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介入传播实践的背景下，人机交互已演化为复杂的共生关系，传统以人为中心的能动性概念正面临新的理论挑战。本研究梳理了能动性在传播学领域的引入与演化脉络，立足关系取向的视角，重构了人机传播语境下能动性在不同层面的四条概念路径：个体层面、人机交互层面、组织与系统层面、话语层面。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能动性概念的重构如何在“人机共同体”框架中得以延展，揭示传播中意义的生成，并推动能动性研究与人机传播理论的深入对话。
【关键词】人机传播；能动性；机器能动性；概念综述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6年第2期“人机传播”专栏
1.刘力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2.匡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一、引言
近年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以下简称AI）应用的突破性发展，使业界与媒体普遍将2025年称为“智能体元年”（IBM，2025；刘扬，2025）。智能体（agent）的迅速崛起不仅标志着AI应用的阶段性转向，也预示着人机关系模式的深刻重构。在多样化的交互场景中，AI已不再局限于扮演被动的工具角色，而是以主动参与者的形式介入协作与交流过程。在协同写作、咨询服务、心理支持等多种对话场景中，AI能够推测用户需求、引导对话进程，不再仅仅响应输入，而是以富有意义的传播者身份参与互动（Kim & Lee，2025）。这一系列行为体现出AI在人机交互与意义共建过程中的能动性。
一直以来，能动性（agency，也称主体能动性或代理性）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核心地位，通常指个体自主实施行动并实现预期结果的能力（Bandura，2006）。在传播学领域，能动性不仅体现行动者的意图与选择，更是连接传播实践与媒介系统的关键概念。随着人机共生逐渐成为现实，人类的交互对象已从数据化的基础设施延伸至具备自然语言能力的AI。人机交互的形态也由以往的功能使用与情感联结演变为共享物质与象征意义的协同共生关系（Inga et al.，2023）。在这一持续演化的传播实践中，能动性成为个体建构经验性自我与实现主体反思性的核心机制。然而，正如vanDijck（2013）在《连接文化》（The culture of connectivity）中指出的那样，“用户能动性是一个充满争议并持续斗争的概念，指向用户如何控制自身行为能力这一重要议题”。
放眼人机传播领域，机器展现出愈发突出的行动能力，其“类能动性”的行为表现使能动性不再专属于人类。机器不仅在技术层面赋能人类，也在互动过程中不断干扰乃至争夺人类的能动性，使人类在传播过程中由“参与者”逐渐退化为“观看者”（Pagliari et al.，2022）。因此，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关注机器在人机关系实践中所展现的能动性。然而，迄今为止，能动性这一概念在人机传播领域仍缺乏系统的梳理与整合，尤其缺乏在传播框架下的多层次界定。鉴于能动性在不同学科语境中存在多样化的定义与研究取向，对人机互动语境下能动性的概念梳理与重构，对于理解人机共生时代的传播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基于此，本研究首先简要回顾能动性在传播学中的引入与演变，继而阐明人机传播语境中能动性的概念内涵、理论基础与研究路径，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的理论探讨。
二、能动性的传播学引入：概念变迁与转折
作为一个跨学科概念，能动性的概念路径通常可分为两种：其一是内在属性取向，将能动性视为行动主体内部所固有的性质或能力；其二是关系性取向，强调能动性嵌入于社会结构、关系与实践中，作为一种解释性位置，其概念化定义因学科视角的差异而呈现不同侧重。比如，哲学研究基于能动性的本体论视角，将其视为实体所具备的、能够发起行动的内在性质，且这种行动不能完全被还原为先行因果链的结果，而是源于该实体作为统一因果源的自我决定能力（O'Connor，1995）。心理学者则将能动性定义为个体在复杂社会环境中实现适应与自我发展的关键能力，如Bandura（2006）提出能动性包括四个核心维度：意图性、前瞻性、自我调节性与自我反思性。具有能动性的个体能够有目的地规划行动、调节行为以达成目标，通过反馈进行自我调节，并且反思自己的情绪与想法，形成自我意识。在社会学视角下，能动性被视为行动者在实践中的潜能，关注行动者与结构之间的递归关系，探讨结构如何促进或限制行动者的能动性，同时又被行动者所创造、复制或改变（Giddens，1984）。此外，能动性也被视为一种解释性立场和“社会许可”（social license），拥有能动性意味着主体被社会认可为能够采取行动、承担责任并具备解释力（Anicker et al.，2024）。因此，能动性通常被视为人类主体性的体现。当然，Latour（1996）所强调的，能动性并非人类所独有，也可能在技术物、制度机制等非人类行动者中生成。这一观点为在人机共生语境下重新界定和情境化“能动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在传播学领域，对能动性的定义大致可以分为能力视角与结构视角两种路径。一方面，从能力视角出发，传播学者多关注受众能动性，强调主动受众（active audience；Morley，1993）如何基于自身的社会背景、经验与判断，对媒介内容进行多样化和创造性的解读。这种能动性具有鲜明的诠释性特征，体现为受众在媒介使用过程中展现出的主动理解和多元意义建构的能力（Ytre-Arne & Das，2021）。随着媒介环境的数字化转型、平台逻辑嵌入以及网络化个体主义的兴起，受众的能动性也不再局限于对媒介内容的主观诠释与意义协商，而是拓展为更广泛的数字化生存与参与能力。Wessels（2013）进一步将能动性定义为个体在日常文化中开展有意义活动的能力，包括反思过去、评估当下、面向未来实现行动意图。这种能动性具体体现在个体与数字系统的互动中，对技术、服务与文化的解读和参与，或者发展为集体协作的形式。Clinkenbeard（2020）则从社会物质网络的角度出发，将能动性视为个体在关系性实践中展开行动的可能性，如影响工具设计、改变开发者认知或激活未来行为等。与此同时，也有学者从数字福祉的视角出发，将能动性理解为个体通过媒介实现自我繁荣的能力，亦即一种具备目的性的媒体使用形式，表现为对自身媒介生活和经验的控制力（Lüders，2025）。在这一意义上，具有高能动性的个体能够充分运用感官、想象与思考能力，在特定社会结构与算法环境中主动参与并享受媒介化的生活实践。另一方面，结构视角强调能动性是个体在媒介结构中通过话语、互动等传播行为进行的反思性实践。比如，在话语层面，修辞能动性（rhetorical agency；Greene，2004）指传播与表达活动中的劳动过程。这种“传播劳动”包括平台中的点击、发言、点赞、转发等行为，能动性因而成为资本主义媒介结构中传播性劳动与价值生产中的核心力量。个体通过表达、感受、沟通、象征性生产参与其中，尽管这些活动往往被资本逻辑所吸纳与利用，但仍蕴含着对既有结构进行潜在变革的可能。在行为层面，能动性可体现在个体面对结构性不确定感（如反复求职、学习或迁移）时所展现出的柔性调整、适应性行为与隐性抗争策略（Jokinen，2016）。同样，随着媒介环境的数据化，其隐蔽性与不可见性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受众的结构性不确定感，从而促使用户产生对平台机制的解释、协商与抵抗需求。基于此，Ytre-Arne和Das（2021）将传播能动性定义为受众在日常传播实践中，通过解释性参与，在与社会、平台及技术结构的互动中所展现出的影响传播过程的潜在权力与行动能力。在数据化时代，能动性还体现为面向未来、在不确定性中做出判断和行动的能力（比如识别并应对数据所留下的“痕迹”可能会带来的后果）。随着AI深度嵌入新闻内容生产流程，后人类新闻实践强调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的协同，以及对“真实”的合理化建构，体现出一种能动现实主义的视角（常江、刘松吟，2024），这反映了能动性在新闻行业中概念内涵的持续演变与拓展。
三、人机语境中能动性的概念路径
传播学者的主要理论关切在于凸显个体作为传播者所具备的反思性与自主性的意义实践能力。然而，当这一概念被延展至人机传播领域，对“机器能动性”的判定便呈现出多元的理论视角。机器通常被视为技术的具身化形态，在数智化发展的过程中展现出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与行动能力。所谓机器能动性，一般指机器在交互过程中作为行动者展现的传播能力（易前良，2025）。根据其行为能力的不同，机器可以被分为四种类型：被动工具（仅响应人类指令）、半自动设备（具备有限的自我调节功能）、具备反馈调节机制的系统（可根据输入进行动态调整）以及主动执行型系统（根据环境和用户状态主动执行任务）。在人机协同的语境中，机器展现出高度的能动性，不仅能与人类共享决策权与行为主动权，还能在互动过程中共同塑造传播过程与意义生产（Rammert，2008）。
现有的人机传播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认可机器具备行动能力，但对于其是否拥有内在意图与反思性，在本体论层面呈现出“人类中心论”与“机器中心论”的分歧。本研究采纳一种关系主义的认识论立场，主张能动性并非预设的内在属性，而应置于具体的传播实践中加以理解，探讨其如何通过人机交互过程被生成与显现（Suchman，2007）。具体而言，能动性在不同层面具有差异化的表现。在个体层面，能动性指向个体对于自身行动能力的确认与实践；在人机交互这一微观层面，能动性体现为行动在互动过程中对意义的生成与建构；在组织与系统这一中观层面，能动性涉及人机之间的任务分工、权力配置与协同模式；而在宏观层面，能动性则关涉社会制度、技术治理与文化结构中人机关系的定位与再生产。通过对个体、微观、中观与宏观四个层面的系统分析，本研究旨在对人机能动性进行整体性阐释与再定义，从而推动该概念在传播学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深化与拓展。
（一）个体层面的能动性
首先，人类对自身的能动性感知来自对控制感的确认。能动性本身并非直接可观测的属性，而是通过能动性感知来体现，通常包括感知控制与因果归因两个维度，即个体能感受到自己作为行动主体，控制了行为及其结果，并确信该结果源于自身的行为（Cornelio et al.，2022）。这种对行为与结果一致性的体验，是维持个体行动连贯性与主体意识的关键。
在与机器互动的过程中，个体不仅赋予机器能动性，还会建构对机器能动性的解释框架。基于媒介等同范式（Media Equation；Nass et al.，1994），互动媒介效应理论（Theory of Interactive Media Effects；Sundar，2020）指出，人类对机器能动性的感知并非单纯的心理反应，而是一种经由符号、界面与互动实践共同构成的传播过程。用户在与机器互动时，会不断解读机器的行为信号，并将自身行动经验投射到机器之上，从而赋予其能动性的意义。这一过程可以通过以下两种传播路径实现：线索路径，即界面元素、技术特征等外在线索经由启发式加工影响用户对机器能动性的判断；行动路径，即用户在操作与协作中的互动经验直接塑造对能动性的感知与评估，通过互动本身影响能动性的评估。在交互过程中，个体基于机器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对其能动性进行动态诠释与再定义。媒介唤醒概念进一步强调机器引发的有意识反思过程，突出其作为“第二自我”的唤起功能，人们在与机器的互动中不仅回应外部线索，更在反思与协商人机边界的过程中重新定义自我与传播关系（van der Goot & Etzrodt，2023）。
个体赋予机器判断力、选择性与交互能力的倾向，也受机器的外观设计、语言风格、行为特征及交互模式的共同影响。例如，Lee和Bissell（2024）聚焦人工智能作为主动信息干预者的角色，将机器能动性操作化为AI在传播平台上自动识别、判断并标注信息真伪的能力。换言之，系统具备越高的信息判断与介入能力，越容易被视为具有更高的能动性。此外，机器能动性还体现在其社交性及语言表达功能中，体现为机器能够通过主观语言的使用、价值判断或模拟个人经验，形成兼具主观特点与自我立场的表达风格（Pan et al.，2025）。同样，机器在互动过程中展现的个性化回应能力也深刻影响用户对其能动性的判断。比如，对话式AI是否能够在交流过程中保持话题相关性、提供符合语境的信息、预测用户需求并在其未明确提出前主动引导对话，以及在交互中持续学习、调整和进化，均是机器能动性高低的重要体现。这些特点被学者定义为机器的数字能动性，包括话题相关性、主动性与内在交互性三个子维度（Kim & Lee，2025）。
（二）人机交互层面的能动性
在人机组成的微观交互层面，能动性体现为人、技术与情境之间持续生成的关系性实践。这一层面聚焦能动性如何在互动过程中被生成、协商与重构。能动性在此被理解为人机交织互动中的过程性成果，是一种动态的生成过程而非静态的属性。一方面，能动性依托于具体情境，人的行动通常并非对预设计划的简单执行，而是对变化情境的嵌入式行动。另一方面，机器作为非自主的行动者，也并非中立的工具，而是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被持续重新配置的社会物质混合体（Suchman，2007）。换言之，技术是在实践、选择和适配中被不断演化与生成的动态过程。Orlikowski（2000）以“实践中的技术”（Orlikowski，2000）描述这种生成性视角，强调技术的意义与功能是在使用中被不断重塑的。由此，能动性可被视为人、技术与情境三者在持续实践中共同生成的结果，具有情境依赖性与实践建构性，人与机器的能动边界因此呈现出模糊性与流动性，并在日常的社会技术互动中被不断重构。
在此基础上，人们的技术实践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与物质性网络之中，进而形成短期或持续性的人机能动性。短期人机能动性指人机在特定情境下实现即时协同的能力。比如，用户操作智能自助机器的过程就是一种默认状态下的人机协同活动。这种活动发生于具体时间与空间的操作情境中，其效果既取决于用户的操作能力，也受界面设计及背后系统逻辑的制约。因此，人机能动性不再是人或机器单方面的属性，而是一种在具体交互中生成的“可行表现”（Pentzold & Bischof，2024）。持续性人机能动性则存在于人机长期互动关系中，由人类与技术系统在多层次协同中共同建构。这一类能动性也被学者称为分布式能动性（Albert & Hall，2024），其内涵不仅限于功能层面的任务协作，还体现于对话结构、时序设计、视线分配、反馈响应机制等细节中，构成可被观察与分析的社会实践性结构。Pentzold和Bischof（2019）更进一步提出“连续谱能动性”的概念，强调能动性是在人机互动中动态建构关联性和实践性的结果。他们认为，能动性是在具体情境中由多种行为体通过交互逐步建立、协商并表现出来的能力结构。在这一视角下，“能动”是一种通过联合参与、共同调适而不断实现的过程性状态，体现在人机协同互动中，在重复与创新之间循环生成。
（三）组织与系统中的能动性
技术结构既是人机互动的中介，也是其产物。结构在人与技术的协同实践中不断被生成与调适，同时也反过来制约人机互动的方式（Giddens，1984）。在这一过程中，技术系统通过数据化机制将人类的行为、情境、判断与经验转译为技术系统可处理的信息，从而对人类行为进行结构化，并在反馈中塑造人的决策空间与行动逻辑。具体而言，算法通过默认逻辑、推荐顺序、语言分词等设计手段构建一种隐形的“交互结构”。用户在此结构中行动，表面上似乎拥有选择自由，实则在平台预设的语境与路径中被引导（Markham，2024）。在这一语境下，人的选择空间受制于系统的预测与激励机制，能动性体现为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性调节力量，既包括对算法规训的策略性服从，也包括通过反向适应与反馈实现对结构的干预与再配置（Kang & Lou，2022）。此外，用户也可以在日常实践中通过赋予机器一定程度的决策权来建构机器能动性，从而形成资源分配的结构化委托。这种情况下的机器能动性具有双重结构效应：一方面，机器通过提高效率、优化任务分配来赋能用户，实现理想化的协同状态；另一方面，当机器的决策逻辑与用户实际需求产生偏差时，技术便转化为限制性结构，削弱用户对时间与行为的主控力（Endacott，2024）。
在组织层面，机器的能动性主要体现为其作为组织“认知补充物”的功能。机器能够通过反馈机制主动识别问题、调整策略并提出解决方案，从而持续赋能组织的创新与决策过程（Krakowski，2025）。此外，机器还通过系统反馈机制重新分配组织内部的责任与合法性，推动形成新的结构性安排，表现出对组织结构的再塑作用。Gibbs等（2021）指出，AI可在组织中生成三类结构：一是支配结构（如AI系统对员工任务的调配），二是意义结构（如组织成员对AI角色的认知与解释），三是合法性结构（如社会对AI使用的规范与接受度）。在不同层级的关系能动性展开过程中，学者也强调其流动性与横贯性。能动性并非静态地隶属于某一层级，而是在张力、情境中介与多重时间性维度中不断生成、转化与延展。换言之，能动性是一种在矛盾间摆动、在语境中调节、在多重尺度中贯通的动态力量（Siles et al.，2024）。
在由人和技术共同组成的社会系统中，能动性可以从系统的适应性与共演机制出发，聚焦个体与环境、控制与反馈、耦合与协同之间的动态关系。依据卢曼（Luhmann，1995）的系统理论，人类与机器同为系统内部的控制和沟通节点，共同参与系统的演化与再生产。能动性在此被理解为个体在多层级结构与环境反馈中，通过调节、协同与自组织机制实现自我更新与结构重构的过程。Schatzki（2025）进一步提出，能动性可由不同层级间的互相依赖关系生成。首先，系统各要素相互构成条件，缺少任何一环都会破坏整体能动链条。其次，当要素间的互赖高度耦合，个体作用难以区分，能动性遂归属于整体。最后，各部分能动性虽相对独立，但其作用的累积产生整体系统层面的能动性，形成聚合效应。由此，系统路径不仅关注能动性的生成，更强调其生成机制在系统互动与环境反馈中的表现形式。从控制论视角来看，人类通过信息反馈机制调节系统的边界与演化路径，其能动性体现为对系统进行潜在引导的能力（Kline，2023）。这种能动性并非直接控制系统行为，而是通过输入扰动（perturbations）触发结构性变化，并借助自我指涉的意义建构，实现对环境变化的观察、解释与选择性回应（Ramage & Shipp，2009）。与此同时，技术系统的能动性则指向其内生与自组织的能力。作为一种自我指涉的系统，技术能够依托其运作代码（如功能、失效）、程序机制（如算法与设计规范）以及媒介或形式（如数据、能量或材料）感知外部环境，并据此调节其内部结构，实现系统的适应与进化（Watson，2025）。
（四）宏观层面的能动性
嵌入于社会、制度与物质配置等复杂系统之中的能动性，是话语、权力与互动过程共同作用下生成的关系性成果。在批判研究的视角下，研究者关注能动性如何在制度性话语中被建构、分配与自然化。本研究将其区分为两个面向：其一是基于话语的能动性，即技术与政策叙事中能动性的赋予与剥夺；其二是劳动能动性，即平台结构中对人类操作与情绪投入的制度性组织与再造。
话语层面的权力建构在Xenitidou和Gunnarsdóttir（2019）的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清晰。通过对欧盟“智慧技术”政策文本的批判性话语分析，作者揭示出在政策叙事中，技术被赋予能动性，被拟人化为“变革推动者”，并被描绘为具备目标、意志与推动社会进步的能力；而用户则被塑造成被动受益者，需要“理解”、“接受”并“适应”技术演进逻辑。由此，能动性被制度性地重新分配，技术成为行动中心，而人的角色被去能动化。更重要的是，这种能动性话语的构建影响了知识与公民的等级秩序：技术与科学被定位为“高级知识范畴”，而人文学科与社会经验知识被边缘化；被赋予能动性的主体往往呈现为“男性工程师”等形象，而弱势群体（如残障者、移民）则在话语中被遮蔽或简化。这种话语分配机制不仅排除了弱势群体的参与视角，也将技术治理的选择性与非中立性构建为“自然进步”。因此，批判视角下的人机能动性研究不仅探究能动性的实质归属问题，更揭示了其作为话语产物与治理工具所蕴含的政治性内核。由此可见，若要真正理解人机能动性，必须将其置于权力、结构与话语协商的多维语境中加以审视，识别其中的政治机制、社会排斥与认知诱导，并为构建更加开放、公平与深具反思性的技术社会关系提供分析路径与批判契机。
此外，批判视角下的人机能动性研究在劳动、数据治理与算法透明性等议题中引发广泛关注。随着平台劳动与数据资本主义的兴起，人类劳动者的能动性日益被算法化的管理机制所压缩或异化（He & Agur，2025）。例如，在外卖平台的劳动体系中，骑手的路线、节奏与评分系统皆由算法设定。在这种技术制度混合治理的场域中，骑手作为行动者的自由空间受到极大约束，其“能动性”更多体现为对算法规则的策略性适应与被动协商，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自主决策与行动。因此，批判研究的焦点不仅在于人机能动性的形式特征，还强调其背后的结构性不平等、话语权分配与技术权力问题。学者提出了“协商式能动性”与“受限能动性”等概念，用以描述人类如何在技术控制下，通过策略性使用、符号操控与集体行动部分夺回意义建构的主导权（Zuboff，2023）。
此外，能动性在数字劳动结构中还可表现为劳动者对工作节奏的调控、客户类型的选择、情绪投入的调整等实践行为（Woodcock，2021）。这些微观策略虽难以彻底突破算法权力的限制，却展现了个体在制度性约束中的反身性空间与抵抗性能动性，显示了能动性在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下的张力。
四、讨论与启示
（一）能动性在共同体层级的扩展
随着人机共生进入更为紧密与动态的交互阶段，学者们开始将人机共同体视为微观系统的重要研究单位，强调人机共生关系体现为共享控制、相互影响与实时反馈机制（Inga et al.，2023）。在人机传播的谱系中，这种共同体并非一开始就存在的结构，而是伴随传播实践不断演化的产物，代表着一种不同于常规“人机”分离式交互与中介模式的新型关系形态。在人机共同体框架下，人机双方不再仅仅被视为两个相互区分的行动者，还通过沟通对齐意图、分配责任，被理解为同一系统内部的协同单元。在此意义上，差异的边界被部分模糊，传播的意义生产不再主要依赖跨主体间的协商互动，而是转向统一系统内部的表征与协调机制。由此，传播从“差异的调解”转向“一体的维系”，赋予人机关系以更深层次的共生性内涵。
具体来说，共同能动性指人机协作任务中个体对主导感和责任感的感知。当机器合作者被人类视为具备意图、理解与责任的“社会主体”时，用户便会体验到更强的共同能动感（Sahaï et al.，2019）。换言之，共同能动性超越了个体层面的控制，而是一种通过社会互动过程建构的关系型经验，具有明显的社会属性，因而也有学者称之为“社会能动性”（Pagliari et al.，2022）。在具身协同体验层面，人机共同能动性表现为人和机器在行动中形成的相互感知、动态协调的共同知觉—行动单位。比如，机器可作为人体的功能延伸，由用户通过意图驱动与身体动作驱动附加技术（如义肢、体感装置或外骨骼装置）以实现身体运动控制与增强（即“身体延展”或“身体增强”）。此外，用户也可通过能动性的委托，将部分控制权交由机器，以辅助其完成任务或实现目标行为。诸如动作预测系统、自动驾驶技术、智能输入辅助等，均体现了人机共同能动性在行动增强维度的体现，包括速度、节奏、准确度与反应能力的协同优化（Cornelio et al.，2022）。无论是认知层面的人机共同决策，还是身体层面的行动协同，人机共同能动性都呈现出高度的动态与生成性。在人机交互的过程中，双方既相互支持、互补协作，又可能在决策权与主导性上展开竞争。
（二）能动性与传播意义的生成
在人机传播语境下，机器是否能成为有意义的传播者，常被视为判断人机传播是否真正成立的前提（易前良，2025）。然而，从关系论视角出发，能动性是在互动过程中被生成、分配与重构的关系性实践。换言之，能动性并不以“何种主体能够制造意义”为起点，而是通过人机之间的交互、投射与解读的动态过程，解释意义如何被共创与显现。由此，能动性揭示了意义生产始终嵌入关系网络，并通过反思性实践得以实现。与此同时，以西蒙东与斯蒂格勒为代表的技术人文主义传统主张，人类与技术处于持续的共生与共同进化关系之中，技术作为人类的“外在化器官”，不仅在认知、社会组织及文化结构方面发挥根本性作用，也不断塑造人的存在方式（陈明宽，2018）。这一哲学取向为理解人机关系提供了宏观的本体论框架，而能动性概念的重构则为将这一宏观命题转译为可操作的传播实践提供了路径，是人机共生能够在个体、人机交互、组织与系统、话语等不同层面上获得经验化与实证化的展开。
与此同时，技术在创造性活动中的深度介入，也不断引发社会对于主体感和独特性丧失的担忧（同雪莉、宋佳荣，2024）。人机之间的意义建构既可能趋向亲密协作与互补共创，也可能演变为控制与依赖。现有研究多将人类能动性视为一种适应性策略，较少关注其在人类主动意义建构中的作用。事实上，能动性不仅调节人类的媒介参与，更作为一种反思性与创造性的意义实践，为构建富有存在意义的媒介体验提供了可能。相较于强调愉悦与感官满足的享乐型媒介体验，有意义的媒介体验侧重于复杂的情感参与心理层面的满足，需要更高程度的认知投入与价值反思。它不仅回应个体对自主性、胜任力与关联感等基本心理需求的追求，更强调人机交互所激发的超越性连结，即人与技术、自然、非人主体之间的意义共构过程（Oliver et al.，2018）。在这一过程中，能动性成为促进人机关系由功能性使用向价值性体验转化的关键机制。它不仅推动人类在与AI的互动中产生情感共鸣、道德思考与存在性反省，也促使人类重新定义“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当个体意识到AI缺乏情感、意识或死亡体验时，这种“差异意识”反而可能强化“人之为人”的本体性反思，从而激活关于共情机制、反思与超越性体验的人机传播研究议题。由此，能动性不再仅是行动能力的象征，而成为连接认知、情感与存在意义的关键纽带，标志着人机传播向更具伦理性与存在深度的方向延展。
（三）能动性对人机传播理论的拓展
计算机即社会行动者（Computers as Social Actors，CASA）理论及其扩展理论揭示，人类倾向于将社会脚本与心理特征投射到机器上，因而将其视作具有社会行为能力的行动者，但同时依赖心理投射逻辑，将机器的社会性视为人类感知错觉，而非交互中真实存在的社会行为。与此同时，人机交互（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HCI）的传统理论则强调机器是用户目标的功能代理，其能动性被理解为用户意图的外化与执行延伸（徐琦，2023）。相较于此，对能动性的关系性重构突破了“投射外化”的二元框架，将能动性理解为一种在人机关系中经由互动协商、冲突调节与责任分配而涌现的实践过程。换言之，能动性既非人类的幻觉投射，也非工具化的意图延伸，而是一个在关系网络中生成的、依赖互动反馈的过程性存在。随着人机关系从短期使用转向长期共生，相同的社会线索与交互形式在不同文化、制度与任务语境中，会因历史经验、角色期待与互动目标的差异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生成路径（Siles et al.，2024）。因此，对能动性的重构为理解人机传播研究提供了以行为实践为核心的框架，能动性被视为一种随时间流动、依赖关系调节，并深受个体意图、技术属性与社会情境因素影响的动态建构过程。
在组织传播环境中，这一框架同样具有解释力。个体在组织中会不断产生临时性行动，而这些行动在技术中介的影响下往往呈现出模糊且流动的边界。随着机器深度嵌入组织运行过程（例如数据驱动的决策机制、反馈回路优化、自我学习能力等），组织成员的行为习惯、认知逻辑与价值判断标准也随之被重塑（Krakowski，2025）。从时间维度来看，组织内的不同行动体往往承担多重角色，其能动性会随着角色与技术嵌合关系的变化而形成新的形态（Schoeneborn，2011）。某些原本的临时性角色可能逐渐制度化，个体的适应性调节策略也可能被组织识别、吸收并规模化运用，从而形成新的结构性惯例。一些学者指出，应关注个体能动性与集体能动性之间的临时性结构关系（Siles et al.，2024）。能动性的关系性重构，不仅为技术中介的组织传播提供更为细致的分析框架，也为不同层面的边界授权与责任归属差异提供批判性的切入点。总体而言，这种基于关系性与生成性的能动性视角，推动了人机传播理论从“功能代理”向“互动生成”与“系统共演”的转向，使传播学能够更有效地解释人机共生时代的行动逻辑、结构重构与意义生产过程。
五、结语
本研究从关系性视角出发，对人机传播语境下的能动性进行了系统梳理与理论重构。能动性作为人机共构关系中的实践性结果，不仅调节了个体的媒介经验与交互感知，也协调了结构中的权力关系，深度参与意义的生成与归属的重构过程。能动性概念的重构，使得我们能够突破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框架，拓宽对行动与结构、技术与文化之间复杂互动关系的理解，并为回应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所带来的理论挑战提供了更加复杂与动态的分析视角。面向未来，能动性有望进一步指向富有存在意义的媒介体验，并在不同的组织与社会语境中呈现出随时间演化的特征，从而揭示其在技术制度耦合中的动态轨迹。同时，能动性也可通过与脆弱性、延展性等概念的理论融合，构建出更加细腻的解释框架，以刻画人机共生时代多元传播实践中的复杂形态与伦理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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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力铭、匡恺：《人机传播视域下的能动性概念梳理与重构》，全球传媒学刊，2026年第2期，38-53页。
