的底线
问：在当前的科研评价和发表环境下，老师带学生发表科研成果已成为普遍现象，也常常引发讨论。您如何看待老师带学生发表文章这一问题？
程美东：首先要明确一点，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不能绝对以发表科研成果数量为准。有些同学发表的成果不少，但这些文章未必学术含量就高。反而其浅尝辄止的文风、虚浮的学术风气，会影响他今后的发展。但就总体而言，发表文章毕竟是对你学习、劳动的一种肯定。一般来说，发表总比不发表好，发表在高级别杂志上通常比发表在一般杂志上要好。所以我们不鼓励、也不强求学生不顾一切地去发表，但对于有创见的文章，还是应积极鼓励他们去发表。
同时，还有现实的考量。学生如果要找工作，文章尤其是C刊文章，就是找工作的硬通货。在短短的考察时间内，别人怎么评价你，首先就看你的科研成果数量，然后再看质量。没有成果，或者成果数量少，并不等于他没有水平；但各单位在选人的时候，除了德行标准之外，必须有量化的标准，主要就是看成果的数量和质量。
对于与学生合作研究和写文章，我是持积极态度的。有时候，我会把自己的一些讲话稿、思路片段，三五千字到五六千字，交给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结合文献核查与独立钻研去补充、整理、加工成文。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让学生经历查证、梳理、论证和写作的完整过程。把这些半成品交给学生，就相当于给他们画了一张图纸，学生照着图纸去施工，能够让他们更早地受到学术研究和写作的训练。在师生充分讨论、反复修改的基础上，相关成果的署名，也都是按照各自的实际贡献和学术规范来确定的。
有时候我会请学生协助核查资料（尤其是文章里的引文），学生确实要花费不少时间，但这对他们也是一种很好的学术训练，教他们如何检索文献并规范引用。如果一个导师事必躬亲，不让学生做基础性的学术训练工作，表面上是清清白白地爱学生，实际上就如过分溺爱孩子，从不让孩子干家务活，让孩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最终是在害学生。
据说，国学大师黄侃先生教他的学生陆宗达，陆第一次见黄，黄没有跟他传授啥具体的知识，就给陆一套没标点的《说文解字注》，要求他拿回去标点。陆拿回去没日没夜地干，点完了，交给黄。黄看了一眼，啥也没说，又扔一本新的过来：“再点。”第二遍完了，还是不行，再来第三遍。就这么折腾了三四个月，几乎把书都翻烂了，陆才过关。有人问黄侃，你这不是折腾人吗？黄侃说，基础不牢，讲再多都是白搭。通过这样的笨办法训练，陆宗达终成一代训诂学大家。
历史地理学大家史念海先生曾给一位博士生布置任务，让他用几个月时间，把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一些河流走向绘制出来。几个月后学生把作业交给史先生，史先生拿着铅笔，在学生画的图上东改一下、西改一下，指出这里方向错了、那里标注的位置不对，给学生以很大的震撼。这种训练远比上课要好。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实践性的教学，通过实践来提高他的水平，比单纯灌输性的讲课不知要高明多少，学生进步会很快。
我在带学生的过程中也循着这样的思路去做，效果不错。
问：结合您多年的带教经验，您认为一名合格乃至优秀的研究生导师，最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和为师的坚守？
程美东：作为一名合格的研究生导师，自己必须不断地钻研。如果你不仔细去钻研，怎么能够掌握学术前沿动态呢？你不掌握学术前沿动态，就可能会让学生去研究一个含金量很低、不是学术最前沿的问题，那就是在耽误学生。
现在我国研究生教育体制机制还有继续完善的空间。许多优秀的学者都要双肩挑——既要承担教学科研，又要承担行政事务。一个人精力有限，承担行政工作难免事务繁重、频繁出差，往往难以有充足的时间去指导学生和大量阅读前沿成果。这样的话，很容易出现学生找不到老师，老师也提不出前沿的问题，最后学生研究的可能就是二三流的问题。另外，最科学有效的管理是闭环管理，就是每一个环节都能够找到责任人加以追责，学生不努力，导师督查；老师不尽职，学生向管理部门反馈，管理部门督促老师整改；管理部门不力，学生和老师可以及时提出诉求。如果双肩挑，这些老师就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学生与老师提出诉求，管理部门合理回应处理这些诉求的公正性就可能打折扣了。这个管理机制需要改革完善。
第二个问题，要不要让学生参与老师的科研课题研究？我觉得不能绝对而论。老师主持的课题，尤其是有学术前沿价值的课题，让学生参与是对学生很好的训练，这一点学生一定要清楚。但要把握两点：一是不能影响学生的基础学习，而是要通过课题研究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二是要考虑学生自身的特点，要考虑他能不能做这方面的研究，会不会影响他的基础训练。所以，这些年我承担的课题不少，但让学生参与的并不多。为什么？因为学生在读研期间要阅读大量文献，而课题仅仅涉及某一个方面，让他在这方面花太多精力，容易耽误他打基础。但我也不是绝对拒绝学生参与课题，因为有的课题对学生提高非常有帮助。不过我有一条底线：学生如果不愿意参与，我坚决不勉强；如果参与课题对学生的论文写作没有多大直接或间接的作用，我也坚决不让他做。
另外，如果学生对某个问题感兴趣，而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我绝不会狭隘地去阻止他。我会告诉他，去找国内外相关方面的专家请教，去查阅这方面最前沿的学术动态和相关文献。每一个老师的知识面都是有限的，学术洞察力也是有限的。如果遇到一些特殊的题目，甚至一些特殊的人才，我是由衷地为他们寻找资源、寻找方法，为他们的健康成长做一个铺路石、做一盏照明灯。现在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自古以来，开放才有进步，闭塞就会落后。这也是我一直坚持的为师之道。
老师还应该以身作则。一个老师言行不一、一味追求名利，让学生光明磊落，可能吗？一个老师不学无术，让学生认真读书、钻研学术，可能吗？这就是一种师德。我说的师德，不是什么高不可及的东西，而是一种最起码的职业道德、为人标准。
使命与期许：攻坚克难，对学生和学科负责
问：以学科发展、学生培养为己任必然造就了您很多次“攻坚克难”的经历。在您看来，教学、科研、管理和公共服务，以及最终的育人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您对青年学生又有什么期待？
程美东：当好一名教师，不能只把工作理解为上课和发表论文。该承担的管理和公共服务，也要踏踏实实去做，这些事往往琐碎、无名、费时，但它们是学科和学院运转的基础，缺了它们，教学和科研就成了空中楼阁。2014年至2016年，我负责学院研究生工作时，学院面临生源数量和质量不足、课程体系不完整、必读书目缺乏等问题。我们通过举办夏令营、扩大招生宣传，吸引全国优秀学生报考；同时制定必读书目，完善课程体系，严格中期考核和论文管理，并细化招生规则。这些改革涉及观念、工作量和既有习惯，推进并不容易，但如果不做，研究生培养质量就没有保证。很多问题拖得越久，改起来越难，与其将来付更大的代价，不如当下就动手。后来在组织北京高校理论名师大讲堂、全校形势与政策课报告、规范访问学者培养、申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承担学科评估材料整理等工作中，也都是同样的道理：面对复杂任务，伟大也好，平凡也好，最终都落实在一个个具体的细节上。教师和管理者需要有一种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考虑回报的精神境界。所谓攻坚克难，最后都要落实为对学生、对学科、对学校负责。
也正因如此，我对青年学生始终抱有期待，可以概括为四点：第一，知识要宽，不能把自己限制在狭窄的材料和概念里，视野窄，问题就小，学问就走不远；第二，问题要真，既要进入理论和历史深处，也要回应中国现实，真问题来自真关切，做学问最终是在回应这个时代的真问题；第三，规范要严，尊重材料、尊重前人，也尊重学术共同体的基本规则，规范是学术的通行证，守不住规范，别的都无从谈起；第四，要形成独立研究能力，导师可以扶你上马，但路要自己走，思考要自己完成。
我希望学生经过系统训练之后，能够清楚自己掌握了什么、还缺什么，知道学科前沿在哪里，也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导师可以带路、把关、提供必要的帮助，但真正把论文写出来、把学问做出来、把责任承担起来，最终还是要靠学生自己。只有一代代学生建立起这样的学术自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知识体系、学科特色和现实解释力，才能真正不断向前发展。
（冯永欣 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