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数智时代，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应积极运用数智技术赋能政务工作，推动政绩创造主体、内容与方式实现数智化转型。这一转型过程伴随着多重风险，当私念与技术合谋，正确政绩观的树立和践行便会遭遇阻碍：党员干部滥用技术可能引发政府公信危机，放任技术的智能僭越则可能导致形式主义、信息泄露、决策偏差等系列问题，少数党员干部甚至会因技术依赖而出现能力退化。为有效治理风险，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数智时代落地见效，应坚持以群众满意度厘定技术在政务工作中的应用边界，杜绝滥用技术；强化以党性为内核的党员干部主体性，在政务工作中正确驾驭技术，防止数字智能僭越；实事求是地通过学习和实践提升党员干部干事能力，彻底祛除技术依赖症；将数智技术和政绩观考核相结合，以技术的智能性保障考核规范化。
关键词：正确政绩观 数智技术 党性 以人民为中心 为民造福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同济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6年第6期，注释从略。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基本前提，是为民造福的重要基石。2022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充分释放数智技术发展红利，全面开创数字政府建设新局面。近年来，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在政务领域的应用进一步深化，北京市“接诉即办”、上海市“一网通办”、浙江省“最多跑一次”等数智技术驱动的政务平台和创新措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然而，面对汹涌而来的数智技术，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迎来转型机遇，又面临诸多挑战。为此，必须阐明数智时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应然逻辑，深入分析其中存在的现实问题，积极探寻破解之道，把握时代机遇。
一、数智时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三重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树立正确政绩观，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在“为了谁”“树什么”和“靠什么”的三重逻辑中精准研判、扎实推进、稳步突破。为了在数智时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治理效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应当在上述三重逻辑中积极运用数智技术，推动政绩创造主体、内容和方式的数智化转型。
1.“为了谁”：推动政绩创造主体数智化转型
2025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等部门组织制定的《深化智慧城市发展推进全域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和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的《政务领域人工智能大模型部署应用指引》，细化了政务领域数智化建设的要求和任务，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彻到数智化政务服务中。由此，确立了政绩“为了谁”的价值立场和服务对象。在数智时代，人工智能大模型作为先进的数智技术深度嵌入数字政府建设和数智政务管理中，党员干部作为政绩创造主体要在“为了谁”的价值立场指引下完成自身的数智化转型。人的数智化转型是指个体通过掌握数智技能、使用数智工具、塑造数智思维，实现生活、工作和自我发展的数智化升级。党员干部应通过转型使自身成为数智化的政绩创造主体。
数智化的政绩创造主体能够更好地满足群众需求。有什么样的党性就有什么样的政绩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为民造福”是政绩创造主体数智化转型的根本立场。党员干部应通过数智技术及时掌握群众急难愁盼事件的信息，分析急和难的原因，推动内部政务管理改革，将垂直化、扁平化的办事结构推向以“为了谁”为导向的矩阵式管理结构。群众关心的事情千头万绪，各有轻重缓急，仅凭人力不能有效化解或者不能及时化解，数智技术通过科学排序和合理派单，能够大幅提高问题解决的效率。
数智化的政绩创造主体能够更广泛地联系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广泛地生活在市场和社会中，数智技术将党员干部、市场主体和社会自治组织更为紧密地连结起来。一方面，党员干部通过数智化采购、维护、分析等工作更加全面及时地了解和把握当地市场信息，明确区域经济社会数智化发展的需求以及政绩创造的本地化方向；另一方面，党员干部和居民自治组织、社会团体、志愿服务组织等社会自治组织数智相连，能够更广泛地获取社会治理数据，将治理任务更便捷地向社会自治组织分派，拉近了社会自治组织成员与党员干部之间的距离。
数智化的政绩创造主体能够更高效地协作处理事务。以往，党员干部在不同的机构和部门中，往往各管一块，虽然可以因事集合，但仍然存在“割据式”落实的问题。数智化系统能够快速整合各机构和部门的相关事务，以“为了谁”为核心，实现决策、审批、主管、监管等部门职能一体化，共享政务管理信息，确保审管闭环，使不同机构和部门的党员干部能够更加迅捷高效地协作，防止跨区域、跨部门政务处理成为群众办事的阻碍。
2.“树什么”：推动政绩创造内容数智化转型
“树什么”指向政绩创造的内容。新时代以来，党员干部的政绩观逐渐从唯经济的单向度转向全面化。党员干部要认识到推动经济发展、搞好政治建设、促进文化繁荣、保障社会文明、加强生态保护都是政绩，而所有的政绩内容都必须以人民生活幸福为根本落脚点。数智时代，人民对幸福的理解和追求不断升级，政绩创造内容也应同步进行数智化转型，以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政绩创造内容的数智化转型包括两个维度：一是固有政绩内容的数智化转型，二是新的数智化政绩内容。从前者来看，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万元GDP能耗、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教育经费投入、人才引进质量等政绩创造内容均与数智化相关。这些政绩内容的创造既要通过数智技术赋能，又要利用数智技术计算分析，提高其精准度和科学性。从后者来看，新的数智化政绩是政务服务数智化转型的主要内容。政务服务数智化转型包括数智技术覆盖率、技术响应速度、服务针对性和满意度等指标。数智化政务服务增强了行政效能，但覆盖率和满意度之间的矛盾尚未得到妥善解决。
问答机器人最早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生成式人工智能使问答机器人发生了质的变化。党员干部将生成式人工智能运用于政务服务，在本质上并未脱离问答机器人的工作范畴，但效果和智能性已不可同日而语。政务服务数智化极大地缓解了政务机关的人力资源压力，但评价这一新的数智化政绩的标准还较为简单，技术覆盖率在评价中的权重过大，反而会背离“树什么”的内容本质要求。并且，利用数智技术开展的问答型满意度测评方式越来越不能真正反映群众意见，在事实上陷入了服务和测评的数智化重叠陷阱中。政绩创造内容的数智化转型是大势所趋，但必须将政绩创造内容锚定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上。
3.“靠什么”：推动政绩创造方式的数智化转型
“靠什么”是关于政绩创造方式的科学阐释，党员干部要在坚定党性的基础上通过真抓实干来创造政绩。真抓实干内在地包含了会干与能干，数智技术为政绩创造方式所带来的变革主要体现在创新党员干部会干与能干的条件上。
首先，运用数智技术优化管理结构和提高管理效率。数智化系统可以搭建跨层级和跨部门的协同管理平台，构建政务管理事务的接办和反馈全链条，使管理结构去中心化，加强各层级和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换效率，更灵敏地发现问题出现在哪里，提高党员干部解决问题的速度。数智技术还可以利用模型训练数据得出的经验，通过优化派单，在协同管理平台上高质量分发任务并追踪任务完成情况。
其次，运用数智技术简化决策流程和提高决策质量。数智化转型促进多种数智技术在政务管理中的应用，减少烦琐的人力操作，帮助党员干部更加及时和准确地获取业务数据，并通过大数据分析，加强对数据的智能化处理，减少党员干部在干事时的主观性和随意性，真正做到靠数认知、依数办理、循数决策。人工智能技术还可以将过往处理同类问题的成功经验和党员干部的具体要求融合到分析结果中，从而给出更优建议，提高政务决策科学程度。
最后，运用数智技术加强政务监管并提高监管效果。数智技术在政务管理中的普遍应用为全过程监管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数字监管、智慧监管不仅能够强化监管的协同性，还能够提高监管的透明度，让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在同一时空中面对监管事项，提升双方的联动效率和事件处置速率。政务监管的数智化转型促使党员干部将被动式的“问题—发现”监管方式演化为“监督—改善”型的主动式监管，使监管的政务管理功能得到充分显现。
二、数智时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需要防范的典型风险
对于政绩观出现偏差的原因，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其中的动因不就是一个‘私’字吗？”因为心存私念，部分党员干部出现了政绩拖延症、政绩冲动症、重显绩轻潜绩等问题。一些党员干部怕出错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前途，一拖了之；为了快出成绩获得晋升筹码，大干快上；为了将业绩置于领导的可视范围内，只干“立竿见影”的事情。究其原因，都是一个“私”字。数智时代，若私念与数智技术合谋，会致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遭遇许多新问题新障碍。
1.滥用技术可能引发公信危机
政绩观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政绩领域的投射。在私念驱动下，部分党员干部的三观塌陷到唯我独重的误区中，党性修养发生退化、理想信念变得虚化，事业发展在异化的政绩观影响下逐渐走向歧路。数智技术本身不会影响政府公信力，其对政务工作的精准赋能还有助于巩固和提升公信力，但若被政绩观错位的党员干部滥用，则可能引发公信危机。例如，调研考察团还没出发，数千字的调研报告已经由AI“完成”；某城管专干使用修图软件遮掩平台反馈图片中的建筑垃圾，将伪造的图片作为处理结果证明上传平台。这些滥用数智技术的事件让公众误以为政务工作存在随意性，降低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一些党员干部抓住标新立异的机会，将数字视为衡量政绩的唯一标准，甚至不惜采用数字造假的方式掩饰不那么漂亮的量化业绩，损害政府公信力。例如，某地在规划产业园时，通过夸大数据、虚报产值来打造政绩工程。数字造假在数智技术“加持”下变得更加隐蔽。数智技术强大的逻辑性和智能性尤其“适合”用于做数字文章，一个参数的变化、一段代码的更换就能生成一种截然不同的结果。然而，看似高明的操作在数智时代同样会被数智技术解码，暴露之后必然导致公众对政府工作的不信任。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牢牢立足高质量发展。这要求不以GDP增长论英雄，而将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深化改革、共建共享、高水平开放等作为政绩建设的主要方向。少数领导干部将GDP增速排名视为头等大事，罔顾客观规律，不断提高年度经济指标。在高压之下，基层干部和统计部门被迫干预企业数据报送。数智技术赋能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但数智技术同样可以作为炮制“虚假繁荣”的“高明”手段。任何一种政绩都可以指标化，政绩观错位的党员干部利用数智技术可以将“为了数字好看”而伪造的政绩指标，美化包装成适合本地方和本部门实情的“高质量发展指标”。当指标显示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而人民却未真实感受到生活变得更好时，首先被冲击的就是政府公信力。
少数党员干部为追求“显绩”，不顾地方财政承受能力和市场现实，强行上马项目，大肆举债融资，最终造成巨额债务，并严重透支政府信用。数智时代，一些党员干部可能会利用数智技术将需要长期沉淀的“潜绩”数智化显现，比如夸大制作并大肆宣传“未来发展前景”的短视频，这是着迷“显绩”的新变体。这些党员干部不是不做“潜绩”，而是要使“潜绩”在任上“浮出水面”，让上级和百姓看到。这种做法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不以“潜绩”发展规律为前提，强行对其数智化显现，可能会影响到“潜绩”的长远效应，甚至会使“潜绩”变质。“潜绩”之所以“潜”，不仅因为其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长期性，还因为其需要循序渐进、久久为功。过早显现，即使是采用技术化手段显现，也可能影响到“潜绩”的下一步发展。在对“潜绩”进行不恰当的数智化显现过程中，这些党员干部急功近利的心态暴露无遗，影响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将数智技术作为政绩包装和政绩显露的工具，显然是错误政绩观在作祟。当党员干部的私心私欲私利膨胀到路人皆知的地步，政府公信力便被私念慢慢蚕食。党员干部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扬钉钉子精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正确使用数智技术，建设人民信任的政府。
2.数字智能僭越导致系列问题
数智技术能够帮助人们提高工作效率和精度，但也存在僭越人类主体性的可能。如果党员干部不能有效驾驭数智技术，便可能导致形式主义、信息泄露、决策偏差等一系列问题。党员干部只有树立正确政绩观才能真正驾驭数智技术，而如果以满足私心、实现私利为目的使用数智技术，只会被智能反噬。
数智时代，形式主义衍生出“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这一新变种。2023年12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关于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若干意见》，明确政务应用程序不得设置强制打卡、积分排名，不得将点赞量、转发量等作为考评依据。2026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规范化管理办法》，集中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和政务服务中的“面子工程”。“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由此得到有效遏制。但只要“私念”不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就仍有发生的可能。当前，党员干部利用数智技术直接撰写调研报告、发布工作通知等问题时有发生，在人类监督和审查缺位的情况下，数智技术的“幻觉”效应可能使报告、通知的内容出现错误，“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在智能僭越的影响下产生了更为严重的危害性。某单位工作人员违规使用开源AI工具处理内部文件，因电脑系统默认开启公网访问且未设置密码，导致敏感资料被境外IP非法访问、下载；一些公众通过政务服务平台反映问题后，姓名、联系方式等个人信息却被泄露给第三方甚至被投诉人；由于工作人员未及时关闭测试端口，他人通过AI提前查到事业编考试成绩。这些信息泄露案例均指向智能僭越问题，党员干部使用数智技术必须慎之又慎，端正使用态度，注重维护服务对象权利，否则僭越一旦发生，将造成难以挽回的信息泄露后果。
《政务领域人工智能大模型部署应用指引》强调政务领域AI大模型应坚持“辅助型”定位，明确应用边界。工业和信息化部专家提醒党政机关等要审慎使用“龙虾”等智能体。由于数智技术存在“幻觉”效应，将决策完全交给数智技术会引发极大风险，甚至会让别有用心之人有机可乘，利用数智技术操控政务决策。在此背景下，党员干部通常不会直接依靠数智技术决策，但党员干部参考数智技术分析结果进行决策则较为常见。例如，某地推行“机器管招投标”行动，系统自动处理超过90%的标准化评审内容，专家仅需专注于复核机器判定不通过的关键点；某地纪委监委依托智慧监督平台开发功能模块，每月自动采集下级“一把手”管党治党、选人用人、行使权力等相关评价数据，为监督下级“一把手”提供直观依据。这些案例表明数智技术确实能够极大提升分析效率，生成相对可靠的分析结果，为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但立足实际进行调研、认真审查数智技术生成结果等环节不可省略，否则决策科学性缺乏实践支撑。党员干部使用数智技术分析结果进行决策时既要坚持问题导向，也要坚持目标导向。数智技术的智能性虽然能够精准识别问题、分析数据、给出方案，但在目标上可能会出现错位，党员干部必须以正确目标校准数智技术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在目标指引下善用数智技术，而不是有意无意放任智能僭越，最终导致决策出现偏差。
3.依赖数智技术致使能力退化
“有的机关单位在日常工作中对AI的使用已明显‘越位’。小至公文撰写，大至政策制定，事无巨细都依赖AI提供‘标准答案’”；在某小区改造工程中，相关单位在工作群里“交办、回复、反馈”得热火朝天，却无人实地叫停违规施工，结果两小时后发生安全事故。依赖数智技术提供“标准答案”、热衷数智化沟通而忽视实地干事，不仅会引致严重后果，还会在依赖中使党员干部的能力被技术“逆向淘汰”。提高干事能力是党员干部永恒的任务，恰当运用数智技术能够有效提高党员干部的干事能力，但如果过度依赖数智技术，就会适得其反，导致能力退化。
有的党员干部可能会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领域，而将不擅长的工作直接交给数智技术处理，这不仅影响到决策部署，还可能导致不平衡发展。有的党员干部着力提升干大事、要事的能力，而忽视办小事、急事的能力，将那些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身边事交给数智技术，拉大了与群众的距离。总之，党员干部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简单依赖数智技术处理事务，可能使自身干事能力发生退化。
脱离工作实际，过度依赖数智技术是懒政的表现，而直接依赖数智技术处理自身能力所不及的业务更是敷衍塞责、脱离实际、逃避现实的做法。在实践中，若将自身能力所不及的业务交由数智技术处理，党员干部便会陷入恶性循环，只能跟随数智技术的步伐一步步走下去，既可能造成层层加码，又可能忽视了真问题，最严重的后果是接受了数智技术编织的皇帝新衣，在无用功中“空转”。党员干部提升干事能力只能依靠学习和实践，利用数智技术投机取巧，无异于掩耳盗铃，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造成极大阻碍。
三、数智时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路径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始终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自觉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和政绩”。人民利益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标尺，在数智时代同样如此。数智时代，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以为民造福为导向，干实事、出实绩，防范数智化转型过程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面临的各种风险，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地见效。
1.杜绝滥用技术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而所谓政绩，“顾名思义，就是为政之绩，即为政的成绩、功绩、实绩”。由此，领导干部创造政绩就是要创造使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成绩、功绩与实绩。人民对幸福生活的直观感受体现在满意度上，而对幸福生活的满意度涵盖了对政务服务的满意度，政府公信力也会随着人民对政务服务满意度的提升而提升。技术覆盖率反映了党员干部对数智技术的使用范围和程度，科学合理的技术覆盖率能够有效避免党员干部滥用数智技术。在政务服务中以人民群众满意度引领技术覆盖率，厘定技术的政务应用边界，杜绝党员干部滥用数智技术，是数智时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途径。
数智技术极大提高了政务工作覆盖率，比如“智能回访可以将数天人工回访时间减少到一个小时，公众评价收集覆盖面扩展至100％”。但是，无论是技术应用的覆盖率还是技术所提高的工作覆盖率，都不能与群众满意度画等号，片面追求覆盖率反而可能降低满意度，因为公众并不会对技术吐露真言，也很难接受技术的程式化关心。“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应当成为所有党员干部最基本的职业道德，以人民为中心最终要落到让人民满意上，运用数智技术赋能政务工作同样如此。因此，要将群众满意度置于数智技术覆盖率之上，依据群众满意度情况，适时调整技术覆盖的范围和速率。
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三个步骤实现满意度对覆盖率的引领。首先，利用数智技术构建群众态度评价模型。传统的问卷调查式态度测评存在诸多缺陷，群众可能不会或不愿真实表达自身态度，而评价模型相对更能反映群众真实心态。评价模型的构建要与数智技术的政务应用同步进行，在部署数智技术时，同时构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指标体系，将指标体系输入数智评价模型，结合政务大数据分析，通过实时监测分析群众态度。其次，利用数智技术构建“民声”回应体系。回应体系建立在评价模型基础上，依靠评价模型发现真实“民声”后，再通过回应体系及时回应。数智回应体系可以协助分析民生痛点、难点和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识别民生焦点，生成问题清单，确保政务服务精准投放，并将群众满意度作为启动政务服务进行及时回应的依据。最后，利用数智技术建立“满意度”政务评价机制。群众满意度是评价政务工作的主要标准，数智技术可以将群众满意度分类呈现，对应各项政务工作，更科学地评价政务工作效果。满意度评价中也存在不合理因子，少数群众可能会因不当诉求未获满足而表示不满意，数智技术能够根据政策要求和经验数据，将群众在特定问题中的不满意表示与政策规定和过往群众在该问题上的满意度数据相比对，从而对不满意的表示作出合理与否的判断，进而排除不合理的满意度数据对政务评价的影响。在整个过程中，数智技术覆盖范围和覆盖程度均以群众满意度为导向，明确部署数智技术的目的是发现群众真实满意度和提高群众满意度。在根据群众满意度情况调整政务服务的方向和内容时，同步增加或减少数智技术在不同政务领域的覆盖率，做到部署和使用数智技术以人民利益为中心，而不以党员干部的个人意愿为转移。
2.防范数字智能僭越发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党性是党的阶级立场、理想信念、根本宗旨在党员个体身上的集中体现。党员干部要强化以党性为内核的主体性，将使用数智技术的目的聚焦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上，遵循为民造福的根本要求，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驾驭技术，彰显党性在数智时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中的重要价值。
如果不能用人的主体性引导其智能性，数智技术的使用就会发生智能僭越，造成无法预知的风险。在坚持党性的基础上，党员干部发挥主观能动性驾驭技术主要应从四个方面实现。其一，将驾驭数智技术的主体性融入人民性中。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和统一的。党员干部驾驭数智技术要时刻将人民利益放在心中，无论是利用数智技术管理政务，还是运用数智技术分析民情，都要以人民利益为导向。如果数智技术生成的建议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则不能采用，如果有多个数智化建议可以选择，一定要选择最符合人民利益的一种。其二，将驾驭数智技术的主体性与理想信念相结合。党员干部必须确立信仰为体、技术为用的基本理念，破除技术迷信，防范技术寻租。党员干部只有坚定理想信念，才不会迷失于技术的智能性中。当发现数智技术与个别人的私念合谋时，党员干部必须及时警醒，同步采用技术手段和行政手段予以制止。其三，将驾驭数智技术的主体性嵌入决策担当中。党员干部既要对数智化分析进行全过程监督，还要根据现实情况对数智化分析结果进行全方位评估，了解何种数智化分析结果更为合理、何种数智化分析结果脱离实际，从而在后续使用数智化分析结果进行决策时做到心中有数、当机立断，而不是将决策失误归咎于数智技术。此外，提升数智素养是党员干部驾驭数智技术的必然要求。数智素养高的党员干部更了解技术工作原理，更善于将自身政务经验运用到数智技术对政务工作的赋能中，比如可以根据政务经验对数智技术要分析的数据进行标签化处理，从而使数智技术更精准地理解数据之间的关系，进而作出更恰当的判断。党员干部在开展数智政务工作时还要积极听取部门内外的技术专家意见，依靠专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和模型拟合。在决策时，既生成业务报告也生成技术报告，由专家通过比较确定业务报告的科学性。
坚持人的主体性是对待人机关系的基本法则，数智技术愈是深入政务工作，党员干部愈是要强化以党性为内核的主体性。坚持党性是党员干部驾驭数智技术的关键，只有时刻保持技术为民的清醒头脑，才不会在数智时代迷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方向。
3.主动提升干事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树立正确政绩观，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求真务实的正确政绩观与重痕迹不重实绩的形式主义政绩观截然相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破除形式主义，切实提高党员干部为民干实事的能力。党员干部在数智时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需要通过学习和实践提升自身干事能力，祛除技术依赖症。
首先，党员干部要坚持从实际出发，通过学习迅速熟悉本领域业务，在熟悉业务的基础上立足本地方本部门实际，运用数智技术。党员干部要结合工作实际，根据业务需求，制定数智技术赋能政务工作的计划和措施，根据实际情况训练人工智能大模型，打造与本地方本部门实情相符的本地化大模型，最大限度地防止数智技术生成不切实际的工作方案。其次，党员干部要有针对性地提高不擅长领域的业务能力，在此类能力未得到提高时审慎使用数智技术生成的分析结果。党员干部对于大数据收集的材料要进行筛选，对于技术分析结果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采用、采用后如何实施。再次，“百姓之事无大小”，为老百姓办实事的能力是党员干部最重要的能力，要着重运用数智技术提升这类能力。党员干部当然可以将数智技术应用于会议开展、材料整合、报告生成等事务性工作，但更重要的是运用数智技术解决百姓关心的教育、就业、住房、医疗、食品安全等实际问题，在办实事中破除数智技术空转问题。最后，党员干部对于数智技术给出的存疑结论，要亲自验证，而不能用技术检验技术。党员干部应通过传统方式亲自考察历史数据、行业数据和地方数据，综合判断数智技术是否出错，敢于质疑数智技术，通过“脚踏实地”根治技术依赖症。
总之，党员干部不能依赖数智技术，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提升干事能力，根据实际需要决定在何时何地何事上使用数智技术。
4.规范数智技术完善考核指标
《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做出实绩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基本内核，对党员干部是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考核只能立足于实绩。《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二十七条指出，“注重考察工作实绩，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了解履行岗位职责、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的实际成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总则中提出了“切实践行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的要求，第五十七条则明确了对党员干部政绩观错位的处分规定。在数智时代，需要进一步以技术的智能性保障政绩观考核规范化。
政绩观考核标准应详细、明确和可操作，而规范化是这一切的前提。以技术智能性保障政绩观考核规范化，要求将党内法规的要求和本地方本部门实际相结合，制定细致的考核标准并输入数智化考核系统中。数智技术根据细致的考核标准才能更科学地分析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情况，如果考核标准不够细致，数智技术“补全缺失信息”的能力可能会生造“新”标准，导致考核标准变得不统一、不规范。以技术智能性保障政绩观考核规范化，要求将党员干部自身品行和业绩情况相结合，把品行要求细化成各项标准指标输入数智化考核系统中。在数智技术运用之前，对清正廉洁等品行的考核较多地依赖于人的主观判断，难免出现偏差，数智技术可以为党员干部构建数字画像。比如，某区廉政教育基地以大模型赋能精准画像，推动廉洁宣传教育靶向施教；某地通过大数据监督为干部精准“画像”，帮助监督部门及时发现问题。考核主体根据数字画像，对照关于品行的标准指标能够作出更加规范和客观的判断。以技术智能性保障政绩观考核规范化，要求将党员干部的主动性与干事结果相结合，比如可以探索将党员干部办理业务的时长作为政绩观考核标准之一。某区依托大数据驾驶舱实时监测窗口状态、等待人数、办件时长，极大提高了办事效率。数智技术能够精准计算党员干部接到平台分发的任务至办理完毕上传平台的时间，从而判断党员干部的担当情况和办事积极性，一体化考核效率与效果。此外，不能单一地将高频次使用数智技术作为党员干部政绩创造数智化转型的考核标准，而要凸显党员干部驾驭数智技术的主体性，将以党性为内核的主体性的发挥作为党员干部正确使用数智技术的重要标准。换言之，就是要在考核中看党员干部是否能积极主动地驾驭数智技术，将数智技术用之于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提高治理能力作为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任务，引导广大干部提高运用制度干事创业能力，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严格履责是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基础要求。因此，要将党员干部的政绩常规地、规范化地采集到政绩观考核数智化平台中，抓住严格履责的基本要求，常态化管理党员干部政绩，将政绩观考核的技术智能性与严格遵守考核标准的规范性保持一致，提高政绩观考核的规范化程度和科学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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