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平台经济与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青年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已成为政策与实践的热点。本文立足社会结构变迁与青年群体行动互动视角，探究青年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总体特征与内在动力。研究发现，青年新就业群体的治理参与呈现一种独特的梯度化参与特征，在动员路径上高度依赖党建引领下的人际网络与情感联结。参与基层治理是青年新就业群体在高度不确定的现代性境遇及党建引领的结构性支持下，通过反思性生活方式选择重构自我认同的能动性实践。
关键词：青年新就业群体；基层治理；自我认同；梯度化参与；内在逻辑
一、问题的提出
在高度现代性的社会转型背景下，平台经济与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催生了以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为代表的新就业群体。他们规模庞大、流动性强，青年占比高，工作与生活空间高度重合于城市社区之中，兼具“空间流动性”和“社区嵌入性”，不仅重塑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也为基层治理带来了新的可能。近年来，推动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已进入中央政策议程。2025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依法维护合法权益、加大关爱服务力度、引导新就业群体有序参与基层治理，为新时代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与治理参与提供了顶层设计与制度遵循。与此同时，各地也开展了丰富的政策创新与实践探索。然而现实中，青年新就业群体在基层治理中处于一种虽被纳入治理体系但尚未实现深度参与的状态。已有研究表明，在平台算法控制、劳动高度原子化的现代性境遇中，新就业群体常面临生活轨迹“短视化”的困境。计时劳动挤压闲暇时间、流动工作空间引致脱嵌、多重劳动关系加剧变动等主体性困境，限制了青年新就业群体选择参与基层治理的比例。
既有研究多从外部视角出发，将青年新就业群体视为被动员、被服务的对象，探讨如何引导、吸纳其参与基层治理，青年的主体性在研究中被忽视。破解青年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困境，外部的动员和保障机制固然重要，然而对其主体性内在动力的挖掘更为关键。在多重压力与困境长期存在的背景下，青年新就业群体为何选择参与基层治理？其参与行动呈现怎样的总体特征？行动背后，是否蕴含着一种基于自我认同重构与生活方式选择的深层逻辑？本文立足中国社会治理转型与新就业群体所处的结构性困境，从青年主体性选择出发，分析青年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总体特征与内在逻辑，揭示这一青年群体参与基层治理以完成自我认同找寻、实现自我认同重构的内在机理，以及新时代中国青年群体身份构建与社会融入的发展规律。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视角
1.文献综述
新就业群体是数字经济发展和就业市场新形态催生出的新型劳动者，已有文献对这一群体的研究聚焦于劳动视角下的劳动过程控制，社会分层视角下的群体社会流动，社会认同视角下的群体认同建构等议题。随着多角度研究推进，发现引导这一群体参与基层治理，帮助其健康发展，防止边缘化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国内学界围绕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这一议题的研究开始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主要集中在问题审视与机制探讨方面。
有研究深入分析了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面临的矛盾与困境，主要可以归纳为：第一，主体性困境。新就业群体劳动关系模糊、职业身份不稳定，被政治吸纳难度较大。第二，过程性困境。基层吸引参与的任务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新就业群体的主体性要求，他们更多地完成信息收集任务，而未能有效参与到议事决策的核心环节。第三，机制性困境。新就业群体参与治理过程中产生的时间成本、收入损失完全由个人承担，缺乏制度性补偿或豁免，可能会导致“理性回避”。第四，技术控制与权益保障性困境。受平台算法的限制，新就业群体参与社区事务与活动的时间有限，同时，受“非标准就业”的限制，其参与的权益保障也面临诸多困境。
也有研究重点致力于探讨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机制设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党建引领的组织化动员机制。研究提出了纵向上推动形成行业党委，横向上实现属地兜底管理，同时发挥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的桥梁作用，以“先群建、后党建”的形式，引领新就业群体参与。第二，教育服务保障机制。已有研究建议创新党员教育管理模式，拓展“红色驿站”“暖心之家”功能，以常态化服务提升群体归属感。第三，激励与能力建设机制。研究从健全多层次的激励体系、丰富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平台载体，加强服务凝聚与利益联结，配套技能培训机制等方面探究了引导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有效机制。
当前研究聚焦于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现实问题，初步构建起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已有研究认识到新就业群体参与面临诸多主体性困境，然而以机制设计为主，对策研究仅考虑了外部结构的决定性，忽视了理解主体参与行动逻辑的重要性。在共建共治共享的制度背景下，青年新就业群体作为能动主体，如何通过参与治理实践来应对自我认同危机，选择与建构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进而实现自我认同重构，是青年新就业群体及其基层治理参与研究中亟须回答的基础理论问题。
2.分析视角
（1）社会结构变迁与青年新就业群体的生成
青年新就业群体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变迁的产物，数字经济与平台技术的深度发展，推动中国社会与劳动力市场发生结构性转型，传统的单位制与标准化雇佣的劳动关系格局被重塑，以互联网平台为中介的新就业形态大规模兴起，成为新时代社会结构变迁的标志性现象。从社会结构形态看，主体间的拓扑联结网络正替代纵向的社会分层结构，塑造了数字社会的基本形态。在这种联结中，个体自主性得以极大释放。平台经济正是数字技术重塑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典型表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恰好处于这一联结趋势的最前沿。
该群体以平台化、非标准化、高弹性、去劳动关系化为核心特征，以青年农民工、中青年男性、高中或中专学历为主体，构成了基层结构与青年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注意的是，这一青年社会群体的生成，既源自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迁，亦体现了青年群体的自主性释放，即择业与人生发展观念的代际变迁。研究表明，中国外卖骑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当前农村流动人口，这部分人对传统职业与新职业进行比较权衡后，选择了灵活度、自由度较高的外卖骑手职业。这种职业选择的变化反映了农村新生代青年希望借助平台技术以超越传统物理时空和单位制度的限制，在虚拟与现实之间形成新的实践方式，重塑了农村新青年的职业生涯和人生发展道路。
（2）过渡劳动中的算法管控与青年新就业群体的“数字韧性”
在社会结构变迁的背景下，青年新就业群体的劳动形态呈现一种“过渡劳动”的典型特征。“过渡劳动”指的是悬浮于正式与非正式、临时与长期之间的一种劳动状态。青年新就业群体在平台劳动中，虽然获得了相较于传统雇佣关系更高的灵活性，但也面临着算法管控、劳动关系认定模糊、社会保障缺失等问题。大多数的劳动者只是暂时从事这份工作以应对眼前的经济压力，待条件好转便可能会离开，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然而，平台经济的弹性用工结构和市场竞争的压力，使这种过渡逐渐演变为一种常态化的存在，渗透到新就业群体个体生命的整体历程中。他们既无法从当前劳动中获得稳定的职业预期和意义反馈，也难以积累进入更好工作所需的社会资本和技能。
面对“过渡劳动”中的算法管控，青年新就业群体在日常劳动中亦发展出了丰富的情境化对抗行为，即“数字韧性”，彰显了其在全面数字化的劳动和生活环境中所进行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实践活动。例如，快递员通过建立市场之外的“私人关系”，以实现线下下单、提前签收、减少投诉等目标，兼顾公司标准与消费者个性化需求，解决交易中的信任问题；外卖骑手会通过“逆算法”实践来争取自我利益。此外，青年新就业群体还通过与小区物业、保安、楼长等劳动过程中重要的关系主体建立关系，尝试在算法系统之外的社会空间内建构社会关系网络，以增强其劳动自主权。在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政策背景下，向基层党组织靠拢，参与到城市基层治理之中，构成了青年新就业群体“数字韧性”的另一种面向。青年新就业群体通过参与基层治理，不仅可以为其劳动自主权建构积累重要的社会关系网络，还可以通过主动参与基层治理活动开启在“过渡劳动”中重塑自我认同与人生规划的新篇章。
（3）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的建构
由上可见，青年新就业群体的生成与困境，根植于中国数字社会转型与平台经济所塑造的“过渡劳动”结构。但是，面对这一困境，青年新就业群体始终保持着能动选择的自主性。他们自主选择了不同于以往的流动性工作与生活方式，也在政策支持下通过自身的能动实践，尝试对“我是谁”“如何生活”进行重新回答，在参与基层治理中完成自我认同的重构。因此，青年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不应仅被理解为社会结构变迁中促进社会融入的政策措施，对青年群体参与行动的内在逻辑也应给予充分的研究重视。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其著作《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中探讨了晚期现代性条件下自我认同的形成机制。他从个体生活方式选择与人生规划的角度，提出了一套关于“自我”如何被反思性建构的理论。吉登斯强调，在现代性晚期，自我不再是一个给定的实体，而是一个不断被反思和建构的计划。个体必须主动参与自我的塑造，形成一种连贯的自我认同感。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自我认识，而是通过持续的自我观察、自我叙述和自我调整来实现。吉登斯提出，自我认同本质上是一种叙事性建构。个体通过构建关于自身生活的连贯故事，来维持一种稳定的自我感。这种叙事不仅回顾过去，也前瞻未来，形成一种“生命轨迹”。
在高度现代性的条件下，生活方式不再是传统继承的结果。其不仅涉及消费、着装、饮食等日常行为，也涵盖工作、关系、健康等深层结构，它们构成了自我认同的“物质形式”，是自我叙事的实践载体。人生规划是自我反思性组织的核心内容。它不仅是未来行动的安排，更是自我认同的动员方式。吉登斯提出“个人日历”和“生命计划”概念，说明个体如何将时间组织成有意义的序列：个人日历记录生命中重要事件，形成个性化的时间结构；人生规划则是对未来可能性的战略性安排，体现了对时间的控制欲。因此，选择一种生活方式，本质上就是选择并实践一种关于自我的叙事。青年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行为选择，是其于数字社会结构及平台经济“过渡劳动”形态下主动建构自我认同的反思性实践。主动参与社区安全巡查、担任流动网格员、融入社区志愿服务等基层治理活动，正是其通过生活方式选择整合碎片化的工作与生活、赋予自我叙事以连贯性和意义感的重要途径。这种行为同时也是一种战略性人生规划，面对职业缺乏长期保障、未来难以预测的处境，他们通过参与社区事务积累社会资本、拓展关系网络，试图将未来拉入当下的掌控之中，在风险与机会的隐性权衡中寻求一种相对稳定的本体安全感。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深度访谈作为主要资料收集手段。笔者于2025年11月至2026年1月在北京市8个街道开展访谈，受访对象的获取遵循目的性抽样与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青年新就业群体主要通过街道推荐和熟人介绍的方式获得，共访谈23人，年龄分布在20～45岁之间（关于青年群体的年龄上限，世界卫生组织有关规定界定为44岁，国内相关研究亦有将青年就业群体延伸至45岁的先例。考虑到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业生涯周期较长，且部分中年劳动者在劳动状态与生活境遇上与青年群体具有同构性，故本文将年龄上限适度放宽至45岁，以更完整地捕捉这一群体的主体性经验），均具有不同程度的基层治理参与经历；另一方面，对负责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的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开展访谈，共11人，旨在获取制度设计与政策执行层面的多元视角。
访谈围绕青年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行动逻辑展开，访谈提纲涵盖四个维度：日常工作与生活状况、参与动机与主要阻碍、参与治理的经历与感受、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变迁与未来生活规划。同时，本研究收集了各街道关于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相关介绍资料作为补充性材料。
受访青年新就业群体的基本特征如下：从业类型以外卖骑手为主（17人），快递员次之（6人）；从业年限跨度较大，最短3个月，最长15年；政治面貌以群众为主，其中7人已提交入党申请书，2人为党员，1人为预备党员；部分受访者曾获得“优秀骑手”“最美小哥”“首都劳动奖章”等荣誉或表彰（见表1）。
四、青年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总体特征及其动员路径
在数字社会结构与平台劳动关系条件下，青年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呈现怎样的外在特征，其背后的动员路径是怎样的？这种特征和动员路径意味着什么？本研究发现，青年新就业群体的治理参与并非一种均质化行动，而是呈现一种独特的梯度化参与特征：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并非处于单一、同质的参与状态，而是分布在从“随手公益”、半组织化志愿服务到制度化参与的阶梯之中，非正式、情境性的“随手公益”最为常见，制度化参与是在集体行动、意见表达、协商共治的过程中逐步生成的。梯度化参与背后，党组织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组织网络协同进行动员，形成党建引领下的人际拓展方式。
1.梯度化参与特征：从“随手公益”到制度化参与
Arnstein在其经典“参与阶梯”理论中强调参与是一个从无到有、从浅到深、由非正式到正式、由个体自发到制度嵌入的渐进过程。此后，Burns等人将这一框架进一步细化，指出参与阶梯不仅适用于制度内的正式参与，也适用于社区生活中非正式的、日常的参与形式。对于青年新就业群体而言，其参与的起点恰恰不是正式的制度化渠道，而是嵌入日常劳动与生活中的非正式、个体化行动。
第一层次是嵌入日常劳动的“随手公益”，属于基层治理梯度化参与的初级阶段。这是最为普遍的参与形式，几乎覆盖了所有受访者。其核心特征是行为的即时性、偶发性与情境性，即行动并非源于特定治理角色的要求，而是个体道德感与职业便利的自然结合。例如，外卖骑手在送餐途中顺手帮助老人扔垃圾，为迷路者指路，清理路面障碍物等。“一位年纪挺大的阿姨出门没带门禁卡进不了门，我就从地下室穿过去帮她打开了大门……就是顺手的事儿。”（20260113ZYH）这类行动本质上是一种积极的、微小的利他实践，它们尚未进入基层治理的制度视野，但构成了后续参与的行为基础和心理准备。
第二层次是由街道、社区或平台发起的半组织化志愿服务，属于基层治理梯度化参与的中级阶段。部分受访者在此层次上有明显参与，这类行动开始具备初步的时间规划、空间聚集和集体协作特征。具体形式包括：参与社区组织的周末大扫除、无偿献血、节日包粽子、慰问老人、疫情期间为隔离居民送餐等。这种参与往往通过站长通知、微信群接龙等方式动员，具有更高的可见性和一定的组织依托。“志愿活动仅依靠骑手发动的话，人数不够。所以就联系我们（站长），站长去跟工会对接，然后再去发动骑手。”（20251209LK）与“随手公益”相比，这一层次的参与意味着青年开始从个体化的“独善其身”走向集体性的“共同善”实践，参与行为也因此获得了初步的公共属性和社会认可。
第三层次是少数积极分子的制度化参与，属于基层治理梯度化参与的高级阶段。他们从非正式参与和半组织化参与逐渐迈向制度化参与，被吸纳为“流动网格员”“副楼长”“驿站站长”“社区合伙人”等准制度化角色，通过“随手拍”小程序、专项微信群等渠道，常态化系统性地参与问题发现、信息上报、议事协商甚至社区决策。这一层次的参与意味着他们的行动被正式纳入基层治理的常规议程，遵循特定规则并接受相应激励。“网格员我们兼职着呢，就是汇报周边的情况什么的，比方说什么交通事故、安全事故……”（20260109MYX）调研数据显示，本次访谈的23人中，绝大多数有过第一层次的参与，约半数参与过集体志愿活动，而承担明确治理角色、实现制度化参与的仅5人。
青年参与基层治理是对劳动时间、闲暇时间的再分配，是一种工作生活的重新建构过程。青年新就业群体从“随手公益”到制度化参与的递进，揭示了青年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一个核心特征：它并非一个“全有或全无”的二元选择，而是一个渐进的、累积的建构过程，参与不是跳跃式的质变，而是在持续的日常实践中逐渐深化、拓展和制度化。
2.正式与非正式组织网络协同动员：党建引领下的人际拓展
研究表明，由于新就业群体长期处于“有就业无组织”的状态，导致传统动员维系困难。对他们的组织动员往往通过搭建正式与非正式相互协同的组织网络，为分散的个体重建社会联结与组织化参与的载体。党组织在动员青年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过程中，往往通过正式组织网络（党团组织）与非正式人际网络（新就业群体内部的人际网络）衔接，建立“中心节点—关键节点—网络成员”的涟漪式扩散动员结构，初始由党组织发起，经由核心骨干传导，再向外波及带动普通群体。这种动员高度依赖党建引领下的人际信任与情感联结，而非制度化的行政命令或普遍化的政策宣传。
首先，基层党组织在其中扮演了“网络中心节点”的角色。街道社区党组织通过服务阵地（如暖心驿站、小哥之家）和常态化活动（如夏送清凉、冬送温暖、技能培训），首先建立起与青年新就业群体的初步联系。“街道这边真的很照顾我们，夏天给我们防暑的东西，像藿香正气水之类的，驿站中有水、可以充电……都很实用，关心很到位。”（20260113ZYH）这种服务引领并非简单的资源输送，而是党组织在新兴社会空间中重建社会嵌入的制度化努力。政治动员的有效性也高度依赖行动者所处的具体社会网络和信任结构。正是在这种服务先行的策略下，党组织获得了联系和识别潜在积极分子的合法性与信任基础。
其次，在建立初步联系的基础上，党组织策略性地识别和培育“网络关键节点”，即核心骨干。这些骨干通常是新就业群体中的党员、入党积极分子或退伍军人，他们在业务能力、道德品质和参与意愿上表现突出。“区里鼓励我们入党，设置了考察期，主要看我们参加街道活动方面的情况，比如在社区做志愿服务，有没有比较突出的表现。”（20251230MPC）党组织通过推荐入党、评选表彰、赋予荣誉身份（如“最美骑手”“北京榜样”）等方式，强化这些骨干的身份认同和责任感，使其成为连接党组织与普通骑手的桥梁。
最后，核心骨干通过日常互动和情感纽带，将参与行为向更广泛的骑手群体网络成员扩散。这种扩散不是行政命令式的，而是模仿、感召和互惠的复合过程。WZQ的案例最具典型性：他作为“师傅”，不仅在工作上带教新人，更将参与社区治理的价值观念传递给他们。“是我师父带我过来参加的……他说有个入党的名额，问我想不想入党，那时候我就写了申请书。师傅说得多参加这种活动。我跟着他参加各种活动，之后心里感觉比较有成就感，慢慢形成了参加的习惯。”（20251110XGY）这种“师傅带徒弟”的模式，将职业培训、情感交往和价值传递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动员机制。这一发现不同于“高危行动主义”动员中微观结构因素的分析洞见：对新就业群体这一“高危”（高流动性、高替代性）行业从业者来说，参与社区治理并非个人生存的当务之急，但通过师徒、同乡等强关系纽带的持续互动，参与行为仍然得以在原子化的劳动者之间扩散。这种依赖人际信任和情感联结的动员模式，有效应对了新就业群体高流动性、组织化程度低、对正式权威持疏离态度的现实困境，降低了参与的心理门槛，增强了参与行为的可持续性。然而，这种模式的局限也同样明显：它对核心骨干个人的依赖度极高，一旦骨干离职或离开，网络关键节点连接断裂，整个动员链条就可能难以维系。
可见，青年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呈现一种政策引导下的选择性参与特征。中央关于新就业群体党建与管理的政策为其参与提供了制度空间、组织渠道和激励机制。但具体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程度，则是个体在制度机会、现实约束和主观意义之间进行权衡后的选择性行动。这意味着对青年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行动逻辑的探索需要向内深入，分析青年新就业群体的自主选择与内在动力。
五、青年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内在逻辑
基于自我认同建构的理论视角，在平台算法控制、过渡劳动滞留、社会脱嵌的现代性结构性困境中，青年新就业群体会面临自我认同模糊、存在性焦虑、本体安全感缺失等问题，而他们也会通过生活方式选择与人生规划，反思性地建构“自我”。青年新就业群体的治理参与源自党组织号召，但取决于个人的选择性行动，这种选择的背后是他们反思生活、重塑身份、建构意义的自我认同重构努力。本研究发现，青年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本质上是通过反思性地选择生活方式，借助持续的自我观察、自我叙述和自我调整来重构自我认同、实现自我价值，旨在超越平台用工带来的压抑性处境，在制度性参与中寻找自我实现的新机制。因此，青年新就业群体参与的内在逻辑深深植根于其高流动性、高弹性、高原子化的工作与生活实践之中，并体现出了积极进行自我认同重构的自主性。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流动工作的新价值赋予
工作在韦伯的意义上对生活机遇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在极其复杂的现代劳动分工中，工作和工作环境的选择构成了生活方式取向的基本要素。青年新就业群体的自我认同由于其工作的特征普遍面临深刻危机。作为外来务工人员，其职业的非典型性、高流动性使其难以被纳入传统“正经工作”的社会评价体系，“过渡劳动”使他们的工作仅作为谋生工具，缺乏社会认可与价值感。青年参与基层治理为其工作价值重构提供了契机，跑单、派件的同时将其日常劳动重新纳入社会贡献的叙事框架中，将“社区共建者”“治理合伙人”等新身份符号整合进日常生活的实践体系，这种身份附加赋予了工作以新的意义。在提升职业荣誉感与社会认同导向的政策推动下，青年新就业群体在制度认可中逐步获得稳定的自我认同。
一方面，劳动意义拓展，从工具性实践到价值性实践。工作从纯粹的谋生工具，转变为承载社会意义与情感回报的实践，回应了青年对“有价值工作”的内在需求。“我们骑电动车，走街串巷，哪个小区都能进，哪个地方都能逛，看东西也比他们（街道工作人员）多……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20251110WZQ）在常规的平台劳动中，行动的意义被预先封装为“完成订单-获得报酬”的闭合回路，劳动者的主体性被压缩为执行效率的函数。而当青年新就业群体进入社区公益、志愿服务领域，劳动的意义不再仅由算法赋予，而是在青年与街道社区其他主体的互动关系中主动生成。在这个过程中，青年新就业群体将自身工作工具性定位转向价值性定位，使流动工作从谋生手段升华为自我实现的载体。
另一方面，工作参与互嵌，以叙事性整合重塑职业价值。对于许多青年新就业群体而言，这种行动源于一种“顺手做好事”的朴素想法。“随手公益”这种零门槛、低成本的参与起点重塑了劳动过程，在建构社区关系网络、对抗算法管控的同时，也构成了职业价值重塑与自我认知转变的关键契机。“我刚开始就是不知道该做什么，后来我们就是随手拍、随手报。有事儿联系街道，反正大家也都有微信。就这么一点点开始做起来了。”（20251110XGY）利用配送间隙提供服务实现自主掌控劳动过程，既是自我认同与实现的象征性表达，也是一种通过身体实践实现社会融入的努力，这一过程将流动的职业身份与稳定的社群角色加以叙事性整合，建构起一个更具连贯性、尊严感与社会价值感的自我认同。
综上，青年新就业群体通过参与基层治理，帮助自我重新诠释了流动职业的内涵与社会价值，跳出了平台算法设定的单一的工具化劳动定义。在参与中逐步实现重新找寻职业认同、重塑身份价值的现实状态，是其自我认同重构在职业维度的重要体现。
2.日常生活新的时空“切片”建构
自我实现意味着对时间的控制，本质上是建立与外部时间秩序（由时钟和普遍测量标准所支配的常规化时空世界）仅有远距离联系的个人时间区。在新就业形态下，“快”构成了行业运转的核心逻辑与劳动者的生存定律。平台算法将骑手的工作压缩为追求效率的线性片段与流动路径。但青年新就业群体在固定的生活时空轨迹下仍能主动地寻求“慢下来”与“定下来”，个体在参与社区生活中不再仅仅作为算法的执行终端，而是作为自我生活规划的反思性主体，主动介入对自己时间与空间意义的重新定义。
一方面，在时间上主动探索新的生活方式与意义支点。“与时间对话”是自我实现的基础，因为这是任何时刻获得满足的必要条件，使个人活得充实。在新就业形态中，由于时间结构上的断裂，个体既无法从劳动中获得意义反馈，又难以在闲暇中建立社会联结，自我认同的连续性叙事因而失去时间基础，产生了存在性焦虑。“参与治理之前我们除了跑单，其实生活特别枯燥，以前躺在床上想想以后总是感到迷茫害怕……但是等接触街道，参加社区各种活动，学了很多东西……也接触了很多那种正能量的人。”（20251110WZQ）存在性焦虑在日常生活层面表现为当个体无法从当下的行动中获取关于未来的连贯预期，无法将碎片化的时间编织成可叙事的生命历程。所以，当他们参与基层治理与志愿服务，将原本松散的消遣时间组织为具有公共性、周期性与集体约定的服务时间，在反复实践中形成一种共同的集体仪式，在流动不定的日常生活中构建一段可预期、有归属、能积累社会价值的生活轨迹，实现从私人时间到公共时间的性质转移，从无序时间到规律时间的形式重构。
另一方面，在空间上追求流动轨迹中的稳定据点与情感归属。如果说时间重塑回应的是“如何度过生命”的问题，那么空间重塑则更进一步回答“在何处安放生命”的存在性关切。有研究指出，青年新就业群体在城市空间中普遍遭遇显性或隐性的空间区隔，这种区隔不仅是物理性的准入限制，更是一种符号性的身份排斥。“之前我们送外卖，很多小区、商场、写字楼不让我们进去，或者让我们走货梯，有种格格不入的被排斥的感觉。”（20251110WZQ）这种物理空间的区隔，加深了其“外来者”与“过客”的心理感受。“但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就是我们这里的小哥驿站，平时我们做活动或者没事的时候就来这里坐坐，我们都觉得这里挺好的。”（20251205WHF）新就业群体服务阵地的建设是落实中央推进友好场景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具体实践，驿站是专门“为他们”设立的地方，在这里他们拥有被正式承认和接纳的空间权利。驿站成为他们从送餐途中转向社区生活的转换点，为其持续参与治理、融入社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空间支点，在这里青年新就业群体获得本体性安全所必需的深度停留与扎根。
综上，青年新就业群体通过参与基层治理重新支配日常时间节奏与获得城市空间归属感，消解了流动漂泊带来的疏离感。这种时空秩序的重塑使得他们在投身社区公共事务后，在生活层面得以重构自我认同、重建本体安全感，是其自我认同重构在日常生活维度的重要支撑。
3.生活规划中新的个人传记动员
人生计划是自我反思组织轨迹的实质内容。生活规划是一种为未来行动准备的方法，这些行动以自我传记为动员。在平台经济所塑造的高度灵活却也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境遇中，青年新就业群体的人生计划被跑单目标与周期性收入焦虑层层覆盖，更长远的自我实现、社会认同与生命意义，在流动、重复且缺乏制度性保障的劳动中渐趋模糊。青年群体在参与基层治理的实践中，获得了新的生命体验，丰富了个人生命计划日历。递交入党申请书、入党、获得荣誉表彰，成为社区榜样等成为青年群体新的自我传记，将这些事件插入个人人生日历的时间顺序中，生活规划因其带来的处境或心态变化而进行修订和重构，为青年群体自我实现奠定了基础。
一方面，收获被政治吸纳的生命机会，扩展社区化生活方式。基层党组织是新就业群体党建与管理服务的工作主体，参与基层治理意味着进入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范围，拓展了青年新就业群体的政治与社区生活。对所有个体和群体来说，生命机会会影响生活方式的选择。一般认为，青年新就业群体的社会情境客观上是有限的，他们每天重复枯燥乏味的活动，没有机会追求不同的生活方式，也几乎无法规划自己的人生。通过参与基层治理，靠近基层党组织，青年新就业群体将收获被党组织吸纳的机会，被访谈青年均被党组织邀请入党，他们将递交入党申请书视为个人生命日历的重要一帧。“我递交申请书后，感觉自己更应该积极参与社区的一些活动，就是一种责任感。”（20251205ZHP）自我认同的反身性规划依赖于个体能够从生命历程中辨识出那些标志旧轨迹终结、新方向开启的事件。青年群体自此获得扩展社区化生活方式的合法性，了解社区、发现社区、服务社区并融入社区网络，成为青年生活方式的新可能，其冲破了传统区隔和排斥性框架。“其实我都不知道是工作人员还是领导，用私人的微信来加我，说有什么情况可以反映，我感受到的信任感是比较多的。而且每次反映了，基本上一分钟肯定给你回复，句句都有回应。”（20251205HGQ）社区权威主体的接纳使其社区化生活规划不仅是青年主体日常生活的“内在”性叙事，还形成了有助于塑造其行为的制度环境。而政治身份作为一种制度持续性的认同符号，使新就业群体获得了自我认同和稳定的合法性资源。
另一方面，城市寻梦的过去与未来解读，重构具有立体意义的自我形象。人生规划预设了特定的时间组织模式，因为自我身份的反思建构既依赖于为未来做准备，也依赖于对过去的解读，对过去事件的“重塑”始终是这一过程的关键。青年新就业群体离乡到城市工作、在外漂泊、求学与事业失败的经历是人生中的重要过去事件，而成为基层治理中积极的参与者，实现了对城市寻梦这一过去事件的重新解读，赋予其新的意义。青年向家乡亲友主动讲述参与社区工作的经历，通过分享展示成为“社区榜样”获得的荣誉证书、相关媒体报道，或者描述参与志愿服务、排查隐患等具体事例，其选择来城市打工的经历成为一个具有生计与融入立体意义的重要事件。一位骑手谈及此事时说：“我会把获奖的照片发到家庭群里，告诉他们我在北京挺好的，不只挣钱，也做了些有意义的事。”通过这种与亲人的讲述，不仅确认了青年外出打工的选择不止谋生而已，更通过“重要他者”获得积极的身份确认。在此基础上，青年通过人生规划和目标设定，可以将在城市生活的未来纳入当下的控制之中，使得自我认同在流动的现代性中仍能保持连续性。
综上，青年新就业群体将参与基层治理经历纳入个人生命叙事，重新解读城市漂泊的过往，主动布局未来人生发展。这种生命轨迹的再规划使得其自我形象得以重新梳理、生命意义得以确认，实现了自我认同在生命历程层面的重新建构。
六、结论与讨论
数字技术逻辑重塑了劳动关系与社会形态，为社会整合与社会治理带来新的挑战。本文基于对北京市8个街道23位青年外卖员、快递员以及相关街道社区工作人员的深度访谈发现，在劳动力市场与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青年新就业群体始终保持了职业选择、发展规划和社会融入的自主性。青年新就业群体的基层治理参与，体现了政策引导下的选择性参与特征。参与过程并非单向度的制度吸纳或被动嵌入，而是青年新就业群体在平台经济所塑造的高度流动、原子化与不确定性的劳动境遇中，寻找劳动过程与生活秩序的自主权，重构数字劳动与生活中的自我认同。
本研究的核心理论贡献在于，首先，将吉登斯抽象的自我认同理论应用于青年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行动的微观机制解释，将自我认同从认知活动转变为可观察的行动。研究正视了数字时代劳动与自我的复杂关系，发展了算法权力结构下“技术-自我”的认同模式，拓展了自我认同理论对数字社会结构形态的解释力。其次，在经验层面揭示了青年新就业群体梯度化参与的实践样态及其动员逻辑，提出政策引导下的选择性参与机制，填补了宏观制度与微观自我认同之间的传导环节，为理解数字社会中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最后，研究为青年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提供了主体性解释框架。不同于以往研究侧重参与的外部结构规定性，本文从主体性出发，揭示青年新就业群体参与的内在动力，即旨在通过参与实践获得对“自我”的反思性建构。研究结论提示，加强青年新就业群体服务与管理、促进新就业群体融入的政策有效性，不仅取决于规则与机制设计的完备性，更取决于其能否为青年群体提供自我实现的途径与意义生产的框架。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研究时空场域集中在北京市的8个街道，北京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等方面的政策创新与资源投入规模位居全国前列，这一独特制度时空虽有助于揭示理想情境下的参与逻辑，但限制了结论的外部效度。其次，目的性抽样聚焦于已参与治理的积极行动者，可能忽略了不参与群体，其不参与的逻辑、自我认同的建构方式同样值得深入探究。未来研究应通过对比分析，揭示影响参与决策的更完整机制，提供更深刻的政策启示。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研究》2026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