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赓续已成为提升城市发展质量的核心维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建设，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记得住乡愁’，就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留中华文化基因”。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承和利用不仅能彰显城市独特底蕴，还可强化城市身份识别、推动品质化发展与消费需求激活。根据2024年发布的“中国城市文化软实力指数”，北京、上海、重庆、杭州、广州等文化软实力突出的城市，不仅在历史文化资源禀赋上有着深厚底蕴，同时在现代文化产业创新和文化消费拉动能力上也实现了同步发展。景德镇的陶瓷创意集市、泉州的簪花习俗复兴等案例也进一步表明传统的活态遗产如何通过青年参与和场景创新转化为社会文化吸引力。
然而，大多数中小城市在文化传承实践中面临诸多挑战，或在泛历史挖掘中缺乏对核心抓手的把握，或在古城修复和街区改造中投入巨大却效果不彰。这种差距揭示出，文化遗产的传承并非静态保护，而是需要实现文脉传承与城市现代文化发展之间的协调与相互促进。城市管理者应认识到城市文脉与现代发展诉求相契合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挖掘文化遗产的资源价值。
全球现代城市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城市化模式的影响。其与中国城市原生文化传承之间的显著张力，提示着未来城市文化的发展方向。一方面，中国在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文化治理能力及文化产业集聚等方面已达到世界引领地位，但这些成就依然难以弥补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空缺，并与城市居民的本土价值观、原生文化习俗等传统要素相脱节。另一方面，在资本、政策与媒体的共同作用下，标准化的文化遗产保护模式虽总体上有利于历史遗存保护，但也可能削弱城市作为“有意义的地方”的多元性与原真性。面对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道义责任和市场化创新的现实压力，现有理论研究高度聚焦对文化遗产的博物馆化与商业化的批判，较少提出在二者间取得平衡的可行方案。事实上，城市居民对起源文化的渴望，是对地方独特性与生活连续性的呼唤，也是对道德权属和情感认同的深层追求。这些诉求不仅体现为对乡愁与历史记忆的保留，更指向日常实践中的具身体验，包括人居环境改善、地方特色品牌塑造以及文化活动的有机融入。因此，超越发展主义和保护主义之间的对立思维，才能推动城市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
未来城市竞争力的核心在于通过文化发展与遗产传承实现交互创新，将本土文脉转化为持续的发展动能。中国城市普遍开展的寻根实践对全球城市地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不仅关乎遗产保护工作推进与市民文化自信重建，也是在西方发展模式长期影响下构建本土话语的自觉行动。从这个意义上看，探索文化遗产与城市文化发展的关系，需突破西方城市文化发展理论的框架，聚焦于日常生活层面的文化连续性，从而为城市注入身份认同的精神内核。在此过程中，“城市文化遗产化”与“文化遗产城市化”将成为关键的理论命题与实践路径。
城市发展与遗产保护关系的再思考
在西方学术语境中，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城市关乎文化，而文化关乎一切。正如“urbanization”一词兼具“城镇化”和“文明化”的双关词义，西方城市文化研究将城市视作人类社会权力和历史文化所形成的最大限度的汇聚体。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城市文化》中进一步阐释，城市既是神圣精神世界，又是世俗物质世界，也是研求知识的科学团体的所在。城市环境可以促使人类文明的生成物不断增多和丰富。具体而言，城市文化广泛且独特，孕育了别具一格的文化产品、人文景观、建筑样式以及独特的生活方式，其中空间构形、建筑布局设计等均为文化符号的体现。
在这种语境的深刻影响下，中国近四十年的高速城市化进程呈现出明显的向西方城市文明对标、趋同并寻求赶超的特征。无论是城市的街道布局、建筑设计、园林绿化和基础设施配置，还是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文化消费场所、文化地标建设，甚至是在城市治理理念、城市品牌营造等诸多领域，都是以西方现代城市文化为参照，紧跟其文明化进程。这一发展路径导致两种后果：一是城市发展导向下文化发展的工具化。随着文化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日益显现，城市文化被纳入“科学主义范式”，其价值取决于对经济社会的赋能效果。诸如“文化产业赋能城市更新”“文化引领城市发展”等表述盛行，由城市化和现代性共同催生的现代都市文化，并非为文化自身发展而存续。同时，不利于实现城市“增长指标”的文化项目会逐渐消失，相关文化主体也将被边缘化。二是原生城市文化的相对静态化和博物馆化。城市文化发展指向现代大都市文明，因此在城乡转型和城市扩张中，老城镇、老街区、街头巷尾等带着“浓浓乡愁”的地方逐渐衰落。事实上，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工业化过程中，城市自身生态并未终结“乡土”，但随着城市的资本化及其向民众日常生活各方面的市场化渗透，代表传统主义的“乡土”终究从城市空间退场了。结果，与乡土关联深厚的原生城市文化被迫成为某种“过去”或“死物”，有的因闲置而荒废，有的则进入陈列馆成为“标本”。
而当前中国城市文化发展对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不仅仅是因为城市经济发展需要，还源于三个越来越突出的实践诉求：第一，城市文化发展话语体系的自主性探索。无论是在基础设施、科技发展还是社会治理方面，抑或在发展速度与生活品质提升的维度上，中国现代城市发展均已突破西方城市文明话语的框架，未来城市为什么要发展文化、应该孵化什么样的文化等问题，亟须通过探寻城市本土文化发展路径来回答。第二，城市身份认同日渐倾向消极。尤其是青年群体对城市的感知，多与污染、漂泊、割裂等负面意象相联系，他们渴望在应对现代社会发展焦虑的过程中，创造出自我疗愈的“喘息”空间。第三，城市居民对原真性的渴望。过去四十年间，中国借鉴了西方的城市文化，却逐渐与自身的传统文化遗产脱节。文化遗产活化的理念尽管得到了城市管理者、规划师、设计师的广泛倡导，却常常沦为消费主义与发展主义的附庸。总体上，城市经济建设依然和文化遗产的原真保护相对立，城市文化复兴对接“传统”与“现代”迫在眉睫。
消解对立还需深刻认识并超越“舶来的城市文化—本土的城市文脉”的二元框架，将城市现代文化发展和传统文化遗产保护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推动其深层交互创新。二者不是简单的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也不是叠加覆盖的关系，而是“发展—保护”“城市—乡村”在文化语境下的协商。其中，两个命题亟待理论探索：一是本土文化遗产如何借助现代城市文化的“发展话语”实现创新性保护。正如吉登斯所言，“仅仅因为一种实践具有传统的性质就认可它是不够的。传统，只有用并非以传统证实的知识来说明的时候，才能够被证明是合理的”。这意味着文化遗产的保护应在城市文化发展的总体蓝图下，实现当代的活态传承。二是携带乡土性的文化遗产如何介入城市化进程并反哺城市文化多样性。中国的城市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至今仍未与乡村完全割断。新型城镇化需要对接城市和乡村，通过文脉的跨区域联系和融合激活城乡发展潜力，更需从建设所有居民“均能遂生乐业，发扬人生价值的心态秩序”的愿景中夯实城乡文化共生的基础。
西方城市理论诸如城市空间正义理论、有机秩序理论、拼贴城市理论、花园城市理论等，难以充分回应中国城市文明转型的独特性。只有扎根中国城市文化变迁与遗产保护深入互动的实践土壤，才能构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信城市范式。
城市发展推动文化遗产的创新传承
在城市文化发展的脉络中，原生文化遗产的保护需兼顾过去与未来：一方面，要重拾城市记忆，延续居民生活的连续性，让历史经验转化为当下的活态民俗；另一方面，要将不断涌现的新文化积累、科学技术与文化制度等，通过品牌化或遗产化的方式，沉淀为未来的怀旧资源。将上述两种面向都纳入城市文化的发展进程，才能推动文化遗产从静态的过去中解脱，成为被记忆、被重构、被解释的动态演进的“活历史”。
（一） 文化消费场景重现城市历史记忆
城市记忆场景与文化消费场景的融合，已成为当前城市遗产保护的主要路径。城市记忆是关于“起源”与“习惯”的认同。其中，“起源”认同赋予居民在城市扎根的道德权属，使其得以将生活视为连续的经验积累而非某种一次性的消费经验；它体现了人们对眼前房屋、身边社区始终如一的期待。“习惯”认同则体现为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所言的“街头芭蕾”，即身体行为与时空惯例在物理环境中的互动，因其对持续的、日常的活动的维持而形成强烈的地方感与社区凝聚力。它促使人们“面对面交流”，建立起邻里熟络的氛围，一旦这种连续性被中断，城市便面临“灵魂的失落”。
然而，随着都市空间的功能迭代，许多承载记忆的场所渐趋萧条，广州永庆坊就是典型。永庆坊一带曾是广州西关老城的中心地带，在1820—1950年间一度成为粤剧名伶、商贩云集的繁华之地。片区内保留了大量传统民居和文物保护单位，如金声电影院、李小龙祖居、詹天佑故居等，见证了广州城区在近代历史上物质与文化的繁荣。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城市不断扩张、人口持续外流，名角后代纷纷搬离或移民海外，永庆坊失去往日光彩。有的建筑历经大规模拆迁后，仅剩下几面外墙；有的场所成为停车场，西关文化的物质载体正日渐消逝。
近年来，通过记忆场景与消费场景的同构，永庆坊实现了活化。永庆坊的改造遵循“修旧如旧”原则，不仅保留了青砖瓦房、雕花檐角等岭南建筑肌理，还植入荔湾记忆馆、粤剧艺术博物馆、非遗街区等文化空间。在业态布局方面，西区汇聚了城市博物馆、老字号餐饮以及艺术家工作室；东区则引入了国潮时尚、夜经济等新兴消费形态，形成了“新旧共生”的品牌组合。以餐饮为例，东湖酒楼、仁信老铺等本地老字号和永庆食集、陈添记、八珍煎饺等本土小吃老字号相得益彰，吸引了大量食客，将永庆坊的热闹转化为商业价值和营收，又进一步推动老街区的繁华再现。除了建筑保护与业态布局，更关键的是吸引那些能运用这些遗产、将传统生活生产方式与当代日常重新联结的人群。永庆坊一期吸引了近60家文化创意、精品民宿、创意轻食、文化传媒等商户和企业，形成青年创客的聚集地。文创企业和青年创客入驻，使文化遗产从被观看的标本转化为可生活的现场。
（二） 现代科技跨时空转译文化遗产内涵
城市在截面与纵深的两个维度上构成时空交织的复杂载体。在横向层面，城市是人群的相遇、集合与共时性发生的一种独特实体；在纵向层面，城市的社会—文化空间则是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活动的层层叠加。不同历史时期与不同主体造就了多样的时间性，使得当代人能够看到一种不同于相遇、集合和共时性所体现的历时性城市特质。具体而言，通过“城市经验”，或者说，人的体验传递，形成一种可被折叠的历时性。那么，如何使不同时空的文化遗存突破物理界限、转化为当代人可感知的体验，就成为关键问题。以往城市主要以博物馆、展览馆的形式将不同时间层次的历史遗存封装起来，使时间序列具象化为可观看的展品。尽管文博馆藏体系能够保护文化遗产的物质形态，但也使文化遗产成为被动等待挖掘的对象，而非灵动于当代社会的动态资源。
现代科技的应用成为破解这一命题的新工具。一方面，借助数字焕新与交互设计，城市实现了跨时空的经验交流。另一方面，通过多样化、可触可感的表达形式，文化遗产能够根据观众的需求与互动持续更新。以西安为例，秦始皇陵文物的毫米级数字采集、城墙数字方舱全闭环保护系统，以及虚拟人文物推荐官等创新实践，将文化遗产转化为可动态更新的数字资产。而《黑神话：悟空》这类文化产品，通过AI、AR等技术将盛唐古城文化以青年熟悉的叙事方式重新解读，将地方性知识转化为全球性话语，向世界传递古都的文化自信。原生于地方传统的遗产正在成为连接古今、沟通中外的“活态网络”。
科技在重塑人们历史感知的同时，也催生了新的认知模式。在上述案例中，文化遗产不仅是“过去的”“传统的”象征，也可以成为社会潮流；城市科技不仅是技术工具，更是一种文化转译机制。以往被认为与科技脱节的文化遗产，如今已成为技术前沿课题。2025年，西安还举办了世界互联网大会文化遗产数字化论坛，标志着这一趋势也进入了全球共治的视野。与此同时，文化遗产的数字焕新重构了文化认同的边界，城市文化自信的维系不仅依赖本地居民的传承，也扩展到依靠来自不同群体的成员。
（三） 交流对话塑造文化遗产的跨区域认同
在以往城市文化的叙事框架中，文化遗产常被视为属地城市及其居民的专属资产，并塑造着在地认同符号。然而，这种叙事模式也常引发文化资源归属的争议，尤其是当文化遗产归属直接关联城市品牌形象或经济利益时，城市间便会展开源流竞争与阐释冲突。以岭南地区的南拳文化为例，其内部存在“五拳十三派”的复杂谱系，各派系又因师承、流传地、社团组织等因素形成严格的边界划分。举例而言，2011年佛山咏春拳申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南海区叶问宗支以“咏春”之名申报，而顺德区陈华顺宗支则向国家体育总局申请“中国永春之乡”称号，双方在拳术谱系、手法套路乃至名称归属上产生了激烈争议。
相反，不同城市同源遗产之间的跨界融合，则有利于跨城市、跨区域认同结构的扩展。同样以咏春为例，随着近十年来佛山武术内涵阐释、舞台表演宣传、协会和传习基地设立以及音像影视、综艺节目的推广，不同宗派对咏（永）春拳的认知趋于融合。2021年6月，佛山咏春拳正式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已成为凸显岭南文脉、代表中华优秀传统的非遗IP。不同宗派进一步携手，不再拘泥于“谁是正宗”的争论，而是既彰显各地特色，又积极融合交流。2024年5月1日首届大湾区永·咏春拳融合盛宴在佛山大良街道举行，不同宗派和习武基地的弟子相聚一堂，相互切磋。在实地调研中，一名咏春弟子说道：“我们（和永春拳）是同宗同源，但又有些不一样，无非是大家相互尊重，交流学习。”近年来，由于咏春各派的团结协作和现代舞台创意设计的融入，舞剧《咏春》强势出圈，从B站跨年晚会到新加坡巡演出海，再到登上国家大剧院舞台，完成了100余场巡演。其中，咏春拳以全新面貌再次走向世界，同样来自佛山的国家级非遗香云纱染整技艺及其成品也被融入服装造型和舞美设计，创造出“五彩斑斓的黑”和“双非遗”的震撼表达。舞武融合的非遗瑰宝，已然成为佛山人的骄傲、广东人的自豪，更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
总体上，现代城市文化发展虽面临同质化风险，却也为文化遗产的空间扩展提供了契机。跨区域文化品牌的兴起，正是通过共享记忆的串联与遗产认同重构来实现的。在跨地方、多尺度的生产与消费网络中，文化遗产的地方性被异质行动者能动地建构与协商，最终成为民众共同情感记忆的载体。相关的仪式展演则有利于强化区域文化凝聚力，在保护地方性与促进开放性之间，助推城市文化迈向“和而不同”的新境界。
文化遗产嵌入城市发展的现代表达
中国城市的原生文化遗产与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农工结合”的社会结构息息相关，应被视为乡土文明的扩展。然而，正因如此，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与城乡分离趋势的加剧，文化遗产既失去了乡土文脉的滋养，也难以融入现代城市。城市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亟须探寻新的发展动力、明确发展目标，并确立延续主体。一方面，城市从生产中心转向生活中心，当居民在过度消费的迷失中寻求意义时，承载乡愁的文化遗产反而成为重塑城市品质的关键资源。另一方面，这不仅是一场城市向乡村的“回望”，也是在对中国近百年来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历史进行系统梳理，并推动当代文化的遗产化和创新表达。
（一）历史街区作为品质生活的意义容器
文化遗产的角色已经从被保护的客体转化为活跃的主体，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也是对消费社会中意义匮乏的补偿。对历史街区、古城古镇等的商业化改造，使历史建筑转变为商品、服务与文化符号的承载空间，在全球化和城市化带来的“非地方”中重新确立“地方性”。这种地方性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方面，遗产空间的独特性赋予消费行为以文化品位的光环；另一方面，带有文化遗产符号的消费品在历时性层面连接过去与当下，在共时性层面则成为亚文化群体的认同标志。尽管批评者指出商业化会使文化遗产“失真”，但消费者借此与城市缔结了紧密关系，拥有了可供消遣、能表达公共情感、可对外分享城市文化身份的场景，怀旧主义的情感认同也有了实实在在的物质依托。其中售卖的冰箱贴、钥匙扣、城市吉祥物等商品，进一步满足了消费者与城市过去和现在互动的热切渴望，“我属于这里”与“我为这文化而骄傲”的喜悦，让居民的生活更具质感。
晋江作为以制造业立市的城市，其文化遗产保护路径具有典型性。改革开放以来，晋江的体育产业集群与品牌优势持续支撑了经济发展，但第三产业占比一直较低，市民的休闲消费需求难以得到就地满足。为改变这一状况，晋江选择以五店市传统街区为杠杆，撬动文化赋能的产业转型。具体而言，晋江未将文化遗产保护视为孤立之事，亦未大规模开发各类遗址或旅游资源，而是立足“晋江经验”，聚焦文旅消费核心场景的打造，将遗产资源的挖掘融入城市品牌构建与产业升级的整体战略，以满足城市居民与商务客群的休闲消费需求。晋江五店市传统街区是晋江城区的起源地，始于唐朝。街区中代表闽南特色的红砖厝建筑众多，它们既是历史上晋江人勤劳、开放、包容、敢闯、爱拼的实证，也是侨台亲缘纽带的实证。最终文化街区改造项目集中保留126亩、100多栋闽南古建筑，并通过“体育+文化”“时尚+遗产”的跨界融合，连接传统闽南文化与现代产业优势。街区还引入了南音会馆、民俗展演、非遗工坊等业态，让古建筑化作可听的历史、可触的艺术。借助五店市项目，晋江的城市定位从工业城市逐渐转向“主客共享的美好生活城市”，吸引本地居民、华侨、游客共同回忆青阳山下蔡氏世世代代的拼搏精神，同时塑造传统文化和现代活力平等对话的新城市记忆。正如其改造愿景所设想的：要让闽南人觉得很闽南，让华侨觉得很乡土，让老年人觉得很怀旧，让年轻人觉得很新奇。生产的和生活的、年轻的和年长的、传统的和现代的、民族的和世界的，在此得以共享共融。
比之晋江，许多工业城市的文化转型之所以失败，在于其将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简化为经济增值工具或政策工程，忽视其作为集体身份载体和满足都市消费需求的社会功能。对文化主体性的坚守、业态设计的动态融合、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构，共同定义了文化遗产在城市中的角色。文化遗产不仅是经济资源，也是集体身份公共领域重建的基础。五店市的改造不仅为城市现代优势产业提供了在地化的、集中的品牌宣传舞台，也给了在城市中拼搏工作的本地人和外地人、曾经离开的和未来会回来的流动者一个寻找集体身份、提升生活品质的文化空间。
（二）传统手工艺作为城市文化展示的可读文本
擅长讲述自身辉煌过往的城市往往能赢得威望，传统文化价值能否转化为具有展示性与叙事性的符号，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城市文化的传播效能与社会影响力。其中，传统手工艺作为城市文化遗产的核心载体之一，正经历从神秘技艺向公共文本的转型，其价值不再局限于技艺本身，而在于能否成为城市叙事的媒介界面，连接历史深度与当代审美、本土认同与全球传播。这一过程依赖于文化资源的“可读性”转换，即通过系统化展示使抽象的地方性知识成为公众可接近、可解读、可体验的符号系统。具体而言，“可读性”体现为场景重构，通过浓缩的文化展示快速彰显地方生活的“本质”，让文化从专业领域内容转化为大众可解码的视觉叙事。
景德镇制瓷手工艺的展示体系是城市文化“可读性”转化的典范。景德镇作为全国首批城市更新试点城市，于2015年正式启动以御窑厂遗址为核心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将18处历史遗迹作为遗产构成要素主体进行整体申报。随着遗产保护阐释的不断提升，申遗项目逐渐从御窑厂这一单一遗址扩展到景德镇系列窑址，又进一步转向包装全市瓷业文化景观，最终包括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和高岭瓷土矿遗址、湖田古瓷窑址、长岭瓷石矿遗址、蛟潭窑柴燃料产区，形成覆盖原料、生产、运输、社会组织的全产业链景观化展示体系。然而，遗址的展示化也可能导致精神符号的空洞化。因此，借助申遗契机，景德镇相继推进陶溪川工业遗址文创街区改造、中山北街改造、落马桥窑址及刘家弄历史街区展示提升工程等项目，持续优化文化遗产周边环境，将遗址与咖啡吧、手作坊巧妙融合，让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真正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同时以御窑博物馆、中国陶瓷博物馆为龙头，串联近900家非遗馆、艺术家工作室等民间空间，构筑“千馆之城”，让遗址成为活态传承地。
正是传统文化的可读性提升，使得景德镇从一座手工业小城转变为旅游名城，成为“处处皆可赏玩、体验陶瓷文化”的胜地。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五一”期间，景德镇跻身“网红城市”前十名；“十一”期间，景德镇累计接待国内游客超过800万人次，显示出该市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强劲吸引力。通过玩泥巴、画陶瓷、吹玻璃等技艺体验，游客可以暂时剥离惯常环境中的各类身份，代入“匠人”角色，并在跟随当地手艺人学习的过程中，深入体验本地的日常生活与民俗风情。深度体验式的、仪式化的参与不仅强化了文化认同，更催生了“去景德镇疗工伤”的新型都市疗愈消费，青年群体在手艺劳作中找到对抗异化劳动的精神补偿。景德镇的城市文化也再次从地方记忆升华为具有普遍感召力的文明符号。
（三）城市化进程中的乡土文化遗产转型
乡土文化遗产的城市化嬗变意味着其意义系统与功能指向日益适应城市发展。以岭南龙舟竞渡为例，这一源于宗族社会的仪式活动，如今已演变为都市公共文化景观，不仅不再局限于乡土伦理的维系，还成为城市社会整合与文化认同建构的媒介，从“地方性知识”演变为城市性的“竞争资源”，揭示了乡土遗产在城市语境中的存续逻辑。举例来说，广州车陂龙舟竞渡不仅是一种景观性的仪式活动，更是构建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手段。20世纪以来，随着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车陂“扒龙舟”经历了破坏、禁止、恢复的过程，再现传统龙舟文化符号的方式和手段也处于持续重构之中。今天，诞生于乡土社会的龙舟竞渡已演变为都市休闲与体育竞技的重要形式。而“同舟共济”所体现出的团结协作、友好交流和积极进取等精神内核，赋予社区居民以强烈的地方归属感，整合了社会凝聚力，打造了地方品牌。近年来，以车陂扒龙舟为创作背景，歌曲《一水同舟》面世，“车陂杯龙舟竞赛”和“一水同舟国际龙舟文化艺术节”等文化活动先后举办，将环境保护、社区治理、文化传统等内容有机地整合在一起。
都市里的“扒龙舟”还引发了诸多有趣的新现象。“睇龙船，吃龙船饭”本是乡村内部、宗族之间的神圣仪式。但现在都市“扒龙船”已经成为一道公共文化景观，往往是“房东在划，房客和游客在看”，甚至“房东赢了，房客免租”。这让“房东龙船”每年都成为互联网传播的热点，还体现了岭南人务实、去阶层化的文化底蕴。龙舟饭的演变也是典型。原本作为宗亲关系纽带的“圣食”，是衡量村中龙舟节是否隆重、兴旺的一大标志，也是维系村内外宗亲关系的重要方式。而在2025年6月，猎德村首次创新推出龙舟宴体验活动，将原本仅限村民享用的龙船饭开放为公众体验项目，让更多游客体验到了龙舟文化的寓意。“吃”所蕴含的欢腾与交融，缔造了一种临时性的、情感高度凝聚的共同体。值得注意的是，龙舟民俗的“去神圣化”并未导致传统遗失，反而加速了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大众化进程，也推动了龙舟文化从封闭的乡土叙事走向更为开放的都市话语。
从岭南都市文化的底色看，“扒龙舟”还体现了浓厚的“烟火气”。“一座城是否让人眷恋或向往，不在于它的楼多高，而是这座城由内而外的活力与韵味以及它与我们的生活相拥的紧密度。”当前，城市的“烟火气”已然成为经济复苏与消费提振的关键领域，它紧密贴合着城市居民最基础的日常生活，是城市存在感与价值的重要彰显。最初，“烟火气”一词指的是市井间的尘俗习气，甚至隐含着“土气”“俗气”的贬义色彩，与林立的高楼大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当代人尤其是城市居民，恰恰将这种“烟火气”视为城市繁华与活力的象征，纷纷涌入菜市场、路边摊、城郊农家乐，去追寻这份俗世间的独特气息。
中国城市文化发展的本土化实践
城市文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交互创新整体上是“传统—现代”“城市—乡村”的文化交互。其中，地方性表达是存续之基，现代化转变是发展之趋，遗产的地方性和公共性相互交织，作为文化的遗产和作为遗产的文化互生互塑。城市现代文化的发展有效推动了遗产传承，通过文化消费场景的打造和创意社群的融入，文化遗产得以从静态的展示转化为动态的生活现场。科技的应用将文化遗产所代表的线性时间压缩为可交互的“当下”，促进了不同群体间城市经验的共鸣。同时，通过认可文化差异性、对话性整合和制度协同性创新，文化遗产成为促进跨区域流动和认同的媒介。另一方面，文化遗产也可以嵌入城市发展的现代化进程，文化遗产传承需由空间符号的单一形态转变为联结多元主体、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多元媒介；而当传统手艺成为全场域开放的公共体验空间，它便从被保护的遗产升华为“被共写的文本”，被赋予了大众传播的动能；最后，乡土文化遗产的城市化嬗变，不仅给效率优先、高速发展的城市带来“烟火气”，还将文化遗产的社会整合功能扩展到公共文化治理的领域。
长期以来，“文化堕距”和“社会堕距”等概念常被用于解释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文化滞后于经济技术发展的现象，但这一判断在中国语境下存在一定误读。在西方城市化模式主导的发展路径下，中国城市“文化真空”的根源是未能有效纳入原生文化的宝贵基因，这是外来发展模式与本土文脉的错位所致。幸而，中国传统文化在其传承进程中拥有一套自愈机制，即使“因为外力而陷入危机，出现自卑自否，但因为其内在生命力之强，当物质条件允许时，便重获自觉、自信，达到自愈，从而回归到传统文化之核心”。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对城市更新、城市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将文化赓续和居民生活品质提高放置在更重要的地位，便是这一文化自愈之规律的现实重演。但此处所言的“回归”，并非排他性的“去西方化”，亦非否定现代文化的发展硕果，而是兼容“新旧中西”，携带着“城里的乡愁”，凝聚更广泛的社群，铸就文化自觉。
城市文化发展与遗产保护的交互创新也需在探索中保持清醒认知与价值坚守。正如斯蒂芬·迈尔斯（Steven Miles）指出的，当城市在去工业化世界中进行身份建构的时候，消费经常是冒充文化的吸引力。尽管文化遗产的商业化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居民参与传统文化可持续利用与主动保护，但依然要警惕“过度商业化”对文化本真的侵蚀。应时刻在动态平衡中寻找保护与发展的最优解，通过有效制度设计和治理手段保证本地居民的文化利用权能，确保文化遗产在使用者的日常生活中活态传承，在历史连续性中生长出面向未来的生命力。
孙九霞，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